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响”就好像是喧闹中的沉默——《繁花》法文版译记.pdf

742024年第2期 总第105期法凯瑟琳夏尔芒 法邓欣南 李梓杭译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优秀文学作品推广传播平台和相互推介机制日益完善。繁花 以沪语方言写成，翻译难度极大，自 2013 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难觅外语译本。据悉，第一本法译本 繁花 将于 2024年 10 月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本刊编辑部采访了法文版的两位译者a，深入追踪 繁花 法译本的诞生缘起、翻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所形成的经验与方法，以期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进一步“走出去”提供启示。问题 1：两位老师翻译 繁花 法语版的想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繁花 用沪语书写，你们在翻译前会存在一些顾虑吗？凯瑟琳 夏尔芒（以下简称凯瑟琳）：2019 年的某一天，我在一则消息中得知王家卫将要执导一部关于上海的电影，改编自一部沪语小说。我按捺不住好奇心，立即告诉翻译伙伴欣南这一消息。随后，我们决定合作翻译这部小说，即 繁花。在仔细考虑了几家可靠且实力雄厚的出版社之后，我们认为伽利玛出版社及其外国文学编辑团队是该书的最佳出版方。幸运的是，伽利玛出版社已经获得了该书的版权。这段出书之旅才得以起步，但注定会充满曲折。翻译 繁花 并非易事，因为这部小说是用沪语写成的，行文含蓄，话锋机敏，旖旎生姿，充满了市井生活的活力。它无疑彰显了上海现代性的旧情怀，却会给译者带来不小的挑战。于是，我们毛遂自荐，提前与出版社沟通，坦诚地讨论了需要克服的困难，包括如何确保叙事腔调和文体的准确性。这部小说的叙事时间跨度长，横跨了 20 世纪下半叶，其叙事腔调和文体将人物与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过去与现在的时代交织，这是翻译的关键所在。在了解翻译难度后，伽利玛出版社要求我们提交大约 50 页的试译，正是这份令人信服的试译帮助我们成功拿下了 繁花 的翻译任务。邓欣南：我读 繁花 一书大约是 2015 年左右。当时，满纸熟悉的吴语对远离故土的我来说，天然就激发出了亲近感。起初我可没有心生翻译此书的念头，因为这本书最大的语言特点在我看来是不可翻译的，属于文学翻译里的黑洞。我对挑战黑洞没有太多信心，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一次凯瑟琳提出翻译此书时，我会强烈反对。之后，我才了解到此书法文版在翻译上的一波三折，这反倒激发了我的斗志。我开始思考，中国的文学作品往往因为巨大的语言障碍，而难以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中国文学翻译在法国出版界常常要依赖汉学学者来完成，繁花 这本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市井口语的当代作品遭遇的翻译困难，是因为它对于学者们来说太遥远了？还是说，汉学学术圈对沪语过于陌生？如果真的止步于此，那 繁花 真是成也沪语，败也沪语了。此时，凯瑟琳给了我一激：你不是说从小听上海话长大的吗？我俩搭伴做文学翻译到现在已经差不多 20 年了。“不响”就好像是喧闹中的沉默繁花法文版译记75中 国 当 代 文 学 的 海 外 传 播“不响”就好像是喧闹中的沉默我们各自有其它的工作，翻译纯然是出于对语言和文学的热爱，而每搭档一次，我们的契合程度就会更好一些。可能还是因为有多年磨合的打底，才让我终于下了决心。问题 2：在法文版的翻译过程中，你们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有哪些经验和方法可以分享？凯瑟琳：2019 年 9 月，我们签署了翻译合同。从那时起，我们就投身到这项漫长的工作中去，它问题重重、陷阱遍布，充满了挑战。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攻坚克难，仿佛置身于一片荆棘丛生的“森林”中，有时需绕道前行，有时毅然斩断一根藤蔓。在必要时，我们来回奔波，甚至不惜熄灭一丛篝火，只为继续向另一个营地前进，即使稍后可能需要掉头折返。