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理论思维”论题的原初语境及其当代价值.pdf

民族复兴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年第 期恩格斯“理论思维”论题的原初语境及其当代价值张建军摘 要通过恩格斯提出“理论思维”论题的原初语境分析可以辨明，恩格斯明确地把“理论思维”基本工具界定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其所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辩证逻辑）互补融通机理的深刻认知。基于现代逻辑的长足发展而把握这种互补融通机理，需要对辩证逻辑的两个经典论点予以辨析与改进。这对于在新时代条件下坚持以“系统观念”为标志的科学思想方法和辩证逻辑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功能。关键词理论思维 形式逻辑 辩证法 辩证逻辑 系统观念作者简介：张建军，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兼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是恩格斯被广为引用的一句名言。而并非众所周知的是，恩格斯所使用的“理论思维”概念是有其确定界说的，他明确地把“理论思维”基本工具界定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其所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互补融通机理的深刻认知。这种互补融通机理的把握，对于新时代条件下坚持以“系统观念”为标志的科学思想方法及辩证逻辑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功能。因此，回归“理论思维”论题的原初语境，澄清其基本含义，不仅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恩格斯“理论思维”论题的本原语义恩格斯“理论思维”论题，来自自然辩证法手稿中的反杜林论旧序一文，所在段落如下：年这一年在德国一事无成，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发生了全面的反转。由于民族热衷于实际，一方面初步建立起大工业和欺诈事业，另一方面为德国自然科学此后所经历的、由巡回传教士和漫画人物福格特、毕希纳等等所揭开的巨大跃进奠定了基础，于是民族坚决地摒弃了在柏林老年黑格尔派的风沙中迷失道路的德国古典哲学。柏林的老年黑格尔派确实应该遭到这样的命运。但是，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可是正当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接受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随同黑格尔派一起抛到大海，因而又无可奈何地陷入旧的形而上学。在民族复兴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古典哲学的各种残余中，只有某种新康德主义得以幸存，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最后一言就是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下来的部分。最终的结果是现今盛行的理论思维的漫不经心和杂乱无章。这是 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新译文，与旧译本相比有所改变。从原文语境看，“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的新译，是更符合原文上下文的关联的；但因为这句名言已经耳熟能详，且新旧译语义上区别不大，人们通常仍使用“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的旧译。恩格斯的这段话是针对德国古典哲学“终结”后当时德国学界的“混乱”状况而言的，其中的“全面反转”一词，显然是在贬义的讽刺意味上使用的。使恩格斯痛心疾首的，是当时德国哲学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摒弃。若单看这一段，似乎恩格斯所谓“理论思维”主要是指向“辩证法”的。然而，在这一段之前，还有恩格斯关于“理论思维”的一段全面论述：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点对于思维在经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因为，首先，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关于“逻辑”一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形式逻辑本身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直到现在仍是激烈争辩的领域。而辩证法直到今天也只有两位思想家做过较仔细的研究，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然而对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从这段话可以清晰见得，恩格斯的“理论思维”概念中的“理论”，就是指关于“思维形式”或“思维规律”的理论，其所关涉的是他这里所界定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而且，恩格斯在这里强调辩证法是适应现今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思维形式”，但绝没有否定形式逻辑在科学中的基础地位之意，更不会认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是相互拒斥之关系。否则也不会认为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已对辩证法“做过较仔细的研究”，更不会称其为“古代世界的黑格尔”。这一点，亦可证诸后来公开出版的反杜林论中的著名论断：在以往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 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这个明确论断也原文保留在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而在作为恩格斯“哲学遗嘱”的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把这个论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处新版译文总体上比旧版有所改进，但有一处译文值得商榷，即第一句话中的两个“完全”的译法。就中文“完全”一词的一般用法而言，两个“完全”的译法绝对性地否认了理论思维历史发展中的连续性与继承性，这不可能是恩格斯的论断。请对照这段话的旧译：“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新译去掉最后一句中的“并因而”是正确的，但把两个“非常”改为两个“完全”则是不适当的，从原文语境看，翻译为“非常”或“极为”显然更为贴切。这个翻译问题，也典型地说明了在面向辩证思维研究时，仍需要像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加强基本的形式逻辑修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阅江学刊 年 第 期改述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通过这两处大致相同的论断的比较，可以得到如下认识：第一，与黑格尔逻辑学不同，恩格斯这里使用的作为学科名称的“逻辑”，仍然指“形式逻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使用过一次“辩证逻辑”这个词，但在公开发表的文本中，他仍然按当时学界的主流用法，把“逻辑”在用语上等同于“形式逻辑”。