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设计--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doc

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中共灵璧县委党校 成涛一、从“铁面宰相”到“硬汉总理”相似的领域，相似的问题2013年3月15日，李克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一届总理，迄今已近25个月。期间，李克强率领他的团队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带上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之路，其魄力也唤起了人们对朱镕基时代的回忆。朱镕基，从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便强力推进经济改革。他给外界最突出的印象就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正因为如此，朱镕基被部分媒体称为“铁面宰相”。两位总理掌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巨轮，前后相距20年，但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经济软着陆上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大潮下，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具体表现主要是“四高”（高投资增长、高货币投放、高物价上涨和高贸易逆差）、“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和股票热）、“两乱”（金融秩序混乱、市场秩序混乱）。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为抑制过热的经济，朱镕基施以铁腕政策，以其惊人的改革魄力和勇气，克服内外部的矛盾和挑战，推出了他的“改革新政”，拉住了中国经济这辆在危险中急速奔跑的火车，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最终将计划体制下的中国转轨经济带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李克强同样也接手了一个投资过热的经济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成为主基调，巨额的财政支出和货币发放逐渐暴露了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副作用：投资过度、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以及调控也止不住的房价，地方政府积聚的债务风险清理债务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左右。许多企业转动不了，频频告急，要求尽快组织清欠。1991年，朱镕基从上海赶赴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京赴任之后，凳子还没有坐热，他就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两年共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拖欠款2190亿元，实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2013年3月，李克强成为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也迫在眉睫。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38%左右。据测算，若考虑隐性和或有债务，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在2012年至2050年间将持续保持上升态势，到2050年将升至107.7%。截至去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45%以上。金融体制改革1980年代以来历次经济过热的资金来源都是银行贷款，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银行成了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但是无论政府、企业还是银行，都毋需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1993年7月，朱镕基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开始强力收缩银根，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这是对从中央到地方、从单位到个人的投资冲动的釜底抽薪。到7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332亿，还增加了405亿的储蓄。而如今，中国金融市场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已经随着金融部门的深化发展和全球化进程而茁壮成长起来。格局的新变化昭示出央行所能调控的对象和掌握的信息资源都日趋狭隘。自雷曼倒闭以来，中国的信贷总额从9万亿美元上升至23万亿美元，在短短5年中复制了整个美国的商业银行系统的规模。中国的信贷占GDP比率在五年内从75%上升至200%，而美国次贷危机及日本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前的该比值大约为40%。2013年4月开始的债市黑金风暴已经卷入了众多类型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券商和基金公司等。财税体制改革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财源枯竭，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即当时人们常讲的“两个比重”逐年下降，财政陷入困境，中央财政连续多年出现被动性的财政赤字。1993年4 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并决定让朱镕基负责其领导工作。但一些地方反映强烈，主要是针对分税制方案，认为这个方案比较“紧”，并有一定的抵触情绪。朱镕基果断决定，立即带领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地方，与地方党政要员对话，听取意见，改进完善。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的74天时间，朱镕基亲自带队，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先后分10站走了17个省、市、自治区（包括计划单列市）。分税制的确立也花了足足一年半的时间。朱镕基后来回忆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而如今，地方政府乱象迭出：土地财政、跑部钱进、年底突击花钱。同时，预算体制也存在着收入不统一、行政公务开支比例高、公共服务支出比例低、预算粗略不透明、转移支付不科学和不公开、隐性债务规模大等问题。现行财税体制的一系列弊病，已间接阻碍了国富民强的步伐，如果不进行及时调整和改革，再继续运转和积累下去，势必会爆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从“经济软着陆”到“清理三角债”；从“整顿金融秩序”到“分税制改革”朱镕基与他的同仁，选择了一条可为中国通往理想彼岸的路改革。改革中定下的市场化基调，使得中国社会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路径疾驰而去。而如今，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这些方面的问题：如何使经济实现软着陆？如何解决庞大的地方债风险问题？如何定位中央地方事权、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如何解决影子银行风险、整顿金融秩序这些，都是被称为“硬汉总理”李克强必须回答且不能答错的问题！不一样的挑战，不一样的局面前后间隔了二十多年，两任总理在相似的领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但朱镕基和李克强遇到的挑战、面对的局面也是相似的吗？20世纪90年代，朱镕基的核心任务是解决前总理财政集中化失败的烂摊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朱镕基的改革目标主要是重新建立可靠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而不是提高GDP增长率。通过破坏地方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勾结，朱镕基的分税制推动了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此外，通过鼓励地方政府将地方国企(以及房地产和某些公共服务部门)私有化，他的改革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朱镕基主政后期，中国国有经济虚肿的情况轻了许多，财政状况十分健康，宏观经济也一直呈现相对稳定之势。朱镕基的成功意味着李克强必须专注于不同的挑战。李克强必须确保仍以巨大增长潜力自豪的中国经济不会陷于沉寂并跌落“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即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减退，如果找不到新动力，就可能陷入陷阱，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无法超越。