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为何未给策兰写诗评——海德格尔论里尔克与策兰.pdf

第45卷第1期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Vol.45 No.12024年JOURNAL OF YULI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海德格尔为何未给策兰写诗评？海德格尔论里尔克与策兰陈芸（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摘要海德格尔为何未给策兰写诗评，是德国文化史上常被讨论的问题。较之于以往论者从海德格尔的政治观、哲学观出发提供解释，本文选择从海德格尔的诗学观入手，指出在海德格尔的诗学序列中，确实没有策兰的位置。结合海德格尔的诗人何为与策兰的托特瑙山两部文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海德格尔赞赏的是像里尔克诗歌那样对“无蔽真理”的揭示，强调诗歌具有某种源初生发力量。而策兰的诗歌过于晦涩破碎，乃是“非真理”的展现。作为“隐秘的哲人王”，海德格尔更多是从国家命运走向、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角度去思考诗歌教化问题，却并不聚焦在人类苦难与个人命运之上。关键词海德格尔；里尔克；策兰；诗歌与真理的关系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4671(2024)01008409海德格尔论里尔克的名篇诗人何为（1946）是“诗学哲学诠释”中最脍炙人口的一篇佳作。而海德格尔主动邀约策兰同游托特瑙山（1967），却迟迟未正式未对策兰的诗歌发表评论，或对纳粹的罪行道歉，成为策兰最耿耿于怀之事。这两件事之间并无事实性联系，但若是将之放置于诗歌与哲学的对话中，放置于海德格尔的诗学观中考察，却颇有意味。对此问题的关注早有先声。首先是海德格尔与里尔克或是海德格尔与策兰的研究已小有规模。前者以艾斯布德伯格（Else Buddeberg）、埃克哈德赫夫特里希（Eckhard Heftrich）、安东尼费兰（Anthony Phelan）、安东尼斯蒂芬斯（Anthony Stephens）的研究为代表，而后者的研究常被提及的则是拉科拉巴特（Lacoue-Labarthe）诗歌作为经验与詹姆斯K.林恩的专著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在中国语境中，由于海德格尔、里尔克和策兰广受欢迎，相关的论文也可参看艾士薇、刘聪、王家新、吴建广等人的研究。这些研究有的认为从海德格尔的角度出发去诠释里尔克的【收稿日期】2023-09-0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外国文学一般项目“跨学科视域中的里尔克研究”（21BWW054）；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里尔克与策兰诗学哲学诠释比较研究”（2021QN071）。【作者简介】陈芸，女，广东潮州人，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比较诗学、德国文学。Else Buddeberg,Denken und Dichten des Seins Heidegger-Rilke,Stuttgart:J.B.Metzler,1956.Eckhard Heftrich,Die Philosophie und Rilke,Freiburg/Mnchen:Karl Alber,1962.Anthony Phelan,Rilke and his Philosophical Critics,edited by Karen Leeder and Robert Vilainin,The Cambridge Companionto Rilk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74188.Anthony Stephens,Cutting Poets to Size Heidegger,Hlderlin,Rilke.Ed Vrasidas Karalis,Heidegger and the Aesthetics ofLiving,Cambridg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06,pp.8-24.Lacoue-Labarthe,Poetry as Experience,Andrea Tarnowski(Translat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詹姆斯K.