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百年西化历程与帝国终结.pdf

49 专题研究 奥斯曼帝国百年西化历程与帝国终结*王三义奥斯曼帝国 1922 年 11 月终结，距今刚过 100 年。这个大帝国从 1792 年塞利姆三世主动推行改革，到 1914 年卷入世界大战前，曾经历了 120 多年的西化历程，西方宪政的实践一直延续到战前。而今，土耳其学者对帝国这段历史的叙述，常因立场和视角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结论。在土耳其革命史的叙事中，这是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国家分崩离析的历程，帝国统治者“保守、落后”，腐败被夸大，西化改革的努力及其价值被淡化。而以现代化视角叙事则肯定帝国晚期的西化改革，认为主动仿效西方并推行变革是明智之举，改革为后来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当然，现代化视角也认为奥斯曼帝国应该被抛弃，而且，帝国的遗产属于负资产()。阿拉伯国家现代化的起点离不开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史，但是，阿拉伯国家独立始于英、法的委任统治，并非与帝国晚期西化相衔接。按照土耳其现代化史的逻辑：推翻帝制选择共和制是正确的，共和国的现代化是中东地区现代化的样板。革命史与现代化两种模式*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经济通史”（21&ZD246）近代卷导论及阶段性成果。()简单的理由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文明和进步，它的主要贡献一是摆脱了帝制的束缚，二是走仿效西方的工业化道路，具体而言，首先是以民族国家取代了帝国，其次是废除政教合一，开始了世俗化。其实，土耳其民族主义、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叙事的来龙去脉是复杂的，各有不同的语境。昝涛在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 年）一书中有详细分析。摘 要：奥斯曼政府选择西化道路，旨在推动帝国发展和进步并适应时代需求，具体领域的改革有成效，但不足以实现社会转型。制度变革有利于调整局部利益，社会表面的变化也显而易见，但工业化的实践有落差。帝国西化历程艰难曲折，无论早期还是后期，都未能解决思想观念的转变，同时低估了宗教因素的影响，因此采用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半途而废。外交上从学习依靠英法转向学习依靠德国，将德国视为快速实现富国强兵的样板。与德国的亲密关系给帝国带来明显的益处，而一战选择站在德国一方，使帝国瓦解。关键词：奥斯曼帝国 西化 制度变革 宗教 德国经济社会史评论 2023 年第 3 期50二二三年第三期都是讨论西方工业文明强行介入帝国传统社会问题；研究对象一样，成果丰富而侧重点不同。()在总体“价值判断”中都有一个标准，即：摆脱传统帝国而走上民族国家发展现代化道路意味着进步。世界近现代史整体趋势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奥斯曼帝国是起步最早、历时最长的尝试者和实践者。分析奥斯曼帝国何以选择“西化”，以及“西化”之路所遇问题与挫折、得失与教训，仍然是学术研究需要深入探索的主题。一、制度变革的成效与不足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起步早，持续时间长。塞利姆三世（17891808 年在位）学习西欧国家的军事技术，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 年在位）注意到制度层面变革的重要性。坦齐马特时期（18391876）()是帝国全面改革阶段，其目标既超出塞利姆三世“强兵”“御侮”，也超出马哈茂德二世维护帝国统一。这一时期除了引进西方科技之外，还学习和模仿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改革措施涉及军事、司法、行政、财政、教育等领域。19 世纪前半叶，即从马哈茂德二世到阿卜杜麦吉德（18391861 年在位）时期，经济制度变革主要涉及土地、财政和税收制度。18291831 年，政府完成了人口普查和土地测量，对财产进行登记，为税收改革做准备。1831 年废除了“蒂玛”制度，不再给政府官员封授蒂玛或免税田，改变土地占有方式。历史上，帝国实行的“蒂玛”制（Timar System）是一种小采邑分配制度，土地和兵役结合。废除“蒂玛”制后，土地收归国家或分配给生产者。大多数地方的村社和部落占有土地的形式，逐渐被私人占有方式取代。1838 年，政府宣布废除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大土地所有制。1839年，素丹阿卜杜麦吉德颁布古尔汗法令()，取消或收回帝国其他地区的封地，国家成为新收回土地的所有者。