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视域下三线建设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呈现.pdf

2023/04总第 90 期JOUNAL OF ETHNOLOGY第十四卷19DOI:10.3969/j.issn.16749391.2023.04.003口述史视域下三线建设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呈现代俊袁晓艳周雪代芮 摘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诉求，回溯始于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三线建设，多维度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了铺垫。政治层面，通过实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制建设，加强了党的领导，增强了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经济层面，“工业反哺农业”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跨越式的“共同发展”快速提高了民族地区的整体生活水平，促进了各民族人民平等交往和交流，增强了对国家的认同;文化层面，多种途径的文化交流和交融，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教育层面，平等、优惠的教育政策，以及教育内容同质化等，培育了青少年一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代际传递和持续铸牢。在口述史视域之下，通过西南民族地区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回忆，讲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变化历程，挖掘三线建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和历史经验，为新时期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三线建设;口述史;价值;历史经验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3)04001910基金项目:2022 年四川省社科规划基地重大项目“三线建设与西南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SC22EZD005)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代俊(1967)，女，攀枝花学院教授，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三线建设历史与文化、心理健康教育。袁晓艳(1980)，女，攀枝花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三线建设历史与文化、心理健康教育。周雪(2000)，女，攀枝花学院文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三线建设口述史;代芮(2001)，女，攀枝花学院文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三线建设口述史。四川 攀枝花 617000三线建设是始于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一场规模浩大的国防和经济建设，以我国西南、西北地区为重点区域，以基础工业、国防科技为重点项目，几百万人力、数千个建设项目和数百个企事业单位落地于此。1 三线建设逐步将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转移，改善了我国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三线建设可以视作我国“第一次西部大开发”。2 三线建设不仅对国防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改善中西部地区生产生活，开放思想观念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整合，早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费孝通先生在 1988年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3 我们可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解为以中国为主要区域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的民族综合体，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要JOUNAL OF ETHNOLOGY2023/04总第 90 期第十四卷20素。4 在以云贵川为主体的我国西南疆土上，汉族和数十个少数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世代居住，至三线建设启动后，大大小小的三线项目落地民族地区，与本地民族村落形成“犬牙交错”的互嵌布局。5 以沿边沿海外向交通为代表的一线沿海文明，以及二线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和新兴工业文明被带到偏远落后的三线地区，促成了多民族的跨越式发展。因此，三线建设带动的不是一厂、一村、一地、一面的发展，而是整个西南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目前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多集中在史料集成、遗产保护、促进西部社会发展、精神文化传承等方面，其中口述史收集与研究最为紧急。