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眼中的东亚世界——读川本芳昭教授《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pdf

日本学者眼中 的东亚世界读川本芳昭教授东亚古 代的诸民族与国家卢修龙摘要：川本芳昭教授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将汉唐之际的“中华”与“周边”民族的具体关联问题作为一个研究整体，通过对“中华意识”“部体制”“内朝”“平行现象”等一系列学术概念的阐释，运用比较视角类比中国北部和南部边疆民族、古代朝鲜、古代日本的相似与相异，阐释了东亚古代诸民族与国家的构造以及彼此间的内在关联。关键词：中华意识；“部”体制；内朝；民族问题；历史动向川本芳昭教授作为日本研究东亚古代史的知名学者，长期深耕于东亚古代的政治史、民族史以及国际关系等领域，而中国汉至唐时期的诸民族问题，“是川本先生用力最 勤的课题之一”，已 出版多本专著，如魏晋南北朝 时代的民族问题 中国史上的诸民族 中华的崩坏与扩大：魏晋南北朝等。较之以前诸著作，这本由刘可维先生翻译的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书（下文简称东亚古代），从更宏观的综合性视野出发，将“民族问题”置于汉唐之际的“东亚世界秩序”视域内进行全新理解，进而引出“中华”与“周边”的古代诸民族、国家的构造及彼此间具体关联的深思。长期以来，“汉民族形成”是川本教授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正如东亚古代之“序言”所述，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阐明“发展为世界最大民族的汉民族是如何形成的？与之相对，古代日本是如何发展，并如何面对汉民族的？”？汉民族形成问题作为世纪年代“五朵金花”之一，曾引起广泛热议。经过几十年的争论，“民族”“部族”和“族群”等概念及理论得到进一步厘清，认识到中国古代民族关系 的主流以及主体民族等系列民族问题之内在关系，汉民族形成于秦汉的历史事 实已然尘埃落定。然而随着中外学者关于民族问题的新理论、新视角出现，古代中国民族问题仍是当下热点问题之一，尤其聚焦于古代边疆民族所建王朝的阐释。在中国中原农耕社会与北方游牧社会的互动之际，边疆王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突围与重构：辽代外交研究（）”阶段性成果。阎步克丨本芳昭的中华的崩溃与扩大，读书 年第期，第页。（日）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民族問題，日本 汲 古书 院，年；中國史諸民族，日本山川出版社，年；中華崩壞拡大：魏晉南北朝，日本讲谈社，年，中译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 年出版。）丨本芳昭教授東了夕了古代仁划于厶諸民族国家一书由日本 汲古书 院在 年出版，中译本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由刘可维先生 翻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年出版。（日）川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 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页。张越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日本学者眼中的东亚世界朝 与中原王朝之内在的民族关系是以汉化、同化之类的观点出发，还是重视北方游牧社会的“胡性”因素，强调非汉民族为中心的视角。要阐明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则需深人理解中国古代汉民族和非汉民族的民族互动问题。川本芳昭教授东亚古代基于对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论”的认识，“考察民族大迁徙时期北方骑马民族对东亚大陆、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的影响”，并将“考察空间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东部，将时段从汉延伸至唐”。实际上，将“民族问题”和“东亚世界秩序”两大变量因子联系，力图“从东亚全域的高度 把握中国及其周边诸民族、政权的发展进程与内在联系”，？注重古代东亚“中华”与“周边”诸民族历时性之特征、共性的归 纳 与区域史范围内诸民族共时性之互动、交融的趋势，多维度考察彼此间的相似与相异，阐明汉至唐时期中华内部的“胡化”“蛮化”和“汉化”现象，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别于秦汉时期的新的中华世界”，？