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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家性与强地区性: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东盟发展进程与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研究赵儒南【内容提要】在地区性问题和全球性问题交织出现的背景下,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正成为寻求具体事务性问题解决办法的重要路径。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地区合作联系日益紧密,东盟国家积极参与地区性和全球性合作机制,与中国建立一系列自主发展且包容高效的双边及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建立进程,经过了从东盟内部“弱国家性”向东南亚整体“地区性”转变,最终跨入“全球化”的完整依赖路径,集中体现了东盟国家的战略变化和策略选择。未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将进一步就增强地区韧性、加强具体问题领域的务实合作,建立更加系统且稳定的中国东盟共同体合作网络,构建复合相互依赖的良性互动局面。【关 键 词】中国 东盟 复合相互依赖 合作机制 权力非对称性【作者简介】赵儒南,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关系与区域经贸合作。【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发展格局下江苏东盟地区间合作机制深化研究”(项目编号:22ZZD002),江苏省双创博士项目(项目编号:JSSCBS20220551),南京财经大学校级科研课题“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方略研究”(项目编号:XXCB3202315)的阶段性成果。【DOI 编码】10.16717/ki.53-1227/f.2024.02.006.一、从弱国家性到强地区性: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东盟内部合作机制东南亚地区发展的历史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便是“弱国家性”。“弱国家39性”对东南亚日常生活的影响导致了该地区在世界上的低姿态,使得该地区的新兴国家似乎无法通过国际协定或国内立法来履行其诺言。造成这一历史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南亚国家长期处于西方殖民统治下,其政治局势的内忧外患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二是东南亚国家传统的世袭制、个人主义、威权主义和军事统治等交替出现,难以为东南亚国家带来长期稳定的政治统治。1967 年 8 月 8 日东盟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过去在地缘政治领域较为零散的东南亚地区逐渐被“捏合”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在成立之后的一个阶段里,东盟的重点工作是建立和完善机制,处理内部矛盾和纠纷,维护本地区的安全稳定,建立与大国的对话关系。地区性的政治捏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南亚国家分散的“弱国家性”,并在东盟的有效运作机制保障下形成了颇具地缘整体性的“强地区性”结构。东盟国家开始逐渐认识到,基于东盟整体性和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理解下的发展与合作,对东盟国家的政治生存和经济发展而言是持续有机的,也正因为东盟对东南亚分散实力的整合,促进了东盟内部实力的强大,为地区安全提供了切实有力的背书。历史上东南亚国家并非相互联系的区域整体,在东盟正式成立之前,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更趋近于现实主义理论所提及的以地区军事实力代表整体实力的联系战略,彼此间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并不显著。不过从概念上讲,由于与邻国相分离,东南亚的独特性也更加突出,在这些邻国看来,它一直都是一个整体性地区。到 1977 年,罗伯特基欧汉和小约瑟夫奈的著作 权力与互相依赖 问世,标志着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兴起。其中明确提出一个问题: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日益复杂,民族国家寻求合作的方式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各个国家如何在这个日益复杂和相互依存的新环境中进行合作?但在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早期提出的种种案例研究中,未过多涉及东盟,其中主要原因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对国际制度的分析,“东盟似乎已经构成了一个制度,具体来说它构成了一种安全制度,因为东盟主要集中注意的具体问题领域是通过区域和平与稳定实现内部安全。在宏观层面上,每个创始成员国49弱国家性与强地区性: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东盟发展进程与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研究澳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史:危险而关键的十字路口,宋婉贞、张振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 535-536 页。张锡镇:东盟的历史转折:走向共同体,国际政治研究 2007 年第 2 期,第 124 页。