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讽谏传播的物媒介、人媒...—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谈起_王笋.pdf

24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作为讽谏传播的物媒介、人媒介、讽谏环境媒介从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谈起Material Media,Human Media and Environmental Media of Satirical Remonstrance on Persuading the Monarch The Dissemination of Satirical Remonstrance in Ancient China王 笋*Wang Sun摘 要：黄鸣奋教授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对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进行了集中梳理论述。从媒介的视角对说服君主重新解读，即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分析：第一，从传播的角度出发，分析古代讽谏所用的物质性媒介；第二，从传承的角度等，分析在讽谏过程中，人何以能够作为媒介产生中介作用。这两个方面都试图探索在讽谏传播中，物与人所承担的具体媒介功能。第三，从媒介环境出发，将讽谏营造的环境作为媒介，或者说将讽谏纳入古代大的政治环境，分析讽谏如何既在这种环境中展开，又能让后人通过讽谏理解这个环境。通过用现代的媒介理论与古代的讽谏展开对话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的讽谏传播的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对象等，更好地了解古代政治环境下讽谏传播的生成过程。Abstract:Huang Mingfens Persuading the Monarch The Dissemination of Satirical Remonstrance in Ancient China elaborated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satirical remonstrance in ancient China.This paper re-interprets Persuading the Monarch*作者简介：王笋（1986），男，山东淄博人，淄博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夏传播与影视传播。作为讽谏传播的物媒介、人媒介、讽谏环境媒介 25 The Dissemination of satirical remonstrance in Ancien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in three aspects:First,the material media used in satirical remonstrance in ancient t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Secondly,how people can be used as a medium to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atirical remonstr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heritance.The first two aspects try to explore the roles of material and person in the satirical remonstrance.Thirdly,how sacarstic remonstration can be demonstrated i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ancient t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dia environment,and how it could be understood by later generations.Combining modern media theory and sacarstic remonstration in ancient times,the paper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nvironment,subject and target of comunication in satirical remonstrance dissemination as well as the process how satirical remonstrance was generated i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ancient times.关键词：讽谏传播；媒介；华夏传播Key words:Satirical remonstrance dissemination;Media;Chinese Communication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后皆简称为说服君主），将中国古代讽谏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讽谏传播的主体、手段、对象、环境及启示等。