论清代康乾时期官方的柳宗元批评.pdf

20Apr.2023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23年4 月Vol.44No.2第4 4 卷第2 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论清代康乾时期官方的柳宗元批评梁观飞（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299)摘要：康熙时期，古文渊鉴等官修著作认为柳宗元文章有雅正之风、文法严整，对柳宗元本人的批评较为隐嗨。乾隆时期，柳宗元文章的地位基本确定，官方将韩愈柳宗元并称，视之为文章典范。乾隆本人对柳宗元有较多的维护，后期四库全书总目对柳宗元的批评回归到正统史书的立场。康乾时期的柳宗元批评及其变化与当时的社会观念、文章风尚、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关键词：康乾时期；官方；柳宗元批评中图分类号：12 0 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 7 3-2 2 19（2 0 2 3）0 2-0 0 2 0-0 6清康乾时期，官方主持编撰了一系列文学总集、目录书，如康熙朝的古文渊鉴全唐诗御选唐诗乾隆朝的唐宋文醇唐宋诗醇四库全书总目等，官方在相关文献中对柳宗元及其诗文做出了不少的评价。康乾时期官方的柳宗元评述存在变化的动态性，这种变化与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想、社会环境相关。柳宗元的相关批评既体现了清前中期柳宗元的官方接受情况，也显示了柳学发展的时代特点。一、古文渊鉴御选唐诗等的柳宗元评述康熙时期，官方有关文献将柳宗元作为文学大家，对其诗文有较高的评价，尤其是柳宗元文章，可以与韩愈相提并论。在部分篇章中，官方甚至认为柳宗元超越了韩氏。关于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康熙时期的官方叙述基本从旧唐书新唐书中来，但对柳宗元较为宽容，基本不涉及柳宗元人品的评定。（一）古文渊鉴等对柳宗元诗文的评价柳宗元文章在康熙朝得到很大的重视，从选本所选数量来看，古文渊鉴选柳文19 篇 ，所选数量位于全书前列，康熙四十五年（17 0 6）的历代赋汇也收柳宗元囚山赋迎长日赋等12篇2 ，都可一窥柳宗元文学创作的地位。康熙朝的古文渊鉴御选唐诗等在大量选录柳宗元诗收稿日期：2 0 2 2-0 7-0 4作者简介：梁观飞（19 9 5 一），男，广西玉林人，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章学。文的同时，对柳诗文有较多的评价，较为典型地展现了康熙时期官方对柳宗元的批评。古文渊鉴由康熙亲自选文，康熙本人与大臣徐乾学、陈廷敬等人共同评点，其“别百家之工拙，穷三准之精微”32656“尤为谕世之权衡，擒文之矩嫂”14 8 6 1，对历代古文有较详细的批评。古文渊鉴对柳宗元颇为推崇，其评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谓“于文章之根条叶，数词皆称上下千百年作者无能出其环中。韩欧诸公皆好论文，止自言其所得，未若此之闵深肃括也”，认为柳宗元文章及其文论包罗广博、法度谨严，甚至在韩愈、欧阳修之上。在评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时，又谓其文足“雄视一世”，在康熙朝官方看来，柳宗元文章可谓大家，甚至有超出唐韩愈、宋欧阳修等人之处，在文章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除给予柳宗元文章较高定位，古文渊鉴还认为柳文为清醇雅正之文、具有较高超的文章技法、逼近先秦两汉古人。古文渊鉴对文章“文质”的看法，谓“帝王之道，质文互用，而大化以成圣贤之业；博约并施，而性功以备是书也”，强调文章的文质兼善，认为既要注重文采又要讲究文章内涵。古文渊鉴认为柳宗元文章、文论是理正词雄、雅丽得体的：以两汉之健骨运六代之辞。（评南府君睢阳庙碑丽而不，缚而能雅。（评南府君睢阳庙碑）颂扬得体，雅不浮，讽诵一过，可谓21穆如清风。（评献平淮夷雅表）词极雄辩，理甚坚正。（评与韩愈论史官书）与前人将韩柳文与“六朝之浮华”5 区分不同的是，康熙朝官方既看到柳文对两汉风骨的复兴与继承，又看到了柳宗元文辞的丰和雅丽。