6 口述史是“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大众史观的代表，能感受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补充文献资料所不能反映的历史信息，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7 我们以口述史为研究视角，以三线建设影响深远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亲历者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四个方面探究三线建设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远影响。一、从政治层面提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保障三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为备战而展开的国防和经济建设。三线建设的展开不仅维护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而且增进了各民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进而增强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国家的认同。三线建设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党在三线地区实行的民族政策和法治建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一)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加强了对党的领导的认同民族政策传播是勾连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中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8 当大批三线建设者迁徙到民族地区工作时，项目单位一以贯之地强调和执行“平等、尊重、帮扶”的民族政策。三线建设者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其原籍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少数民族地区，项目单位及时对职工进行了民族平等的思想教育。三线干部宋立进回忆:三线单位职工政治思想工作按部队那一套管理，纪律很严，即使存在家乡观念，但是没有“抱团”现象。三线职工也会主动与少数民族居民交往，很少会因民族不同而与周围居民形成心理隔阂。转业军人罗玉赞回忆:刚转业到冕宁，单位便对我们进行民族政策宣传和教育，告诫如果双方因语言不通、民族风俗不同而产生矛盾冲突，要“忍让”，绝对不允许发生打架斗殴等恶性事件。职工陈庆安口述:民族政策很严格，事实上，彝区的外来建设者很少和彝族人发生冲突，彝族人对汉族人民也很友好。三线建设期间非常强调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对基层职工的民族团结教育，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三线职工与所属地区的群众走得很近，道路养护工黄丽琼回忆:我们在自己口粮并不是十分充足的情况下，也曾与周边少数民族居民尤其是孩子分享吃食，他们也会帮助我们做些小工。三线职工义务帮助山区群众，将无私奉献和团结协作的三线精神贯彻到行动当中。9“民兵团”战士袁文雄回忆:彝族人肯吃苦，修建成昆铁路时出了不少力。民兵连里彝族人和汉族人各占一半，甚至有几个连全部是彝族，正、副排长和指导员都是彝族。可见三线建设过程中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是全方位的，同时少数民族人民也加入到了建设队伍之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保家卫国共同劳动的经历增强了各民族人民的政治认同。建设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对维护党的领导和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期的三线企业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严格落实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配备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发挥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团结中的带头作用。工程师王顺钦回忆:磨房沟成立电站后，西昌地委书记要求必须配置民族干部，要尊重少数民族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选拔干部要求遵循民族平等的根本原则，既不能存在地域歧视，又要关照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宋立进述:不管是厂矿还是地方，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不存在歧视，反而还重视，同等条件下要优先选用。他提及的陶兴锐(白族)就是一位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代表，从基层干部成长为工商联主席，第九届与第十届2023/04总第 90 期JOUNAL OF ETHNOLOGY第十四卷21贵州省政协委员，其个人发展道路也反映了优秀少数民族干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特征。(二)法制建设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政治保障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个体或族群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后多以社会约定俗成的方式解决，导致了某些特权以及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百年的民族法制探索表明，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重视民族法制建设，民族法制建设工作就进步，国家凝聚力就加强，革命或者国家建设就处于进步的样态。