澳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史:危险而关键的十字路口,宋婉贞、张振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 526 页。都希望这样做,但在一开始,它缺乏共同的原则、规范和决策程序”。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完善,东盟内部的制度设计和东盟国家合作有效机制的建立,使得与东南亚地区的相关案例在该理论的完善过程中被逐步提及,为解释东南亚地区问题和东盟国家内部问题提供切实的分析思路和梳理逻辑。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东盟作为东南亚地区的国际组织,在地区事务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并成为一支主导力量;作为该地区事务的主导者,东盟促成了地区内外的诸多合作,有力促进了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在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解释下,东盟发展进程的“弱国家性”得以弥补,“强地区性”特征日益凸显。“强地区性”形成的原因之一,在于解决由东盟内部长期存在的“权力非对称性”所造成的东南亚严峻的安全困境。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东南亚地区仍存在民族冲突。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东盟国家长期未能解决的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另一方面则来自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军事能力“非对称性”对东盟国家生存和东南亚地区安全带来的潜在威胁。在东盟国家不能按照预想路径去解决这些问题时,上述条件共同构成了东南亚国家间建立相互依赖的基础因素。基欧汉认为,“就本质看,威胁力量首先起到的是消极作用,但各国也能够积极运用威胁力量以获得政治影响力。”正是由于“权力的非对称性”因素存在,在东盟国家内部形成了最为直接的“非对称相互依赖”。东盟为东南亚各国域内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机制背书,弱化了现实主义中强调的军事相互依赖,强化了经济贸易等资源的分配和转移。此外,东南亚区域内的经贸合作和政治关系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加大了东盟国家陷入“安全困境”的可能。艾哈迈德哈桑(Ahmad Ghazali Abu-Hassan)指出:“东盟政治安全的支柱在于继续加强国家间的信任、保持中立和促使其信任建设成为推动区域和平与稳定的途径。”“强地区性”形成的原因之二,在于东盟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增强了地区利益59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2)Stephen D.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5.于建中、范祚军:东盟共同体与中国东盟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96 页。美 罗伯特基欧汉、美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7 页。东盟共同体:对亚洲的影响与启示,上海论坛,2016 年 5 月 28 日,https:/ 年 8 月 17 日。的敏感性,即“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数据显示,1970 年至 1995 年间,东盟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 6.6%的速度增长,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同一时期仅增长约 3%。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动荡,东盟经济仍然保持了高增长率。实际上,东盟经济增长在 1994-1995 年达到顶峰之前的 90 年代初开始加速,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增长率在 8%-10%之间。即使是被“东亚奇迹”所超越的菲律宾,也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改革和自由化进程所维持的经济复苏。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之前,东南亚区域经济的迅速扩张增加了对外国借款的需求。在东盟国家汇率稳定和利率较高的环境下,外国资本流入增加。亚洲金融危机对东盟国家产生了重大的长期战略影响,除新加坡外,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了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个东盟成员国。东盟国家货币短期内急剧贬值,新加坡等亚洲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迅速崩塌,导致东盟国家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提高国内利率。东盟国家共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经济问题向政治环境、社会结构等领域蔓延的负面影响,而东盟国家彼此间的黏性,成为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敏感性”战胜“脆弱性”的有力表现。不过,由于东盟国家之间的交叉汇率未发生太大波动,且在东盟内部仍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相互依赖情况成为东盟内部共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大利好。而金融危机已然明确了东盟国家之间的联系比过去更加紧密的事实,印证了东盟正逐渐朝着“区域一体化”的共同目标迈进。