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分配制度：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pdf

宜宾学院学报 2024年第24卷第3期（总第302期）JOURNAL OF YIBIN UNIVERSITY2024,24(3):11-21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分配制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分配制度：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李国镇1，胡怀国2（1.江西财经大学 科研处，江西 南昌 330013；2.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系统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其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报告进一步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结构性的不平衡不充分，在分配领域具体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这与分配制度相对不完善有关。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并已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共同富裕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摘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化征程，古典经济学家大卫 李嘉图和约翰 穆勒基于英国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分配理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自己的中国特色。一方面，处于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具有英国在李嘉图时期的发展特征和穆勒时期的分配特征，需要兼顾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我国应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在分配制度的改革探索中不断推动实践创新。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分配制度；古典分配理论；实践创新中图分类号：F120DOI:10.19504/ki.issn1671-5365.2024.03.02收稿日期：2023-10-0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20ZDA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战略思想史研究”（21ZD080）作者简介：李国镇（1986-），男，江西九江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胡怀国（1971-），男，山东临沂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12李国镇，胡怀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分配制度：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客观上要求对现行分配制度作出适应性变革，通过构建更加完善的分配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并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014 年 5 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达经济体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某种借鉴和启发。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在19世纪中叶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并为其他发达经济体先后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英国现代化虽然与我国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制度及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质的不同，但是二者之间仍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双方均实行市场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会经历类似的发展阶段等，这些共同点为我国有限度地从英国现代化中汲取养分提供了可能。一、对英国现代化进程中分配问题的理论回应：从大卫 李嘉图到约翰 穆勒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叶）深刻地改变了英国的财富状况和社会结构178，英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分配问题伴随财富增长而出现，引起了英国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古典经济学家大卫 李嘉图和约翰 穆勒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李嘉图生活在工业革命中期，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并存，前者仍然是时代主题。因此，李嘉图从分配视角研究增长，并得出分配不均在长期内将导致经济停滞的悲观结论。穆勒时期，工业革命接近尾声，分配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所以，穆勒重视研究分配问题，并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主张再分配。（一）收入分配不均阻滞经济增长：李嘉图的悲观预期李嘉图时期，谷物法问题成为英国社会的热点，这实际上表明英国经济开始转型，机器大工业时代已经到来。在与马尔萨斯等的学术争论中，李嘉图形成了自己的分配理论，并指出分配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23。地租理论在李嘉图理论体系中占重要地位，直接影响他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他的大体逻辑如下：在社会初始状态，人少地多，耕种最肥沃的土地就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不会产生地租254-55；随着社会进步及人口增长，为了获得必要的食物，次等土地陆续投入耕种，地租随之产生并不断增长255-56。由于工资主要由食物价格决定275，后者在农业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下逐步提高275，因此货币工资随之上涨。在工资与利润成反比的假设下，工资上升则利润下降2105。长期内利润降至足够低的水平，资本积累的动力逐渐消失，经济陷入停滞2100-101。李嘉图分配理论表明，各要素收益比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土地收益上升，劳动和资本收益下降，原因在于土地相对稀缺且质量和位置存在差异255。李嘉图认为，农业技术进步和谷物自由贸易能够延缓经济下降速度2109-110，所以他反对谷物法。谷物自由贸易可以给英国带来廉价谷物并降低工资，还可以减少英国劣等土地耕种并降低地租。地租及工资比例下降则利润比例上升，从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并促进经济增长。需指出，李嘉图所强调的分配不均主要指利润份额太低，这是经济停滞的根源。利润下降源于地租上升，所以李嘉图对土地私有制提出批判。（二）通过再分配政策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穆勒的社会公正思想约翰穆勒在1848年首次出版 政治经济学原理 时，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已经过去，分配问题更为突出。与时代相呼应，穆勒的经济学研究侧重于分配问题，他认为生宜宾学院学报 2024年第24卷第3期（总第302期）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13产规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真理性质3169，而分配规律是人类制度的一部分，财富分配方式取决于特定社会通行的法规或者习俗321。受古典功利主义思想影响，穆勒更关注社会整体利益，并考虑到实施特定法则所产生的影响。穆勒指出：“社会可以依据它认为的最好的法则对财富进行分配，但是，必须像其他自然科学或者精神科学那样，通过观察和推理去揭示这些法则的实施所造成的实际后果。”3170穆勒所强调的“分配法则”主要是指再分配，因为工资、地租、利润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多地由市场决定。进一步地，穆勒注意到再分配政策产生的经济影响。因此，再分配政策的设计需要科学合理并与社会经济条件相符，不能脱离经济发展阶段、损及社会整体利益。19世纪上半期，英国工业革命快速推进，分配问题上升为英国的主要经济问题，李嘉图和穆勒的分配理论是各自时代的产物。李嘉图同时关注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且侧重初次分配；穆勒主要关注分配，尤其是再分配。尽管社会制度及发展目标存在质的不同，但从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看，李嘉图和穆勒时期的英国现代化进程与新发展阶段所对应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存在一定共性。二、中国式现代化与英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新发展阶段与英国的“李嘉图-穆勒”时期英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李嘉图和穆勒抓住了各自所处阶段的时代特征并发展了自己的学说。