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视域中的“人民性”理论资源探析_王俊虎.pdf

摘要：文学的人民性概念最早出现在俄苏文学理论中，苏俄文学中最初的人民性概念含有较强的民粹主义倾向，经由别林斯基对其重新阐释后，人民性区别于民族性，它所关注的是底层民众的利益、情感和要求。人民性这一概念虽然是一个舶来品，但它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却与我国古典文学相互融通，挖掘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理论资源，应该回到历史场域中，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古典文学作品的人民性，客观地看待其局限性。文学批评的人民话语模式自形成以来，对我国文学批评界产生的影响表现在：现实主义文学成为我国文坛的主流，人民性的文学观念深入人心；文学的意识形态复杂性卷入争论的漩涡，学界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思考逐渐趋于理性；文学的观念逐渐走向多元和开放，文学话语的公共空间逐步建立。关键词：文学批评；人民性；理论探源；现实主义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092（2023）01-0056-06文学评论视域中的文学评论视域中的“人民性人民性”理论资源探析理论资源探析王俊虎，白璐璐（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2023年2月第35卷第1期安康学院学报Journal of Ankang UniversityFeb.2023Vol.35No.1DOI：10.16858/j.issn.1674-0092.2023.01.011收稿日期：2022-09-05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当代陕西文艺评论视域中的人民性质素研究”（2022ND0427）作者简介：王俊虎，男，陕西大荔人，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作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模式一般来讲有三种，即启蒙话语模式、革命话语模式和人民话语模式。其中人民批评话语“致力于凝聚人心”1，有利于“体现政权的合法性”1。文学批评的人民话语模式使文学批评具有宣传人民民主的功能，这一话语模式自形成以来，在我国文学批评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实主义成为我国文坛的主流，人民性的观念深入人心；第二，文学的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卷入争论的漩涡，学界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逐渐趋于理性；第三，文学的观念逐渐走向多元和开放，“文学话语的公共空间正逐步建立”1。文学的人民性概念最早出现在俄苏文学理论中。孟繁华认为，人民性最早出现于1980年代批评家维亚捷姆斯基与屠格涅夫的通信中，据戴建业考察，最早在文学批评中使用这一概念的是俄国学者拉地谢夫。事实上真正对“人民性”概念作出界定的是别林斯基，随后出现的许多俄罗斯理论家都对文艺的人民性进行过实践性的探讨。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评论，普希金、高尔基等人的文学作品都对文学的人民性做出了阐释。俄苏文学中最初的人民性这一概念含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性，经由别林斯基对其重新解释后，含义发生变化，人民性区别于民族性，也不同于“官方的人民性”，它所关注的是国家底层民众的利益、情感和要求。一、俄苏文艺理论中的“人民性”因素考察苏联的建立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在暴力革命中艰难地成长起来。建国初期，国家饱受内忧外患。外敌侵略、民心涣散加上经济萧条低迷，使苏联整体陷入泥潭。此时，首先要做的工作便是建立一致的政治信仰，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人民性”被当时官方作为最佳选择，为革命斗争凝聚人心。因此，最初的“人民性”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权而提出的。19世纪初期的俄国文坛上，人民性一直是一个被热烈议论的话题，人们对人民性的含义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人民性需要从祖国的历史中取材；有人认为，只要用俄语写成的作品就具有人民性；还有一些保皇党和御用文人把忠于沙皇说成“人民56性”。后来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将人民性概念概括为一个三位一体的公式：政教、专制政治、“人民性”（即官方人民性）。普希金于1982年写了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一文，阐述了自己对人民性的理解和看法，后来又对其做了完善和补充，普希金所说的人民性侧重于民族性。他说：“作家的人民性是一种只能为本国同胞充分赏识的优点”2，普希金的人民性不仅来源于他对民间生活的悉心观察，他还把眼光投向国外作家，作为俄国著名的莎士比亚评论家之一，普希金首先肯定了莎士比亚戏剧内容的人民性，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莎士比亚对人民语言的运用还在于莎士比亚的写作是为人民的写作，能够真实地再现人民生活。普希金坚定地指出：即使作品取材于异国，只要它能够真实地展现一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生活，这部作品也是具有人民性的3。总之，这一时期人们通常把人民性当作捍卫国家主权的工具，因此大部分人依然是从种族、主权的角度去理解文艺人民性的。普希金对人民性概念的阐释对这一概念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在俄国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进一步促进这一概念完善和发展的是杜勃罗留波夫。1858年，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对人民性的独到见解引起了人们对人民性广泛的关注。杜勃罗留波夫认为现实主义文学除了体现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以外还应当包含一个重要的原则，即文学的人民性，也就是艺术作品要反映人民大众的悲欢，反映他们的意志与愿望、思想与情感、风俗和习惯等等。杜勃罗留波夫反对把文学的人民性仅仅局限于记叙一些风俗习惯、模拟一些方言俚语，他认为要真正实现文学的人民性，应当善于发现当地自然的美丽，不仅如此，还应该从民众的角度出发：“忠实地表现其仪式、风习等等”4496。杜勃罗留波夫在其文章中指出普希金虽然认识到文学的人民性，但由于其所受教育的限制、家谱学上的偏见、享乐主义倾向等影响使得普希金强调的人民性只停留在作品的形式层面，因此，杜勃罗留波夫认为，真正的人民诗人必须深入人民的精神领域，必须丢弃书本上的观念和一切等级偏见，与人民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去体验人民的生活，“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4496。