10 三线建设启动后，随着党在民族地区的影响力和执政能力的提高，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在民族地区得到更广泛的认知和认同，为确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我国民族地区的法律实践中，事实上存在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共存的现象。民族传统法制文化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自治的规范基础，它与朴素的民间道德相映照，能够助益基于法律的基层治理。11 以彝族地区为例，族人间发生冲突时可以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调解人从中协调，他们被称为“德古”或“苏依”。阿什老轨回忆:“德古”是彝族中具有威望的存在，他了解彝族的语言文字，掌握了丰富的彝族传统风俗习惯，受彝族群众的信赖与尊重。他不仅能解决彝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像彝族人与外族人的矛盾也能解决。他能分清是非，解决问题都是公平公正的，让大家心服口服。这几年发展到人民法院也承认了他，还聘请他们做人民调解员。相较于国家法律的硬性约束，“德古”是将社会规范内化于心的表率，在民众中具有“法”的约束性。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吸收了少数民族传统中的有益成分，将社会关系调解人作为法制推行的辅助手段，是民族地区法制的有益补充。三线建设队伍大批进入民族地区以后，不仅影响了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及生活，也维护了各阶层民众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少数民族妇女权益的保障。例如，民族地区多推崇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婚俗，也严格限制外族通婚。但三线建设时期大量男性劳动者进入民族地区，打破了不同民族间的通婚约束，也将尊重妇女、夫妻平等等先进的价值观植入民心。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从客观和主观上都受到更有力的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也得到更有力的推行。阿什老轨回忆:旧社会一夫多妻现象很多，甚至有些人出来工作后还悄悄这样干，但 婚姻法 有明确限制，党的纪律也有约束，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少了。三线时期的实践为处理法制与民族事务关系提供了启示，即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应以尊重民族传统习俗为前提，更好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三)“工农一体”促进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三线建设初期，在许多重大项目建设中都实行了“工农一体”的发展政策。三线建设者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乡村社会的封闭与保守，为民族地区带来了新观念、新事物、新知识和新技术，为地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三线建设启动后，国家、政府和企业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加强“工农一体化”，既有效避免了不必要的工农冲突，保障重点工程顺利进行，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生产、生活的落后面貌。三线建设对民族地区的带动可谓“一步跨千年”。首先是在观念上“以工带农”，改变农耕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1960 年代初，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以农耕文明为主，与外面的世界相互隔离，发展思路受限，甚至部分人还有突出的“等、靠、要”思想。宋立进回忆:在一位老乡的堂屋里，燃着一堆焦炭在烤火，但是他的房子后面有个洞，他就任凭风吹，也没有想着要把洞堵上。观念不进步，只是有技术支持、资金帮助是无法带动少数民族发展的。三线建设中工人阶级带进来新的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实现了乡民思想上的跨越。任志文述:公路和成昆铁路修通以后，住在山上的老乡慢慢愿意迁到平坝居住，一些思想解放的也知道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了。其次是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的共享促进了跨越式发展。贵州地区三线建设初期，建设厂区时不得已占用农田，均由国家统一调拨，地方政府出面协调，以搬迁建房和安排就业为主要JOUNAL OF ETHNOLOGY2023/04总第 90 期第十四卷22解决手段，妥善处理无房住、无田种的问题。彭海泉回忆:三线建设的时候有那么个精神，叫工农一体化。工厂需要用地，通常是把住在那儿的老百姓搬迁到其他地方，帮他们把新房子盖起来，有些人的房子就盖在厂区内，用水、用电都是免费。单位还安排一些没有其他生产能力的人就业，就连一些没有文化的都进了工厂。同时，三线建设完善了相应的基础设施，大企业建立起医院、学校、发电站、商铺、内部公路等一系列成套设施，很多设施设备也向当地居民开放。工矿企业人口众多、人员集中，传统的厕所会产生大量的生态肥料，全部用于支援驻地农业生产。包家进回忆:全矿的肥料都由当地农民自己挑去种地，肥料充足农业也能增产。