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报国”：抗战时期徐悲鸿在国内西南与南洋的路线及艺术活动探微.pdf

2627近现代美术史06 2023 北方美术MODERN ART HISTORYNORTHERN ART 2023 06研究，例如，徐悲鸿旅居南京、桂林、重庆等文化名城，可针对他在当地艺术活动的相关研究，则缺少对整体路线的梳理以及全面历史史实的洞悉。另一方面，由国内至南洋筹备阶段以及旅居南洋阶段，相关的个人活动路线的研究较为全面，但对日军侵华路线以及关键战役所导致的逃亡与流徙对艺术家个人活动的影响却缺乏关注。关于徐悲鸿寓居南洋阶段的研究，已有学者从筹备出国至旅居南洋进行整体论述，而且多集中于南行目的研究，对路线研究仅有所提及，或者只是根据相关史实进行罗列。其中，华天雪此行有多远徐悲鸿最后一次出游南洋考一文，主要论及了1939年至1941年间徐悲鸿南行的诸多原因，其中涉及政治局势、家庭与爱情、个人际遇等方面。另外，文中更是大胆推断徐悲鸿南洋之行，除了筹赈外，“或许有逃离出去、长期居留甚至一去不复返的念头”2。此外，张眠溪“流亡”与赈济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信所见其南洋、印度之行一文，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徐悲鸿书札为材料，对徐悲鸿的南洋、印度之行进行考证。文中作者以“流亡”为线索，提及徐悲鸿与孙多慈爱情纠葛对徐悲鸿此间行程的影响。关于路线的研究，作者指出南洋之行应当称之为南洋、印度之行，而非南洋之行。3关于徐悲鸿往返于南洋与国内期间的研究，以欧阳兴义的成果较为全面。其所作悲鸿在星洲一书资料翔实，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对1939年至1942年间徐悲鸿活动研究的空白。作者以徐悲鸿的艺术活动、交游以及诸多与徐悲鸿有交集人士的相关回忆为主要内容，论述了这一阶段关于徐悲鸿的史实。文中，欧阳洪义多次转述了亲历者对当时日军攻占星洲的描述，提及战争不仅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还改变了个人生活，直接导致徐悲鸿自星洲赴美办展之事告吹。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徐悲鸿经由缅甸抵云南归国至抗日战争结束期间的研究与分析，主要集中于两部分，分别为徐悲鸿的交游、展演、院系筹建等相关活动研究和大后方城市的区域性研究。其一，关于徐悲鸿在云南的相关活动研究。曾天华图存与救亡抗战时期入滇美术家及其作品考察一文，将徐悲鸿列为入滇美术家的特殊代表。作者指出，徐悲鸿1942年1月入滇至1942年6月离开昆明去往重庆，旅居云南长达半年，相较于其他入滇美术家，在滇活动时间较长，做出的贡献较大。此外，关于入滇路线，曾天华将抗战时期美术家入滇的主要路线归纳为两条。其中，徐悲鸿与其他美术家入滇路线不同，其主要是南洋之行后，经由云南边境入滇。文中并未提及其离开云南的原因，只是笼统地将进入西南地区的艺术家离开的原因归结为抗战结束。5其二，关于徐悲鸿在重庆、桂林的相关活动研究。韩靖抗战时期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团队和重庆中国美术学院论及1942年徐悲鸿返渝后积极筹建中国美术学院，并以此为阵地，积极推行写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培养写实主义的艺术人才，勾勒我国现实主义美术教育的蓝图。6陈晓南在抗战时期重庆的美术活动概况中谈到徐悲鸿在重庆活动时的政治风波与画坛时局，以及其在该地的文艺宣传与艺术建树。7杨益群在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的作用意义及影响中讨论徐悲鸿所处的艺术团体在广西桂林的艺术活动，包括研究授课、兴办院校以及组织抗战宣传等等。8二、风云变幻：战乱时期下的动荡局势与个人路线选择1937年以后，我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此时，徐悲鸿已经由南京奔赴并寓居西南区域。而后，其又从西南前往南洋、印度办展。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是年初，徐悲鸿转道缅甸回国。从云南归国后，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期间，均活动于我国的西南大后方。事实上，抗战时期徐悲鸿的活动路线，是其本人都无法预计的，这与七七事变以来的历史格局息息相关。在这条绵延的路线中，徐悲鸿的择路多受爱情、家庭、事业、机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相较于抗战历史时局，路线选择更是被时代的浪潮所推举前行的结果。（一）抗日战争以来：战火蔓延行至西南区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值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课，他愤而题画“哀鸣思战斗，迥立问苍苍”。