后来杜勃罗留波夫对人民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愿望，他认为俄国文学家不应该停留在仅仅描写人民性的形式上，作家要努力表现人民的内在生活。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除了深入地观察人民的生活以外，还需要体验和感受这种生活，跟人民血肉相连，“穿进他们的皮肤和灵魂”4498。俄国文学史上对人民性概念做出进一步阐释的另一位评论家别林斯基，他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现实主义美学的奠基者，对俄罗斯文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19世纪30年代，在别林斯基的评论文章里常谈论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后来，他把“人民性”和“民族性”加以区别，认为“艺术的人民性”和“艺术的民族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族生活并不是统一的，存在着民众的生活和“有教养的社会的生活”两个层面。别林斯基在阐明现实主义与人民性联系的同时，揭露和批判了教育部长乌瓦罗夫的人民性概念（即官方的人民性，包括专制政治、政教、人民性。旧时，沙皇的御用文人格列奇、布尔加宁等在自己作品中极力美化宗法制农村，宣扬沙皇政府的专制政治，这种官方人民性专职为沙皇利益服务），别林斯基坚决反对这类官方的人民性，认为俄国真正的艺术家应当是“摆脱俄国专制政治、政教、人民性的唯一领导者、保卫者和解救者”5。别林斯基的观点引发了俄国政界、思想界第一次围绕人民性问题展开论争。别林斯基在批判了“官方人民性”之后，又同俄国的斯拉夫派的“人民性”进行了论争。在普希金、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冈察洛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活跃于俄国文坛时，俄国文学史上存在斯拉夫派、民粹派、根基派等众多文学流派。斯拉夫派的奠基人阿斯霍米亚科夫认为人民性应当来源于俄罗斯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学本质上要反映人民生活的基础以及全体人民的愿望和理想，人民性具体指的是村社中讲究礼仪、富于诗意的日常生活，总之，它包含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斯拉夫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康谢阿克萨科夫同样也探讨过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他认为文学应当体现各民族的精神力量和民族性格，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性格是“虔诚的宗教情感、逆来顺受的忍耐精神和忠君思想”6。因此，俄罗斯文学家书写和体现人民性时必须反映和推崇这种情感。由此可见，斯拉夫派的“人民性”颂扬的无非是一些落后保守的东西，它美化的是彼得一世改革以前的俄罗斯。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谢德林也主张艺术要表现“人民的精神”，“根基派”批评家尼尼斯拉特霍夫把艺术的“人民57性”归结为表现俄罗斯民族性格、俄罗斯人民的宗教信仰及温和顺从的品格。别林斯基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将人民性庸俗化了，因为在“根基派”批评家眼里，似乎只有在以下层人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才可以找到人民性的影子。俄国波诡云谲的社会环境促使众多进步作家意识到人民的重要性，认为自己应当是人民思想的代表，就像赫尔岑曾说到，没有获得政治自由的人民，只有通过文学这一渠道才可以找到发泄的出路，并把文学作为他们唯一可以交流思想的乐土，他们只有通过文学“才能使人们听到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73。列宁作为俄国社会主义领袖也对人民性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体现了他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洞察力。列宁的人民性区别于上述其他批评家或作家的人民性，他认为真正的人民性必须体现人民的利益，因为俄国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民，文学的发展过程和人民的觉醒过程是辩证统一的，文学的发展伴随着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因此，列宁十分注重文学在革命运动中的功能和作用，认为俄国人民群众从最初的麻木愚昧状态到后来的觉醒并积极参与革命斗争，文学的作用功不可没。“文学起初是唤起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然后又同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融合在一起。”77于是历朝历代的俄国文学作品便勾勒出形形色色的革命运动画卷，包括社会思潮和民众生活的斗转变迁。纵观俄苏文学史上人民性概念的发展，可以看出，人民性最初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性，到后来其意义逐渐转向注重书写人民群众，关心群众的利益，关注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二、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因素追溯人民性这一概念虽然是一个舶来品，但它本身具有的深刻内涵能够与我国古代文学相互融通。翻阅我国辉煌的古典文学著作，不难发现大量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和文艺批评观。由于我国古代社会朝代更迭频繁，因此文学遗产中的人民性也表现出复杂性，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反映的是那一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发展状况，挖掘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不能用当下的眼光来看待它，必须回到历史场域中，用历史的眼光分析古典文学作品的人民性，客观地看待其局限性。先秦文学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源头主要包括秦代以前几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在原始人群祭祀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发展起来的，文学形式多以口头文学为主，经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得以流传下来。先秦文学中优秀的文学遗产包括歌谣、神话、诗经、诸子散文、楚辞等。