东盟国家合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结果是成功的,不仅较为妥善地抑制住了可能会出现的通货膨胀加剧和失业恶化,而且避免东南亚地区陷入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进一步凸显了“强地区性”特征下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制度架构,巩固复合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性。这一“制度架构”并非单独体现在域内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而是可以通过建立东盟“区域一体化”的庞大市场,创造在国际市场更具凝聚力的东盟话语权能力。通过整合地区行为体集体利益的整体性思维,有利于东盟内部在最大程度上削减由多个权力等级结构与议题等级结构所带来的权力非对称性。这种对权力非对称性的描述被基欧汉概括为“敏感69弱国家性与强地区性: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东盟发展进程与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研究美 罗伯特基欧汉、美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2 页。Suthad Setboonsarng,“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djusting to the Crisis,”Southeast Asian Affairs,1998,https:/asean.org/asean-economic-co-operation-adjusting-to-the-crisis-by-suthad-setboonsarng/,访问时间:2023 年 8 月 30 日。性”和“脆弱性”两个属性,即“就依赖的代价来说,敏感性指的是在试图改变局面而做出变化之前受外部强加代价影响的程度,脆弱性则指的是行为体因外部事件或政策变化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也就是说,东盟国家的权力非对称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东盟国家合作机制本身出现非对称性,各国对成本和收益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分析时,也需要对采取集体行动还是代表性行动做出权衡。显然,在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时,东盟各国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选择了以集体行动化解危机的方式。由此,我们总结东盟内部“强地区性”的复合相互依赖显著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传统军事和武力效能的下降,各种地区问题越发具有同等重要性,任一问题上的权力分配都显得至关重要。事实上,在东盟内部的事务性问题大都转变为“强地区性”特征下的地区性问题,在本质上是没有权力等级与议题等级的非对称性之分,因此东盟国家需要进行判断,在通过复合相互依赖展开联系和合作的过程中,弄清楚哪些具体问题能够将国家利益最大化,这对于“小国集团主导模式”的东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联系战略又是复合相互依赖中颇为重要的战略环节,东盟国家需要审时度势地舍弃部分收益,并开始更多地利用东盟组织机构的作用和影响力。根据 东盟宪章 所述,东盟的组织机构主要由东盟峰会、东盟协调理事会、东盟共同体理事会、东盟领域部长会议、东盟秘书长和东盟秘书处、东盟常驻代表委员会、东盟国家秘书处、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和各种民间及半官方机构的东盟附属机构组成。这些组织机构通过设置议程扩大东盟国家的联系战略,为东盟国家解决事务性工作提供场域,并最终实现整合东盟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目标。另一方面,上述列举的东盟组织机构处于一种以地区事务性问题为导向的动态发展逻辑之中,这套逻辑既能通过翔实的问题处理机制提高东盟国家间“强地区性”的触媒和黏性,又能通过迅速聚集国家意见以尽快实现地区一致性,甚至在国家间权力平衡、社会公平和经济公平、国家间相互的政治保护等方面发挥了超出预期的作用。在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对联盟属性的评价中指出,许多政府机构之间原本难以建立联系,但国际组织将潜在或隐含的联盟转变为79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2)美 罗伯特基欧汉、美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4 页。东南亚国家联盟概况,中国外交部,2021 年 8 月更新,https:/ 673085/zzjg_ 673183/yzs_ 673193/dqzz_ 673197/dnygjlm_ 673199/dnygjlm_ 673201/,访问时间:2023 年 7 月 26 日。明确的、以直接交往为特征的跨政府联盟。而这套动态发展逻辑能够有序运作,其规则来源于经济问题在东盟复合相互依赖中的重要性,以及由经济权力整体化所带来的有关经济支配权竞争的相对减少。简言之,引发东南亚地区间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往往很难完全规避对地缘政治竞争因素的讨论,而东盟内部经济相互依赖性越发广泛,不仅削弱了过去东盟内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的“脆弱性”,而且在其他国家行为体和国际投资者对东盟机制产生怀疑时,东盟国家之间基于自身利益而产生的敏感性相互依赖,在有限范围内受东盟整体性制约的同时调整政策以改善脆弱性相互依赖,以形成基本权力资源向成熟东盟机制的低成本且规范性的转化。进入 21 世纪,除了延续事务性问题导向解决思路和动态发展逻辑之外,东盟的“强地区性”向着更加多元化的形式演变。