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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广州十三行 摘要广州十三行是当时清政府指定的专营对外贸易的一个垄断机构，它是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洋行制度,在其存在年间完全充当清政府对外贸易的门户，担负着清政府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责任，在中国经济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键词十三行；市舶司；一口通商；行商K252 ：A ：1672-8653（2013）03-0023-03清代的广州十三行(位于今天广州东至仁济路,西至衫木栏路,南至珠江岸边,北至十三行路的广州文化公园一带)， 是当时清政府指定的专门经营和管理对外贸易的一个垄断机构，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它是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洋行制度,是清王朝权衡了闭关政策与实施海外贸易的利弊得失后而采取的一种经济贸易政策。“按广东十三行制度，顾沿历朝市舶之习惯，然亦革历朝市舶之弊，其革弊之动机，盖受明代倭患影响所致，至十三行之时也范围，始则偏于夷货与民贸易，继乃转重于与夷互市，论其交易之对象，始则重在南洋诸国，继乃转而之西洋诸国，论其性质始则纯属评定货价， 承揽货税之商业团体， 继乃兼及外交行政。”1十三行作为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下唯一一个负责对外贸易的官方贸易机构，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极大充实了清政府的国库，增加了财政收入。但是仍然摆脱不了毁灭的命运，最终湮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一、十三行的历史渊源（一）十三行之前的历朝广州市舶制度在十三行出现之前，中国历朝的对外贸易业务主要由市舶司负责，市舶制度是早于十三行出现的专营对外贸易的机构。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首先在岭外设置郡县，秦汉时期商人多在岭南一带贸易。到了两汉时期，中国南海市舶贸易主要集中在日南（今广东南部安南北部），交阯（自汉专指安南东京州）一带，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才成为各地市舶聚集之地。2隋炀帝时派遣使者自南海郡3出发到赤土国，在诸缘边州地区设置“交市监”，4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唐朝在广州设置市舶使，自此之后广州与外来诸国贸易往来频繁，在当时广州、交州、泉州、扬州四个市舶中，属广州最为繁荣。宋朝时期，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积极鼓励海上贸易，在广州、明州（宁波）、杭州等地设置市舶司， 在这三个市舶司中也属广州最为繁荣昌盛，可以说后来的十三行制度与宋朝的市舶司制度有极大的关联。宋末元初，广州市舶地位被泉州所替代。元朝和宋朝一样鼓励海外贸易，1293 年在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等七处设立市舶司（元朝时市舶司称为市舶提举司），1314年，又改为广东、庆元、泉州三个市舶司。5明初设立市舶司于太仓黄渡，后又改设在宁波、泉州、广州等地，正德年间，广东市舶迁至电白县。嘉靖元年（1522 年），鉴于倭患现象比较严重，明政府下令革除福建和浙江两地的市舶司，只留下了广东市舶司一处负责对外贸易。在嘉靖以后，各市舶司时置时罢。6嘉靖十四年（1535 年），市舶司又由电白县迁至濠镜（澳门），澳门在万历年间一时独领风骚。明末清初，禁止葡萄牙人进入广州省，荷兰人也只能在广州市舶所内进行贸易，但是明代所谓的禁止外人进入广州，只是禁止其进入广州城内，而“城外西关十七铺怀远驿旁市舶所及广州对江珠海岛一带， 仍然是贸易繁盛之地。”7明代对外贸易以官设牙行为媒介，在万历以后，广东出现了所谓的三十六行，负责市舶贸易，“代市舶提举盤验纳税是为十三行之权兴”。8广东十三行制度是在明朝市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洋行制度， 而明朝的市舶制度又是沿袭宋朝而建立的，因此，宋明的市舶制度与十三行制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一书中提到：“宋在广州府城西南一里建立市舶亭，在城西有蕃坊，后来明沿袭宋制，划城西一带为对外贸易区，建立了市舶署、税课局和怀远驿，而十三行，十三夷馆就在城西宋明市舶附近之地。”9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十三行与宋明市舶制度之间的演变关系。另外在粤海关志中也有记载：“国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老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10（二）十三行的出现时间溯源关于广州十三行出现的具体时间，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英国的摩斯和美国的亨特认为公行创立的时间（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即为十三行成立的时间，而所谓的公行只不过是十三行的别称。日本学者稻叶岩吉则认为十三行成立于公行之后，在乾隆二十五年后，十三行才逐渐演变成为公行的代名词。梁嘉彬认为十三行出现的时间粤海关设立之前，在其著作广东十三行考一书中提到：“粤海设关之年（1685 年），可确定已有十三行。”