我们认真考虑了人名的翻译，努力在法语中传达它们的含义，同时又要在保证接受度和易读性的前提下尽量保留沪语的原汁原味。为了让译文重焕新生，我们选择对大量对话进行分行处理。我们在繁复的人物群像中穿梭，特别是在处理多人聊天时，我们绞尽脑汁，既要让读者明白是谁在说话，又要避免使用“某某说”“某某回答”，以防让文本显得冗长。为此，我们为每个角色安排了特定的说话口吻（例如人物在表达否定时，是否使用完整句式）、口头禅（梅瑞在谈到国际贸易时总是使用一些英语小词，而这些词在原文中并不存在）和语级（沪生的军事人民革命用语或小毛的俚语）。这不仅能帮助读者在没有人名提示的情况下区分人物话语，更是一种用口语表征人物的方式。鉴于在翻译中无法让沪语和普通话形成字面上的对照，我们必须运用一系列巧思，将普通话与方言的对立关系转移到法语中。此外，插图也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因为文本需要借助大量的研究来重现那个时代的物件、场所、关于时尚风俗的信息（包括建筑等），以及人们的职业和活动等。邓欣南：当我们争取到了此书的翻译之后，我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当时我俩几次碰头讨论翻译文字的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大部头作品如果开局没能掌握好调性，后面再调整就会很困难。首先，我们把法文版 繁花 的语言风格定为口语。这样书中人物你来我往的对话读下来，读者可以在脑海里上演一幕幕的话剧。我们没有选择法国某地的方言，因为近两百年来法语的统一性相当高，地方方言极少成规模地进入文学，也没有那么多受众，更不要说找到地理文化地位与沪语相当的法国方言了。另外，法语有一个特性，就是书面语和口语差距非常大，法语文学很少完全用口语进行创作，而以对话为主体形式的创作，通常是剧本。偏偏，繁花 并不是剧本，不加引号的直接引语糅合在陈述当中，就好像有一个无所不知的说书人在讲故事，而故事中人还在讲故事。这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都念叨过的那个顺口溜：“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讲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环环套环环，层层叠叠的碎碎念。那么我们就打算抓住这个特色，让法文版的 繁花 也咭咭呱呱地“响”起来，让 繁花 里众多人物可以脱口而出地说法语。接下来迎面遇到的是阅读流畅度的问题。如果我们完全保留不加分行的对话，法语读者能跟得上吗？干脆拿我超爱读书的先生来做个测试：把我们翻译的第一稿不加分段的对话交给他读，不过数页他就如堕雾里云中，而不得不倒回去重梳头绪。我于是想，中文读者为什么没有这个困难呢？难道是因为过去的中文文本就是不断句读的？可是我先生作为汉学学者，读起没有标点的文言也没有出现这个障碍啊。来不及深究，毕竟我们紧急要面对的是法文对话必须分行的事实。否则，为了保存汉语书写的一个风格而牺牲掉广大法语读者的阅读流畅度，对于翻译文学来说，风险实在太大了。文字的推敲自然是不必说了，尤其是两种语言交集之外的部分，用一个精确度高的语言去翻译一个精确度低且还要遮遮掩掩的语言，不是件容易的事。原书中有一段是葛老师讲述苏联红军的军妓因为传染疾病，被列宁下令枪决，列宁的命令译成汉语的时候，“妓女”被中译者隐讳地译为“卖身投靠者”。可到了我俩这里，“卖身投靠者”就成了麻烦，因为法语是分阴阳性的，这也决定了它是世界上最为精确的语言之一。如果我们使用阴性的名词“卖身者”，那么它看起来就相当于“妓女”一词，体现不出遮遮掩掩的良苦用心；可是如果用阳性名词，那么给法语读者的印象是那位译者的翻译出了差错，同样也够不到那个“捣糨糊”的境界。当然问题最后是得到了解决，这就是两个人工作的好处，遇到苦恼还有个商量，即便争吵都算是幸运的，不像绝大多数的文字工作者，完全是孤独地面壁。正巧这段时间金宇澄老师也通过微信加入了我们的再创作小组，他也赞成我们关于流畅口语的选择。万事开头难，磨合多稿后调性定下，再往后就顺利多了。762024年第2期 总第105期问题 3：金宇澄老师也参与了 繁花 法语版的翻译工作吗？他提供了哪些具体的帮助？凯瑟琳：我们在中文方面得到了他极大的帮助，因为金宇澄对我们的工作十分上心，而欣南也成功与他建立了信任友好的交流关系。邓欣南：金老师在我的微信上，时时会来“检查作业”。原先我们做翻译，很少如此频繁地与作者互动。通常要积攒到一堆难题，再集中起来同作者沟通。不过金老师比较例外，他很积极地加入到翻译再创作中，回答问题不厌其烦，还会主动问我有没有疑问。