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尊骈抑散的三种方略及其弊病_于景祥.pdf

第 卷第期 年月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骈文批评通史”（）作者简介：于景祥（），男，辽宁铁岭人，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骈文研究；胡佩杰（），男，山西运城人，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骈文研究。阮元尊骈抑散的三种方略及其弊病于景祥，胡佩杰（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摘要：清代骈文批评家阮元为了反击以桐城派为首的古文派对骈文的攻击和贬抑，采用了三种批评方略：一是以 文选 为根据，证明骈文为文，古文非文；二是以孔子为骈文之祖，以儒家经典为理论依据，从根本上动摇古文派的根基；三是以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辨为理论依据，将古文排斥在文的范围之外。阮元的这些理论方略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当时的骈散之争中影响很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弊病。对此，骈文批评家们作了不同程度的剖析，其中章太炎、黄侃的评论和分析尤为深刻，值得关注。关键词：阮元；尊骈；抑散；方略；弊病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阮元是清中期重要的骈文理论家，他在骈散之争、特别是二者正统地位之争方面表现格外突出，所起的作用也特别大。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为了排斥散体古文采取了三种策略，即以 文选 关于文的划分标准为准则、以孔子及儒家经典使用骈偶为武器、以六朝文笔之辨为理论依据，否定散体古文的正宗地位，策略相当精明，对古文派的攻击非常有力。当然，其弊病也是不能否认的。一、以 文选 为根据，证明骈文为文、古文非文这是阮元在骈散谁为文章正宗的论争中所采取的论证策略之一，其要点是以昭明 文选序 为理论依据，从“文”的角度对散体古文与骈文进行比较分析，重点说明“文”是什么，什么样的文章能算“文”，进而为其排斥古文张本。如他在 扬州隋文选楼记中指出：“唐人属文尚精选学，五代后乃废弃之。昭明选例以沉思翰藻为主，经、史、子三者皆所不选。唐、宋古文以经、史、子三者为本，然则韩昌黎诸人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选，其例已明著于 文选序 者也。”很明显，以萧统 文选序 为理论原则，证明韩愈等古文家所取之古文以经、史、子三者为本，不在文的范畴之内。再如其 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 中称：“昭明所选，名之曰 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 文选序 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或曰：昭明必以沉思翰藻为文，于古有征乎？曰：事当求其始，凡以言语著之简策，不必以文为本者，皆经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专名之曰文者，自孔子 易 文言始。传 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古人言贵有文。是故昭明以为经也，子也，史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为文，必沉思翰藻而后可也。自齐梁以后，溺于声律。彦和 雕龙 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 卷而四六更卑。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 昭明序 所谓文者，鲜矣。”其中要点一是以萧统所强调的“沉思翰藻”为文之标准，因为经、子、史皆非出于“沉思翰藻”，所以不能算作文。二是强调韩愈、苏轼等古文家所作的古文“非经即子，非子即史”，不出经、子、史的范围，所以自然不属于文的范畴。于是便将古文排除在文的范围之外。三是强调骈文虽然“溺于声律”，文体有“卑”的弊端，但是不失为文章正统，是文的正宗。又如其 与友人论古文书 中再次强调：“昌黎之文，矫 文选 之流弊而已。昭明 选序，体例甚明，后人读之，苦不加意。选序 之法，于经、子、史三家不加甄录，为其以立意纪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今之为古文者，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纪事，是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说明韩愈之文“以立意纪事为本”，为“子史正流”，而非“沉思翰藻之比”，所以不是文章正统。其他如其 四六丛话序 中又以 文选 为词，指出：“昭明勒选，六代范此规模，彦和著书，千古传兹科律。