同时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向周边区域扩散传播，“五胡诸朝、朝鲜、倭国的中华意识是基于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而成形的”，？引发了东亚地区其他民族、国家的具体变化。川本芳昭教授这一阐释不仅对进一步深化理解古代东亚地区诸民族的互动关系大有裨益，而且也有 助中国学者了解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民族问题的一些观点，值得学界给予充分重视。一、“中华化”：中华意识与古代东亚诸民族的互动关系在川本教授东亚古代一书的众多学术概念当中，“中华化”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学术概念之一。所谓“中华化”是一种历史变迁的观点，以此概念为核心引出汉至唐时期边疆游牧民族、中原农耕民族以及古代朝鲜、日本间的互动关系。是书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两方面：一是魏晋时期“基于秦汉之际形成的中华世界的崩 溃、周边民族的侵人、大量移民的出现等，产生了周边民族的汉化，以及与此并行的汉族自身的胡化和蛮化。经历魏晋南北朝之际的融合，形成了与秦汉时期迥异的隋唐朝的新的中华世界”；二是“古代朝鲜、倭国等其他民族、国家也吸收了由此形成的文化，逐渐具有以自身为中心的中华意识”。以此观之，“中华化”是魏晋南北朝 时期中国 内部的汉民族与非汉民族在接触和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现象，同时亦是中国文化对古代朝鲜、日本等东亚政权产生的具体影响，其内在的核心要素是中华意识或中华思想的体现。关于东亚诸国中华思想的过往研究，在川本教授看来，酒寄雅志的研究可谓集 大成者，但酒寄氏没有对“中华”思想的发祥地进行考察，忽略了“中国 内部华夷关系 的影响力”，“在以其他国家、地域为考察对象时，不能充分地把握其中华意识的相互关联及时代变迁”。？作为“五胡”之一的鲜卑所建立的北魏被公认为北朝后，“从秦汉至魏晋延续而（日）丨本芳昭汉民族是如何形成的，澎湃新闻 年月日。刘可维）丨本芳昭教授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述评，载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新辑），商务印 书馆，年，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莹译试论东亚古代的“中华”与“周边”，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四辑）来的中国史脉络至此发生了转折，曾经的非正统政权成为正统”。由此出发，川本教授探寻中华意识的形成轨迹。按其考察对象的地域观之，它的范围涵盖汉唐间中国 内部出现的现象和古代朝鲜、日本出现的现象。就中国 内部而言，最为明显的表征是夷狄关系 的变化。原属于夷狄之列的五胡诸族人华后，胡族君 主逐渐采用中原皇帝称号、制定年号等举动，展现他们“接受了 中原王朝的政治理念，并开始具有了将自身置于中华世界正统位置的意识”，五胡诸族的中华意识形成。同样，在汉魏晋秩序中处于夷、胡位置的古代朝鲜、日本等诸国随着这一时期人口流 动和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如天下观念、华夷观念等，也波及这些区域，促使中华意识的萌芽。从中华意识形成的时序观之，“形成于古代朝鲜、日本的中华意识的先驱是侵人华北的五胡诸族”，？若在前一区域范围内探寻中华意识的形成轨迹，“从年号、太王号的使用等方面考虑，这种动向的先驱是高句丽”，？由此呈现出中华意识形成的一条脉络。此外，五胡诸族和古代日本在各自成为“中华”轨迹上存在相似性，前者是“从五胡至中华的变身”，后者则是“从作为东夷的倭向着作为中华的日本转变”，为最后成为“中华”做出努力，其共通之处在于“均以秦汉帝国为母体，并以接受册封的形式从魏晋南朝的体系中成长而来，在突破这一体系 的同时最终形成”。不过，这一意识终究是形成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框架之内，不管五胡诸族等非汉族王朝，还是古代朝鲜、日本诸国都是以“中国”为蓝本构筑自己的中华意识。在探寻日本的中华意识时，川本教授注意到日本的“倭国时代”对于“以 中国为首的东亚诸国的外交姿态发生了变化”，更加聚焦于考察汉唐之际东亚地区的发展趋势 与日本国家形成之间的具体关系。在中华意识形成这一视角观照下，川本教授“重溯四世纪以前的时代，将奴国至律令制完成期间古代日本对外交涉形态的变迁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基于这一研究理路，其变迁过程中有五个时段需要引起关注。一是建武中元二年（）奴国遣使中国，光武帝赐予奴国王印绶，意味着作为东亚中心统一政权的东汉承认奴国在倭人领土的领导地位；二是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遣使中国，宣告了具有更高层次概念“倭国”的诞生，非是代表奴国等个别国家；三是景初二年（），卑弥呼获得“亲魏倭王”称号，以倭国王的身份与 曹魏皇帝间建立明确的君臣关系；四是倭五王时期，“倭国的外交形态发生了显著的本质变化”，？