()土地改革把农民推到市场边缘，维持生存的农业逐渐()Bernard Lewis,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3nd Edi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Daniel Lerner,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US:The Free Press,1964;Akin Sina,Dexter H.Mursalolu,Turkey: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London:Hurst&Company,2000;Erik Jan Zrcher,Turkey:A Modern History,London,New York:I.B.Tauris&Co.Ltd.Publishers,1993;Roger Owen,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1800-1914,London&New York:Methuem Co.Ltd.,1981;Alfred Bonne,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Rutledge,1998;Reat Kasaba,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8;evket Pamuk,The Ottom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1820-1913:Trade,Investment,and Produ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1987;Elie Kedourie,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London:Mansell Pub.,Westview Press,1987;Ktkolu,Osmanl-İngiliz İktisadi Mnasebetleri-I,Ankara:İmge Kitabevi Yaynlar,1974;Charles Issawi,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urkey,1800-1914,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坦齐马特”（Tanzimat）的主要含义是“整顿”（the Reorganisation）、“改革”（reforms），后来变成奥斯曼帝国史中表示一个具体时期（18391876）的专用名词。()1839 年奥斯曼素丹阿卜杜麦吉德颁布的“上谕”（敕令），即 古尔汗法令（Glhane Hatt-Hmayunu），英文名称 the Decree of Gulhane、the Rose Garden Decree（玫瑰园法令）、The Proclamation of Tanzimat 等。()Alfred Bonne,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Routledge,1998,p.188.51 王三义 奥斯曼帝国百年西化历程与帝国终结转变为面向市场生产的农业。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土地改革主要是废除穆尔塔济姆（包税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收宗教地产等，借此消灭埃及马穆鲁克封建主的势力。()各类土地归政府统一支配，耕地分给农民，农民以纳税为条件取得使用权，不得转让也不能继承。对清真寺和其他以宗教名义占有的土地，不改变其土地占有形式，但取消免税特权。改革中对土地的分配以行政命令推行，没有以法律形式确认土地产权。帝国在马哈茂德二世时期逐步取消了包税制，确立新的税收制度，即派专人征收直接税。这样一来，税收直接入国库，避免了中间盘剥。坦齐马特时期依照 古尔汗法令确定的财政改革原则，执行公正的税收和评估体系；简化税收征收手续；免除羊税和人头税，只保留什一税；在废除市易税和货物税的地方，向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所得税()；建立财政预算制度，1860 年首次公开财政预算，此后每年编制国家财政预算。()1840 年，政府建立了第一个欧式银行，定期发行纸币。18531856 年，改革派开办了几家以欧洲国家资本为主的银行，开展金融业务，目的是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为了筹措军费而举借外债，此后外债增加，到 1875 年陷入债务危机。阿卜杜阿齐兹（18611876 年在位）统治的第二年（1862 年）建立审计部门，1876年建立农会和商会。政府设法为农民贷款，缓解生产资金短缺问题。()为推动经济发展，政府努力改善交通运输，但因军费支出和警务支出过多，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经济制度的改革措施是合理的，也取得一定成效，有利于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增加了政府收入。在改革财政和税收的同时，帝国政府也着手进行政治机构改革和制度建设。坦齐马特时期通过法令明确了改革意图，在行政机构改革、引入世俗法律和地方治理等方面做了努力。一般认为，制定奥斯曼帝国民法典和颁布 奥斯曼帝国宪法是政治改革的高潮。坦齐马特时期出于强化朝廷权力的需要，集中权力以提高管理效率，重点是扩大政府部门职能，完善地方管理制度。行省和地方管理的组织和运作、各地警力部署、中央政府以外的官员选拔、任命、考察、擢升等，都由内务部掌管。促进产业和贸易，规范出版业，增益民生的法律法规及行政方案的推荐，也由内政部负责。内政部有独立的预算（其他部门没有），可以直接与立法机关沟通。这个时期帝国的立法机关由()Kenneth M.Cuno,The Pashas Peasants:Land,Society,and Economy in Lower Egypt,1740-185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07-108.