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学与“他们”的文学——程朝翔教授学术访谈录.pdf

Jul.2023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2023年7 月No.4Vol.34第4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第34卷“我们”的文学与“他们”的文学程朝翔教授学术访谈录阿伊努尔阿卜杜热合曼程朝翔摘要：在本篇访谈录中，程朝翔教授围绕着“我们”的文学和“他们”的文学进行系统深入的阐述，认为文学研究者需要不断变换自己的视角，不断否定“我们”，从“我们”的文学进入“他们”的文学一一所谓“他们”，也许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是我们尚未理解的自己的一部分。基于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及新冠疫情的思考，程朝翔教授还阐述了“自启免疫共同体”的隐喻在文学理论和跨学科研究中的启示作用，即理论隐喻能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打破各个文学类别之间的界限，并在“我们的文学”与“他们的文学”之间沟通中发挥作用。基于目前西方理论和社会政治中对“身份政治”的强烈关切，他也探讨了“身份政治”以及类似理论可能引发的冲突，以及“身份政治”与文学研究之间的互动，提出文学研究对身份政治应该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对其负面成分应该进行反思和批判。身份政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种复杂性在纳粹大屠杀文学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应该对历史上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利用文化、文明、意识形态等而实施的犯罪政治进行深入、不断的反思和批判；在当代，也需要对所谓作者简介：阿伊努尔阿卜杜热合曼，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程朝翔，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对口支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分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分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外国戏剧与电影研究所长、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分会会长、国外文学主编、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语言中心主任等。在社会科学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30 多篇主要论文。参与“当代外国文学纪事数据库”“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 0 年”等国家重大课题。在英美戏剧与电影、比较戏剧、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西方文学理论与人文教育理论等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研究方向为英国文艺复兴文学、英美戏剧、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反犹主义”进行认真的甄别。程朝翔教授还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经验，认为在高校文学教育的课程思政教学中，需要从文学或人文学专业的角度入手，在讲思想、讲政治的同时，重视文学隐喻和文化隐喻的解读。文学研究的目的是让社会更加和谐，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也有我们和他们之别，对我们的文学和他们的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关键词：“我们的文学”；“他们的文学”；理论隐喻；身份政治中图分类号：10 2 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 7 2-0 96 2(2 0 2 3)0 4-0 0 0 1-15阿伊努尔：您在5年之前曾做过题为“文学与世界：2 1世纪文学研究展望”的学术访谈（姚成贺、程朝翔，2 0 17）。在此后的5年里，您的一些论文和会议发言深化和细化了其中的观点，但有的想法似乎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理解。在这5年里，您的研究经历了什么变化？程朝翔：那篇访谈之后，我到北京大学的对口支援单位石河子大学工作和生活了整整5年。从首都到边疆，环境发生了变化，有了新的视角。我也不断阅读，有了新的想法，旧的想法也会有变化，甚至和以前的想法产生了矛盾。如果说想法有了一些变化，前后不一，可能也是好事。美国作家爱默生始终如一地反对“始终如一”，认为“始终如一”会使人（包括政治家、哲学家、神学家）变得心胸狭窄、渺小琐。他说，“你把现在的想法用实实在在的语言说出来，而明天则把明天的想法用实实在在的语言说出来，即使这会与你今天所说的所有话相矛盾”（Sacks，2 0 0 8：59）。这可能就是不断超越自己。不过很遗憾，我觉得自己即使有很大量的阅读，也很少能产生否定自己的想法。所以唯有不断地读，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视角，才能不断否定自己，否定“我们”，从“我们”的文学，进入“他们 的文学。阿伊努尔：“我们”的文学，“他们”的文学？