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型”乡土资本：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研究 (1).pdf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2023.5.“复合型”乡土资本：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研究刘伟 陈家建摘要 组织化是助力流动农民建立城市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提示了先赋性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是流动农民组织成功的关键，但却无法解释为何还有组织失败。本研究提出“复合型”乡土资本这一组织社会资本概念作为解释框架，对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流动农民组织的成功在于实现了对“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在城市里的新建设与新发展。“单一型”乡土资本通过将流出地的乡土秩序转变为组织社会资本，快速建立起组织能力，将成员带入城市，却缺乏建立拓展组织网络以抵御城市竞争和维系组织应责的能力。本案例中，流动农民组织通过回到家乡，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出政治性的庇护关系和适应城市市场的乡情约束组成“复合型”乡土资本，弥补了城市中的组织网络建设能力和组织信任维系能力不足的问题，令“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保持了延承性，维护了组织发展。研究进一步认为，城市里的外来组织在原本的“单一型”乡土资本基础上拓展出“复合型”乡土资本更具现实可能性，这一过程中流动农民新的城乡身份得以塑造，有利于他们分别在城乡之间的向上流动。关键词 流动农民组织；组织社会资本；“乡土型”社会资本；“复合型”乡土资本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3)05-0124-12一、问题提出：流动农民的组织化及其城市发展能力时至今日，关注流动农民在城市里的发展能力，依然兼具学术与现实意义。至2021年末，我国流动人口数量3.85亿，同2011年相比，十年间增加了1.55亿，其中农民工数量为2.93亿。“流动”似已沉淀为社会稳态，而城市里的流动农民是其核心组成。关于流动农民如何融入城市并获得发展，研究作者简介 刘伟，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31；陈家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23。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组织视角下四川劳动力流动与乡村公共治理的互动机制研究”（SC20B069）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2月28日，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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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循祥：进取性的“地方主义”与农民的自我城市化以湖北省毛市镇面点产业为例，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黄佳鹏：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组织化实践，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陈建胜、刘志军：加入工会抑或成立自组织关于农民工组织权的思考，人文杂志2010年第5期。黄佳鹏：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组织化实践。