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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的整体重解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批判- -Tag： 法兰克福学派 文化工业 批判 无力的整体重解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批判 栾 轶 玫 “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理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宿命联系，在谈到“法兰克福学派”时，所有的着眼点都在于“批判”二字上。这种印象来源于多种因素：首先，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旗帜先明地提出“批判理论”，与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领域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不同，该学派将批判的目标与内容转向“社会”，转向“文化”，这种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向的转型，直接影响到该学派的批判视角以及其后的后现代主义等；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在审视社会问题时，是以一种批判的视角，以一种超越的维度，以期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这与传统的阐释学派不同。正如阿多诺所言“批判的途径不仅仅是形式的，而且也是质料的。如果它的概念是真实的，批判的社会学，依照它自身的理想，必然也是一种社会批判。”1；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坚持、所代表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批判理想，除了超然的批判精神外，他们更倾向于彻底的批判意识与批判方法，其批判理论因此经常给人以走极端的印象。 法兰克福学派的前身是1923年2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建立的社会研究所，首任所长是格林贝格。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早期的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后来脱离法兰克福学派）。 “社会哲学”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重点，究竟什么是他们所定义的社会哲学呢？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的理解是“它既不是一种专门为社会生活的意义提供高傲的义理之哲学价值理论，也不是五花八门的社会科学的成果的某种综合，而是这些科学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之根源，它是普遍的整体将不会被遗忘（the universal would not be lost sight of ）”2 要想更好地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就必须理解“普遍的整体将不会被遗忘”这一该学派进行批判的目的与初衷。 无论霍克海默、阿多诺，还是马尔库塞，他们的研究都涉及文化工业，而且基本上，对文化工业，都持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他们对文化工业的反思与批判也都集中在“普遍的整体被异化为无力的整体”这一命题上。 一、文化工业批判的内容： “文化工业”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为此，他们专门写了题为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的论文来展开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指出，“文化工业”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 法兰克福学派通常使用的“文化工业”范畴与大众文化非常地接近，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最重要的是揭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异化力量的消极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由于技术的异化作用，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化已经丧失了真正文化的本质属性，艺术已远离创造，日益呈现出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诚如马尔库塞所言，资产阶段的艺术作品都是商品，“由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组织起来的这个世界，已把个体的发展转化为经济的竞争，把他的需求的满足，抛入市场中。肯定的文化用灵魂去抗议物化，但最终也只好向物化投降。”3 关于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也多有论述。对于艺术与商品性的屈从，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有着精彩的见解：“由于出现了大量的廉价的系列产品，再加上普遍进行欺诈，所以艺术本身更加具有商品性质了。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4 随着科学进步，文化中越来越多地被加入技术的因质，当艺术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以后，文化的商品化趋势越发明显-“广告成了唯一的艺术品”，艺术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已然让位于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真正的艺术因此被搁置在不为人知的空间里。 （二）大众文化的克隆特征： 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定义中（“文化工业”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大众文化具有“克隆特征”“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是文化工业一个显著特点。 