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寫本研究對敦煌寫本研究的啓發——以實物寫本學、比較寫本學爲例.pdf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二十一卷2022 年，313325 頁西方寫本研究對敦煌寫本研究的啓發 以實物寫本學、比較寫本學爲例馮婧寫本(manuscript)，顧名思義，由手寫而非印刷製成。我們熟悉的簡牘帛書、敦煌寫本，以及埃及的莎草紙手稿、歐洲中世紀的手抄書籍等，都可被稱爲寫本。作爲一種歷史遺存，寫本受到歷史學、文學、文獻學、語言學等領域的重視，是許多人文學科的研究材料。從這個意義上説，對於寫本的研究并非新現象。而“寫本研究”(manuscriptstudies)這個領域，目前學界對其範圍有不同的界定。寬泛地説，寫本研究涵蓋了對寫本文本、内容、書迹、形態等各方面的研究。與過去以文本考證、内容分析爲主體的研究不同的是，這個領域更關注寫本的非文本因素，更關注寫本的物質形態及生産與使用，更注重對於寫本的整體理解。近年，以寫本研究爲主題的學術活動變得相當頻繁。隨著文化交流日益便利，寫本研究者的視野逐漸拓寬至自身領域之外。例如，歐洲中世紀研究手册中出現了對敦煌寫本的介紹1。西方寫本的一些研究情况也通過工作坊、講座、會議等形式，爲國内的研究者瞭解。這篇文章也是這種開放性的國際學術環境下的産物。本文將介紹西方寫本研究的基本内容，并從實物寫本學(codicology)與比較寫本學兩個方面，結合已有的研究，討論其對敦煌寫本研究的啓發。這篇文章僅是我初步的思考，内容較爲零碎。相信隨著學術交流加深，學界會爲這個議題提供更爲清晰、全面的答案。一、寫本研究的基本内容手寫文獻廣泛存在於各種文化中，寫本研究涵蓋的地理、文化範圍也十分寬廣。其3131 Susan Noakes，“Manuscripts:Past and Present Approaches，”in Albrecht Classen，ed，Handbook of MedievalStudies:Terms，Methods，Trends，Berlin/New York:De Gruyter，2010，pp820821中有針對某一文化或某一語言的寫本的研究，例如拉丁文寫本研究、希臘文寫本研究、希伯來文寫本研究、伊斯蘭寫本研究、藏文寫本研究等;也有針對某一遺址、某一收藏的寫本的研究，例如對瑞士聖加侖修道院(Abbey of Saint Gall)的中世紀寫本的研究、對埃及埃兹拉猶太教堂(Ben Ezra Synagogue)儲藏室的寫本(Cairo Genizah)的研究、敦煌寫本研究等。其内部發展也是不平衡的。一些領域起步較早，學術積累深厚，例如歐洲中世紀寫本研究。不少領域始於偶然的考古發現，例如死海古卷研究和敦煌寫本研究。一些地區由於社會經濟原因，當地寫本資源的開發較晚。例如，西非馬里的廷巴克圖寫本(Timbuktu manuscripts)20 世紀 90 年代在外界學術資金的支持下，才開始被系統研究。寫本研究的内容主要分爲五個方面:(1)實物寫本學(codicology);(2)古書迹學(palaeography);(3)文本考證和文本編輯(textual criticism and text editing);(4)編目(cataloguing);(5)修復與保藏(conservation and preservation)1。於中國讀者較爲陌生的是實物寫本學(codicology)和古書迹學(palaeography)。Codicology 關注的是寫本的物質特徵和製作技藝。Palaeography 是對文字、書迹的研究，關注文字的形態特徵與書寫的筆法、風格。在歐洲，這兩方面的課程一般設置於碩士階段。近年學界對寫本的非文本因素愈發關注，更多的本科生開始提前接觸實物寫本學和古書迹學。寫本研究也吸收了一些人文領域之外的研究方法。例如計量方法，以數據統計的方式更清晰地展現寫本發展的總體趨勢與動因。檢測技術的發展，使研究者能更深入地分析紙張、皮紙(parchment)、墨水、顔料的製作工藝和來源。電子技術的應用則推動了數據庫的建立和寫本資源的共享。將西方寫本研究的方法和思路應用於敦煌寫本研究不是新現象。法國學者戴仁早期對敦煌寫本實物特徵的研究，尤其是對敦煌册子本和敦煌寫本紙張的研究，調查方法和分析角度都體現了當時歐洲寫本研究的特色2。