9100 1932年2月，日军炮击南京，中大被迫停止授课，他毅然支持学生参与抗日活动。而后到达北平，寓居胡适家中。同年3月3日，上海一二八战事结束，后返回南京，并奔走于上海、苏州、杭州、北平等地。直至1933年始，徐悲鸿应法国国立外国美术馆之请，动身前往欧洲举行中国绘画展览。游历欧洲期间，赴各国名都，历时约一年半。1934年8月16日，他抵上海，几日后返南京。至此，徐悲鸿的活动路线一直以南京为中心，往来各地办展、写生、交游。其中，徐悲鸿所行路线较为特殊的是广西部分。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大多数艺术家随高校内迁或自行迁徙至西南，而徐悲鸿与西南地区结缘更早。在1935年10月，他便有桂林之行的念头。徐悲鸿给苏希洵回信中提及：“余夙慕桂林山水，盖二十年前弱冠时，即友易君钦吾，桂林人也，聆其叙述，久为神往。”9157除信中所提及的仰慕于桂林山水之外，徐悲鸿当时家庭关系破裂，将南京家宅完全收拾，似有短暂逃离南京、赶赴桂林之意。无独有偶，1936年，他致函舒新城，述说与孙多慈之间的遭遇“弟紧要关头，已痛苦万分，便将束装去桂与世绝缘，完成未竟著作。”9166显然，徐悲鸿述说自己对爱情心灰意冷，只得赴桂专心著作。1936年6月2日，徐悲鸿携带了三十六箱艺术品抵至南宁。至南宁后，徐悲鸿受到广西政府当局礼遇，并被聘为顾问。彼时，由于两广军阀联合逼蒋抗日，蒋介石陈兵至广东、桂林边界。时局紧张，徐悲鸿仍居于南宁进行艺术创作，并致力于广西美术事业。同年9月上旬，广西省政府迁至桂林，徐悲鸿随同搬迁。此时，徐悲鸿或有长居广西的打算。9月25日，在给舒新城的信中，徐悲鸿提及“拟在桂林购置房产不回南京”9175，同时信中不忘关心抗日统一战线，“广西民气甚好，当与南京政府继续对抗”9175。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全国团结抗战达成一致。12月16日，桂系首领李宗仁通电全国，主张停止内战，建立“艺术报国”：抗战时期徐悲鸿在国内西南与南洋的路线及艺术活动探微“Serving the Country with Art”:An Exploration of Xu Beihongs Travel Routes and Art Activ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张 鹏 汤云鹏Zhang Peng and Tang Yunpeng摘 要：抗战时期的艺术活动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极特殊的阶段，而徐悲鸿正是这一时期艺术家的典型代表。1936年至1945年，徐悲鸿的活动区域主要遍及国内西南与南洋区域，其活动路线虽有个人的选择的因素，但更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本文将着眼于历史时局，分析徐悲鸿抗战时期的活动路线，并对徐悲鸿这一阶段的活动形式与艺术作品做分类与概括，以窥探历史时局对徐悲鸿的活动路线以及艺术活动的影响。关键词：徐悲鸿；抗战时期；艺术报国；国内西南与南洋；艺术活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国举国上下陷入动荡危机之中。在时局影响下，徐悲鸿的艺术活动不得不受战事左右。1936年至1945年，其活动区域主要在国内西南与南洋地区。1936年，被迫由南京转至桂林。1939年，远去异国他乡，进行筹赈办展，并将善款捐赠前线抗日。1942年，他归国后又积极筹措大后方艺术事业，为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徐悲鸿的南洋之行、归国的路线以及其间的艺术活动，实际是历史时局与人事共同推演的结果。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内局势日渐紧张，艺术家被卷入时代的洪流当中，思想和观念开始发生重要转变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开始由“为艺术而艺术”转向现实生活。此时，诸多艺术家毅然奔赴前线，开启了艺术报国之路，例如赵望云、李桦等人。而徐悲鸿这位有着“侠义”精神的爱国画家，也开始了“艺术报国”之路。民族危亡之际，徐悲鸿既要在时代的洪流之下求得生存，又要尽个人全力积极报效祖国，实乃行大义者。一、目前关于徐悲鸿在国内西南与南洋地区的辗转路线与艺术活动研究从搜集的文献资料来看，对徐悲鸿在中国西南地区以及南洋、印度艺术活动的相关研究不是很多，主要分散在关于其艺术风格、艺术教育以及中国画改革的主题性研究成果之中，并且仅采取记录式的事实描述，而以主题性研究来梳理徐悲鸿在西南地区及南洋诸国参与的具体艺术活动及辗转因由的佐证资料，则尤为欠缺。另外，从国内西南辗转至南洋路线的研究，作为徐悲鸿艺术活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则通常局限于主观层面，忽视历史时局的变化对徐悲鸿路线抉择的影响，并且，以往研究多是以线性历史为基准，进而围绕其活动作时间性梳理，难免误判了他在路线关键节点进行抉择的客观因素。