其中诗经 楚辞分别代表着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流文学流派，先秦文学中反映人民生活、揭示百姓苦难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尚书的“哀民”“保民”，国语的“庇民”“恤民”，左传的“亲民”“重民”，论语的“安民”“济民”，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8，这些观点连缀起来体现了我国古代“以民为本”的思想传统，这一传统深刻影响着后世文学的创作理念。先秦文学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的源头和起点，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此后，我国古代文学就承继着文学要揭示社会重大问题、体现人民愿望、反映人民心理的可贵传统向前发展着。汉代文学在先秦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先秦文学的优秀传统为汉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汉代留下了大量的文学遗产，主要成就体现在汉赋、散文、史学巨著史记、乐府民歌以及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五言诗等方面。其中乐府民歌最能体现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状况，乐府民歌大多出自劳动人民之手，其创作目的源自抒发日常生活中的感悟。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9对人生体验的喜怒哀乐都可以成为汉乐府写作的缘由。汉乐府名篇十五从军征揭露不合理的军役制度导致民间民不聊生的现状，“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羹饭一时熟，不知饴阿谁”1011，寥寥数语展现了一场令人震撼的民生悲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属于典型的乱世文学，当时社会战乱连绵、朝代更迭频繁，身处战乱中的作家、批评家有感于纷乱的时局和社会环境，创作的文学作品和批评文章带有明显的悲剧性，战争使很多人遭逢苦难、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唤醒了作家的自觉，使得作家主动关注民生，这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能够得以印证，例如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1032。表现诗人对人民的体恤和怜悯，以及面对残酷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产生的痛惜之情。隋唐时期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潮与巅峰时期，58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其中杜甫、白居易、王建、张籍、李绅等人的诗常可以看到表现人民生活状况、体恤下层劳动人民的文字，如“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其二），“但伤民痛病，不识时忌讳”（白居易哭唐衢），“携来朱家门，卖与白面郎。与君噉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栗，救此苦饥肠”（白居易采地黄者），“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白居易卖炭翁）等，这些诗，均可以看出诗人通过再现下层人民生活境况，揭露社会不公，同情下层人民命运的博大情怀。中唐时期，唐朝历经浩劫，安史之乱使得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一些有志之士希望通过文学来改良社会风气，挽救风雨飘摇的国势。因此，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1123的观点，真正体现了乐府诗歌的写实精神。新乐府倡导的创作诗歌的目的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1123。由此可以看出新乐府着重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功能，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唐代文学史上另一位关注民生的诗人是杜甫，他以广博的胸襟和敏锐的洞察力为人民写作。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大都体现出他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乾元元年年底（758），杜甫回到洛阳探亲，759年唐军与安史叛军发生大战，唐军败退，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中途经过石壕、新安和潼关，目睹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疾苦，面对流离失所的人民，感慨万千，写下享誉文坛的“三吏”“三别”，诗中再现了战乱的社会环境，表现出作者对黎民百姓的同情怜悯和对国家命运的无限担忧。杜甫由自身的遭遇想到所有的“天下寒士”，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慨，欲替所有“寒士”寻找安身之所，更是道出杜甫强烈的忧患意识。除此以外，杜甫诗歌同元使君舂陵行中“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两句高度评价了朋友元结的舂陵行 赋退示官吏两首诗中所体现的一心为民的思想，认为它们“具有热爱人民的内容，辞情慷慨的风格特色”12。这也可以看出杜甫思想中暗含的人民性因素。北宋豪放派词人苏轼虽常以表现豁达乐观态度的豪放词著称于世，但在其数量庞大的文学遗产中也不乏体现人民性的诗篇。“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表现遭遇天旱之后农民的悲苦遭遇。“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寄刘孝叔）同样书写了蝗虫灾害使农民生存受到威胁后的无可奈何。回顾苏轼的一生，几乎都在为四方百姓的安定生活而奔波劳碌。南宋和元代深处于民族危难之际，动荡的社会环境促成了一批坚持收复失地、抗敌御辱的词人、戏剧家，南宋爱国词人陆游、辛弃疾、张元干、文天祥等人的诗词无不体现着诗人重整山河的抱负和胸襟，例如“臣心一片磁石针，不指南方不肯休”“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元杂剧西厢记 牡丹亭 倩女离魂等满腔热血地歌颂青年男女对封建礼教的坚决反抗，对自由幸福的强烈争取。明代小说水浒传成功塑造了一批大义凛然、血肉丰满的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形象。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借四大家族的兴衰成败暗示了黑暗腐朽的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将社会面貌和人情百态描绘出来。曹雪芹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人性给予尊重，对光明予以向往。小说红楼梦曾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毛泽东从人民性和历史性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是其对红学研究做出的独特贡献”13。