柳宗元南府君睢阳庙碑作于贬谪永州期间，文章以体行文，用典、辞藻颇为讲究，是一篇“体叙事的典范之作”6 ，柳宗元此文颇有其年少“为文章，以辞为工”7 8 7 3 的的味道，因此，黄震黄氏日抄谓该文“一句一事，始终属对，全似韩、柳未出时文体按柳碑多排句，非韩比。近世嗨翁尝以年考之，乃子厚晚年作。殆自以从俗耶”8 。在宋人看来，柳宗元的讲究排偶、用典、辞藻的体文辞已经失去了古文的简雅风气，自甘堕落，成为“俗体”。有趣的是，古文渊鉴评该文时将黄震评语完整选录的同时，又认为柳文能雅丽得体，不失文章雅正风气。古文渊鉴以“雅正”评柳文，显然对黄震所谓柳宗元“从俗”不甚认同。康熙本人也谓该文能兼备两汉风骨和六代辞采，文质相得益彰，由此看来，康熙时期批评柳文并不是单纯从形式上划定雅俗，而是文质兼重，颇有中庸之风。古文渊鉴对柳文的雅正之气很是欣赏，其认为献平淮夷雅表“得体”“雅饰”、与韩愈论史官书“雄辩”“坚正”等，柳宗元对尺度的把握促成了其文的雅正风貌。即使柳文有所讽谏，也能和美得当，不失俊迈、渊雅风气。古文渊鉴认为柳文的雅正与其“命意”“文意”相关，“命意深厚，不为苛激之音”（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辞旨雅畅，中寓有好贤与善之意，故倍觉娓娓可思”（评与太学诸生书）等，尽管柳文形式上仍有“六代胰辞”的痕迹，但是由于柳宗元对“命意”“辞旨”的深化和规范，其文章最终还是能够做到雅丽得体、不堕于俗。古文渊鉴还从文章创作上评点柳文，认为柳宗元文章具有高超的文章技法。柳宗元文章在结构、法度、征引、用典等多方面精心布置，积累了古文创作的经验：叙太尉三事，皆刚正慈仁，诗所谓“不畏强御，不悔寡”者？笔势复陡健雄迈，曲尽情事。（评段太尉逸事状）首尾以春秋一事阐发，乃文之特例，而其浑沦涝魄渊古之气，蒸決肌髓，固当雄视一世。（评陆文通先生墓表）能于小中见大，而体局弘散，词亦足以配之 。（评邻宁进奏院记）首经语，竖义森发。篇中铺陈详核，结束整严，文之极有矩度者。（评监祭使壁记）叙述议论，皆以典奥出之，可谓壁垒森严，神采焕发。（评兴州江运记）竖义精严，遣调紧拔，森然法戒之文。（评晋文公问守原议）立议奇而不轶于法，有此识力始可以尚论古人。（评箕子碑）古文渊鉴认为柳文征引、用典根植儒家经典，尽管笔力、论述陡健雄迈，甚至有些文章奇崛惊人，却能够不失法度，深得儒家中庸三味。柳文论述紧靠儒家经典，以儒家六经的典故、精神来铺排、充实文章。柳宗元文章的布局、辞旨、用词，能够小中见大、相得益彰。古文渊鉴对柳文的法度进行大量的论述和批评，柳宗元文章结构中“经语”“典奥”“经义”的融会、观点的提出与论证、遣词造句的安排与铺陈等，都深得康熙朝君臣的赞赏。柳宗元古文的森严法度、根植经典、结构精严使得柳文能够“雄视一世”，成为文章典范。柳宗元在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自谓“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7 8 7 3，提出其学习尚书礼春秋等而为文的主张。古文渊鉴批评柳文不仅看到了其学习诸经典的主张，还看到了其超出经典的地方。康熙君臣认为柳文规模经典，在经典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范式。在评柳宗直西汉文类序时，古文渊鉴谓“文体至西京始称弘备，为作者取，则由其去古未远，推本经术，不区区以文法为工也”，认为柳宗元学习西汉文章，一是西汉文章距离上古未远，极有简古之风；二是西汉文章不单单讲求文法，更注重根植经术、探寻经典。古文渊鉴又称柳文“逼真西汉，近古而尤壮丽，殆子厚所以自状其文品也”（评柳宗直西汉文类序）“逼真史迁叙事文字”（评段太尉逸事状)，在“近古”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广采诸家文字之长形成自己的特色，故而能够“韩柳用功得力处，文特辩肆?”1（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在康熙朝官方看来，柳文的雅正、技法、体制、学古等诸因素是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的：通篇惟用直叙，此所谓渊雅之音，故无须于抗坠也。（评裴瑾崇丰二陵集礼后序）雄深者，其思理也；整丽者，其体制也。复有一种俊迈之风骨，旋转于其间，岂非杰22柳宗元文名、诗名在康熙一朝的地位。构？