该作作为华夏传播的经典书目，对华夏传播，尤其是讽谏传播进行了很多建设性总结与思考，本文试从“媒介”出发，对该作进行重新解读，展开对古代讽谏的媒介分析。黄鸣奋在说服君主中，对“讽”“谏”及“讽谏”作了具体的分析，总结到：“大致而论，当讽与谏对举时，讽是微言相感，谏是直言规劝，二者都属于说服传播，但有婉、直之分；当讽与谏连言时，可能重在讽，指一种特殊类型的谏（五谏之一），也可能重在谏，泛指一切形式的进谏。因此我们说讽谏有广狭二义。”本文在对“讽”“谏”及“讽谏”进行论述时，亦是以此总结展开，其中“讽”与“谏”连用时，采用的是广义上的进谏。一、作为讽谏的物媒介讽谏传播作为传播学的研究范畴，要实现讽谏的传播，必须依靠一定的媒介。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年，第 6 页。26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何为媒介？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对其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媒介在一般使用中，是使双方（人或事物）发生关系的各种中介，在传播领域中，一般与英文的 medium 相对应，指传播内容，或者说信息（广义上的）的物质载体。”这种对媒介的解释明显偏重于媒介的物质性。中国古代的讽谏能够在讽谏主体与讽谏对象间得以片段进行，一定得依托具有物质性的媒介进行信息的负载。在这个讽谏过程中，双方可以进行面对面的言语交流、文字的书写、物语的运用等，此时的语言、文字及物语之物就是讽谏传播所使用的具体传播媒介，它们在上谏者与纳谏者之间承担了交流中介的作用。（一）多媒体表达的口语媒介“讽”也好，“谏”也罢，二者都以“言”作为偏旁，都是言语的具体呈现方式。“言语是人最早的技术，借此技术人可以用欲擒先纵的办法把握环境。”言语表达作为人类最原始的交流方式之一，突破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空间局限，使人们能够在一定空间、同一时间里进行互动交流，言语也发展了人类的思维，为人类文明向更高阶段迈进提供了可能。固然，言语首先是对人类口耳器官的延伸，人与人之间可以只通过口耳进行交流，例如“垂帘听政”“隔窗有耳”“隔壁听话”等都是跨越物质障碍，通过口耳实现的言语传播。但人与人间的交流更多的是面对面交流，通过讽谏主体与讽谏对象间面对面地信息互动是古代讽谏传播的重要实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面的口语交流实际上是一内外结合的多媒体交流，并不仅仅动用嘴巴与耳朵，具体来说：一方面，言语表达是个人的具体表达，个人在自我认知的前提下进行言语发生的时候，自然会添加个人状态、感受等，他在音调、语速、用词等方面都体现出了个人的态度、特色等，言语的发生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自我的表达过程。另一方面，讽谏作为一种人际传播的交流方式，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互动性，实现的是个体之间相互交换精神内容（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一方可以随时根据对方传播内容以调整自己的言语表达，这是由外而内的彼此互动的过程。口语传播也需要一个发声空间，个体发声的时候需要对发声环境进行认知，并以此调整自己的发声行为，故外在环境亦可影响言语的传播过程及其传播效果。黄鸣奋在对进谏主体向君王进谏方式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具体有七：其一，“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其二，“察爱憎之主二后说”；其三，“无婴人主谢金文、邹霞：媒介、媒体、传媒及其关联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 年第 3 期。加拿大 马歇尔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9293 页。作为讽谏传播的物媒介、人媒介、讽谏环境媒介 27之逆鳞”；其四，“信而后谏”；其五，“诤臣必谏其渐”；其六，“迂险之言，则欲反之；循常之说，则必信之”；其七，“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从这个总结不难发现，进谏者在进谏时所存的“伴君如伴虎”的复杂心理状态。在古代，进谏者在对君主进行面对面地进谏时，他在进谏的过程中就需要时刻注意着进谏对象的态度变化，要审时度势、谨慎处理，尽量避免“龙颜震怒”“怒下杀令”的局面出现。进谏者之所以会有采用直言规劝的“谏”，还是委婉暗示、劝告的“讽”的选择困扰，究其根源，还是二者身份地位的不平等，进谏者与纳谏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哪怕进谏者“以死上谏”，不顾君主的态度，那也是在君主可左右进谏者生死、而进谏者对君主无可奈何只能输死抵抗的前提下进行的。从历史记录来看，口语讽谏作为中国先秦时期讽谏主体向君主进谏的主要方式，其谏言效果还是相对比较好的，纵横游说、百家争鸣等局面的出现都是面对面口语谏言的具体效果呈现。（二）时空保存的文字媒介文字真正实现了跨越时空并将意义进行了保存。“文字能将时间转换为空间、空间转换为时间、声音转化为视觉、视觉转化为声音，这些转化都是通过外部材料实现的，文字也因此成为了技术性媒介。”正因为文字媒介的出现，才使得后人能够对前人所记录的赋有意义的符号进行再释义，重新勾勒出过去时代的图景，理解前人的所作所为，让研究过去成为一种可能。对中国古代讽谏传播的研究，也常依托晏子春秋 史记 战国策 资治通鉴 汉书等文献典籍的文本展开。“个体的分离性、时空的连续性和法典的一致性，是有文字的文明社会的首要标志”，“文明以文字为基础，因为文字使文化一致的加工过程。”