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出现促使晚清小说创作走向高潮。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铺展出一副形形色色的官场丑态图；刘鹗的老残游记借一位江湖医生的口吻叙述了晚清时期官僚的昏庸残暴，百姓穷困交迫、民生凋敝的局面；曾朴的孽海花以爱情为故事线索批判了腐朽没落的晚清社会，讴歌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破旧立新的改革思想；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近200个小故事反映晚清时期官场、商场、科场行将就木的畸形发展状态，作者热切呼吁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国古典文学中体现人民性的作品不胜枚举，在众多充满人民性的作品中知识分子与人民由于“身份”的不同而表现出对立的隔离感，作为对立的两个阶层，作品一方面表现出知识分子对下层人民深陷水火处境的同情，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自身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自责与无奈。不论是战乱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构成国家主要力量的还是人民，历朝历代知识分子只有具备了“为民写作”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感，才能在文学长河中熠熠生辉，光彩永驻。59三、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人民性”因素的整合与吸纳俄苏文学与我国文学一直以来保持着密切联系，关于俄罗斯的记载自元代开始就已经出现，直到后来，因为地域上相邻和社会形态的相似性使得中俄两国之间的交往愈加频繁，俄苏文学对我国文人的思想观念，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均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1950年代，我国作家大多从实用出发，将苏联文学的主题、艺术手法、和文学风格移植到中国，19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年间，俄苏文学与当时许多优秀作品一样被视为毒草而遭遇政治批判，1980年代，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地位又开始回暖，重新受到推崇，后来随着苏联解体，俄苏文学的影响逐渐减弱，并淡出中国学人的视野。19世纪思想进步的俄国作家在解放浪潮中表现出与封建专制坚决斗争的勇气与决心引起了同样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国作家的共鸣，他们的作品饱含强烈的民主意识、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历史责任感，对我国作家的写作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时期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开创时期，各种新思潮（个性解放思潮、人道主义思潮、为人生的平民主义思潮等）的涌入刷新了我国文坛的思想观念。当时，我国文学界对俄国文学产生高度热情，尤其是“为人生”的文学思潮促使茅盾、郑振铎、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创作要“为人生”，认为文学作品应该从这一目的出发，反映社会现实。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介绍、引进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他们着重翻译俄国、法国等国家的现实主义著作，这一时期，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屠格涅夫、契科夫等人的作品在我国备受欢迎。五四之后，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席卷中国，活跃在文坛的左翼作家洪灵菲、胡也频、蒋光慈、沈端先、柔石、叶紫、田汉、冯乃超等人的文学创作或多或少都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大都表现工农群众对革命运动积极的参与精神，作品整体基调高昂乐观。然而，随着五四文学进入高潮，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这一阶段正是我国大量吸收外国文艺思潮的历史时期，中国文艺出现了严重的欧化倾向，文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使文艺的接受范围逐渐缩小，仅局限于小资产阶级和青年学者中。左翼时期，文艺的大众化与民族化曾被文艺界提出并广泛讨论过，但这一问题最终并未得到解决。延安时期，由于战时环境、时局、政治、地域、文化等各方面原因，俄苏文学更加凸显出与战时环境的适应性，解放区文学与俄苏文学的关系更加密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大量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们认为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解决我国实际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人对马克思文艺理论在继承的同时进行了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入成熟阶段；其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引路灯；其三，要求文艺工作者遵循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艺术观；其四，倡导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新文艺14。这一时期，周扬、丁玲、艾青、周立波、柳青、杜鹏程等作家都受到过苏联文学的影响。丁玲写于延安时期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 在医院中，敏锐捕捉社会大环境中易被忽视的“小人物”形象，表现对她们处境的同情与理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丁玲和周立波所倡导的主题和故事情节方面都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艾青写于延安时期的几部诗集对战争中人民和民族的遭遇表现出的同情与担忧都有着苏联文学的影子。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联合人民大众为争取胜利所产生的革命文艺。延安时期，真正实现了文艺与大众的有效结合，因此，延安文艺是与人民大众结合得最紧密的文艺，再加上当时有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理论支撑，有国家政策对大众文艺的大力宣传，还有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有效配合，使得延安文艺能够自觉地书写人民大众的生活，反映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中的激情和参与精神。