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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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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结构协调化变动与经济发展
南京审计学院09经济1班 王继远 09040144
摘要：中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的单一化一直是中国产业的诟病，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产业结构协调化，把产业由单一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这样既能促进中国经济进步，也能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最大程度地发挥中国的大国优势。本文将从科技进步、体制创新、人口优化等方面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进行分析。
关键字：全球化；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人口；国际分工
一、引言
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在本国范围内封闭地进行，世界市场、外资的流入，都将影响到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要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
我国作为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很多发达国家都将其高科技产业的制造环节外包给中国，第四届中博会商务部部长王超的说法，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力争实现到2013年新增100万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300亿美元的目标。2008年，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近47亿美元，09年一季度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达到15.8亿元，同比增长98.6%，新增就业岗位13.9万个。截至2012年3月，全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超过4100家，从业人员近67万。如何适应世界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正确地确定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无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要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且更要重视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要进一步创造有利于高科技创业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特别是要完善资本市场，鼓励创业投资事业的发展。
而我过的产业结构变动方向又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比如欧美和日本等，这些发达国家跟我们国家相比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力和物力资源上的局限性。比如日本，它的总面积只有377，835平方公里，总人口也就1.2亿，其中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局限性就可以清楚看到了。我国虽然不是一个强国，但绝对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字包括了很多方面，例如中国有高质量但低价的优质劳动力，中国拥有土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和内海和边海的水域面积约470多万平方千米，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化，相比之下美日等发达国家就没有这些先天的条件。因此在调节产业结构变动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很多他们不用考虑的问题，比如说资源的合理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口的就业问题,还有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问题。
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经济的发展只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内部运作和产业结构的实际效用,可以说产业结构与经济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的。是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相互促进、相互联系、不断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业结构变动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与增长速度、就业人数、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投资消费率作呈现一定关系比，因此中国的产业结构不能像这些发达国家一样一味的追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我们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背景，既要发展高端产业，同时也不能放弃我们原有的低端产业，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和要素供给条件都已发生深刻变化，在新形势下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抓住机遇，促进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加工业振兴发展，为工业制造业设备水平提高提供有力保障，使我国加快由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

二、文献综述
通过对各种文献以及论文的查阅，我发现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很多种看法，其中国外研究者几乎普遍认为产业结构应该升级到一定高度，因为他们集中于对发达国家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而国内的经济学者大多认为产业结构应该合理调整：
Sri Mulyani Indrawati(2011)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will ensure that productivity growth continues and China stays away from the “middle income trap…”(China’s Growth Path- New Directions and Trends by Sri Mulyani Indrawati, Managing Director, The World Bank),他认为中国继续保持生产率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手段就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很明显的他是站在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在升级一部分产业的同时也要保证一些低端产业的存在；Chenery（1989)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the rationality and will promote economic growth…”；（Kuznets，1966)“…Economic growth is 10% by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ause …by the date of more than 20 countries…”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关联可见一斑，事实上这些国外研究者都是基于对本国的产业背景研究的，因此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而国内的研究者的理论则要相对要具有借鉴意义。
陈华（2005）采用我国1978年至2003年的年度统计数据，应用处理平稳数据的方法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该检验方法为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 J. Granger）所开创，用于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他给因果关系的定义为“依赖于使用过去某些时点上所有信息的最佳最小二乘预测的方差。”
，检验了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考察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同发展关系，认为在我国产业结构的次序逐步发展为二、三、一的结构将最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刘伟(2002)从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产业结构对经济规模和要素效率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制度改革和第三产业拉动，而第三产业的结构扩张会降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经济规模的正效应，因此只有通过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汪红丽（2002）对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变迁通过影响资本效率或经济规模刺激经济增长；林善炜(2006)认为，从总体上来看，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总量增长；二是经济总量的增长依赖于产业结构的转换。
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大多文献是基于国家层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由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往往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二者之间本身就存在一定关联，从而使研究结论缺乏针对性的指导意义；二是大多研究对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测度一般按两个思路进行 或是按三次产业划分法调整，或是根据产业地位划分方法来调整产业结构 这些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比较笼统，很难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产业优化升级效应的差异。

