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费征管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_何凡.pdf

社保费征管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114社保费征管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社保费征管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何凡张克中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我国 2011 年实施的社会保险法，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社保费征管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保险法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但却只降低了普通员工工资，对管理层员工的工资没有影响，从而扩大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不同类别员工议价能力差异是导致上述结果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民营、融资约束较大、非税务局征收社保费和所在地劳动保护力度较弱的企业的内部收入差距受社保费征管加强的影响更大。本文结论不仅为认识社保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对完善税费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社保费征管劳动力异质性中图分类号：F8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78（2023）02-0114-15一、引言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我国调节收入分配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肩负着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使命。现实中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其中，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是重要原因之一（张克中等，2021）。因此，探讨影响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税费因素成为当前我国通过完善税费制度健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工作。已有研究主要从所得税优惠和增值税征管角度进行了分析（韩晓梅等，2016；张克中等，2021；魏志华等，2022；Nallareddy 等，2022），但迄今为止鲜有文献考察我国社保制度改革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本文尝试从社保费征管角度考察社保制度改革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从而弥作者简介：何凡，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电子邮箱：。张克中（通讯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劳动力市场再分配效应研究”（20BJY058）；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税收政策对公司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及政策优化”（GJJ2200542）；江西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学科创新团队项目。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所提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DOI:10.19477/ki.11-1077/f.2023.02.0091152023 年第 2 期补现有文献不足。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立的初衷便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调节收入分配是其隐含的重要制度属性。在本文研究之前，大量文献从支出端考察了我国社保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如福利待遇（杨穗等，2013；解垩，2018；李实等，2019；王亚柯和李鹏，2021）、医疗保险统筹（解垩，2010）等。近年来我国在社会保险收入端进行了大量的制度改革，如社保征收体制改革、社会保险法和一系列社保降费政策的出台等，这些改革完善了我国社保缴费的征收工作，但其如何影响我国收入分配还不得而知。另一方面，主流观点认为劳动力和资本都将承担企业税费负担，但现有研究普遍将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忽略了劳动力内部的差异。由于不同类别劳动力的供给弹性与议价能力存在差异，承担的税费负担也有所区别，从而产生收入分配效应（Auerbach，2018；Carbonnier 等，2022）。因此，考察社保费征管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有助于深入认识企业税费的归宿。本文基于我国 2011 年实施的社会保险法，并利用我国 A 股上市企业 20072014 年财务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社保费征管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在正式考察二者关系之前，我们首先检验了该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发现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显著增加了企业实际社保缴费负担，本文基于该政策进行计量识别是合理的。基准结果显示，社保费征管加强显著降低了普通员工平均工资，但管理层平均工资并未受到影响，从而扩大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这一结果表明，企业社保缴费发生了转嫁，且转嫁对象主要是普通员工。根据经典的社保缴费归宿理论模型分析，企业是否会通过降低劳动力工资的形式转嫁社保缴费负担并不明确（Gruber，1997），而已有的关于我国社保缴费负担的实证研究也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既有研究发现增加企业社保缴费成本导致劳动力工资下降的结论（马双等，2014；封进，2014），也有文献同样基于社会保险法实施研究发现劳动力工资没有发生改变（鄢伟波和安磊，2021）。然而，上述研究都将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忽略了劳动力内部的差异。