程朝翔：所谓“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也就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在哲学和文学中都有大量的阐释，而不同的论者有大量不同的论述。总结不同论者的观点，所谓“我们”，就是此时此地、此岸、兄弟姐妹帮、认知能力之内、自身的免疫系统；所谓“他们”，就是“他者”、彼岸、过去、未来、陌生人、外来者、圈外人、病毒和细菌、未知世界。“我们”需要了解和理解“他们”一这也是了解和理解自我，因为“我们”和“他们”互相渗透，各自的成分进人对方。然而，“我们”和“他们”往往有人为的而并非自然的对立，有时也会有貌似“自然”的对立。阿伊努尔：“我们”包括“自身的免疫系统”，“他们”包括“病毒和细菌”，这是否来自您最近关注的“自启免疫共同体”理论？这在疫情背景下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程朝翔教授学术访谈录“我们”的文学他们”的文学程朝翔：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与各种规模的流行病斗争的历史。近年来，非典、埃博拉、新冠等冲击着人类的正常生活，这自然也引起理论家的关注，对疫情、病毒等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关系进行人文学思考，并扩展到对整个人类生态的思考，而这种思考的最重要意义就是在当代理论的背景下将科学引人人文学、将人文学引人科学。德里达（JacquesDerrida）的自启免疫共同体理论正是在这一思考中产生的。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将我们自身的器官识别为他者，发起免疫攻击。或者说，我们身体内部有他者，他者已经进人并存在于我们的器官之中，因此被我们的免疫系统所识别，因而受到攻击。无论是哪种情况，结果都类似，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使机体陷入病态。如何使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意识到他者也是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部分，即使是十分微小的部分，是我们机体健康生存的必由之路。其实，在有的动物（例如蝙蝠）身上，病毒不被识别为他者，因此受到容忍，动物体也就保持健康状态虽然这可能是一种极端的例外状态。总的来说，免疫与抗疫是不可避免的，如何避免误伤或者自伤（包括自启免疫性质的误伤和自伤）也是免疫学与抗疫学所应关注的。“自启免疫”的隐喻对于人文学有诸多启示：例如所谓“我们”，此时此地，应该时刻关注“他们”，即“我们”的过去与未来、可能成为自已人的陌生人和圈外人；以史为鉴，洞悉未来的巨大风险和无限潜能；“我们”需要消解我们排他性的身份，认识到我们也是“陌生人”和“外来者”阿伊努尔：“我们的文学”和“他们的文学”也有对立和冲突吗？程朝翔：在美国理论界，有一个有趣的概念“法国理论”，指的是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一群法国理论家的理论。从“理论”开始鼎盛的2 0 世纪7 0 年代以来，法国理论据说改变了美国的精神生活”（Cusset，2 0 0 8：副标题）。法国理论十分庞杂，包括一些今天仍有巨大现实意义的话题，例如生命政治、管制社会、无条件的好客等；也包括影响巨大的身份政治话题，包括性别、酷儿、少数族裔等。不过，从今天的情况看，法国理论并未“改变美国的精神生活”：在美国，一些重要的理论话题今天已经处于边缘状态，而成为主流的只有两个：“身份政治”和“文本策略（textual strategies）育前者反映或者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对立和分裂，成为美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中心话题之一，在美国的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领域也演变成为文化、文明身份的政治（Huntington，2 0 0 4：9）和意识形态身份的政治（Fu k u y a ma，2 0 18：97）；后者如果封闭于“纯文学”研究之中，与跨学科的重要话题相隔绝，则只能是技术性的、缺乏社会影响力的研究的工具，其日渐显赫的地位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知识界的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2023年第4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今天，法国和欧洲大陆理论仍有强劲的活力，例如，德里达2 0 0 4年去世之后还有著作不断被整理出版；巴迪欧、齐泽克、阿甘本等人针对新时代的诸多问题不断有新的论著发表。相比之下，在美国，在较有分量、超越了身份政治和文本策略的理论家中，希利斯米勒（JH i l l i s M i l l e r）于2 0 2 1年去世，而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合著）出版于2 0 16 年；詹明信（FredricJameson）年事已高，最新作品出版于两年多之前，而他本人也早已感觉理论在美国的无力一一“左翼所有的政治实践已经近乎崩溃”（Jameson，2 0 16：2）。所谓法国理论”，或者大写的“理论”（THEORY），从一开始就有革命性和实践性三一一理论家直到今天还不断探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旦革命性和实践性这两个维度消失殆尽，理论也就意义不大了。从目前的状况看，法国和欧洲大陆理论在美国尚有生命力，但只是顽强地存活于学术领域；而本土化的美国理论，就是身份政治和文本策略两家独大了。