()Stanford J.Shaw&E.K.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p.95-96;Reat Kasaba,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London&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p.50.()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New York:Facts on File,2009,p.6.()Reat Kasaba,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p.50.()Stanford J.Shaw&E.K.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pp.230-231.52二二三年第三期最高司法条例委员会和坦齐马特委员会（Meclis-i Tanzimat）组成，前者的职责是根据专家委员会的法律议案，拟定法律和法规草案；后者负责针对所有臣民的立法，接受并考察官方或民间提交的议案。最高司法条例委员会也发挥司法职能，对违反法纪的高官案件进行初审，对行省司法委员会判定的刑事案件进行终审。()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司法体系和行政体系并行，其中宗教和司法机构是一体的。宗教机构的职责是维护信仰，使其合乎伊斯兰教哈乃斐派（Hanafi）理论，监督伊斯兰法的实施。法官和穆夫提灵活地把哈乃斐派理论运用于实践。总之，改革的目的是使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协调统一而不是分立。地方管理的问题千头万绪，关键是如何加强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维护帝国的统一。1856 年颁布的改革法令除了重申 古尔汗法令的原则和立场，更多涉及改革措施的落实，明确地方管理。例如，改进各省参政会议的代表构成，选举基督教徒代表参加；设立独立法院以确保基督教民的合法权益；对帝国境内不同民族、不同信仰者杂居的地区设立各类世俗学校等等。()根据 1864 年颁布的 行省法，帝国行政区被重新整合为 27 个省（Vilayet），每个省由不同的桑贾克（Sancak）和县（Kaza）构成。基层实行分级管理，每一级设有“管理委员会”()。省级行政长官总督（Vali）选用自己的下属职员，拥有广泛的权力。地方政府由民政、财政、警察、司法等部门构成，其中财政部门的负责人直接向中央政府的财政大臣汇报工作。在每个省、桑贾克、县分别成立民事和刑事的混合法庭。()行省法在管理有难度的行省（如巴格达省）进行试点，然后推广到其他行省。行政改革的目标是加强对各省的控制，因此派遣直接听命于中央的监察官到各省巡视，以监视行省总督并削弱其权力。各省成立省议事会，实行政府代表与地方贵族代表的协商制度。省级的代表从各个县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中选举产生。当素丹意识到削弱总督权力对行省管辖不利时，又恢复总督的权力，让总督节制所有从首都派到行省的官员。坦齐马特时期，新的行省管理实际上提供了对地方权力的新机制，使地方有发展空间，与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并不冲突。这也算是一种变通：既优先考虑地区利益，也避免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理论上政府的政治改革与地方的经济利益是协调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未必如此，有时则产生相反效果。奥斯曼帝国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法（eriat,沙里亚）的宗旨不容改变，但是，帝国要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进行世俗法律的立法和司法工作。法律制()Stanford J.Shaw&E.K.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pp.77-78.()Yaar Ycel,Ali Sevim,Trkiye Tarihi,Vol.,Osmanl Dnemi(1730-1861),Ankara:Trk Tarih Kurum Basimevi,1992,p.301.()Erik J.Zrcher,Turkey:A Modern History,London:I.B.Tauris&Co.Ltd.,1993,p.60.()Wayne S.Vucinich,The Ottoman Empire,Its Record and Legacy,Princeton:N.J.Van Nostrand,1965,pp.95-96.()Halil Inalck,Mehmet Seyitdanlolu,Tanzimat:Deiim Srecinde Osmanl İmparatorluu,İstanbul:Trkiye İ Bankasi,Kltr yaynlar,2008,p.222.53度的变革首先是引进西方法律，效仿欧洲样式改革司法程序，颁布新法律。坦齐马特时期完善了前任素丹所建立的司法机构，还设立了新的司法机构，如最高司法条例委员会、“坦齐马特委员会”等机构，规范司法制度。1840 年颁布新刑法仿照法国刑法制定，认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地位平等。