劳动力整体工资没有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企业社保缴费的转嫁效应在不同劳动力间是同质的，本文区分不同类别劳动力进行研究，为深入认识我国社保缴费的转嫁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进一步，我们考察了社保费征管加强扩大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机制，发现不同类别员工议价能力差异是导致社保费征管加强扩大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渠道，与管理层员工相比，普通员工议价能力更低，以工资降低的形式承担了更多社保缴费负担，从而扩大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最后，我们还发现社保费征管加强对民营、融资约束较大、非税务局征收和所在地劳动保护力度较弱的企业的内部收入分配影响更大。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拓展了对我国社保制度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本文基于收入端视角考察了社保费征管制度改革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对现有文献做了有益补充。第二，丰富了有关企业税费的归宿研究。既有关于劳动力承担企业税费的研究普遍将劳动力视为同质的，忽略了劳动力内部的差异（Auerbach，2018；Carbonnier 等，2022）。本文发现不同类别劳动力承担的税费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导致社保费征管具有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企业税费归宿文献做了补充。第三，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视角拓展了税费政策影响后果的研究。既有研究主要基于宏观经济增长和企业资本投资、劳动需求、研发创新、产出和生产率等方面考察了税费政策的影响后果（马双等，2014；Zwick 和 Mahon，2017；唐珏和封进，2019；高正斌等，2020；杜鹏程等，2021；李炳财等，2021），仅有少量研究关注到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政策调整对企业内部收社保费征管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116入不平等的影响（韩晓梅等，2016；张克中等，2021；魏志华等，2022），本文基于社保缴费政策调整的研究对这支文献进行了拓展。二、理论分析理论上讲，社保费征管如何影响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并不明确。一方面，由于劳动力议价能力差异，社保费征管加强可能会扩大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具体地，由于社保费征管加强会加重企业社保缴费负担，面对用工成本增加，理性的企业可能会选择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劳动力。社保缴费对于企业而言是一项较大的开支，当面临社保费征管加强时，企业转嫁社保缴费负担的动机将更加强烈。然而，劳动力承担了企业税费并不意味着劳动力间的税费负担是同质的，不同类别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存在差异，导致其税费负担也将有所区别，从而可能产生收入分配效应（Auerbach，2018；Carbonnier 等，2022）。与管理层员工相比，普通员工在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供给弹性更高，造成其议价能力相对较低，其以较低工资的形式承担的企业税费负担可能相对更重，从而扩大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类别劳动力缴费规范程度的差异，社保费征管加强也可能扩大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企业为吸引高端管理人才，也往往会承诺为其提供完善的社会福利，包括参加社会保险。因此，社保费征管加强并不会影响管理层员工的社保参与和缴费金额，其工资收入自然也不会因此而降低。相反，企业为普通员工缴费的规范程度则相对较低，表现为参保概率和缴费基数相对更低。当社保费征管加强时，企业为逃避法律监管必须规范普通员工社保参保程度，而这部分成本可能以降低工资的形式转嫁至普通员工。由此可见，由于管理层员工和普通员工缴费规范程度的差异，社保费征管加强也可能扩大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当然，由于外部治理效应，社保费征管加强也可能会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既有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问题是导致管理层分享超额收益从而扩大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成因（魏志华等，2022）。一方面，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所有者无法完全掌握管理层的工作情况，致使在制定薪酬契约时包含了太多的混杂因素，导致管理层实际工资水平高于自身工作情况下合理的工资水平。更有甚者，管理层可能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盈余管理，操纵企业利润以获得超额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在委托代理机制下，管理层有动机利用自身权力和职务之便影响董事会薪酬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诱导在薪酬考核方案中加入自身擅长的指标，甚至与董事会合谋，攫取企业利益以获得超额报酬（Robinson和 Sensoy，2013）。因此，在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机制下，管理层可能会获得超额工资收入，且由于该行为属于“零和”博弈，管理层在扩大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挤占了普通员工的收益，最终扩大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社会保险法实施导致的社保费征管加强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其一，就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言，社会保险法实施建立了社保信息系统，打通了社保征收机构、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和金融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增强了社保征收机构对企业信息的掌握程度，提高了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有助于企业所有者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并抑制管理层利用盈余管理获得超额工资收入。