美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文学”和理论虽有交融，但差异甚大，甚至有理念上的巨大冲突；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无疑也是“我们的”和“他们的”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异和冲突应该受到充分的重视。在这种状态下，对于“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等笼统的概念需要认真审视一一对“西方”这一概念也应该谨慎使用，对美国一些理论家的“西方身份”建构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同样，对“东方”这一已被打上西方烙印的概念也应该谨慎使用。对封闭性的“我们的文学”应该有充分的警惕。美国和欧洲大陆的文学和理论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有时会被忽略和轻视，有时两者会被笼统地归于所谓“欧美文学”或者“西方文学”，这种忽略和轻视以及笼统的归类是认知的误区，会导致阐释实践中的误判。当然，这两种文学和理论也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美国而言，虽然理论鼎盛时期的重要理论家已经逐渐逝去或者不再活跃，但仍有一些研究者和翻译家不断研究、翻译、介绍欧洲大陆（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东欧）的最新理论作品或者有价值的理论遗稿，将这些欧洲作品转化为“英语文学”，使“英语文学”仍然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发展潜能。当然，所谓“英语文学”与“西方文学”是类似但程度不同的概念，两者都有内部的差异、冲突和融合、整合，不过在具体个案的程度上大相径庭。“我们的文学”与“他们的文学”之间沟通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理论的旅行一在适当的环境下产生的重要理论和理论家具有跨越国界、跨越学科的影响力，能够产生国际性、社会性的影响。有时，重要理论也借助纯学术领域基础性的研究、翻译、介绍，不断制造氛围，慢慢向其他领域渗透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则渗透效果极为有限；一旦条件成熟，则有可能进入鼎盛状态。这其实也是程朝翔教授学术访谈录“我们”的文学他们”的文学人文学其他学科传播的方式。阿伊努尔：您提到的理论家，有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家。我注意到您区别过“狭义”和“广义”的文学。文学和其他学科的边界在哪里？或者没有边界？程朝翔：从目前的状况看，狭义的文学不会消失，传统的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类别会一直存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也会一直进行下去。不过，“理论”试图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打破各个文学类别之间的界限。“理论写作”是写作（Writing），却并不能简单、明确地界定为文学写作、哲学写作、科学写作、政治学写作等；与此同时，理论写作可以涉及文学、哲学、科学、政治学等领域，而这些细分的领域（包括文学领域）也可以将“理论”视为自已领域的写作。很多理论家都试图颠覆文学、哲学等学科之间的边界。巴迪欧（Tom Betteridge，2020：8）如此评论德勒兹、福柯、德里达、拉康：“这些思想家致力于找到自己的写作风格，发明一种新的创作散文的方法；他们想做作家”。所谓作家，正是跨越多个领域的写作者。巴迪欧本人也是如此：他既是“作家（小说家、剧作家），也是哲学家”。阿伊努尔：为什么要打破边界？学科分工更细一些不是很好吗？程朝翔：理论的宗旨是要颠覆贯穿“西方”诸多学科的形而上学，而要颠覆形而上学，则需要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一个学科因其固定的属性而与另一个学科相区别，理论则是要颠覆这一固定属性。美国理论家詹明信对哲学的一些陈旧分支的复兴感到悲哀，这些分支包括伦理学和美学。詹明信认为这些分支以及分支之下的各个分枝应该“堆到一起，然后消失”（Betteridge，2 0 2 0：2 0）1最好哲学也随之消失，同时他也乐于将政治学扔到这消失的一堆。詹明信应该明白，事与愿违，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暂时不会消失。不过“理论”，特别是解构主义理论，试图解构这些学科的共同基础，即西方的形而上学。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是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本质主义为事物设定了固定、稳定的意义（meaning）和特性（identity）。由于有了这些固定的意义、特性、本质，事物不再需要不断改革、变革、创新，不再需要开放、容纳、包容。不同事物因自己固有和稳定的身份而与其他事物发生对立和冲突一一事物之间不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而是对立和冲突的关系。内与外、正与负、逻辑与修辞、隐喻与概念、女与男、我与他，等等，产生了一系列对立。德里达特别强调了西方形而上学对立的暴力性质：“在经典的哲学对立中，我们所涉及的并非面对面地和平共存，而是暴力的等级制度”；“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62023年第4期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代表着以最高价值为名，在精神、身体、政治等方面实施的全部暴力的总和”“西方”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暴行成为佐证。当今世界应该抛弃西方的形而上学，抛弃暴力。