因此，对徐悲鸿路线节点进行历史考证与阶段性梳理，则是率先应当开展的工作。在关于徐悲鸿的系列研究中，李松对于其自抗战以来前往国内西南地区，再辗转南洋，而后归国的艺术活动都有所关注。他通过走访徐悲鸿生前诸多好友以及学生，对照大量相关史料、手迹等，对其生平以及艺术相关活动进行梳理，为相关研究的延伸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徐悲鸿年谱一书中“遥看群息动，伫立待奔雷”一节，即是对徐悲鸿1938至1945年艺术活动的整理，但多为罗列事件，并未详尽论述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李松注意到历史时局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其通过概括国内外历史时局的动态关系，将历史时局与徐悲鸿个人研究结合起来。1关于徐悲鸿抗战时期从国内至南洋阶段的总体研究，多集中于对艺术创作与艺术展览等进行论述，对于出国前的状态却很少提及。总的来说，相关论述多集中于区域性2627近现代美术史06 2023 北方美术MODERN ART HISTORYNORTHERN ART 2023 06研究，例如，徐悲鸿旅居南京、桂林、重庆等文化名城，可针对他在当地艺术活动的相关研究，则缺少对整体路线的梳理以及全面历史史实的洞悉。另一方面，由国内至南洋筹备阶段以及旅居南洋阶段，相关的个人活动路线的研究较为全面，但对日军侵华路线以及关键战役所导致的逃亡与流徙对艺术家个人活动的影响却缺乏关注。关于徐悲鸿寓居南洋阶段的研究，已有学者从筹备出国至旅居南洋进行整体论述，而且多集中于南行目的研究，对路线研究仅有所提及，或者只是根据相关史实进行罗列。其中，华天雪此行有多远徐悲鸿最后一次出游南洋考一文，主要论及了1939年至1941年间徐悲鸿南行的诸多原因，其中涉及政治局势、家庭与爱情、个人际遇等方面。另外，文中更是大胆推断徐悲鸿南洋之行，除了筹赈外，“或许有逃离出去、长期居留甚至一去不复返的念头”2。此外，张眠溪“流亡”与赈济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信所见其南洋、印度之行一文，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徐悲鸿书札为材料，对徐悲鸿的南洋、印度之行进行考证。文中作者以“流亡”为线索，提及徐悲鸿与孙多慈爱情纠葛对徐悲鸿此间行程的影响。关于路线的研究，作者指出南洋之行应当称之为南洋、印度之行，而非南洋之行。3关于徐悲鸿往返于南洋与国内期间的研究，以欧阳兴义的成果较为全面。其所作悲鸿在星洲一书资料翔实，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对1939年至1942年间徐悲鸿活动研究的空白。作者以徐悲鸿的艺术活动、交游以及诸多与徐悲鸿有交集人士的相关回忆为主要内容，论述了这一阶段关于徐悲鸿的史实。文中，欧阳洪义多次转述了亲历者对当时日军攻占星洲的描述，提及战争不仅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还改变了个人生活，直接导致徐悲鸿自星洲赴美办展之事告吹。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徐悲鸿经由缅甸抵云南归国至抗日战争结束期间的研究与分析，主要集中于两部分，分别为徐悲鸿的交游、展演、院系筹建等相关活动研究和大后方城市的区域性研究。其一，关于徐悲鸿在云南的相关活动研究。曾天华图存与救亡抗战时期入滇美术家及其作品考察一文，将徐悲鸿列为入滇美术家的特殊代表。作者指出，徐悲鸿1942年1月入滇至1942年6月离开昆明去往重庆，旅居云南长达半年，相较于其他入滇美术家，在滇活动时间较长，做出的贡献较大。此外，关于入滇路线，曾天华将抗战时期美术家入滇的主要路线归纳为两条。其中，徐悲鸿与其他美术家入滇路线不同，其主要是南洋之行后，经由云南边境入滇。文中并未提及其离开云南的原因，只是笼统地将进入西南地区的艺术家离开的原因归结为抗战结束。5其二，关于徐悲鸿在重庆、桂林的相关活动研究。韩靖抗战时期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团队和重庆中国美术学院论及1942年徐悲鸿返渝后积极筹建中国美术学院，并以此为阵地，积极推行写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培养写实主义的艺术人才，勾勒我国现实主义美术教育的蓝图。6陈晓南在抗战时期重庆的美术活动概况中谈到徐悲鸿在重庆活动时的政治风波与画坛时局，以及其在该地的文艺宣传与艺术建树。7杨益群在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的作用意义及影响中讨论徐悲鸿所处的艺术团体在广西桂林的艺术活动，包括研究授课、兴办院校以及组织抗战宣传等等。8二、风云变幻：战乱时期下的动荡局势与个人路线选择1937年以后，我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此时，徐悲鸿已经由南京奔赴并寓居西南区域。