文字的出现，在加速了华夏文明进程的同时，也将个性统一为共性。“书同文”与“焚书坑儒”并施，一方面，促成了统一，加速了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人的思维方式的多样化发展，损害了集体无意识价值观念的体系形成。在讽谏社会时期，虽然还有通过口语进行讽谏的实践，但通过书面进行文字讽谏的实践已经逐渐成为古代中国讽谏主体向君主进行上谏时采用的主要方式。能够突破时空进行信息传递的媒介文字的出现，就扩大了君王纳谏的范围，中央与地方的谏臣都可以通过书面上谏的形式向统治者谏言献策，而且在行动前，他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第 113120 页。美 约翰 杜海姆 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287 页。加拿大 马歇尔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 121123 页。28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们可以反复斟酌，选择最合适的文体、词语等进行最后的书写上谏，表达个人的意见想法。但从谏言的传播效果看，这种通过书面进行的谏言并没有取得绝对数量的面谏成功且推动社会巨大发展的标志性讽谏实例。作为符号的文字，将内容进行了时空保留，亦在时空发展中不断衍生出新的意义，故“书面讽谏也留下了白纸黑字作为见证，潜藏着因此被误会、曲解而引来杀身之祸的危机”。（三）表征意义的物语在对讽刺传播的传播手段进行分析的时候，黄鸣奋对物语的运用进行了专门分析：“物语是潜语、语言之外一切传播手段的总称。讽谏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语，可依其用途分为求谏之器、进谏之具与激谏之物。”进善之旌、求谏之鼓、诽谤之木等为求谏之器；谏纸、谏图、谏器等为进谏之具；讽谏表征的物产和历代讽谏的纪念品等为激谏之物。由此不难发现，这些作为进谏传播的媒介，能够承载具体的谏言信息，且都是客观实在的实物，具有实用性。从深层次看，所有的这些“物”都具有传递“物语”的媒介作用，这些物语的承载物，其符号化的意义承载功能此时就显得十分明显。“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就是意义的实现。”这些旌、鼓、木等“所起的实际作用，必须结合其时君主来加以考察”，它们更多的是体现了在位者有意向臣民表明其有纳谏的意向，是通过广而告之，显示其重视民意、重视谏言的态度；那些纸、图、器等在上谏过程中到底发挥了多少作用大多不得而知，但这些媒介以制度约定的形式出现，确实能够证明君主的求谏的意图；而那些激谏之物，更是失去了其原本的实用价值，是作为纪念品呈现的，其存在价值更多是因为它们作为符号所具的象征意义：或警示君主自己，或向民众展示自己的求谏之心。这些物因此更多是在承载着“语”，将这些物符号化，以表征君主制度化的求谏之意。二、作为讽谏的人媒介媒介并不仅仅由物构成，其实现代所说的媒介被分为两个范畴：（1）“在两种程度、数量、质量、阶段之间起着调节作用的东西”；（2）“中间人或中间物”，它可以是交易的象征，一种艺术表现的材料，一种“大众通信的渠道”，“一种用来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第 30 页。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第 96 页。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进（修订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 页。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第 99 页。作为讽谏传播的物媒介、人媒介、讽谏环境媒介 29记录或复制数据、形象或声音的物理材料”，“一种物质”(包括“生命组织能在其中得以生存的物质”)，或某种能力，它能通过它对远处的物体产生作用，通过它，印象得以传递而被人感知，或是能与死者进行交流的通灵人。从第二个范畴看，人也是可以作为媒介进行信息中介的。其实媒介学者麦克卢汉的经典理论“媒介人的延伸”，已经表明，人是可以作为媒介进行信息传递的，只不过他更侧重于从技术出发，分析技术是如何延伸了人的各个器官等的信息传递、处理功能。“媒介作为人的延伸是对人的某种能力的模拟、增加、卸载、替换和淘汰。”当代学者也多有以“人”为媒，将人作为媒介展开研究的。对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进行分析时亦会发现，“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很明显的媒介作用。（一）作为实体的人媒介古代对君主进行谏言传播，其谏言主体是士或者臣，士/臣是作为传播者的身份出现的，但其实他们亦可作为一个传播媒介进行分析，此时就需要引入“传承”的概念。媒介学提出者法国的德布雷对媒介的一大学术贡献就是界定了“传播”与“传承”，他从时空的维度将广义上的传播具体界定区分为广义上的传承与狭义上的传播，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为：“传播是长期过程中的瞬间（moment）和广泛集合中的片段（fragment）。而这个广泛的集合体，我们将称之为传承（transmis-sion）。传播是在空间内的传递信息，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时空范围内进行的。而传承指的是在时间中传递信息，确切地说，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杨柏岭对“人即媒介”说与传播角色论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亦指出：“人也是一种媒介，意在强调人作为媒介的地位与责任。