而近年這種嘗試的集中體現是Brandon Dotson 和 Agnieszka Helman-Wazny合作撰寫的古藏文文獻的實物寫本學、古413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Alessandro Bausi，ed，Comparative Oriental Manuscript Studies:An Introduction，Hamburg:COMSt，2015，pp910Jean-Pierre Drge，“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in Michel Soymi，ed，Contributions auxtudes sur Touen-houang，Genve:Droz，1979，pp1728;idem，“Dunhuang Papers:Preliminary MorphologicalAnalysis of Dated Chinese Manuscripts，”in Susan Whitfield，ed，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London:The BritishLibrary，2002，pp115179;馮婧 法國學界關於敦煌寫本物質性的研究:回顧與新進展 ，敦煌學 第 35 期，臺北:樂學書局，2019 年，136149 頁。書迹學和正寫學:方法和個案研究1。這本書介紹了觀察、分析敦煌古藏文寫本外觀特徵和書寫形態的方法。書中關注的許多方面，例如對字母寫法的類型學分析，對行間距、音節密度和葉緣留白的測量，應是受到了拉丁文、希臘文寫本研究的啓發2。這本書主要爲研究古藏文寫本而編寫，我認爲書中的研究框架與方法也可應用於觀察、研究非藏文寫本。分析寫本的視角和方法往往是共通的。二、實物寫本學與敦煌寫本Codicology 一詞指的是對寫本物質形態、製作技藝的研究。其關注寫本形制、頁面佈局、裝幀、抄寫、插圖等一系列非文本因素，也常被稱爲“書籍考古學”(archaeology ofthe book)。它有非常技術性的一面，例如對紙張製作工藝的研究，對頁面上字詞密度和頁面占用率的統計，對行界劃欄的類型學分析。其爲歷史研究，尤其是書史研究，提供了傳世文獻少有記載的信息;能幫助重現寫本生産、使用的環境。考慮到其對寫本物質特徵的强調，我將其譯爲“實物寫本學”。同時，codicology 也體現著一種“整體性”的研究觀念，認爲寫本不僅僅是文本和文字的載體，寫本還是物質實體。只有通過對寫本的整體研究，不忽視任何一方面，才能準確地理解寫本各個部件的意涵。在這個意義上，也可將其譯爲“寫本學”3。近年，“物質性”(materiality)在許多領域的學術討論中時常被提及。在敦煌學領域，20 世紀藤枝晃對敦煌寫本外形、書體的分類研究4，以及戴仁對敦煌寫本形制、紙張的研究，都是早期的開拓性研究。在法國出版的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藏文寫本注記目録(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s la Bibliothquenationale)和 敦煌漢文寫本目録(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除513西方寫本研究對敦煌寫本研究的啓發1 2 3 4 Brandon Dotson and Agnieszka Helman-Wazny，Codicology，Paleography，and Orthography of Early TibetanDocuments:Methods and a Case Study，Vienna:Arbeitskreis f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t Wien，2016關於古書迹學在研究古藏文書迹中的應用，見 Sam van Schaik，“Towards a Tibetan Palaeography:Developing a Typology of Writing Styles in Early Tibet，”in Jrg Quenzer，Dmitry Bondarev and Jan-Ulrich Sobisch，eds，Manuscript Cultures:Mapping the Field，Berlin/Boston:De Gruyter，2014，pp299337。關於頁面佈局，見 Maria LuisaAgati，The Manuscript Book:A Compendium of Codicology，oma:LErma di Bretschneider，2017，pp238244。