1841 年讨论制定一部新商法，准备废弃旧商法。此后，在涉及外国商人的案件中引入混合法庭。1847 年建立混合的商业法庭，第一次尝试确立对所有臣民的普遍审判权。()1850 年颁布新商法。1861 年颁布 海事法，1863 年颁布海上贸易法典，1864 年颁布 行省法()，1869 年颁布 国籍法和教育法()，在此前后建立了军事法庭和世俗法庭，世俗法庭专门处理涉及非穆斯林的案件。()1869 年开始制定奥斯曼帝国民法典（Mecell-i Ahkm-i Adliye），1876年颁布民法典（1877 年生效）。1867 年，帝国首次颁布宪法，政体改变为君主立宪制。两年后素丹哈米德二世解散议会，公开采取集权措施，掌握官吏的任免权，严格控制舆论，并建立严密的特务系统，严厉打击和镇压各种反抗运动，实行专制统治。不过，奥斯曼帝国民法典仍然有效，也从未宣布废除 1876 年宪法（只是搁置）。相对于坦齐马特时期（18391876）的改革高潮，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的 30 年（18781908）显然是倒退。1908年发生“宪政革命”，恢复 1876 年宪法，出现第二次君主立宪制（19081918）。可惜第二次宪政改革未能挽救帝国危机，1918 年奥斯曼帝国作为战败国被肢解，名义上的帝国政治维持到 1922 年 11 月，素丹制度被取消。表面上看，改革逐步深入，但政体改革并不触及素丹制和哈里发制，伊斯兰教的地位没有下降。相反，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还强化了伊斯兰教的作用。因为，随着西化改革的持续，社会开放程度增大，少数民族和少数教派的地位提高，统治者担心社会阶层有离心倾向，所以素丹需要突出哈里发身份以促进帝国臣民的团结。整体来看，帝国政治制度改革中一些重大问题并未解决。统治者从实际需要出发，改革的措施和规则往往是暂时的，未能转化为有效的制度。管理少数民族的“米勒特”制出现问题，并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也没有确立替代性的制度。兵役制问题、宗教问题等，都没有在制度层面有效解决。处理国内问题，常常不依赖制度而是通过权力斗争来实现。古尔汗法令和改革法令的颁布在当时是想告诉西方政要，奥斯曼素丹准备用现代文明理念来治理国家。西方人对 古尔汗法令大加赞赏，把帝国统治者能否同等对待非穆斯林，看作衡量帝国政治进步与否的标志。因此法()Alfred Bonne,State and Economic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Routledge,1998,pp.13-14.()关于行省的立法有过三次，分别是 1852 年法案、1858 年法案、1864 年法案。其中 1864 年颁布的 行省法（Vilayet Hukuku）更为明确，是由大维齐尔富阿德帕夏和米德哈特帕夏负责制定的。该法于 1867 年和 1871年两次修订。()1869 年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 of 1869）又名“公共教育法案”（the Public Education Act），在帝国史资料中常称“公共教育新法规”或普通教育法。()Erik J.Zrcher,Turkey:A Modern History,London&New York:I.B.Tauris&Co.Ltd.Publishers,1993,p.61.王三义 奥斯曼帝国百年西化历程与帝国终结54二二三年第三期国报纸上说，这一成文法令为土耳其进入现代文明奠定了制度基础，是西方文明的胜利。()即使有了这样的法令，落实在各项改革中未必取得明显成效。正如威廉耶勒所说，“作为基础的经济和文化发生改变之前，凭着素丹颁布的法令要把欧洲的政治制度搬到这里，未免过于理想化”。()二、社会转型的问题与困境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帝国，生产技术没有进步，农业停滞；传统手工业脆弱，受西方商品冲击而难以维系；交通运输落后；东地中海的商业优势正在丧失；游牧生活方式在沙漠和高原依然存在。查尔斯伊萨维（Charles Issawi）、罗杰欧文（Roger Owen）、谢夫凯特帕慕克（evket Pamuk）和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等学者持大致相似的结论。()面对西方国家机器制品大量进入帝国市场，政府起初采取强硬措施，进口和出口都有禁令。城市的行会拒绝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宗教界人士大力抨击商人，认为手工业者破产、城市行会受到损害都源于西方商品占据帝国市场。阿勒颇、大马士革、哈玛、贝鲁特等城市的手工业生产迅速萎缩，贫困人口持续增加。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如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主宰了商业领域。这些商人在对欧贸易中占据优势，并获得大量财富，成为城市里的富裕阶层。在奥斯曼社会,少数特权阶层、富裕阶层垄断社会资源，享有社会财富，下层民众贫困、无权、缺少受教育机会。而且，贫穷者越来越贫穷，富有者越来越富有。帝国社会没有坚实的中间阶层。出身高贵者与出身寒微者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统治阶级与其他臣民之间、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存在有形无形的阶层隔阂，奴隶、妇女和不信教者没有社会地位。帝国政府对穆斯林臣民按照伊斯兰教社区管理，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教派实行“米勒特”制。