I（评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崇之论，妙于发端；瑰伟之词，工于铺叙。详而不烦、质而能雅之文。（评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柳文技法与其风气联系密切，其文根源六经，因此能够在雄迈之中见醇雅、古奥。康熙等人认为，柳宗元能因文、因情、因旨制宜，善用直叙、铺叙等各类行文之法，文章因此有渊雅、醇正之风。柳文的雄深雅健与其文章辞旨、思理有关，其文章推本经术、思理深厚；其文词雅丽整饰，自成一体。柳宗元旁推交通，既学汉魏骨气，又不乏瑰伟典丽之词。在古文渊鉴看来，柳文的思理、体制、技法综合起来，形成了雄深、俊迈的风貌。康熙时期柳文、柳诗的评价相差较大，在大部分官修诗歌总集中，常见的将陶柳并论9 、“韦柳体”10均鲜有提及。御选全唐诗御选唐诗的柳宗元小传，也多单论其文，或者诗文合评，很少专门点评柳诗：宗元少精警绝伦，为文章雄深雅健，踏厉风发，为当时流辈所推仰。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居闲益自刻苦，其埋厄感郁，一寓诸文，读者为之悲侧。元和十年，移柳州刺史。江岭间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全唐诗御选唐诗柳宗元小传基本从旧唐书新唐书本传而来，其“雄深雅健”语来自韩愈评柳宗元文章“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12 ，视角仍聚焦在柳文。可见，康熙朝的全唐诗御选唐诗名为诗歌总集，小传却更专注于评论柳文，相较之下，足见（二）古文渊鉴等对柳宗元其人的评价关于柳宗元其人，参加王叔文集团、推行永贞革新遭贬一直是其受攻许的原因，宋代以来，范仲淹、王安石、胡应麟等人对柳宗元多有维护，洪迈称柳宗元等人为“一时豪俊、知名之士”【13】，胡应麟称“柳党叔文，躁矣，然而非奸也”14 。尽管康熙朝的一系列官修文献并没有像洪、胡等人大篇幅讨论柳宗元党王叔文之事，相关评述也基本来自旧唐书新唐书柳宗元本传，但相比韩愈所谓“不自贵重顾藉”15 等批评，官方稍显温和，仅仅陈述了柳宗元个人历史经历：贞元中第进士，为监察御史里行，善王叔文，坐贬永州，徙柳州卒。（古文渊鉴)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擢尚书礼部员外郎。会叔文败，贬永州司马。古文渊鉴全唐诗御选唐诗等康熙朝官修文献评柳宗元可谓惜字如金，整体来看，古文渊鉴等官著的柳宗元小传基本由史书柳宗元本传、柳宗元墓志剪裁而来，但对比旧唐书新唐书柳宗元本传即可看到康熙朝官方柳宗元批评的时代特点。本传的“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16 “及得政，引内禁近，与计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进用”17 等，古文渊鉴等均未采用，这对于柳宗元的形象而言，无疑已多有维护之处。康熙官方对柳宗元其人，只陈述其史实，不加以评判，对于史书叙述的影响人物形象的细节，鲜见征引，这都反映了官方较为公正的评价态度。唐宋文醇对柳宗元的维护与四库全书总目白的定论乾隆朝时官方的柳宗元批评产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既有对康熙时期的继承与深化，又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乾隆朝官方以柳宗元为古文大家，韩、柳并称成为古文典范。关于柳宗元其人，乾隆朝前期，延续康熙朝的评价态度，乾隆本人甚至为柳宗元党王叔文事做过较为系统的辩护，但在后期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官方对柳宗元则多有批评和指责。（一）柳宗元诗文乾隆朝官方继承了康熙时期对柳宗元文章的推崇，同样给予了柳宗元文章极高的地位与评价，古文渊鉴谓柳文“固当雄视一世”，乾隆朝的唐宋文醇则称“宗元学文章光于千古”18（评敌戒）。历代将韩愈、柳宗元并称，多认为韩愈为唐代古文革新主帅，柳宗元为“和之”，康熙君臣认为，柳文有超越韩愈、欧阳修的地方，乾隆的唐宋文醇也有不少柳超越韩的观点与论述：韩愈以碑板擅当时，而刘叉尚其金日：此诀墓所得，不如与刘生为寿。他可知关。如宗元此文，庶几古之遗直18 。（评故秘书郎姜君墓志）从孔子之化行及于夷蛮处立议，体裁最善。