此时倭五王接受了王号和征东大将军、都督诸军事等南朝宋的官位，仍以臣属中国的身份置身于当时东亚国际世界，但萌芽出摆脱中国册封体制的意识，其显著特征是倭国“天下”观念的嬗变，以及设置具有接受外夷朝贡性质的大宰府；五是倭国与隋之间的交涉，隋炀帝致倭王国书中“倭王”“王”的记述在日本书纪中被篡改为“倭皇”“皇”，并使用“天皇”称号、皇帝年号以及“日本”国号，表现出遣隋使阶段倭国强烈的自我主张，要求获得与中国对等的地位。倭国与中国王朝交流形态的上述变化经历了类似北魏等中国非汉族王朝的发展轨迹，川本教授将非汉族王朝的变迁分为（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川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本学者眼中的东亚世界三个阶段过程：“与中原王朝尚未建立政治关系 的阶段；通过朝贡等方式向中原王朝称臣的阶段；独自称帝的阶段。”“倭国从王的出现，到由中国皇帝赐予王号，最终超越这一形式自称为治天下大王，并发展成为采用天王、天皇的称号，显示出倭国经历了与五胡诸国同样的发展轨迹。”以此呈现出五胡诸族和古代日本这一变迁过程的同质性，五胡诸族称帝、倭国自称天皇，都改变了原有“夷狄”身份，并构筑了各自的“天下”秩序。说起古代日本“天下”或“天”的理解，川本教授也有新见。在古代中国人的意识中，“天下”是由“五方之民构成，而秦汉统一中原之后则发展演变为天下是夏夷或中国夷狄构成的二元社会”。？这种“二元”结构 构成的中国“天下”观念与川本教授不谋而合，“作为古代中国政治 用语的天 下一词 原本是指华夏文明的领域”，还存在“包括四海诸势力在内的天下的观念”。在中国“天下”结构中，古代朝鲜和日本诸国是位于四海夷狄位置，例如日本遣隋使国书中，隋炀帝明确将作为四海中“东夷”的倭国视作“天下”之内的国家。其实，这一中国“天下”观念的理解在日本研究者中是极具代表性的两种看法之一，即“天下乃是超越了民族、地域并呈同心圆状扩展的世界，或将其理解为世界秩序、帝国概念之类”，不同于认为“天下就是中国九州，将其理解为处于强有力统治权下的国民国家既念”。？实际上，按“天下”一词范围的广狭分为“世界”和“中国”两种概念解释。在川本教授看来，这种所谓“天下或中华的世界认识、政治思想原本起源于中国”，是以 中国为中心的，“基于同样的原理，在中国以外的诸民族因受到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也形成了 以自身为中心的天下意识”。在魏晋南北朝 时期，倭国、高句丽等东亚诸国均萌芽出这种“天下”及“中华”意识，那么它们形成的“天下”观念是何种态势，是仍属于中国“天下”范围之内，还是形成了一种完全独立于中国“天下”之外的“天下”观念？由此，川本教授注意到日本稻荷山古坟中铁剑铭文之“天下”的记载。关于这一“天下”表述，前辈学者西嶋定生指出在面对中国王朝 时，“天下”是指“以 中国王朝 为中心的全世界”，倭国处于“天下”的一隅，而铭文记载的“天 下”无疑是指“大和政权的统治领域，即倭国的领域”。对此，川本教授提出另一种解释，认为铭文所见“天下”在“现实情况中除了包括倭国领域外”，还应包括“出现于其自称的都督号等称号中所见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诸国”。？也就是说，古代日本的倭国“将倭国的领域或以倭国为中心的世界称为天下”，主张存在一个“从以 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中独立出来的，以倭国为中心的世界”，这区别于朝鲜人认为朝鲜包含在以 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中。？正是在这种“天 下”意识的基础上，古代日本发展出将自己视为“中华”的意识，“以治理天下的王的身份君临以倭国为中心的世界”，以此萌芽出摆脱中国册封体制的意识。（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渡辺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中华书局，年，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四辑）与“中华”意识密切关联的是正统意识，它指“继 承了这一中华正统的意识”。魏晋南北朝 时期，随着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氐、弟等五胡诸族人主中原内地，在与汉族接触、融合过程中，受到中原文化影响 的胡族君 主，“逐渐具有了将自身视为中华的意识”。匈奴人刘渊曾阐述“胡族也可以成为中华世界的帝王的认识”，至前秦苻坚时，“开始用王师（天子的军队）一语来称呼自身的军队；与之相反，用吴寇来称呼汉族正统王朝东晋”。刘渊、苻坚等谋求一统天下的愿望虽未 实现，但他们不再视自身为“夷狄”，而是位于中华世界的正统王朝。及至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这种正统意识愈加强烈。