在穆斯林的宗教组织中，由各级法官、城市穆夫蒂、教法学者等组成的宗教机构负责处理宗教事务、司法裁决并管理各地清真寺，负责宗教仪式、管理宗教基金、开展文化教育。帝国的宗教机构是一个兼有宗教、司法、教育等职能的体系，触角伸向帝国穆斯林生活的各个角落。在少数民族和少数教派的管理中，在承认素丹权威和缴纳人头税的前提下，实行宗教社区内部自治。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因素的渗透，各宗教社团之间的关系、穆斯林与少数教派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变。希腊地区于 1830 年脱()Halil Inalck,Mehmet Seyitdanlolu,Tanzimat:Deiim Srecinde Osmanl İmparatorluu,İstanbul:Trkiye İ Bankasi,Kltr yaynlar,2008,s.114.()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London:Mayflower,1959,p.40.()查尔斯伊萨维（Charles Issawi）、罗杰欧文（Roger Owen）、谢夫凯特帕慕克（evket Pamuk）和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等学者的论著中，关于中东社会经济停滞和落后的结论，主要例证是奥斯曼帝国。中东地区在 19 世纪只有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法维王朝。详见 Charles 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Roger Owen,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1800-1914;evket Pamuk,The Ottom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1820-1913:Trade,Investment,and Production;Bernard Lewis,The Middle East:From Rise of Christianity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1995.55离奥斯曼帝国，但帝国境内还有百万希腊人。伊斯坦布尔城内法纳尔区的希腊人、士麦那（今伊兹密尔）的希腊人，有许多是富商、企业家或银行家。山区的亚美尼亚人散居于库尔德穆斯林和牧民之间，生活条件艰苦。城市里的亚美尼亚人或做欧洲代理人，投资公司，从事手工业，例如经营货币兑换、金饰工业、珠宝业等，接受米勒特制度的管理。古尔汗法令给予亚美尼亚商人和工匠，在米勒特社区内政治权利。()但奥斯曼统治者不准许亚美尼亚人有自己的政府或实行自治。犹太人“米勒特”规模小也比较分散，犹太人只从事经济活动，不参与帝国政治事务。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把帝国的犹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区别对待，因此没有发生大的事件。()犹太社区相对封闭，不过，犹太工匠、犹太商人、犹太银行家依然在帝国经济领域发挥作用。整体来看，尽管帝国社会内部保守、僵化，不过，并没有完全丧失社会活力；尤其少数民族，既是“西化”的推动者也是西化改革的受益者。塞里姆三世学习西方武器制造和船舶制造，提高武器使用技术。马哈茂德二世在建立新型兵工厂铸炮厂和造枪车间的同时，也发展纺织等民用企业，从国外购进新式机器，从欧洲招收技术工人，并保证了原材料供应充足，在伊斯坦布尔西部初步形成工业区。()坦齐马特时期，在马尔马拉海以东距离伊兹密尔不远处建立了第一家毛纺厂（1843 年），在马尔马拉海一侧靠近伊斯坦布尔的海莱凯（Hereke）建立了棉纺织厂。为了保障原料供应，在色雷斯等地养羊，并种植棉花，使用美国棉种籽并请美国专家做指导。()18411847 年之间，伊斯坦布尔城内和郊区、士麦那（伊兹密尔）、巴格达、保加利亚等地建立的毛纺织厂和棉纺织厂、冶铁厂、枪炮厂都属于仿照西欧的现代化工厂。比如，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大工厂是仿照英国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工厂建立的。()坦齐马特时期帝国统治者把工业化作为国家振兴的主要途径，政府先后投资建立了 150 多个工厂。()帝国晚期各类加工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各种小型工厂达 1 500余家，但所制造的产品数量和质量都不能与欧洲同类产品竞争，国内所需的许多工业品依然依赖进口。()按照资金来源，帝国的现代工厂几乎都是外国人投资的；按照产业性质，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不平衡，制造业没有得到发展，加工工业多而分散，企业资金积累不够，经营规模不大；从后果和影响看，帝国工业完整地延续到现代土耳其的()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121.()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p.145-146.()Roger Owen,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62.