韩愈处州碑，虽极铺张盛美，然如绘乾坤之容，而墓日月之光，安得昆仑为笔，大海为18 。（评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23乾隆对韩愈“诀墓”颇有微词，认为韩愈墓志虽然名擅当时，但文章辞旨有违文人操守，多为应酬之作，人品、文品皆不免有亏。柳宗元墓志则能够继承古人的“遗直”，无论是文章辞藻、体制，还是命意、辞旨均有古人之风，韩柳墓志是有差异的，难以相提并论。在评柳宗元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时，乾隆将该文与韩愈处州碑比较，认为韩文记处州孔子庙事，虽然从尊崇孔子、祀孔现状、处州孔庙等多方面展开，极富铺张，然而与柳宗元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文从孔子王道化行南夷入手相比，在体制上稍逊一筹。柳文写孔子行化、柳州“人去其陋，而本于儒”12 5，以具体的事例将前后柳州加以对比，摆脱了拘泥描墓、铺陈的弊病，将儒家王道的宣扬写得真切可感、磅浑融，柳宗元该文从体制、叙述、议论等多方面都超出了韩愈。乾隆谓柳文昆仑为笔、大海为墨，对柳宗元文章体貌多有赞赏，其评永州万石亭记又称“体物之妙，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于心矣”18 、评覃季子墓铭也称“貌猬介多闻之士，神气如生”8，对柳文雄深雅健、包含宇宙的风貌，刻画人物的精巧、逼真等，多有赞赏。乾隆还引储欣语，谓柳文“品题名胜之祖”18 “如万整千岩，应接不暇”18 等，可见乾隆朝官方对柳文的评价。关于柳宗元文章，乾隆也多从经国、实用之文的角度给予评价，在评柳宗元驳复離议时，乾隆谓“宗元之议，今实用之矣”18，认为柳文对陈子昂的批驳、“守礼而行义”的主张对社会和国家至今有益，柳宗元文章的思想和主张仍值得今人学习和思考。乾隆批评柳文从文章功用层面出发，认为柳宗元文章为有用、实用之文：非天下之至文，其熟能与于此文不重矣哉？此左史之叙事，所以独重于千古也。柳州斯文，规抚丘明，甚似而几矣18 。（评故襄阳丞赵君墓志）今观此文所论，其于人情物理，洞达周圆，一丝不隔。然则宗元实能臣，其有德于柳民实厚，心既岂弟而才又足以达之，死而为灵，以食其土，不虚也18 。（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乾隆认为人与事随着时间的流逝终将成为“陈迹”，宇宙古今只有忠孝大节能够贯通太虚，千百年后仍可感动世人。发挥圣贤之道的文章才能称为“天下之至文”，柳宗元此文发扬忠孝大节、圣人王道，一定能够和左传一样千古流传。故襄阳丞赵君墓志所透露、弘扬的儒家王道，对时人仍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可以维护人心、发扬忠孝，具有巨大的风化政教作用和社会功能。唐宋文醇从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一文看到了柳宗元的正直才干和爱民之心，乾隆对唐人神化柳宗元取宽容的态度，他认为柳宗元可以凭借其才干和官德被称为“能臣”。对于“死而为灵，以食其土”，乾隆是极其赞许的，柳文的实干、爱民精神值得今人的学习。乾隆五十四年（17 8 9）的四库全书总目对柳宗元也多有评述，集中体现乾隆朝后期柳宗元批评的基本观念。四库全书总目将韩愈、柳宗元并称，一方面将韩愈、柳宗元作为文章典范，其称员兴宗“虽其文力追韩、柳，不无锤炼过甚之弊。然骨力峭劲，要无南渡以后长芜蔓之习，亦一作者也”3 2 14 0 (（九华集提要），又称王阮“论边事则晃、贾其伦。为记铭则韩、柳其亚”13 2 13 4义丰集提要）等，四库馆臣认为韩、柳已经成为文章的典范，韩、柳既是后代文章家文章创作宗桃、追求的目标，又是评判文章的标准、尺度。官方也将韩愈、柳宗元作为文章演变的一脉，其谓“盖文章至五季而极弊，北宋诸家各奋起振作，以追复唐贤之旧。穆修、柳开以至尹、欧阳修则沿洄韩、柳之波”3 2 0 3 9宋元宪集提要），又谓北宋穆修“盖天资高迈，沿溯于韩、柳而自得之。宋之古文，实柳开与修为倡”3 12 0 3 6（穆参军集提要）等，指出宋代古文革新源自韩柳，从韩愈、柳宗元文章变化而来。在总目看来，柳宗元与韩愈已经成为后世文章变化、革新的一宗。