這一領域的中文介紹，見馮婧歐洲實物寫本學簡論 ，寫本學研究 第 1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年。藤枝晃的學術貢獻，見榮新江 藤枝晃教授與敦煌學研究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 4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563576 頁。了記録文獻内容，也非常重視描述寫本的外觀。中國學者杜偉生、李致忠、方廣錩在敦煌寫本的裝幀方面，貢獻了許多重要的學術成果1。近年出版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録館藏目録卷，以及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已出版各册的條記目録，提供了對敦煌寫本物質形態的系統描述。對非文本因素的關注、對寫本的整體分析，也在推動寫本文化等相關課題的研究。近年具有代表性的兩本專著是倪健(Christopher Nugent)的形於言、書於紙:唐代詩歌的生産與傳播 和高奕睿(Imre Galambos)的敦煌寫本文化:歸義軍時期2。前者利用敦煌寫本和傳世文獻探討了唐詩作品的生成、使用、傳播與變化。第一章“敦煌詩歌寫本中的異文”通過分析敦煌寫本秦婦吟 和高適詩的外觀與異文，探討了這些寫本的抄寫動機、使用環境和閲讀體驗。作者展現了唐詩寫本的不穩定性以及作品與作者的脱離，從而推進對文本流變性這一議題的討論3。高奕睿關於歸義軍時期寫本文化的新書則依次討論了多文本寫本、學郎寫卷、右行書寫和社司轉帖中的人名。作者關注寫本的物質形態和書迹特徵，從非文本因素中尋得寫本生産與使用的綫索。他以跨文化的視角闡述敦煌寫本中的中亞文化元素，認爲歸義軍時期的敦煌社會具有獨特的、區别於吐蕃統治時期和唐時期的文化特徵。寫本學家 J P Gumbert 曾指出，若缺乏實物寫本學的視角，“人們將無法解讀寫本所要傳達的内容的一半，而這一半的遺漏很可能包含了至關重要的事實”4。從倪健和高奕睿的研究看出，寫本的物質特徵的確能提供關於寫本製作、傳播、使用的綫索。文本無法代表寫本的全部。文本被抄寫前，寫本已製成;文本被抄上後，寫本會被使用、被傳播、被廢棄，或被再利用抄寫新的文本，或成爲修補材料、喪葬品。羅伯特達恩頓(obert Darnton)曾基於對 18 世紀法國圖書業的認識，提出印本書籍製作、運輸、銷售、613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4 這方面的研究數量較多，僅列舉部分:杜偉生 敦煌古書縫繢裝和粘葉裝，氏著 中國古籍修復與裝裱技術圖解，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451459 頁;李致忠 敦煌遺書中的裝幀形式與書史研究中的裝幀形制，文獻 2004 年第 2 期，7597 頁;李致忠 中國古代書籍的裝幀形式與形制 ，文獻 2008 年第 3 期，317 頁;方廣錩 談粘葉裝，氏著 方廣錩敦煌遺書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154183 頁;方廣錩 從敦煌遺書談中國紙質寫本的裝幀，氏著 佛教文獻研究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 年，222237 頁。Christopher M B Nugent，Manifest in Words，Written on Paper: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Dynasty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Imre Galambos，Dunhuang Manuscript Culture:Endof the First Millennium，Berlin:De Gruyter，2020關於此書，麥大維(David McMullen)有一篇長達 60 頁的書評，見 David McMullen，“Boats Moored andUnmoored:eflections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Gao Shis Vers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73，no1，2013，pp83145。