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并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发展是时代主题。同时，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分配。李嘉图和穆勒分别处于英国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前者处于工业革命中期，其核心任务是发展；后者处于工业革命接近尾声阶段，分配受到更多关注。因此，从现代化的具体进程来看，处于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既表现出李嘉图时期的发展特征，又表现出穆勒时期的分配特征，与“李嘉图-穆勒”时期的英国现代化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新发展阶段与李嘉图时期：以发展为主题新发展阶段是指我国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始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指出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时期我国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味着我国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这就要求我们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新发展阶段仍然应当以发展为主题。李嘉图时期，英国正处于机器大工业的上升发展阶段。为实现工业的快速发展，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求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及生活消费品159-60。谷物作为基本生活资料，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英国本土的谷物价格比较昂贵，进口谷物更符合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反，传统地主阶级则试图通过谷物法来维持国内谷物高价进而获得大量地租收入，其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160-61。从国家利益来看，显然工商业发展能够给英国带来更多的财富。李嘉图敏锐地把握时代脉搏，从谷物法之争的社会现象入手，系统论证了不同要素收益比例随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并产生经济停滞增长的后果。李嘉图经济理论是通过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解开经济增长之谜，没有偏离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上述分析表明，新发展阶段与李嘉图时期分别对应着中国式现代化和英国现代化的特定发展阶段，均以发展为主题。李嘉图时期，伴随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14李国镇，胡怀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分配制度：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快速发展，收入分配问题开始显现4435，谷物法之争的本质是关于收益分配的利益之争。类似地，我国经济在长期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随之扩大。李嘉图的分配理论告诉我们，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具有反作用，地租份额增长挤压了工资及利润份额，使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这为当前我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我们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努力缩小相对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减小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此外，新发展阶段与李嘉图时期反映了中英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内涵。在新发展阶段，为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和经济条件，我们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同时，我们还需要在新发展阶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经济发展促进人的发展5。李嘉图时期，英国现代化更多地涉及经济发展，较少关注人的发展。（二）新发展阶段与穆勒时期：更加注重分配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分配领域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及行业收入差距较大，适度缩小收入差距成为新的时代课题。进入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分配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我国应不断发展和完善分配制度。就现行分配制度而言，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一些阻碍要素流动和影响市场主体平等性的制度性因素，再分配工具的收入调节力度相对不足，第三次分配发展尚不充分等。这表明，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穆勒时期，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分配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市场自由竞争作用下，英国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工人阶级陷入极端贫困的悲惨境地179-80。富有人文精神的穆勒紧扣时代主题，把分配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并将古典功利主义哲学思想融入其分配理论中。穆勒基本接受了李嘉图关于各要素分配的长期变化趋势分析3663-677，但他比李嘉图走得更远，穆勒认为国家可以制订再分配政策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穆勒的分配理论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新发展阶段与穆勒时期，分配问题均受到社会重点关注。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对分配问题的重视，既源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积极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穆勒的社会公正思想及再分配主张则主要源于英国现代化所导致的社会分化。虽然在新发展阶段与穆勒时期分配问题均受到格外关注，但二者之间存在不同：新发展阶段对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开启新征程，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局阶段；而穆勒时期对应的是英国现代化行将结束之际。英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分配问题的相对忽视造成了社会分化的严重后果179，付出了巨大代价。我们应把英国现代化作为前车之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加重视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构建更加完善的分配制度。（三）新发展阶段：兼顾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新发展阶段包含李嘉图时期的发展主题和穆勒时期的分配主题，需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这是由我国具体生产力水平及社会制度共同决定的。生产力方面，我国生产力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巨大提升，2019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距离高收入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一大主题。就社会制度而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我们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进入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然而，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大，分配相应地成为新发展阶段的又一重要主题。李嘉图时期，英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宜宾学院学报 2024年第24卷第3期（总第302期）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15发展受到更多关注，对分配关注不足，李嘉图对分配问题的研究也是将经济发展作为其落脚点。到了穆勒时期，英国工业革命临近结束、现代化基本实现，此时分配问题才受到较多关注。这表明，李嘉图时期和穆勒时期的英国现代化更具一元化特征，前者侧重于发展维度，后者侧重于分配维度。