为了避免这一结果，李克强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模式以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关于“新常态”，相信同志们早就听说，也经常听说。何谓新常态？其基本特征是什么？新常态是“习式热词”之一。“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固有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新常态”是习近平执政新理念的关键词之一，他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是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当时，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6个月后，习近平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观察家认为，中国领导人发表“新常态”之论，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走向新常态的中国也将给处于缓慢且脆弱复苏中的全球经济注入持久动力。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一是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全球化红利在减退；二是上一轮改革红利基本消耗殆尽，新一轮改革遭遇深水区；三是利益更加多元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大相径庭；四是经济转型的任务很重，但中国经济升级版不可能一天完成。幸运的是，李克强对此了然于胸。事实上，新常态下推进改革以提质增效构成了他经济施政的核心。由此可见，朱镕基和李克强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在中国发展面临关键点时上任的。但李克强面对的挑战更为严峻！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十几倍，面对的经济环境更复杂，面对固有利益格局的阻碍更大。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改革，需要比当年更大的勇气和魄力。二、从“旧常态”到“新常态”影响GDP增速的主要因素2012年之前的30多年，中国的GDP增速平均为10%左右。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从2012年开始，中国GDP增速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增速分别为7.7%、7.7%、7.4%，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GDP增长速度的下降，是由一系列客观因素决定的，而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经济增长速度由什么因素决定？目前有许多人用消费、投资和出口等“三驾马车”的状况来解释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他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构成的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是可以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加以调节的，因此，政府应当采取有力措施“扩需求”，“保增长”。十分明显，人们在这里运用的，其实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长期增长问题，也是一种误用。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走势，是由支持经济增长的劳动、资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状况决定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驱动因素是劳动力的增加。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得到了“人口红利”，即大量新增劳动力的支持。但是，早在本世纪初，中国社科院的蔡昉教授就已指出“刘易斯拐点”（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发生逆转）的出现，“人口红利”会逐步缩减以至消失。这种情况现已表现得愈来愈明显。第二个驱动因素是资本的增加，即投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一直是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经济学家对投资拉动经济造成的消极后果做过许多分析。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指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必然引起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问题和无产阶级贫困化、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社会问题。1956年讨论增长模式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提出，如果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话，投资的回报一定是递减的。而根据美国上世纪前49年数据，他发现美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不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所以没有出现递减。从中国2009年、2012年、2013年的刺激政策来看，确实投资刺激的效果是衰退的。如果继续用大量投资去拉动增长，就会进一步提高杠杆率，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第三个驱动因素是经济效率的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后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第一，市场化改变了过去城乡隔绝的状态，大量农村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得到了相对高效的利用。第二，开放以后引进外国设备、学习外国技术，很快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推动了效率提高。这些都使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率增加。但是，这种情况在本世纪初发生了变化。首先，不论是人口城市化还是土地城市化的速度都在放缓。其次，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一般生产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日益接近。这样，用学习引进的方法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就不那么大了。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也要经过消化以后的再创新。这时，原有的体制缺陷就表现出来了。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从本世纪初开始，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都发生推力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换挡减速的新常态。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确立合乎我们理想的新常态；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在此基础上找到新增长动力。目前在中国，普遍认为合意的新常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另一个是“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其中第一个已经成为事实，第二个却还有待实现。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提出整整20年，之所以至今未能实现，是因为存在体制性的障碍。在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深化改革，先要回顾下在何种历史平台上开展新一轮改革。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中国早期对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体制危机和经济衰败，中国制定了对应的救亡图存办法。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采取的办法是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即走一步看一步，试验成功后再加以推广。但与此同时，有人在思考，除了进行一些变通性的政策调整之外，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上都要选定自己的目标模式。