J P Gumbert，“Fifty Years of Codicology，”Archiv fr Diplomatik，vol 50，2004，p509閲讀的“傳播循環”1。儘管寫本的製作和傳播與印刷書大不相同，但其同樣具有物質實體産生、存在、被使用、被廢棄、被再利用的“生命周期”。將寫本視作一個物質實體進行綜合考察，能讓研究者更接近其歷史、文化語境。觀察寫本的實物形態還能幫助我們跨越語言和地域的藩籬，窺見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聯繫，揭示跨文化的交流與挪用。這點在研究文化交流頻繁的地區的寫本時更爲明顯，例如地中海周邊西班牙、南意大利和近東地區，又如中亞和中國西北邊域。高奕睿的研究已表明一些敦煌寫本雖以漢文書寫，其書寫方式與物質形態却與中亞寫本文化相關。關於這點，我再補充兩個例子。第一例是 P3913 金剛峻經 册子2。册中有“永平十年教至此，迄今大唐光化二年己末歲，凡八百三十八年矣”一句(原標頁碼 149)，表明這本册子的製作、抄寫時間晚於光化二年(899)，是歸義軍時期的寫本。這本册子高 285 cm，寬 10 cm，共 87 葉。每一葉中部，都有一小圓孔，與貝葉寫本類似3。這體現了吐蕃寫本文化的影響，即使當時敦煌政治上已脱離了吐蕃的統治。另一例是 S3906 和 S5521 册子本殘片，内容爲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前者是一張單葉，尺寸約爲 2518 cm;後者是一張對開葉(bifolium)，半葉尺寸約爲 2518 cm，與 S3906 尺寸相合。兩份殘片文本不接續，但書迹、行款相似，應出自同一人、同一寫本。從尺寸看，半葉尺寸約 2518 cm 的册子本在敦煌寫本中不常見，是非常特殊的尺寸，兩張殘片應屬於同一寫本。敦煌册子本的裝幀主要可分爲兩類:(1)紙葉對折，形成一個對開葉四個半葉。對開葉折痕的外側抹上漿糊，與另一對開葉在同一位置相粘。對開葉逐一粘接累加，形成一册(圖1，左。粘合處以密斜綫表示)。這種裝幀，或稱“粘葉裝”。粘葉裝并不一定都由對開葉構成，存在插入單葉的情况。(2)多張紙葉摞起後對折，形成一叠(quire)4。叠與叠之間通過繩綫連綴，形成一册(圖 1，右)，或稱“縫綴裝”5。敦煌713西方寫本研究對敦煌寫本研究的啓發1 2 3 4 5 obert Darnton，“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Daedalus，vol111，no3，1982，pp6769全名 金剛峻經金剛頂一切如來深妙秘密金剛界大三昧耶修行四十二種壇法經作用威儀法則大毘廬遮那佛金剛心地法門密法戒壇法儀則。Jean-Pierre Drge，“Les codices，”in Jean-Pierre Drge and Costantino Moretti，eds，La fabrique du lisible:Lamise en texte des manuscrits de la Chine ancienne et mdivale，Paris:Collge de France，Institut des hautes tudeschinoises，2014，p364由一叠紙從中對折形成的單元，被稱爲“quire”，或譯作“折”或“帖”。以上兩種裝幀，見前引杜偉生 敦煌古書縫繢裝和粘葉裝、方廣錩 談粘葉裝、方廣錩 從敦煌遺書談中國紙質寫本的裝幀。册子本中，這兩種裝幀的數量最多。還有一些特殊形式的册子，但數量較少，皆非主流。S3906和 S5521 皆爲殘片，而通過紙面上粘貼、撕扯的痕迹，能復原其裝幀形式。圖 2將 S5521 的四個半葉按文本順序標號爲 p1、p2、p3、p4。原件中 p1 和 p4 之間的折痕處有豎直長條狀的粘貼痕迹(圖 2，密斜綫處);p2 和 p3 之間的折痕處乾净，紙面没有損傷。這説明 p1 和 p4 之間的折痕處曾與其他葉粘連，p2 和 p3 之間的折痕處未與其他葉發生接觸。這是粘葉裝殘葉的主要特徵(圖 1，左)。而一般的粘葉裝，紙張是單層。S5521 和 S3906 却由兩張紙面對面相貼而成。如圖 3 所示，S5521 實際上是雙層的對開葉。製作者先將兩張紙面對面粘在一起，然後將粘成的雙層紙對折成對開葉。原件兩層紙間的膠黏已局部脱開，内側無字。S3906 原件已經過塑封，所幸留有英文標籤，内容如下:“這件寫本由兩張紙相貼而成。在粘貼住的内側，没有觀察到文本。1988年 1 月。”