所以渐渐地，我也习惯了直接在微信上联系他求教，毕竟 繁花 这部书的内容非常庞杂丰富，并不是所有信息都可以通过传统路径查阅得到。有时候我们的对话外人看起来非常无厘头。比如书中有许多耍宝的段落，各种军舰、各色面料、各样古董等等。有一处提到派克大衣，我怀疑是粗呢 duffle coat，而不是读音相近的 parka 外套，所以从网上截了两款衣服的照片让金老师辨认。他看了之后说，当时根本是巷口小裁缝做的，用了个名字而已，款式其实不堪回首。提问的时候我还有点紧张，看到他的回答不由破防。还有一次，我们正在翻译樊师傅在车间做私活，如何车出一个裸女酒瓶起子那段，偏巧我不日在巴黎逛街，看到森山大道的摄影展，也有张裸女酒瓶起子的特写，摄影师还印得很大幅。那应该叫共情吧，感觉他跟金老师曾一道细细观摩过樊师傅的手艺。我就用手机拍下来给金老师看。这样的交流贯穿了整本书的翻译过程，细细碎碎的。我们经历过的沟沟坎坎，金老师从远处也应该看到了不少。问题 4：我注意到，繁花 的翻译刚好处于疫情期间，这对你们的工作和生活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凯瑟琳：翻译工作需要思考和创造力，这既令人头疼又令人兴奋。我们在法国当地和全球范围内的特殊环境中积极推进这项工作：首先是交通罢工，出行只能依靠欣南骑车；然后是疫情和接连不断的封禁，迫使我们远程办公。尽管受到封禁的困扰，我们依然适应了环境并保持了稳定的工作节奏，在家办公、上学、吃饭、健身。翻译工作本就充满挑战，尽管病毒演变会带来种种限制和不测风云，我们也必须保持进度，因为一旦有所松懈，就得花费更多时间来追赶进度。通常情况下，我们每周都定期会面，以便相互之间进行更直接地沟通、长时间地发散思维（另一种助力工作的方式）和共同思考。突然间，我们被剥夺了这种机会。不过，解封后的重逢，让我们比以往更有成效。邓欣南：我 2019 年夏季从台北回到巴黎，初秋开始投入了 繁花 翻译的项目。可是很快，巴黎就开始了为期数月的交通大罢工。通常我和凯瑟琳除了各自的案头工作之外，每周至少有两天会一道工作。我们两家有点距离，那几个月我只好风雨无阻地蹬着脚踏车去她那里。她家住在蒙马特高地，去过那里的人就会明白我说的痛苦是什么了。不过这还不是最麻烦的。2020 年初，我就提醒凯瑟琳要储备一些物资，因为我们可能也会面临封城的境地。我们就是在那样惴惴不安的气氛里又工作了几个月，而翻译不过才刚刚开了个头而已。3 月中，几天之内气氛大变，巴黎突如其来地封城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俩只能远程工作，算着解封的日子安排碰头。封城，解封，再封，再解封，如此多次。应该说，就是 繁花 的翻译伴随我们度过了疫情那两年，人虽被禁足家中，大脑却旅行看 繁花 去了。凯瑟琳：我记得经过长达数月的翻译工作，来自“森林”外的时间压力逐渐迫近，交稿日期将至，我们的肾上腺素飙升。在“森林”的边缘，我专注于 繁花 的翻译，心无旁骛。为了能全身心投入翻译的收尾工作，我就像一位期望能在小室里静修的修女，向国际文学翻译中心（CITL）b提交了驻地申请，并且成功获得了资助。当我抵达阿尔勒的梵高中心时，已是 2020 年 10 月。在那里，我一心只为工作，唯一的消遣便是沿着罗讷河散步，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译者共进晚餐。接着，新一轮封锁的钟声再次敲响，我担心主任会被迫关闭中心，并将我们全部遣返回家！幸运的是，他选择继续开放中心，并为我们签署了居留证明，这意味着我们成了合法的“临时居民”。于是，我得以继续待在我的小房间里，一直工作到最后。2021 年我们见证了一波疫情后的人事调动，加上小说的传阅以及对王家卫拍摄的电影的期待，种种因素都推迟了 繁花 法译本的出版。不过，反复而细致的审校工作已圆满结束，译本最终将在 2024 年 10 月问世。问题 5：最近，王家卫拍摄的电视剧 繁花 在中国热播，两位看了吗？对 繁花 的影视化改编，你们有什77中 国 当 代 文 学 的 海 外 传 播“不响”就好像是喧闹中的沉默么看法？有没有对比过书版和剧版？邓欣南：繁花 剧集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与原版小说差异比较大，就像去同一家本帮菜馆子吃了两顿饭，每次点的菜虽然不同，味道还是本帮菜。我一开始对剧集里的对话强度还有点不习惯，感觉很嘈杂，跟书里处处可见的“不响”反差很大。其实 繁花 小说虽然写在纸上，但是声音并不缺席，特别是书中有一段描述市井人家的各种声响，甚至还提到把猪肺挂在水龙头上拍打的声音。凯瑟琳尝试发明各种象声词让译文的行文更有律动，问我泡水猪肺拍起来到底声音是怎样的，我竟然一时语塞。而书中的“不响”就好像是喧闹中的沉默，五彩中的空白，反而显得格外醒目。剧集跟小说最大的区别，我觉得是女性人物的设计有了很大的变动。