林恩著，李春译：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艾士薇：里尔克的诗学对存在主义的影响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1期；刘聪：追寻诸神远逝的回音海德格尔哲学与里尔克诗学思想之共鸣，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王家新：策兰与海德格尔的对话之路，时代阅读2010年10月14日；吴建广：诗与思擦肩而过保尔策兰相遇马丁海德格尔，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刘聪：两者之间略论保罗策兰与海德格尔的隐性对话，东吴学术2012年第4期。84诗歌，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洞见，有的则认为海德格尔的意见比较粗暴强势，将里尔克定位为“形而上学”的诗人，大大误读了诗歌。有的则试图调和之前存在的诠释分歧，指出海德格尔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这些成果都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玩味的是，因为海德格尔未正式为策兰撰文的缘故，故而将海德格尔、里尔克、策兰并置的研究还未真正展开。之前的研究，仅仅将海德格尔、里尔克、荷尔德林放在一个序列中，或从更为宽泛的思想史脉络中考虑三者关系。但毋庸置疑的是，对他们的诗歌进行哲学诠释，这样的题目本身就成了一个发问，作为发问的链条，这种努力试图从海德格尔所写的文章中寻找他推诿写作的原因，从而厘清海德格尔秉持的诗学观与真理观之间的关系。此外，借助于海德格尔的诠释又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里尔克、策兰之间的差异关系。一、里尔克的“荷尔德林化”据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回忆，“海德格尔曾经说，杜伊诺哀歌用诗的形式表达了他在存在与时间里想表达的”，阿多曾考虑作一篇关于里尔克与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可惜因其他原因不果。若阿多所言不虚，那么，海德格尔与里尔克的关联的密切度就超出预想。让我们先从海德格尔的角度来描述他对里尔克的接受过程和诠释原则。海德格尔最早阅读里尔克的诗歌，可追溯到他在弗莱堡学习神学和哲学时期（19091911）。在致汉娜阿伦特的信中，他特意提到自己在读里尔克，并认为里尔克陪伴他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段“激动人心的岁月”。此间，他大量阅读庆祝我 新诗集的诗歌，并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从海德格尔早年诗作橄榄园时辰（lbergstunden，1911）可以看到里尔克子午线天使（Lange du Mridien）、橄榄园的影响。1926年11月，在与伊丽莎白布洛赫曼（Elisabeth Blochmann）的通信中，海德格尔引用里尔克的时辰之书的一节。1926 年 12月，听闻里尔克去世的消息，海德格尔悲痛万分。1928年10月，布洛赫曼给海德格尔寄了莎乐美所著的里尔克评论以及最新版的里尔克书信集，海德格尔表示感谢。1934年圣诞节，海德格尔将里尔克晚期诗歌集作为礼物寄给布洛赫曼，并夹了一张明信片，同样写着里尔克的诗句：“因我从不曾让你停下，所以我将你紧紧抓住。”1929年9月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引用里尔克的诗子午线天使的最后一句话：“石像啊，你可知我们的存在？/也许，当你端着钟盘进入子夜/你的脸才更有荣光？”之后，此语成了形而上学是什么？的关键思想。1939年，海德格尔再次想到里尔克，敦促姐姐找出自己珍藏的1905年版时辰之书，此书曾是昔日学生的赠书。1942年至1943年，他在弗莱堡大学开设巴门尼德讲座，讨论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第八首中的“敞开者”（das Offene)与“真理”（aletheia）的关系。三年之后，这个讨论在诗人何为的演讲中进一步深化。不久之后，海德格尔开始与里尔克的遗孀克拉拉书信往来。P.Christopher Smith,Heideggers Misinterpretation of Rilke,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Volume 3,Number 1,Spring 1979,pp.3-19.Thomas Pfau,Superabundant Being:Disambiguating Rilke and Heidegger,Modern Theology,2019,35(1):pp.23-42.