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至高神之“太阳神”刻绘符号溯源.pdf

134基金课题0 前言中国史前没有神像人形化至高神的图案，所谓神像其实是佩戴傩面的巫觋像，其由以原始至高神刻绘符号主导的图腾神图案发展而来1。“太阳神”是至高神之一，是自然灵崇拜的代表，其内涵和图案源于旧石器时期的火灵崇拜。“地灵有形，天神无形”，地上的物神都是象形的，气象之神即原始至高神是抽象的。它们或单独表意，或表现于图腾神图案和巫觋傩面图案，或伴生于所刻绘的神器之中，图腾、符号和傩仪相辅相成，即“神巫器”图案互动模式。1 分期中国的野性文化分为无神论文化和有神论文化，而有神论文化阶段可分为巫文化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三大阶段。1.1 未有火化在巫文化出现之前，人类已经走过了一段极其漫长的原始无神论阶段。根据考古发现，云贵古陆1400 万年前的开远腊玛古猿和 800 万年前的禄丰古猿的遗址中，只见化石不见石器，可见他们尚处于不了解自己也不关心自然、饮食起居，全靠本能行事的蒙昧阶段。庄子 马蹄 礼记 礼运 韩非子 五蠹等文献所说的赫胥氏、有巢氏时代正处于原始的无神论阶段。1.2 天然之火人类最早的巫文化可能源自自然灵崇拜，其包含无机物崇拜（自然现象和无生命体）和有机物崇拜（植物和动物），前者早于后者。但由于自然灵崇拜古老到人类还没有发明符号来记录，从考古实证的角度去研究难度较大，故需求助于其他学科方法论。一是人类最早的巫术行为是人猿相揖别时代的产物，其时代的古老毋庸置疑；二是 40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初期巫文化萌芽，因为人类已经产生较成熟的文化行为制造工具；三是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时期有了比 400 万年前稍进步的巫文化，此时人很可能产生了对火等自然现象的崇拜；四是 30 万年前的贵州大洞人有了打制石器的工场和专门的宰割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专门保存火种的巫师逐渐形成，巫文化已接近中级阶段。1.3 人造之火巫文化中级阶段，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能更好地利用火。中国史前至高神之“太阳神”刻绘符号溯源刘瑾怡（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1）摘要：目的：中国史前至高神“太阳神”是原始先民太阳崇拜的物化表现，其图案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即自然灵崇拜阶段。方法：文章在结合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的基础上，立足图案学并吸收当前先进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刻绘符号为线索，以图案和器物为参照，对“太阳神”图案进行神话叙事的溯源和考古语境的还原。由此总结出太阳崇拜在历经未有火化、天然之火、人造之火、日为火主四个阶段后，终于在傩崇拜阶段，以“太阳神”刻绘符号的形式贯穿、融合于“神”“巫”“器”图案的结论。结果：新石器时期早期的“太阳神”像，并非“神”，而是“人”佩戴傩面的巫觋。其由以原始至高神刻绘符号主导的主图腾神图案发展而来，因此被其所主导；而“神”像又支配着祭仪及其他器物的造型、图案和功用等。这说明“神器巫”的图案互动模式已基本定型。傩崇拜阶段的“太阳神”刻绘符号及其延伸图案仍处于象征型艺术的幻想阶段，即真正象征的前夕。结论：原始刻绘符号是原始先民有意刻绘而成，虽未具真正意义上的象征性，但发掘其渊源和背后意志符合 20 世纪陈之佛先生提出的“表号图案”这一概念对“艺术的根源”的探索目的。因此，此次研究还需要更加全面系统的整理和详细深入的考据。关键词：“太阳神”；火；刻绘符号；象征；图案中图分类号：B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436（2024）04-0134-03课题项目：本论文为2022年度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原始刻绘符号研究”成果，项目编号：KYCX22-2287135第 37 卷第 4 期 2024 年 2 月Vol.37 No.4February 2024艺术科技一是人类发明了钻木取火或燧石取火后的人工火；二是陶器出现；三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刻画符号是用于宗教和巫术行为的神器的表现形式之一，说明当时不仅出现了崇尚灵魂不死的超自然的原始宗教，还出现了装饰人体的审美意识，甚至具备为满足前二者及人们生存所需的生产技术条件2。