剧集在这方面的修改，一方面是让文学作品的棱角变得柔和，一方面也使得作品更为当代，我个人觉得是成功的。从小说出版到电视剧播出，整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大家的认知也在变化。不知道金老师会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凯瑟琳：电视剧 繁花 在中国的各大平台上播出，法国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这是小说出版前的有力宣传。在法国，人们对上海这座城市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由于中法两国之间的历史纽带，租界时代不仅在上海留下了地理、建筑和文化上的印记，还让法国人对这座城市及其繁华的生活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结，上海的璀璨和活力令他们心驰神往。事实上，这种异国情调是相互的以金宇澄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也怀有深深的法国情怀。无论是 繁花 末尾描述的在上海拍摄故事片的年轻法国情侣，还是法国人对中国话“垒砖块”的评价，以及 回望 中金宇澄对罗兰 巴特的引述，都是两国文化双向奔赴的最好例证。对于电视剧 繁花，我们可以借机欣赏导演的改编工作，尤其是他对女性形象的重塑。2024 年，我们正处在“后 Me Too 时代”，文学和电影对待女性的态度与十年前截然不同，对于什么是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观点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对于金宇澄这一代的作家而言，尽管他们才华横溢、观察敏锐，但现在也可能会被贴上“厌女”的标签。这正是读者们所担心的问题，尽管 繁花 有着种种优点。自从女性站出来谴责父权制，并让公众意识到性别歧视的行为和言论同样普遍且不可容忍以来，人们对于塑造女性形象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然，我们可以对这一观点提出异议，认为 繁花的作者采用了 20 世纪女性的视角，这是完全合理的，但读者的口味仍在不断变化。尽管如此，我依然希望 繁花 能够取得应有的成功，毕竟我早已预见到，它独特的风格将会吸引广大读者。问题 6：邓欣南老师，作为一个远离故土、定居法国的中国人，您在将母语写成的 繁花 翻译成法语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想和读者分享？邓欣南：繁花 书中有很多涉及诗文和戏曲的内容，跟对话的翻译相比起来要求迥异。遇到了，我们就会从网上调出来听，顺便休息一下，喝杯茶，缓缓。小说有一段讲到徐总的大宅里请了评弹演奏。我外婆去世之后，家里那收音机播放的咿咿呀呀的评弹就再也没有响过了。时光流转多年，我如今跟法国先生和混血的孩子们说汉语、听曲艺，最多也就是相声，他们不知道评弹为何物。那天我在独自准备弹词翻译的时候，随手从 Youtube 上调出来一个视频。谁知，不过是一段过门、几句唱词，瞬间就把我送回了 1990 年代。我完全忘记了手里的工作，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听，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孩子们看见了都不知所措。真的，过往的几十年变化太快，我还以为这些都被我忘记了呢。书稿杀青之后，我们曾建议出版社把原书里手绘的插图一并收入。编辑接受了建议。翻译手绘地图的时候，中法之间的签证和航班还没有恢复，于是我就在脑海里随着地图去逛上海。去年我回国经过上海，每路过书中提到的地方，心里就会怦怦跳快一拍。在思南书局停留的短暂片刻，我给凯瑟琳打了个电话。她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阿宝外公家旁边喝咖啡呢。【注释】a 凯瑟琳夏尔芒的发言为法语，由李梓杭翻译，邓欣南的发言为汉语。瑟b 国际文学翻译中心（CITL）成立于 1987 年，位于法国南部的阿尔勒（Arles）。该学院的首要任务是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翻译家进行驻地创作。作者简介 凯瑟琳夏尔芒，法国翻译家；邓欣南，法国翻译家译者简介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