二、经济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物质基础三线建设开始之前，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一线和以中原一带为主的二线地区，这不仅让三线的经济实力和产能达不到国防战略后方的要求，也间接导致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困难。三线建设从经济发展着力，缩短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也消弭了各民族人民心理上的隔阂。(一)“工业反哺农业”促进生产力发展首先，厂矿企业的规模化需求带动了农作物品种和产量的增加。多地的三线建设者都谈及当地生产力低下，物资供应跟不上，尤其是蔬菜等生活必需的副食品保障极度困难，本地农民自己的生活也非常困难。以贵州六盘水地区和凉山为例，种植结构单一，主要的农作物是苞谷、洋芋、荞麦等。罗玉赞等人回忆:在三线建设前，当地仅有少数蔬菜品种，包括萝卜、白菜，其他蔬菜几乎没有。大批三线建设者进入后，由于供应链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对农产品的需求只能立足于当地解决，需求带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其次，三线工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三线建设工人在原籍时多为农村青年，内地的农业生产技术较之边远的民族地区领先不少，企事业单位也鼓励和组织职工给予本地农民生产帮扶。矿工包家进回忆:当地农忙的时候，包括栽种、收粮食，单位上都要派工人去帮忙。如果说这些农民哪家有困难，比如说发生火灾，单位领导一声号召，工人们就捐钱、捐衣服，去帮忙救灾。三线职工段长忠11也说:我们虽然是在城市长大的，但是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农业知识还很管用，“帮农”的时候比较擅长实践。王顺钦也讲道:磨房沟好多菜农都是重庆来的。菜农的到来一方面是保障建设者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是向当地人传授种菜技术，随后无论是蔬菜品种还是质量都大幅度改善。(二)“共同发展”加强了民族间的认同三线建设改变了地区面貌和民众的生活日常，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设施、新添见识，让民族地区得到全面发展。三线建设像一辆让各民族百姓搭乘的“发展快车”，为改善民族地区生活质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让共同发展成为该地区的共识。1交通发展让交往交流更加便捷交通是三线建设前期的主要项目之一，交通发展给民族地区带来了重大影响。以贵州六盘水为例，三线建设前，六盘水市众山环绕，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极不发达，少数民族使用的主要交通方式是走路、骑马，因此活动交流都基本限定在本区域，很少能走出大山。民族地区交通落后，影响了当地人内部流动，甚至弱化了外界的影响。彭海泉回忆:好多当地老百姓从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不知道外界什么样。阿什老轨述:成昆线通车之前都是小马车过的小路。包家进述:我们刚来的时候没有水泥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便道。这些回忆证实了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落后的状况。窝姆达母12述:从泽远镇到冕宁县大概需要 16 个小时;阿什老轨述:西昌走到普格约需 1 天;任志文述:年轻人从泽远镇到西昌大概走六七个小时。随着三线建设大军的到来，基础设备、材料需要运输，工厂人员也需要调配，加快铁路、公路建设十分紧迫。成昆线、贵昆线、黔桂线、贵烟线等铁路逐渐构成了西南民族地区的交通网。到 1976 年，贵州路网密度达全国平均水平，境内铁路干线、支线通车里程达 1365 公里，公路通车里程也大大增加。12 极大地改善了交通落后的状况。冕宁人解觉日哈12回忆:成昆铁路没修之前，哪儿都去不了，没得成昆铁路我们打工这些事都成不了。水城人彭光荣14回忆:贵昆线通车之前我最远到过贵阳，通车后到了昆2023/04总第 90 期JOUNAL OF ETHNOLOGY第十四卷23明。六枝人黄丽琼回忆:铁路通车前我仅到过威宁，连省会贵阳也未去过，随着交通改善，连上海也去了。三线建设推动了区域交通发展，民众读书、采购、售货、出行等等都变得更加便捷，目的地也更多、更远，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少数民族大多居住于高山，农作物产出有限，粮食基本自产自销。交通条件改善以后，山民可以将一些特色农产品带到山下销售，增加了收入。袁文雄回忆:成昆铁路通车让冕宁樱桃卖得更远，还卖到了云南、渡口(攀枝花)那些地方。交通穿珠式地带动民族地区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2住房改善增强了民众的幸福感三线建设改善了民族地区的住宿和环境条件，让民众拥有更高的幸福感。三线建设者抵达援建地区时，吃饭、喝水、睡觉、洗脸等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多自搭席棚、“牛毛毡房”、“干打垒房”住宿。当地少数民族的住房条件也是极度简陋，窝姆达母12回忆:我们以前在山上住土房都算好的，上面盖的全是茅草，搬下来后就改成了瓦房。罗玉赞回忆:少数民族睡觉时，在土墙的屋角用两根棍子绑起来当“床”。矿工闫洪彬15回忆:当时当地人都是住的土房子，一边住人，一边是猪或者牛，因为冬天太冷了，住在一起生一个火堆，人和牲口都可以取暖。从土墙、茅草屋到瓦房，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同时，三线企业征地后帮搬迁农民重建住房，并帮助附近居民修葺房屋，驻地部队还将空闲的营地留给当地学校作教室。住房条件的改善，不仅增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各民族杂居的方式也使得人际交往更加密切，促进了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3医疗卫生改善增强了健康意识西南地区受地理位置偏僻的影响，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不充分，民众“看病难”是普遍性问题。