李嘉图时期对分配问题关注不足与英国出现社会分化不无关系，这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在这一阶段开启新征程，并同时关注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与李嘉图和穆勒时期英国现代化的一元化特征相比，处于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二元化特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英国现代化的显著不同之处，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综上，新发展阶段同时具有“李嘉图-穆勒”时期的部分时代特征，需要兼顾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这表明，在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更加艰巨，需要处理的关系更为复杂，照搬英国现代化的路子肯定行不通。但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英国现代化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二者均需遵循普遍的经济规律，李嘉图和穆勒的分配理论对于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提供极为重要的理论启发。李嘉图对不同要素收益变化趋势及要素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刻分析，能够为我国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要素活力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穆勒的社会公正思想及其对再分配政策的理论分析，对于我国加大再分配工具的调节力度并减小其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各国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此外，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思维方法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是后者的又一重要特色。（一）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身处战火频仍、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先后带领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实现基本温饱、达到全面小康，并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继续领导人民向共同富裕迈进。党的百年奋斗史表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发生了渐次演变，但是党始终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从而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讲，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无从谈起。事实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而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使命并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成功探索出来的新道路，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在改革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随着2020年我国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领导人民乘势而上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推进并在新发展阶段迈上新征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截至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均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这与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式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二者在生产目的上截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6。与之相反，资本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16李国镇，胡怀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分配制度：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后果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分化。（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之与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生产力方面，我国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生产关系方面，我国积极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着力实现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其中，完善分配制度以促进共同富裕就是调整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相反，在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资本相对劳动的优势地位导致社会财富主要流向资本家，进而出现阶级分化和生产相对过剩，最终引发经济危机并阻碍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被“异化”了，这势必影响劳动者个人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之，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忽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是单纯地追求经济发展而相对忽视人的发展，即“见物不见人”。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分配制度：理论启发与实践创新新时代以来，为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完善分配制度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首要举措，并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当前，我国在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这成为阻碍共同富裕实现并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推动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前文已述，古典经济学家大卫 李嘉图和约翰 穆勒对英国现代化特定阶段的理论分析，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分配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借鉴与启发。同时，我们应立足于中国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推动实践创新。（一）李嘉图的分配理论启发与初次分配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李嘉图对不同要素初次分配的收益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通过对地租产生及其变化趋势的分析，李嘉图得出经济发展会导致地租相对上升及工资和利润相对下降的结论，利润下降最终阻滞经济增长。李嘉图认为，其根源在于土地的私人垄断及不可替代性。李嘉图的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般性结论：垄断性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倾向于获得更大的收益比例，从而扰动收入分配格局并抑制经济发展。这启示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去除要素垄断性因素，进而优化初次分配结果。在初次分配领域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权衡各市场主体的利益，单纯地利用市场手段难以完成改革任务，应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来优化初次分配结果，从而增强人民的获得感，这彰显了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新发展阶段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充分激发各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这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性。我国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商品市场已基本实现完全自由流动，要素市场则受到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未能实现完全自由流动7。国内各类生产要素中，土地要素流动性相对较低，这与特定的土地制度有关，尤其是差异化的城乡土地制度。与城市土地市场相比，我国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滞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将农村土地长期隔离在国家一级土地市场之外，人为地造成了城市土地市场的相对垄断8。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镇人口及宜宾学院学报 2024年第24卷第3期（总第302期）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17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在地方政府垄断的土地供给体系下，城市土地收益随之上涨9。