三、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200多年前亚当·斯密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精确地描绘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斯密认为，分工的出现会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到提升，而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又会创造出更大的供给与需求，并由此推动市场贸易活动在更高的规模上进行。而市场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就是全球化的一大表现，根据阿西墨格鲁 2005年克拉克奖获得者：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曾与Johnson和Robinson 合作撰写了“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革以及经济增长”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2005年6月号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而在发表之前它已经在学术界广为流传，并为许多华人经济学家如杨小凯等人所引用。
等人的研究，正是西欧的大西洋贸易才引发了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过程，同时它也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的工业革命，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而随之不多久，美国和德国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当时，电力、内燃机和交通工具等突出的技术得到迅猛发展，并运用于发明创造，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此时，重工业逐渐代替轻工业，占据工业的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在集聚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和资金的条件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又开展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至此为止，全球的产业结构呈现一种多元化和高端化的格局。
而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曾有过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就比如明朝时期，中国还处于传统的自耕农业。当时郑和奉命七次下西洋，访问了环太平洋的三十多个国家。但是这几次巡航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旨在宣扬天国的富饶和太平，并没有真正的参与到其中的贸易，就算带回来的几件物品，也只是各国对明朝皇帝的贡品，没有更多的带来老百姓的生活用品等来促进商业的交流，要是当时的明朝能够把握参与这次太平洋贸易的机会，说不一定中国的自耕农业能提前向工业转变。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产业结构才开始有了转变。
1978年至2011年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 根据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特征, 可分成四个阶段: 1978—1983年为第一阶段,是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启动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使经济建设成为我国发展的重点, 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深入, 为我国的改革和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经济增长的第二阶段为1984—1991年,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 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发展周期; 经济增长的第三阶段为1992—200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中国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这使我国进入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周期; 经济增长的第四个阶段由2003年到现在, 这是以工业化加速发展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周期。
表1列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情况, 从中可看出30年来中国产业结构提升的发展趋势, 即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降低, 第二产业的比重经历了逐步降低再重新提高的过程, 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提升, 明显反映出中国经济正处于新兴工业化加速阶段的特征。
表1改革开放30年来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情况(单位: %)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GDP
1978
1983
1991
2002
2007
28.2
33.2
24.5
13.7
11.3
47.9
44.4
41.8
44.8
48.6
23.9
22.4
33.7
41.5
40.1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数据推算。