罗敏、周超：农民工城市融入缘何依托共生型组织基于Q市L镇多重组织互动的地方性叙事。吕晓健、韩福国：社会转型中的非正式组织变迁以义乌农民工组织为个案的研究，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文军、卢素文：乡村治理中的农民组织化：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人文杂志2022年第11期。卢国显：农民工的组织化及其治安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Paul S.Adler and SeokWoo Kwon，“Social Capital：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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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讨论，本文以“单一型”乡土资本作为讨论“复合型”乡土资本的对应性概念，以概括流动农民组织所天然具备的、具有先赋属性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Q烧烤”组织和本文所出现的个别地名，如D市、Z市、大佛县、江口镇、江东村等，以及本文出现的全部人名均为化名。使用竹签串起食材来烧烤，是大佛县乃至整个川南地区的惯常烹饪方式，这同北方地区多以铁签或钢签串烧不同，加之四川烹饪对佐料与口味的高要求，这一独特的烧烤方式被江口镇江东村民章木森于1998年带到陕西D市后，很快因烹饪方式独特且菜品美味而受到欢迎，“Q烧烤”的名号也在D市逐渐传播开来。截至笔者调查时，江口镇下辖2个社区和8个村，“Q烧烤”的最初从业者，主要是江口镇江东村居民，目前已经拓展到整个江口镇甚至相邻乡镇。笔者调研小组最后一次调研时间为2020年8月。当时，正值几位元老人物牵头整顿“Q烧烤”组织，试图将其“正式化”“规范化”与“集团化”，但至今推进缓慢。128成员的网上联络群，组织形态非常“松散”。尽管如此，“Q烧烤”依然表现出较强的组织特征，如，其于2005年注册商标并成立商会，依托家乡的政治力量，建立了大佛县江口镇驻D市的“Q烧烤”飞地党支部（2007年）和异地工会（2018年），获得了家乡党委政府赋权的正式组织身份。该组织以江口镇的“同乡”为开店的准入条件，从业者遵守统一的管理规则与经营模式，有极强的组织归属感，共享一致的价值理念并获得组织庇护，其内部有“大致”的层级之分，以商家联盟的方式参与市场竞争、共享组织利益，甚至还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获得了一些由流出地或流入地政府赋予的组织称号。在章木森的家乡大佛县江口镇的居民心目中，显然不认为“Q烧烤”是“松散”的组织。章木森及“Q烧烤”的发展历程被当地百姓津津乐道、口耳相传，成为极具传奇色彩的公共话题，笔者在大佛县访问过的每一个人，几乎都能在此话题上讲出一二。事实上，江口镇居民总能或多或少、沾亲带故地同“Q烧烤”扯上关系，也或远或近地被整合进“Q烧烤”组织，一份2018年的统计信息显示，整个陕西省的“Q烧烤”店铺达到800余家，江口镇的相关从业人员超过8000人，高出该镇外出务工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大佛县，不论各级官员还是各类居民，对章木森的评价“言说”十分一致：只身走出该县、出人头地、不忘同乡，领导了一个庞大的同乡同业组织，带领本乡百姓共同致富，其组织领袖形象深得民心。尽管“Q烧烤”组织远在D市，却被大佛县居民看成组织秩序严谨、目标明确、庇护有力，成员互动亲密、组织归属感强，且组织网络强大的成功组织。总之，相对于D市的组织松散状态，“Q烧烤”在大佛县的社会情境里享有更高的组织合法性，具体表现为以流入地同乡成员（大佛县与D市）为核心的高度组织认同。这一反差的背后，是该组织为了建立城市发展能力在流出地拓展出的“复合型”乡土资本在发挥作用。本文将“Q烧烤”在陕西省D市里连续20年成功的组织化历程作为个案，试图通过展示该组织的“复合型”乡土资本的建设历程，揭示城市里的流动农民组织之所以成功且长效维系所需获得的组织要素，以及透过该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化历程，进一步尝试揭示组织化何以成为流动农民获得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关键中介。