而后，其又从西南前往南洋、印度办展。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是年初，徐悲鸿转道缅甸回国。从云南归国后，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期间，均活动于我国的西南大后方。事实上，抗战时期徐悲鸿的活动路线，是其本人都无法预计的，这与七七事变以来的历史格局息息相关。在这条绵延的路线中，徐悲鸿的择路多受爱情、家庭、事业、机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相较于抗战历史时局，路线选择更是被时代的浪潮所推举前行的结果。（一）抗日战争以来：战火蔓延行至西南区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值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课，他愤而题画“哀鸣思战斗，迥立问苍苍”。9100 1932年2月，日军炮击南京，中大被迫停止授课，他毅然支持学生参与抗日活动。而后到达北平，寓居胡适家中。同年3月3日，上海一二八战事结束，后返回南京，并奔走于上海、苏州、杭州、北平等地。直至1933年始，徐悲鸿应法国国立外国美术馆之请，动身前往欧洲举行中国绘画展览。游历欧洲期间，赴各国名都，历时约一年半。1934年8月16日，他抵上海，几日后返南京。至此，徐悲鸿的活动路线一直以南京为中心，往来各地办展、写生、交游。其中，徐悲鸿所行路线较为特殊的是广西部分。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大多数艺术家随高校内迁或自行迁徙至西南，而徐悲鸿与西南地区结缘更早。在1935年10月，他便有桂林之行的念头。徐悲鸿给苏希洵回信中提及：“余夙慕桂林山水，盖二十年前弱冠时，即友易君钦吾，桂林人也，聆其叙述，久为神往。”9157除信中所提及的仰慕于桂林山水之外，徐悲鸿当时家庭关系破裂，将南京家宅完全收拾，似有短暂逃离南京、赶赴桂林之意。无独有偶，1936年，他致函舒新城，述说与孙多慈之间的遭遇“弟紧要关头，已痛苦万分，便将束装去桂与世绝缘，完成未竟著作。”9166显然，徐悲鸿述说自己对爱情心灰意冷，只得赴桂专心著作。1936年6月2日，徐悲鸿携带了三十六箱艺术品抵至南宁。至南宁后，徐悲鸿受到广西政府当局礼遇，并被聘为顾问。彼时，由于两广军阀联合逼蒋抗日，蒋介石陈兵至广东、桂林边界。时局紧张，徐悲鸿仍居于南宁进行艺术创作，并致力于广西美术事业。同年9月上旬，广西省政府迁至桂林，徐悲鸿随同搬迁。此时，徐悲鸿或有长居广西的打算。9月25日，在给舒新城的信中，徐悲鸿提及“拟在桂林购置房产不回南京”9175，同时信中不忘关心抗日统一战线，“广西民气甚好，当与南京政府继续对抗”9175。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全国团结抗战达成一致。12月16日，桂系首领李宗仁通电全国，主张停止内战，建立“艺术报国”：抗战时期徐悲鸿在国内西南与南洋的路线及艺术活动探微“Serving the Country with Art”:An Exploration of Xu Beihongs Travel Routes and Art Activ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张 鹏 汤云鹏Zhang Peng and Tang Yunpeng摘 要：抗战时期的艺术活动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极特殊的阶段，而徐悲鸿正是这一时期艺术家的典型代表。1936年至1945年，徐悲鸿的活动区域主要遍及国内西南与南洋区域，其活动路线虽有个人的选择的因素，但更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本文将着眼于历史时局，分析徐悲鸿抗战时期的活动路线，并对徐悲鸿这一阶段的活动形式与艺术作品做分类与概括，以窥探历史时局对徐悲鸿的活动路线以及艺术活动的影响。关键词：徐悲鸿；抗战时期；艺术报国；国内西南与南洋；艺术活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国举国上下陷入动荡危机之中。在时局影响下，徐悲鸿的艺术活动不得不受战事左右。1936年至1945年，其活动区域主要在国内西南与南洋地区。1936年，被迫由南京转至桂林。1939年，远去异国他乡，进行筹赈办展，并将善款捐赠前线抗日。1942年，他归国后又积极筹措大后方艺术事业，为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徐悲鸿的南洋之行、归国的路线以及其间的艺术活动，实际是历史时局与人事共同推演的结果。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内局势日渐紧张，艺术家被卷入时代的洪流当中，思想和观念开始发生重要转变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开始由“为艺术而艺术”转向现实生活。