其二，就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而言，社会保险法实施强化了政府对企业经营的监督能力，加大了企业的避税难度，不仅降低了避税活动的代理成本（许红梅和李春涛，2020），而且也有助于抑制管理层利用虚假交易和关联交易等手段获得超额收益，从而抑制管理层不对称的工资增长。因此，从外部治理来看，社会保险法实施导致的社保费征管加强也可能缩小企1172023 年第 2 期业内部收入差距。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社会保险法实施导致的社保费征管加强影响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可能渠道如图 1 所示。据此，我们提出如下两个研究假设：假设 1：社会保险法实施导致的社保费征管加强会扩大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假设 2：社会保险法实施导致的社保费征管加强会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图 1社保费征管影响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机理图三、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样本主要是中国 A 股上市企业，除员工结构数据源于瑞思数据库外，其它财务指标均源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之所以选择上市企业作为本文主要研究样本，是因为我国上市企业数据披露时间跨度长，且同时报告了管理层和普通员工的工资信息，能够较好地满足本文研究需求。由于社会保险法于 2011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同时考虑到从 2015 年开始我国开启了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政策，为避免社保降费对本文结果的干扰，我们将研究样本区间限定为 20072014 年。本文对数据做了如下处理：（1）删除上市企业行业或上市状态为金融保险类、ST、ST*类样本。（2）删除不符合现实逻辑的样本，包括员工数量少于 100 人的企业样本；管理层平均工资比普通员工平均工资低的样本（张克中等，2021）；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大于 1 或小于 0 的样本。（3）删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4）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还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最终，我们共获得 11744 个有效的企业年度观测值。（二）计量模型我们构建如下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社保费征管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也将研究样本设定为 20072018 年，发现我们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社保费征管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118Yp,i,t=0+1LaborintiPostt+2 Xp,i,t+i+t+p,t+p,i,t （1）下标 p、i、t 分别表示省份、企业和年份。由于本文主要目的是考察社保费征管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Yp,i,t分别表示普通员工平均工资、管理层平均工资和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同时，在正式检验社保费征管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前，为检验社会保险法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我们还考察了其对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的影响，因此，Yp,i,t还表示企业的实际社保缴费率。Laborinti是社会保险法出台之前 2010 年的企业劳动密集度。Postt是政策出台虚拟变量，2011 年及之后的年份 Postt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Xp,i,t是一系列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变量定义详见下文论述。同时，我们还在模型中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i和年份固定效应 t。此外，为消除省份层面推进的社保征收机构改革等政策的干扰，本文还加入了省份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 p,t。p,i,t为随机扰动项。（三）主要变量定义1.企业内部收入差距1.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文献中关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衡量方式主要有三类：一是分解法，如使用 OB 分解和 AKM 分解，将员工个人禀赋与特征控制后看残差大小。二是变异系数法，计算企业内所有员工工资的离散程度或基尼系数。但以上两种方法都需要完备的雇主雇员匹配数据，受数据所限，本文采用第三类方法，参考 Ma 和 Ruzic（2020）、张克中等（2021）的做法，使用工资差距法衡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本文采用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衡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详见表 1。2.企业劳动密集度2.企业劳动密集度使用劳动密集度区分企业受劳动力成本调整政策影响的强弱是既有研究的通行做法，在具体使用中，通常使用企业员工数量或工资总额与企业营业收入的比值进行度量。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主要使用 2010 年企业员工数量与企业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企业的劳动密集度，在后文我们也使用其它衡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便于解释回归结果，我们对劳动密集度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3.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 3.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 为便于计算不同类别劳动力承担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的比重，我们参考 Gruber（1997）方法使用社保缴费与工资总额的比值衡量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社保缴费基数存在上限，导致管理层薪酬总额占总工资比重和企业为管理层支付的社保费用占总社保缴费比重不对称，可能导致计算得到的企业社保缴费率出现偏差。