霍克海默对此做出形象的描述：“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每一个领域是独立的，但所有领域又是相互联系的从宏观上和微观上表现出来的统一性，说明了人民所代表的文化的新模式：即普遍的东西特殊的东西之间的虚假的一致性。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结构都具有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一点已经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5 文化工业体系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克隆机器”，经由这种体系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具有“模样相同，内质近似”的特点，真正的文化、真正的艺术的唯一性、独特性因此销声匿迹。文化工业正以一种模式化的东西异化着人类真正的文化与艺术。 （三）大众文化的麻醉效应：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经由文化工业体系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娱乐消遣与通俗产品，满足现代社会人们的消闲需求。大众文化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在麻醉着作为消费者整体的大众，使人们渐渐失去思想与深度，渐渐远离超越与批判，在无思想的享乐中，追求与他人的同一性及对现状的认同，从而获得片刻的安全感。 在现代社会中，整个世界都得通过“文化工业”这个过滤器，生活和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之间在人们的错觉中不在有什么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现状的不满足，使得人们能通过沉浸在大众文化中而成功实现对现实的逃离。 “文化产品本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声电影，抑制观众的主观创造能力。这些文艺作品，虽然能使观众迅速理解他们的真实内容，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也能使观众熟悉它们，但是，如果观众不能摆脱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许多掠过的具体细节，它们就约束了观众的能动的思维。”6 二、文化工业批判的核心：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批判”的核心是什么？本文以为“文化工业造成了人们整体的无力状态”是该学派对文化工业进行口诛笔伐的核心动力。 正如前文所述，普遍的整体将不会被遗忘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进行社会研究的初衷与目的，也是他们进行社会批判的终极理想。该学派一直保有一种清醒的自觉意识，即追求人的全面的自由。由于深受马克思“异化”理论，特别是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影响，他们在进行文化工业研究时，常常将文化工业对人，对社会的异化作为研究的重点。这在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的著作中都有所反映。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在考察现代文化工业，发现文化工业导致了人们的异化与自我异化-激起了他们的强烈的批判意识，“无力的整体”正是他们对文化工业批判的一种简明表述。 这种“整体的无力状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文化工业促成了人的自我异化与个体心理结构的变异； 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异化问题不仅仅表现在统治人的异化力量从有形的政治经济力量向无形的文化力量转化，更严重的是，异化的机制逐步深入和内化到人的生存结构中，导致了人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异化。文化工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直接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异化是人的最深层的异化，而以技术发展和消费娱乐为背景的文化工业作为一种新的操纵力量，通过提供娱乐与消遣让人迷失在大众文化的盛宴中，从而放弃天赋的批判力量与超越维度，主动地与现存秩序认同，在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层面上消解掉超越和否定现存秩序认同，成为非创造性的人格。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中深刻分析了文化工业对人的这种异化现象。他指出：现代人往往“自由地”经受压抑，把压抑视为自己正常的生活，他们不像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人那样反抗机器，逃避劳动，而是能够忍受劳动的枯燥与痛苦。他们借助劳动之外的娱乐消谴来平和自己的生活。而大众文化正好提供了这种娱乐消谴。 大众文化的齐一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人们的口味，使人们不但失去了创造性，同时也失去了个性特征，从而表现出一种“整体的无力”感。 （二）文化工业为意识形态统治提供了新的合法外衣，这种软化的力量变形为新的统治力量； 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欺骗性等特征，对此，阿多诺认为，意识形态以提供消谴、娱乐、舒适的生活为手段掩盖现存社会的内在冲突和分裂，在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统治作用主要通过大众文化，通过文化力量来实现的，特别是依靠大众传媒完成的。阿多诺用“电影”举例说明，他认为，电影就通过为人们提供美好生活的幻影，从而为现实辩护。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也指出：“大众传播与交通工具、吃穿住日用品，具有非凡魅力的娱乐与信息工业输出，这些也同时带来了人为规定的态度、习俗以及多少舒适的方式使消费者与生产者结合并通过后者与整个社会结合起来的某些理智和激情反应。这些产品灌输、控制并促进一种虚假意识，这种意识不因自己虚假而受影响。而且，随着这种有益产品对更多社会阶层的个人变为可得之物，他们所携带的训诫就不再是宣传而是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比从前的要美好的多，而且，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它抗拒质变。一种单面思想与单面行为模式就这样诞生了。”