循着这一学术理路，川本教授在讨论由契丹建立的辽以及灭辽建立的金，中华意识、正统意识也是存在的，与这些五胡诸族有着相似的形成和发展轨道。一直以来，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岛田正郎的“胡族国家”论等均强调辽朝的二元性、独立性，认为其既不同于此前作为渗透王朝的五胡诸国，更是独立于中原农耕民族之外。在川本教授看来，“除燕云十六州以外，几乎没有稳固地占领中原本土的辽在其后期甚至也出现了基于中原政治思想的天下意识，以及将自身视为中华的华夷意识”，契丹存在标榜自身为中华世界的正统王朝的意识，这一点 与“此前所谓征服王朝论、胡族国家论间存在龃龉之处”。？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金朝的德运之说，宋人欧阳修提出的正统论基本否定之前作为主流正统论前提的五德始终说，以“正”与“统”两个概念重新定义“正统”，而在与赵宋王朝对峙的金朝仍盛行基于五德始终说的议论。当决定德运之际，金朝“选择德运的标准从瑞兆故事逐渐转向继承中国史上曾统一天下的王朝的德运”，这与北魏以继承五胡诸朝正统性的形式，改变自建国之初基于“黄帝土德”的土德说有着相似的发展趋势。故而，金、北魏在建国初期，“均没有以继承前代王朝德运的形式来决定自身王朝的行次，而是根据各自的传统决定自身的行次，此后两者经历了 以继承占领过中原的五代、五胡王朝的形式，采取相应行次的过程”，以德运继承的转变，确立了自身的正统地位。因此，川本教授的高明之处在于运用比较史的观点，抓住了 中国北疆王朝以及朝鲜半岛、古代日本等东亚地区诸民族的正统意识、天下意识以及中华意识之间的内在关联和本质特征，抓住了“基于中华化这一历史变迁的观点，而非从所谓汉化、同化之类的观点出发”？这一要素特征。正因如此，川本教授对于古代东亚诸民族问题的理论解释有 助于学界对古代“民族问题”及其互动关系 的深人理解。二、“内朝”体制 与前近代中华帝国的构造川本教授东亚古代在详细阐述了五胡诸朝的“中华”意识和这一意识在古代日本、朝鲜的形成以及与中国王朝之间具体联系 的同时，也注重南下的北方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碰撞、交融与互动过程中彼此的共通性、差异性，主 张注 意从“汉族的”和“胡族的”一（日）川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同上。（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本学者眼中的东亚世界种综合性视角来理解这些王朝。但这一研究动向并不是从对立角度去认识五胡十六国、北魏等非汉民族王朝前期存在的激烈胡汉矛盾，“从一开始并没有将胡汉对立作为这一时期一贯的、具有决定性的第一要因”。具体言之，川本教授则是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在经历了冉闵、苻坚等激烈对抗的时期后，胡汉的对立缓慢地向着逐渐融合的方向发展；进人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除北魏末期的反动期以外，这一倾向获得了进一步的强化。”可以发现，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界，孝文帝改革以后的北魏是一个胡汉融合程度 较高的中原王朝，此前的五胡十六国以及北魏前期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激烈的胡汉问题，但是这种“胡汉的对立并非限定了当时政治、社会形态的大原则。？川本教授“胡族”“汉族”交融的综合视角，显然有助于深化中国非汉王朝中胡汉关系，以及“胡性”因素在这些王朝前期存在实态的进一步理解。然而，如果基于汉化论、同化论的立场看待孝文帝改革，在川本教授看来，会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北魏前期国家是向着后期国家演进过程中，的国家，是一个基于自孝文帝改革之前就开始施行的汉化而丧失了或正在丧失自身主体性的国家。”？这样以单一的“汉化”链条将北魏前期国家和后期国家作为“过程中”衔接起来，忽略了“汉化”以外存在的其他方向性。这一时期的北魏王朝仍保持着浓厚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治体制 和样态，显然不能忽略孝文帝迁都以前北魏是具有“极为 强烈的由非汉民族创建的国家性质”这一关键要素。基于此，川本教授认为“八部制是鲜卑拓跋部族联合自草创期以来保持的部族制的最终形态”，或许可以说，“北魏前期是一个基于八部制的、权力集中于国家的部体制国家”。在十六国前期，拓跋鲜卑已经建立以拓 跋部为中心的地域性政治体，尔后出现以“大人”为名号的部落君长，至北魏道武帝初期，将部落分为“南部”和“北部”，并于天兴元年（）按方位不同重新设置“八部”或“八国”。“部”之称谓不仅存在于拓跋鲜卑政权，而是广泛存在中国边疆民族政权中的一种常见用语，在匈奴、鲜卑、契丹等民族建立的王朝中均可以见到所谓“部”的社会组织。此外，在高句丽、百济、倭国的国家制度中亦能见到这种“部”。