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研究——基于赋权增能的视角.pdf

引文格式：许欢科,韦安.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研究基于赋权增能的视角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18(2):96102.DOI:10.12371/j.ynau(s).202310087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研究基于赋权增能的视角许欢科，韦安*(南宁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西南宁530299)摘要: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不仅关系着自身的基本权益，更是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政治进步的关键问题。当前，性别偏见的桎梏、经济支配权的缺乏、话语权利的缺失以及教育贫困的束缚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多维障碍。基于此，以赋权增能为视角，通过制度赋权增能消除少数民族农村妇女落后的社会性别认知；通过经济赋权增能提高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经济基础，为其参与乡村治理提供重要筹码；通过话语赋权增能重构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思维，建构男女平等协商的话语体系；通过文化赋权增能培养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权利意识，激活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关键词:赋权增能；乡村治理；少数民族；农村妇女；乡村振兴中图分类号:D63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390X(2024)02009607Study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Rural Womenin Rural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Revitaliz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XUHuanke，WEIAn(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anningNormalUniversity,Nanning530299,China)Abstract:Ethnicminorityruralwomenareimportantparticipantsinruralgovernance.Activelyparti-cipatinginruralgovernancenotonlyconcernstheirbasicrights,butalsoisakeyissuefordemocraticandpoliticalprogressinethnicminorityareas.Currently,theshacklesofgenderbias,thelackofeco-nomicdominance,thelackofdiscourserights,andtheconstraintsofeducationalpovertycollectivelyconstitutemultidimensionalobstaclesforminorityruralwomentoparticipateinruralgovernance.Basedonthis,fromtheperspectiveofempowerment,thebackwardgendercognitionofethnicminor-ity rural women can be eradicated through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Improving the economicfoundationofethnicminorityruralwomenthrougheconomicempowerment,providingimportantchipsfortheirparticipationinruralgovernance;Reconstructthesubjectivethinkingofethnicminor-ityruralwomeninparticipatinginruralgovernancethroughdiscourseempowerment,andconstructadiscoursesystemofequalconsultationbetweenmenandwomen;Cultivatetheawarenessofminority收稿日期：2023-10-19修回日期：2023-11-03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桂滇边境地区多元主体参与“产业生态”协同振兴研究”（2023KY0891）。作者简介：许欢科（1964），男，广西崇左人，教授，主要从事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通信作者：韦安（1995），男，广西河池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18(2)：96102http:/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mail:ruralwomensrightstoparticipateinruralgovernancethroughculturalempowerment,andactivatetheendogenousmotivationtoparticipateinruralgovernance.Keywords:empowerment;ruralgovernance;ethnicminorities;ruralwomen;ruralrevitalization一、问题的提出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提高妇女的整体素质水平，激活妇女的内生动力，保障其参与乡村治理的基本权利，既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客观需要，也是整体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更是少数民族农村妇女通过自身成长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2021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要保障妇女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提升参与水平1。在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高，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逐渐凸显，但相对于男性的发展，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在政治领域依旧处于劣势，参政质量也普遍不高。