三线建设在西南地区展开的同时，建设了配套的医院，派遣专业医生，协助当地培养医师，推广先进医疗技术等，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条件。首先，大型的三线建设企业一般都设立了自己的医院，解决职工看病问题的同时，也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资助。家庭经济困难或是没有经济来源的乡民到职工医院看病基本免费，职工医院也经常派医疗队下乡，为农村贫困的少数民族进行医疗服务。王顺钦述:下面寨子的人都来我们厂医院看病。窝姆达母12述:大队公社里会发放常用的药物，一般都是附近厂矿支援的。三线建设初期，地方医院的医疗条件普遍比厂矿差，一些地方医院无法医治的重大疾病都寻求企业医院帮助。宋立进回忆:地方医院做不了的手术，从矿务局调的医生可以做。包家进回忆:矿区医院设备齐全，比如照片啊什么的都有，附近居民生了大病的也可以到矿务局中心医院住院，手术可以在矿区医院做。阿什老轨回忆:上海地区曾向西南民族地区派了两支队伍，其中一支是医疗队，每个村子都有一个上海医生为彝族同胞看病，被彝族人民亲切地称为“阿拉医生”，这让彝族同胞“更加信任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其次，三线企业医院和专业医生致力于培养当地人才，扩大本地医疗队伍，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企业医院经常组织培训当地的赤脚医生，提高医师素质，任志文回忆:培训范围很广，涉及了识别草药、治疗方法、疾病诊断和新法接生等内容。乡村医生整体素质的提高，改善了边远地区误医、错医的情况。再者，为增强个人健康意识，三线企业不仅向附近居民科普医疗卫生知识，也经常派医疗队伍下乡，宣传科学就医观念。例如，彝族拥有传统的宗教信仰，其中原始宗教活动主持者为毕摩和苏尼，苏尼是彝族社会中的巫师，其主要职能是施行巫术，驱鬼治病。13 而“阿拉”医生科学的诊断、医治，对破除迷信发挥了重要作用。疾病高发的初春季节，为预防流行性感冒，医院会组织居民喝中草药熬制的药汤;发放麻痹糖丸预防小儿麻痹症;指导公社卫生院针对天花病毒给居民配药等等。少数民族人民逐步拥有了更优质的医疗资源，更加注重个人健康，也更加信任共产党，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4饮食联络民族情感三线的饮食凸显出“三线人”这一群体的独特价值观念和文化。14 三线建设汇集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建设者，不同的饮食习惯在这里相互交融、交流，不仅带来饮食结构的多样化，也搭建起三线职工与各族人民团结的桥梁，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络和情感变得更加紧密。JOUNAL OF ETHNOLOGY2023/04总第 90 期第十四卷24来自天南地北的三线建设者带来了不同的饮食习惯，打破了区域限制，对当地居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六盘水属于夏凉地区，降水较多，日照少，阴天多，吃食偏于酸辣口味，贵州人偏爱酸菜，如今酸菜鱼、酸菜鸡都是著名的菜品。但是，彭海泉回忆:以前苗族不吃鱼，彝族也不吃鱼，后来就把他们带动起来吃。饮食作为一个交流平台，促进了民族互动，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宋立进在回忆职工食堂的供应时说:因为单位的北方人多，不仅带来了生产技能和奋斗精神，而且六盘水的馒头、面食越做越好，所以我们当地人也和大家融为一体了，不分南方北方，都是六盘水人。同时，饮食结构趋向多样化。三线建设开始后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煮土豆、吃苞谷不再是少数民族唯一的选择，也能够像汉族居民一样吃上大米。窝姆达母12述:没有搞三线建设，我们这些民族可能还在吃土豆、苞谷，现在我们都吃大米。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解决好了，民众心里也满意。三、文化交融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5 文化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融合既能让个人摆脱蒙昧的状态，又能激发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感。三线建设以备战备荒、保家卫国为目标，让各民族旗帜鲜明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为各民族人民间的对话与思想的交流碰撞创造了一个机会。三线建设不只是在政治、经济上促进了民族融合，而且提供了一个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窗口”。(一)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包互融是民族团结的体现各种原本存在于不同空间、地域的文化形态被人为因素糅合在一起，异质性因子彼此碰撞、影响、渗透，最终相互融合。16 外来的三线建设队伍以汉族人为主，而建设项目多布局于各民族杂居地区，因此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民众加入到建设队伍中，各族文化在同一时空相遇，碰撞出灿烂的火花。文化的交流与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缺少的一环，各民族间优秀传统文化双向奔赴、彼此影响、相互渗透从而促进文化的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尊重各民族优秀文化，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去其糟粕，这既是传承文化，也是推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实现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有着重要意义。