但是这种“部”与“部落”是存在一定区别的，在川本教授看来，作为当时东亚世界的一个共通用语“部”，“并非一种单纯的指分类、血缘或地域集团的概念，而是具有作为军事、行政单位的意 味；其成员受命于王权，被集中在特定的区域内生活，并根据方位进行区划”。？这种“部”体制国家的显著特点是“其核心在很大程度上被虚 拟的或实体的族制秩序所掌控的初期国家或前期国家，以及其核心部分具有通过军事力量来支配高度发达的中原官僚机构和社会的征服王朝形态的国家”。？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等中国北方民族纷纷南下中原先后建立王朝，这些非汉族王朝的前期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仍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民族意识。如南齐书？王融传有“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以匈奴，备诸觇获。且设官分职，弥见其情，抑退旧苗，扶任种戚”的记载。这种带有强烈的非汉民（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同上。（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四辑）族意识也见于北魏前期，“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并且北魏太武帝的书信中使用“我 鲜卑”一词，以及后来的崔浩事件，均显示太武帝时期具有 鲜卑民族意识。正是注意到这种“胡性”意识的存在，川本教授强调北魏建国初期的鲜卑人说鲜卑语，“在共同保持着穿胡服、同族间婚姻等风俗习惯的同时，还建立起具有强烈非汉族性质的国家体制”，而“八部制正是构成其基础的国制”。依此学术理论认知从国家论的立场出发展开北魏前期国家发展实态的讨论，为研究北魏等非汉族王朝在政治、社会上的构造与状态的演进提供了一把“新钥匙”。在构建北魏前期的“部”体制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川本教授进一步聚焦于“内朝”这一存在于“部”体制国家中上层权力构造顶点的组织，认为此乃认识前近代中华帝国具体构造的核心要义，将其视为“胡族、北族统治中国的一个标志”。？那么“内朝”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机构？传统观点认为“内朝”或“中朝”是形成于西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变革，从中下层官吏中选拔一批人员，作为 皇帝的高级侍从和办事 助手，逐渐成为实际上的决策机构，以削弱丞相为首的外朝权力。川本教授也表示赞成，并认为“内朝确 实形成于此时，并且开始产生变化”，然而“如果像北魏的情况那样，将内朝作为 皇帝侧近官的总称来看待的话，就不应将内朝的形成指定在汉武帝时期”。由此可见，这里“内朝”的理解与以往认知的汉代“内朝”有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性正是基于北魏前期国家性质的认识而产生的。川本教授认为北魏前期是“部”体制的国家，并通过考察北魏前期 官名中出现的“内”“内行”“内侍”等用语，以及三郎、幢将、中散等独特的文武官名，将“内朝”视为“广大侍官及由侍官所构成的组织的总称”，？并根据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载诸职官的内容，进一步确定北魏“内朝”是“以怯薛那样的人员为中心，并具有多层结构”。？简言之，所谓“内朝”是对“侍奉在拓跋皇帝近旁的侍臣集团的称谓”。？具体而言，北魏内朝组织起源于“拓 跋部在王权发展过程中，将追随于自己的诸部首领子弟 作为人质并让其担任侧近的职务”，此后逐渐发展成为“守护 皇帝的宿卫军队或国政中枢负责政务的官僚群体”，这一“内朝”组织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成员是以鲜卑为中心的北方民族，也可以说所谓内朝即鲜卑统治中国的中枢”。在川本教授看来，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 多存在这种类似北魏内朝的组织，如辽代的著帐官制、元代的怯薛制度等。“比较史”研究是川本教授在研究问题过程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在将北魏的内朝与辽代的著帐官制、元代的怯薛制度进行比较后，认为它 们“是具有 相同根源的制度”？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展视野，将北魏的内朝 与汉代的内朝进行对比，指出“尽管存在民族、时隋 书卷三二经籍志，中华书局，年修订本，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余晓潮译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本学者眼中的东亚世界代上的差异，但在内涵上两者有着性质相同的一面”。