迄于陈、隋，极伤靡敝，天监、大业之间，亦斯文升降之会哉。唐初四杰，并驾一时，式江、薛之靡音，追庾、徐之健笔。若夫燕、许之宏裁，常、杨之巨制，会昌一品 之集，元白 长庆 之编，莫不并掞龙文，联登凤阁。至于宣公 翰苑 之集，笃挚曲畅，国事赖之，又加一等矣。义山、飞卿，以繁缛相高，柯古、昭谏，以新博领异，骈俪之文，斯称极致。统论斯文，日月以对待曜采，草木以错比成华，玉十毂而皆双，锦百两而名匹，明堂斧藻，视画缋以成文；阶总笙镛，听铿锵而应节。自周以来，体格有殊，文章无异。若夫昌黎肇作，皇、李从风，欧阳自兴，苏、王继轨，体既变而异今，文乃尊而称古，综其议论之作，并升荀、孟之堂；核其叙事之辞，独步马、班之室。拙目妄讥其纰缪，俭腹徒袭为空疏，此沿子史之正流，循经传以分轨也。”一方面以萧统 文选 为文之规范和典型，另一方面又举出刘勰 文心雕龙 加以强化，并且对骈文的流变过程进行梳理，说明骈文虽然在各个时期风格有所不同，但是终究是文章正统；而韩愈倡导，皇甫湜、李翱从风，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继轨的古文则是沿子史之正流，绝非文章之正统。可见，以萧统 文选序 的权威理论为依据，排斥散体古文的正统地位是阮元为骈文争正统的重要策略之一。二、以孔子为骈文之祖、以儒家经典为理论依据，从根本上动摇古文派的根基这是阮元为骈文争正宗、排除古文最精明的论证策略。从唐代韩、柳，到宋代欧、苏，特别是清代桐城派古文家都是以孔子为祖师，其道其文自认为皆出于孔、孟。如韩愈在 题欧阳生哀辞后 中阐述其写作古文的原因时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说明自己为古文志在古道。在 重答张籍书 中又特别说明自己所师之道即孔、孟之道：“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桐城派坚守“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在学文的路径上强调由唐宋八家上窥两汉，由两汉上接孔、孟的道统和文统，如方苞的古文理论以“义法说”为核心，他曾在 又书货殖传后 中这样阐述其“义法”说：“春秋 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 易 之所谓 言有物 也，法即 易 之所谓 言有序 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阐明了义法说的源流、内涵及意义，是桐城派义法说的理论纲领。其中要点是说明“义法”源于孔子之 春秋，发明于司马迁之 史记，是源于经，见于史，经纬于文，渊远而流长的述作传统，而其开山祖师则是孔子。而阮元正是从这一要点上对以桐城派为代表的古文正宗论者发起攻击，力图从根本上动摇古文正统论的根基，选点不可谓不精明。其 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 中指出：“孔子 文言 实为万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佶屈涩语者比也。”其中要点一是强调孔子 文言 这一儒家经典为“万世文章之祖”，开骈偶之先声；二是说明孔子开启骈偶之端，所以骈文为文章正统。其 文言说 中又指出：“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入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于景祥等：阮元尊骈抑散的三种方略及其弊病 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 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之曰文，何后人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这段论述要点有三：其一，强调孔子为 易 所作的 文言 是文之正宗，其突出特征是“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是“千古文章之祖”。其二，强调韩愈等人的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的散体古文是“直言之言，论难之语”，根本不是孔子所说的“文”。其三，直击古文正统派的要害，指出他们自命其文为“古文”是“欲反孔子之道”，用语极重。其 文韵说 中又抬出孔子：“孔子自名其言 易 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 固有韵矣，而亦有平仄声音焉。综而论之，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即如孔子 文言 云龙风虎一节，乃千古宫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节，乃千古嗟叹成文之祖。子夏 诗序 情文声音一节，乃千古声韵性情排偶之祖。然则今人所便单行之文，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一方面强调孔子 文言 系辞 皆奇偶相生，并且宫商相应，是“千古宫商翰藻奇偶之祖”“千古嗟叹成文之祖”，实质上就是论定孔子为骈文之祖，即文之祖。另一方面则强调古文家的单行之文是“古之笔”，不是“古之文”。