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亚洲需要安全多元化,它由高度相互依赖的三大部分组成: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国家意识形态的共生性、政治规范的有效性。”其中,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主要体现在构建多元化的全球货币体系,国家意识形态的共生性主要体现在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对抗,政治规范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东盟国家对不干预原则的选择性应用说明。阿查亚对此做出了进一步解读:“东盟情境下的不干预原则并不意味着成员国对彼此内部事务的漠视,或在彼此国内的权力斗争中秉持严格的中立。相反,它意味着东盟成员国乐于为彼此提供帮助,以应对国内稳定所面临的威胁。”此外,东盟在不同时期关注的不同事务性问题,进一步印证了东盟内部复合相互依赖的多元化演进路径:包括投资环境多元化、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反恐合作内容多元化、地区供应链多元化、双边及多边关系多元化等。因此,东盟的价值不在于实现地区的高度一体性(或者单一性),而在于在保持多样性的前提下,推进协商与合作。最终的结果是,东盟国家像单元一般协调一致地行动,打破东南亚地区黏性的成本和代价变得更高,而东盟的发展趋势正逐步印证着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所建立的“理想模式”。第一,东盟内部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多种依赖性极高89弱国家性与强地区性: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东盟发展进程与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研究美 罗伯特基欧汉、美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4 页。东盟共同体:对亚洲的影响与启示,上海论坛,2016 年 5 月 28 日,https:/ 年 8 月 17 日。查雯:族群政治与东盟国家对不干预原则的选择性应用,国际论坛 2022 年第 1 期,第 129 页。张蕴岭:如何认识和理解东盟 包容性原则与东盟成功的经验,当代亚太 2015 年第 1 期,第 6 页。的联系渠道和方式。无论是成熟的东盟组织机构,还是以 东盟宪章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 和 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 为首的一系列强调东盟各国协调一致的条约,都在扩大东盟国家联系渠道,关注地区供应链和集体安全等核心领域。第二,通过非武力威胁形式维系复合相互依赖联系。从早期东盟于 1971 年达成 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 开始,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建成以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为基础的东盟共同体,东盟内部力求以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为出发点,以和平解决域内分歧及冲突为目标,以政治发展、共同规范和冲突预防为基本方式,建立起一套完全剔除武力威胁因素为冲突模式的联系机制。非武力威胁形式维系复合相互依赖联系的机制,在加强东盟国家相互信任的前提下,通过协商、沟通等多边合作机制推动东南亚区域和平与稳定。第三,东盟的诸多事务性问题并没有绝对的等级划分,包括有关权力等级与议题等级非对称性的逐渐消弭。正如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非强制性权力形式、同其他国家合作的倾向在解释国家日常决策与行为方面的优势并不低于军事实力。东盟国家在具体问题的解决方式上更多依赖于“强地区性”特征下积极的共同行动,包括应对东南亚地区的整体经济复苏上,进一步体现了东盟在协调处理事务性问题尤其是突发性问题时的务实、包容和平衡。二、从强地区性到全球化: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东盟与全球合作机制假如将现如今日益密切的全球化趋势视为复合相互依赖中必要的联系状态,那么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共同赋予了全球合作以重要的内涵,即依赖理论中被定义的“全球主义”。事实上,若一种关系被视为“全球性的”,则它必须包含一定的洲际距离,而非简单的区域网络。在此基础上,坚持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制度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达成了克制性的一致,即“国家不得不担心它们将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这一担忧内嵌在所有的国家间关系之中。”任何国家都希望在国际关系之中寻求合理且有效的合作机会,同时又希望相关99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2)美 爱德华A.库罗德兹:安全与国际关系,颜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年,第 142 页。美 罗伯特基欧汉、美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54 页。美 爱德华A.库罗德兹:安全与国际关系,颜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年,第 139 页。的机制和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资源、缓和矛盾和维护权益。因此,东盟国家积极通过复合相互依赖的合作依托,以建立“体系性”视角的一致性目标,进一步凸显东南亚地区的“强地区性”本质。