()Edwad C.Clark,“The Ottoman Industrial Revolu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No.5(1974),pp.68-69.()Mehmet Seyitdanlolu,“Tanzimat Dnemi Osmanl Sanayii(1839-1876)”,in Tanzimat:Deiim Srecinde Osmanl İmparatorluu,İstanbul:Trkiye İ Bankasi,Kltr yaynlar,2008,p.721.()阿拉伯行省以叙利亚的工业为典型，1844 年阿勒颇有 337 家工厂和 1 691 个车间，工人 4 481 名。详见 Alfred Bonne,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Routledge,1998,p.233.以纺织业为例，在大马士革、霍姆斯、哈玛、阿勒颇，织布机的数量不断增加，工厂规模扩大，其中阿勒颇和霍姆斯两城的织布机超过万台。详见 Roger Owen,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261.()S.J.Shaw&E.K.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II,p.236.王三义 奥斯曼帝国百年西化历程与帝国终结56二二三年第三期很少，中途转型、转产或被外资企业并购，得以幸存的只有一小部分。()建立现代工业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包括资金支持、人才引进和企业管理等等，奥斯曼帝国当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相比之下，半独立的埃及行省，新式工业取得明显成效。埃及工业的重点是军事工业，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建立兵工厂、造船厂、火药厂，生产枪弹、火药。亚历山大造船厂规模大()，可以制造出和欧洲国家相差无几的战舰。仅次于军工的是纺织工业。1816 年在开罗修建第一家毛纺织厂，接着在亚历山大、布拉克（Bulaq）等地建立棉纺厂、毛纺厂、铁厂、制糖厂、玻璃厂等。()除了棉纺织业，埃及还发展制糖工业。到 1848 年，埃及工业投资总额已达到 1 200 万英磅；工业产品能满足和部分满足国内需求；棉花、麻布、呢绒、丝绸等除了满足本地需求，还能出口。帝国和埃及行省不论官办企业，还是官方控制的民营企业，本质上都是垄断经营，与民争利；关键是管理不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埃及有的棉纺织企业从建厂到破产前后不过 14 年，厂房里塞满了机器，却没有多少产出。()帝国的企业有的归大家族管理，如达迪安家族（the Dadians）同时经营着伊兹密尔的毛纺厂、布尔萨的牧场、海莱凯的棉纺厂和纱厂，也经营火药厂。()家族企业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技术改进很难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更严重的是，帝国即使购进先进机器设备也不能投入生产。()煤炭、铁矿的开采和经营不景气，主要是交通条件差，运输业严重滞后造成的；纺织和化工等发展缓慢，主要是缺少技术工人。政府的工业实践遇到挫折，与最初的目标有很大的落差。除了受政府扶持的几个家族企业外，私营企业并没有在民间得到大规模发展。发展外资企业又顾虑外国资本的控制，事实上因债务危机外国资本也不敢投资。有“公债管理处”的资金担保和财政监督，才使帝国政府能够从欧洲获得贷款，投资铁路和港口建设。()奥斯曼帝国的工业化未能持续推进，工业体系的()至少在 1929 年土耳其共和国的统计数据中，私营企业和传统企业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所以要不断重建和新建现代企业。()亚历山大造船厂在 1830 年代雇佣的工匠和工人就达 4 000 人。()1821 年埃及棉纺织厂有 2 家，1825 年有 5 家，到 1828 年棉花的 1/4 成为本地棉纺厂的原料。详见 Alfred Bonne,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Routledge,1998,p.241.而 19 世纪 20 年代埃及各地已经建立近 30 座棉纺织厂，以每个厂 500 工人算，总计约 15 000 个劳动力。详见 Roger Owen,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70.()Rashid Ali Balavi,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dern Egypt,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pp.75-76.()Edwad C.Clark,“The Ottoman Industrial Revolu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No.5(1974),pp.70-71.()例如，安纳托利亚行省的土耳其村庄有净化种籽的机器，但派不上用场，继续手工操作；有些地方较早引进进了法国的深耕犁，却没有得到推广。在矿业中，矿场找来的矿工主要是农民，正式工人只有 15%20%，这些矿工拿到工钱后会返回乡村。Edwad C.Clark,“The Ottoman Industrial Revolu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No.5(1974),pp.70-71.