皮埃尔阿多著，姜丹丹译：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Judith Wolfe,Heideggers Eschatology:Theological Horizons in Martin Heideggers Early W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2013,p.54.阿希姆W.斯托克主编，李乾坤、李逸超译：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阿希姆W.斯托克主编，李乾坤、李逸超译：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阿希姆W.斯托克主编，李乾坤、李逸超译：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页。海德格尔为何未给策兰写诗评？陈 芸海德格尔论里尔克与策兰852024年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1946年，海德格尔的讲座诗人何为只在一个小圈子里举办，这次讲座报告有一句说明：“这个讲座是为了纪念里尔克去世二十周年（1926年12月29日），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从中不难看出海德格尔评注用词的谨慎。在正式收入林中路时，海德格尔仍特意强调这个目的，可惜在中译本中未突出这个信息。这个时间节点的重要性，可以帮助我们从外在条件理解海德格尔为何要选择这个时机评论里尔克。这个时间离“二战”德国宣布投降的时间（1945年5月）只有一年之久，因为与纳粹的关系，在盟军解放德国之后，海德格尔就被禁止授课，直至1951年才被解禁，故而此时海德格尔还处于禁言期。另一方面此外，1946年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他进入一个转折期。在此之前，他主要的精力放在对荷尔德林的诗歌诠释，完成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如当节日的时候”（1941)、追忆（1943）、荷尔德林诗的阐释（1944）等文章，涉及哲学的仅有柏拉图的真理学说（1942）、真理的本质（1943）。1946年春天，海德格尔遇到中国学者萧师毅，开启对中国道家思想的兴趣。1946年，海德格尔的思想特别活跃，先后写就形而上学之克服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等文章。可以说，这个时期，虽然无法在公共场合讲课，但海德格尔的学术地位已日益稳定，不少学生都从远方赶来登门求教，一些学者开始了“海德格尔研究”。从里尔克的接受史看，这个时期正是里尔克的诗歌最受欢迎的时期。1939年，奥登称里尔克在英美世界的影响力远超德语世界，到了20世纪40年代，德国成了“里尔克的时代”。由此可见，无论从普通民众对于里尔克的接受，还是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师生群那样的学术共同体，借着纪念的契机，海德格尔谈论里尔克是水到渠成之事。将荷尔德林与里尔克并举，似乎也是一种时代的选择。耐人寻味的是，较之于青年们爱荷尔德林，因此在宣传中常常宣扬荷尔德林诗歌的爱国主义情怀，里尔克的诗歌中则缺乏这种元素。从国籍上讲，里尔克是奥地利人，而非德国人。就诗歌风格而言，他的杜伊诺哀歌探索生与死的秘密，强调人的脆弱性，与战争的氛围颇为格格不入。故而不难发现，海德格尔谈论里尔克的方式较迂回，因为这个演讲一开始大量的篇幅还是在谈荷尔德林，“贫困时代，诗人何为？”这句点题的诗歌都出自荷尔德林的面包与酒，这个开头正是海德格尔上一篇文章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的结尾。在海德格尔的编排中，荷尔德林（17701843）与里尔克（18791926）虽然从时间上相距三十年，却又成了同时代人，都活在贫困时代（die drftige zeit）中。在海德格尔看来，从荷尔德林过渡到里尔克，似乎是荷尔德林提出一个问题，里尔克正好回应这个问题。或者说，海德格尔有意识地将里尔克“荷尔德林化”，将里尔克塑造成荷尔德林的继承者。与解释荷尔德林的诗歌相似，海德格尔在解释里尔克的诗歌时，并不考虑编辑校勘学、语文学的问题，他再三言明自己的解释并不是“文艺批评”。海德格尔的解释常常都是以诗人并不著名的诗歌或者诗句切入，抓住其中几个核心的关键词和意象，结合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勾连性阐述，例如解释荷尔德林的“诗意地栖居”“诗是创建”等。