德里达对“文学”的理解是反对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一个例子。德里达认为，西方文学，就其相对现代的形式而言，并没有超越历史的“本质属性”，而是一个相对新颖的体制，大约出现在18 0 0 年前后。这一体制使写作臣服于生产过程中的某些法律、政治、美学条件。文学体制内含有作家、作品、知识产权（版权）等概念，与作为作家的主体这一形而上学概念相一致。不过，文学（而不是哲学或者形而上学范畴内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试图打破所有体制上的束缚，获得说任何话的自由，赋予一种新的“文学”体验以特权，这种新的文学体验把不再以理性为中心（logocentric)的写作放在首位。在这样一种文学中，传统的逻辑与修辞、概念与隐喻、如实或者可信陈述与不可信陈述之间的区别已不复存在，因此文学与哲学写作之间的区别也不复存在（Attridge&Derrida，1992：143）。如上所述，詹明信认为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等都应该消失，或许这是对德里达等人观点的呼应：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贯穿于这些学科（包括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美学)之中，使它们成为排他、固化的“西方”文化、文明身份的基石，也成为各种暴力冲突的源泉，应该让位于好客、友善、和平的文化。德里达试图颠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以及固化、封闭的本质主义，被执着于排外的文化身份的人们视为异类。他去世之后，纽约时报2 0 0 4年10 月10 日的德里达讣告对逝者极尽讽刺、挖苦、嘲笑，充满恶意。不过，他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在他身后不会因为某些媒体的丑化而消失。阿伊努尔：您从2 0 19年开始，在各种会议上的主题发言中涉及“身份政治”问题，其中包括2 0 2 0 年的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2 0 2 1年的“生命书写”暨第四届犹太研究国际研讨会”、2 0 2 1年的“第二届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线上高级研修班：方法与思维专题研讨会”，从不同的侧面全面、深人地探讨了“身份政治”问题，其中有的发言还可以在B站上观看，引起关注。这是因为身份政治问题特别重要吗？程朝翔：如上所述，美国理论，甚至在美国的整个文学、文化研究中，虽然也有生命政治、环境、后人类等关注点，但身份政治和文本策略仍是最大的两支。后者的影响基本在学术界，而前者则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身份政治不但具有美国的国内政治影响，而且拥有国际政治影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其中包括性别、族裔、文化、宗教、文明、意识形态等。不过，在今天，人的身份往往具有开放性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程朝翔教授学术访谈录“我们”的文学他们 的文学认为人的身份具有“流动性”；朱迪斯巴特勒甚至认为性别身份也具有“操演性”，是在社会规范的强制下被“操演”出来的。而所谓“身份政治”则将某些群体的内在属性固定化，使群体封闭化，以“政治”操作谋求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并引发与其他群体的冲突。就此而言，“身份政治”具有特殊含义，既可能是群体内部自发的政治诉求，也有可能被群体外部的某些势力所操控和利用。美国的身份政治多种多样：从大学校园政治、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到生活方式和“左翼”政治美国政治的“左翼”已不再关注财富的分配和贫富之间的差距，而专注于身份政治的心理诉求。美国国内的身份政治斗争也投射到国际政治领域。齐格蒙特鲍曼（Bauman，2 0 0 4）认为，美国的身份政治使“美国生活方式”成为空话，各种不同的文化身份无法形成统一的“美国生活方式”，因而引发了巨大的焦虑。唯一的统一方式便是制造一些共同的敌人，以便释放焦虑。因此，“宪政”形式的爱国主义会变成一种暴力的东西，充满着喧器与愤怒”。美国国内的身份政治一一其实也是整个国内政治都有可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暴力源泉。一与此相关的两个重要人物需要得到重新关注。亨廷顿和福山的主要关注点同样都既是国内冲突，又是国际冲突。亨廷顿为“我们是谁”感到忧心仲仲，因为美国的大量移民可能会使“我们”的益格鲁新教徒美国民族身份被淹没在各种亚民族身份之中。福山则认为身份政治冲突主要是由于对尊严的心理诉求，而国内的身份政治冲突是“现代民主政体”的一个主要威胁（Huntington，2 0 0 4；Fu k u y a ma，2018)。这两位冲突论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假设有一种固定的、排他的身份：亨廷顿设定的是文化和文明身份，而福山则设定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身份。他们都为这种固定、排他身份受到侵袭或者威胁而感到焦虑。而在国际领域，他们则认定这种固定、排他的文化、文明、意识形态身份会与其他各种不同于自已的身份发生冲突。这就有一个内在的矛盾：一个内部纷争不断、四分五裂的文化、文明、意识形态身份要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与外敌进行战斗。内部要把自已整合为铁板一块，外部则要用此铁板一块与被设想为铁板一块的敌人决战。亨廷顿相对更加悲观，认为文化和文明冲突是必然的、持续不断的。他借英国作家迈克尔迪布丁（MichaelDibdin）小说死亡环礁湖（Dead Lagoon，1994）中那位威尼斯民族主义鼓动家戴尔玛奇奥之口说出了他自己悲观的想法：“没有真正的敌人就没有真正的朋友；不恨非我之人，就不会有爱我之心。