因此，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到80年代上半期，在中国展开了讨论。对于改革目标模式选择，存在三种选项：第一种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本质上也就是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特点是在保持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加大市场对企业的引导和激励，来提高企业的积极性。第二种是东亚模式，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第三种模式是受过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学者主张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比较时兴的是苏东模式，许多官员和经济学家都特别热衷于介绍苏联、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但这种模式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一方面是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倡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学者也纷纷否定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中国只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进行了一段试验，即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但这个改革也没有取得成功，相反引起了财政和通货膨胀问题，到1981年后就被多数人否定了。“东亚模式”在上世纪80年代的目标模式选择中胜出，为多数人所接受，经济发展也沿着“威权发展主义”的路径进行。至于第三种模式，把自由市场经济看作改革最终目标的学者也承认，在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和进行激励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达成共识，至少在改革初期要采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派出了许多考察团到各国去“取经”。影响最大的一个是邓小平1978年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考察。在这三个国家中，他最欣赏的是新加坡在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下的严整社会秩序。在干部和群众中具有更广影响的是以邓力群、马洪等为首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同年11月对日本的访问和考察。考察报告访日归来的思索对日本的经济社会体制赞誉有加，在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邓力群在书中得出结论，要学习日本在政府的管控之下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想法最早是由邓力群的日本考察在中国的中上层干部里普及开来的。“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1984年和1987年的体制设计虽然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同时又强调政府的计划控制。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十三大报告中提到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对市场经济很好的描绘，但我认为，这个提法存在很大缺陷：虽然企业是由市场引导，但是市场是由国家和政府调节，这就埋下了伏笔。到了21世纪，许多文件里出现了“党和政府要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的提法。这表明，虽然1992年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的市场，只是国家所驾驭的工具。1992年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四大的决定制订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即有名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全面改革的纲领，要求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这一决定与现代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接近，这可能反映了经济学家对文件起草的影响。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思想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这种影响的存在，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的要求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体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体制，这种体制仍然保留着许多旧体制的因素。 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是过渡性经济，特点是既有过去经济制度因素，又有未来经济制度因素，存在是此涨彼消，还是此消彼涨问题。其存在两种可能前途，一种前途是旧体制的统制经济逐渐消除，政府从不应该起作用，主要是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提供公共服务，让经济体制逐渐完善起来，越来越接近以法制为基础，或者说以法制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前途是新的因素没有得到发扬，而旧体制遗产变得越来越强势，出现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政府所主导的经济体制。这是很危险的道路，是很不好的一种可能前途。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往往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消除生产发展、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经过若干年后来看，这个决议执行得不好。大多数人认为，当时人们陶醉于上世纪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认为没有必要改革。要改革就要舍弃一些旧的因素，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虽然当时有了决定，实际上没有很好地执行，出现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倒退，原来由市场作用的领域，被政府的作用代替。这样一来，在经济制度中旧的遗产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强化了，原来体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个问题是增长模式或者经济发展模式，即粗放的、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1995年制定的“九五”计划中，要求从粗放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效率提高、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由于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转变始终转不过来。而粗放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来看，是资源匮乏越来越严重，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从宏观经济来看，是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表负债率越来越高，蕴藏着出现经济危机、系统性危机的危险性。另一个问题是腐败。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存在双轨制，存在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一部分价格由行政控制，一部分价格由市场调节，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双轨制寻租，出现了“官倒”现象。到了本世纪，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猖獗。本世纪以后城市化加速，这本是好事，但是在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下，政府又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规模巨大的资源土地。