11,同时他也引用了明末清初人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东西）。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12,屈大均，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他的这首竹枝词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就已经流传，很显然从时间上来看，这首竹枝词也间接的证明了十三行成立于1687年之前。吴晗比较赞同梁嘉彬的观点，他认为：“十三行之立，当为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682-1685）四年间事。因为在粤海关未设之前，外商到粤贸易，地方政府不能不特别组织一个团体来对付，这团体也许恰好是前明所留三十六行之十三个行，因即称之为十三行。”13,在清初，并没有特定的机构来管理对外贸易，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弛禁后，才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外贸易和关税的征收的机构粤海关。粤海关的设立促使了专门负责对外进出口事务的洋行商人的出现和洋行制度的创建。那么在粤海关设立之前， 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应该是由广州十三行来负责的，因此可以推断，十三行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粤海关设立之前。二、十三行的兴衰历程(一)一口通商与十三行的崛起乾隆二十二， 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安全，规定广州为唯一通商口岸，正是这一政策促使了广州十三行垄断了对外进出口贸易，成就了它的辉煌。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十月，闽浙总督杨应琚上奏：“臣奉谕旨赴浙，查办海关贸易事宜。伏查粤省现有洋行二十六家，遇有番人贸易，无不力图招致，办理维谨，并无嫌隙。惟番商希图避重就轻，收泊宁波，就近交易，便易良多，若不设法限制，势必渐皆舍粤赴浙。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省贸易。现议浙关税则，照粤关酌增，该番商无利可图，必归粤省，庶稽查较为严密。”14,另外，东华续录中也有记载：“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凡番船至广，即严饬行户，善为料理，并无于尔等不便之处，此该商等所素知。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15,从以上两则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下令封锁闽浙海关，所有商人必须到广东省贸易，仅保留广州一处作为通商口岸，之后全国的进出口商品经营，全部都由广州口岸负责。同时，清政府还规定所有进出口物品必须由广州十三行负责办理。清政府的这一政策促使十三行垄断了中国的外贸业务，自1757 年至1842 年的85年之间，广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贸易集结地。由于十三行的崛起，广州一带成为整个大清帝国的对外贸易中心，每天流动的财富可以以千百万银两计算，在这里，行商多达几十家，和十三行有贸易往来的有十几个国家，主要包括：英、法、丹麦、瑞典、荷兰、巴西、俄罗斯、葡萄牙、西班牙等。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船只满载异国精美的工艺品，在十三行进行交易，之后满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回国，广州逐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中外商品交易集结地。由于处于垄断地位，十三行获取了巨额财富，迅速发展起来。（二）十三行贸易的衰落及行商的崩溃自1757 至1842年间， 十三行一带成为清朝的贸易中心，每天流动上千白万两的白银，来往船只络绎不绝，是最繁华的地方。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十三行逐渐没落，行商团体逐渐崩溃。衰落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向中国输入了大量鸦片，十三行随着鸦片的输入而日渐衰落，而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更加速了十三行的衰落，南京条约中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这就打破了广州十三行的垄断地位，自此后十三行贸易迅速衰落。第二，中外商人之间的商欠问题。鸦片贸易并不是致命伤，“十三行的致命伤是商欠， 商欠的背后就是清政府限制自由贸易的十三行官商贸易政策，以官制商，以商制夷。”16,清政府限制自由贸易，赋予了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但也导致了十三行商欠悲剧的发生。商欠主要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发生的欠外商和散商的债务。发生商欠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在经济往来中，外商的预付货款逐渐增多，而货物滞销或者价格波动就会导致行商亏损；外商发放高利贷以及拖欠货款，而清政府缺乏有效的规章制度保护行商的债权；保商制度的确立使得行商之间负有连带责任。这些原因无疑加重了行商的负担，而巨额的商业欠款导致了行商的破产。第三，官府的欺压和勒索。由于十三行具有半官半商性质，所以它既受制于朝廷与官府，又要参与商业市场的竞争。为了自身的生存，行商们不仅要时常捐献银两用以赈灾、军饷和战争赔款，还要贿赂朝廷官员，以求得他们的庇护。