2021 年纲要统计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率为 24.2%，距离“达到 30%以上”的目标仍有一定的差距，而村委会主任的女性比例也不足 10%，这些数字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前农村妇女参政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国内不少学者也将研究视角放在农村妇女的参政议政上，譬如徐桂兰认为当前农村妇女的参政现状虽有所改善，但大部分女性在参政意愿方面仍表现出“不愿意”或“无所谓”的态度，妇女有幸成为村“两委”成员也会在村务工作中被边缘化2。杨智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发现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妇女的参政意识比中、东部地区更显薄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冷漠，不愿参政的现象较为普遍3。满先进等认为传统文化制约、妇女自身素质低下以及法律保障不力等因素造成了农村妇女参政意识不强、参政水平不高4。张毅等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闽西部分地区超过 50%的农村妇女不了解女性参政政策，有将近 70%的农村妇女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5。唐华荣等通过对贵州部分地区的考察，发现传统思想的束缚、自身的文化水平以及当地的经济状况影响着农村妇女的参政意愿，大部分农村妇女不愿甚至不敢参政议政6。整体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程度仍然较低。因此，如何激活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是当前一项重要的议题。本研究以赋权增能为视角，对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阻滞因素进行剖析，并提出改进策略，以期推动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可持续发展。二、赋权增能：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解释（一）赋权增能的概念内涵赋权增能（Empowerment）这一概念的提出灵感来源于美国学者所罗门（Solomon）于 1976年发现在美国社会工作中黑人处于弱势地位，于是在其著作BlackEmpowerment：SocialWorkinOppressedCommunities中提出这一概念，认为黑人长期遭受周围生态环境的负面评价，从而致使群体无权，因此在社会工作中就要增强黑人的权力，使他们提升自我效能感的同时增进与社会变革的力量，消除种族歧视所导致的剥削与压迫7。拉帕波特（Rappaport）认为赋权增能是指社会工作中无权、弱权、失权的弱势群体通过掌控外部资源要素获得改善生活环境的能力，强调这是一个“减少无权感”的改变过程8。可见，赋权增能的实践意蕴旨在采用一些方法提升弱势群体的能力，使其从弱者变为强者，从而获得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与思想的行动权。赋权增能虽然由“赋权”与“增能”两个部分组成，但学术界经常将“赋权”与“增能”统称为“赋权”。舒川等认为“赋权”包含制度赋权、管理赋权以及社会赋权三层涵义，其中制度赋权是为无权、弱权、失权等弱势群体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管理赋权是建立和完善政策和制度的管理机制；社会赋权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社会支持体系9。谭祖雪等认为“赋权”就是一种挖掘或激发案主潜能，增强其把控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10。高万红认为“增能”是指透过行动去增强社会特殊群体适应环境的潜能11。李凤舞认为“增能”包括注重社会弱势群体内生性发展的内在增能与强调外部力量推动的外在增能12。总而言之，“赋权”与“增能”相互依第2期许欢科，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研究97存，缺一不可，二者统一才能真正促进弱势群体的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增能13。（二）赋权增能与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赋权增能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与社会实践中，赋权的主要对象是贫困家庭、社会无业者、少数族群等弱势群体。在赋权增能理论看来，弱势群体长期处于一种无权的状态，而人的权力是可以变化发展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是“少数民族”和“农村妇女”双重身份的统一体，容易受到双重歧视，是弱势中的弱势14。海莉娟认为提升妇女的经济水平是引导其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15；董瑞昶等认为农村妇女的发展离不开对信息技术的熟练使用16。以上研究主要从单一维度探讨了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困境并提出赋权策略，但是缺乏从多维度探讨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障碍问题。从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对象特征与发展目标来看，赋权增能理论与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具有一致的内涵。赋权增能是使社会弱势群体增加自身能力，摆脱过去的无权感，重新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力与提升自我效能感的过程。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妇女本身处于性别歧视的双重压力之中，其地位被限制在社会层面较低的位置，因普遍缺乏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而长期处于无权、弱权、失权的状态。通过赋权增能提升农村妇女经济水平与教育水平，保障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权利，引导农村妇女通过社会参与获取相关资源，从而激发内心潜能，消除过去失权、弱权、无权的状态。在我国，参与政治生活是每一个合法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然也包括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在内。通过赋权增能可以保障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平等地享有与男性参与乡村治理的权利。由此可见，赋权增能有机统一于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之中。三、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障碍因素（一）性别因素：性别偏见的桎梏自古以来，男性一直是统治力的象征，而女性则被较为贬低。由于受到儒家纲常伦理文化的熏陶，中国女性就被禁锢在封建的家门，其主体意识也被局限于家庭内部。