当然，作为媒介的人，即传承信息或言说的人人，已非自然的个人，而是某种角色，是被话语结构所设定的角色。”作为讽谏主体的士/臣在讽谏传播中起到的媒介作用就在广泛的片段集合体所呈现出的传承关系中体现的，其媒介性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分工、社会关系等中。在说服君主一作中，黄鸣奋指出：“在讽刺史中，（讽谏主体）除个人名、美 W.T.T.米歇尔、马克 B.N.汉森主编：媒介研究批判术语集，肖腊梅，胡晓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导言”，第 4 页。美 张先广（Peter Zhang）：媒介理论:从人本主义到反人本主义的转向，中国图书评论2022 年第 9 期。法 雷吉斯 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陈卫星审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5 页。杨柏岭:作为文化的传播:人、媒介与社会关系的形上之思，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 年第 8 期。30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利方面的考虑之外，民众意识、社会意识和君主意识是进谏者常见的三种出发点，体现了他们的自我意识的不同侧面。”从传播主体出发，这其实就为进谏者所承担的媒介作用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即他与他自己的自我传播的媒介、他与君主的人际传播的媒介、他与民众的群体传播的媒介及他在大众传播中的媒介。（1）自我传播的间性状态自我传播也称人内传播、内向传播或内在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一切社会传播活动的基础。自我的传播是一个主我（I）与客我（Me）的互动过程，“主我是有机体对其它人的态度做出的反应；而客我则是一个人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其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然后，一个人就作为主我对这种客我实施反作用”。人在自我互动的时候，主我与客我在不断纠缠，二者是一个非独立又非混合的状态，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非是，非否”的状态，在主我、客我（或者说存在主体间性的两个“我”）的互动之间其实有一个“门”的把控，即一个度或者间存在。自我传播是主体适应、作用客体环境时的一个不间断互动的过程。古代讽谏传播的讽谏者，在上谏的时候首先就要对个人名和利、君主意识、民众意识以及社会意识进行综合衡量，形成自我的一个互动，最后找准自我在这一过程中的定位，确定最优的劝谏方式，然后再开始争取最优的传播效果，这其实就是以“我”为媒的自我互动的过程。（2）人际传播的定向过程“讽，所以言不可言之言，谏不可谏之谏。谏不可拂其意，而宜恤其情。谏人者宜为人谋，不为己虑。”（张居正权谋残卷）谏者向君主谏言的时候，或直言、或婉告，或面谈、或书谏，传播主体主要为士/臣，传播对象为君主，但传播的中心却围绕君主而来。以齐宣王与孟子的关系为例，齐宣王对于再次来齐的孟子还是非常敬重的，把其奉为上宾，以高规格礼遇接待，孟子对齐宣王提出“发政施仁”（孟子 梁惠王上）的劝谏，但是齐宣王终未采纳实施孟子的“仁政”建议。讽谏传播本身是以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之间存在的尊卑贵贱为前提的，正是社会地位的分化使讽谏成为传播的一种特殊类型。讽谏传播由卑向尊流动，但又终结于尊，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铁打的“君主”与流水的“谏者”，这个传播过程其实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第 71 页。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73 页。美 乔治 赫伯特 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霍桂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年，第 193-194 页。王笋：“门”对人类传播行为的制约性分析，华夏传播研究2021 年第 1 期。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第 59 页。作为讽谏传播的物媒介、人媒介、讽谏环境媒介 31是定向的，二者之间的“尊尊”关系是一个不对等的等级关系。（3）群体传播的使命职责古代讽谏传播中的讽谏者大多出身于两个群体，一个是学派，另一个是宗族，无论作为哪个群体的代表，讽谏者都承担着一定的群体使命职责。在周时期，诸子百家作为社会活动的活跃分子，绝大多数的讽谏传播都是由各学派学子具体引发的，管仲学派的管子、儒家的孟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等，都从自家学派思想出发，向君主谏言献策，传播本学派的政治主张。以代表当时手工业者、新兴农民思想的墨家为例，该学派中也有很多弟子进入了各诸侯国担任官职。墨家内部本身有着比较严苛的规定，学派派往各国当官的人，必须贯彻墨家的政治思想，在行不通的时候宁愿辞职。墨家首领巨子及各墨家弟子，在具体行为中就都得承担着相应的学派使命。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官方统治的正统思想，“亲亲尊尊”从学派礼制转向了整个社会群体准则规范。而光耀门楣、光宗耀祖则成为每个宗族分子的家族使命。