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本民族文化已逐渐沉淀于各族民众内心，与民族认同不可割舍。从寻求民族文化共鸣的出发点来看，少数民族的风俗中其实也有儒家文化的影子，例如儒家倡导品德修养，其中尊老爱幼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汉族，不孝敬父母、虐待孩童被认为是天大的罪过，是泯灭良心的表现。而这点被少数民族风俗吸收，并加以传播教化，如布依族倡导“敬老慈幼”，朝鲜族倡导要对长者起立让座等等。少数民族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文化也与汉族提倡的“天人合一”等思想不谋而合，这也使得各民族文化的互融互包成为可能。(二)文化交融增强了华夏子孙共同身份的认同三线移民带来的外族文化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差异显著，新与旧的对立，激发了思想观念的改变。文化趋同是主客体间的相互对象化、同质化，进而达到同一化。17 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在文化的交融互鉴中逐渐达到同一化，民族文化不再只是单一的构成，而是汇集其他各民族文化的“精华”。三线建设作为传递新事物、新观念的平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民族地区保守落后的状态，其中，服饰创新、节日融合、口音变化、婚嫁、丧葬习俗等都体现了文化的交融。例如在丧葬文化方面，回族实行土葬;而崇尚火文化的彝族以火葬为尊;藏族尚天葬，同时兼有水葬。随着文化的融合，汉区的彝族人和藏族人也接受土葬，且更多的民族接受了火葬。即使解放多年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的思想仍比较突出，阿什老轨回忆:我们的传统不限制一个男人娶几个老婆，现在政策是一夫一妻制，这个是婚姻法 的规定。彭海泉回忆工厂招工:他们都愿意送儿子去当工人，哪怕儿子年龄还小也想办法送，但是女儿符合条件也不送。女孩子读书就更加困难，教师彭光荣14回忆:挨家挨户动员女孩子读书，但是非常困难，因为女孩子要留在家里做活路。随2023/04总第 90 期JOUNAL OF ETHNOLOGY第十四卷25着三线建设者的到来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女子民兵连以及工厂女工的出现，为民众提供了正向的示范，也提升了民族地区对女性成长的关注。多数少数民族传统的婚嫁文化主张族内通婚，例如彝族严格控制异族婚姻，任志文回忆:传统的彝族文化认为“姑表三代姻，亲上再加亲。”但是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害处，谚语改成了“姑表三代姻，子女形如猴。”过去，我们这儿的藏族也是近亲结婚的多，但是现在提倡自由恋爱。从外面迁进来的人越来越多，藏族和汉族结婚的也比原来多了。少数民族服装经过漫长的发展，已经沉淀出鲜明的本民族风格，不同于汉人穿着简便，许多少数民族服饰比较隆重。三线建设期间，厂矿工人和驻军人员都着统一的制服，一部分参与建设的民兵也有统一的服装要求，不仅养成了新的着装习惯，也让制服成为民族青年追求的时尚。阿什老轨回忆:在渡口参加三线建设的时候，解放军要穿军服，民兵穿民兵服，建设完回来基本上就不再穿民族服装了。解觉日哈12也回忆:因为汉族服装轻松好看，三线建设后年轻人都很喜欢工人的工作服，慢慢就穿汉族服装了。服饰的同质化削弱了各民族形象的差异性，也让心理上的接纳更加自然。三线建设移民大多在支援建设的地区定居，各民族的节日吸引了不同民族民众的关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身份识别的象征，具有丰富有益的价值元素。18 在云南边境少数民族节日文化中体现了人们民族团结和归属的愿望。19 例如，彝族的火把节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口述者宋立进虽然是汉族干部却组织过三省火把节:当初我们还举行了一个贵州省、云南省、四川省的三省彝族火把节，我们组织的有斗牛、火把圈、跳达体舞，政府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慢慢地少数民族也开始过汉族的传统节日。阿什老轨回忆:汉族政策上的节日，像春节、清明节之类我们都过。节日融合体现了民族融合，民族间的身份认同增强，即同属于华夏民族子孙的心理更加强烈。(三)“共情”心理增进了民族情感的认同从人际关系来看，“共情”促成双方关系的良性互动，利于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从民族团结来讲，共情理论能推动各民族间形成一种友善、良好的族际互动。20 共情从心理学角度对民族团结进步产生了影响。21 文化共情符合地区民族特色和民俗。22 三线建设启动时国家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生活物资匮乏，三线建设者和当地少数民族同样体验过生活艰苦的“窘境”，很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黄丽琼回忆当时与回民相处的场景:饭不够吃，看着人家多可怜，于是联想到自己生活也十分辛苦，吃也吃不好，油也没得哪样。正是认知到身处同样的情景，才容易站在对方的角度感知其处境:我们都把自己的饭赶点(分一些)给他们吃。“共情心理”为增进民族感情做了铺垫，从而衍生出互帮互助的行为和友善的邻里关系:她们喜欢我们，我们也喜欢她们。“共情”有效促进了双方的尊重和理解，增强了各民族间文化、观念意识层面的包容性，是搭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力。四、教育发展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持续性教育相较其他途径更契合个体意识形成的规律，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说，教育途径具有更强烈的催化效果和更稳定的心理效能。但教育与共同体各方面发展的关系不是单向的，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通过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耦合发展来实现。