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安寺塔和靖边楼之间——...蔚州城若干空间问题的再研究_刘文炯.pdf

美术大观美术研究126在南安寺塔和靖边楼之间元明之际蔚州城若干空间问题的再研究文 刘文炯 罗德胤 内容摘要本文以华北县域的视角，将元明之际的蔚州城放置在建筑历史、区域社会、军事防御、宗教制度等跨学科的维度下来讨论其空间规制的变迁，揭示族群心态、时代观念等深层的变迁轨迹。关键词空间规制 蔚州城 南安寺塔 壶流河 台地蔚州城整体呈“凸”字形（图 1），东西基本对称，北窄南阔，南北两端变化甚大。在“凸”字最底端，偏左的位置，建有南安寺；在“凸”字的最顶端，建有靖边楼，明朝正德六年，靖边楼被改奉为玉皇阁。在南安寺和靖边楼之间，是明初扩展而成的蔚州城。明洪武四年，设置蔚州编户，洪武七年始设蔚州卫，同年卫指挥使周房在防御、建设双重任务的驱使下，拆除了元代蔚州城南部的南安寺，并向其西北方向做了大幅度的拓展和建设。1周房在旧城基上，如何扩展？保留哪些？拆除哪些？应该有其复杂而综合的考量。至洪武十年左右，我们今天所见之蔚州城已基本建成。本文拟从蔚州城南端的南安寺塔和北端的壶流河入手，来讨论元明鼎革之际，蔚州城特殊空间形制的成因及其背后的观念变迁。一、兔跑城南安寺塔（一）两个问题：南安寺的创建时间和原有空间位置一只兔子、一场大雪、一座城池，三者合在一起，构成了脍炙人口的故事。城里城外的人们，讲着故事，记住了主人公周房，却逐渐淡忘了他所拆除的古寺。据传，洪武七年的深冬，蔚州卫指挥史周房遇到了一只兔子，他踏雪追兔，兔子跑没了，后来他沿兔子的脚印，建起了蔚州城。新建成的蔚州城，周长七里十三步，高三十五尺，再加六尺的堞口，共四十一尺。此外，还有三座门楼，四座角楼，二十四座敌楼，一座更铺，累计有一千一百多个垛口。2为了建这座新城，拆除了南安寺。崇祯版蔚州志载有最早的蔚州城池图（图 1），在该图的南部，从州城南门开始，沿着城墙往西，有两座三层敌楼，在两座敌楼之间，是高耸的南安寺塔。南安寺塔位于城墙内侧，几乎紧贴城墙。从今天的实际空间情况来看，南安寺塔高 28米，到护城河的直线距离是 74 米，到南城墙的距离是 23 米，其与南城墙的距离若再去掉 5 6 米的街道宽度，则仅剩 18 米左右。通常情况下，寺院的大门应该朝南开，如此一来，必将形成一个局促、逼仄的入口，也必将会给朝拜者带来巨大的压迫感，匪夷所思。目前，关于周房扩建蔚州城而拆南安寺，有两种说法：一是“妨碍说”，即因妨碍新规划的蔚州南城墙，而拆除了南安寺；二是“缺砖说”，即因修蔚州城缺砖，而拆除南安寺。3无论哪种说法，结果都是南安寺永远地消失了。之后，百姓将南安寺的历史，隐藏在“兔跑城”的故事里，逐渐演化为区域社会心理层面的一种底色。1937 年，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处刊发的冀察调查统计丛刊（下文简称丛图 1 蔚郡志城图（采自来临纂修：崇祯蔚州志，收入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一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 328 页）图 2 蔚县南安古塔（照片采自冀察调查统计丛刊1937年第 2 卷第 3 期，第 6 页）Art Pan rama美术研究 127 刊）第 2 卷第 3 期上，载有一张“蔚县南安寺塔”图（图 2），在该图的两侧，有简洁、客观的文字说明：“塔在蔚县城南门之西，系汉代所建，计十三级，高约百尺，八角形，俱砖砌，顶为铁铸，式颇玲珑，高耸云霄。”4上面这段文字，应该参考了蔚州知事柯法撰写的碑文，该碑文写于清康熙四十五年九月：粤稽佛寺，上古未尝有也，自东汉明帝奉入中国，创制亦未甚胜。至萧梁时令天下建造名曰“萧寺”，元魏令天下建寺宇者设宝塔，故曰“浮屠”。设教盖宝塔以纪其胜。锺人杰六，镇国安邦，缔造大观，一方之所宝也，如蔚萝南安寺，自汉始也，未有城已有兹塔，迨洪武初，指挥使周公讳房筑城，废其寺而塔存。历我国朝凡千余年矣。5在丛刊和柯法的碑文中，又引出了三个问题：其一，南安寺的创建时间；其二，南安寺塔与南安寺的空间关系；其三，南安寺与蔚州城的空间关系。