为此，我们参考鄢伟波和安磊（2021）做法，将企业社保缴费除以减去高管薪酬总额后的工资总额。4.控制变量4.控制变量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一系列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lnSize）、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流（OCF）、存货份额（Inventory）、托宾 Q（Q）、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t）、两职兼任情况（Dual）和管理层持股比例（MH）。表 1 报告了变量的详细定义。值得说明的是，我们计算的两类劳动力平均工资包含了企业社保缴费，可能会导致我们得到的估计结果存在偏差。但由于我们无法在现有数据条件下分别剔除普通员工和管理层的社保缴费金额，且由于我们发现社会保险法实施会显著提高企业社保缴费，同时包含了企业社保缴费的普通员工平均工资也出现了显著下降，表明这一衡量方式大概率只会导致我们低估政策的真实效应。我们也使用了企业社保缴费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和企业社保缴费与不包含企业社保缴费的工资总额的比值衡量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同样发现社会保险法实施提高了企业实际社保缴费负担。1192023 年第 2 期表 1主要变量定义变量名名称定义lnAEP普通员工平均工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董事监事及高管年薪总额）/员工总数-（董事监事及高管人数-独立董事人数-未领取薪酬的董事监事及高管人数），取对数lnAMP管理层平均工资董事监事及高管年薪总额/（董事监事及高管人数-独立董事人数-未领取薪酬的董事监事及高管人数），取对数lnGAP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管理层平均工资/普通员工平均工资，取对数Sirate实际社保缴费率社会保险本期增加额/（应付职工薪酬本期增加额-董事监事及高管年薪总额），取对数Laborint劳动密集度员工人数/营业收入，标准化lnSize企业规模对数企业资产总额，取对数Lev资产负债率期末负债总值/期末资产总额OCF现金流期末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期末资产总额Inventory存货份额期末存货净额/期末资产总额Q托宾 Q市值/期末资产总额Firs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本）100%Indepent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数量/董事会规模）100%Dual两职兼任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兼任=1，否则=0MH管理层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数量/总股本）100%（四）描述性统计表 2 报告了本文使用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普通员工平均工资对数（lnAEP）和管理层平均工资对数（lnAMP）变量来看，我国上市企业管理层平均工资显著高于普通员工，导致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对数（lnGAP）也相对较大，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上市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相对较为严重。且从标准差结果来看，不同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程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结构。表 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变量名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lnAEP1174411.0990.5769.66812.548lnAMP1174412.4410.69610.72314.207lnGAP117441.3440.6380.0014.360Laborint117440.0030.979-2.9070.838Sirate11744-1.9560.553-3.611-0.751lnSize1174421.9021.26619.12425.731Lev117440.4620.2190.0421.108OCF117440.0440.078-0.2030.263Inventory117440.1700.1560.0000.756社保费征管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120变量名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Q117441.9551.1080.9237.140First1174436.59115.3709.00076.440Indepent11744 36.7435.12230.00057.143 Dual117440.199 0.3990.0001.000MH117448.31917.5810.00069.825四、实证结果分析（一）社会保险法与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表 3 列（1）报告了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LaborintPost 变量显著为正，说明社会保险法出台显著增加了企业实际社保缴费负担，因此，社会保险法出台确实显著加强了社保费征管力度，本文基于该政策检验社保费征管加强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合理的。表 3社保费征管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变量（1）（2）（3）（4）实际社保缴费率管理层平均工资普通员工平均工资企业内部收入差距LaborintPost0.024*-0.013-0.016*0.025*（0.009）（0.008）（0.007）（0.010）样本量11744117441174411744R-squared0.7550.8480.8220.694注：本表所有列均已控制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企业、年份以及省份年份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没有报告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留存备索。括号内为在企业层面聚类估计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统计显著。下同。