7 文化工业将人变成“单向度”的个体，为意识形态的教化打下了基础。这种软化的力量成长为一种新的统治力量，实现着意识形态对个体的操纵与统治。无数个失去了自主意识与自觉能力的个体结集而成“无力的整体”，他们不再拥有批判意识与超越渴望，他们更加顺从，更加麻痹的面对社会现实，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整体的无力感”正在内化为一种群体意识。群体对“无力状态”变得习以为常，变得像是从来如此般的。 “无力的整体”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最透彻、最深刻的批判，这种批判虽然带有某种极端的色彩，但是依然值得我们肯定的是，正是源于对社会最深切的关怀，才会有这样深刻的批判；正是有了这份关怀，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提出的“无力的整体”因此而更加振聋发聩，更能警示世人！ 现代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认为,现代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标准化、强制性等特点,从而成为巩固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照搬这一理论主张限制中国目前的大众文化发展并不合适,当前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文化产业市场.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文化工业的理论批判为当代大众文化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并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存在的局限性,需要对其再认识,以推动当代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本文重点阐述了其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对其理论的反思与批判,并指出其理论的现实意义及启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历来被视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点。因此有人说“不读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就没有资格来谈大众文化。”从总体上来说,这一学派对文化工业持坚决的批判态度,其主要代表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有哪些批判维度?作为一种文化批判理论其局限性何在?这种批判对我们今天进行电视文化研究有什么启示?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接下来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入手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一、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视野中,文化工业已经试析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2004614500076 传播学 陈芳 内容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历经三代人的批判、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了文化工业理论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然后在逐一分析法兰克福学派所概括的商品化、技术化、齐一化、强迫化诸种特征基础上，揭示了文化工业的基本内涵，最后对该理论存在的历史局限性进行了批判。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文化工业 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前身是1923年2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建立的社会研究所，首任所长是格林贝格。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早期的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后来脱离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理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宿命联系：首先，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旗帜先明地提出“批判理论”，而且把批判的目标与内容由传统的“政治”“经济”，转向“社会”和“文化”。这种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向的转型，直接影响到该学派的批判视角以及其后的后现代主义等；其次，法兰克福学派是以一种批判的视角，以一种超越的维度，来审视社会问题，以期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这与传统的阐释学派不同。正如阿多诺所言“批判的途径不仅仅是形式的，而且也是质料的。如果它的概念是真实的，批判的社会学，依照它自身的理想，必然也是一种社会批判。”1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坚持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批判理想，除了超然的批判精神外，他们更倾向于彻底的批判意识与批判方法，其批判理论因此经常给人以走极端的印象。 无论霍克海默、阿多诺，还是马尔库塞，他们的研究都涉及文化工业，而且基本上，对文化工业，都持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文化工业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总称，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体劳动者创造的精神产品，它是以建立在科学技术上的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为前提的。其文化创造目的与创造手段与工业生产方式类似，它是一种标准化的、复制性的、大批量的生产，其目的是创造消费使用价值，经济效益是其运作杠杆。文化工业寄生于大众传播技术、家庭和闲暇，并不知不觉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和哲学与商业融合起来，使文化领域都染上了商品的特征。