第二，恩格斯这里使用的“辩证法”概念不是指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辩证法（他和马克思认为那已经是广义“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实践的那样），而是与“形式逻辑”相并列的“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关于思维过程及其规律的学说”，不过不是作为实验心理学意义上的关于思维的经验科学，而是作为“纯粹思想领域”的“辩证法”学说，因而，将这样的学说称为“辩证逻辑”，亦属顺理成章之举。但需要强调指出的一个文本事实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发表的文字中，除了引用和指谓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外，他们所使用的学科意义上的“逻辑”一词，都是明确指谓“形式逻辑”的。这可以视为他们与黑格尔的一种自觉区隔。与黑格尔逻辑学所具有的“反形式逻辑外貌”不同，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没有否认形式逻辑在人类理性思维和科学研究中的基础作用，在自己研究与论证实践中也熟练地加以运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斥当时的许多学者“缺乏逻辑修养与辩证法的修养”，其中的“逻辑”就是指“形式逻辑”。显而易见，恩格斯本人绝非像 世纪 年代苏联的哲学教科书那样，对形式逻辑采取拒斥与抛弃的态度，而是多方阐释了二者的互补融通机制。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他对归纳和演绎在理性思维中的互补作用的辩证把握上：“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必然是属于一个整体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设法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但是只有记住它们属于一个整体，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才能做到这一点。”正确把握演绎与归纳的关系，也是正确理解它们与辩证逻辑之相互作用的一个关节点。而“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这个要求不但适用于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当然也适用于辩证逻辑。据以上文本已可以清晰地阐释恩格斯“理论思维”概念的确切含义，“理论思维”论题所强调的就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辩证逻辑）这两大思维工具的综合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公开文本中没有更多使用“理论思维”一词，是由于他们使用该词之所指代的意义尚未为当时学界所熟悉。他们尝试使用该词取代在他们眼里已经归于终结的“哲学”（指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而又从中保留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这两大思维工具。通过文本考证，马克思“理论思维”一词的公开使用，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此做了如上全面阐释。但由于后来由普列汉诺夫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之所以说反形式逻辑“外貌”，是说黑格尔型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实质上是与形式逻辑相协调的。这特别体现在其对康德“二律背反”的态度上，他的工作是要“解决”二律背反，而不是直接承认作为逻辑矛盾的特殊形态的二律背反（如当代的亚相容逻辑学者那样）。参见王习胜、张建军的走近“逻先生”：逻辑、社会与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年）中关于这一点的论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民族复兴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始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造成了人们对恩格斯“理论思维”用语含义的把握一直处于模糊状态。我们当然可以重新约定把一切属于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系统性学说称为“哲学”，但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时，须尊重他们自己的用法。这使得“理论思维”概念的澄清，在马克思主义术语学上也具有特别的价值。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互补融通的思路，本可以找到彻底终结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千年“恩怨情仇”的基本路径。然而，普列汉诺夫受黑格尔哲学反形式逻辑外貌的影响，对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关系做了排斥性的错误理解，深刻影响了苏联哲学的发展，在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相悖，竟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广泛使用的“公共预设”。这使得辩证法和辩证逻辑研究与现代逻辑发展长期脱节，极大地限制了辩证逻辑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目前，这个局面尽管已有较大改观，但其影响仍然根深蒂固，需要从基本点上予以彻底澄清。清晰把握恩格斯“理论思维”论题的原初语境，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更为明晰的认识。二、关于辩证逻辑两个经典论点的辨析与改进在明确恩格斯“理论思维”论题的原初语义及其所体现的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互补融通思想的基础上，基于现代逻辑学研究的长足发展，有必要对以往辩证逻辑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两个经典论点提出改进意见。一个论点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用“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来比喻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论断，另一个论点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手稿中关于“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论断。后一个论点马克思本人实际上已经做了明确纠正，但是国内外有不少研究辩证法与辩证逻辑的学者，还在把马克思手稿中的论断当作金科玉律；前一个论点我国逻辑学界已经基本放弃，但在哲学界仍然流行。我认为，这两个论点的系统性改进，对于把握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互补融通机理，从而为在新时代条件下“坚持系统观念”的指导方针提供方法论工具，对于辩证逻辑的创新发展，都是非常必要的，故在此提出如下意见与大家交流。