四、人口数量和质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对于人口的问题，有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人口的数量跟劳动力资源的富裕程度相关，其决定了制造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人口的质量则跟科技发展有关，人口的质量好了，科技进步就越快，那么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也就越快。因此，人口跟产业结构变动也有很大的关系，主要分为以下两点：
首先，在人口数量方面，这其中人口结构就是人口数量的一个重要部分。人口结构是人口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产业结构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西方人口经济学领域争议最多的话题，凯恩斯、马尔萨斯、索维等大经济学家的观点都不一致，这其中，我一直比较赞同马尔萨斯的看法，毕竟经济发展不仅仅是GDP的增长，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 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中提出“人口陷阱”理论(the theory of population trap)。这一理论试图把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何以停滞不前。所谓“人口陷阱”是指，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都会被人口增长所抵消，最终又退回到原来的最低水平。
理论可以知道，人口在呈几何增长的同时，资源是呈算术增长的，因此人口的增长会慢慢超过资源的增长，之后便会导致一种绝对贫困的现状，回到原点。人口数量的增加，必定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富裕，和社会总成本的增加，那么这一个经济体就会倾向于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为其廉价的劳动力和短缺的资金必定会限制其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像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庞大的人口基数成为了产业机构高度化的最大成本。与其对应的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它们的人口基数小，人口结构较为合理，这就为其产业结构的转变奠定了基础，由于人口较少，社会成本相对较小，就存在富余的资金来发展高科技产业，这就有利于它们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其次，是人口质量方面，这里有一种说法——“人口逆淘汰” 这只是一个假说，意思就是指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缩小，而低素质人口所占的比例扩大的过程。
，现代的高素质人群，例如教授、白领等，由于竞争力较大，生活压力也会变大，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他们有很好的条件抚养和教育孩子，但是他们更倾向于只生一个孩子，甚至不生孩子；而低素质人群，例如那些传统观念较强的农村妇女出于养儿防老的旧思想，她们虽然条件不好，但是她们更倾向于生很多的孩子。由于遗传和教育的原因，她们的孩子接受不了很好的基础教育和学校教育，致使素质得不到提升，因此导致了“人口逆淘汰”这种现象的发生。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我国2009届高校毕业生签约率达到45%(该数据截至六月份)，有275万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就业总量与去年持平，但签约率比去年下降了三个百分点。另据国内某第三方的教育研究机构公司于5月31日发布的“2009大学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5月月度报告显示，2009届应届本科毕业生的签约率目前达到62%，高职毕业生的签约率略超本科生，为64%。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学生依然展现出较为明显的求职优势，报告显示，今年大学生签约率最高的专业是能源动力类。而制造业、电信及电子信息服务业以及建筑业，是今年大学生签约量最大的三大行业。从表2可知，毕业生数占总人数的比例虽然逐年提高，可是比例之小让人震惊，百分之一的比例都没有达到，这远远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表2中国历年大学毕业生数占总人数比重
年份
（年）
总人数
（万人）
毕业人数
（万人）
比例
（%）
年份
（年）
总人数
（万人）
毕业人数
（万人）
比例
（%）
2004
129988
280
0.2154
2008
132802
559
0.4209
2005
130756
338
0.2584
2009
133450
611
0.4578
2006
131448
413
0.3141
2010
134091
631
0.4705
2007
132129
495
0.3746
2011
137053
660
0.4816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信息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并经个人计算处理
人口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了科学的进步，进而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当代中国，教育已经成为了发展的头等大事，提高国民人口的素质是当代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基础。

五、中国在世界产业链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这是一个与产业结构直接挂钩的概念，因为你的产业结构如何将决定你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我们都知道生物链，有植物、食草动物、食肉动物、杂食动物（人类）。在这一系列的环节中，人类是处于生物链的最高端的部分，大小通吃。而植物，位于环节的最末端，是被吃的对象。产业链也一样，我国主要负责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比如说制造业；美国等发达国家则主要负责技术密集的产业，比如说有关产品研发的产业。在这当中，中国顶多是个食草动物，美国则是食肉动物，所以我们是比较危险的，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吃一点肉，从食草动物进化到食肉动物，再往上去，我们制造业也要扩张，把我们的资源用起来，这样两头占上以后，就要慢慢扎实，扎实以后，我们产业结构才可以调整。就是说我们要提升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一直处于低端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比较优势的负作用。劳动力成本低是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以这种比较优势，我国成为加工制造业强国，但事实上我国加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大多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加工、组装以及部分非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上，也即是价值链增值环节的低端。其次，我国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产业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缺少自主品牌和营销网络。例如，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已经超过50%，但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所占比重仍然偏低。在与彩电相关的104项关键技术中，我国只掌握了其中的60%；在65项手机相关的关键技术中，我国只掌握了50%。这种缺少核心技术能力的状况，导致了我国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行业。最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我国产业发展模式主要依赖资源、劳动力等要素的大量投入，未完全摆脱传统粗放型增长方式。国内许多产业的高速增长仍然主要依靠投入尤其是资源的高消耗，以产品数量扩张和低价策略参与竞争。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我国产业在参与国际分工中主要是以高投入高消耗低利润为主要竞争方式进行的，自然会导致我国当前的低层次国际分工地位。
首先比较中国对外贸易的自身演变。表3显示，1998年以来中国的外贸结构较为稳定，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贸易量一直占据工业制成品对外贸易总量的九成以上，说明中国主要是在生产环节的中后期阶段参与国际分工。但在具体内容上却有所分化，零部件和资本品占对外贸易总量的比例分别从1998年的15.1%和17.1%上升到2006年的23.7%和23.8%，而半成品和消费品贸易所占比例则明显降低。在同期的出口商品构成中，零部件和资本品的比例分别上升7.7个百分点和12.1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品所占比例则大幅下降16.8个百分点，表明中国的生产能力正在向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转移。但是，鉴于附加值较低的最终消费品在出口构成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而零部件和半成品也还是最主要的进口商品，进口中间品再加工出口的生产模式依然延续，“加工车间”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处于很劣势的地位。
表3中国在各个分工阶段的商品贸易构成情况（%）