既然孔子为骈文之祖，即文之正宗祖师，那么便从根本上动摇了古文派的根基，因为此派一直以来都是以孔子为其开山祖师，作为其古文源头。阮元的这一攻击方法无异于釜底抽薪。在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证明骈文为正统方面，除了前面所述以孔子为 易 所作的 文言 和 系辞 为理论根据之外，阮元在 四六丛话序 中还举出其他儒家经典为据：“昔 考工 有言：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良以言必齐偕，事归镂绘。天经错以地纬，阴偶继以阳奇。故虞廷采色，臣邻施其璪火；文王寿考，诗人美其追琢。以质杂文，尚曰彬彬，以文被质，乃称郁郁。文之与质，从可分矣。懿夫人文大著肇始 六经，典坟邱索，无非体要之辞；礼乐诗书，悉著立诚之训。商瞿观象于文言，邱明振藻于简策，莫不训辞尔雅，音韵相谐。至于命成润色，礼举多文，仰止尼山，益知宗旨，使其文章正体，质实无华，是犬羊虎豹，翻追棘子之谈；黼黻青黄，见斥庄生之论也。周末诸子奋兴，百家并骛，老、庄传清净之旨，孟、荀析善恶之端，商、韩刑名，吕、刘杂体，若斯之类，派别子家，所谓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至于纵横极于战国，春秋纪于楚汉，马、班创体，陈、范希踪，是为史家，重于序事，所谓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者也。”其一，以儒家经典 周礼考工记 之言证明对偶文字为文。其二，强调 六经 为骈文之滥觞。其三，强调子史不在文的范围之内，因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史“重于序事”，“传之简牍”，根本目的也不在文。所以，只有骈文才是文之正宗。除此之外，他在 文韵说 中也采取这样的论证方法：“孔子自名其言 易 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 固有韵矣，而亦有平仄声音焉。不特 文言 也，文言 之后，以时代相次，则及于子夏之 诗大序。序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曰：主文而谲谏。又曰：长言之不足，则嗟叹之。郑康成曰：声谓宫商角徵羽也。声成文者，宫商上下相应。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此子夏直指诗之声音而谓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则孔子 文言 之义益明矣。盖孔子 文言 系辞，亦皆奇偶相生，有声音嗟叹以成文者也，声音即韵也。诗关雎 鸠、洲、逑押脚有韵，而女字不韵；得、服、侧押脚有韵，而哉字不韵，此正子夏所谓声成文之宫羽也。此岂诗人暗与韵合，匪由于此？即如孔子 文言 云龙风虎一节，乃千古宫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节，乃千古嗟叹成文之祖。子夏 诗大序，隋文声音一节，乃千古声韵性情排偶之祖。吾固日韵者即声音也，声音即文也。”从音韵入手，除了指出孔子的 文言 为有韵之文之外，还特别以儒家经典 诗大序 为理论根据，又以 诗经 的用韵情况为证据，不仅认为“孔子 文言 云龙风虎一节，乃千古宫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节，乃千古嗟叹成文之祖”，而且又强调 诗大序“乃千古声韵性情排偶之祖”。简而言之，骈文出于儒家经典，所以理所当然是文之正统。三、以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辨为依据，将古文排斥在文的范围之外这是阮元排斥古文又一个精明的论证策略，他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 卷在 文韵说 中回答其子阮福的问题时就展现出这一点：“福问曰：文心雕龙 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据此，则梁时恒言有韵者乃谓之文，而昭明 文选 所选之文，不押韵脚者甚多，何也？曰：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押脚韵，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论于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咏叹声情，皆有合乎音韵官羽者。诗 骚而后，莫不皆然。是以声韵流变而成四六，亦只论章句中之平仄，不复有押脚韵也。四六乃有韵文之极致，不得谓之为无韵之文也。昭明所选不押韵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声音者，所谓韵也。然则今人所便单行之文，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沈约之说，或可横指为八代之衰体，孔子、子夏之文体，岂亦衰乎？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韵，虽愚者能效之，上溯齐、梁，中材已有所限，若汉、魏以上至于孔、卜，非上哲不能拟也。”以六朝文笔之辨为理论依据，斥散体古文是笔非文，因而谈不上文章正宗。