吴晗在评梁家彬中曾提到：“十三行，一个新兴的商业资本集团，因为他们资本雄厚，中央和地方遇有财政上的难关时，往往需要他们的接济，例如军费的报销，河工，赈灾等费用。数目往往很大。政府给他们的报酬是相当他们身份的官衔。”17第四，行商自身经营不善。十三行的衰落不仅是由于五口通商政策的出现和官府的压榨这些外在的原因造成的，也有一定的内在原因。有些行商自身经营不善，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自身的没落，很多商行相继倒闭。道光九年监督廷隆上奏中曾提到：“粤省外洋行从前共有十三家，在西关外开张，料理各国夷商贸易，向称十三行街，至今犹存其名。惟近见止存怡和等七行，其余六家，或因经营不善，或因资本消乏，陆续闭歇。”18（三）火烧十三行十三行在存在期间共遭遇了四次大火。第一次是在乾隆年间，“蜃楼遥从电光隐，高如炎官出巡火伞张，旱魃余威不可当，雄如鳥林赤壁夜鏖战，万道金光射波面上。”19,第二次是在道光二年（1822 年），十三行附近的一家饼店失火，波及到了十三行，多间洋行被烧毁。第三次是在1840 年，由于广州民众不满英军士兵的蛮横，于是火烧英国商馆，据钱泳履园丛话中记载：“太平门外火灾，焚烧一万五千余户，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馆与夷人货物，约记值银四千余万两。”20%第四次是在1856年，据记载：“火之大者，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火息结成一条，牢不可破。”21%在这次火灾中十三行彻底被焚毁，繁华辉煌在战火中消失殆尽，往日风光一去不复返。三、十三行的行商团体“明代对外贸易，市舶之事，由官设牙行负责处理，此种牙行之性质不过为官所设，任与民贸易之责。又称为官牙，行商称为官商。”22%行商是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的垄断者，他们完全充当中国地方政府与外商之间的中介人，主要负责销售外商货物，帮助洋商置办货物，并负责代扣进出口税等与贸易相关的事宜，“外洋夷商，重译梯杭，来广贸易，全赖洋行商人安为经理。俾知乐利向风，以昭天朝绥怀远夷至意”。23“% 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 应纳税银。”24%他们负责广州的全部对外贸易，虽然获利颇丰，但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洋船或其代理商如果违犯了通商章程，均由行商负责。十三行的行商是清政府承认的负责对外进出口贸易的唯一机构。从中国散商贩卖的货物只有经过行商才能运出中国，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并以行商名义报关。25%另外，清政府还选派身家殷实的人担任保商承商，以监督行商，确保贸易的公平。粤海关志中记载：“凡粤东洋商，承保税饷，责成管关监督于各行商中，择其身家殷实，居心诚笃者，选派一二人，令其总办洋行事务，并将所选总商名姓报部备查。”26%“惟有于各洋商中择取身家实居心公正者一二人，饬令总理洋行事务，率领各商与夷人交易，货物务照时价一律公平办理，不得任意高下，私相争揽。”27%清政府还实行保商连坐政策，如果外商出现什么状况，保商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十三行商人在中国经济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商业团体，28%他们在沿海城市从事对外贸易活动， 在形成一定的商业规模以后，逐渐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受到清廷的格外青睐。由于垄断了中西贸易，十三行行商赚取了巨额财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的成功，除了精明过人的商业才能之外，还有沟通官府、取悦朝廷和迎合外商的社交手段， 尤其是在笼络和迎合外商方面，行商们的才能表现的尤为突出。一方面，相对于大部分中国商人来说，洋行商人比较熟悉夷务，因此他们有机会参与中外商务，甚至是外交事务；另一方面，相对于外商来说，他们又对中国的市场行情比较了解，外商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他们。久而久之， 行商与外商之间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连接清政府与洋商的媒介。十三行在中国历史上曾盛极一时， 行商也曾享有一时辉煌，但是在最后，十三行行商团体随着十三行的陆续倒闭逐渐瓦解，他们作为官方贸易的代言人和践行者的光辉历史也消失在了1856年的那场大火中，从此繁华不再。结语十三行曾是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下惟一的中西贸易窗口，在长期的对外交流活动中造就了一批中国最早的兼涉商务和外交的洋务活动者。29%另外，广州十三行作为清朝对外贸易的经济中心，一度成为清政府接受外国政治、经济、文化冲击和影响的门户，同时它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外商品交易集结地， 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十三行的绝代繁华，积累了巨额财富，极大充实了清政府的国库，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丰富了帝王后宫的生活，一度成为天子南库。可以说十三行是清朝政治的幸运儿,%也是清朝政治的牺牲品，30%正是清政府的一口通商政策促使了它的迅速崛起， 同样也是清政府的外交上的软弱政策加速了它的衰退,十三行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清政府的政策。十三行的兴衰历程演绎了清朝对外贸易的大部分情景，如今往日的绝代繁华已经不复存在，留给我们无限的畅想和回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