（一）关于“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比喻性论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比喻，的确比较贴切地表明了当时恩格斯心目中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辩证逻辑）之关系的认识。然而，从现代形式逻辑的观点看，曾在哲学基础教材及辩证法与辩证逻辑读物中被广泛引用的如下论断之中，关于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之关系的认识，已被后来数学与逻辑的发展所否定：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在数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初等数学，即常数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运作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数学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 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在这里，单纯的证明同这一方法在新的研究领域中多方面的运用相比较，显然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高等数学中的几乎所有的证明，从微积分的最初的一些证明起，从初等数学的观点看来严格地说都是错误的。如果像这里的情形一样，人们要运用形式逻辑去证明辩证法领域中所获得的结果，那么情况也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阅江学刊 年 第 期在恩格斯所处时代，微积分所面临的“无穷小悖论”（贝克莱悖论）导致的“第二次数学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恩格斯有此认识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在数学手稿中也曾尝试用解决二律背反的辩证思路解决无穷小问题。但是，后来微积分理论的发展，已通过极限理论消除了无穷小悖论，并且将微积分的相容性化归到了集合论的相容性。尽管素朴集合论也产生了悖论并导致“第三次数学危机”，但通过公理化集合论的建构也已经消除了矛盾。现代的微积分理论完全可以在一阶量化逻辑基础框架内建立一阶理论。当然，这些发展都在恩格斯的视域之外或在其身后，我们不能苛求于前贤，但现在应当予以明确修正。不过，这个由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不恰当论断，实际上也不能推衍恩格斯对形式逻辑之作用的排斥。恰恰相反，从当时恩格斯心目中的高等数学的观点看，并不意味对初等数学的排斥，而只是要给后者更恰当的定位。而改进上述经典论点，也不意味着不能对现代形式逻辑的发展进行辩证思考。哥德尔正是通过对作为一阶理论的集合论的深度哲学思考，认识到了经典逻辑与经典数学的“纯外延化”实质，同时又通过“内涵悖论”的研究重新思考了康德开创的哲理范畴逻辑研究路径，提出了建构真正的“概念（内涵）逻辑”的构想。我们也受此启发提出了关于经典数学理论的“广义逻辑真理”理念，这既为经典形式逻辑的“普适性”做了新的论证，同时又为其做了外延化定位。辩证逻辑研究的建设性工作，应当基于哥德尔所启示的内涵化（或“外延化剩余”）路径，这显然也是唯物辩证法精密化发展的一条重要的对话路径。尽管存在以上问题，但恩格斯绝没有像后来的 世纪 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那样，否认形式逻辑作为理论思维或科学思维工具的价值。他所谓“狭隘和初级的界限”，是明确指谓形式逻辑作为“单纯的证明工具”性质的，这也符合形式逻辑包括现代逻辑基础理论之本性。问题在于，由上述不当比喻所衍生的“初等逻辑”与“高等逻辑”之说，对于把握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辩证逻辑）的关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应当辨明并消除的。（二）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唯一“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之论断马克思和恩格斯视域中的“形式逻辑”，只是传统形式逻辑，因而他们更看重自己所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划时代作用。实际上，运用逻辑与语言分析方法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历程，他们对辩证法之作用的“重视”也有一个过程。在最初告别哲学“神圣家族”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初，他们并没有像后期那样重视“理论思维”方法的研究。如最近马哲史研究成果所说，“在 世纪 年代的政治经济语境中，马克思、恩格斯着力强调的是以实证的历史科学来对抗神秘的思辨哲学。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力图通过对物质生产过程的实证考察，来揭示现实社会历史运动过程及其对抗性本质。在此过程中，注重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也被马克思暂时搁置起来”，“的十多年间，甚至存在一个马克思远离黑格尔和辩证法讨论的阶段”。不过，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厚的辩证法背景与其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不起作用，而是说他们尚没有后期那样对唯物辩证法思维方张建军：正规模态集合论悖论及相关问题，逻辑学研究，年第 期。周嘉昕：从大纲到资本论：基于马克思创作过程的当代理论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年第 期。民族复兴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论的高度理论自觉。例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次系统建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有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 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 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比较恩格斯关于“哲学”与“理论思维”的历史关联的论述不难看出，这里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和“抽象”，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理论思维”的基本形式，也就是脱胎于他们认为应当终结的（旧形而上学意义的）“哲学”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最初表述，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了“充其量”这样的评论，认为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种方便而已，它们也一定能“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恩格斯语）的实证科学中自然而然地概括出来。因而，他们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并没有致力于思维方法论研究。然而，正是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马克思深切地体会到了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这体现在他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写的草稿之中。