平时，在教授子弟时，阮元也特别强调这一点，如在 学海堂答问 中首先就以文与笔的问题发问：“六朝至唐，皆有长于文、长于笔之称，如颜延之云 竣得臣笔，测得臣文 是也。何者为文？何者为笔？何以宋以后不复分别此体？”其子阮福根据他的主张作了回答：“男福谨拟对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为古文，于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称。窃考之唐以前所称，似不如此也。唐人每以文与笔并举，又每以诗与笔并举，是笔与诗文似有别也。刘勰 文心雕龙总术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按文笔之义，此最分明。盖文取乎沉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笔从聿，亦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无文采者为笔。史记 春秋 笔则笔，是笔为据事而书之证。盖史为著作，不名为文。凡类于传志者，不得称文。是以状文之情，分文之派，晋承建安，已开其先，昭明金楼，实守其法。”阮元肯定其说，指出：“此足以明六朝文笔之分，足以证昭明 序 经、子、史与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笔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在他的影响下，其弟子同样坚持文笔之辨，将散体古文排斥在文之外，而以骈体为文之正宗。如梁国珍的 文笔考 就是按照阮元的旨意进行论证：“正如颜延年所云者，尝总而考之，韵语比偶者为文，单行散体者为笔。六朝迄唐，皆有长于文、长于笔之称。颜延之云 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老杜亦云 贾笔严诗。元好问亦有杜诗韩笔之论。至若任昉犹长为笔。路粹人嘉其才而畏其笔。如此类者，见诸史传，不可枚举。而宋以后，若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自欧阳修出，倡以单行为古文。王安石、眉山父子、曾巩起而和之，而文笔之称遂混。”以六朝以来文学批评家的文笔之辨为依据，证明骈文为文，将古文排除在文的范畴之外，与乃师阮元之论一脉相承。再如其弟子刘天惠的 文笔考 也秉承阮元的主张：“韩笔杜诗，吟自好问，孟诗韩笔，说始赵璘，犹以为笔亦文之称耳。及读刘禹锡 中山集 祭韩侍郎文 曰：子长在笔，我长在论，以矛陷盾，卒不能困。是以不能文许昌黎也。梁元帝 金楼子 云：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谓之文。文心雕龙 云：有韵者谓之文，无韵者谓之笔。其言文与笔显然有别。始甚讶之，爰考于史传而究其名义，然后所谓文、所谓笔者，始明白可见焉 南史颜延之传：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徐陵传：世祖高祖之世，国家有大手笔，必命陵草之。凡兹称笔，皆为直言序述之辞。然其称名盛于六朝，衰于两宋。柳、穆而后，佶屈聱牙为古，散野拙质为高，卑视 建 安 七 子 何 足 算，规 摹 韩 柳 八 代 起 其 衰。斯真不知而作，弗正其名者矣。”以六朝至唐的文笔之辨为理论依据，强调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是笔而非文，骈俪藻翰之文才是真正之文。还有其弟子侯康的 文笔考：“老学庵笔记：南朝词人谓文为笔，历举谢元晖善为诗，任彦昇工于笔。沈诗任笔。梁简文 与湘东王书：诗既如此，笔又如之 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 数语，盖因其以笔与诗对言也。然六朝多以文笔对言者。颜延之云：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杜之伟 求解著作启 云：或清文赡笔，或强识稽古。文心雕龙章句篇 云：裁文匠笔。序志篇 云：论文叙笔。时序篇 云：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才略篇 云：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是文非即笔。放翁所于景祥等：阮元尊骈抑散的三种方略及其弊病 言误矣。寻其旨绪，乃文与诗为一类，非与笔为一类。文笔诗笔，字异义同。刘彦和所谓有韵者文，无韵者笔是也。金楼子 亦云：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更可证也。”也是以六朝人文笔之辨，特别是刘勰的文笔之辨为理论根据，证明骈文为文，是文之正统；而古文为笔，不在文的范围之内。其他弟子如刘光钊也有 文笔考，持论相同：“沉思翰藻之谓文，纪事直达之谓笔。其说昉于六朝，流衍于唐，而实则本于古。孔子赞 易 有 文言，其为言也，比偶而有韵，错杂而成章，灿然有文，故文之。孔子作 春秋，笔则笔，其为书也，以纪事为褒贬，振笔直书，故笔之。文笔之分，当自此始。其后得文意者长于文，颜延之云：测得臣文 是也。得笔意者长于笔，颜延之云：竣得臣笔 是也。推之史籍，莫可枚举。故昭明所选多文，唐宋八家多笔。韩、柳、欧、苏散行之笔奥衍，灏瀚好古之士靡然从之。论者乃薄选体为衰，以散行为古，既尊之为古，且专名之为文，故文笔不复分别矣。”