（二）“汉时”的误读及南安寺的创建时间无论是丛刊的“系汉代所建”，还是柯法碑文中的“自汉始也”，似乎都要将南安寺的创建时间引向汉代。南安寺是否创建于汉代？对此，地方学者也持谨慎态度。6这应该是一个误会，下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做讨论。首先，蔚州南安寺塔地宫墨题，明确记载“天庆辛卯三月二十一日书，皇子照庆赵”，据此可知，南安寺塔至晚创建于辽代天庆元年（1111）。7另外，在柯法写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碑文中，“历我国朝凡千余年矣”，若果真往前推 1000 余年的话，应该是唐代武则天年间左右，当为汉族执政的时期。其次，在四版蔚州（县）志中，关于南安寺的相关记载，可以梳理为两个阶段。第一，明代崇祯版蔚州志和清代顺治版蔚州志，虽属两个朝代，但内容基本一致，即洪武初年因“缺砖”而拆除旧南安寺。顺治版蔚州志完全沿袭了崇祯版的内容。崇祯版曰：“南安塔，在城内南门西，本汉时南安寺，周房建城用砖，寺废，惟塔存。”8明确强调了“汉时”和“用砖说”。第二，乾隆版、光绪版蔚州志均记载了康熙年间重建“古南安寺”的事迹，最终与旧南安寺、古南安寺和南安寺塔形成了层累式的空间关系。然而，至乾隆版蔚州志补，则有变化，“古南安寺。案：前志载，南安寺塔，据册康熙五十四年，知州柯法就塔后建送子观音殿三间、青莲化界牌楼一座、殿东西禅房各一间、厦房各二间、大门一座，额曰古南安寺，知州冯敬玉重修，各有碑记”。9在该版中，揭示出了两部分新内容：一是知州柯法修建新南安寺，却命名为“古南安寺”；二是新建的古南安寺是围绕南安寺塔而修建的。此外，乾隆版蔚县志中，并未收录南安寺的信息，则说明“古南安寺”及南安寺塔，应属于蔚州州署的管辖范围内，县志没有记载的义务。至光绪版蔚州志，则简括为“南安寺，在州署前，有古塔”。10仅简略客观记述了古南安寺、南安寺塔与州署的空间关系。上述梳理，不难发现一个简略的变迁过程：“汉时”最早出现在崇祯版蔚州志，又载入顺治版蔚州志，至康熙年间，在柯法的碑文中，已经变为“汉始”，到 1937 年的丛刊，最终变为“系汉代所建”。再次，从明代制度史的维度来看，南安寺记载于民政系统。明代蔚州有民政、军事双重属性，从民政角度看，蔚州从属于大同府；从军事角度看，蔚州卫从属于宣府镇。在宣府镇志中，并没有蔚州佛寺方面的记载。11在乾隆版宣化府志中，虽有寺观方面的记载，但仅收录了蔚县部分的寺观12，并没有收录南安寺，其版本较晚，且未提及寺观的创建时间。而 大同府志则系统记载了其境内佛寺创建、重建年代及其数量（表 1）。13表 1 中，共载入 41 座佛寺，有 3 座创建于北魏，有 6 座建于唐代，建于辽金时期的共 17 座，宋 2 座，创建于元代的有13 座。最早仅到魏，并无一座创建时间为汉代的记载（详见后文表格）。综上所述，明代崇祯版蔚州志，作为现存最早记载“汉时”信息的载体，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记载明初南安寺的遭遇？究竟“汉时”是编写者的笔误，还是后世的误会？或许，是前一个时代的有意为之，时过境迁后产生了新的集体误读。既然“汉时”是一个误会，那么，“汉时”究竟该当何解？因此，有必要回到塔与寺、寺与城的空间关系上，再做讨论。（三）北魏以来佛寺的空间规制柯法在碑文中，完成了塔与寺、寺与城两方面的空间叙事：其一，北魏孝文帝确立建宝塔为佛寺纪胜的空间规制，影响深远。14言下之意，南安寺塔也符合该规制。其二，柯法明确提及，“未有城已有兹塔”，塔为佛寺之塔，言外之意是“未有城已有兹寺”。接下来，有必要从学术史角度来考察“北魏规制”与蔚州南安寺塔、南安寺的联系。学界关于宣大地区相邻府、州、县城相关寺、塔遗存的考察、研究成果，多指向两个方面：其一，多依循“北魏规制”；其二，多为辽代砖塔。结合乾隆版浑源州志，可了解浑源州圆觉寺与圆觉寺塔的空间关系。从图3 可知，圆觉寺塔坐落于圆觉寺院中轴线的正中心，西北侧有一座小旁院；宝塔居于礼佛空间的中心位置，其后是一座五开间歇山主殿，左右是配殿。宿白在雁北文物勘察团报告中，对此曾作出两点判断：其一，根据基座装饰、塔身轮廓等因素，推断该塔创建于金代，这契合于州志的记载；其二，通过对浑源县城地表遗存及其整体空间的考察，认为圆觉寺塔应该位于圆觉寺的中心位置。