在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也找到几个关键词：冒险（das Wagnis)、敞开者、内在回忆、天使、唱歌（den Gesang singen）。以这几个关键词为线索，勾勒出的里尔克的精神图像，确实与之前的里尔克研究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集中在“敞开者”的大量讨论，更加清晰地标注出诗人何为与巴门尼德讲座谈论之间深切的联系。如何评估海德格尔的诠释？我们先来考察对这种诠释的主要批评。主要的观点集中于以下方面。第一，认为海德格尔的诠释罔顾文本编撰学、语文学，例如海德格尔最爱解释的“充满功德，然而人诗人般住在这地上”之句，只作为“疑文”收在荷尔德林集的附录里。同样，海德格尔对“冒险”的解释也是从里尔克的一首并不著名的诗歌出发。第二，抨击海德格尔采用寻章摘句、口号式的解说法，只是把 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刘皓明：多余的诠释：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误读，小批评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86诗歌降格为教育诗或是箴言，“从诗学角度说，海德格尔把荷尔德林的诗歌降低到席勒诗歌的水平，后者的诗歌属于那种说教式诗歌，它直接把思想用人们可以撷取的词句表达出来，并且实际上期待人们这样阅读它”，既不考虑荷尔德林诗歌内在的结构，考虑诗歌与其他思想的关联，也不考虑他与同时代哲学家的呼应。这种方式在诗人何为中也非常突出，海德格尔并没有试图疏通几首哀歌之间的关系或是对核心意象、结构特征进行分析，而是始终在几个关键词上打转，引证其他诗句。由此也引出第三种批评，阿多诺在本真性的行话中毫不客气地批评海德格尔文学诠释理想与实践之间的这种自相矛盾，“把诗人，超乎审美之上，当作成就者来赞美，却对形式的能动力量不作具体反思”。对于以上批评，若要为海德格尔辩护的话，我们可以说应该尊重海德格尔的诠释原则，正如张祥龙所言，“海德格尔的诗论绝不止于理论上的或美学上的，他是要借诗境以彰显纯思想的缘构境域”，“诗是海德格尔的那种让语言本身跳舞的表达风格的最充分表现”，换而言之，海德格尔的诗歌解读是为了通过诗歌语言这一特殊的语言形式来揭示语言的思想性。故而，从校勘学、语文学的角度去指责海德格尔的误读，还是故意忽视其诠释的前提。正如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重新发现和诠释，并非只是阐发荷尔德林诗歌的诗意，而是意欲重新塑造德国诗人的形象，乃至于重塑“德意志精神”的形象，海德格尔对里尔克的解读，也正是要借助里尔克诗歌语言继续探索诗歌与真理的关系，或说在真理的概念之下探论美与艺术。海德格尔并没有直接从无蔽状态和无蔽领域的意义上来解释“敞开者”，他明确地指出，这种粗暴的套用，只能扭曲里尔克的“敞开者”，将之推向“锁闭者”和“未被照亮者”。而在里尔克的诗歌中常常出现的“敞开者乃是那一切没有界限的东西的伟大整体。它让进入纯粹牵引中被冒险的芸芸众生作为被吸引者而吸引，以至于它们继续多样地相互吸引，而没有碰到任何界限”。里尔克给译者的信件中曾陈明：“我所说的敞开者，并不是指天空、空气和空间。对观察者和判断者而言，它们也还是对象，因此是不透明的（opaque）和关闭的。动物、花朵，也许就是这一切，无须为自己辩解，它在自身之前和自身之上就具有那种不可描述的敞开的自由（offene Freiheit）这在我们人这里也有等价的东西（极度短暂），或许只是在爱情的最初瞬间，那时，人在他人身上，在所爱的人身上，在向上帝的提升中，看到了他自己的广度。”故而，海德格尔对此概念的诠释也是步步深入，在巴门尼德讲座中，海德格尔强调里尔克对“人”与“动物”关系的颠倒，说明动物反而比人更接近“存在者的整体源初经验”，另一方面，也凸显“迷失在存在遗忘的死胡同”的现代人对于存在真理的遗忘。在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引入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世界”概念来解释之，认为里尔克强调的是“人在世界面前”。对于里尔克而言，他已经敏感地预见技术、极权对于周遭世界的破坏，人只有在对永恒的一瞥中才能意识到这一切的不合理性。终有一死的人必须意识到这种危险，诗人们必须勇于冒险，进入那个存在的球体，重新认定死亡的法则。最终，诗人通过吟唱神圣才能回到存在的本身。从海德格尔的梳理中，不难看出，他巧妙地串起里尔克诗歌中的中心主题，在他的阐发中，里尔克的诗歌脱离情感论与神秘主义，具有高度的哲学思辨性与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更重要的是，他侧重于从诗歌与真理的关系诠释里尔克，里尔克的诗歌具有源初的力量，表现世界与大地的争执，展现出对于“真理”“敞开”等主题的深刻揭示。