这都是古老的真理，我们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多愁善感的说教之后，又痛苦地重新发现了8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这些古老的真理。否认这些真理就是否认自己的家庭、传统、文化、名分、自我！绝不可以轻易地原谅这些否认真理的人！”民族身份是身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类别，而这位民族主义鼓动家的言辞说出了亨廷顿的重要观点，亨廷顿（Huntington，1996：7 2）总结说：“对于追求自身身份并重新发明了族裔性的民族来说，敌人是必需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意生发在全球主要文明之间脆弱的断层地带”。畅销小说为文明冲突论添加了注脚，甚至成为这一理论的重要支撑。福山似乎更加“乐观”。与亨廷顿不同，他着眼的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福山在刚开始阐述自己的理论时，对西方自由民主政体（liberal democracy）抱有极大信心，认为世界将为其所主宰，历史将要或者已经终结。但他的理论既受到学界的诸多质疑，也被“历史”的发展所证伪。在此情况下，福山为自已的理论进行了辩解，声称自己之所谓“历史”指的是“发展”或者“现代化”，而“end”一词指的不是“终结”，而是目标”。按此解释，他的大作历史的终结（TheEnd of History）其实应该翻译成发展的目标。不过，不管他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全面胜利带来了历史的终结，还是认为全人类发展的目标是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其结论只能是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必然战胜其他政体。所谓自由民主政体，正是詹明信之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也是暴力资本主义。德里达（Derrida，1994：10 6）在历史的终结出笼之后即对其进行了批判：在有人放胆歌颂自由民主政体带来了人类历史的终结之时，“在地球和人类的历史上，暴力、不平等、排斥、饥饿、经济压迫从未影响到如此之多的人们”亨廷顿和福山拥有基本一致的内在和潜在逻辑：1)统一的民族身份与国际上文化、文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有直接关系；2）国内的身份政治所引发的冲突会影响到国际冲突的结果；3）维护“我们的”国内身份或者民族身份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国际身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身份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张力的例子，这也是一个隐喻、一种叙事、一段历史、一手操作：犹太身份和以色列国一直纠缠不清。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杀害了6 0 0 万犹太人。按照巴迪欧的观点，这并非犹太人身份的问题，而是纳粹的犯罪政治对犹太人一词的利用，而这种犯罪政治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产生并实施于欧洲”。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犹太人或者犹太身份一词的利用以色列国的形式持续到二战之后。以色列成为“西方”在文明冲突中的前哨，嵌人非西方文明中，甚至“比西方还西方”，扮演着西方文明化身、西方民主化身等角色。然而，无论是对犹太民族的犯罪政治和身份政治操作，还是对以色列国的国际政治和战争暴力操作等，都受到不少思想家和理论家（包括犹太裔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批判。9程朝翔教授学术访谈录“我们”的文学他们”的文学直到今天，美国仍在利用文化身份、文明身份、意识形态身份打造自已的前哨国家、比美国还美国的国家。美国试图打造的潜在的前哨国家甚至背负有以往“犯罪政治”的原罪，并顽固地拒绝认罪。而被绑上各种冲突（包括暴力冲突）战车的前哨国家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政体的暴力工具，但也难免成为炮灰和牺牲品。对于身份政治应该有深人批判，而对历史上利用文化、文明、意识形态等而实施的犯罪政治也要不断反思。应该重视纳粹大屠杀文学研究，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等优秀纪实文学应该列人美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正典；一些反思战争的作品，如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浮世画家等，也应该在研究和教学中得到重视。阿伊努尔：身份政治论和文明冲突论、意识形态冲突论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如果并未反映现实，是否是对现实的错误描述？程朝翔：也许可以从“再现”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再现”是一个古老的文学术语，这一术语在后现代状况下得到重新界定和拓展。詹明信认为，近期文学理论一直关注“再现”的困境，而这一困境也使传统哲学名誉扫地。当代对于“真理”的质疑也都围绕再现的问题，再现的问题“像病毒一样侵蚀了所有传统学科，特别是动摇了语言、所指、表现等维度”。