以文化工业生产为标志、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的“现代大众文化”的出现，对人民大众来说是福还是祸，或者说主要方面是福还是祸？文化工业是如何出现的，其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又是什么？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所着重探讨的。 一、文化工业理论的提出 虽然在论爵士乐(1936)与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与听觉的退化(1938)等文章中，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理论已相当成熟，但是“文化工业”这一概念的正 式提出与文化工业现象被大张旗鼓地批判却是首次出现在他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的。为此，他们专门写了题为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的论文来展开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指出，“文化工业”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文化工业把古老的东西与熟悉的东西熔铸成一种新质（a new quality）。在其所有的分支中，那些特意为大众消费生产出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那种消费性质的产品，或多或少是按计划炮制出来的。文化工业的各个分支在结构上是相似的，或至少能彼此适应，它们将自己组合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系统。”2 文化工业在20世纪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物质基础融合的产物。 第一，社会信仰和价值中心的解体。精神消费、娱乐成为大众的普遍追求，这是以特定的社会氛围为基础和前提的。到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在奋斗中追求的实际目标已经达到，在放纵的消费享受和无情的商品原则面前，人们唯一感到内在需要的是，在紧张之余，能得到一种感官的愉悦。人不再需要为了神圣和完善化而自我塑造，社会信仰和价值中心解体，只是听任感官享受对自己的塑造。关于享受艺术对人类理性、信念的消蚀，古希腊的柏拉图早就指出，这种艺术“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 第二，商品生产原则的普遍化。在一个高度成熟的商业社会里，一切生产分配系统、社会权利结构、思想观念，都是由商品化原则来支配的。它超越于行政权力和思想信仰之上，永远许诺人们以实惠和享受。对商品化原则在文化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美国弗杰姆逊指出：“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领域是无处不在的”。“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 第三，消费能力与现代技术为文化工业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一个商品要能大规模地进行和扩大，就必须具备消费该商品的能力的人是一个多数，有能力重复生产并提高产品性能的技术条件，有降低成本的措施和方法。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达，社会产品的丰富，中产阶层人数扩大，有能力并乐意在精神消遣上有较多投入的人们成了文化工业的可靠对象。由于大众的娱乐艺术是逃避理性和思想的，深度感被拆除，实际上是重复的，大批量的，谈不上独创性的。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工业提供的技术，使文化产品的复制和外观美化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文化工业中，只是不是百分之百的重复，就可以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二、文化工业的特征 第一，商品化，具体地说，“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归纳的文化工业的第一个特征，也是他们对文化工业抨击最甚的一点。商品化的艺术拜伏于交换关系下，被娱乐的光晕所笼罩，而娱乐工业又促使人们进入商品世界。商品拜物教体现为一种无生命的性感，这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幻景。 阿多诺坚持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不是艺术品，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作为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而被生产出来的。文化艺术已同商业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接受为价值规律所统摄，纳入了市场交换的轨道，具有共同的商品形式的特性。马尔库塞则认为，文化工业的盛行是同“消费至上”的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是同广告和政治讲坛这些大众传播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工业以消费大众为上帝，只要适合大众的需求，不管怎样的东西都可以进行批量生产，这种文化工业消解了文化产品特有的人文价值。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述，文化工业把娱乐消遣作为主要价值加以实现，便造成精神快餐式的消费模式，这不仅把文化推向单调平庸，而且把大众也推向单调平庸。现在人们常常哀叹出现了文化价值危机，殊不知其主要原因在于把文化产品商品化，企图按照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的方式来管理文化事业。 第二，技术化。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强调，文化工业的出现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文化工业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载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录像，特别是微电子技术，卫星传播技术出现，使文化工业对时空获得更多的占有性和对接受者产生更大的强迫性。