本研究小组于20172020年四年间多次赴该组织的流出地四川省大佛县、陕西省D市展开调研，访谈对象涉及县乡两级地方官员、村干部、普通村民、组织领袖、组织成员等，收集信息具有可信度，能够真实反映组织的发展历程。四、“Q烧烤”在城市里的组织化及其“复合型”乡土资本建设过程（一）组织建立：运用“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把乡村规则“搬挪”进城流动进城的农民极易经由地缘性的乡土型社会关系被快速组织起来。组织则借助流出地的“乡土型”（同乡）社会资本，将流出地乡村社会的秩序向流入地城市“搬挪”，将乡村社会里的价值认同、行为标准、秩序规范快速转变为城市里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观念、组织秩序与组织规范，“Q烧烤”组织的形成初期也是如此。1.乡土型社会关系：个体的家庭义务与亲缘应责站在流动农民组织的角度，乡土型社会关系不仅在动员流动农民进城和提供生计上有重要意义，其中的个体的家庭义务与亲缘应责，还为流动农民组织在城市里的建立，提供了乡土型的信任与网络基础，进而形成了强动员力的组织基础。20世纪80年代，贫困是四川农村从家庭到村落的基层常态，个体考上大学并留在城市，往往是家庭的集体决策并举全家之力的结果。将农村的亲戚带到城市谋生，被视为已在城市立足的农家子弟不可推卸的“亲缘责任”。章木森进城谋生因其投靠了大舅子老高。老高于20世纪80年代从江口镇考上D市的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随后被家乡亲缘寄托了改变穷困现状的厚望，总被父母亲戚叨叨着“给老 仅有因特定事或亲密交往圈组成的小范围的微信、qq群等。访谈（RXZF20190814002）。我们对于访谈对象的编码规则是：前两位字母代表访谈地点，如RX代表本访谈发生于大佛县，XN代表本访谈发生于D市；第三、四位字母代表身份，如果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则以代号ZF表示，如果是“Q烧烤”从业者（包括老板和员工）则以SY来表示；后面的数字依次代表：访谈时间+当天访谈对象的编号。邓燕华：社会建设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访谈（XNSY20200813002）。129家亲人安排工作”。1998年，章木森为了还清家中举债，隔三岔五给老高写信、打电话拜托帮忙找工作。老高多方打探，发现在夜市摆摊卖烧烤是成本低、盈利高的商机，适合文化程度不高但能吃苦耐劳的章木森，便把章木森接到D市，开始了其“亲缘应责”。老高对章木森的帮助，可代表当时个体对家庭义务作出应责的立场与边界，而其帮助过程，既是对流出地乡土社会秩序的遵守，也是其与章木森间形成彼此认同权力关系的过程。老高的“亲缘应责”包括两个步骤。一是提供资金帮扶：安排考察项目与提供启动资金。老高先是出钱带章木森吃遍了就职学校周边夜市里的所有烧烤，以考察烧烤摊的经营过程与经营方式，和测算租房、设备等经营成本，随后便全额提供启动资金支持章木森“单干”。二是动用关系资本：“得把活路给人安排好”。老高先是找门路安排章木森到一处烧烤摊位上做学徒。章木森很能吃苦，一个月左右学成，开始筹备摆摊。后又找关系帮忙摆平“事”，比如在夜市地盘基本被“瓜分”的情况下，老高找到熟识的小卖部老板，以定点在其小卖部拿饮料为协议获得了在其店门口摆摊的许可权，落实了烧烤摊点，1998年10月时，章木森的烧烤摊正式开张。至此，老高认为已“仁至义尽”，无论结果怎样都心安理得，给家庭、家族、村庄以“交代”，即便章木森没成功，也不再提供更多帮助。而这两个步骤，后来演变为“Q烧烤”组织扩张时期“个体应责”的基本规则。前任江口镇党委驻D市“Q烧烤”党支部书记老曹告诉笔者，亲戚做学徒、后协助其单干的培养模式，变成了Q烧烤组织心照不宣的规则，在组织扩张、网络传递过程中被保留下来。直到今天，这一模式仍为有意开店的同乡务工者提供庇护与保障。2.“乡土型”社会资本：应责传递、网络拓展与组织架构建立随着同乡网络扩大，乡土型社会关系中个体的家庭义务和亲缘应责，转化为流动农民组织在城市里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通过快速凝聚组织信任、形成组织秩序实现了组织动员，并通过回应组织成员的谋生诉求实践着组织应责。