五四时期提出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延安文艺中得到真正的答案，可以说延安文艺是继五四新文学和左翼革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崭新的文艺阶段。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文艺要为“人民大 艾青写于延安时期的诗集有火把 北方 向太阳 黎明的通知等。60众”服务的思想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文艺与人民紧密结合”这一重要的观点。正如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15。毛泽东正是以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为核心，构筑了他的革命的文艺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俄苏文学一直对中国文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9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我国曾大量吸收苏联社会改革的经验并运用到我国生产实践中。这一时期，文学方面除了对俄国作家作品的译介外，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理论著作受到了高度重视，并有了系统的介绍。195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和第二卷，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与此同时，面世的俄国其他文艺理论著作还有梁真等人译的 别林斯基论文学论普希金的“奥尼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原译者周扬对此书重新作了校订）和美学论文选等，这些理论著作的总印数达数十万之多，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60年代初期，我国文坛依然极力推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理论思想，此前出版过的论著这一时期都有了重印本。文学方面的交流与影响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人民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曾一度遭到取缔，其原因李希凡在1973年专门为再版红楼梦评论集所写的一篇“附记”里说道：当时人民性概念被认为是一个模糊的非阶级概念，周扬等人把别林斯基等人的观点奉为经典，利用人民性以图改变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性质，被当权者认为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用来冒充马克思主义文艺观16。“文革”时期，国内局势变化，我国对苏联文学的接受热度一度降到冰点，但仍有一些学者对“人民性”给予关注。1953年，黄药眠发表了文章论文学中的人民性，提出了在认识文艺人民性时易犯的两种错误，一种是简单地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理解文学中的人民性，另一种是无视作者的写作立场，空泛地将“人民性”嫁接在作品上17。1963年，周恩来提出了“人民性”就是“阶级性”的观点。“文革”之后，学界对文艺人民性的关注程度明显提高。1978杨树茂的文章为什么不可以有“人民性”？引起文坛关注，提出文艺领域应当和政治领域一样重视“人民性”。同年12月，在山东大学召开的文科理论讨论会上，与会者对人民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肯定了文艺人民性的先进性。这一时期大部分人认为人民性与阶级性存在既相对独立又统一的关系，人民性作为阶级性的补充，在评价文学作品时起到重要的作用，“阶级性寓于人民性之中，人民性大于阶级性”18。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19，使文艺人民性的概念更加丰富与成熟。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文艺理论兼容并包，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文学经验进行辩证的吸收，在吸收批评家理论时涉及他们美学思想的方方面面，例如对别、车、杜等人的批评理论进行借鉴与吸收时涉及的问题有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作家风格与民族风格问题等，态度上更加客观冷静。文学创作方法不能一味地以洋为标杆，认为一切外国的方法都是好的，皆能为我所用。人民性的重申与复归常被误解为重走意识形态的老路，如今看来，人民性是一种符合当下潮流的文艺批评标准，因为当下的文学语境需要我们寻求一种方法来引导文学朝着健康的道路迈进。参考文献：1 范生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模式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2 普希金.论文学中的人民性M.张铁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51.3 张铁夫.群星灿烂的文学俄罗斯文学论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62.4 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M.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5 吴元迈.俄苏文学及文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2.6 汪介之.回望与沉思：俄苏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4.7 梅拉赫.列宁和俄国文学问题M.臧仲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8 傅正义.中国古、近代文学的怨刺性、人民性兼与西方古、近代文学比较J.社会科学研究，2000（3）：146.9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342.10 许逸民，黄克，柴剑虹.乐府诗名篇赏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下转第66页）614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52.5 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6 严迪昌.清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57.7 张兵.明清易代与清初遗民诗J.江海学刊，2002（2）：151.8 冉耀斌.清初关中诗人群体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95.