刘皓明：多余的诠释：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误读，小批评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刘皓明：多余的诠释：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误读，小批评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68页。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诗人何为，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诗人何为，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海德格尔著，朱清华译：巴门尼德，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35236页。海德格尔为何未给策兰写诗评？陈 芸海德格尔论里尔克与策兰872024年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二、策兰托瑙特山与未竟的诗评如果借用策兰子午线演讲的说法，策兰与海德格尔是地球的两个极点，分别穿越回归线，最终在一点上相遇。作为犹太诗人的策兰，是德国暴行的幸存者，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则是纳粹党的昔日成员。这两个相距甚远的人，却存在着密切的精神联系。在之前大多数的批评家、哲学家都注意到这一点，乌瑞齐鲍尔（Ulrich Baer）、策兰传记作家费尔斯坦纳（Felstiner）、伽达默尔和拉科拉巴特（Lacoue-Labarthe）对此就进行过讨论。在中国语境中，吴建广、王家新围绕托特瑙山会面的讨论也颇有深度。策兰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切尔诺维茨时期。策兰在阅读海德格尔的时候，都会很认真地画出感兴趣的句子。策兰在维也纳时期的恋人、奥地利女诗人巴赫曼，博士论文的选题是海德格尔哲学。两人曾对此做过许多的讨论，巴赫曼的论文题为批判地吸收海德格尔存主义哲学（1950）。1951年10月，策兰收到林中路限量版的副本，开始认真阅读。策兰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具有一种诗歌开放性，并且有兴趣与之对话。海德格尔可能是在德国作家埃里希卡斯特纳（Erich Kstner）、哲学家奥托珀格勒、法国诗人勒内夏尔（Ren Char）等影响下，开始阅读策兰。通过珀格勒的介绍，海德格尔知晓策兰的基本情况，也知道策兰父母死于集中营。据珀格勒回忆，海德格尔认为策兰的诗歌太过晦涩，故而他对策兰的诗歌进行有选择性的阅读。1959年，海德格尔七十大寿时，希望得到策兰的一首诗，策兰却因为敏感的犹太身份，拒绝作贺寿诗。后来，策兰还是把条纹赠寄给海德格尔：“眼中的纹影/它珍藏着/一个由黑暗孕育的记号。”1961年，策兰又通过珀格勒寄赠诗集语言栅栏给海德格尔，在题献上写下：“这些是一个尊敬您的人的诗：荨麻路上传来的声音/从你的手上走近我们，/无论谁独自和灯守在一起，/只有从手上阅读。”之后，此诗被放入子午线的演讲中。1967年7月24日，策兰应鲍曼邀请赴弗莱堡大学朗诵，海德格尔坐在第一排倾听。除此之后，海德格尔还专门去弗莱堡书店走了一趟，请他们把策兰诗集摆在橱窗最醒目的位置。这使得策兰对弗莱堡印象很好。海德格尔在给鲍曼教授（Gerhart Bauman）的信件中写道：“我很久以来就想结识策兰。他远远站在最前面，却常常回避与人交往。我了解他的所有作品。还有那些严肃的批评，以及他尽了一个人最大的可能来为自己所作的辩护。”之后，他还邀请策兰来托特瑙山，这都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策兰的尊重。据说策兰与海德格尔在小木屋中停留后，一起散步。之后，策兰写作了托特瑙山作为对这次拜访的纪念。海德格尔收到此诗，给策兰写了一封回信。这首诗放在策兰的整体创作中，可能算不上最好的，但诗歌承载的意义却不小。围绕此诗，各家的翻译、注释、读解也五花八门。就笔者目力所及，较为常见的解读倾向有两种。一种强调策兰与海德格尔作为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对立，认为策兰对于此次拜访颇感失望，在诗歌中也大量隐藏着双关语，如“托特瑙山”（Todtnauberg）。托特瑙山除了是真实的地名，“Todt”是“死亡”一词的古老形式，故而策兰的拜访托特瑙，即拜访死亡之山，向着冥府的幽冥之旅。