此时，诸多艺术家毅然奔赴前线，开启了艺术报国之路，例如赵望云、李桦等人。而徐悲鸿这位有着“侠义”精神的爱国画家，也开始了“艺术报国”之路。民族危亡之际，徐悲鸿既要在时代的洪流之下求得生存，又要尽个人全力积极报效祖国，实乃行大义者。一、目前关于徐悲鸿在国内西南与南洋地区的辗转路线与艺术活动研究从搜集的文献资料来看，对徐悲鸿在中国西南地区以及南洋、印度艺术活动的相关研究不是很多，主要分散在关于其艺术风格、艺术教育以及中国画改革的主题性研究成果之中，并且仅采取记录式的事实描述，而以主题性研究来梳理徐悲鸿在西南地区及南洋诸国参与的具体艺术活动及辗转因由的佐证资料，则尤为欠缺。另外，从国内西南辗转至南洋路线的研究，作为徐悲鸿艺术活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则通常局限于主观层面，忽视历史时局的变化对徐悲鸿路线抉择的影响，并且，以往研究多是以线性历史为基准，进而围绕其活动作时间性梳理，难免误判了他在路线关键节点进行抉择的客观因素。因此，对徐悲鸿路线节点进行历史考证与阶段性梳理，则是率先应当开展的工作。在关于徐悲鸿的系列研究中，李松对于其自抗战以来前往国内西南地区，再辗转南洋，而后归国的艺术活动都有所关注。他通过走访徐悲鸿生前诸多好友以及学生，对照大量相关史料、手迹等，对其生平以及艺术相关活动进行梳理，为相关研究的延伸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徐悲鸿年谱一书中“遥看群息动，伫立待奔雷”一节，即是对徐悲鸿1938至1945年艺术活动的整理，但多为罗列事件，并未详尽论述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李松注意到历史时局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其通过概括国内外历史时局的动态关系，将历史时局与徐悲鸿个人研究结合起来。1关于徐悲鸿抗战时期从国内至南洋阶段的总体研究，多集中于对艺术创作与艺术展览等进行论述，对于出国前的状态却很少提及。总的来说，相关论述多集中于区域性2829近现代美术史06 2023 北方美术MODERN ART HISTORYNORTHERN ART 2023 06路线。另外，滇缅公路于1938年8月底竣工通车，12月开始投入运输，继而陆续有物资通过此路线运输至境内。此条路线对抗战具有重大意义，可称之为中国抗战援助的生命线。然而，此路线也遭日军的破坏。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河内，并设立“滇缅路封锁委员会”对滇缅公路重点路段进行持续轰炸。加上此前1939年11月南宁失守，桂越交通路线中断，以及1940年6月，法国殖民当局向日本妥协，滇越交通被破坏，如此一来，我国与外界沟通的交通路线多遭破坏，此阶段回国安全隐患颇多。徐悲鸿旅居南洋、印度期间，受到了各界欢迎。在华侨和旧友的支持下，画展筹备相当成功，同时，他的画稿订件激增，筹赈金额非常可观。因此，其积极来往于南洋办展，原定行程不断延期。1939年至1942年间，往返南洋、印度各地办展，并三次以新加坡为中转。首次为1939年1月至1939年11月途经新加坡，而后启程赴印度办展；第二次抵达新加坡为1940年12月至1941年1月，而后赴吉隆坡、怡保、槟城等地办展；第三次为1941年8月至1942年1月，后因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而转道回国。其中，留居印度时间为1939年11月至1940年11月，吉隆坡、怡保、槟城等地办展时间为1941年1月至1941年3月。对比于国内战事的激烈、交通路线的中阻等因素来看，受英、美、法、荷、葡等国殖民的南洋环境相对安稳。徐悲鸿在那里不仅可以专心创作，还能够将筹赈办展的可观所得捐献祖国前线。因此，这三年时间，徐悲鸿也并未再如信所说计划内短期归国。（三）绝处逢生：归国至西南区域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登陆克拉地峡和哥达巴鲁等地，航空兵对新加坡进行轰炸，地面部队向南部进发。此时，徐悲鸿却因画箱体积过大，运输不便而苦闷。为保护文物，他决定将一些文物运往崇文学校装藏。惜艺术品过于珍贵，其甚至决定与它们共存亡。幸而，得“伪将军”刘汉钧许下承诺，他日将帮忙运送部分作品归国奉还，徐悲鸿才肯只身归国。1942年1月下旬，日军攻城之日迫在眉睫，他终于携一千余件作品及部分珍贵物品登上星洲沦陷之前开往印度的轮船，途中弃船经缅甸仰光转滇缅公路，才回到中国边境重镇云南畹町。在撤离途中，徐悲鸿可谓绝处逢生。早在此前，日本对中国的交通就已经采取进一步封锁策略。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召开陆军会议，会议文件明确“在整个时期，力求加强地面、海上及空中的封锁。切断法属印度支那通道，阻止缅甸通道，以海军封锁海面及以陆军兵力封锁海港作战并行，加强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压迫”17。