良好的土地收益预期吸引了大量工商业资本及个人投资房地产，导致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扭曲现象10。为此，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党的二十大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同时，城市土地的高投资回报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1。我国农村有大量经营性建设用地，如果将这部分土地投放到城市土地市场，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城市土地的市场垄断地位12。“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通过打破城乡土地市场的分割局面来促进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学者认为，通过发展农村商品房市场可以抑制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促进城市房地产市场理性发展13。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步伐是实现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14。除建设用地外，农村土地征收、宅基地制度也是当前重要的改革议题。全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关键是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14。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改革对于经济发展及收入分配均起着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首先，在经济发展方面，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可以提高全社会的土地供给总量，削弱城市土地市场的垄断地位12，从而扭转由城市地价上涨过快引发的各要素收益比例变化的不利局面，使经济发展回归到正常轨道。同时，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撬动资本下乡，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资金支持。其次，在收入分配方面，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能够赋予其更多的财产功能，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15；另一方面，农村土地入市通过抑制城市地价的过快上涨而减少了城市土地的投资收益及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得到适度缩小。除土地要素外，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也是当前重要的改革内容。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据、信息等要素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要求健全相关要素的市场交易机制并削弱其市场垄断力量，防止因垄断力量过大而对收入分配及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二）穆勒的分配理论启发与再分配制度：增强再分配调节力度穆勒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提出了相对激进的再分配主张。穆勒认为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竞争力量决定，而再分配由社会制度及习俗决定。李嘉图分配理论主要从市场竞争视角讨论初次分配问题，强调市场作用；穆勒分配理论则主要从政府视角讨论再分配问题，强调政府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以，我们应把英国现代化作为前车之鉴。穆勒分配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强调了政府在再分配领域的积极作用，对其他国家完善分配制度提供了理论启发。它启示我们：第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更加重视政府在分配领域的重要作用；第二，市场机制下，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尤其是对于非因个人努力劳动所产生的收入。改革开放及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在新发展阶段增强再分配调节力度同样离不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而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以适度缩小相对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之义。当前，消费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国内相对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制约了消费增长空间。因此，有必要增强再分配调节力度，通过适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拉动消费并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18李国镇，胡怀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分配制度：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现实运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不仅与市场机制相对不完善导致初次分配结果不尽合理有关16，更与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工具的调节作用相对有限紧密相关17。具体而言，在税收方面，我国直接税比重相对较低，弱化了税收的收入调节作用18。因此有学者提出，提高个人所得税及财产税等直接税比重是强化税收调节作用的重要手段19。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制，这相当于降低了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的高收入人群的实际税负20。多数学者认为，由分类征收制向分类与综合制转型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基本方向2021。同时，个人所得税以个人为纳税单位，忽视了家庭规模不同及家庭成员收入差异对个人税负所造成的影响19。对此，部分学者认为，由个人课税向家庭课税转型还存在一定难度20。关于财产税，一直是社会讨论的热点。近年来我国城市房价大幅上涨，给投资者带来了大量财产收入2223。根据穆勒关于所有制基本原则的观点，由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不是个人努力劳动的成果，不应归个人所有。那么，将土地增值收益以税收的形式上缴国家并用于公共事业支出应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24。作为一项重要的财产税，开征遗产税也是增加直接税的来源之一19。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社会保障在城乡和区域间的不平衡不充分性较为突出25。当前，我国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往往与户籍相挂钩，人为地扩大了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7。从不同地区来看，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由于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在社保收支上通常存在净盈余，当地居民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社保收入。与之相反，经济欠发达地区因劳动力大量流出，导致本地区的社保收入非常有限，社保支出则相对稳定，从而在社保收支上表现为入不敷出，当地居民只能领取相对较低的社保收入。就社会保障发挥再分配作用的具体途径而言，可以从社会保障收支两个方面提升其再分配功能。在收入方面，可以探索累进式社会保障缴费方式26；在支出方面，可以在政策上向发展相对不充分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倾斜。通过收入和支出的双向作用，协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从穆勒的社会整体利益视角出发，实现社会保障城乡和区域统筹应是我国社会保障未来的发展方向27。在转移支付方面，我国也存在着与社会保障类似的问题，制度性因素成为制约转移支付工具发挥更大作用的藩篱28。部分学者认为，向农村及中西部地区倾斜有助于增强转移支付的收入调节功能2628。穆勒再分配理论的另一个启发是，在制订再分配政策时需要考虑该政策可能产生的实际后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再分配政策时不能影响发展大局，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条件搞“福利主义”“平均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应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调整再分配政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三）中国实践创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其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改革探索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当前，我国已经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共同富裕成为新的时代课题，这就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分配制度改革，通过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来推进共同富裕及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并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这是在新的历史征程上作出的重大实践创新，也是中国式现宜宾学院学报 2024年第24卷第3期（总第302期）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19代化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之间的重要区别。