同样是以六朝文笔之辨为依据，强调韩、柳、欧、苏散行之古文是笔非文，比偶而有韵的骈文才是文之正宗，与乃师之论一脉相承。四、阮元排斥古文策略的弊病阮元排斥散体古文的上述三种策略影响深远，对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散体古文冲击也比较大。但是弊病也是不能忽视的，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如方东树在其 汉学商兑 中指出：“所谓专门汉学者，由是以及于文章，则以六朝骈俪有韵者为正宗，而斥韩欧为伪体。故汉学家论文每曰土苴韩欧，俯视韩欧，又曰骩矣韩欧。夫以韩、欧之文而谓之髋，真无目而唾天矣。及观其自为及所推崇诸家，类如屠酤计帐。扬州汪氏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阮氏著 文笔考以有韵者为文，其旨亦如此。江藩尝谓余曰：吾人无他过人，只是不带一毫八家气息。又凌廷堪集中亦诋退之文非正宗，于是遂有訾 平淮西碑 书法不合史法者。”以“无目而唾天”来批评倡导骈文正宗、土苴韩欧古文的人，其中还专门点到阮元之论，带有明显的愤怒情绪。此外，晚清邓绎也对阮元之论进行批评，其 藻川堂谭艺三代篇 中说：“阮氏云台尊训诂，为校勘记而抑古文辞诸家，贵耦贱奇，偏举 易文言 之耦韵以为之说，视梨洲之以长短繁简强分唐以前、后之文辞尤为固陋，而举世不悟其非，故嘉道以来文辞之能自树立者鲜矣。”批评阮元贵骈文贱古文，强分高低，比黄宗羲以文辞长短繁简定文章优劣更加“固陋”。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后来的章太炎和黄侃两位先生的评论更加深刻、公允。章太炎先生曾从多个角度对阮元之论进行评论：其一，从源头，即文的内涵上切入，指出阮元观点的狭隘。其 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中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阙，施之笔札，谓之章。今欲改文章为彣彰者，恶乎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认为阮元之说不能圆满解释古今关于“文”的内涵，强调应该“以文字为准”解释“文”的内涵，不能“以彣彰为准”来解释，那样过于狭隘。其二，从事实入手揭示阮元观点的弊病。其 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中又说：“阮元之徒，猥谓 俪语为文，单语为笔，任昉与徐陵所作，可云非俪语邪？近世阮元，以为孔子赞 易，始著 文言，故文以耦俪为主，又牵引文笔之说以成之。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既以 文言 为文，序卦 说卦 又何说焉？且文辞之用，各有体要，彖 象 为占繇，占繇故为韵语；文言 系辞 为述赞，述赞故为俪辞；序卦 说卦 为目录笺疏，目录笺疏故为散录。必以俪辞为文，何缘 十翼 不能一致，岂波澜既尽，有所谢短乎？”以六朝人称任昉、徐陵之文为“笔”，但任昉、徐陵都是骈文大家的事实证明阮元的“文笔”划分之法矛盾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又以孔子 文言 中多对偶有韵，而 序卦 说卦 则多奇句、不用韵，但是却文采斐然的事实来反驳阮元“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之说的荒谬；又特别针对阮元所说的孔子作 文言，文是骈体，进而称“孔子为骈文之祖”的论断列举事实，加以批驳，指出孔子赞 易 的 文言 用偶，而 序卦 说卦 则为散语，说明孔子行文有骈有散，并不是一概用骈偶，由此证明阮元之说自相矛盾，与事实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 卷不符。此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 中也载有他对阮元之说的评论：“阮芸台以为骈文是文章的正宗，矫向来重散不重骈之弊。其实这是无理取闹，不足深论的。我们须得知道，骈文散文，有不能相符之处，譬如数典文都是俪语，不是俪语，便看不清楚，这是文章上不得不然之势。至于直叙，断乎无须俪语，譬如 春秋 仪礼，断乎不能用骈文来做。阮芸台不懂这层道理，单说骈文是正宗，抬出孔子来压服人家，以为孔子作 文言，文是骈体，所以必须骈体方得算文，其实这是压不来的。何以孔子作 春秋，一句也不用骈语呢？他不知道相宜不相宜，所以如此胡说。易经 虽非数典，但是阴阳相对，吉凶相对，正和非正相对，所以可用骈语。譬如我们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同时还有一个鼻子，一张嘴巴，我们究竟把那一件叫做正宗呢？骈文的开端，要算 周礼，文言 是骈，老子 之类，有时也有骈语。但这种只可叫做俪语，到底不能叫做骈体。”一方面从骈、散的不同表现功能入手，说明二者各有所长，不能强分正宗；另一方面也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说明阮元观点的偏颇。其中“何以孔子作 春秋，一句也不用骈语呢？”以反问的方式进一步说明阮元之论与事实不符，而且自相矛盾。与上面诸家相比，黄侃先生的评论更为深刻。