宿白还认为，塔置于佛寺院落中心的古制，是“金人沿袭契丹的做法，契丹则上承北魏的表现”。15这与柯法提及的“北魏规制”相一致，据此可窥视宣大地区塔与寺空间关系的概况。王贵祥通过系统梳理，提炼出佛寺的基本空间规制，包括礼佛、弘法、僧侣三种类型。具体而言，佛塔应属礼佛空间的中心。在图 4 中，前佛殿，后讲堂，塔居于礼佛空间的中心，而佛殿基本上居于整座佛寺的中心位置，僧房居于后侧，也有环绕于整座佛寺左右和后侧，最终形成“佛殿居中，堂庑周环，外设六斋”的格局。16李若水表 1 大同府境内佛寺的创建、重建年代及其数量统计表北魏唐辽金宋元总计361721341美术大观美术研究128图 3 圆觉寺塔（采自乾隆浑源州志卷一“州志图”）图4北朝佛教寺院空间组成示意图采自王贵祥：北朝时期北方地区佛寺建筑概说，载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七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第154 页 图 5 蔚县城池图 据杨震亚绘图电脑制作中，南安寺的大部分空间，都在洪武七年周房新规划的蔚州城内，越过南墙之外的部分并不大。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为什么不在规划时把南墙往外扩一些？另外，是否原南安寺与明初州治以及南城墙的规划有冲突？从绘制方式来看，图 1 崇祯版蔚州志“城图”中红色虚线部分并非严格写实的城图，属于示意图，更倾向于观念层面的表达。图中南安寺塔在州署、布政司的南侧，其中，崇祯版蔚州志载，“州署在城西南隅”，“布政司在州署西”。18这与蔚州志“城图”西南隅的内容基本吻合。据此可知，拆南安寺，应该是为建造州署、布政司腾空间。同时，从杨震亚绘于 1937 年左右的城池图（图 5）来看，假设南安寺塔在原南安寺中轴线的中点偏南一些的位置，就可能出现图5中红色虚线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南安寺将隔断州署与南北主街，以及与东城的通道。综上所述，拆除南安寺，似乎是为新建的州署系统腾出空间，进一步而言，蔚州州署系统的建设，应该属于蔚州、蔚州卫整体规划的内容之一。此外，对南城墙及其外部护城河等的规划建设，也应属其中。然而，周房改建蔚州城时，南安寺究竟在元代蔚州城的城内还是城外？根据部分学术研究显示，元代对北方城市有禁止修筑城墙的政策，蔚州是否也归于此列？若果真如此，就不难理解洪武五年的“辟土为城”，这几个字很重要，至少可以说认为，辽代佛塔通常建在寺院的中轴线上，或建于寺外的高地上，不再如南北朝、隋唐、五代那样的核心建筑，逐渐变为佛寺中锦上添花的部分。其有时也会以新的塔院的形式出现。17综上所述，各位学者在柯法碑记中“北魏规制”的基础上，又有更新的具体推进。据此可推测出，南安寺塔与旧南安寺的大致空间关系。如图 5 中，红色虚线部分，即为推测的南安寺的空间范围。在该推测Art Pan rama美术研究 129 表 2 大同府境内佛塔、佛寺、城市空间关系统计表22佛寺时间塔寺在城内位置出处其他南堂寺（永宁寺）北魏有城内东南大同府志“寺观”“九级浮屠，高九十余丈”（大同府城内）华严寺辽未载城内府治东南同上（大同府城内）善化寺金未载城内府治东南同上（大同府城内）石窟十寺北魏未载城西三十里同上（大同府城外）禅佛寺唐未载城西南五十里同上（大同府城外）观音堂金未载城西十五里同上（朔州城外）悬空寺北魏未载城西四十里同上（大同府城外）崇国寺元未载城内县治东同上（怀仁县城内）崇福寺金未载城东门内同上（朔州城内）兴教寺唐未载城内西南隅同上（朔州城内）神应寺元未载城内西隅同上（朔州城内）上生寺辽未载城内同上（朔州城内）上生寺辽有城东南十三里同上“内有石塔”（蔚州城外）楼云寺元未载城南四十里同上（马邑县城外）宝宫寺辽有城内西南隅同上“有木塔五层，高三十六丈”（应州城内）大乐寺元未载城南三十里同上（应州城外）觉兴寺唐未载城南同上（应州城内）香峰山法王寺金未载城外四十里同上（应州城外）天王寺唐未载城东二十里同上（应州城外）净土寺金未载城外十五里同上（应州城外）弥陀寺辽未载城西南