从“体系性”视角出发制定相关规则与共同规范的制度化,延伸至“全球主义”视角下东盟国家与外部行为体之间的全球合作机制,将是一套由“强地区性”向“全球化”过渡的完整路径,能够帮助我们梳理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东盟国家开展多边合作的具体方式。由于“强地区性”的表现,东盟的“制度主义”与“地区主义”联结由来已久。在约瑟夫奈提出的理论模式中,东盟满足“由地理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而连在一起的一些国家”的基本结构;在东盟内部产生更多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使得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牵制程度也越来越高。在东南亚地区出现的“经济相互依赖”成为东盟实现“开放地区主义”的初始动力。进入 21世纪,有关地区主义的研究开始向“新地区主义”视角偏移,对东南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而言,不能单纯将其视为亚洲地区主义的延伸。基于东南亚地区国家内部的自发要求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地区经济集团化趋势的推动,东南亚“新地区主义”进程包括了更多行为体和参与者,涵盖了更为广泛的国家间关系和合作内涵。例如,2003 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的东南亚域外国家,并在同年与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此类事件都是东南亚地区“新地区主义”视角下,东盟国家与中国等国家产生“地区性”相互依赖的直接表现。从“地区性”向“全球化”的过渡过程,是一套基于“制度主义”向“全球主义”转向,进而激发国家和行为体之间多边合作的国际机制。尽管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试图去解释“制度能够发挥集中促进合作的功能性作用,例如共享的规则意味着互惠”,但是在真正互信的合作机制诞生之前,国家与国家、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仍旧会面临是否选择合作、背叛、使用武力或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防御措施,这些“竞争性动机”将加剧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因素的影响。基欧汉将这些敏感性因素总结为经济敏感性、军事敏感性和社会敏感性,同时强调“若调整的成本太高,敏感性关系就会发001弱国家性与强地区性: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东盟发展进程与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研究徐秀、沈陈:中国视角下的比较地区主义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1 年第 4 期,第 129 页。赵儒南: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与新加坡合作模式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0 年第 3 期,第68 页。美 爱德华A.库罗德兹:安全与国际关系,颜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年,第 145 页。展成为脆弱性关系。”尤其是面对紧迫且可能出现延续性危险的地区事务性问题的时候,东盟国家希望这些显著性问题不会直接影响自身的安全环境,但不愿意直接或间接参与由“竞争性动机”所导致的地区均势平衡变化。在这种略显矛盾的诉求下,如何放大制度优势,避免成为地区间零和博弈牺牲品,是所有东盟国家做出的最坏预期。而提高东盟开放性,鼓励东盟国家与其他域外国家和行为体展开多边合作进程,促进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的多元化合作态势,正成为东盟国家解决上述问题的优选答案。除了政治全球主义、军事全球主义、经济全球主义等传统的相互依赖表现形式之外,更加细分的全球化模式成为国际形势下的重要表现,例如安全全球主义、文化全球主义、社会全球主义、环境全球化、公共卫生全球主义等领域都有着具体的表现形式。多维度和多领域问题的复杂变化增加了东盟国家积极寻求同域外国家合作的利好机会,即提高国际机制的参与程度。在有关国家政策和国际机制相关性的讨论中,东盟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并处于特殊的讨论范畴,其特殊性主要来自对国际机制的概念性讨论与“东盟一致性”之间是否真正匹配。我们过去熟悉的国际机制概念主要集中在“相关事务行为体的集体行为”,从东盟与其他国家达成的种种框架和协定能够解释这一概念。其不仅是东盟国家之间的协调安排,而且反映了东盟对一致目标、价值观和方法的共同承诺。但是,东盟各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并未与相关国家达成高度的一致性,加上东盟国家不愿涉足某些可能属于国内政治的问题,阻碍了更深入、更有成效的相互依赖前景。也就是说,东盟国家并不会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机制规则,却在某些战略目标的选择上保留其讨价还价的能力。除东盟各国不同的核心利益之外,其历史经验、内部需求和外部行动规范,也可能在塑造国家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从历史角度看,东盟国家政府权力多元化与“小政府”属性并存。东盟内部仍然存在着分散却强力的“小政府”,并由此形成了东南亚地区权力格局的多元化,这是“弱国家性”带来的历史遗留弊端,如今进一步导致了东盟内部存在着一块较为明显的“政治真空”。从认知政治的视角分析,东盟国家尚缺乏有关“民族国家优先”还是“东盟优先”的明确判断,即由强力的小政府制定国家政策,而东盟机制等发挥制定地区间行为规则的作用,这是东盟国家提高自身政府101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2)美 罗伯特基欧汉、美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63 页。