进口构成
出口构成
进出口构成
1998
2006
1998
2006
1998
2006
初级产品
8.3
18.3
3.8
1.4
5.8
9.0
半成品
45.3
26.6
23.0
22.4
32.6
24.3
零部件
22.1
31.2
9.9
17.6
15.1
23.7
资本品
19.8
19.6
15.1
27.2
17.1
23.8
消费品
4.5
4.3
48.2
31.4
29.4
19.2
数据来源：UN Comrade Database，并经作者计算处理。
然后来判断中国在国际分工各阶段的竞争力水平。衡量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常用指标是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AC)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简记RCA, 显示性比较优势系数是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 (Balassa Bela)于1965年测算部分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时采用的一种方法，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地区）某一产业贸易的比较优势。它通过该产业在该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份额之比来表示，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可以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某一产业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比较来看的相对优势。
，该指标通过比较特定产品占一国出口比例与占世界出口比例的相对水平，确定该国在此类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状况。然而在产品内分工环境下，出口与进口是相互依存的，忽视进口因素将会得出偏离实际情况的结果，兼顾进口和出口因素的净贸易指数（NET） 净贸易指数是用来测度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数，是指同产业中双方国家互有不同质的贸易往来,在统计数据上显示同一类同时存在进口和出口的商品数额,表明在该产业有着互补性的贸易需求,并且越是高位的分类显示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越有说服力。
比RCA指数更能反映一国“真实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采用NET指数作为数量评价指标 ，据此判断中国在国际分工各阶段的竞争力水平以及所处的分工地位，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表4中国在国际分工各阶段的NET指数

初级产品
中间品
最终产品
半成品
零部件
资本品
消费品
1998
-0.24
-0.20
-0.26
0.01
0.87
2000
-0.54
-0.23
-0.26
0.04
0.84
2002
-0.53
-0.21
-0.23
0.02
0.82
2004
-0.77
-0.13
-0.24
0.12
0.80
2006
-0.82
0.02
-0.18
0.26
0.80
数据来源：UN Comrade Database，并经作者计算处理。
很明显，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最终产品阶段，尤其是附加值较低的消费品阶段，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层次并不高。目前，中国面临着产业结构低级化的困境，没有好的技术，那就不能从事一些高端的产业，因此在国际分工中就只能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地位，只要我们慢慢完成产业结构协调化的任务，那么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迟早的问题。

六、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当经济发展到比较发达的水平时，工业部门的比重会逐步下降，而服务业则逐步成为经济的主体部门。产业结构变迁的核心因素是产业部门之间的生产效率不同，这不但会导致产业部门之间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而且会导致区域之间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经济通过专业化和社会分工会形成一定的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又决定了经济的增长方式。因此有必要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去研究和分析经济增长。
在我国GDP中，占GDP比重第一位的是第二产业，第二位的是第三产业，第三位的是第一产业，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我国的工业不算发达，但相对于农业和第三产业，我国工业的产值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这也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是一致的。我国2005-2008年三大产业占GDP比重如下表：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5
12.24%
47.68%
40.08%
2006
11.34%
48.68%
38.98%
2007
11.26%
48.64%
40.10%
2008
11.31%
48.62%
40.07%
数据来源：从中国统计年鉴（2009）整理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第二产业由于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的限制，竞争优势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相当弱。由于初始禀赋和地理环境不同，我国想要在第二产业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还是相当困难的。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第一产业生产率不高，我国要想缩小与发达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最大的希望就是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
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带动区域内经济增长，带来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改变，从生产功能向服务功能消费功能转化，从生产基地向总部基地研发基地市场基地转化，从生产经济中心向文化教育娱乐商业金融旅游市场等具有综合性功能的中心转化。当区际经济自由度取某一特定区间值时，产业结构的空间模式存在多重和长期稳定均衡，进而出现不同产业分布模式相互叠加的情况，当出现这种叠加区时，如何选择发展路径主要取决于第三产业转化的机制设计，合理的第三产业转化机制将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我国第三产业转化的内在机制的变化将把原有的经济系统推向另一种更优的经济系统在一定的条件下，我国可以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通过发展第三产业，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欧洲的瑞士卢森堡等内陆国家就是以服务业为主导，其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90%以上。