而君主发布各种规则制度，包括株连九族等的严苛酷刑，也进一步对宗族成员的社会行为起到了约束与震慑作用。讽谏者有着群体代表身份，因此他们在向君主上谏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群体利益，斟酌自己的讽谏行为。（4）大众传播的中介角色总的来说，担任讽谏职责的士/臣的社会角色本身就具有中介特征，一方面，他要为君主负责，是君主任命的官员，完成君主交代的工作、为君主提供决策参考等，站在了统治阶级的立场；另一方面，讽谏者又要从民众的角度出发，听取民意，形成个人的谏言意见并向君主进行谏言。这些谏言者于是就成为了君主与民众的沟通桥梁，成为二者的中间角色，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并为二者代言。在这场特殊类型的讽谏传播中，作为中间角色的士/臣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一方面监督君权，一方面又监测民众意向；在上谏君主的同时，又在向民众解释君权、教化民众；最终是要实现的是社会的正常的运作，维护君主的阶级统治。（二）作为思想传承中的人媒介将人作为媒介，有时候并不需要这个人在讽谏传播中展开具体中介行为，他只是在观念中、意识中存在，是非实体的具体的人或群体。具体来说，这些人可能是建设丰功伟绩的古圣先贤、也可能是有着前车之鉴的亡国失业者，当然以前者为主。古代君主爱拿自己与先人进行对比。例如：齐景公常拿自己与桓公相比并咨询晏子的看法；齐宣王向孟子询问“齐桓、晋文之事”（孟子 梁惠王上）。上谏者也爱用先人的事迹作为谏言的佐证。例如晏子多用“婴闻古之贤君”向齐32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景公劝谏；墨子反复用“尧、舜、禹、汤、文、武”“桀、纣、幽、厉”（墨子 天志等篇）两类群体作对比。彼得斯将人类存有比喻为一艘船：船当然不只是它的锚，但是如果没有锚，船就会四处漂泊或撞毁。锚能将船系在它应该停留的位置，人类的存有也需要这样的锚。在此观点下展开分析，这些先人其实就可被视为了一个中介，让当下人能够以他们为参照，确定一个锚点，通过与先人进行对比，看自己的对错得失。关于圣贤媒介，谢清果等总结得好：“在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精神下，举凡归之于天人的命题都渗透着圣 圣人之色彩，贤成为通达终极目标圣之前的可见目标，圣贤成为天道与人道的中介点，作为媒介，圣贤这一人格理想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正当性来源于天道；同时，圣贤又是普通人可以理解与企及的、可以通过学而达之的人格理想，即下学而上达的人生理想境界。”从传承角度看这种人媒介，此时的人就不单单是一种媒介，也是一种目标靶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实践方式，一种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体现中介。三、作为媒介的讽谏环境在该作中，黄鸣奋认为讽刺传播的方式与环境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只有形成良好的君臣关系，臣下才能以此为背景而大胆进谏；只有排除环境中消极因素的干扰，讽谏传播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只有注意防止讽谏传播本身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才能使君臣关系因讽谏传播而得以巩固而不是相反。其实还可以将环境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从媒介的本体论出发，将环境与媒介进行勾连，这也就是“媒介即环境”，这是具有丰富媒介想象力的彼得斯一直坚持并发展的观点。彼得斯在奇云：媒介即存有开篇中就指出：媒介是容器（vessels）和环境（environment），它容纳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又锚定了我们的生存状态（existence），并使人类能“为其所能为”。我们以前说“媒介即环境”，但是现在反着说也是对的：“环境即媒介”。彼得斯认为媒介研究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的一个视角。邓建国评论到：“将媒介视为任何处于中间位置的因素（In Medias Res）。媒介不仅是表征性货物（symbolic freight）的承运者（carriers），美 约翰 杜海姆 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第 129 页。谢清果、董熠：作为媒介的圣贤：中华文化理想人格的传播学研究，谢清果等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 年，“序”，第 6 页。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第 266 页。美 约翰 杜海姆 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第 2、3 页。作为讽谏传播的物媒介、人媒介、讽谏环境媒介 33而且也是一种容器或环境，是人类存在的塑造者（crafters）；它们不仅是关于这个世界之物，它们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将讽谏作为媒介，其实就是将讽谏环境作为媒介，或者说将讽谏纳入了古代大的政治环境，讽谏既在这种环境中展开，又能通过讽谏理解这个环境。（一）从天到人的政治环境讽谏传播是围绕君主展开的，讽谏终要满足的是君主的私欲，是君主个人观点的一种呈现方式，可以这么说，讽谏环境的形成是君主从上至下进行营造的，是在用讽谏营造的一种社会舆论环境。