尸子 论衡齐世 史记等文献反映出燧人氏和庖牺氏时代的人类进入了渔猎时代。1.4 日为火主距今 1 万年左右，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先民“以傩图腾为主要崇拜对象，其他动、植物图腾都退居次要位置，表明生产力出现了较大飞跃，文明得到了极大发展”3。陶器、石器之上多伴生“太阳神”刻绘符号，而火灵成为“太阳神”的从属，具体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第一，单体图形。“太阳神”单体图形刻绘符号有光芒圆形、十字形和圆形三种形态。约 4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小孤山蚌饰的单体太阳形象作为传统被保存下来（见图 1a）。湖南常德的彭头山遗址、河南漯河的贾湖遗址（见图 1b）、浙江金华的上山遗址（见图 1c）、浙江杭州的跨湖桥遗址（见图 1d）、甘肃大地湾遗址一期等中国最早的农耕遗址的陶器表面多有“太阳神”刻绘符号。刻绘符号有四个特点：一是只有个别器物有刻绘符号，说明刻绘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精神活动；二是刻绘很工整、纤细、端正，说明符号已定型且刻绘技术已娴熟；三是刻绘部位具有明显的标志性质，说明刻绘符号是神符、咒语威力所在；四是器物死后殉葬，说明中国人的原始宗教仪式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定型。第二，组合图形。继彭头山与贾湖之后，南北方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图腾，这些图腾以动、植物灵崇拜为原型，依旧带有自然灵崇拜的印记，其中“太阳神”符号的位置最明显，表示这些动、植物灵依然是太阳家族的成员。当然，除了图腾中所展现的“太阳神”符号，单独的符号仍有发展，具有平面和立体两种表现形式，即刻符与神器。梳理发现，未有火化、天然之火时期，“神”“巫”的内涵已初具雏形，但无至高神图案。人造之火时期，动物形象的刻绘和陶器出现，说明此时虽依旧没有至高神的图案，但已出现“神”的呈现形式和载体。日为火主时期，至高神图案真正拥有符号的性质：“神”以图腾的形式表现，即无机物崇拜符号与动、植物灵结合的组合图形表意符号；“器”包括图腾和刻绘符号所在的器物，还有一特别形式，就是以侧视正投影图的形式表无机的器物，并与图腾和刻绘符号呼应；“巫”虽不见人形，但图腾和刻符所在的器物具有明显的事神功能，猜测为巫傩祭时所使用的祭器。2 模式举行事神仪式时，“神”“器”“巫”三者构成链环的互动关系：“太阳神”刻绘符号主导主图腾神，而主图腾神又支配祭仪以及其他器物的造型、图案和功用等。2.1 玉器古越族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钵 T29 46 的外壁展现了距今 7000 年前河姆渡先民举行农事祭礼活动禾魂祭的场景。其中，双鸟朝阳图案上形如两眼的圆形符是南方民族崇拜的日月，头顶的三尖符象征农业民族的三石灶，三尖符号下方的横向弓形盖状符应是阳光普照下的空间，即天。三个符号共见说明三者大体一起产生，也可能三者分别反映太阳的不同内涵，皆从属于“太阳神”符号。“太阳神”符号在其他器物上表现主要有三：第一，太阳鸟组合图案，如同遗址的象牙蝶形器、有柄骨匕、瓦形刻纹陶块和陶豆盘底部图案（见图 2a）；第二，器物的侧视正投影为八角形、芒星；第三，器物的俯视形态恰似光芒四射的单体太阳；第四，器底隐蔽处单独刻绘十字形符，如三期遗存器盖壁外壁何纽壁底、四期遗存纽壁底、四期遗存三棱形鼎足。2.2 白陶古蛮族高庙遗址所出的一件白陶高领罐的肩部描绘了高庙先民祭祀的场景：中间是被高庙文化先民奉祀的可以升天的神灵，用两个戳印的双圆圈或单圆圈表示双眼，并与凤鸟和圜形天体（八角形）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两侧建筑显然是以两个立柱为主轴连构而成的建木天梯。