没有现代的科技手段，也就不可能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也就不可能产生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把此称为文化的“技术化”。 除了本杰明对文化的“技术化”持肯定态度之外，其他所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都对文化的“技术化”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技术是艺术生产力的一部分；一定的技术，代表着一定的艺术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必将推动社会进步、艺术前进。而阿多诺认为，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的直接后果是人的理性变成了纯工具化的思维，工具理性支配着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文化的“技术化”意味着工具理性支配了文化领域，文化本来应该是想象和价值理性的天地。这一领域一旦被工具理性所占有，不仅是文化的生产者，文化的传播者和使用者都成了工具。大众传播在商业科技制导下形成了一种极权主义文化现象。后者的全盘否定固然片面，但他们所提示的负面效应确实存在需要引起重视，两者观点正好形成补充。 第三，齐一化。也就是说，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趋于一律。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一致认为，由于文化工业产品的制造者不仅仅象弥尔顿创作失乐园那样是本性的流露，更多的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生产，从而这种生产完全是标准化的，类似于工厂生产出来，被大众购买。他们认为流行文化的生产就是一种标准化现象，所造成的后果是不仅扼杀了艺术创造的个性，而且扼杀了艺术哲学的自主性。 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大规模生产各种复制品，它促进和反复宣传某个成功的作品，使风靡一时的歌曲和连续广播剧可以周而复始地出现。马尔库塞把“现代大众文化”称之为“单面性文化”，其重要标志就是“单面性”，即“标准化”、“齐一化”。他认为文化工业的危害性在于消费主义的流行，而且在于泯灭人的个性。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工业的主要特征归结为“齐一化”不无道理。这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所在。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人的异化。按照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文化使人也变成了同一模式的人。单调平庸的文化把人也推向单调平庸。 第四，强迫化。即文化产品在对时空获得更强的占有性的同时，对接受者产生了更大的强迫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对文化工业最集中的批判也是它对逾期接受者的强迫性，他们认为，由于文化工业的典型做法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强制性，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现代社会正是“通过不计其数的大批生产和大众文化的机构，把因袭守旧的行为模式当作自然的，令人尊敬的合理的模式强加给个人”，履行着操纵意识的职能。这样，一方面，文化活动丧失了为人类提供娱乐和消遣、给人以精神享受的作用，而成为劳作的延长，旨在恢复精力，以能再次应付机械的工作，于是，“快乐变无趣”；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决定着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成了一种支配人的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关于文化工业强制性、压抑性的分析是振聋发聩的，尽管有言过其实的成分，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三、对文化工业理论的批判性思考 文化工业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的归纳及其批判，的确十分深刻和犀利，给人带来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因此而给不同学科提供了学术养料。然而，“文化工业”理论的背后，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出发点，有其产生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正因如此，也就不免带有自身的缺陷。 第一，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一大特征，然而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建构社会、消除弊端，相反，它怀疑现存秩序下一切人们所理解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对社会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全然不信。批判，是以与他们的社会冲突为标志，冲突是批判思维方式的一切概念的特点。3然而，批判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来支撑提出的论点。阿多诺曾十分坦诚也带有无奈地说，“确确实实，暂时还没有彻底的研究提供论证严密的材料来证明文化工业的特定产品造成人们的心智衰退的效果”。4其实即便到了今天，阿多诺如果伸手想要能证明“心智衰退效果”的确凿材料，也未必能够如愿。其实，资本主义并不如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稳定。它也并没有不断面临革命工人阶级运动绝对的或明确的威胁。因此在论述中，他们不得不采取历史和非历史的乌托邦相结合。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以乌托邦式的概念批判现实的不合理，以现实的不合理来证明乌托邦概念的真实存在。他们始终坚信不疑，“只有拒绝赞美现状，才有可能保存一个未来：在那时，写诗将不再是野蛮的行为”。5拒绝与现实的任何妥协和调和，自然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一个理想的模糊图景。 第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造力最伟大的时期正好流亡美国，他们差不多就是一个局外团体。创造力的迸发，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孤立状态。