首先，黄先生抓住阮元之说的要点，逐文、逐条分析评论，对其观点既有批评，也有所肯定，客观、公允。其一，阮元 文言说 中说：“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黄侃先生在其后加案语说：“案此数言可证阮君此文实具救弊之苦心，惟古人言语亦有音节，亦须润色修饰，故大司乐称以乐语教言语，而仲尼亦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以事实为依据，特别是孔子之论为论据，说明阮元之论不符合历史事实，古人的直言之言，论难之语也讲究音节，也讲究润色修饰，也属于“文”的范畴，不能排斥。其二，阮元 文言说 中说：“文言 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辞之意，冀达意外之言。”黄侃先生在其后加案语：“案此语亦稍误。言语有修饰，文章亦有修饰，而皆称之文。言曰文，其修饰者，虽言亦文；其不修饰者，虽名曰文，而实非文也。”强调何者为“文”，何者非文，关键不在名称，而在于是否有修饰：有修饰者虽然名为“言”，其实是文；无修饰者虽名为“文”，其实“非文也”。其三，阮元在 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 中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史也，子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黄侃先生在其后加案语：“案此言亦微误，经、史、子亦有文有质，其文者安得不谓之文哉？”指出阮元认为经、史、子非文之说的错误，强调这三者之中也有讲究文采修饰的，不能将其排斥在“文”之外。其四，阮元在 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 中又说：“故昭明 文选序 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或曰：昭明必以沉思翰藻为文，于古有征乎？曰：事当求其始，凡以言语著之简策，不必以文为本者，皆经也，史也，子也。”黄侃先生在其后加案语：“案此语亦未谛。韵语不必著简策，又经史皆有文，尚书尧典 偶语甚多，诗 三百篇全为文事，老子 亦用韵用 偶。”列 举 尚 书 尧 典、诗三 百 篇、老子 等古代典籍中讲究对偶、讲究词采修饰等事实揭示阮元之说的错误。其五，阮元 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 还说：“传 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古人言贵有文。孔子 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诘屈涩语者比也。是故昭明以为经也，史也，子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为文，必沉思翰藻而后可也。”黄侃先生在其后加案语：“案此语最为分明，骈体之革为古文，以此致之。”这是正面肯定阮元的观点，说明二者都同意 昭明文选 关于“沉思翰藻”为文的观点。其六，阮元 与友人论古文书 中还说：“夫势穷者必变，情弊者务新，文家矫厉，每求相胜，其间转变，实 在 昌 黎。昌 黎 之 文，矫 文 选 之 流 弊 而已。”黄侃先生在其后加案语：“案此语亦有疵，文起八代之衰，乃后人以誉昌黎者，昌黎未尝以此自任也。天监以还，文渐浮诡，昌黎所革，只此而已。阮云矫 文 选 之 流 弊，与 文 起 八 代 之 衰，皆 非 知言。”一言韩愈并未以“文起八代之衰”自任，是后人赞誉之语；二言阮元之说有误，即韩愈所矫革者是于景祥等：阮元尊骈抑散的三种方略及其弊病 梁、陈以来文章的浮诡之弊，而非“文选 之流弊”，澄清了事实。如此这般的逐文、逐条分析和评论特别公允深刻。其次，黄侃先生还对阮元之说进行了集中的评论，也相当深刻。其一，其 文心雕龙札记原道 中评论说：“案阮氏之言，诚有见于文章之始，而不足以尽文辞之封域。本师章氏驳之，见 国故论衡 文学总略 篇。以为 文选 乃裒次总集，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又谓文笔文辞之分，皆足自陷，诚中其失矣。窃谓文辞封略，本可弛张，推而广之，则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此至大之范围也。故 文心书记 篇，杂文多品，悉可入录。再缩小之，则凡有句读者皆为文，而不论其文饰与否，纯任文饰，固谓之文矣，即朴质简拙，亦不得不谓之文。此类所包，稍小于前，而经传诸子，皆在其笼罩。若夫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修饰润色，实为文事；敷文摛采，实异质言；则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废者。即彦和泛论文章，而 神思 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第一，从史的角度切入，对文学的发展过程进行历史的、动态的考察，进而揭示文的疆域，说明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情况有所不同：在文的初始阶段，其范围广泛，“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此至大之范围也”。