23 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功能需要通过政策和法治来保障;铸牢经济共同体的功能需要通过教育脱贫和公平教育来实现;铸牢文化共同体的功能则通过“多元一体”文化融合来实现。(一)教育政策推动民族教育事业发展民族教育及其政策就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重要成就而言，要求我们始终坚持民族教育自治和民族团结教育、优先发展民族教育。24 民族地区受地理位置、经济状况等条件限制，教育资源匮乏，不同民族之间教育发展差距较大。三线建设期间，正是国家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时期，要求提升民族地区青少年受教育程度，但是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教育条件还是教育观念都十分落后。多位当时的教师反映:基础设施差、师资缺乏、生源少是民族地区教育面临的三个问题。教师彭光荣14回忆:整个毕节县城只有一所中学，叫水城乡中学。而农村学校普遍没有六年级，甚至四个乡都没有一JOUNAL OF ETHNOLOGY2023/04总第 90 期第十四卷26个六年级，农村学生读六年级需要前往县城就读。随着三线建设内迁人数增加，当地学校数量、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都远不能满足求学需要，众多三线单位承担了兴办教育的社会责任。多数三线单位的学校允许本地居民入学，包括少数民族子女。同时，三线建设单位还帮助当地民族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在凉山冕宁，1960年代初的公办学校基本是寺庙改建的，教师任志文回忆:驻扎在西昌卫星基地的部队留了很多基础设施给学校用，像部队汽车营房，营地用火砖砌起来，上面还盖了梯子瓦。部队还先后援建了多所希望小学。这些支持如及时雨，保证了国家基础教育政策的落地，推动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二)学校教育铸牢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校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着力发挥民族地区学校场域的作用，始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服务。25 学校的育人功能是培养青年一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而青年一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保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持续发展的根本。三线建设时期学校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开设语文、数学等基础课程，也逐步增加了思想品德、美术、音乐等科目，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正确看待事物的眼光，引导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举办有教育意义的课外活动，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厚植爱国情怀，让少数民族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国家的统一和强大。任志文回忆:部队有支教的，比如说 281里头就有当兵的来给学生上课，主要是上辅导课。少先队搞活动，辅导员就组织娃娃们去参观他们的发射架，有时候部队跟学校还组织一些联欢。这些活动对于孩子们还是很有影响的，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树立将来的成长志愿、志向。学校场域将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化到少数民族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交往中，亲身体验后教育灌输的观念才能自然而然地内化于心。(三)教育内容同质化增强民族认同感教育在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上起着基础性、渗透性作用，民族认同感的加强离不开教育内容的同质化。教育内容的同质化主要体现在教育的语言统一、内容趋同和教育质量的同步提升等方面。三线建设以后，民汉学生合校是普遍的现象，利用民汉合校的优势，促进民族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和共同进步。任志文述:每个读书的娃娃都有一床席，一床铺盖，铺的是通铺，男孩子都是睡在一起。合校合宿推动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互相学习帮助，有利于增进彼此的了解和求同存异，民族感情就容易升温。在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少数民族大多同汉族一起学习汉语，使得少数民族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同汉族共通的思维模式。任志文回忆: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这些娃娃读书是合校。教学主要用汉语，但是汉语老师和彝语老师都有，低年级的基本上都安排有彝语老师，等慢慢地懂得汉语了，高年级就又换汉族老师来教，有些汉族学生彝语学得比汉语还好。同用一门语言，不仅为各民族学生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工具，也促进了民族认同感的增强。在使用共同语言的过程中，加深了中华民族融为一体的心理，培育了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结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发展民族关系的关键，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三线建设时期从政策保障、经济基础、文化融合、教育共享等方面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了铺垫。