在乾隆朝后期，官方认为柳宗元与韩愈一起促成了唐代文章的变革与兴盛，四库全书总目在毗陵集提要言“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3 2 0 3，柳宗元在唐文甚至是历代文章发展的脉络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但应当看到，与韩愈相比，官方也认为柳宗元地位要稍次之，因此在唐宋文醇提要中，四库全书总目谓“考唐之文体，变于韩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3 12 6 9，韩愈为唐代古文革新的旗手、柳宗元为呼应者的观点为官方承认，成为较为普遍的理念。柳诗在乾隆朝的评价仍不能与柳文相比，唐宋诗醇不录柳宗元诗，柳宗元未能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一样，成为“一家”。四库全书总目在唐宋诗醇提要中批评王士将王、孟、韦、柳诸家“推为极轨”3 12 6 0，谓“泊乎畸士逸人，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也”13 12 6 0，乾隆官方以儒家诗学为标准，认为柳宗元等人的诗歌可称为一体，但与孔门诗教、风雅正轨仍有距离，柳宗元诗缺乏“温柔敦厚之义”、未能发挥军“兴观群怨”的功能，不能以24观点和立场：有亏，乾隆朝后期官方的柳宗元批评又回到正史的柳宗元党王叔文事有损文人私德，柳宗元等人人品柳宗元及其参与王叔文集团事颇多微词，他们认为唐宋文醇的宽容和克制，四库全书总目对柳宗元其人进行直接的批判，但四库馆臣再也没有到乾隆朝后期，四库全书总目虽然没有对的能臣。人。总的来看，柳宗元等人是忠于国家、膏泽百姓过于急切，而不是因为他们权变、巧诈的人品、为用事认为柳宗元等人的失败因因“喜立事急功名”和维护柳务倾可极为明显。最后唐宋文醇其赞赏为王叔文之党，而称其为为“王叔文之友”，非为身家”的愿望，因此唐宋文醇不以柳宗元目的，肯定了其“勇于立事”的的决心和“为帝室，正的。再次，乾隆看到新的背景与元的批评、韩愈的苛责以及后世的皆都是不甚公唐史对柳宗元等人任事、急进是为了“崇唐室”，还朝廷，他们是为国家计、为百姓计。其次，柳宗的目的是废除宦官特权，使国家军队、政权得以归官执掌李唐军队、危及家国的紧要关头，他们根本王叔文等人处于宦首先，唐宋文醇认为，家”论之。就康乾时期而言，柳宗元诗歌的地位与评价一直不能和柳文相提并论，“柳州文掩其诗”19 在清前中期的官方批评中仍为普遍。（二）柳宗元其人康熙朝官方对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多有删减，到乾隆朝前期，乾隆本人在唐宋文醇中就柳宗元党王叔文事颇多发挥，与康熙时期官方的隐嗨与暖味不同，乾隆用大篇幅、从多角度为柳宗元辩护，考究史事，展现了不一样的官方评价：宗元为王叔文之友，叔文败，宗元亦贬。唐史惩叔文之党，于宗元无恕辞，即昌黎韩愈亦讥宗元不自顾藉贵重。虽然，考其时，宦官既掌禁旅，复监天下军，叔文辈欲一旦尽解其兵柄，还之朝廷，其意非不善也18 。（评晋文公问守原议）宗元之谪，因欲收宦官兵柄以崇唐室，而为一时所话皆18 。（评吊叔文人病宗元以巧进被谪，而作气巧文，自谓抱拙终身。考诸史传，其为人盖喜立事急功名，以至于败，非为机变之巧者也18 。（评巧文）温亦八司马之党，当王叔文败时，以使吐蕃幸免。其人品本不纯粹.3 2 0 10（吕衡州集提要）禹锡在元和初以附王叔文被贬，为八司马之一。召还之后，又以咏玄都观桃花触执政，颇有轻薄之讥又外集有子刘子自传一篇，叙述前事，尚不肯麒叔文，盖其人品与柳宗元同3 2 0 9。（刘宾客文集提要）不同于唐宋文醇谓柳宗元等人与王叔文“为友”，四库馆臣回归唐史，谓柳宗元诸人为“八司马之党”，将王叔文、柳宗元结党之事坐实。四库全书总目称柳刘等人“附”王叔文，以春秋史笔的方式对柳宗元提出批判。四库馆臣评价柳宗元直指其人品，谓之“不纯粹”“轻薄”，乾隆朝后期官方对柳宗元的批评，去唐宋文醇甚远，已经可以说是相当严厉了。三、清代前中期柳宗元批评的变化及其原因清代自康熙至乾隆，柳宗元批评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康熙时期对柳宗元文章的批评主要聚焦于其技法、雅正文风，注重从文章创作的角度对柳文进行剖析、评点。到乾隆朝，柳文的“有用”“实用”得到强调，集中于柳文的圣贤之道的精神内核，载道、风化功用逐渐成为文章批评的重心。关于柳宗元其人，从肯定到批评，最后回归到新唐书旧唐书官修史书的正统观念。柳文批评重心的转变与康熙、乾隆两朝文章观念的差异有关。