而徐悲鸿在日本即将攻陷新加坡时，才打算转道回国，不啻为冒险之举。另外，由于日军在1941年12月就对香港完成侵占，因此，其可选的归国路线，只剩下从东南半岛转陆路进入中国西南区域。徐悲鸿刚坐轮渡离开，印度尼西亚群岛便相继沦陷。留在此地的诸多好友被日军残害。其中，黄孟圭被捕，张汝器、刘志、何光耀、郁达夫等先后被日军杀害。在日军对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侵袭下，时局骤变，艺术家在这洪流之中，不过沧海一粟。徐悲鸿能够从新加坡顺利离开，自缅甸仰光进入国内云南，实乃大幸。1940年6月，由于法国政府更迭，加上日方给予的压力，印支通道被迫关闭；同年9月，为达到封锁中国的作战效果，日军进攻越南，企图一举截断滇越国际交通铁路线。但徐悲鸿自南洋想要归国，必须穿越他国境内到达云南。于是，归国只剩下一个选择滇缅公路。另外，自1942年1月徐悲鸿离开新加坡后，缅甸以及印度尼西亚群岛各国相继沦陷。从交通路线来看，滇缅公路作为重要的交通线也被切断，中国与外界的陆路交通几近断绝，如若归国继续愆期，归国之愿景怕是遥遥无期。幸运的是，徐悲鸿取道仰光经云南边境归国竟无受几多阻拦。1942年1月6月，徐悲鸿终抵云南边境畹町，此后在云南省内辗转活动近半年。这段时间，云南已经由抗战大后方开始向抗战前线转变。由于云南与缅甸接壤，日军企图通过攻占缅甸来打开中国大后方的大门。所以，在缅甸陷落后，日军紧接着便开始进攻滇西。1942年5月日军攻占云南怒江以西的腾冲、龙陵、保山等地，直逼大理、昆明。徐悲鸿受日军进犯之影响，无法在云南过多逗留。在1月中旬抵保山后，2月上旬便至大理，4月抵昆明，6月下旬就返重庆了。1942年6月，徐悲鸿再次回到重庆，彼时距上次旅居重庆已近四年。抗战时期，随着政治重心的迁移，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重要城市，如桂林、贵阳、昆明、成都等均成为当时的文化堡垒。徐悲鸿从云南奔赴重庆后，便开始以重庆、桂林为中心流动于西南大后方的活动路线。由于前线战火频仍，时局紧逼，徐悲鸿同其他艺术家一样徙居大后方城市，艺术活动的交流与互动也变得愈加密切、频繁。此外，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其美术活动具有独特的引领性，加上大后方各文化名城积极回应重庆的艺术活动，艺术家也长期来往于这些城市。另一边，桂林对于徐悲鸿而言具有特殊意义。据前文所述，他出国前长期留居于桂林，在此结交了诸多好友，创办了艺术学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此前还寄放了“大量图片、书籍和沉重的西方铜雕”18651。因此，徐悲鸿归国后必然会重回桂林，一方面探望老友，另一方面则为整理自己的文物。从以上的路线梳理可以看出，徐悲鸿在时局动荡之下路线辗转的不易，几乎九死一生。尤其在1942年回国之前的阶段。由于徐悲鸿渴望国家的统一与和平，忧思祖国文物的保存，多次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地而不顾。同时，无论身处何方，徐悲鸿都一直密切关注祖国前线战事。在1942年疾风雷雨中，徐悲鸿曾题记：“疾风雷雨无时已，问卜何年见太平。”9244徐悲鸿出于对祖国的关怀，已然是将艺术作为救国的手段和途径，融汇于他的艺术实践当中。而回顾徐悲鸿路线的辗转往复，其实不仅是时代下的飘零，也是个人救亡和图存的选择。三、忧国奉公：徐悲鸿“艺术报国”思想的形成与实践在抗战御侮的背景下，徐悲鸿积极主张抗日，并积极贡献自身的力量。徐悲鸿抗战时期的活动路线以南洋、印度之行为关节点，我们可将其抗日时期的艺术活动大致分九一八事变至出国前（19311939）、出国（19391942）、抗日政府，一致对外，桂系军队北上抗日。“西安事变从爆发到解决的整个过程中，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广西地方实力派确实起到了国民党内其他抗日力量难以起到的作用。”10无疑，徐悲鸿所处的广西地区，由于地方派的反蒋方针贯彻始终，国内其他地方局势仍不明朗，故而给予徐悲鸿长留此地以稳定的政治因素。1937年1月，他由广西返回南京，将所藏古董字画以及作品处理完毕，准备运往广西。是年春，经上海返回桂林，并寓居于此。5月，先后前往香港、广州、长沙等地举办画展。七七事变后，徐悲鸿返回南京，继续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教书。然而，局势不容乐观，我国内陆和沿海大片国土沦入日军之手，文化教育事业遭到极大的破坏。战争迅速蔓延，不但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被摧毁，包括中央大学艺术系在内的诸多知名艺术院校也被日军的战火殃及。国内重要的高等学府，在国民政府高校内迁政策的指导下，向内地流徙，一直通往西南大后方。同年9月23日，徐悲鸿接到中大迁校通知，决定同中大内迁至重庆。而后，徐悲鸿返回桂林，又抵达重庆落居。（二）柳暗花明：远行南洋、印度徐悲鸿南洋之行起因为受泰戈尔先生之邀，需动身赶赴印度举办画展。