这种同质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北魏的内朝官和汉代的郎官“主要从创业功臣子弟中选拔这一点上具有 相 似之处”，也就是说，北魏的内朝是由“诸部大人的子弟等构成的”，这一点展现了“其本质上具有与汉代郎官相同的作为质的性质”其二，汉代的郎官常 常侍奉于皇帝侧近，人奉宿卫，“当关注到郎官的职掌时，可以发现其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三郎那 种北魏内朝武 官性质相同的皇帝侧近官”。？在与汉代郎官的变迁进行比较之际，川本教授阐述到由于孝文帝改革而被废止的北魏前期国家特色的内朝制度，“在此以前内朝的发展过程酷似西汉郎官给事的动向，即内朝诸官，特别是中散、给事、给事中等向诸曹给事的发展”。这一点也展现了两者间的同步性，显示出汉代的郎官与北魏的内朝官所具有的共通点在于“两者均曾作为 皇帝的近侍之官，伴随着王权的扩展，从最初在皇帝身边警卫的武 官逐渐演变出具有文官性质的职务；甚至这两类官职还进人了诸行政官衙，并形 成了职能上的分化扩大”。当注意到北魏内朝中存在的非中原王朝式的族制因素，川本教授将其与倭国的族制秩序比较，指出“在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这种体系内，北魏与倭国在改变自身族制秩序、导人中原王朝式国制的过程中具有 相 似性”，？并且日本的伴制“与北魏的内朝制度的发展如出一辙”，在此之中，“倭国的伴制诸官与北魏的内朝诸官 均具有 官司制的色彩，两者在接受了律令制的同时不断演变”。？正因如此，日本伴制或北魏内朝等这些制度的发展会与原有氏族制的形成、变化和衰退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度，而且北魏、倭国均是“以 中原王朝式的官制秩序为原型，并在克服了原有的族制秩序的同时建立了古代国家”，不过，川本教授也阐明倭国和北魏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即前者是导人律令制之前的国家，而后者已经是律令制国家了”。总之，在历时性上，川本教授比较了北魏内朝官、汉代郎官、辽代著帐官和元代怯薛，突出彼此间的均质化，并基于皇帝侧近官的变化实态，作为一条线 索去理解古代中国王朝的国家构造，尤其是具有“胡性”因素的非汉民族所建王朝在国家构造过程中发生的显著变化。在共时性上，比较同时代的倭国和北魏的原有族制秩序变迁的内在相似性，以及族制因素 与国家构造之关联性。川本教授这种“纵横交错”式的视野，跨越了时间、空间的局限性，呈现出古代东亚地区的非汉民族王朝和国家从“部”体制到“内朝”再到“族制秩序”上的共通性与差异性。三、“内地化”：中国西南部非汉民族的历史动向川本教授东亚古代一书在考察了汉唐之际中国北部诸民族乃至整个东亚的发展动向与古代朝鲜、古代日本间的互动关联，运用所构建的“中华”意识、“部”体制、“内朝”等学（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四辑）（日）川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页。（日）川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川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术概念与研究范式，用 较大篇幅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古代日本等东亚地区的民族、政权的演进历程与内在联系给予了全面深人的讨论。与此同时，川本教授将目光聚焦于同时代的中国云南、四川等西南部地区的非汉民族发展动向。古代日本在进人倭五王时代后，逐渐具有了 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意识，并试图摆脱中国册封体制影响，从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体系独立出来而走上“自立”的道路。在川本教授看来，这一自立化倾向同样出现在朝鲜半岛和以云南为中心的所谓西南夷地区。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置三十六郡，其中在西南地区设置巴郡、蜀郡加强对四川的掌控。汉王朝进一步扩展郡县范围，其威势已经波及云南地区并下赐滇王之印，实际上将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纳人汉代郡县统治体系，成为中原王朝的“内地”。但是这一地区远离王朝中央且生存着大量非汉族的族群，仍处于诸蛮叛乱不绝的状态，及至汉帝国体系的崩 溃，这些非汉民族地区又强化了自身独立的态势。川本教授将汉至隋唐之间在中国西南地区、朝鲜半岛、古代日本经历了相 似发展阶段的自立化倾向，称之为“历史的平行性”问题。东汉末年以降，战乱四起，王朝更替频繁，这一时期中国王朝中央的统治力量减弱，而伴随着西南地区地方势力的发展，尽管中原王朝将周边地区的诸王、豪强等任命为将军、刺史，试图以此来扩大自身的威势，但是中央对这一地区几乎 失去了实质性的统治。