在当代，文学能否“再现”现实、如何“再现”现实、“再现”的媒介与现实是何关系、能指与所指是何关系等，都是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重要问题这也许可以从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中看出端倪。德里达修正了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反驳了萨尔对他的非难，解构了“说事（constative）言语行为”和“做事（performative）言语行为”之间的分界，特别是将文学从奥斯丁的纯说事言语行为中解放出来，成为既有说事又有做事功能的言语行为。这一解构意义重大。就亨廷顿所引小说死亡的环礁湖而言，民族主义煽动家戴尔玛奇奥所说“没有真正的敌人就没有真正的朋友；不恨非我之人，就不会有爱我之心。这都是古老的真理”。这一论断既是描述客观存在的状况即所谓真理（说事），也是在预言、允诺、推动某些未来的发展（做事）。按德里达的说法，所谓“真理”本来就可能既是说事的也是做事的：它可能描述的是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实际发生的情况，或者已经做过的事情，或者实际存在的事物，但它也可能只是一种表态，一种表达，一种信仰一一正因为它包含有如此之多的层面，所以需要认真分析、谨慎对待。就亨廷顿和福山的文化、文明、意识形态冲突理论而言，既可能在某种程度、某些地方是说事，而其做事的效用尤为显著，特别是在“西方”某些地方的巨大做事效用，值得特别警惕。10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阿伊努尔：您提过文本策略，言语行为理论是否属于“文本策略”？程朝翔：再现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都属于“文本策略”的范畴。文本策略也包括对文学类型、文学引喻、诗歌语言等的运用，既有可能只用于狭义的文学场景，也有可能运用于广阔的人文学建构或阐释之中。文本策略在某些特定的理论场合拥有重大意义。阿伊努尔：对于身份政治和各种冲突理论，文学能做什么？程朝翔：美国“左翼”的主要关注点已经由早期的社会分配问题转向当下的身份政治问题，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左翼已经丧失了社会改革的动力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理论家试图以理论写作激活社会改革。以詹明信为例，他重拾已经“失传已久”的乌托邦文学，以挑战晚期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他的“美国乌托邦”设想与现有政权相平行（推翻现有政权并不现实），另外建立一支全民军队一一全民征召入伍，所有人皆须每天在全民军队里按社会需要工作一定小时数，然后再在剩余的时间里从事自己所喜爱的活动。这样，社会有一定的计划经济，人民拥有一定程度上的平等，全民都领取实际上的最低工资，享受各种福利，包括军队医院的免费医疗等。在晚期资本主义的体制之外，于是便有了一个军事化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詹明信描述了一个军事化管理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摆脱了自由民主政体的政治，也摆脱了身份政治的纷争一一詹明信的本意就是激活已经完全陷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而无力从事任何社会制度性变革的“左翼”。詹明信感到社会变革的无力，但仍希望用文学来“做事”。跟随全球资本主义或者多元文化资本主义的浪潮是一种做事，而迎风而上、改变世界也是一种做事。斯提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似乎也在对文明冲突进行反思。他的突转（2 0 11)描写了“西方”内部的文明冲突。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衰落后，其大量文献集中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古典学者亦云集此地，使之成为古典文明、文化、学术的中心。后来，基督教兴起，将亚历山大视为异教文化的中心，在冲突中，残酷杀害了杰出的女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希帕蒂亚，并辱尸、毁尸。随后，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逐渐衰败和消失，举世无双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也焚毁在大火中。大量的古典文献或者被毁，或者流散各地。基督教的统治逐渐建立，古典文化灭。不过，寻找散落各地的古典文献的零星努力并未停止，其中一本失而复得的书籍就是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物性论既是诗歌又是物理学作品，描写了一个新的物理和物质世界：原子不断运动，在运动中的“突转”使原子间发生碰撞。不同的突转方向和碰撞方式使原子构成了物质世界的不同物质一一人类也只是物质的一种。这种物质观和11程朝翔教授学术访谈录“我们”的文他们”的文学世界观使人们摆脱了对基督教的依赖：人们不再对基督教的死亡观地狱和炼狱一一感到恐惧。物性论中对物质世界的描述并不准确，不过这种并不准确的描述却变成一种人文信仰，引发了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这首伟大的诗歌是重要的做事言语行为，甚至使世界进人现代。突转一书描写了“文明冲突”的残暴，同时也强调了诗歌这一重要的说事和做事言语行为对文明兴起的重要作用。阿伊努尔：既然“做事”如此重要，在高校的环境里，您觉得文学教育课程思政应该怎么做？程朝翔：课程思政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回到身份问题，具体到民族身份问题，从文学或人文学专业的角度人手，也有很多事情可做。例如对各种隐喻的分析。民族身份有不同的隐喻：如大熔炉、沙拉盘、石榴籽。大熔炉这一隐喻是工业化生产的产物，在一个高温熔化原材料的容器里，制造出新的产品。