在这场旷久且持续的环境营造过程中，君主让自己身份不断得到加持，从“天选”到“民选”，向民众阐释了自己君主身份的正当性，用“偷梁换柱”“融合合流”之法，保证了自己“天子”的尊贵身份地位。冯友兰分析，在子学时代前，中国的宗教、哲学思想受“天”观影响非常大，“天有五义，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及义理之天”。当时的先民将天、神、鬼等进行了杂糅，“天观”既唯物又唯心。禹治水有功，被推举为王。禹的儿子夺取了王位，将传位由天选、人选变为血亲传，但依然保留着“天”的血脉传承。商灭夏，在一定意义上是在重回“天”选。后武王伐纣，从当时的道义上看是不合天规的，为找到伐纣的合理性，武王从两方面找到其伐纣的正当性。第一个是，对自己的祖先溯源，证明自己也是“天子”，其成王也符合天意；第二个是，武王从民意出发，将“民意”与“天意”画等号，表明自己成王符合民众的意愿。从这两方面，武王伐纣就有了正当性与合理性。张丹、谢清果指出：周天子将君权通过“神”“圣”“王”合流，将王权舆论“王化”。这种“王化”方式也被后来的历代君王所延承，并以此作为自己称王的正当性。当然，从社会发展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 五子之歌），这一民意观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但在从那以后的古代社会环境看，这观点应更多体现的是后世君主从个人利益出发为发动军事斗争所找到的合理理由。在君权“王化”的进程中，士起到了重要作用。礼崩乐坏，士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既是“王、侯、大夫、士”中的士贵族，也是“士、农、工、商”中的士民，邓建国：从认识论到本体论：彼得斯奇云中的“媒介道说”，新闻记者2019 年第11 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年，第 35 页。张丹，谢清果：真命天子：华夏王权合法性构建的舆论学视角，谢清果编著，华夏文明与中国化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 年，第 30 页。34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这两种身份的士是可以互换的，士可为民，民可为士，士就逐渐成为贵族与民的中间态，并承担起了社会教化的职能。作为中间态的士的社会职能自然也就比较灵活了，在那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时期，士这一社会活跃分子就为君主的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参考，并成为连接君主与民众的纽带，他们既反映民情，又传达君意，就让君主的地位的合法性向民众进行了教化普及，巩固了君主的统治权力。后来的士也逐渐演化为臣，成为上谏的主要力量，成为皇帝与百姓信息交流的中介。以后的封建王朝也在不断加强“天子”的正当身份，这就从上至下形成了古代大的君权治理环境，舆论传播、讽谏传播等都在这个环境约束下展开。（二）讽谏的螺旋式发展古代上谏者与纳谏者之间的互动，呈现出一种螺旋图状，如下图所示：图 上谏纳谏互动模式图在这个模式图中，纳谏者居于中心位置，螺旋的规模代表社会反映程度。上谏者发生上谏行为的时候，上谏者能够将社会反映强烈的事件及其个人处理建议向纳谏者进谏。纳谏者收到谏言，如果接受，就可以进行处理，即由此向外发展，扩大谏言传播的效果；如果不接受，此谏言传播就此结束。通观历史，一个国家地区的发展，与当时君主所营造的讽谏环境有着正相关关系。以齐国发展为例，齐开国君主为姜太公，姜太公开始也是作为说客游说列国诸侯，终帮姬发建立了周朝，后太公被封于营丘建齐，开始了他的“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 齐太公世家）治理图景。春秋首霸齐桓公，善于纳谏施政，他成为齐主后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不计前嫌，重用了管仲，并在管仲的辅佐下“一匡天下”，成就了自己的春秋霸业。战国时期，齐威王、齐宣王边上的谏臣颇多，邹忌、田忌、淳于髡、邹衍等都是著名的谏臣。齐威王广开言路，让普通民众都有了纳谏的机会，齐国“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战国策 齐策一）；齐宣王甚至迎娶了面向丑陋但有“四殆”之识的钟离春。齐威王时期，作为讽谏传播的物媒介、人媒介、讽谏环境媒介 35也让齐国在战国称雄。其实历朝历代，各朝代繁荣也大多伴随有讽谏传播繁荣的境况。这也在证明着，在古代阶级社会，君主作为环境的核心，其政治观念营造了社会的整体环境，各类型的传播都在这个环境中展开。将讽谏作为中介，其实就是通过讽谏传播来认识中国古代的政治环境、传播环境。结语古代讽谏传播作为华夏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体现了华夏文明形成的历程。从“媒介”的观点展开对讽谏传播的认知，其实是用现代的媒介理论与古代的讽谏展开对话，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讽谏传播的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对象等，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讽谏传播的生成过程。同时值得再提的是，黄鸣奋教授的说服君主一作，为中国古代讽谏传播研究搭建了一个总体研究框架，并提供了相应的研究方式，且书中多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值得我们反复阅读。通过该作，我们可从其中汲取学术研究营养，开展个人对讽谏传播的学术反思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