而这一点恰恰是阮元之论所缺失的。此后到了有句读之文阶段，也就是经传诸子阶段，“凡有句读者皆为文，而不论其文饰与否”“即朴质简拙，亦不得不谓之文”。这也是阮元之论中所忽视的；其后又到了六朝阶段，沉思翰藻，这就是阮元所强调的对偶、有韵、沉思翰藻之文。显然，阮元之说对六朝而言有其合理性，但是对其他阶段之文则不相符合。经过这样历史的分析、论证，揭示出阮元关于文的界说不够完整，没有涵盖文的整个疆域。第二，承认阮元关于文当有韵、有对偶、讲究沉思翰藻之论也有其合理之处：“若夫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修饰润色，实为文事；敷文摘采，实异质言；则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废者”，显示出客观、公正的学术精神。第三，以刘勰 文心雕龙 为理论依据，阐述经过“初始阶段”与“经传诸子阶段”之后，到了六朝阶段之文已经表现出独特的审美特征，“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最后，其结论是：“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即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文的范围远比阮元之说广大，“无所不包”，阮说不免狭隘之病；但是从本质上说，文确实具有其独特性，如讲韵语、贵偶词，修饰润色、敷文摛采，等等，所以阮元之说也有其合理成分。显然，这样的评价更为深刻，见解更加圆通。其二，在 文心雕龙札记总术 中，黄侃先生又对阮元之说进行集中的评论：“案 文心 之书，兼赅众制，明其体裁，上下洽通，古今兼照，既不从范晔之说，以有韵无韵分难易，亦不如梁元帝之说，以有情采声律与否分工拙，斯所以为笼圈条贯之书。近世仪征阮君 文笔对，综合蔚宗、二萧（昭明、元帝）之论，以立文笔之分，因谓无情辞藻韵者不得称文，此其说实有救弊之功，亦私心夙所喜好，但求之文体之真谛，与舍人之微旨，实不得如阮君所言。且彦和既目为 今之常言，而 金楼子 亦云 今人之学，则其判析，不自古初明矣。与其屏笔于文外，而文域狭隘，曷若合笔于文中，而文囿恢弘？屏笔于文外，则与之对垒而徒启斗争；合笔于文中，则驱于一途而可施鞭策；阮君之意诚善，而未为至懿也，救弊诚有心，而于古未尽合也。学者诚服习舍人之说，则宜兼习文笔之体，洞谙文笔之术，古今虽异，可以一理推；流派虽多，可 以 一 术 订，不 亦 足 以 张 皇 阮 君 之 志 事哉？”一是以刘勰 文心雕龙 为理论依据进行分析，认为该书既不从范晔之说，以有韵无韵分文与非文，也不从梁元帝之说，以有情采声律与否分文与非文；而阮元则恰恰相反，他是综合了蔚宗（范晔）、二萧（昭明太子、梁元帝）之论，勉强立文笔之分，因此称无韵者不得称文。进而说明阮元之论与文体发展的实际不符。二是揭示刘勰 文心雕龙总术 及梁元帝 金楼子 中关于文笔之论的本意。认为刘勰 文心雕龙总术 中的“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是介绍梁代当时流行的关于文章的划分方法，不包括前代，也不代表刘勰个人的观点，更没有把“笔”排斥在“文”之外的意思。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 卷梁元帝 金楼子 中谈论“文笔”也是着眼于“今人之学”，即介绍梁代当时流行的关于文章的划分方法，不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也没有把“笔”排斥在“文”之外的意思；因而论定阮元“文笔”之说“于古未尽合也”，即不符合历史实际。三是强调合笔于文，则文囿恢弘，批评阮元排斥“笔”于“文”之外、强为割裂的做法不免“狭隘”。可见，黄侃先生对阮元尊骈抑散之说的分析和评论更加深入，也更为公允、客观。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阮元尊骈抑散的三种策略是比较高明的，在清代骈、散之争中的作用和影响也比较大，一直到近代和民国时期，还有人响应。但是，客观地说，其方法和策略的弊病也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当用两点论的方式进行解读和评价。参考文献：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韩愈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王兆符 方望溪先生文集序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 桐城派研究论文选合肥：黄山书社，：方苞，著 刘季高，点校 方苞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王水照 历代文话：第八册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傅杰章太炎学术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马勇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责任编辑：徐大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