时至今日，“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已经得到明显改善，我国宪法也明文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性别偏见已经渗透于社会与家庭的方方面面而难以消除。相较于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受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的影响更为深远，而女性在非制度性约束方面要求往往比男性严格。例如，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根深蒂固，男性承担着公共领域的社会活动，而女性往往与私人领域的家庭相联系，男人们普遍认为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伺候公婆与承担家务，而不应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新疆维吾尔族妇女的生活由于受到宗权、夫权等活动的支配，民族妇女连基本的社会活动都没有，更别提参政议政17。在男权文化的长期渗透下，造就了少数民族农村妇女自卑、自弃、自弱的文化性格，于无意识之中默认了自身的娇弱并沉溺于女不如男的环境氛围中，难以做到自醒、自信、自强，自然也就无法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活动。（二）经济因素：经济支配权缺乏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自然经济衍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严重束缚了妇女的政治发展。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男性一直活跃在公共领域之中，从事社会性劳动，其生产劳动货币化，而女性更多地与家庭联系在一起，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原本属于女性的政治权利与资源被男性所取代或占有。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妇女不仅要承担家里所有的劳务活动，而且要跟随丈夫出门从事劳动生产，但所赚取的收入不论是双方共同劳动所得还是妇女单一方面自己挣的钱，都要交给丈夫统一管理与支配，妇女在经济环境中处于从属地位。在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妇女在没有财产分配权的同时，也没有财产继承权。如云南的普米族与纳西族财产实行男子继承制，妇女一般没有财产继承权，哪怕丈夫死后的身前财产生活资料也是传男不传女18。家庭经济支配权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无权”感，再加上历史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妇女信奉“相夫教子”的传统观念，这种传统观念影射到她们的行为上，便体现为否定自身的参政能力，98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18卷从而远离政治，心甘情愿地将自身的政治权利让渡给男性而将自己封闭在家庭琐碎事务的圈子中。（三）话语因素：话语权利的缺失话语权是人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妇女话语权主要表现在妇女能够脱离男性的依附而拥有表达自己心声的权利。然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话语权并未得到实质性提升，依旧处于“失语”或“无语”的陪衬境地。农村妇女的“失语”或“无语”是在封建专制文化背景中形成的，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语言表达和行为习惯。在少数民族的文化观念中，男性话语在社会各领域中占据绝对优势，女性只是男性主体观下的对象化客体，是“他者”19。村庄长期形成的“男主女从”的文化观念以及在村庄日常生活中注重以男性话语为导向的行为习惯，妇女的话语权被压缩在一个极小的空间内，基本没有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心声的机会。如云南部分苗族地区在召开村民大会时，妇女几乎没有机会参加，如果参加也是作为陪衬存在20。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存在着一种“看热闹”倾向21。少数民族农村妇女话语权的另一来源便是生育，受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将生育视为头等大事。在农村，如果没有生育男孩，就会被认为是丢面子的事情，而妇女也会遭受责备或辱骂。因此，“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生男偏好促使少数民族农村妇女为了不让家族承受村庄的伦理性压力而不断生育，直至生下男孩为止，若妇女没有这种能力，那么话语权则会被剥夺。（四）文化因素：教育贫困的束缚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与政治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高的妇女往往更倾向于参与政治活动，而文盲妇女在参与政治活动方面则表现得非常平淡，与其说是平淡，不如说是一种“无志”和“无为”的行为表现。教育是少数民族妇女能够参与政治活动的关键因素，妇女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才能真正从传统社会性别偏见的桎梏中“站起来”，强化“妇女也是半边天”的社会地位。然而，当前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钱宁等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研显示，当地大部分妇女只接受过小学3 年级以内的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5 年，文盲率占妇女总数的 52.2%20。程峥等在甘肃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发现，当地成年人受教育 6 年以下的男女比率分别为81.42%和88.61%22。2020 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1864岁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1 年23。可见，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妇女的受教育年限远少于全国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女孩受教育不公平的代际延续，40 岁以上的农村妇女对女孩的教育期待及对女孩的教育投资与男孩存在鲜明的差异，她们往往不重视女孩的教育，将教育投资的重心放在男孩身上。如在云南，20 岁以下苗族女孩辍学回家干农活或早嫁人现象普遍，20 岁的已婚撒拉族女性几乎都已有生育经验24。教育的贫困造成了少数民族农村妇女主要的活动空间集中在私人领域，而在理解公共领域政策方面的能力不足，进而影响其参与能力。四、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赋权策略（一）制度赋权增能，消除少数民族农村妇女落后的社会性别认知1.