利用土地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大量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用该资金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而因为政府有大量的资源，所以寻租的制度基础变得非常大，腐败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党的十八大根据对形势的分析、人民大众的要求，包括学术界和广大知识分子要求，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八大方针决定，对怎么进行全面改革做出战略部署，要求通过16方面的336项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全会决定要求的体制。下面，我们来重点探讨新常态下如何进行进行经济改革。三、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之道目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经济目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2013年3月17日总理记者招待会，李克强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升级版”概念。3月25日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的境外代表座谈会上，李克强再次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3月27日至29日，李克强在江苏、上海等地调研考察时强调，“要用开放促进改革，要以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那么什么是中国经济升级版呢?我们认为，经济升级版也是经济发展“上轨道”的过程，就是从已有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轨道转换到新型的、更加平衡、更加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上。确切地讲，就是从“加快发展”的轨道转向“科学发展”的轨道，从不公平发展的轨道转向公平发展的轨道，从“黑色发展”的轨道转向“绿色发展”的轨道，建立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环境友好、分配公平、民生幸福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体系。简言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平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各类矛盾凸显期，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三大系统从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的转变，实现系统间关系更加协调，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全面提升国民净福利水平。为什么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呢？从历史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结合的过程，如同中国经济发展版本，需要经历一个不断升级、不断“打补丁”、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历史经验表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版本”每隔一段时间(十年或二十年)就需要一次升级，一方面需要解决前一段经济发展所积累的问题和弊端，另一方面更需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发展新的形势和大势所趋，旨在“两个提升”：一是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二是提升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类资源配置能力、国际竞争力、全球影响力。政治目标：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改革不是为了上几个项目，搞几个工程，而是为了在中国实现小康，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建成小康社会就要依靠改革。30多年的经验表明，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发展，依然要靠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这是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李克强年轻时在农村插队，饱尝农民生活的艰辛，积累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上任之初，他们就想编织一张覆盖全民、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坚守网底不破，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这张网包括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住房。新一届领导人反复强调，使改革红利惠及人民，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受益，因此就要深入基层，了解老百姓对改革的诉求，如收入分配、城乡差别等， 看看他们到底希望改什么，怎么改。 也就是说，要以民之所望为改革所向，通过改革让百姓受益，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核心和着力点核心：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的问题。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其中有5个概念非常重要。其一，统一。过去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而政府依靠条条块块进行管理，把市场和经济之间的联系切断。本世纪初，很多经济活动在市场进行，但是市场不是统一的，是条块切割、碎片化的市场。经济学认为，市场规模越大、效率越高，而建立统一市场要消除条块分割。其二，开放。过去市场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放开，而是分等级的，“国企在政策中，集体企业在附则里，民营经济虽然存在但往往被看成异类”。要建立所有主体平等对待、平等获取生产要素、一体开放的市场。其三，竞争。这是市场的灵魂，由于行政权力的干预和各种有行政背景垄断的出现，市场缺乏足够的竞争性。和权力的关系不同，市场中不同主体的力量就不同，因此要建立竞争性的市场。其四，有序。市场有各种权利的干预，是无序的，缺乏法制，而不是在统一的规则基础上进行相关活动。有序的市场就是体系建立在规则、法制的基础上。其五，市场体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市场的理解往往局限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等不对所有主体开放，要围绕要求，进行各项改革。这5项要求切中中国当前经济体制时弊，要围绕上述要求推进改革，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着力点：尊重法治，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是一场革命，是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否定，因此必须在法治的前提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改革才能成功。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理念，并明确提出 2020 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奋斗目标。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李克强当选总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代表新一届政府庄严承诺：“我们将忠实于宪法，忠实于人民。 ”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建设法治政府、各项工作都要依法行政”的要求，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也明确规定，国务院组成人员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认真履行职责，国务院及各部门要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正文明执法。这些承诺、要求和规定，彰显了新一届政府崇尚法治、带头遵法守法的决心和理念。2014年2月1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李克强再次强调，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是改革取得成功的保证。担任总理后，李克强在不同场合举行座谈会、召开会议，研判经济形势。针对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外贸、固定投资增速都在下滑的明显迹象， 新一届政府在近 3 个月时间里并没有释放较大的经济政策调整信号。 2013 年 5 月 13 日，李克强说，在存量货币较大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较高。