康熙朝批评文章首在扫除明代以来沿袭飘窃、拟抄掠之风，古文渊鉴大量引用明代唐宋派归有光、茅坤论文法的言论来修正明代何、李以后的文风。康熙朝以“法”论文，既是对明代唐宋派的继承与发展，又是清初文章批评的一种新风尚。清初散文三大家都对文法深有体会，侯方域等人“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2 0 再到后来方苞的论文风气，清初批评柳文尤其从创作角度析其“森然法戒”自是时代使然。柳宗元雅正文风的强调也与康熙朝的文风追求有关，康熙一朝，不仅康熙本人论文以“雅正”“古雅”为标准，文坛如朱彝尊等人也谓“至于体制必极其洁，于题必择其正”2 1 等，文坛醇雅文风浓厚，故而康熙一朝的柳文批评，雅正成为其重要的标志。乾隆时期，清初以“醇正”“雅正”论文得到了延续和强化，四库全书总目即谓乾隆“我皇上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3J260，方苞上乾隆的进四书文选表又称文章“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2 15 8 1，也强25责任编辑：呙艳妮）调文章“宣圣主之教思，正学者之趋响”22581的社会功用，由此可见乾隆时期官方批评文章的基本风向与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柳宗元文章批评由重技法、重雅正之风转向重“有用”“实用”是必然的趋势。一方面，乾隆朝前期对柳宗元的维护与翻案与当时盛行的史学考据有关，全祖望在其韩柳交情论谓“顺宗不久其位，新旧猜嫌之际，、文遂不克自支，一蹶而满朝皆加以奸邪目，遂使八司马蒙谤。是固出于后世成败论人之口”2 3 ，史学大家王鸣盛亦在其十七史商榷中也称“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2 41 6 41、“（柳宗元）诸人罪亦不过躁进，岂真丑类比周、党邪害正者哉”2 4 6 45 等等，为柳宗元等人翻案似乎成为乾隆朝前期的一种风向。另一方面，乾隆作为异族入主中原，以独特视角评论柳宗元也有益于展现出本人广博、高深的文化素养。到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订，四库馆臣在集部总序中却表达了对朋党的痛恨，谓“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操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3 1 9 7 1，他们认为考究文体，首先要注意“人心风俗”，讲求“世道之防”，坚决反对“颠倒贤奸，彝良混绝”3 1 9 7 1 的文人及其创作。在乾隆朝后期日渐严酷的文网、重“人心”“明教”编撰宗旨的影响下，四库全书总目对有“结党劣迹”的柳宗元不可能有宽容的评价。参考文献：1玄烨，徐乾学.古文渊鉴 M.康熙四十九年武英殿刻五色套印本.2陈元龙.历代赋汇校注 M.许结，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3永塔,纪的.四库全书总目 M.北京：中华书局1 9 9 7.4永，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5贝琼.贝琼集 M.李鸣，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 0 1 0:169.6莫山洪.柳宗元南雾云睢阳庙碑：体叙事的典范之作1.名作欣赏,2 0 2 0(1 9):8 1.7柳宗元.柳宗元集 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9.8黄震.黄氏日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 0 8 册 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 9 8 3:49 2.9苏轼.苏文集 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 9 8 6:2124.10严羽.沧浪诗话校释 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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