1939年11月2日，在爱华音乐社为徐悲鸿举办的饯行会上，他谈及其原计划于1938年底由桂林远赴欧洲，然而欧洲发生战事，又适逢泰戈尔先生邀约在即，于是改道前去印度办展。由此可见，战争以及相应国内外局势的变幻影响着徐悲鸿行动路线的抉择。徐悲鸿出国之路，是为从西南转道香港，渡船至新加坡。而自1936年起，其生平收藏便一直保管于桂林，其中涉及大量书画真迹、画册、美术资料等。据前文可知，为赴印度之约，他须得携带相应艺术作品。实际上，徐悲鸿从广西出发时共携带十六大箱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定然在辗转时会遇到诸多麻烦。因此，可推测其最优路线即是从桂林直达香港。但这段路程距离虽短，在当时却是险象环生。七七事变以来，继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接连失陷，陆上公路、铁路多被日军切断、阻隔（广九粤汉铁路相继被两端切断），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也先后被日军占领，许多出国路线被迫断绝。因此，徐悲鸿由桂林坐中安轮至香港，竟是唯一的出国路线选择。抗日战争时期，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其采取中立态度，即听命于英国政府的方针在不被卷入中日战争的前提之下支持中国。此外，日军“虽已对中国沿岸海面进行了封锁，但一直不够严密，无数帆船以香港为中转基地，横行于华中、华南沿海一带，到处形成了向腹地走私的通道”11。香港宽松且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致使诸多人员以及货物以香港为中转口进出国内，当然也成为徐悲鸿转道出国、中转运输的首选站点。桂林至香港之路，虽尚有生机，然而却也危机重重。1938年10月9日，徐悲鸿与友人携十六只皮箱踏上由桂林转至香港之路。据徐悲鸿西江漂流记中所述，其一行从桂林出发，顺漓江而下抵达梧州。由于当时日寇抵达大鹏湾，广州虎门已经被封，英国船尚无法去香港，船只好转至广州三水。1938年10月21日，闻广州失陷，他所在轮渡又只好由三水日夜兼程返回梧州。考虑到广西亦会封锁西江，因此24日船只须转至容奇，等待解封后驶入香港。由于沦陷后省内局势不明，多地有日军盘桓，为避免战争灾害，徐悲鸿所在船只尝试前往容奇、三水、九江、江门等地寻求出路，直至11月10日福安轮才抵达香港。1938年12月，日本陆军省制定的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规定：“对战略尤其政略之要点，应坚持顽强的航空作战，以及海上封锁等。尽力切断其残存之对外联络线，特别是武器输入路线。”12可以看出，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呈左右夹击状，而徐悲鸿由西江至香港的路线，属实令人惊心动魄。1939年1月4日，徐悲鸿在给徐伯阳、徐丽丽的信件中也论及“行到半路（香港）便遭封锁，幸能安全出国”13。而后，徐悲鸿又在香港滞留两月，原因在于“未曾领得护照”。信中徐悲鸿又向家人述及行程规划：“已定今夜（一月四日）乘荷兰船Van Henfze赴新加坡，在路上有四日。如能一切顺利，二月中定能返到重庆。”13可知，徐悲鸿原计划此次出国之行为短途，并拟2月回到重庆。但事实上，其南洋、印度之行时间从1939年1月，一直到1942年1月，期间长达三年之久。显然，这次旅程没有按原计划2月中返回重庆。那么，难道他在南洋并非如信中所提及的“一切顺利”吗？1939年1月9日，徐悲鸿抵达新加坡，共待十月有余，确切时间为1939年1月至1939年11月。而后，徐悲鸿启程赴印度。根据星洲日报可知，1939年11月18日他坐邮轮经缅甸仰光而赴印度加尔各答。徐悲鸿发表于南洋商报的真西游记记载，此次航行共六天至缅甸，并作小游。之后徐悲鸿抵达加尔各答，因为税关的问题，在此滞留一周。他给新加坡友人函：“舟行停滞凡十二日，十一月二十九，方抵达加尔各答。”14175不多久，根据中华书局所藏徐悲鸿给舒新城信件可知，他“十二月六日到国际大学，已见泰戈尔先生”15。徐悲鸿在南洋、印度久居三年期间，国内战事已到白热化阶段。1939年10月，徐悲鸿给孙多慈的信中写道：“自欧洲起世界情形大变，交通大是艰难，幸你不再说相从的话了，简直是不可能了，我亦犯不上解释这些，横竖隐居碧湖是一种乐境。”14183此话从字面上看，像是徐悲鸿对孙多慈“失信”于爱情的激昂陈词，实际上却是从困窘无奈的境遇反映已然大变的世界局势。此时，反观国内的战争，日本希望利用对交通线的控制，来切断中国的国际援助线。1938年10月，自武汉、广州陷落后，西部有四条国际交通线，即香港与内地线、西北与苏联之间的西北路线、越南海防与中国昆明之间的印支通道和连接缅甸仰光、腊戍、中国昆明的滇缅路线，其中西北路线、印支通道以及滇缅路线均为陆路通道。16由于前线战事胶着，对于当时的徐悲鸿而言，若想回国，只能寻求与大后方连接的国际交通路线。由于西北路线自然与行程目的不相关联，而连接越南与缅甸的印支通道与滇缅交通线都与云南昆明相连接，并且，云南当时的首领龙云在两广事变发生后，竭力支持蒋介石，与徐悲鸿交好的桂系主张相悖，因此香港与内地的交通线成为他唯一可供考量的出国与归国2829近现代美术史06 2023 北方美术MODERN ART HISTORYNORTHERN ART 2023 06路线。