这种坚持不受外部干扰和压力的情况，保证了批判理论家们有充分的时间、精力和自由，以其相对冷静客观的立场，按照自己的宗旨和兴趣进行研究和写作。但另一方面，与社会各方面的隔膜，无疑也使得他们对美国的情况缺少足够的了解，于是直把德国当美国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他们仅仅根据法西斯的潜能来判断美国社会，以至于无视使美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和大众社会不同于他们在欧洲遭遇的独特历史因素。”6有关文化工业的讨论也是如此。其实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电视的出现，许多媒体被迫将它们的活动转向特定受众，广播电视台变得专门化，这就产生了后来所津津乐道的“小众化”或“分众化”趋势。尽管这似乎还不能完全舍弃类型化标准化，但与批判理论中所批判的早已不能同日而语。而这些，在法兰克福批判家那里却丝毫不见踪影。文化工业的是是非非，都必须首先还原到他们所经历的命运的语境，然后才可能对之做出比较恰如其分的评判、分析和使用。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也有独特的历史局限性，现在必须用科学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 第三，当他们深度关切技术和技术理性作用，社会和人由此都成为单向度时，他们的取向同样是一种单向的循环观，即：人利用技术从而顺从技术逻辑，技术因此又乘机扩大了自己对人的影响和控制，忽略了甚至是故意忽视技术与人之间，实际所存在的一种张力。“就社会实践循环往复的安排过程而言，最深入地卷入其中的因素，就是人类行动者认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反思以理性化为基础。正依赖于此，我们才能领会在社会生活中，面对许多规范性的界限，“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它、操纵它。”7人与技术同样如此。此种极端在文化工业理论中体现在他们对“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口诛笔伐。他们认为，人已成为机器，自然只能是被动地“输入”与“输出”。于是，社会的不公正导致媒介的不公正，因为后者是前者的统治基础或帮凶。媒介的不公正就决定了媒介的效果，必然使得受众只能像机器般听从媒介的捉弄，人变成“机器”的“机器”，媒介的媒介。这种单一化的思路演绎本身就是机械的，且不说媒介的公正与否不能也不可能代替媒介的效果。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效果的理解，几与“魔弹论”如出一辙。批判学派与行政学派就这样站在了一条线上，尽管看起来是各据一端而且似乎势不两立。摘要：随着后工业时代和消费社会的来临，包括旅游在内的休闲活动也被彻底地裹挟进大众消费之中。波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里，休闲已经成为文化记号和被消费的对象。休闲是不可抗拒的责任伦理。因此，休闲和休闲中的自由是不可能的。波德里亚同时批驳了休闲之中人人平等的神话。关键词：休闲，符号，消费，消费社会_ 在某种意义上，休闲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象征。1899年凡勃伦出版了有闲阶级论，标志着探索休闲对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意义的休闲学科在美国诞生。之后，不少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都对休闲有所研究。与关于休闲的常识看法和流行观点不同的是，在某些思想家那里，大众休闲是一个应该慎重对待和批判的对象。例如，早在韦伯那里，他就曾经不无忧伤地预见，随着合理性原则主宰越来越多的社会部门，人们的行动只能从一个合理系统转到另一个合理系统：从合理化的教育机构到合理化的工作单位；从合理化的休闲场所到合理化的家。社会除了成为一张完全封闭的合理化结构之网外什么也不是。休闲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是作为文化工业的一部分来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区分了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批判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表明，包括大众旅游在内的休闲娱乐业的发展，恰恰掩盖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大众的统治，无非是在满足大众消费需求的幌子下满足人们对幸福和平等的追求，通过休闲娱乐这种特殊形式的平等掩盖社会生活事实上的不平等。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对休闲的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有某种渊源关系，但他把符号学应用到理论中，展开的是对文化工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波德里亚看来，消费必然导致对符号进行积极的操纵。把休闲放在以消费社会指称的后现代时代里，从消费的角度来评价休闲，休闲无法不成为符号消费的对象，因此，休闲就是大众文化之符号消费的一种。这就是被消费的休闲，消费的一般意义波德里亚对休闲的看法出发点在于他对大众消费的理解。这里不可少地必须回到波德里亚对消费的一般看法。消费在波德里亚那里是作为工业文明的一种典型模式的，它根本上不同于把消费作为满足需求过程的流行看法。与将消费看作是被动的消极的占有方式不同，波德里亚将消费看成一种积极的相互关联的方式，一种系统的行为方式和总体反应。总体上看,消费在消费社会中具有以下特征:首先，通过符号建立差别。波德里亚将消费定义为一种操纵符号的系统行为。在波德里亚看来，消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实践，物品并不就我们的消费对象，它们充其量只是需求的对象和满足这些需求的对象。而需要的满足只是消费的前提，不足以界定消费本身。为了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必须变成符号。那么成为什么样的符号呢？符号的意义在于建立差异，以此将符号所代表的东西区分开来。这里人们关注的是符号的所指而不是它的能指。符号之间的关系，使差异得以确立。与他人形成差异，正是日常生活中消费的主要用途之一。现代消费社会的本质，即在于差异的建构。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客体的物质性，而是差异。所以说，物从来就不是因其物质性而被消费，而是因为其同其他物的差异性关系而被消费的。在现代消费社会里，关于竞争的意识形态已经让位于所谓自我实现的哲学，新的主题不再是获取物品，而是通过消费而达到个性的实现。