其中马克思专写了一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说明了他采用的方法与以往古典经济学方法之间“两条道路”的差异：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的道路。例如，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方法（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引者）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阅江学刊 年 第 期这几段论述经常被视为马克思关于“辩证逻辑”经典论述，但是显然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都不这样看，否则就难以理解，如此完整的方法论阐述，在马克思生前和身后恩格斯整理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为什么都不设法公开发表？上列论述中只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称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试问：难道“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就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吗？后者正是归纳与演绎的形式逻辑方法起关键作用的地方。因而上列论述有明显的偏颇之处。不过，这几段论述意味着马克思在系统整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成果（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了其深厚的辩证法背景所发挥的作用，因而特意强调了其本人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的根本差异；但与此同时，他也深刻感受到了与黑格尔的辩证法重新展开对话的必要性。因而半年后（年 月）他写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非常著名的给恩格斯的那封信：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的加工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的、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理解。尽管马克思仍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强调辩证法只是有益于“材料上的加工”，但为阐发黑格尔的“合理的东西”所加的着重号，已说明其对系统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认识。也是在马克思的提示下，恩格斯在这一点上承担了主要责任。而 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书评中，把“不亚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之意义的“唯物辩证法”方法的主要内涵，第一次公之于世。马克思在给恩格斯通信中的许诺始终没有实现（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试图在马克思成堆的草稿中寻找“他早就想写成的辩证法大纲”而未得），只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列宁语）；但我认为，至迟在 年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之时，他已经彻底解决了上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草稿中存在的问题。这缘于他清楚地区分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之不同。在通过摘引俄罗斯学者考夫曼的评论，系统说明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段引述可视为马克思要做的“大纲”的一种简化版本）之后，马克思写道：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就是说，马克思“模仿”黑格尔所做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安排，只是一种辩证的“叙述方法”的结构机制，而不是所有“科学的方法”的结构机制。就“研究方法”而言，形式逻辑的（归纳与演绎）方法和辩证思维方法都是可以共同起作用的，而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坚持“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这是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由于马克思是通过摘编别人的评论而勾勒其辩证方法“大纲”的，没有引起学界足够重视。而这个大纲的思想与当代逻辑理论中出现的情境理论与情境哲学具有明显的相通性。笔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个文本在其思想历程中的作用，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之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相提并论，值得反复研讨。民族复兴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辩证法的最根本差异。试想，如果离开形式逻辑所揭示的演绎与归纳机制，如何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并在实践中接受“最顽强的事实”的检验呢？形式逻辑的“叙述方法”经过现代逻辑的长足发展已经达成共识，这就是公理化方法，其现代发展就是形式系统方法。在当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博弈论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其所使用的主要是公理化方法。但遗憾的是，由于其对辩证法总体上的拒斥态度，该思潮中没有人去探讨马克思所阐释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叙述方法之功能。可见，清楚地区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是进一步把握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融通互补机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建构精致化与系统化的辩证逻辑方法论的基本出发点。而所有方法的总体互补路径，可诉诸前引恩格斯名言：“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我们通过逻辑与语言分析方法比较详细地讨论上述思想史脉络，除了论证马克思区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重要意义外，还有一个基本的思考指向，那就是：鉴于现代逻辑的长足发展所提供的丰富工具，当代辩证法学界应当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改变对辩证法的“轻视”态度那样，改变对掌握现代形式逻辑工具的“轻视”态度。乔恩 埃尔斯特等运用现代逻辑工具对马克思的“社会矛盾”理论的重塑所取得的成果，尽管存在各种问题，但也初步显示出了现代形式逻辑在唯物辩证法发展中可能发挥的重要功用。