原材料的属性被熔化在新材料之中，新材料并不具体、分别地体现原材料的属性。这一隐喻从说事和做事两个层面来说都面临困境：从说事来说无法描述现状，从做事来说无法展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这一隐喻被抛弃后，又出现了沙拉盘的隐喻，不过这一隐喻也设定了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和加人调料的环节，是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而沙拉盘中的原材料也可以保持完全的异质状态。而中华民族的石榴籽隐喻则是有机、绿色、自然生长的隐喻，包含着互依互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一一而这种隐喻和关系在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已经得到阐释。费孝通（2 0 0 3：16，2 1）认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中原地区各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密切相关，“北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的血液”“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在有机的融合中，每个石榴籽都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但每个石榴籽又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互依互存，构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对文学隐喻和文化隐喻的解读，也就是说事和做事，应该讲思想、讲政治。阿伊努尔：对于“我们”的文学研究，应该有何展望？程朝翔：我们的文学的说事和做事言语行为应该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言语行为。不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不容易。按照詹明信的说法，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是有集体组织的，“只有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由社区的缺乏（a b s e n c e o f c o mmu n i t y）、分离、个体化所结合起来的社会组合一也就是组织起来的一批各色人等”（Jameso，2 0 11：16）。因此，资本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并不相容。关注资本主义之前的田园式的共同体意义不大一一有的资本主义中晚期的共同体叙事其实也是怀旧的田园式的。关键是要关注如何在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自由民主政体下的各种暴力冲突的话语下，不落入对立、冲突话语的圈套，122023年第4期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使“我们”不封闭、不固化、不排他，化解矛盾，倾听“他们”的诉求，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推进。具体说来，1)不能落入德里达等人所批判的形而上学的陷阱，执着于各种对立；特别警惕对立的话语。2)不能落入身份政治和文化、文明、意识形态冲突的陷阱，因突出自身的某种身份而陷入身份政治的纷争，陷人无谓但可能是致命的冲突。3)文学在于了解他人一也就是他者学会与他人打交道，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谓他者，包括自己的亲人、邻居、同事，也包括陌生人、外国人、外来者。4)文学交流在于以文会友，交朋友。交朋友不易，交朋友需要有开放性的群体，而不是拉帮结派的封闭性的群体一一很多朋友圈都是封闭性的拉帮结派，如同死亡的环礁湖中戴尔玛奇奥所说。这其实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文学能不能交到朋友，建立开放性的朋友圈，“结伴不结盟”，也是文学研究是否成功的标志。5)学术质量是学术的生命，有质量的创新是学术的生命。而所谓有质量的创新就需要新提出的某些重要概念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为学者所不加引用标注地公用一一这些概念也就构成了我们和他们共同的话语。“我们”话语的影响力在于被“他人”不加思考地运用。阿伊努尔：具体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现状，您有什么观察和建议？程朝翔：我有幸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在线版）外国文学卷的英国文学部分，感触良多。第一版和第二版，撰写词条的有一批中国老一辈的外国语言文学学者，他们所撰写的词条堪称精品。杨周翰、李赋宁、赵萝、王佐良、许国璋等老先生以及他们的同事和晚辈，群星璀璨。他们是学养深厚的人文学者，因为拥有良好的人文学的基础训练和宽广的人文视野，在写作时展现出良好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在重点的把握、材料的取舍、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颇具功力，以中国语言文化的底蕴吸取了外国文学的精华。当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需要克服的局限，而他们在克服自己时代的种种局限上，也十分成功。