()奥斯曼政府于 1875 年宣告无法支付所欠外债，因为外债数额过大，超出帝国的偿还能力。1881 年成立“公债管理处”（Ottoman Pubic Debt Administration），这个机构由欧洲（英、法、荷、德、奥匈、意）债主的代表们组成，也有帝国国内放债者和银行家代表参加，雇员超过 5 000 人。详见 Charles Morawitz,“The Public Debt of Turkey”,North American Review,Vol.175,No.549,p.282;Erik J.Zurcher,Turkey:A Modern History,London:I.B.Tauris,New York,1993,p.8.57建立遥遥无期。埃及卓有成效的新式工业，在 1849 年穆罕默德阿里去世后也逐渐衰落。尽管学习西方技术并尝试工业化的努力距离富国强兵的目标尚远，但帝国在 19世纪后半叶，社会变化是明显的。随着道路建设和城市扩展，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社会管理和司法状况有较大改观，尤其克里米亚战争结束（1856年）后，大批欧洲人来到伊斯坦布尔等城市。社会开放程度扩大，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被城市居民接受。富人和官员在社交场合讲欧洲语言，仿照西欧上流社会的社交方式，组织沙龙，出入俱乐部，或建立民间团体。()帝国境内的青年人学习法国诗歌、艺术，钻研西方哲学。帝国的显贵人物喜欢邀请西方享有盛名的画家，为他们自己及其家属画肖像。法国喜剧、意大利歌剧、欧式音乐和各种表演流行于伊斯坦布尔等城市。欧洲城市景观在帝国城市随处可见。大城市里修建了不少法国风格的公园，有喷泉和雕塑。在达官贵人和富裕市民的家里，摆着欧式家具和生活用品，欧式沙发、椅子取代了传统长凳，室内装饰大多采用法国风格。在大城市的新区，街道两边出现剧院、夜总会、咖啡馆、俱乐部、酒馆、百货商店、书店等。()欧洲时尚、欧洲的休闲娱乐，在帝国首都和大中城市流行。巴黎、伦敦有什么样的新鲜事物，在伊斯坦布尔也能看到。妇女们追求时髦，年轻女性抛弃旧式裙装，穿西式女装，发型变着花样，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为城市女性带去时尚信息。()西式休闲和欧洲风尚逐渐改变着本地市民的生活观念，从伊斯坦布尔到各省城市，来自西欧的消费品琳琅满目。但是，帝国的农村社会变化缓慢。帝国的民族成分复杂，城乡差距大，阶层分化严重，教育整体落后。尽管商业和对外贸易有较快发展，让普通民众感受到和西方社会接触以及政府改革带来的益处，但是总体来看帝国仍旧是农业社会，进步是明显的，但变化却不足以实现社会转型。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基础是农牧业，宫廷和官僚阶层依赖土地收益和劳动阶层提供的税收。奥斯曼社会类似于斯宾塞说的“军事型社会”()，帝国早期通过扩张领土掠夺财富，臣民服从于素丹宫廷的需要，而到帝国晚期，对外战争多次失败，导致土耳其人统治危机。帝国的经济制度原本为适应军事帝国，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和分配方式受伊斯兰教财产观念的支配。帝国虽然仿效西方经济制度，却未能实现农产品商品化和工业制造的规模化。奥斯曼素丹统治下的穆斯林社会，基本结构仍保持原有模式，与表面上的西式()M.Riad EL-Ghonemy,Affluence and Poverty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Routledge,1978,p.31.()Ebru Boyar,Kate Fleet,A Social History of Ottoman Istanbu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52.()奥斯曼帝国在 1869 年出现妇女杂志 进步周刊穆斯林妇女版（Terakki-i Muhadderat），此后创办了的更多妇女杂志，也出现女性作家和撰稿人。妇女杂志和女性作品内容涉及文学、音乐、时尚、漫画、医学等方面。后世研究者做了辑录整理，详见 İstanbul Ktphanelerindeki Eski Harfli Trke Kadn Dergileri Bibliyo-grafyas/,http:/kadineserleri.org/bibliyografyalar/,2023-05-24.()与“军事型社会”相反的是“工业型（或工艺型）社会”。王三义 奥斯曼帝国百年西化历程与帝国终结58二二三年第三期生活和消费倾向，构成一种内生外熟的“夹生饭”形态。改革的预期目标是通过实现工业化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帝国的落后面貌。这一目标有参照的样板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所以在帝国改革家和精英人物的认识中，“西化”道路()是他们正确的选择。前提是实现工业化，没有落实工业规划的“西化”道路，只是一种虚浮的现代生活景象。三、帝国的终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色佛尔条约签订之后，奥斯曼帝国领土由协约国军队和起义的阿拉伯军队占领。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后，在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阿拉伯行省接受英国和法国的委任统治，奥斯曼帝国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