五十里同上（应州城外）文殊院寺宋未载城外东小石村同上（应州城外）瑞云寺辽未载城外南部同上（山阴县城外）卧佛寺元未载城内县治西同上（山阴县城内）洪圣寺宋未载城西南新家寨村同上（山阴县城外）沙家寺金未载城南三十里同上（山阴县城外）永安寺元未载城内州治东北同上（浑源州城内）圆觉寺金有城内州治东同上“释迦塔一座，九层”（浑源州城内）静居寺元未载城南二十里同上（浑源州城外）来国寺金未载城外四十里同上（浑源州城外）玉泉寺元未载城外东南同上（浑源州城外）西禅寺元未载城西五十里同上（浑源州城外）宝峰寺元未载城西二十里同上（浑源州城外）双松庵辽未载州治西北同上（蔚州城内）灵岩寺金未载州治西北同上（蔚州城内）圣佛林寺元有城西南三十五里同上“有灵塔三座”（广灵县城外）清凉寺元未载县城西同上（广灵县城外）圣泉寺元未载城南二十里同上（广灵县城外）福智寺金未载城东三里同上（灵丘县城外）哭回寺唐未载城南一百里同上（灵丘县城外）弘教寺唐未载城东北三十里同上（灵丘县城外）表 3 大同府境内佛塔、佛寺、城市空间关系数据统计表北魏唐辽金宋元代寺在城内寺在城外总计塔寺36172131526415明元代城墙损毁很严重，或已无存。19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四）拆毁南安寺、创建释迦寺与元明之际宣大地区佛寺的境况在洪武十年左右，周房基本建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蔚州城。言下之意，南安寺也因此而完全、永远地消失了。然而，就在洪武十年，也就在被拆毁的南安寺南侧不远处，如图 5 中的蓝色虚线部分，创建完成了另外一座佛寺释迦寺。20从时间来看，创建释迦寺与拆毁南安寺，几乎在同一时期。至此，隐匿在蔚州城南部空间关系中的某种心思，开始缓缓浮出水面。从常识的角度看，元明改朝换代之际，军事接管“江山社稷”的背景下，没收前朝的寺观为官产，抑或捣毁、破坏之，均属常态。位于蔚州城西北侧的灵岩寺，就毁于该期，“灵岩寺，在蔚州城内西北，元末毁，明朝正统六年赦赐重修”。21可见，在元明鼎革之际，南安寺被拆毁的遭遇，属于蔚州城周边，乃至整个宣大地区寺庙的共同命运。表 2 是对大同府境内佛塔、佛寺、城市空间关系相关信息、数据的统计；表 3 是对大同府境内佛塔、佛寺、城市数据的统计。结合表 2、表 3，可知在大同府管辖范围内，载入大同府志的 41 座佛寺中，建于北魏的有 3 座，建于唐代的有 6 座，建于辽金宋代的有 19 座，建于元代的有13 座。共有 15 座佛寺建设在府州县城内，在城外的26座。其中，属于塔寺的共计5座。从距离来看，在城外 20 里之内的，有 7 座；在 50 100 里的，仅有 1 座；其余的都在10 50 里之间。因此，从与府州县城实际距离的空间位置关系来看，所谓城外的佛寺，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境内的所属佛寺。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以下两个特点。首先，留存于明代正德年间的佛寺，主要集中修建于辽、金、元三代，且以辽金为主。另外，其中塔寺仅 5 座。其次，从寺与城的位置关系来看，以居于城外为主，位于西南者居多。结合上述两个特点和前文的信息看，蔚州南安寺很可能修建于辽代，很可能位于元代蔚州城的外部。那么果真如此吗？从表4中所包含的明代宗教制度来看，通过修建于洪武十年的释迦寺，似乎可以触摸到明代执政者的某种心态。美术大观美术研究130表 4 大同府境内修建于明代的佛寺统计表佛寺时间塔寺在城内位置出处其他阁子院寺未载未载城内县治北大同府志“寺观”“洪武间置僧会司于内”（广昌县城内）圣寿寺洪武十六年建 未载城内县治西北同上“洪武间置僧会司于内”（广灵县城内）罗汉寺洪武三年建未载城东十里同上（广灵县城外）天井寺正统十一年未载西南三十五里同上（广灵县城外）释迦寺洪武十年建未载蔚州治南关同上（蔚州城外）得胜院子寺洪武十年建未载城东北二十里同上（山阴县城外）宝宫寺洪武间重修有应州城内西南隅同上“在应州城内西南隅，晋天福辽清宁间建，国朝洪武间重修，置僧正司于内，拜法王寺入焉，有木塔五层，额书释迦塔，高三十六丈”（应州城内）柳巷寺正统间建未载城东门外同上（大同府城外）崇福寺洪武间重修未载城东门内同上“在朔州城东门内，金天德二年赐额崇福，国朝洪武间重修，置僧正司于内”（朔州城内）图 6阳原古城图（采自刘志鸿等修，李泰棻纂民国阳原县志，民国二十四年排印本，插图部分）表 4 显示，凡被“置僧正司于内”的佛寺，均创建乃至重修于洪武年间。