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 进入 6 月以来，银行开始闹“钱荒”，有人希望中央银行进一步放松银根“救市”，但是央行并没有施以援手，拒不“放水”，打破了市场关于央行“放水”的惯性期待。 6 月 8日，李克强再度要求“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6 月 19 日，国务院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推出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推动民间资本进入等八项金融新政。 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量。这是李克强一个多月中三提 “盘活存量资金”，央行拒绝救市，以金融之手，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正是李克强按照经济规律，以金融之手，通过市场的调节让资金流向最该去的地方，恢复经济结构平衡，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目标，力保经济发展稳中求进。当经济出现暂时的下滑时，不人为地出台刺激措施，而是采取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的方法， 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增长。突破口：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改革走到今天，每走一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碰到的问题千头万绪，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社会的期待各种各样。如何取得新突破？ 李克强总理指出，如果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就会事半功倍，甚至产生十倍、二十倍的效应。基于这样的改革理念，新一届政府不仅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而且找准改革突破口，推出了诸多重大改革举措，以转变职能作为新一届政府改革开局的关键，力图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第一，简政放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领域和中心环节，核心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从历次改革看，机构撤并只是行政机构改革的“物理反应”，转变政府职能才是“化学反应”。要想产生改革的“化学反应”，行政审批领域是重中之重，必须通过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扩大向社会和市场放权的效果，建立起“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简政”是获取“改革红利”的第一步棋。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涉及铁路政企分开、卫生计生整合、食品药品监管等方面。国务院将其分解为 72 项任务，各部门责任明确。李克强说，这次改革的核心就是转变政府职能，也是简政放权。在两天后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李克强说，这次机构改革是新一届政府要办的第一件事，要限期完成职能转变的各项任务，绝不能“换汤不换药”。接着，新一届政府快马加鞭、按时间表有条不紊地实施“放权”。在李克强就任总理前，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他认为，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是要“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并要求各部门按季度列出工作时间表，简化程序，限时办结，承诺本届政府要再削减 1/3 以上。2013 年 4 月 24 日， 国务院第一批取消 71项行政审批事项；5 月 6 日，再取消和下放 61项行政审批事项；6 月 19 日， 第三批取消和下放 32 项行政审批事项。 截止到2015年3月5日为止，本届政府减少1/3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提前实现。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之后，“跑部钱进”现象能减少，国务院各部门的重心将转为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正如李克强所说的，我们的审批就是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国家、地方有关部门都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并不是放任的。这样更能够加快合理投资进度， 支撑经济发展， 同时也更符合经济规律，使我们监管，政府该管的管住、管好。第二，彻查楼堂馆所，打造“廉价政府”2013 年 3 月 17 日， 李克强在履职总理后的首次答记者问时，表示要用简朴的政府来取信于民，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并就削减政府开支约法三章：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公务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3月26 日，国务院召开廉政工作会议，专门邀请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和副书记赵洪祝参加。李克强表示要加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改革，以严格的法律来约束权力，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制度，把政府所有收入和支出都纳入预算。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紧急通知， 对各地、 各部门修建政府性楼堂馆所情况开展清理检查。通知表示，坚决遏制违规修建政府性楼堂馆所现象。通知下发后，省级政府组成部门、地市级政府都开始清查。政府过紧日子，把钱花在刀刃上，还要“看好钱袋子”。 实际上是要打造“廉价政府”，这符合人民利益。第三，加强宏观调控 ，治理产能过剩 ，发展实体经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竞争力的高低，实体经济是关键。现代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依靠虚拟经济发展起来的。因此，发展实体经济是新一届政府重点关注的。而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强有力的调控。必须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针对性，既要深入研究战略性、规律性问题，也要敏锐捕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把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创新驱动，既稳当前，又利长远，一举多得，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2013年5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表示，要坚决完成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等现象。 6 月 8 日，李克强在河北主持召开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表示，要分门别类抑制和消化严重过剩产能。光伏产业作为中国经济“升级版”中新能源的重要发展方向，已经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中国光伏产业自 2012 年起就面临着包括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 决定着中国 150 多家光伏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命运。在这场光伏产业的“保卫战”中，作为总理的李克强一开始就十分关心， 并亲自做了很多关键性工作。 5 月 26 日，在访问德国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时，李克强指出，今日欧盟拟对华光伏产品和无线通信设备产品发起“双反”调查，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对保护本国经济上的“强硬”作风。 李克强反复强调，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离民族复兴只有几步之遥，我们身上责任重大，必须往前走，必须勇于试，这是我们的责任所系。很显然，李克强的经济改革思想对世界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改革是发展的最大“红利”，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全国人民一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依靠集体智慧和人民的力量，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实现“中国梦”。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