（二）社保费征管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我们进一步检验了 社会保险法 实施导致的社保费征管加强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表3列（2）结果显示，在因变量为管理层平均工资的估计中，LaborintPost 变量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社保费征管加强并不会显著降低管理层平均工资。列（3）LaborintPost 显著为负，说明普通员工平均工资因社会保险法出台出现了显著降低。进一步，我们在因变量为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中发现，LaborintPost 变量显著为正，表明社保费征管加强显著扩大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此外，结合表 3 列（1）中对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的估计结果，我们还可以计算得到普通员工承担的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比例，以及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对实际社保缴费率的弹性。由结果可知，社会保险法实施导致的社保费征管加强显著提高了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 2.4 个百分点，降低了普通员工 1.6%的工资收入，而管理层平均工资则不受影响。正如上文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变量的定义中所述，由于我们在计算两类劳动力平均工资中包含了企业社保缴费，本文得到的普通员工平均工资下降的结果大概率是政策真实效应的低估。续表1212023 年第 2 期综上所述，基准结果证实了假设 1，社会保险法实施导致的社保费征管加强确实显著扩大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三）机制检验理论分析指出，不同类别员工议价能力和缴费规范程度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社保费征管加强扩大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两个可能机制。1.议价能力机制1.议价能力机制议价能力机制的假设在于，相比管理层员工，普通员工的议价能力更低，从而可能承担更多的社保缴费负担，最终导致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换言之，如果议价能力机制成立，我们应该看到在普通员工议价能力更高的企业，社保费征管加强对普通员工工资收入的负面影响更小，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也更小。为此，我们参考王雄元等（2014）和张克中等（2021）的做法，使用企业层面的职工数量在监事委员会中所占的比例衡量普通员工议价能力，职工监事比越高表明普通员工议价能力更高。为避免社会保险法实施导致的社保费征管加强对职工监事比的影响，我们使用 2010 年企业职工监事比衡量普通员工的议价能力，并根据其中位值将样本分为普通员工议价能力较高和较低两类样本，分别检验社保费征管加强对管理层、普通员工平均工资以及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如图 2 所示。图 2 结果显示，社保费征管加强对普通员工议价能力较高和较低两类企业中的管理层平均工资均没有显著影响，但却显著降低了普通员工议价能力较低企业的普通员工平均工资，从而扩大了其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上述结果与议价能力机制的理论分析相符，说明不同类别员工的议价能力差异是导致社保费征管加强扩大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图 2议价能力机制检验注：图中所示的置信区间为 95%水平。下同。社保费征管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1222.缴费规范机制2.缴费规范机制缴费规范机制的假设在于，与普通员工相比，管理层员工的社保缴费规范性一直较高，受社保费征管加强的影响较小，其工资所受的影响也较小。相反，企业为普通员工投保的规范性较差，因此，当社保费征管加强后，普通员工的缴费规范性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企业为其缴纳的社保费用也将增加，而这部分成本，企业以降低工资的形式转嫁给普通员工，最终导致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换言之，如果缴费规范机制成立，我们应该看到在那些普通员工社保缴费规范性更高的企业，社保费征管加强对普通员工工资收入的负面影响更小，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也更小。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无法观测到每个企业为普通员工投保的规范程度，因此无法直接检验该机制。为此，我们根据社会保险法实施之前 2010 年企业人均社保缴费金额衡量普通员工参保的规范程度，人均社保缴费金额越高表明普通员工参保的规范程度也越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同城市的社保缴费基数存在差异，简单地比较不同企业的人均社保缴费金额并不能直接说明其普通员工参保的规范程度。为消除城市特征的影响，我们在城市层面区分普通员工社保规范程度的高低。首先计算了每个企业 2010 年的人均社保缴费金额，然后计算了每个城市 2010 年人均社保缴费金额的中位值，最后根据城市层面的中位值将样本分为普通员工社保缴费规范性较高和较低两类企业。由于同一城市的社保缴费基数一致，我们在同一城市内比较人均社保缴费金额能够有效消除城市层面社保缴费基数和其它混淆因素的影响。图 3 报告了社保费征管加强对普通员工缴费规范程度较高和较低两类企业管理层、普通员工平均工资以及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普通员工缴费规范程度较高和较低两类企业的管理层平均工资均不受社保费征管加强的影响，与前文结果一致。而无论是普通员工缴费规范程度较高还是较低，普通员工平均工资和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均会受到社保费征管加强的影响。这说明不同缴费规范程度的差异诚然，人均社保缴费无法剔除管理层的社保缴费，但直觉上讲，上市企业管理层的社保缴费通常是最完善的，因此不同企业间人均社保缴费金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普通员工的社保缴费规范性。图 3缴费规范机制检验1232023 年第 2 期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结果，社保费征管加强通过缴费规范机制影响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可能性较小。（四）异质性分析1.产权性质差异1.产权性质差异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社保遵从、经营目标和内部治理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第一，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社保遵从度更低，社保费征管加强对民营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的影响更大。