不过，不同于古代朝鲜、日本在汉唐之际走上从中国“自立”出来的道路。在川本教授看来，“尽管中国的西南部与古代朝鲜、日本有着同样的趋势，但尚未达到自立的阶段。换言之，在赐予金印后的整个汉魏晋南朝 时期，这一地区一直处于中国郡县支配的框架内”。？川本教授的这一判断相当睿智，牢牢地把握了 中国西南地区非汉民族势力在王朝嬗变过程中的核心角色。也就是说，在秦汉帝国崩 溃后，古代朝鲜、日本等东亚诸国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存在差异，两者是分别形成于中国郡县制构造内外的结果。而在隋唐统一时期，云南爨氏、大理地区势力的“自立”发展趋势仍然受到遏制，反而是受到唐王朝认可的南诏统治了昆明、大理等地区，逐渐独立，这一自立化倾向的发展动向同样表现在新罗、日本的国家建设轨迹中。川本教授指出这种“平行现象”与汉民族的扩大密切相关，“建立在汉民族形成或扩大基础上的国家成为像汉、唐那样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国家通过一定的整备，构建起世界体系，此时形成了古代朝鲜、日本等与中国西南地区间的平行现象”，故而，在大一统国家的世界体系下，“元的出现在中国 内外当然也引起了与汉唐时期同样的历史现象”。蒙古灭亡南宋的过程中，作为南诏的后继之国大理也逐渐灭亡，而此时正相当于蒙古征伐日本镰仓时期，“当以 中华帝国为中心来看时，这种同步现象表现出尽管云南与日本存在东西方位上的差异，但二者处于同样的政治地理位置”。在这一时期之后，云南地区被重新纳人大一统的中国 内，同时中原王朝 强化了与邻近云南的西藏地区的接触，因此，“汉民族与中华帝国的扩大，影响了原本属于非汉民族的地区，并将其纳人内地，此后，这种内地化的势 头又进一步波及更外 侧的地区，这是贯穿于中国历史 日本学者眼中的东亚世界的潮 流”，正是在这一内地化过程中，非汉民族逐渐融人中华世界。在魏晋时期，四川地区存在着汉化程度不同的夷、蛮、氐、镶等非汉民族，进人五胡十六国、南北朝 时期，这一地区的民族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差异变化，即“在东亚范围内形成的民族移动现象也出现在了 四川地区，大量的僚族流人四川”，？特别是成汉末期僚族的迁徙、蜀民（汉人）的东迁，这一地区几乎成为王朝无法掌控的“外地”状态。经过刘宋、南齐、萧梁三朝大规模地推进王朝权力向四川南部和东部等僚地的渗透，试图将其纳人郡县统治体系之中，但是正如川本教授所指出的，“实际上当时王朝对于四川地区郡县支配的状况为：王朝的统治仅限于各个据点而已，难以贯彻对一定区域内的统治，对于当地的支配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不过，萧梁及后来的西魏相继在此设置新的州县、镇戍，北周、隋朝基本延续前代的发展趋势，直至唐王朝 时期，其统治已经触及内地深处的山地，王朝的统治得到了大幅度的强化，表现为“唐代在四川境内设置的州明显更为密集”，同时“在原为僚地的地方大量出现了新设置的县”。？实际上，包括僚地在内的四川地区已经纳人大一统王朝唐朝的郡县统治体系之内。由此，我 们可以注 意到在中国王朝和中原汉民族的影响下，云南、四川等西南部非汉民族呈现出“内地化”的历史进程，正是这一进程促进了 中国边疆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彼此交流、交融。四、总结与反思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时，是以汉族为中心的视角展开，还是以非汉族中心的视角展开，学者争论不断。例如近些年热议的美国“新清史”学派以反思清朝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定位为出发点，“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试图否认汉文化因素对清朝统治者的影响以及满汉之间相互交融的历程。实际上，“把中国想象成为一个单纯的汉民族国家，是新清史研究者们的一种假设”，？这种将中国与汉民族国家等同的假设，强调 非汉民族与汉族间的差异性，不仅在美国的“新清史”研究者中有所体现，在日本中国史研究者中其实体现得更多。在日本学界，有关古代中国农耕民族与边疆民族之内在关系问题的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可谓“层出不穷”，如白鸟库吉的“南北对立”论、松田寿男 的“湿润干燥亚洲”论、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国家”论、田村实造的“北亚世界史”论、杉山正明的“欧亚世界史”论以及“异民族统治中国”论等。？尽管这些概念和研究范式“花样迭出”，然其共通之处不外（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日）丨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第 页。定宜庄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年第期。