首先，通过应责传递，同乡网络为基础的组织初步形成。老高对章木森的应责过程，在同乡血缘与亲缘中不断复制扩散。大佛县的烧烤美味且独特，同本地的西北烧烤相比“差异化”优势明显。章木森经营有方，时正值北方夜烧烤淡季，但其生意却越做越好，从最初一晚卖十几元，到1999年初已攒下六千余元。同年春节，章木森把家里的欠债全部还清，老高的家庭应责与章木森的家庭集体决策均取得了成功。赚到钱的章木森，开始复制和传递亲缘应责，先是将哥哥带到D市一同经营烧烤摊，又相继把自己的小舅子、姐夫等亲戚带了过去。彼时，“Q烧烤”以路边摊的形式经营，成本低、准入条件少，经营环境复杂，经营过程受地方社会环境影响极大。随着“Q烧烤”生意趋好，动员更多的同乡形成组织，既能共享利益又能彼此照应，有较强的组织动力。经由亲属间“传帮带”的快速扩散，至2000年时，“Q烧烤”在D市“红火了起来”，已有大约4050户大佛县江口镇家庭在D市从事“Q烧烤”生意，很快形成了以章木森为网络中心，以其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亲疏不等的初级同乡组织。其次，通过复刻“乡土”里的权力关系，以同乡各族姓精英为主的“元老”集团形成。农民出身的章木森成为“掌舵人”，面对初具规模的同乡组织，压力陡增、自觉应对能力不足，特别有了同乡间竞争后，自家收益产生波动，对维系组织与个人生意均没了信心，动了逃避返乡的念头。组织“主心骨”心生动摇，组织存续面临危机。此时，江口镇各家族在D市经营Q烧烤生意的能人站了出来，章、高、曹、吴等江口镇几大姓氏中的有能力者，组成了“元老”集团，约定共同议事决策以应对组织老乡过程 访谈（XNSY20200813002）。访谈（RXSY20210817008）。访谈（XNSY20200813002）。访谈（XNSY20200813002）。访谈（XNSY20200813002）。访谈（RXSY20210817008）。访谈（XNSY20200813001）。访谈（RXSY20210817008）。访谈（XNSY20200813001）。130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元老”集团奉章木森为中心，而章木森则始终视老高为尊者，“元老”集团并未将章木森的其他血亲纳入其中，而是逐渐发展形成同江口镇各族亲关系相平衡的组织领导格局。“Q烧烤”在一定程度上“复刻”了乡土秩序中的伦常关系与权力格局，而这一过程似乎“自然而然”被同乡成员接纳。自此，以章木森为组织领袖，同乡大姓家族的同业精英组成“元老”集团，同乡其他成员各自开店的组织架构初步形成，“Q烧烤”组织也由个体“家族化”转变为组织“同乡化”。可见，“乡土型”社会资本的两个要素对流动农民组织在城市里的快速形成发挥了作用。一是以血缘、亲缘应责为内核的社会网络关系，形成了组织信任与组织网络。不论老高还是章木森，亲属之间的“传帮带”，是需要刚性履行的家庭责任。个体和家庭的应责传递，很快吸纳了大量同乡从业者，在城市里形成以最初创业者为网络中心，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这构成了组织形成的信任与网络基础。二是以流出地乡村的权力与秩序关系作为组织维系规则，维系了组织初期的稳固。随着同乡从业人数不断增长，组织需要更有力度的组织管理来平衡利益分化。此时，“复刻”流出地乡村的社会秩序，比如亲族力量、权力关系、网络关系等，不仅有利于快速的组织化，还能快速团结组织成员，维系组织运转的同时，保证成员的利益共享。总之，流动农民组织以乡土社会里的关系与秩序格局为基础，以流出地的乡土型社会资本为维系变量，建立了组织力，令组织在初期拥有较强的组织动员与组织应责能力。然而，支撑这种组织力的乡土秩序与伦常规则，同城市市场社会里的秩序价值产生张力，令组织在城市里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危机。（二）组织动荡：“单一型”乡土资本在城市里的组织能力式微“Q烧烤”的利润十分可观，作为一项产业，每年的纯利润在2亿元以上，组织成员亦收益不菲，“中等生意的店，纯收入一年七八十万，差一点的，一年二三十万没问题”，吸引了大量江口镇居民前来淘金。2002年前后，“Q烧烤”在D市逐渐声名鹊起，经营模式逐渐由摆地摊升级为开店铺。20022007年间，店铺数量快速增长，组织规模迅速扩大，至2007年时已达400余家，有超过4000余江口镇人在D市从业。