以许国璋先生为例，他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但从撰写的艾迪生、斯梯尔、雪莱、斯特雷奇、鲍斯韦尔等词条来看，与专攻文学的学者相比也毫不逊色。他们的词条有的即使在今天也分量十足、毫不过时，审阅后保留了下来。当然，因为时代的关系，也因为资料的相对匮乏，他们撰写的词条有的过短，有的资料需要更新，不得不进行修订或者替换。不过，我们在与时俱进的同时，应该永远保持对传统的敬畏。如同李尔王的结尾语所言，我们小辈哪有这经历，怎能活这么些年岁一一虽然我们有的已经是年长的小辈，但老一辈的学术生命真的很长。在阅读杨周翰先生的一些词条时，我也重新翻阅了他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感觉在他的笔下，英国文学研究已经进入化境，在中文的语境下，娓娓道来，叙事流畅，不再有翻译的踏和螨，但又不乏异域文学带来的新奇和惊异。他对13程朝翔教授学术访谈录“我们”的文他们”的文学当代文学理论非常熟悉，不经意间将理论融人讲述之中。他不仅能将英国文学化成流畅的中文叙事，又能画龙点睛、恰到好处地用中国故事来点化英国故事。在他笔下，英国文学被化成中国叙事，用你的话讲我的故事，也用我的话讲你的故事，你我不再分彼此。文学将你我融为一体。杨周翰先生让我听过他在英国电台的一次访谈的录音磁带，他标准的、漂亮的英式英语，用英国叙事讲中国人的故事，英国人大概不需要二次翻译就能直接品味这新奇、奇异的中国叙事。在当今的英国文学研究中，虽然已有不少成绩，但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大概就是这种双通：英国通和中国通。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学术资源十分丰富，研究资源唾手可得，可以把所有精力都用于学术研究。但书海茫茫，选择不易，学术发展高度多元化以往的重要学者集中在几个城市、几所大学或者研究机构，而今天的学者全国各地遍地皆是，和民主化一一几位“老先生”在学术问题上一言九鼎的情况久已过去，各种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靠投票决定学术问题，专家的圈子群峦叠幛。与人文学者的时代不同，我们处在一个术业有专攻的时代。重要学者需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不断申请和完成项目，领衔重大项目；需要将专著推到省部级社科获奖的高度；有的优秀学者用功甚勤，项目不断，效率极高。我们的学术规模已经远远大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不过，学者们往往无法对自已不太熟悉的作家和领域花费太多精力，进行特别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跨学科、跨国别、跨文化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术有专攻的原则，在组织词条撰写时，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就是邀请有一定学术训练（其标志为学位和学术职称）、在词条领域有较好科研（在该领域发表有专著或较多重要论文、做过重要项目或者完成过博士论文）的学者撰写词条。在编辑过程中，基本是按照以上原则邀请学者。当然有的领域（作家）研究力量比较雄厚，选择余地较大，门槛也就尽量提高；有的领域（作家）研究力量较弱，门槛也就相对降低。按此标准，总的来看，今天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比较繁荣和普及，学者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有些领域有分量很重的学者和研究，特别是有些中青年学者的研究已经相当专业和深入。当然，为今后有更好的发展，理应不断寻找问题。例如，有的学者在很多领域都有研究，但缺乏老一辈人文学者雄厚的学术功力，如果研究更加聚焦一些，可能会有更高的质量；有的作家、作品、领域等的重复研究太多，似乎有浪费资源之嫌一一因低水平的重复而造成的资源浪费似乎是一个大问题。与此同时，有些很重要的作家和领域竟缺乏有分量的研究，有的甚至无人问津，这大概也因为各种跟风，将资源重复投人某些并不重要的领域所造成的后果。142023年第4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总的看来，我们的文学研究已经十分繁荣，已经从研究“他们的文学”走向以我为主、中外交融。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由“原初的外国文学”走向“中国的外国文学”（孙霄、刘建军，2 0 2 3：3），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们的时代有相对丰富的学术资源，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如果能用注重文本细节的工匠精神，将文学培育成宏大的未来人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有机部分，就会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释：论文包括：“免疫、自启免疫与自启免疫共同体：文学理论与跨学科的隐喻”，社会科学研究2020(6)（社会科学文摘2 0 2 0(12)转摘）；“文学研究何为一一英语文学研究台议”，东吴学术2 0 2 0 年第3期；“意义与方法：2 1世纪文学世界的重构一新世纪英美文学界对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 0 19（5）（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 0 2 0 年第3期转摘）；“综合性大学英语系与文学”，外国语文研究第九卷2，南京大学出版社2 0 18 年10月；“事件：本身与印象，言说与书写”，社会科学研究2 0 18 年第2 期；“2 1世纪视角下的西方文艺复兴研究”，收入中国典籍与文化（第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