对当代形式逻辑与当代辩证法互补融通机制的探索，是建构当代“理论思维”方法论的必由之路。三、关于恩格斯论题的当代价值在上述讨论基础上，恩格斯“理论思维”论题的当代价值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几年前在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 周年时，我曾提出应当系统把握“两个如何”的问题：第一，更深入把握“实践标准”，就要求系统把握实践究竟如何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第二，更深入把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求系统把握究竟如何从“实事”中求“是”。简言之，究竟如何由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究竟如何实事求是？追问这“两个如何”，逻辑工具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因此，在新时代的“理论思维”中，逻辑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并将之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挥以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互补融通为特征的“理论思维”的作用提供了指南。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力求做到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由此可见，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时期，既亟待强化以整体性、历史性、实践性为特征的辩证思维方式的指导作用，同时又需要我们依照恩格斯“理论思维”论题的指引，把握好其与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互补融通机制。明确这样的认识，对于发挥逻辑研究与应用在新发展时期的功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尊重“最顽强的事实”在马克思恩格斯“新唯物主义”观念中的核心地位，参见张建军：论费尔巴哈论中“唯物主义”的双重语义，江海学刊，年第 期。该文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关于“哲学的终结”的论述做了系统性语义分析。美乔恩 埃尔斯特：逻辑与社会：矛盾与可能世界，贾国恒、张建军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阅江学刊 年 第 期关于恩格斯“理论思维”论题所内蕴的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互补融通机理的把握，对新时代条件下辩证逻辑的创新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在十余年前发表的论当代中国辩证逻辑的历史发展中，笔者曾梳理了我国辩证逻辑研究出现的“七大研究进路”，即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比较研究进路、范畴理论研究进路、科学方法论研究进路、非经典逻辑研究进路、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新成果的辩证审视进路、应用研究进路、思想史研究进路。“七大研究进路”不是刚性的划分，而是相互作用的，在新的条件下已经并正在获得新的发展。就现状而言，笔者认为当前辩证逻辑研究在以下方面颇具生机与活力：一是以科学逻辑、论辩逻辑、认知逻辑、博弈决策逻辑和人工智能逻辑为代表的应用逻辑学科群的发展，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互补融通机制研究提供了广阔舞台。其中早期主要作为形式逻辑的应用方法论学科的科学逻辑，在历史主义学派兴起后，持续呈现出在逻辑与历史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的态势，也为其他应用逻辑学科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而人工智能研究的兴旺，更为人类智能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崭新的课题，从而为探究新时代的理论思维机制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与机遇。二是范畴理论研究上的新推进。从辩证逻辑发展史上的探索看，哲理范畴理论是辩证逻辑的本原进路，其他进路都与其密切相关，而作为当代形式逻辑长足发展之产物的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的长期兴盛，为分析风格的辩证法和辩证逻辑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新的条件。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如辩证矛盾、相互作用、量与质、肯定与否定、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偶然与必然、现实与可能等，建立在社会实践论基础上的真理、知识、信念等认识论范畴，都有望通过与当代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成果的对话与互动获得精致化发展；而哲理范畴逻辑与语言范畴逻辑之对话的启动，也为辩证逻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维度。三是关于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的关系研究，特别是在广义逻辑悖论研究驱动下一系列动态逻辑的兴起，有望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互动研究中获得进一步澄清；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辩证逻辑形式化”的研究，我赞成辩证逻辑的“部分形式化”论题，并认为在人工智能和信息科技的强力驱动下，其与归纳逻辑的“部分形式化”一样，必将在新时代获得长足发展，因而极大地丰富“理论思维”的工具箱。四是基于马克思“人体解剖法”的思想，在上述进展基础上，辩证思维思想史研究亦有望迈上新台阶。特别是随着整个逻辑研究的动态化与行动论转向，以基于情境的行动决策型为显著特征的中国古代辩证逻辑思想宝库，也必将获得新的深度挖掘。总之，笔者在上述文章中所引出的结论在此仍值得一提：“辩证逻辑的发展既要鼓励各种研究路径的百花齐放，更应提倡路径之间的深度互动与争鸣；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在问题导向的多学科、多视角合力攻关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旋律的时代，加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挥各种研究路径的解题功能，是当代辩证逻辑研究的生命力之所在。”（本文系作者据江苏省逻辑学会与中国逻辑学会科学逻辑、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年全国科学逻辑与辩证逻辑讨论会”的发言提纲修订扩充而成，感谢与会学者就该文完善所提出的宝贵意见）责任编辑：易鲲罡张建军：论当代中国辩证逻辑的历史发展，河南社会科学，年第 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年第 期）、光明日报（年 月 日）、新华文摘（年第 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年第 期）均做了转载或摘编，说明学界高度关注辩证逻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