而且，被改建的佛寺多为魏、唐，均早于辽、金、元代。综上所述，透过“汉时”，可以看到从南安寺到释迦寺变迁的驱动力，其指向应该是辽、金、元代之前的时代，或者是辽、金、元代之外的时代，即汉人管理的历史时期。在明初不仅存在着毁坏、接管、改用佛寺的情况，还存在着宗教制度层面的建构和推行等情况。但无论如何，其目的都比较明确，就是对回归“汉时”的强调，对辽、金、元北方执政者意志的毁坏和回避。隐匿于背后的，是南北族群之间的深层博弈。二、城西北壶流河北城周房对蔚州城的北端，竭尽扩张之能事，几乎将城墙扩建到壶流河畔。这与他对待南端南安寺的态度，截然不同。（一）蔚州城北部的形状和高度受制于壶流河因为距离壶流河太近，蔚州城北部的形状和高度，受壶流河制约，也可视为壶流河塑造的结果。同时，从整体形状上看，蔚州城和壶流河二者之间，还存在着类似性的葫芦形。蔚州北城不同于大同府的北小城，也不同于阳原县的北城。明景泰年间，大同府又增筑了北小城，还配置了一系列与卫所相关的庙宇。景泰年间，巡抚都御史年富于府城北，别筑北小城，周围六里，高五丈八尺，门三，东曰长春，西曰延秋，南曰大夏，内有草场，城北建玉虚观及钟鼓楼，后层台上建玄帝庙，廊迤东立马神庙，每年冬初将士致祭于此。天顺年都御史韩雍续筑东小城、南小城各一。周长五里，略小于北小城。23景泰年间，巡抚都御史扩建大同府的北城，在北城的北部建设了玉虚观、玄帝庙、马神庙。还重点强调了两点：第一，玉虚观配有钟鼓楼；第二，在城北后层台上建了玄帝庙。可见，玄帝庙修建在北小城的北墙之上，该位置应该类似于蔚州玉皇阁。可见，在府级扩建北城，通常是出于防御的考量。但北城的形状，却并没有明确规定。以图 6 阳原县北城的实际空间情况为参照，可以知道蔚州北城的特殊性。然而，多年来，大众因“兔跑城”的故事忽略了这一点。一方面，从蔚州城的南城墙往北，直到最北部的玉皇阁，其整体形状，与其说像一只兔子，倒不如说更像一只葫芦。“兔跑城”的“兔子头”，即蔚州北城最凸出的部位，如同葫芦的顶端。另一方面，民间通常把壶流河称为“葫芦河”，据崇祯版蔚州志载：“壶流河，城北半里，源发广灵壶泉，其水北沟狭、下流阔，故名。”24至顺治版 蔚州志，不仅记载了“城北半里，源发广灵县，城西三十里，莎泉东注，合壶川山下，水名神泉，二水合流，其形如壶，故名”，25其还描述了壶流河与蔚州城的关系：“自西南来，曲环城北，复折东南，由定安县西界，汇入桑干。”26Art Pan rama美术研究 131 表 5 蔚州城西北方城墙、护城河和壶流河的关系比较方志版本疆域图（山川图）州城西北方崇祯版蔚州志28顺治版蔚州志29乾隆版蔚县志30图7 州境全图（采自庆之金修，杨笃篡 蔚州志，原光绪三年刊本，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1986年翻印，第 12 页）图 8 蔚州州城的西北方及其外的壶流河 采自王玉琦：蔚县自然地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内部发行，1986 年 至乾隆版蔚县志，有更详细的描述：壶流河，在城北一里，源出广灵县莎泉，旋折三十余里，入蔚州暖泉界，顺流而北，经州属上下关庄及薄家庄，环抱城之西北，忽折而东，至州县互属之古家町，乃至县属之大德庄，顺流过州属西河营，复折而西北，过县属利台堡、袁家皂诸处，全川之水咸会，始从窑子头、鸳鸯站口，蜿蜒两崖中，直达北水泉，出渡口，合于桑干。27就蔚州城西北角而言，乾隆版蔚县志在“曲环城北，复折东南”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描述为“环抱城之西北，忽折而东”。图7中，蓝色主线表现壶流河主干道，从西南流往东北，依次经过暖泉、上下关庄、薄家庄、蔚州城、古家町、大德庄、西河营、利台堡、袁家皂、窑子头、鸳鸯站口、北水泉。同时，壶流河的支流，基本上都在其南侧，且多为西南方向；蔚州城和凤凰台，也都在壶流河主干南侧，左右都伴有支流。