随着市场影响力扩大，“Q烧烤”同既有市场分配格局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同时，经营成本增加、回本周期拉长，租店面、抢市场、稳人员等组织内部的利益分化逐渐显现，组织发展遇到诸多瓶颈。为应对危机，2005年，“Q烧烤”在D市正式成立了商会，章木森担任会长，集团“元老”分别担任副会长和秘书长。同年，章木森在D市注册“Q烧烤”著名商标。但组织应责与组织动员能力依然面临挑战，引发了组织动荡。1.城市市场里的组织应责能力弱化进城初期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具有“单一性”，其对于传统农业里小农分散经营形态下的社会关系有天然的整合能力，其组织动员主要在组织内部发挥作用，对小农特征的组织成员可进行有效且快速的组织动员。而面向城市里的外部市场与社会时，却难于形成具有市场性与政治性的组织网络以提供组织庇护。组织一旦发展壮大，便面临组织协调与市场应对能力不足而组织应责能力式微，引发组织的内忧外患。组织协调能力不足表现为组织层面的无序扩张与个体层面的小农无意识。“Q烧烤”具有明显的地缘性产业特征，以家庭为经营单元，是对农村“小农式”生产方式的延续。初期，“Q烧烤”的经营规模小而灵活，一个家庭的男主人负责烧烤，女主人负责收钱，再雇12个帮工便能较好地经营。该模式投资与试错成本低、灵活性高，有利于店铺快速增加，“早期老家（江口镇）到店里务工的人，99%都开了店”，但到2007年时，一般的店铺规模已扩大至需要810人维持经营，稍微大的店需要20人左右，一般的开店成本由初期的几千元增长至二三十万元，帮工也由初期的一个月拉长为12年。此 访谈（RXSY20210817004）。访谈（XNSY20200813001）。大佛县委组织部提供资料。访谈（RXSY20210817009）。访谈（RXSY20210817001）。访谈（RXSY20210817008）。访谈（RXSY20210817008）。131时，“Q烧烤”既未从组织层面作出有序发展的规划，也缺乏优化市场管理、庇护组织成员利益的组织管理能力，店铺间的恶性竞争很快爆发出来。比如，店铺选址向优势口岸扎堆，劣势口岸则无人问津，做事靠谱的同乡工人被各店明里暗里争夺等，造成了“自己人间”的相互干扰。与此同时，普通经营者受困于“种田”思维，缺乏市场意识，自乱了市场却并不自知。“一到两公里之内原则不能开，要市场保护，但那会儿好一点的十字路口开三五家、五六家都有，看到生意好，都是亲戚老乡，有地方我就给你来一个。”“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明白，跟我们在家种田是一样的，只要它不违反我的利益，其他就无所谓，不需要去了解市场逻辑，当有一天反噬的时候，他才发现利益受损了。”除此之外，“Q烧烤”还需要应对与本地同行的竞争。因烧烤为晚间生意，普遍经营到凌晨。早年间，D市夜间的治安环境存在漏洞，客源鱼龙混杂，吃“霸王餐”的事情更是屡屡发生，部分店铺曾遭黑恶势力闹事，如本地的地痞流氓找茬收钱和竞争对手的恶意报复等，组织缺乏对正规渠道寻求庇护的协调能力，陷入“内忧外患”。2.组织动员的团结力强却秩序构建能力差组织扩张时期的“Q烧烤”，“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动员力呈现出组织团结能力强却秩序构建能力差的张力，引发了组织利益散化、组织信任弱化，甚至出现组织团结“黑帮化”的迹象，组织秩序也出现了趋向瓦解的苗头。为避免受到恶势力欺负，同乡组织成员间“抱团取暖”意识不断增强，店铺间小范围的快速组织力不断增强，与D市本地人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每个店里23人有手机短号，有店里闹事，就相互通知，比110报警还快。35分钟，最多10分钟会到齐，（我们）只有相互帮扶才行。”每个店铺需要独立的空间与客源范围，以确保生意空间边界清晰、不被侵犯，但这一方面组织却管理无力，令成员处在无序竞争之下。久而久之，组织信任被削弱，前期形成的一些口耳相传、自觉约定的组织规则，比如店铺一般在江口镇同乡之间传递，以及近乎不求回报的个体亲缘应责以扶持亲属开店等规则开始被打破。一些店铺用了非大佛县的人做帮工，最多的时候，务工人员中D市及周边本地人的比例大约占到了三分之一，甚至有非大佛县人盘下了一家店，但却明显不按“规矩来”。