深入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核心在于能充分考虑两性在知识、经验、权责、资源获取和分配方面的差异25。因此，在有关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制定中，必须将性别无差别化意识纳入社会各领域的各个环节中去，最终实现男女两性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多领域中享有同等的权利。一方面，必须在深入调研取证的基础上实施因地制宜的赋权政策。如云南、贵州、青海等省份部分地区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较为严重，必须进一步完善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构建向农村妇女倾斜的保护性参政体制。如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村级重要职务中，通过发布公告明文规定妇女的名额比率，鼓励妇女参政议政。在此基础上，还要将妇女参选程序与标准向全体村民公示，提高选举的透明度，对于妇女当选名额不达标的组织则不承认其合法性。另一方面，赋予少数民族农村妇女信息反馈权与监督权，并成立第三方监督管理机构，定期审查执行情况，避免制度赋权过程中的“形式主义”。第2期许欢科，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研究992.完善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少数民族地区要充分结合 2022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专门性法律，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与当地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保护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权益的法律制度，明确保障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政治权利、文化发展权利、社会保障权利、人身权利等发展权利的内容与方式。此外，当地政府部门要认真梳理当地农村妇女发展权利相关规定并纳入当地妇女权益保障专章，实行精细化赋权，解决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发展权利不平等问题。3.优化少数民族地区的家庭政策社会性别偏见的桎梏造就了妇女自卑、自弃、自弱的文化性格。在这种性格下，妇女大多依附于男性而将自己禁锢在繁琐的家庭事务之中，因此必须从家庭层面赋权，提升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家庭主体意识。一方面，家庭政策要“看见女性”，凸显女性的地位，破除沉疴已久的性别文化，加强政策的性别敏感性；另一方面，家庭政策要合理调适家庭内部分工，促使男女共担家庭责任，营造性别公正的家庭氛围，为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提供家庭支持。（二）经济赋权增能，提供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1.狠抓技能培训，加快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就业各级政府要携手社会组织充分整合农村有利资源和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就业需求，组织邀请技术能人、乡土专家、乡村精英女性定期为农村妇女提供培训与指导，开展内容丰富的技能培训专班，通过以理论讲解、现场示范的方式手把手传授农村妇女就业技能。对于学习能力较差的农村妇女，推行“以强扶弱”的帮扶带动发展模式，通过以强带弱、抱团发展，提升农村妇女的劳动技能。针对农村妇女就业难问题，当地人社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农村妇女专项活动，提供适合农村妇女发展的就业岗位，并设立巾帼就业招聘窗口，解答农村妇女就业问题，多措并举增强农村妇女持续稳定增收新动能，激发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创新创造活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2.增设专项资金，支持少数民族妇女创业对于有创业意愿与创业需求的农村妇女，政府要重点培养，借助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利契机，增加符合农村妇女开展的创业项目，增设农村妇女创业专项资金，并在创业场地、技术、项目等方面提供一系列区别于男性创业的优惠政策。在创业项目正式落地前，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创业项目的风险评估，为农村妇女创造一个安全的创业环境，在项目落地开展之后，还须对农村妇女进行创业指导与监督26。3.积极搭建平台，助推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经济发展在对农村妇女开展技能培训与提供创业条件的基础上，政府部门还要搭建服务平台，为农村妇女发展提供多元化服务，持续发展诸如巾帼农家乐、巾帼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妇”字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方便农村妇女将“指尖上的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提升妇女的增收致富能力。（三）话语赋权增能，重构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思维1.提高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话语表达意识话语表达意识的提高可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在内在建设上，农村妇女必须破除传统“男尊女卑”的陈旧观念，找准自身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扮演好自身角色，提高乡村治理需求话语表达的自信心；在外部培育上，发挥妇联在基层工作中的组织优势，引领农村妇女组成“妇女议事会”“妇女工作小组”等组织，采取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广泛开展以平等协商为基本原则的村民自治活动，通过对公共事务问题的解决，激活农村妇女的公共精神，引导农村妇女的注意力从家庭私域向公共领域拓展。2.培植男女两性平等的话语文化一方面，平等话语文化格局的形成离不开政府的制度设计与文化宣传，因此要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培训，不断强化政府工作人员的公共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这是形成公平、公正、公开话语环境的概念根基27。此外，政府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男性“话语霸权”的惩罚力度，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女性参与过程进行动态化的全程监督，一旦发现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忽视或者不尊重女性话语表达权的100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18卷行为，必须给予严厉打击。