圖 1敦煌册子本的裝幀圖 2S5521813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圖 3S5521 雙層對開葉包含雙層紙的粘葉裝在敦煌册子本中僅有少數幾例，其裝幀的特殊性一方面説明 S3906 和 S5521 確屬同一份寫本，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産生了製作者爲何使用雙層紙而不是單層紙的疑問。我們或許可以猜想兩紙相粘的原因是紙張過薄，需要增厚紙張以便書寫。塑封後的 S3906，已無法感受紙張的厚度和韌性。而 S5521脱開的單層紙葉有一定厚度，似乎没有加厚的必要，而這本册子的製作者仍將葉子粘成雙層。紙張被粘合朝内的一面無字，説明製作者也不是在重複利用已書寫過的舊紙葉，單純只是將兩張空白的紙粘合成葉。這种不合常理的行爲，説明在功能性之外還有其他原因驅使製作者選擇這種設計。紙張面對面相粘形成雙層，一般發生在藏文寫本中。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古藏文貝葉經的葉子，有一部分是由兩張或多張紙相粘而成。也有重複利用漢文卷子，將其剪成貝葉狀的長條，有字一面粘合在内，無字一面朝外，然後書寫藏文的情况(Pelliot tibtain81、Pelliot tibtain 439)。或是將漢文卷子面對面粘合，書寫過的正面朝内，空白的反面朝外，形成新的卷子(Pelliot tibtain 3、Pelliot tibtain 126)或折成經折本(Pelliot tibtain382、Pelliot tibtain 523)，再書寫藏文1。至少就敦煌藏經洞的材料來看，這種兩紙粘合形成雙層的做法，與吐蕃時期的寫本製作相關。S3906 和 S5521 雙層的葉子，或許是吐蕃寫本文化影響下的産物。還需注意的是，吐蕃從 9 世紀中葉起不再控制敦煌，而其文化仍在這一地區延續2。與藏文寫本形態上的相似不能將這兩份殘片的年代提早至吐蕃時期。三、比較寫本學與敦煌寫本寫本的比較研究，是 20 世紀 70 年代興起的一個研究方向。當時西方的研究者逐漸意識到册子本普遍存在於繼承地中海文明的各個文化傳統中，并對他們自身領域之外的寫本文化産生了興趣3。1978 年出版的 寫本學(Codicologica)第 2 卷，以“比913西方寫本研究對敦煌寫本研究的啓發1 2 3 Jean-Pierre Drge，“Notes codicologiques sur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Bulletin de lcolefranaise dExtrme-Orient，vol74，1985，pp497500Tokio Takata，“Tibetan Dominion over Dunhua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 Tibeto-Chinese Community，”in ErikaForte，ed，Buddhistoad Paper 61，Bochum:Buddhistoad，uhr-Universitt Bochum，2019，pp85106J P Gumbert，“Fifty Years of Codicology，”pp512513較寫本學的要素”(lments pour une codicologie compare)爲主題，介紹了拉丁文化之外的希臘語寫本和希伯來語寫本的製作技藝1。從 80 年代開始，一系列關注拜占庭、近東和伊斯蘭寫本文化的會議展現了寫本研究在更廣闊的地域中的發展前景2。在歐洲實物寫本學簡論 一文中，我介紹了歐洲近年比較寫本學的發展，例如“東方寫本比較研究”項目(Comparative Oriental Manuscript Studies/COMSt)。這篇文章則側重比較視野對敦煌寫本研究的啓發。前文已提及，對寫本實物形態的研究有助於我們觀察跨文化的交流與影響。這一研究過程，實際上已包含對兩個或多個文化傳統中的寫本的比較。寫本的跨文化比較能讓研究者從更廣闊的地域、文化範圍看待研究對象，在文化交互的網絡中理解其變化發展。較爲典型的一個例子，便是敦煌的册子本。戴仁是較早對敦煌册子本展開系統研究的學者。他發表於 1979 年的敦煌寫本中的册子本 介紹了敦煌册子本的内容、年代、紙張特徵、開本尺寸、内部結構、裝幀、頁面佈局和插圖3。在近期的兩篇文章中，他推測册子本的出現或許與摩尼教或基督教的東傳有關4。高奕睿指出敦煌册子本的内部結構和製作方式與古典時代晚期開始流行的册子本相同，册子在漢文文化圈的出現很可能源於與西方寫本文化的接觸5。西方的册子本，發源於古典時期的地中海，流行於中世紀。