其中，画面中间的飞龙是高庙文化图腾獠牙兽面纹早期前段的表现形式，早期后段及晚期的形式有如下三种：第一，个体獠牙兽面，或被刻画在白陶罐或盘、簋等器具上的显眼位置；第二，复合獠牙兽面，细分为羽翅獠牙兽面（飞龙）和凤鸟载獠牙兽面（龙）两类，这种似兽非兽、似鸟非鸟的动物，应是被高庙文化先民神化了的复合动物图案；第三，獠136基金课题牙兽面与凤鸟的组合，其常被戳印在陶簋或盘的外底上，这些器物的腹部通常都有对称的两只倒置的凤鸟图案。从配伍物和使用方式可以看出，高庙文化图腾中“太阳神”符号的表现方式和性质与河姆渡文化相似。高庙文化陶器上习见“太阳神”符号有二：第一，太阳形符，通常作为主体图案位于圈足簋、碗或圜底钵等器物的外底，双圈或单圈表示的太阳本体配以交叉或断续的十字形符或戳印纹表示芒线；第二，八角形符，上文祭仪图中的八角形可以视为该形鼻祖，迄今所见汤家岗类型遗存陶器上的八角形已不少于 5 例，都被印制在白陶盘的外底上（见图 2b）。综上，无论是刻绘有图腾獠牙兽面纹的器具，还是刻绘了十字形、芒星和八角形图案的器物，到了后期均有成为倒置器的现象，也就是祭师在巫术和宗教活动中所使用的艺术神器。2.3 彩陶华夏族这一族群的信仰特点如下：第一，以动物崇拜为主，具有强烈的生殖崇拜意味，说明该族群可能以生殖崇拜为主导；第二，半坡、姜寨遗址间互有交流，纹样有所融合，与后期有各自祭仪纹样不同；第三，图案皆绘于陶盆等圆形器物之上，且口沿之上绘有类似多角沿的纹样，应受太阳崇拜的影响；第四，纹样基本位于彩陶盆内壁，说明祭坛还未出现，进行仪式时需俯视。仰韶文化的“太阳神”图腾有两种表现方式。其一为鱼纹、人面鱼纹（见图 2c）。鱼纹或写实，或抽象，可以排列出完整的演化序列。其中，抽象表现和具象表现都具有象征性，如抽象的三角形亦可以象征女阴，而同心圆乃是女阴的直接描摹。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皆发现了人面鱼纹，属于这一时期的皆绘于翻唇浅腹彩陶盆内壁，共六例三式。其中，有两处“太阳神”符号为这六例人面鱼纹的共同特点：人面头顶为三尖冠符号，嘴部皆为十字形符（对顶三角形）；其口沿的纹饰抽象与八卦符号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二为蛙纹、鱼蛙组合纹4。临潼姜寨一期鱼蛙纹彩陶盆内壁纹样和口沿纹饰，与半坡鱼祭盆的构造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太阳神”刻绘符号在其他器物上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器表俯视图为太阳形，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细颈壶的腹部，常见一种三角形曲折纹，有时在口沿四周还有放射状短线，俯视就是一幅光辉夺目的太阳图；第二，十字形符+宽带纹，十字形符很早就具有巫的含义，前文大地湾一期彩陶碎片彩绘符号中就有十字形符，其发展至大地湾二期和半坡时期有所变化，前者出现于饰有宽带纹的彩陶钵的内腹部，而后者直接位于彩陶钵口沿的宽带纹上。综上，这一阶段自然灵崇拜符号贯穿“神”“巫”“器”图案，以无机物神灵太阳为主力的“神器巫”模式已基本定型。a.小孤山穿孔蚌壳坠饰b.贾湖卷沿罐c.上山白彩陶碎片d.跨湖桥彩陶碎片图 1 单体“太阳神”符号a.河姆渡陶豆盘b.汤家岗白陶圈足盘c.半坡彩陶盆图 2 组合“太阳神”符号3 结语“太阳神”刻绘符号在真正成为象征前，经历了直接和幻想阶段：直接阶段对应文化的蒙昧时期、自然灵崇拜和图腾崇拜三个阶段，此时火和太阳仅代表光和热；幻想阶段对应文化的傩崇拜阶段，此时太阳吸纳了火的普遍意义，以动、植物为媒介传达着生殖、生长、生存等内涵。因此，巫文化的高级阶段傩崇拜阶段，正处在真正象征的前夕。参考文献：1 杨伯达.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06-113.2 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M.长沙：岳麓书社，1996：280-305.3 林河.中国巫傩史 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33-34.4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80-214.作者简介：刘瑾怡（1994），女，江苏南京人，博士在读，研究方向：图案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