这说明北部山丘的雨水汇入壶流河，众支流也是这个方向的延续。从图 7 可以看到从薄家庄桥再往东北的方向，壶流河有一个转折，该转折几乎完全契合于蔚州城西北角的形状。在该示意图中，绘制者出于表现的便捷，将蔚州城描绘成了方形。图 8 是蔚县自然地理地图，绘制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该图中，壶流河流经蔚州城西北外侧时，几乎形成了两个直角拼接而成的弯折。同时，蔚州城西北角弯折处的“拐弯半径”和壶流河河道几乎完全一致。换言之，蔚州城北部的形状，受壶流河的制约，是壶流河塑造的结果。那么，果真如此吗？对此，有必要对明清时期蔚州城的西北角和壶流河的空间关系做系统梳理。在表5中，对崇祯版 蔚州志 的“疆域图”、顺治版 蔚州志 的“山川图”、乾隆版蔚县志的“疆域图”做比较，以考察是否存在河流后期改道和州城改建的情况。上述三幅图中，均以城为主，壶流河环绕之。在城外，由远及近还有代王城、凤凰台、暖泉，以及其关城、教场、坛庙等。若再细分，三者可以分为两类：其一，崇祯版、顺治版，其更主观一些，为了突出蔚州城在地图的中心位置，并没有将凤凰台纳入；其二，乾隆版，其中的蔚州城、凤凰台、代王城，三者呈倒立的“品”字形，更强调了总体的景观性特征。但无论如何，表 5 的“州城西北方”中的城墙、护城河、壶流河三者几乎就是一种三线平行关系。直观地看，壶流河、护城河似乎是在围绕着城墙，而事实上，西北侧城墙和护城河的曲折外形是适应壶流河的结果。上述不同时代所绘地图，可能是所属时代的日常常识，是当时的无意识记录，不存在美术大观美术研究132图 9 阎介年撰蔚郡侯杨公邑侯刘公再筑壶流河堤碑记配图（采自乾隆蔚州志补卷之五“山川”）图 10 蔚县城池图 据杨震亚绘图电脑制作图 11 蔚州八景之“壶流春涨”（采自王育榞修，李舜臣等纂乾隆蔚县志，清乾隆四年刊本，第 23 页）被改造的情况。此外，蔚州城和壶流河，还同时出现在两方面资料中，一是修建城北壶流河堤的碑记配图中，二是蔚州方志的景观里。首先，图 9 是蔚州生员阎介年所撰蔚郡侯杨公邑侯刘公再筑壶流河堤碑记（简称碑记）的配图。该图描绘了蔚州城西北方护城河、壶流河边的情景。图的左上角是蔚州城的部分马面和城楼。然而，该部分并非重点，画面的真正主体是堤岸，河流次之。堤岸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的重点是祠庙，祠庙的最前端，竖立着杨刘二公修筑壶流河堤的石碑，石碑之后有山门、过殿和主殿，四周环绕芦苇、杨柳、松柏，间有木桥、茅舍；在下部近处的堤岸上，有两组人物，左边四人在喝茶畅谈，一小童子倾听，右边两位老者在悠然闲步。整个画面笼罩在浓郁、闲适的美好氛围之中。1937 年，杨震亚绘制了更为准确的蔚县地图，该地图的红色虚线圆圈是河公庙（图 10）。河公庙的位置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城墙与护城河之间，二是在州城西北角的转折处。碑记 记载了修河神庙的原因，自康熙五十四年，壶流河水“逼近城北”，加之陈家涧山涧水之患，州牧历时五个月，捐清奉、修堤岸，还修筑了一座河神庙和三间观成亭。碑文还一再指出河堤的重要性：“无堤是无池也，无池是无城也。”意在强调壶流河对于护城河、蔚州城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图 9 所呈现出的，是修成之后的欢愉情景，而非碑文描述的重重困难。其次，因蔚州八景采用了较为“写实”的手法，所以能够借此了解清代乾隆年间蔚州城和壶流河之间的关系。在八景中，“壶流春涨”和“河堤草茵”，都已成为地方的美景（图 11、图 12）。结合“壶流春涨”画中的文字，“壶流河邑之经流也，至利台堡太平河入焉，至袁家皂会子河入焉。当夫春水初泮，暖波潆洄蜿蜒，鸳鸯站两崖中水石砰磕，波浪汹涌，有一泻千里之势”，可以看出在蔚州全境中，壶流河的几个重要节点，并没有对应画面中的具体州城、河流、河堤。图12“河堤草茵”采用了微观的角度，仅将距观者最近的所见景象画了出来。也许是因为将画面题句放在左下角的缘故，整个画面，几乎呈现为水平线构图，将蔚州城、小桥和树木放到了画面的最远处。