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农村妇女要正确认识自身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主动行使话语表达权，坚决捍卫自身言论自由的权利，对于出现的“话语霸权”蛮横行为要有勇气站出来举报揭发，尽可能塑造自由平等的话语环境。（四）文化赋权增能，培养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权利意识1.深入贯彻实施义务教育法，保障少数民族适龄女童同等受教育的权利首先，乡镇政府必须做好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引导与督促少数民族地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第十八条有关保障适龄女性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规定，即对不送适龄女性儿童上学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当地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责令送适龄女性儿童入学。其次，制定政府主导、社会联动、学校支持与群众参与的“四位一体”的扶困助学政策，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政府、社会、学校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适龄女性儿童就学存在的实际困难，并创造条件，保证贫困、残疾和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女性儿童完成义务教育。最后，乡镇政府要在原有鼓励乡村适龄女童上学的义务教育政策基础上，积极探索保障乡村适龄女童受教育权利的奖励性政策，这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男女儿童同等对待的重要手段。2.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引领作用，做好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为促进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工作全面发展，基层党组织需要将基层党建工作融入农村妇女建设工作以及村“两委”的日常工作当中，并建立维护农村妇女权益的相关制度保障，切实做到维护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首先，建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教育排查制度，细化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的台账工作，将农村妇女教育排查工作成效纳入执行部门的绩效考核之中。要充分发挥村“两委”、驻村干部、妇联干部在农村的“熟人”网络，对全村范围内的妇女、留守妇女儿童、残疾妇女儿童的受教育情况进行摸排登记，实行分类整理，细化人群台账，确保政策清、方案明、落实细。其次，树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权利意识。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农村妇女与男性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在婚嫁、土地承包等方面与男性具有同等地位。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开设倡导男女平等思想的基础教育课程。对于排查结果显示从未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基层党组织要开办妇女文化教育提升班，积极组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籍知识分子担任教师并用当地方言给这一类妇女进行授课，根据妇女的学习情况、学习需求以及适应程度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尽可能做到因材施教，力求让妇女感知男女平等的重要性。对于已经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农村妇女，基层党组织可通过开展职业教育的方式对少数民族农村妇女进行再教育，根据实际情况改革职业教育的方式与手段，增强其匹配度与实用性，优化教学环境，助力高素质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培育。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要以宣传为突破口，营造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良好的教育氛围。由乡镇政府相关部门牵头，联合村“两委”、妇联等机构选拔并大力宣传当地杰出女性代表，将当地杰出女性的奋斗事迹进行汇编与印发，并通过适宜于乡村的传播方式进行宣传教育。五、结束语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不仅是形成乡村协同治理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乡村善治的现实要求与必然趋势。本文从赋权增能的视角切入，通过性别、经济、话语以及文化这四个维度分析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出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赋权策略，以期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政治进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有效。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决定了对少数民族农村妇女赋权增能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在赋权增能的过程中要考虑到赋权策略是否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都制定了符合当地发展的政策，因此还要考虑到这些政策的支持力度。此外，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农村女性经济、社会生活发展程度等因素也会对其造成影响，这些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第2期许欢科，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研究101参考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的通知EB/OL.(20210908).20230927.https:/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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