另外，滇缅公路于1938年8月底竣工通车，12月开始投入运输，继而陆续有物资通过此路线运输至境内。此条路线对抗战具有重大意义，可称之为中国抗战援助的生命线。然而，此路线也遭日军的破坏。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河内，并设立“滇缅路封锁委员会”对滇缅公路重点路段进行持续轰炸。加上此前1939年11月南宁失守，桂越交通路线中断，以及1940年6月，法国殖民当局向日本妥协，滇越交通被破坏，如此一来，我国与外界沟通的交通路线多遭破坏，此阶段回国安全隐患颇多。徐悲鸿旅居南洋、印度期间，受到了各界欢迎。在华侨和旧友的支持下，画展筹备相当成功，同时，他的画稿订件激增，筹赈金额非常可观。因此，其积极来往于南洋办展，原定行程不断延期。1939年至1942年间，往返南洋、印度各地办展，并三次以新加坡为中转。首次为1939年1月至1939年11月途经新加坡，而后启程赴印度办展；第二次抵达新加坡为1940年12月至1941年1月，而后赴吉隆坡、怡保、槟城等地办展；第三次为1941年8月至1942年1月，后因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而转道回国。其中，留居印度时间为1939年11月至1940年11月，吉隆坡、怡保、槟城等地办展时间为1941年1月至1941年3月。对比于国内战事的激烈、交通路线的中阻等因素来看，受英、美、法、荷、葡等国殖民的南洋环境相对安稳。徐悲鸿在那里不仅可以专心创作，还能够将筹赈办展的可观所得捐献祖国前线。因此，这三年时间，徐悲鸿也并未再如信所说计划内短期归国。（三）绝处逢生：归国至西南区域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登陆克拉地峡和哥达巴鲁等地，航空兵对新加坡进行轰炸，地面部队向南部进发。此时，徐悲鸿却因画箱体积过大，运输不便而苦闷。为保护文物，他决定将一些文物运往崇文学校装藏。惜艺术品过于珍贵，其甚至决定与它们共存亡。幸而，得“伪将军”刘汉钧许下承诺，他日将帮忙运送部分作品归国奉还，徐悲鸿才肯只身归国。1942年1月下旬，日军攻城之日迫在眉睫，他终于携一千余件作品及部分珍贵物品登上星洲沦陷之前开往印度的轮船，途中弃船经缅甸仰光转滇缅公路，才回到中国边境重镇云南畹町。在撤离途中，徐悲鸿可谓绝处逢生。早在此前，日本对中国的交通就已经采取进一步封锁策略。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召开陆军会议，会议文件明确“在整个时期，力求加强地面、海上及空中的封锁。切断法属印度支那通道，阻止缅甸通道，以海军封锁海面及以陆军兵力封锁海港作战并行，加强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压迫”17。而徐悲鸿在日本即将攻陷新加坡时，才打算转道回国，不啻为冒险之举。另外，由于日军在1941年12月就对香港完成侵占，因此，其可选的归国路线，只剩下从东南半岛转陆路进入中国西南区域。徐悲鸿刚坐轮渡离开，印度尼西亚群岛便相继沦陷。留在此地的诸多好友被日军残害。其中，黄孟圭被捕，张汝器、刘志、何光耀、郁达夫等先后被日军杀害。在日军对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侵袭下，时局骤变，艺术家在这洪流之中，不过沧海一粟。徐悲鸿能够从新加坡顺利离开，自缅甸仰光进入国内云南，实乃大幸。1940年6月，由于法国政府更迭，加上日方给予的压力，印支通道被迫关闭；同年9月，为达到封锁中国的作战效果，日军进攻越南，企图一举截断滇越国际交通铁路线。但徐悲鸿自南洋想要归国，必须穿越他国境内到达云南。于是，归国只剩下一个选择滇缅公路。另外，自1942年1月徐悲鸿离开新加坡后，缅甸以及印度尼西亚群岛各国相继沦陷。从交通路线来看，滇缅公路作为重要的交通线也被切断，中国与外界的陆路交通几近断绝，如若归国继续愆期，归国之愿景怕是遥遥无期。幸运的是，徐悲鸿取道仰光经云南边境归国竟无受几多阻拦。1942年1月6月，徐悲鸿终抵云南边境畹町，此后在云南省内辗转活动近半年。这段时间，云南已经由抗战大后方开始向抗战前线转变。由于云南与缅甸接壤，日军企图通过攻占缅甸来打开中国大后方的大门。所以，在缅甸陷落后，日军紧接着便开始进攻滇西。1942年5月日军攻占云南怒江以西的腾冲、龙陵、保山等地，直逼大理、昆明。徐悲鸿受日军进犯之影响，无法在云南过多逗留。在1月中旬抵保山后，2月上旬便至大理，4月抵昆明，6月下旬就返重庆了。1942年6月，徐悲鸿再次回到重庆，彼时距上次旅居重庆已近四年。抗战时期，随着政治重心的迁移，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重要城市，如桂林、贵阳、昆明、成都等均成为当时的文化堡垒。徐悲鸿从云南奔赴重庆后，便开始以重庆、桂林为中心流动于西南大后方的活动路线。由于前线战火频仍，时局紧逼，徐悲鸿同其他艺术家一样徙居大后方城市，艺术活动的交流与互动也变得愈加密切、频繁。此外，重庆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