其與敦煌册子本有頗多相似之處:首先，西方的册子本以“叠”爲基本單位。多個“叠”摞起形成書芯，再通過繩綫固定，然後加裝封皮。上文已提及，敦煌的縫綴裝册子，同樣以“叠”爲基本單位，以繩綫縫綴。其次，戴仁曾根據敦煌册子的形態復原若干種折叠、裁剪紙張製成“叠”的方法6，這些方法也與西方的册子本類似。更重要的是，在吐魯番發現的 8 至 11 世紀的基督教和摩尼教寫本中，有許多册子殘片，還有少量較爲完整的册子本。考慮到吐魯番存在類似的裝幀形態且其册子本與來自西方的宗教相關聯，這一時期的敦煌又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文化交往頻繁，我們023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4 5 6 A Gruys and J P Gumbert，eds，Codicologica，vol2，Leiden:EJ Brill，1978Alessandro Bausi，ed，Comparative Oriental Manuscript Studies:An Introduction，p9Jean-Pierre Drge，“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Jean-Pierre Drge，“Les codices，”p376;Jean-Pierre Drge，“Dunhuang and Two evolutions in the Historyof the Chinese Book，”in Huaiyu Chen and Xinjiang ong，eds，Great Journeys across the Pamir Mountains:A Festschrift inHonor of Zhang Guangda on his Eighty-fifth Birthday，Leiden/Boston:Brill，2018，pp2728Imre Galambos，Dunhuang Manuscript Culture:End of the First Millennium，p32Jean-Pierre Drge，“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pp2025很難想象敦煌在没有外界影響的情况下自發地開始使用册子本1。另一方面，通過瞭解其他寫本文化，我們能察覺相似之處與不同之處，察覺一些過去被認爲不重要的綫索，爲研究打開思路。在古典時代晚期的莎草紙册子中，往往能看到狹窄的接縫(kollsis)。這些接縫原是卷子的接縫。當時製作册子的材料一般爲未書寫的莎草紙卷子，書籍製作者將其裁切成葉，裝訂爲莎草紙册子。卷子的接縫，也保留在了册子的書葉中。通過册子中接縫的位置和莎草紙纖維的方向，研究者能够復原卷子的尺寸2。敦煌的册子本存在類似的情况。通過重構卷子的尺寸，會發現用於製作這些册子的卷子來自不同時期。圖 4 和圖 5 展示了三份册子中的卷子接縫。第一份册子 P3823 由未書寫的卷子剪裁而成，有四條接縫。一條在第 14 葉的外緣，另外三條分别在第 5、第 7、第 16 葉靠近書脊的位置(圖 5，加粗豎綫)。第二份册子 S5640 的第 2 葉至第 14 葉、第 31 葉至第圖 4敦煌册子中的卷子接縫123西方寫本研究對敦煌寫本研究的啓發1 2 馮婧 敦煌的縫綴裝册子與外來寫本文化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 23 輯，北京:中華書局，2022 年，即刊。Eric G Turner，The Typology of the Early Codex，Philadelphia，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7，pp4354圖 5P3823 與 S5588 中接縫的位置36 葉皆由已劃欄但未書寫的卷子剪裁而成1，書葉保留了卷子的界欄和天頭、地脚。卷子的接縫被册子的製作者撕開，第 6、第 8、第 34 和 36 葉的葉緣可見到遺留的膠痕。這兩份册子中的文本都是卷子被製作成册子後才抄寫的，原先的卷子上没有文本。S5588 的前 8 葉，則呈現了更爲有趣的樣態。前 8 葉皆是雙層紙，由一定長度的紙手風琴般折叠、粘合而成(圖 5，密斜綫表示粘合處，第 5 葉書口邊緣被裁開)。原件書脊一側略有脱開，内側有字。但紙與紙之間粘合頗緊，露出面積有限，未能確認内容。在第 1 葉的前半葉，第 3 葉的後半葉，第 6 葉的前半葉，觀察到接縫(圖 5，加粗短豎)。