运行效率的必然选择。此外,东盟国家担心“政治真空”问题成为第三方力量介入东南亚政治事务的切入点,进而陷入基欧汉在局部全球化治理体系中提出的“治理困境”。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东盟国家如何在制度获益的同时,避免成为第三方力量获得更多无成本利益的战略牺牲品,这种“获益”方式必然会导致东盟国家自身权利的丧失。基欧汉认为,“只有当国际机制相对强而有力时,扩散互惠才是唯一可行的。”东盟的出现显然是东南亚国家加速向“强地区性”转变的有效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东南亚国家间的整体性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提高“东盟一致性”的凝聚力和东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从形成原因来看,东南亚相关国家的政治多元化,很大程度上根源于长期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对既有发展模式缺乏公平性的强烈不满,这就使得相关国家的政治多元化将会推动发展模式变革,包括有助于在发展理念上与“一带一路”形成重要共识。第二,从内部角度看,东盟无法扭转其成员国之间的权力非对称性。一定程度上的权力让渡放大了东盟国家和域外国家之间合作所带来的域内冲突风险,而经济和军事能力的迅速变化可能对区域和平产生消极影响。从国际环境的三个显著特征,即民主化、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三个因素考虑,当三者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东盟内部的团结程度能够在可能发生冲突时提供保障,但这种保护效果仍会因为东盟内部之间的权力非对称性而显得薄弱。在一种常态的非对称关系中,强者学会尊重弱者的身份,同时弱者顺从强者的意志。这种情况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会更加明显,并集中体现在东盟各个国家对相关问题差异化的感知程度和侧重程度。例如,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枢纽国家,其成熟且多元化的经济结构能够使其在全球经济问题中获得更多的合作主动权;菲律宾则作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最为重要的非北约军事盟友,不断在军事领域谋求与美国的密切合作,并试图通过强化东盟路线将东盟推向美菲 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的进程当中。权力非对称性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在某一领域拥有强势权力地位的行为体能够在该领域获得主导权,而相对弱势权力地位的行为体或在表面上与前者拥有更为紧密的依附性,实际上却对相关领域的规则合理性与合法性更加敏感。从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中的良性发展逻辑看,由此产生的利益诱导增加了服从行为的吸引力,并进一步产生复合相互依赖体系中201弱国家性与强地区性: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东盟发展进程与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研究美 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苏长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29 页。周方冶:东南亚国家政治多元化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东南亚研究 2017 年第 4 期,第74 页。的第三种国际领导形式,即诱导其他国家帮助稳定国际机制的多边主义行为。从复合相互依赖视角分析,敏感性因素和脆弱性因素的加剧极易形成弱势方对强势方的被迫服从,进而陷入安全困境等恶性发展逻辑。而独立的国家和行为体无论在该领域中的权力地位如何,在本质上都期待战略决策的独立性和地区规则的公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弱势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兴起,对东盟一致性和区域整体性而言是明显不利的。第三,从外部角度看,东盟国家讨价还价能力及国际话语权和政治行动力间存在不平衡性。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在国际关系的危机理论中多次提到“讨价还价能力”在应对具体国际危机时的作用。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东盟国家间实现“讨价还价能力”的方式,将成为判断地区性问题“优先性”的重要模式。首先,东盟国家和行为体之间更为紧密的依赖性,削减了强制性讨价还价的机会,即霸权主义衰退和非物质性权力地位提高所共同带来的解决国际危机时的平等性。其次,东盟国家和行为体通过非强制性讨价还价能力解决国际问题的政治层次被拓宽了。国家并不是行为体实现其意愿的唯一渠道。全球市场、跨国公司、贸易协定和金融资源等因素都是促成非强制性讨价还价能力形成的现实条件。最后,复合相互依赖针对国际关系中传统的“威慑理论”再次研究,衍生出“跨域威慑”“复合型威慑”“订制威慑”等威慑思想。从上述三个方面看,东盟国家在建立合作机制的过程中,需要在解决具体事务性问题时借助复合相互依赖条件,将非强制性讨价还价、国际话语权和政治行动力三者进行更高强度的匹配。例如,针对一些地区性敏感问题,东盟常会因为产生对自身实力较为弱小和对内部权力不对称的判断形成较为强烈的自保行为,以及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导致东盟产生对“强制性讨价还价”的普遍担忧,更容易致使东盟国家施加强大的地缘政治压力,破坏东盟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和东南亚区域合作机制的稳定。