【责任编校关满春】The Recluse Feelings and Poems of Lei Shijun,a Remnant of the Ming DynastyPING Zhijun（School of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Xian Medical University,Xian 710021,Shaanxi,China）AbstractAbstract：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ough Guanzhong experienced many wars and disasters,it still displayed the culturalatmosphere of numerous poets and prosperous poetics because of its profound cultural accumulation.Among the poets of Guanzhong inthis period,the representative one was Lei Shijun,who grew up in Guanzhong and lived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for a long time.The exploration of Lei Shijuns achievements in poetry creation and the feelings of adherents in his poems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for revealing the scholarsliving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choi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Key wordsKey words：Lei Shijun;reclusive feelings;poetry orientation（上接第61页）11 雷恩海.中国古代文论的融通与开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2 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82.13 张海燕，徐功献.毛泽东论红楼梦的历史性与人民性J.毛泽东研究（年刊），2013：297.14 宋建林.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创新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3）：4-9.15 畅广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86.16 王缵叔.关于我国古代文学人民性的几个问题J.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1）：19-30.17 黄药眠.论文学中的人民性J.文史哲，1953（6）：43.18 陈斐.60年社会批评视野下的古典文学研究由人民性、阶级分析范畴切入的考察J.学术研究，2009（12）：140.19 何西来.探寻者的心踪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45.【责任编校王丽芳】“For the People”as the Creative Resources i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CriticismWANG Junhu,BAI Lulu（College of Literature,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Shaanxi,China）AbstractAbstract：the concept ofFor the Peoplein literature first appeared in the Russian Soviet literary theory.The original concept ofFor thePeopleof Russian Soviet literature contained a strong populist tendency.After Belinsky reinterpreted it,For the Peoplewas differentfrom the national nature.It focused on the interests,emo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common people of the country.Although the con-cept ofFor the Peopleis an exotic product,its profound connotation is integrated with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common people in classical literature,we should return to the historical field,examine the common people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wit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and objectively look at its limitations.Si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s discourse mode ofliterary criticism,its influence on the literary criticism circles in China has been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realistic literature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and the peoples literary concept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people;The ideological complexity of literature is involved in the vortex of controversy,and the academic circles thinking about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rational;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is gradually becoming pluralis-tic and open,and the public space of literary discourse is gradually established.Key wordsKey words：literary criticism;For the People;theoretical exploration;realism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