書迹跨壓接縫之上，説明接縫形成的時間早於册子的抄寫時間。與前兩例不同的是，用於製作前 8 葉的卷子是書寫過的。製作者將卷子裁切，以經折裝的方式折叠，然後將有書寫的一面粘合藏於内，未書寫的一面露於外，製成册子的一部分，用於抄寫新的文本。除此之外，在幾份來自 10 世紀初、由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抄寫的金剛經 册子及册子殘片中2，也可觀察到卷子的接縫。例如 S5470，接縫的位置在第 4，第 6 和第 9葉的外側葉緣(照片中不易看清)。這份寫本由妙法蓮華經 的卷子製作而成。製作者將卷子裁成約 2525 cm 的尺寸，然後上下對折，再左右對折，形成半葉尺寸約 125125 cm 的雙層對開葉。卷子已書寫過的一面(妙法蓮華經)經過折叠被藏於内，未223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這本册子共 36 葉而非 35 葉。葉子正面左上角的標號在第 26 葉後漏標了一葉，導致第 26 葉後的所有葉子標號錯誤。關於這位老人及他抄寫的 金剛經，見羅慕君 敦煌 金剛經 八十老人抄本考 ，古籍研究 2017 年第2 期，101130 頁;趙鑫曄 敦煌册頁裝 金剛經 的整理和研究 ，文津學志 第 11 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 年，370389 頁。書寫的空白卷背露於外。這些雙層對開葉以粘葉裝的方式粘接，形成一本册子，折至外側的空白面被用於抄寫金剛經。相同書迹的金剛經 殘片中，也有若干份抄寫在妙法蓮華經 佛名經 卷子背面(表 1)。這些殘片通過拼接、折叠，可復原成與S5470相同的形態。表 1由卷子製成的册子館藏號半葉尺寸(高度/寬度)對開葉尺寸(高度/寬度)廉紋方向20 條廉紋的寬度原卷子紙張的尺寸(高度/寬度，僅爲估算)1 P3823135/80 cm135/160 cm横向5356 cm270/480 cmS5640(f2f14，f31f36)155/110 cm155/220 cm横向55 cm310/440 cmS5588(f1f8)155/95 cm155/190 cm横向?310/470 cmStein painting 20965/64 cm65/128 cm縱向36 cm256/520 cm八十老人金剛經 册子及册子殘片:S5470 S6250S5538(A)S5538(B)S59651 S5965288 996254 625411040:1 11040:211040:3 11040:4125/125 cm125/25 cm横向2022 cm250/500 cm利用卷子製作册子的現象，高奕睿也曾分析了一例 Stein painting 209佛説續命經。製作者拆解了一份已有界欄但未書寫的卷子，將尺寸爲 25652 cm 的卷子紙張分割成 65128 cm 的小葉，然後將這些小葉對折成半葉 6564 cm 的對開葉。他還323西方寫本研究對敦煌寫本研究的啓發1 前注戴仁 敦煌寫本中的册子本(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一文根據敦煌册子的葉數、尺寸、廉紋方向復原了折叠、剪裁紙張製成不同尺寸册子的過程，歸納了若干種模式，有助於我們估算製作册子的紙張尺寸。S5588 是一個特例。製作者將切去上半或下半的卷子以經折裝的方式折叠，因此可測量接縫之間的紙面距離，約爲 47 cm。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敦煌的册子本大多邊緣不規整，當時的製作者經常將册子邊緣裁斜。裁剪過程中册子損失了一些尺寸，表 1 中根據册子尺寸估算的卷子尺寸應小於卷子的實際尺寸。指出吐魯番發現的回鶻語册子中存在同樣的情况，是由 5、6 世紀的漢文經卷裁剪、折叠而成1。以上這些册子有三個特徵。首先，册子的製作者會將卷子的接縫置於邊緣區域，盡量避免將接縫置於葉子中間。在製作者眼中，這些接縫會影響寫本的外觀和書寫，這意味著一部分卷子在轉化成册子時可能已裁掉了接縫。由卷子製成的册子，實際數量或許比以上列出的要多。其次，用卷子製作葉子的步驟有相對穩定的模式。如表 1 所示，S5640和 S5588 的高度約 155 cm，乘 2 後爲 31 cm。P3823 尺寸略小，高度乘 2 爲270 cm。Stein painting 209 的對開葉寬度爲 128 cm，乘 2 後爲 256 cm。戴仁敦煌的紙:有紀年的漢文寫本的形態初步分析 一文提供了 438 份寫本的紙張數據，包括紙張尺寸、厚度、質地、顔色、簾紋密度等信息2。