因为特定的经济阶级或社会地位群体的成员资格，不再能为我们提供一种认同感、确定感和归属感，我们只能通过消费来与客体、集体和他人建立关系，来获得一种身份和建构意义。正如一句流行广告词所说：我买了，因而我就是（ishop,thereforeiam）。1现代广告这样告诉人们说：买下这个吧，因为它与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同(如：这是社会精英享用的肉食品，这是只有极少数佼佼者抽的香烟)；买下那个吧，因为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已经在用它。这两种广告的说法相反，意思却是一样的。这就是要让每一个具体的消费者，在他她模仿别人的同时，却得到一种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事实上，消费一词在此展开了它的双重意义：它一方面意味着消耗，消灭，消除，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实现。自我的实现。其次，通过符号获得拯救。波德里亚指出，现代消费行为的本质就在于，它只是模仿了社会本质-地位。实际上，现代消费就是一种通过物而拯救的等级逻辑，是一种要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的拯救办法。2社会地位这个东西历史上是通过恩赐和继承得来的，只有少数人拥有人人羡慕的象征高等地位的东西，比如服饰和休闲。但是，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对社会地位的向往，希望高贵的出生和社会地位。在无法从血缘上继承社会地位的情况下，消费社会提供了满足人们向往心理的替代力量，那就是物的丰盛和拥有。通过占有更多的物和消费，人们在无法通过恩赐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拯救。游荡在城市丛林中的现代人，籍消费来达到拯救-幸福。物的丰富和丰盛，其实只是幸福的符号而以，但是物品所提供的满足感和人们对幸福的希盼，恰是使日常的平庸生活得以延续下去的维系力量。在日常社会里，消费并不是作为工作或生产过程的结合来体验的，而是作为奇迹，一种籍物质的丰盛和拥有来达到的奇迹：幸福。另外，对符号的追逐也是无穷的。以消费来拯救自身的做法，实质上是将生命的计划表达于一种飞逝的物质性中3，人生的计划或者目标纵然没有消失，也已自甘消解在一系列的物质性的满足中。可是，物质的满足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消费作为一种完全的理想主义的实践，不可能有彻底满足的时候。我们注定要不停地欲求下去，无穷地追逐消费的象征符号。也就是说，消费是没有止境的，并且它是不可克制的，消费具有了对于人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不是什么心理上宿命性的结果，也不是来自于社会威望单纯的强制力。如果说消费显得不可抑制，恰恰表明它是一种完全的理想主义的实践，不再与需要满足和现实原则有什么关系。消费之所以不可克制，最终原因在于人生根本意义的匮乏。于是消费成了我们存在的唯一理由。因为人生似乎只剩下了这条证明自身存在和获得拯救的途径。简要地说起来，在波德里亚看来，消费是一种操纵符号的系统性行为，人们消费的并不是对象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符号。当然，人们消费符号是有目的的，在于通过此一活动获得一种身份认同，通过符号的差异来建立与他人的差异。另外，消费是对人的一种强制力量。休闲的符号性现代社会关于休闲的流行观点是，休闲，就是对时间的自由支配。假如人们在劳动时间中被奴役和异化，那么在休闲时间中他是自由的。时间是一种先天的范畴，它就象空气和水一样，是不可让度的东西，在休闲中的时间是大家的私有财产。在波德里亚看来，这样的流行观点无非是重复了我们在休闲中得救和休闲中人人平等的神话。波德里亚认为，对休闲和自由时间的研究必须放到整个时代的背景中。这个时代就是他所指称的消费社会。在这个时代里，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生存状况有了新的特点，即詹明信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无深度性。文化的无深度性表现为一切文化的意义都被挟持进消费文化之中。大众象一个黑洞，渗透在媒体符号、类像和超真实中，吸进了所有的信息、意义和交流，并使它们变得毫无意义。4具体到休闲这一现象，波德里亚的基本观点是，休闲是一种文化消费。作为文化消费的一种，休闲既有文化消费的一般特点，又有它作为休闲方式的特殊性。首先就是休闲的符号性。休闲作为文化消费之一种，渗透了大众传媒的操纵性结果，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伪事件和伪现象。在消费社会里，文化不再是为了延续而被生产出来的，而是根据媒介自身，根据一些规则被制订出来的。传媒总是向个体宣扬和灌输，普通个体要获得文化公民资格所必须拥有的一套公共文化（p.c.c.c），建构个体的文化身份应该消费哪些物品和服务，你该如何保养你的身体，如何养护你的温柔气质，作为一个有身份的体面的人，你至少应该到过哪些地方，以什么方式旅游，这样才能体现你的学识和品位。以什么样的方式休闲，如何休闲，都是这个社会的公共文化规定的，人们之所以去休闲，正是力求使自身获得身份象征，惟恐自己的做法落伍，丢失了与他的地位和身份想匹配的符号性力量。假如有人忘了这样做，就立即有人好心地提醒他没有权利不幸福。所以，休闲是符号，这样的休闲已经脱离了事件本身，人们在休闲之时不过消费着它所代表的符号。休闲的符号性同时还体现为它是一种对历史事物的符号再现，是对过时事物的复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八的雾月十八日中谈到拿破仑三世时曾指出，同一件事物在历史上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但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它们的意义只在于对先前有意义事物的夸张可笑的追忆和模仿。波德里亚借用这种说法来解说文化消费，因为在消费社会里，文化消费纯然是一种模仿，是对历史上有意义事物变形的复兴：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那种夸张可笑的复兴，那种对已经不复存在之事物-对已被消费事物进行滑稽追忆的时间和场所。5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只要看看眼下各种时兴的度假文化就能明白，那些吸引游客的旅游胜地不过是一种复制出来的场景，死亡的历史，或者说对历史的漫画式的再现。波德里亚举的一个例子是，人们纷纷乘汽车涌向北极地带，到曾经出现过淘金热的地方消费历史上的淘金热场景。在这里，人们消费的是对汽车以及由于汽车的出现而被宣告死亡的一切事物的已消逝幻景-以及由汽车所唤起的那些幻景的即时、混合、共同的享受。在这幅幻景里，人们拿着租来的杵头，穿着租来的爱斯基摩人的紧身衣，在冬季时候围着露天烤肉架，使用埃索的柴火来烤肉。于是，他们在仪式般的形式下消费曾经是历史事实而又被牵强附会为传说的事物。波德里亚认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