2023 年 9 月举办的东亚峰会上,印尼总统佐科表示在全球政治格局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更加重视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和主权,不愿成为任何大国或外部势力的代理人或棋子,各国都有责任不制造新冲突、新紧张局势和战争,且东盟不允许东南亚地区成为任何大国的代理人。这种东盟“集体话语权”的展示,正是东盟国家寻求稳定合作机制的重要表现。301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2)爱德华A.库罗德兹:安全与国际关系,颜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年,第 141 页。夏立平、祝宇雷: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分析,美国研究 2020 年第 1 期,第 10 页。从目前的情况看,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东盟与全球合作机制仍然秉持由“地区性”出发向“全球化”过渡的完整路径,能够帮助东盟国家在应对上述劣势或国际问题冲击时保持更好的内部完整性。基欧汉认为,传统政治活动首先集中于国内地方水平上,只有当活动的调节越出边界时,政治活动才延伸至国家层级或国际空间。但在传统政治活动边界越发模糊,尤其是当今新兴技术发展的全球化新格局下,东盟抓住了分配、约束和优化权力结构方面的机会,通过内部挖掘市场潜力,快速适应了数字技术发展和经济产业升级的转型时期。同时,由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新生性,在该领域中易出现源于信息公开意图和渠道间的不匹配所导致的广泛信息不对称情况。复合相互依赖普遍认为,信息不对称极易增强脆弱性较小一方的能力。而基欧汉同样对解决该问题提出了方法,即通过不断提高可获取信息的总体质量水平这一过程,国际机制能够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从而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因为误解和欺骗导致的协议可能会被避免,相互有利的协议因此更容易达成。东盟正是凭借这种良好的适应性,在数字经济和互联网领域抢占先机,通过创造良性互动合作机制达成适应性战略共赢,进一步弥补脆弱性因素在全球多元化合作态势中的劣势地位。这种良性互动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东盟借助数字技术发展增加参与国际互动的机会,提高自身开放水平。东南亚地区的数字化转型程度逐渐成为东盟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共同推动下,完善了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发展的一系列条件。与此同时,随着东南亚地区消费者行为转变,东盟各国开始密切关注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景及其对东南亚地区经济复苏的潜在价值,面对东盟内部多个市场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挑战,通过区域一体化将东盟地区的数字经济市场“捏合”成一个整体。在这种多样性下,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数字经济市场环境,东盟国家凭借本地化的数字技术创新路径,同时加速提高东盟内部的数字贸易黏性,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机抓住了这一关键优势。此外,无论是针对国际贸易中断和全球产业链崩溃的重构工作,还是人员跨境流动相对停滞状况的改变,数字技术极佳地在401弱国家性与强地区性: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东盟发展进程与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研究美 罗伯特基欧汉、美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38 页。美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门洪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77 页。赵儒南:背景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新路径,广西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9 期,第 58 页。避免接触的情况下发挥了最大的经济修复作用,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产生全新的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的合作机会,并为新形势下的国际互动和合作机制提供了更加新颖的模式。而考虑到数字化变革全球价值链中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东盟国家之间必须加强协调以应对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使东盟国家能够在一个商定的框架内达成协调性共识或标准化政策,创造有利于数字贸易发展的区域内环境,消除传统贸易和数字贸易之间可能出现的贸易壁垒。另一方面,东盟抓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新布局的机会,巩固以地缘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由于大国常常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传统上长期作为竞争力来源的持续性低成本劳动力受到冲击,东盟国家越来越发现自己夹在生产率更高的国家和劳动力更低廉的国家之间。但是,东盟国家抓住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新布局的机会,从提供更为优惠的关税政策出发,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在东南亚地区展开投资。