在蔚州城右边的河岸之上，有踏春游玩的人们，画面最下方的三分之一均为草茵，正如题句“东风淡荡，万物争新。堤临河，故润先及之，生意勃发，草色如菼，屐齿所及，肴核杂陈，相与席地而坐，赌酒征歌，不羡绣毯锦茵矣”。题句中还提及主持修建之人当时的蔚县长官李舜臣。关于壶流河的描述中，除了历任主政者修筑河堤，还有调动京城永定河的修水工，专门前来治理。31此外，蔚州十景中的“铁板分流”，“涓涓一水长，铁板界南北，梗稻满郊畴，翠色犹如织，四野乐有秋，耒耜声畟畟，愿闻让泉风，虞芮争水息。”32指元朝时蔚州城西南 30 里的南马庄，村民因争壶流河Art Pan rama美术研究 133 图 12 蔚州八景之“河堤草茵”（采自王育榞修，李舜臣等纂乾隆蔚县志，清乾隆四年刊本，第 26 页）图 14 城墙玉皇阁横剖图局部 倪千惠绘图 13 城墙玉皇阁北立面图局部 倪千惠绘充满了高台和洼地。图 14 显示，从玉皇阁台基到东城墙之间，是一段由西而东的陡坡。若在现场，会发现该段陡坡和西部玉皇阁的台基以及北部、东部的城墙围合起一个巨大的洼地。这种特殊的坑洼现象，在蔚州北城竟然多达 8 处。在图 15 中，第一块洼地，位于玉皇阁、都司署、白衣殿三者之间；第二块洼地，位于玉皇阁、察院署、长生阁三者之间。这两块洼地，均位于整座蔚州城的最北端。第三块洼地，位于凤凰台东南侧的易家坑，易家巷的西侧；第四块洼地，位于三元宫、察院署、妙音庵三者之间。这四块洼地，基本上属于南北平行关系，后两者位于前两者的南侧。另外，再往南，在逼近文昌阁和鼓楼西街的区域，还有四块小洼地，在小洼地周边，分别建有祠堂、旧庙、粮仓、民巷等。综上所述，依北往南，由高往低，洼地由大变小，建筑密度也逐步增加。直观来看，有两个原因：其一，北城外的地基高于北城。是因为每次洪水都带来泥沙，淤积沉积在城外，久而变高，所以周房在建城时不得不提高城北部的地基。图 10 中西北城墙直角处的河公庙就是证据。其二，蔚州北城的洼地，应该是制造庙宇台基高地的结果。原因在于，越靠近壶流河，其地势越低，但北城的庙宇和城楼又特别重水，就做了铁板，上有九个孔，到清代顺治年间，河水虽已变少，但铁板尚存。（二）蔚州北城的洼地壶流河还影响到蔚州城北部的高度。蔚县县城的海拔高度是 912 米，而城外壶流河北岸西陈家涧的海拔是 925 米。因为距离壶流河太近，蔚州北城内外，存在着明显的高度差。按照倪千惠在 2021年 3 月所做的测绘来看，图 13 是在北城之外，以从北而南视角的所见；图 14 是在城内，以由南而北视角的所见。从图 13、图14 可见城内地面比城外的地面要高出 7 米左右。若以玉皇阁台基的高度来看，与城外地面的高度差竟达到 14 米左右。总体来看，蔚州北城呈现出北高南低的总体态势。除此之外，地面也极不平整，城墙玉皇阁北立面图局部 1 350城墙玉皇阁横剖图 1 500美术大观美术研究134图 15 蔚县城池图局部 据杨震亚绘图电脑制作要，需要面南而“俯瞰”。概而言之，元代蔚州城，沿袭自唐代安边县城与横野军，选址于此，是基于壶流河洪水位的考虑，即尽量避免受到洪水浸扰。明初周房扩建蔚州城，尤其是新增加的北城的西北部分，面临着元代所不曾面临过的问题。明初之所以扩城直抵河边，实为防御之无奈。城墙与河道之间的空间越少，越不利于北边来的入侵者，但同时被洪水浸扰的可能性就大大加剧了，若非防御压力巨大，应该不会轻易选择走这一步。当然也有其他的考量，那就是城墙多打几个折，可以分散洪水压力，尽量保住城墙，蔚州城因此也变成了“兔”形，这很不符合以往“天圆地方”的城池空间规制。33最终壶流河对蔚州北城造成的威胁，成为周房乃至其后历代执政者始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结语在南安寺塔和靖边楼之间，是明初扩展而成的蔚州城。南安寺及南安寺塔等建筑空间的历史变迁过程，可概括为两个阶段：其一，明代之前，修建于蔚州城南部的南安寺，蕴含着北魏、辽、金、元执政者对南方族群及其文化的态度和意志，即“南安”二字的寓意，而“汉时”则指向了北魏、辽、金、元之前和之间，即汉族执政者的统治时期。其二，进入明代，从南安寺到释迦寺、玉皇阁，再到古南安寺，直观而言，在这个空间的拓展和变迁过程中，既存在着对“汉时”的肯定，也忽略了“辽据”时期的用意。因此，今天蔚州城基本的空间格局及其背后的变迁驱动力，就是南、北方族群之间观念和意志的博弈。