第二，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税费调整的敏感度相对较低。第三，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属性，大多数员工拥有“编制”，加之国有企业规模较大，员工技能水平相对较高，国有企业普通员工的议价能力比民营企业更高（张克中等，2021）。第四，受“限薪令”政策影响，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增长和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主要受行政力量干预，外部因素影响较小。因此，可以预见社保费征管加强可能主要影响民营企业的内部收入分配，对国有企业影响较小。表 4 的前两列结果支持了上述理论分析，社保费征管导致的收入分配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中，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不显著。2.融资约束差异2.融资约束差异如果企业在社保费征管加强之前本身融资约束便相对较大，那么社保费征管加强之后，将进一步增加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加剧其融资约束，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将社保缴费负担转嫁给议价能力相对较低的普通员工，从而影响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因此，有理由相信，与融资约束较小企业相比，社保费征管加强对融资约束较大企业的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更强。为此，我们使用 SA 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并根据中位值将样本分为融资约束较小和融资约束较大两类样本。在区分过程中，我们根据政策实施前即2010 年的 SA 指数进行区分。表 4 列（3）和列（4）结果显示，LaborintPost 变量系数只在融资约束较大样本中显著为正，说明社保费征管加强对先前融资约束更大企业的内部收入分配影响更大。表 4异质性分析结果一变量（1）（2）（3）（4）国企民企融资约束较小融资约束较大LaborintPost0.0160.051*0.0160.032*（0.022）（0.013）（0.021）（0.013）样本量5605613950416432R-squared0.7030.7050.6970.6923.社保征收机构差异3.社保征收机构差异通常而言，与社保机构相比，税务局对企业掌握的信息更加全面，社保征收力度更强。基于此，我们推测社会保险法实施导致的社保费征管加强对之前由税务局征收社保的企业的实际社保缴费率的影响有限，主要是影响由社保机构征收社保的企业的实际缴费负担，从而扩大其内部收入差距。表 5 的列（1）和列（2）分别报告了社保费征管加强对税务局征收和社保机构征收社保的企业的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与我们分析一致，社会保险法实施导致的社保费征管加强主要对之前由社保机构征收社保的企业的内部收入分配影响更大。4.地区劳动保护差异4.地区劳动保护差异直觉上，劳动保护力度越强，普通员工的议价能力越高，企业通过降低工资的形式转嫁社保缴费的可能性和程度越低。因此，本文推测，与劳动保护力度较低地区的企业相比，社保费征管加强对劳动保护力度较高地区企业的内部收入分配影响更小。为检验这一猜测，我们使用樊纲等学者发布的市社保费征管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124场化指数中的 2010 年各地区对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指数进行衡量，并根据中位值将样本分为劳动保护力度较强和较弱两类样本。表 5 的列（3）和列（4）结果显示，LaborintPost 变量系数只在劳动保护力度较弱样本中显著为正，在劳动保护力度较强样本中并不显著，与前文分析一致。表 5异质性分析结果二变量（1）（2）（3）（4）税务局征收非税务局征收劳动保护较强劳动保护较弱LaborintPost0.0240.027*0.0120.033*（0.015）（0.012）（0.020）（0.011）样本量7066467861416603R-squared0.6880.7000.6640.704五、稳健性检验（一）平行趋势检验本文使用动态双重差分法对主要结果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图 4 依次展示了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管理层平均工资、普通员工平均工资和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在 2011 年 社会保险法 出台之前不同劳动密集度企业的结果变量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 2011 年 社会保险法出台后，劳动密集度更高企业的实际社保缴费率和普通员工平均工资才分别出现显著上涨和下降趋势，同时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则出现显著扩大趋势，说明本文使用的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图 4主要结果平行趋势检验1252023 年第 2 期（二）干扰政策与因素排除在本文样本期间内，还存在其它影响企业税费和内部薪酬安排的政策，从而可能对本文结果产生干扰。其一，2012 年逐步实施的“营改增”通过打通和延长企业抵扣链条降低了企业税负，可能影响本文结论。为排除“营改增”干扰，我们参考彭飞等（2020）做法，构建反映“营改增”实施的变量VAT 放入模型（1）中。表 6 列（1）显示，LaborintPost 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与基准结果变化不大。其二，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企业经营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同期我国也出台了四万亿刺激措施应对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企业的税费负担和内部薪酬安排。为排除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将样本中 20082009 年的样本直接剔除。表 6 列（2）结果显示，LaborintPost 变量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危机并不会影响本文的基准结果。其三，虽然我们在基准结果中控制了省份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省级影响因素对结果的干扰。但仍需注意的是，地级市政府也有可能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影响当地企业实际社保缴费负担。为此，我们将省份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替换为城市与年份交互固定效应重新对基准结果进行检验。