随着竞争逐渐增大，有的店铺老板不愿意将手艺传给同乡，避免“锄头挖自己”，还有一些从业者开始乱打招牌，不使用或乱使用“Q烧烤”的商标，组织秩序有了瓦解的趋势。此时，“Q烧烤”在D市的组织存续陷入了瓶颈，除了需要拓展组织网络关系以建立起适应正式市场的竞争能力外，还需要建立起对非正式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除了需要形成“抱团取暖”的组织动员外，还需要理顺组织内部的秩序规则以维系持续的组织信任。总之，组织亟待拓展出新的组织社会资本以维系组织发展。（三）回到家乡：为组织在城市里的存续拓展“复合型”乡土资本“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地缘性与封闭性，虽有利于组织团结，却阻碍着组织融入城市的社会与市场。作为城市里的外来组织，这一时期“Q烧烤”的发展困境，根本在于组织缺乏城市里的发展指导，“单一型”乡土资本既无法指导组织建立抵御城市竞争的网络能力，也无法在新挑战、新困境中指导组织维系信任进而维护组织秩序。如何拓展新的组织社会资本？“Q烧烤”组织选择了“借力家乡”，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回到流出地，叠加拓展出乡土型的政治资本与乡土型的市场资本，组成“复合型”乡土资本，以形成新的组织能力。1.在“单一型”乡土资本基础上拓展出政治性的资本属性既然“单一型”乡土资本难于指导“Q烧烤”在D市中拓展出组织网络关系，那么回到家乡，将组 访谈（XNSY20200813001）。访谈（XNSY20200814002）。访谈（RXSY20210817004）。后放宽到了整个大佛县。访谈（XNSY20200814001）。访谈（RXSY20210817004）。132织带入家乡的政治网络中谋得在D市里的组织庇护，是“Q烧烤”作为城市里的流动农民组织更可能建设起来的一类组织社会资本。2007年时，因江口镇有4000余人在D市从业，“Q烧烤”引起了江口镇党委政府的关注。一方面，从业者的收益主要存回家乡的银行，提升了本地的金融能力。另一方面，4000余名本镇流动农民的管理与服务成为江口镇党委政府的重要关切。2007年时，在大佛县县委组织部、江口镇与“Q烧烤”组织的共同推动下，江口镇“Q烧烤”流动党支部在D市挂牌成立，流动党员15人左右，先后由“元老集团”成员担任支部书记。流动党支部成立后，大佛县所属Z市的市级领导、大佛县县委书记、县长等都曾多次到D市慰问、看望、调研，支部书记加入了江口镇支部书记工作微信群，同属地党支部一同，接收和回应各类指令信息。十多年来，“Q烧烤”同家乡党委政府间的公务活动频繁，而“Q烧烤”流动党支部亦获得大佛县江口镇党委的多次表彰。2018年时，四川Z市指导“Q烧烤”成立了市级异地工会，匹配了工作经费。“元老集团”或组织核心人物在返乡后，主动承担起村社干部职务，以巩固“Q烧烤”组织在同乡的政治力。流动党支部的前任书记老曹，2019年将两个门店交由女婿经营后返乡照顾母亲，主动参选担任所在社区的社区书记。“元老”老张返乡后，2016年起担任所在村的村支书。自流动党支部成立起，“Q烧烤”主动同本乡建立日渐紧密的政治网络关系，为组织拓展出了来自本乡的政治性社会资本。这一政治性的社会资本，为“Q烧烤”在D市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庇护。2012年，“Q烧烤”在D市遭遇发展过程中的最大危机，本地著名报纸H报连续一周刊登“Q烧烤”负面新闻，报道其以猪肉冒充牛肉的食品诚信安全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舆论谴责，“Q烧烤”声誉大损、发展一度停滞。为澄清事实，“Q烧烤”流动党支部向江口镇党委提出求助，大佛县迅速联合工商、食品等五个相关职能部门和江口镇党委到D市展开调查，并把“Q烧烤”的肉品送往云南省昆明市（国务院食品安全指定的动物食品安全检测所）进行检测。“当时的检测结果证明了我们用的是货真价实的高品质牛肉，这样才保住了Q烧烤的声誉，没有对我们的发展造成影响。”老家的党委政府向“Q烧烤”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庇护，为“Q烧烤”组织在D市的商业经营提升了关键的抗风险能力，拓展了“单一型”乡土资本在城市里建立组织网络、应对组织竞争的能力。同时，这一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