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历史研究 年第期。（日）白鳥庫吉白鳥庫 吉全集（第八卷），日本岩 波书店，年；（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年；（日）江上波 夫 著，张承志译骑马民族国家，光明日报出版社，年；（日）田村実造了夕了史奁考之了夕了史奁構成四。歷史 世界，日本中央公论社，年；（日）杉山正明著，黄美蓉译游牧民 的世界史（修订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年；（日）东亚研究所编，韩润棠等译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商务印 书馆，年。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四辑）钟焓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页。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年，第页。张博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吉林大学出版社，年，第页。乎在于将中国边疆民族与内地农耕民族分割 为两个单元，强调中国边疆民族政治体制方面的特殊性，注重内亚民族特有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帝制王朝中的延续性，突出中国边疆政权中“胡性”因素在非汉王朝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性，这一阐述的偏向是将古代中国边疆民族的历史独立于中国历史之外。川本教授东亚古代一书在论及北魏、辽、金等中国北疆王朝 时亦是难以摆脱这一固有窠臼，尤其在探讨北魏的“部”体制 和内朝侧近官集团，以及与辽朝的著帐官制、元朝的那可儿怯薛制度进行类比研究，同时将之与古代日本的政治制度比较，所揭示的结论大体上属于内亚民族对中国历史影响三个不同层次中的第一层次，即“基本制度下的内亚政治因素在中国的移植与变形”。这种内亚属性以制度化的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的延续轨迹是日本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川本教授则将这一考察的视野与对象进一步扩大，将中国史、东亚史和内亚史相结合，既关注中国北部和南部边疆民族，以及东北亚地区其他诸民族间的历史同步性，又强调内亚因素对中国北疆王朝、古代日本的国家政治体制的影响，以及彼此之间的同质性。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具体结论，都需要中国学者审慎以待，客观、辩证地评鉴日本学者构建的古代中国民族理论与研究范式。中国自始至终都不是某种单一认同的“民族国家”，而是中国边疆民族与内地农耕民族之间自然凝聚 和逐渐认同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二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是一种截然对立的胡汉问题。在我国，超越这一“汉族中心”论和“非汉族中心”论两种截然相反的研究理路最有力且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博泉先生的“中华一体”理论和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国历史上的诸民族互动既不是以汉族为中心的汉化、同化和扩张的过程，也不是各为中心各自孤立发展的过程，是“由许许多 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凝聚成初级的统一体，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 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 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多元是一体的多元，一体是多元的一体，一体是研究历史的最大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历史上的诸民族之间存在差异性、特殊性是不可否认的事 实，部分美国和日本学者一味突出历史上非汉民族王朝的内亚属性以及非汉化举措的影响，将这些差异性、特殊性加以扩大化理解，有 意或无意的忽视“中国”的开放性、包容性，缺失了对中国历史连续性、整体性的充分认识。在笔者看来，只有基于“多元一体”理论的“整体史观”，才能更好地阐释清楚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本文作者为 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