七、政府相关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我国作为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背景下，政府的产业结构政策也必然有与以前不同的特点。
首先，产业结构政策作用的基础是转型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正是经济体制转轨的组成部分，是开始用宏观经济政策的间接方式取代计划经济的直接方式，是开始缩小而不是扩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当然，由于90年代初我国政府机构设置基本上仍然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格局，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行政干预色彩。在体制转轨进程中，产品服务价格的大部分放开，劳动力、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初步建立，预算、税收、外汇、投资、信贷等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政府经济管理机构的改革等重大举措，都深刻地改变着我国资源配置的机制。以往的两种体制、两种机制并存所产生的矛盾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将趋于减弱。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正在由单纯的政府导向向发挥市场基础调节作用和政府导向作用并存的方向转变，调控手段则正在由主要靠行政手段，向经济、法律手段结合必要行政手段的方向转变。
其次，产业结构政策功能的多重性。支持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调整和援助衰退产业的转移，是以往产业结构政策的主要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功能可以继续发挥，但是要进行调整和增加。
再次，制定产业政策主体的多元化。我国以往产业政策的制定是由中央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牵头并协调，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为骨干，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行业协会参与。随着经济体制和国家行政机构改革，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基本取消，各类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行业协会开始发挥市场中介的作用，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实际资源和政策资源。因此，制定产业政策的主体除了要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牵头和协调外，要实现“官、产、学”结合的主体多元化。
最后，政策手段的规范性。随着我国加入WTO，宏观经济政策手段要遵循和运用WTO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并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以前那种封闭的、行 政手段为主、缺乏法律保障的政策手段，要进行清理和调整，代之以开放的、符合对我国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的、以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为主的政策手段。同时注意各种政策手段、法律法规的协调配套。
反正作为一个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政府的各种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能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比如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力扶持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就能改善经济结构的构成，使其协调化。

八、结论以及相关建议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不够完整的，这之间有很多的问题，除了我以上说的历史背景和人口问题的原因，还有政府政策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待提高，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会直接导致我国在国际中的经济地位，比如国际分工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协调改善中国的产业结构，使中国的各个产业阶层得到升级优化。
我国的三次产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逐步走向协调，进入产业结构升级与高级化的阶段。对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经济发展我有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人口是影响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的质量和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产业结构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优化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是刻不容缓的。
第二，改善投资环境，招揽国际上的高技术产业在中国投资，这样的话，在改善中国产业技术的同时，也能结合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提高国内的产业竞争，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经济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
第三，完善产业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扶持高端产业的发展，采取了以保护幼稚产业、推进主导产业、援助衰退产业为主线的产业结构政策，同时也保留了传统的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第四，更多的加强国际贸易的参与，只有通过国际贸易，才能更好的学习其他国家的优秀技术，并以之加强自身的能力。
第五，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要通过房产税等制度建设，弱化住房的投资属性，从根源上控制投机性、投资性买房活动，同时从政策上积极支持引导刚性、改善性等居住性买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需求平稳地可持续增长，促进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平稳健康发展轨道。二是要努力消除制约城市化的瓶颈，加快城市化步伐。城市化是扩大消费、扩大内需最为广阔的空间。
九、致谢
本论文在张松龄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他在文章结构、有关论点方面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宝贵意见。尽管我离他提出的要求还很远，但我仍感谢他对我的严格要求。同时，张教授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工作经验、严谨治学的态度使我获益匪浅、终生受益。在此，我向张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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