注释：1“甲寅（洪武七年）始设卫，领五千户所，卫指挥使周房，乃因旧址筑城”引自嘉靖 宣府镇志 第 11卷“城堡考”。2 乾隆 蔚县志卷之八“城池”。又“南安塔，在城内南门西，本汉时南安寺，周方（房）建城用砖，寺废，惟塔存”。见顺治 蔚州志 之“方舆志 古迹”。3 见刘国权主编佛寺与蔚州传统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第 12 页；以及 https:/ 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处：冀察调查统计丛刊 1937 年第 2 卷第 3 期，第 6 页。5 重建南安寺修宝塔碑记，载刘国权主编 佛寺与蔚州传统文化，第 14 页。6 通常地方史研究者对寺院和塔的始建年代，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佛教始于汉，盛于北魏，寺院始建于汉，塔建于北魏。二是认为，北魏时蔚州属京畿要地，当时佛教兴盛，遂建成了南安寺和塔。”见刘国权主编佛寺与蔚州传统文化，第 13 页。7 李新威：千年古韵蔚州城，科学出版社，2013，第59 页。8 崇祯 蔚州志 卷之四“古迹”。9 乾隆 蔚州志补 卷六“祀典”（附庙宇）。10光绪 蔚州志 卷六志三“祠祀志”（寺观附），第157 页。11汉高祖时，燕代国无边郡诏：汉宣帝时，派遣四万将士，建构联属边郡制；光武帝治理飞狐道等。见嘉靖 宣府镇志 卷九“形势考”“亭障考”“宫宇考”。12康熙三十二年，蔚州卫改为蔚县，仅收录了属于原蔚州卫部分的寺观。13正德 大同府志 卷四“寺观”。14下文简称“北魏规制”。15俞莉娜：明清浑源州城初探，建筑史 2016 年第1 期，第 6388 页。16“这似乎也是一座以佛塔为中心的建筑物，从上下文中我们可以将这座佛寺想象成是中心有一座宝塔”见王贵祥：北朝时期北方地区佛寺建筑概说，载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七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第 101173 页。17李若水：辽代佛教寺院的营建与空间布局，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5，第 236 页。18崇祯 蔚州志。19（元朝）“在攻灭南宋过程中拆毁了原来南宋统治区域内大量城市的城墙，在中原地区长期坚持禁止修筑城墙的政策。元末随着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元朝政府下令全国普遍筑城，但是受到当时战乱的影响，筑城的范围并不广泛。”见成一农：元代地方城市城墙修筑的历史地理研究，载 都市文化研究（第 5 辑）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169182 页。20“释迦寺，在蔚州治南，洪武十年建。”见正德大同府志 卷四“寺观”。另外，“元为庵，明洪武中指挥周房建”。见光绪版 蔚州志。21正德 大同府志 卷四“寺观”。22表中列入了始建的时间，未记载拆毁的时间。另，凡能载入府志的佛寺，多属于级别较高的佛寺。23张钦撰修大同府志卷二“城池”，明正德刻嘉靖增修本。24崇祯 蔚州志。25顺治 蔚州志 卷之上“山川”。26同上。27乾隆 蔚县志 卷之五“山川”。28蔚州疆域图。采自崇祯 蔚州志 卷之一“疆域图”。29蔚州山川图。采自顺治 蔚州志。30蔚县疆域城池图。采自乾隆 蔚县志，第 20 页。31光绪 蔚州志，第 108110 页。32崇祯 蔚州志 卷之四“古迹”。33刘文炯：水中堡明清之际蔚州村堡空间的结构转型，博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14，第 8287 页。（刘文炯，河北传媒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通讯作者：罗德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