表 6 列（3）结果显示，LaborintPost 变量依然显著为正。其四，除地区层面混杂因素外，不同行业也可能存在某些税费政策，甚至不同地区的行业均可能存在特别的税费政策。为排除这一混淆因素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在表 6 列（4）中加入了城市、两位数行业和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本文主要结果依然成立。总之，以上结果说明，本文基本结论不受干扰政策与因素影响，具有高度的稳健性。表 6排除同期干扰政策变量（1）（2）（3）（4）营改增金融危机城市年份政策城市行业年份政策LaborintPost0.023*0.024*0.029*0.026*（0.010）（0.013）（0.010）（0.013）VAT-0.026（0.019）城市年份固定效应否否是否城市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否否否是样本量1174493811174411744R-squared0.6940.7100.6940.702（三）员工结构的影响正如既有研究所指出的，本文观察到的企业税费变化对员工平均工资的影响可能是员工内部结构变化由于不同行业劳动密集度水平不同，根据劳动密集度区分企业受社会保险法实施影响的强弱可能会受到行业层面因素的干扰，但这一结果说明本文结果受行业层面混杂因素影响较小。此外，考虑到我国 2014 年出台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也是在行业层面实施的，这一结果还能够帮助我们排除该混杂政策对结果的干扰。事实上，我们也通过剔除 2014 年样本和控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影响变量重新进行检验，发现结论不变。对管理层和普通员工平均工资的检验中我们也逐一考虑了上述干扰因素的影响，发现结论不变。社保费征管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126的结果，而非真正的工资变化（张克中等，2021）。为消除员工结构变化对本文结果可能产生干扰的担忧，本文参考张克中等（2021）做法，直接考察社会保险法实施导致的社保费征管加强对企业员工结构的影响。表 7 列（1）结果显示，LaborintPost 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社保费征管加强也显著降低了其劳动力需求，这与既有文献的结论一致（马双等，2014；唐珏和封进，2019；刘贯春等，2021）。表 7 列（2）和列（3）结果则表明，社保费征管加强并不会影响企业员工结构和高管变更。企业员工数量的下降是否会影响社保费征管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间的关系呢？为此，我们将企业员工人数对数变量放入模型（1）中进行回归，如果企业员工结构是影响本文结论的重要因素，我们应当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发生明显改变。然而，列（4）结果显示，LaborintPost 变量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系数值与基准结果相差不大，这说明虽然社保费征管加强会影响企业员工数量，但也不会改变本文主要结论。表 7排除员工结构的影响变量（1）（2）（3）（4）员工总数高学历员工占比高管变更企业内部收入差距LaborintPost-0.053*-0.0000.0020.030*（0.009）（0.003）（0.004）（0.009）员工总数0.476*（0.014）样本量11744112581174411744R-squared0.9420.8500.9420.760（四）替换核心变量衡量方式我们还使用了不同的衡量方式替换本文核心变量重新进行回归：（1）使用管理层与普通员工平均工资的差值取对数进行回归；（2）使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加上“应付职工薪酬变化值”衡量员工总工资，进而计算普通员工平均工资和企业内部收入差距；（3）使用上市企业年报中公布的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计算管理层平均工资和企业内部收入差距；（4）参考鄢伟波和安磊（2021）的做法，从“应付职工薪酬”明细科目中分离出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作为企业支付给职工的总工资进而计算普通员工平均工资和企业内部收入差距；（5）根据 2010 年企业劳动密集度的中位值将总样本分出实验组和控制组，分别赋值为 1 和 0 进行回归；（6）使用企业 2010 年工资总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企业劳动密集度；（7）参考既有文献思路，使用企业 2010 年的资本密集度倒推劳动密集度进行分析（倪骁然和朱玉杰，2016），具体地，本文使用“1-（企业固定资产净额+折旧）/总资产”计算企业劳动力密集度。表 8 的列（1）（7）依次报告了上述七种方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本文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我们也用上述方法重新对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管理层和普通员工平均工资进行了检验，发现结论不变。最后，我们还参考Oster（2019）方法对本文识别模型遗漏变量进行了检验，发现本文结论不太可能受遗漏变量的影响。限于篇幅，未予报告，留存备索。1272023 年第 2 期表 8更换核心变量衡量方式变量（1）（2）（3）（4）（5）（6）（7）LaborintPost0.038*0.025*0.037*0.031*0.028*0.034*（0.012）（0.010）（0.014）（0.011）（0.013）（0.010）Laborint_dumPost0.028*（0.014）样本量11744117441174411731117441174411744R-squared0.7630.6930.7500.6760.6940.6790.604六、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基于我国 2011 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异质性视角考察了社保费征管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四点：第一，社会保险法的出台提高了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说明法律的实施确实加强了社保费征管，本文使用其衡量社保费征管是合理的。第二，普通员工平均工资因社会保险法实施导致的社保费征管力度加强而显著降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第三，不同类别员工议价能力差异是导致社保费征管加强扩大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第四，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保费征管加强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大企业和非税务局征收社保费企业的内部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