百年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本质上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地位的民族共生实践。26 三线建设带给民族地区深刻的变化，民族关系从相互隔阂、防备到交往交流交融，维护了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步形成;同时，民族关系的巩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也保障了三线建设在民族地区的顺利开展。三线建设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和经验对于新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注释:宋立进，汉族，1952 年生，贵州省六盘水人，中共党员。是六盘水第一代参加煤矿建设2023/04总第 90 期JOUNAL OF ETHNOLOGY第十四卷27的职工，曾任盘州政府副秘书长兼工农关系办公室主任等职。罗玉赞，汉族，1943 年生，四川安岳县两板桥乡人，中共党员。先后参与贵昆线和成昆线建设，1971 年转业到泸沽铁矿。陈庆安，汉族，1945 年生，四川安岳人，中共党员。先后参与贵昆线和成昆线建设，1971年转业到泸沽铁矿。黄丽琼，汉族，1947 年生，贵州六枝人，群众。在六枝从事道路养护工作，并参与贵烟线梅花山段修建。袁文雄，汉族，1949 年生，冕宁县石龙镇富强村人，群众。1970 年曾参加“凉山州民兵团”支援攀枝花钢铁厂建设。王顺钦，汉族，1928 年生，四川人，中共党员。先后参与三门峡、青铜峡等水电站和国家“三线建设”重点工程锦屏电站的修建。阿什老轨，彝族，1950 年生，四川普格人，中共党员。1970 年随“凉山州民兵团”参加渡口三线建设，曾任中共凉山州委副书记等职。任志文，汉族，1946 年生，冕宁县泽远人，中共党员。曾任冕宁县沙坝区成功希望小学校长。彭海泉，汉族，1940 年生，湖南湘潭县人，中共党员。鞍钢工作时是雷锋的工友，曾任水钢有限责任公司水电厂供电车间党支部书记。包家进，汉族，1947 年出生，贵州毕节人，中共党员。在六盘水市汪家寨煤矿工作 37 年至退休。11段长忠，男，汉族，1944 生，重庆梁平人，群众。是首批进入攀枝花的商业工作者。12窝姆达母，男，彝族，1937 年生，西昌市冕宁县泽远镇人，党员。先后参与了民主改革和三线建设。12解觉日哈，男，彝族，1948 年生，西昌市冕宁县人，中共党员。1968 年带领当地百姓为三线建设修公路。14彭光荣，男，穿青人，1936 年生，贵州纳雍人，中共党员。曾在 107 地质队子弟学校任教，曾当选县人民代表。15闫洪彬，男，汉族，1940 年生，山东省微山湖人，群众。1966 年跟随大部队从山东新汶矿务局调到贵州支援大西南三线建设。参考文献:1朱云生，代俊 三线建设历史与文化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 2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3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 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4 汤夺先，朱相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谱系分析 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2(5):1927 5 丁文敏多元一体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巩固的教育路径研究 以寻甸回汉互嵌地区为例 D 云南师范大学，2020 6 夏保国三线建设史研究的范式转移与三个重要支点 J 教育文化论坛，2016.2 7 闫茂旭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问题:学科与方法J 唐山学院学报，2009.4(22):1620 8 刘晓程，吴丽燕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的民族政策传播:内涵、功能与框架 J 新闻春秋，2022(05):7582 9 郑妮“三线精神”的凝练历程与时代价值 以攀枝花三线建设为例J 天府新论，2021(03):813 10 张炜达，郭朔宁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法制建设:实践探索、基本经验、时代回应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19 11 熊征传承与调适:民族传统法制文化嵌入地方冲突治理的组织路径 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40):3440 12王佳翠 三线建设与贵州城镇发展(19641978)J 凯里学院学报2015，33(04):3843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少 数 民 族M 北 京:民 族 出 版 社，2009.07 14 郭旭社会生活史视角下的三线建设研究 以饮食为中心J 贵州社会科学，2017，(05):162168 15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N 人民日报，20140930:(001)JOUNAL OF ETHNOLOGY2023/04总第 90 期第十四卷28 16崔一楠，赵洋嵌入与互动:三线建设中工农关系的微观审视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01):134140 17 潘树国认同与趋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发展路向探賾 J 广西社会科学2016(12):205208 18 廖毅川黔东南少数民族节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