构建协调配套的分配制度体系是党在新发展阶段作出的重要决策，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为本的制度优势，也是基于现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在生产关系领域作出的相应调整。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与我国初次分配及再分配制度体系还不完善有关。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相比，第三次分配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此外，共同富裕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第三次分配不仅可以通过直接对特定群体的物质捐赠来促进共同富裕，还可以通过提供一些社会化服务，比如建立希望学校等来提高人力资本，为市场主体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此外，第三次分配还有助于提高社会和谐和文明程度，进一步夯实市场经济的人文基础，并从精神层面促进共同富裕。在现代社会，慈善组织是推动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主体。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发展，我国形成了公立与民间两大类慈善机构，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慈善捐助年度报告显示，20152018年我国年度慈善捐赠总额从1 108.57 亿 元 增 加 到 1 624.15 亿 元，增 幅 达46.51%。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程度还远远不够。美国捐赠基金会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占GDP比重达2.1%；而根据 2017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 及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我国同期这一比重仅为0.18%。这表明，我国慈善事业目前在收入调节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29，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不过应认识到，尽管西方慈善制度由来已久，但是它侧重于缓解绝对贫困问题，对社会上的相对贫困问题作用有限，难以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相反，我国发展第三次分配，旨在弥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对不足，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进入新发展阶段，为使第三次分配更好地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有必要提高公立慈善机构运行效率、发展壮大民间慈善机构规模并创新个人捐赠税收激励政策。协调配套是这次分配领域改革的一大亮点，是对以往倾向于单一化和部门化的改革方式所作出的积极调整。通过增强改革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从而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提升分配治理能力。在初次分配领域，充分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再分配领域，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收入调节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第三次分配领域，积极利用社会机制来补充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对不足30。市场机制、行政机制与社会机制三管齐下，体现了“协调配套”制度的整体性。同时，以上三种机制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互为补充的。完善市场机制需要政府积极推动改革以及社会的广泛参与，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需要基于对市场机制相对不足的充分认识以及社会的广泛监督，而社会机制的充分利用离不开市场载体以及政府的积极引导。所以，这次改革又体现出很强的协调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完善分配制度，既需要充分利用李嘉图和穆勒分配理论带给我们的启发，又需要根据我国具体实际推动分配制度改革创新。总体来讲，三次分配制度改革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前提、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为方法指引的，它们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中国特色。李嘉图和穆勒的分配理论是对英国现代化的理论回应，其中所包含的科学分析内容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可以提供理论启发，从而更好地处理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还需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与英国现代化存在质的不同。所以，我们应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既不能忽视收入分配而单纯地追求经济发展，也不能脱离经济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20李国镇，胡怀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分配制度：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而追求高水平的福利分配，需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结语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国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与调节收入分配的双重历史任务，而现行分配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关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尚存在一定距离。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理论思考对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有益借鉴。从中英两国现代化的具体进程来看，处于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 李嘉图和约翰 穆勒时期的英国现代化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李嘉图时期，经济发展是英国的时代主题；穆勒时期，分配问题受到英国社会更多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发展阶段同时具有“李嘉图-穆勒”时期的部分时代特征，需要兼顾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李嘉图和穆勒关于其时代主题的古典分配理论对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构建更加完善的分配制度能够提供某种理论启发。李嘉图的分配理论从分配视角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其关于要素收益分配比例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刻分析给我们的启发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防止因要素市场垄断而影响收益分配，进而阻碍经济发展。穆勒的分配理论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提出国家可以实行再分配的政策主张，同时国家应对再分配政策所产生的实际后果有充分估计。穆勒分配理论留给我们的启发是：政府应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同时避免因再分配政策的过度实施而影响经济发展大局。除从古典分配理论中获得启发之外，还应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出发，在分配制度改革中努力推动实践创新。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增强改革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这是我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分配制度作出的重大改革创新。参考文献：1林举岱.英国工业革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2大卫 李嘉图.大卫 李嘉图全集(第1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