2022 年 4 月发布的 东盟内部以及与邻国的免关税贸易 显示,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六个东盟国家间超过 99%的产品的关税降低到了 0%-5%的水平,这些产品都在 东盟自由贸易区共同有效普惠关税方案协议(简称 普惠关税方案)的收录清单中。而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生效后,预计约有65%的商品可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无关税贸易,预计在未来二十年内,东南亚地区至少 90%货物关税将被取消。类似的情况包括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东盟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东盟香港自由贸易协定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 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 等协定中有关关税减免的规则。由此可以进一步体现如今的东盟正逐渐发展成为当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中的关键环节,无论是东南亚域内还是东盟国家和域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其深层次的复合相互依赖极易引起东盟国家以东南亚地缘为基础的集体行动。正如基欧汉对集体行动理论的政治理解:小集团可能具有特殊的利益,或者因为单方面去做符合一个行为者的利益,或者因为一群小数501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2)Paul John,Pena,“An ASEAN Digital Single Market:Boosting the Aspiration for a Single Market in the Digital Era,”MPRA Paper,No.95948,https:/mpra.ub.uni-muenchen.de/95948/1/MPRA_ paper_ 95948.pdf,访问时间:2023 年 7 月 18 日。Shirley Santoso,“ASEAN in the Next 50 Years:How the Region Can Remake Its Future in Manufacturing,”Janu-ary 5,2018,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8/01/asean-50-remake-future-manufacturing-4ir/,访问时间:2023 年 7 月 19 日。东盟内部以及与邻国的免关税贸易,Lorenz&Partners,https:/www.lorenz- APR22_ 2.pdf,访问时间:2023 年 8 月 10 日。量的个体,它们能够监督彼此的行为,互相在战略上做出反应。与此时东盟通过提高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的经济粘性,以弥补脆弱性因素在全球多元化合作态势中劣势地位的想法空前一致。东盟对现存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适应甚至让步程度,能够反映东盟在处理事务性问题时讨价还价的能力。由于大国常常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有关世界政治中存在两种层次行为:第一个层级是国际机制被所有大国视为合法,政治活动按照基本规则行事;第二个层级是大国的政治行为常被看作是规则制定行为,造成国际机制成为变量。假如我们承认国际机制本身就是一种国际合作,而合作本身又必然涉及不对称性,那么国际机制本身就是非中性的。事实上,东盟无意通过挑战国际机制获得话语权,其长期使用的是一种类似于“模糊战略”的自我保护行为,其战略的本质是中小国家受自身实力的限制和外部客观环境制约,在大国竞争的漫长过程中同时应对来自国际体系、次地区体系和国内等不同层次的压力,并同时考虑经济和军事因素,兼顾国内利益和国际利益。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在东盟十国主动发起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同时,有七个东盟国家选择加入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如何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与“印太经济框架”之间寻求衔接和平衡点,如何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以及如何延续“强地区性”特征下的东盟中心地位,将成为东南亚地缘政治和东盟国家复合相互依赖合作的重要内容。采取一致行动的东盟国家将凝聚成一个关键的行为体,它们的喜好可以决定谈判四个合作领域中的哪一个领域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实现合作。随着该地区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将继续受到东盟中心地位的影响,进而影响东盟本身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东盟国家在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建立全球合作机制的关键问题,变成了国际机制下的权力资源分配与东盟国家政府在事务性问题导向下的国家策601弱国家性与强地区性: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东盟发展进程与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研究美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77 页。美 罗伯特基欧汉、美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36 页。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