31 cm、27 cm 和 256 cm 的數據符合敦煌卷子紙張的高度，也表明原來的卷子曾被切割成上下兩部分。第三，這些册子所用紙張有至少兩個來源。表 1 記録了紙張 20 條廉紋的寬度，數字越小，廉紋越細、越密集。基於這個數據，我將這些册子分爲兩組:S5640、P3823(約55 cm);Stein painting 209 及表中所列八十老人 金剛經 册子(4 cm 以下)。在戴仁統計的 438 份寫本中，20 條廉紋寬度大於等於 5 cm 的寫本有 162 份，其中 155 份的年代在 8 世紀中葉以後。4 cm 以下的寫本有 157 份，其中年代在 786 年以前的有 153 份。僅從廉紋的數據看，兩組寫本使用的紙張已有明顯區别。一組使用的紙張來自吐蕃統治敦煌以前，一組使用的紙張來自 8 世紀中葉以後。S5588 的前 8 葉爲雙層，不透光，紙面狀况不好，無法測量廉紋。而如上文分析，這本册子的前 8 葉很可能是一份高度約31 cm 的卷子裁剪而成。根據戴仁提供的數據，吐蕃統治敦煌以前，只有一份寫本的紙張高度達到 30 cm(S4052)。吐蕃時期和歸義軍時期的寫本中，有 85 份寫本的紙張達到這個高度。因此，S5588 與 S5640、P3823 屬同一組，使用 8 世紀中葉以後的卷子製成。這一組的紙質粗糙、厚實，也符合我們對吐蕃時期和歸義軍時期紙張的印象。另一方面，Stein painting 209 和表1 所列八十老人 金剛經 册子及殘片則使用了紙張尺寸約爲 2550 cm 的卷子，更符合吐蕃時期以前的紙張尺寸。在 148 份紙張高度低於 27 cm的寫本中，130 份抄寫於吐蕃統治敦煌以前。表 1 所列八十老人 金剛經 册子及殘片，423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Imre Galambos，Dunhuang Manuscript Culture:End of the First Millennium，pp4244Jean-Pierre Drge，“Papiers de Dunhuang:essai danalyse morphologiq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ats，”Toung Pao，vol 67，1981，pp305360 英 譯 版 見 前 引 Jean-Pierre Drge，“Dunhuang Papers:Preliminary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Dated Chinese Manuscripts”紙張薄，紙質佳，廉紋規整細密，20 條廉紋的寬度約 2022 cm，紙張透光後呈琥珀黄。背面/内側的 妙法蓮華經 佛名經 界欄清晰規整，字迹專業工整。這些册子使用的紙張應來自 8 世紀中葉前質量較高的佛經卷子，而其上 金剛經 的抄寫時間明確爲 10世紀初。這也説明年代晚的寫本可能會使用年代早的紙張，不能孤立地將紙張作爲寫本斷代的依據。四、結語如今借助網絡、電子文獻和各類數據庫，研究者能迅速瞭解其他寫本領域的材料、研究方法和前沿。更多的課程、工作坊、會議轉至綫上，降低了新知識獲取的門檻，便利了領域之間的溝通。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加深和經典著作的翻譯，西方寫本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會爲更多中國學者所熟知。西方寫本研究帶給我們很多啓示和思考的方向，而這些新方法、新理論是否適用於敦煌寫本研究，還需落實到具體研究中檢驗。附言:本文得到國家留學基金資助。對英藏、法藏敦煌册子的實物調查由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和旭日國際佛學網絡資助。此文由高奕睿指導，由歐洲實物寫本學與敦煌寫本:基於對敦煌册子本的實物調查(北京大學，2019 年 12 月 19 日)、歐洲寫本學新進展(西華師範大學，2020 年 11 月 19 日)兩次講座内容整理而成。感謝在場師友的點評與建議。感謝劍橋大學歷史系 Teresa Webber 對本文的幫助。(作者單位:英國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523西方寫本研究對敦煌寫本研究的啓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