诗歌中的“Waldwasen”暗指集中营，“Knppel”意味着用来殴打的棍棒，如拉科拉巴特认为此诗 Ulrich Baer,Remnants of Song:Trauma and the Expereience of Modernity in Charles Baudelaire An Paul Cela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吴建广：诗与思擦肩而过保尔策兰相遇马丁海德格尔，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15页。詹姆斯K.林恩著，李春译：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Gerhart Bauman,Erinnerungen an Paul Celan,Frankfurt a.M:Suhrkamp，1986，p.60.88表达了令人失望和精疲力竭的情绪。另一派则认为政治对立的解读不足取，还是要尊重文本，此诗表露策兰希望与失望交织的心态。对此，笔者赞同后者的解释，因为从海德格尔对于此诗的反应看，此诗也并非控诉诗，从策兰之后还与海德格尔见面的行为来看，可以推断出策兰对于这位年长的哲学家始终充满敬意：托特瑙山（Todtnauberg）海德格尔为何未给策兰写诗评？陈 芸海德格尔论里尔克与策兰金盏花，明亮草，从井水边汲水喝，头顶上的井栏镌刻着星星在那间木屋里，留言本上谁的名字在我的名字之前呢？，在本子上今天，“希望”这个词，被画了一条线这个词来自思想者内心深处，走向野地，并不平整，兰花与兰花，各自独立，开诚布公地聊天，之后坐上了车，明明白白地，那人开车载着我们，他也听到了，走了一半木头铺成的林中路在高高山谷间，潮湿非常。Arnika,Augentrost,derTrunk aus dem Brunnen mit demSternwrfel drauf,in derHtte,die in das Buchwessen Namen nahms aufvor dem meinen?，die in dies Buchgeschriebene Zeile voneiner Hoffnung,heute,auf eines DenkendenKommendesWortim Herzen,Waldwasen,uneingeebnet,Orchis und Orchis,einzeln,Krudes,spter,im Fahren,deutlich,der uns fhrt,der Mensch,ders mit anhrt,die halb-beschrittenen Knppelpfade im Hochmoor,Feuchtes,viel.892024年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这首诗本身是一个句子，分为八小分节，其中五小节只有两个单词，基本都是并列的名词和名词从句的注释名词，用逗号分隔，直到最后一行以句点结束全诗。所以，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在笔记本上的速写。这首诗忠实地记录了策兰拜访海德格尔小屋的所见所感。金盏花和明亮草（小米草）是黑森林常见的小花。前者有着黄色的花托，似向日葵，以减轻瘀伤或疮痕闻名。后者则是淡蓝色的三瓣花朵，有益于缓解眼睛的干涩。明亮草与古希腊神话中的美惠三女神相连，据希腊诗人品达所言，三女神会给世界创造欢乐、丰盛、美善，明亮草可以擦亮凡人的眼睛，带给人欢乐。因此，策兰的旅程开始期待康复与修和，以寻求和解。但最终以“潮湿”“非常”来结束，暗示着因为和解失败，只能以湿润的眼泪、失望和感叹结束。“Sternwrfel”，字面意义是镌刻在物体上的一个星星状的图样。从海德格尔的小屋旧照片显示在井栏边有一个彩绘或雕刻的星形格言，似乎是一种当地的民间艺术。这个星星图样，令人想起犹太人的标记六芒星，也可视为海德格尔对星星的喜爱，他的墓碑上就是一颗星。“der/Htte”，强调海德格尔的小屋类似于避难所。策兰小心翼翼地走入这间小屋，作为客人在留言本上留言。“谁的名字在我的名字之前”突出的是策兰的好奇，而不能简单理解为他猜度之前来海德格尔小屋的有一些纳粹旧人。毕竟，海德格尔的小屋作为隐居之处，并非热闹的会客场所。策兰特意在本子上留下的“希望”表达了他内心最真挚的盼望，这手写的“希望”也是策兰内心深处最直接的呼唤。之后，他们一起走向山后的高沼地上散步，策兰再度选用植物来比拟两人关系，正如“兰花和兰花，各自独立”，与诗歌开始的金盏花、明亮草并列在一起，强调兰花的独立性。在佛教和禅宗传说中，兰花可能象征着诗人或思想家。他们一起坐车，另一个同行的伙伴格哈德诺伊曼（Gerhard Neumann）也听到了他们直率的交谈。这位司机成为两人关系和交谈的见证人。接着，他们一起前行走了一段路，“halb-/beschrittenen Knppel-/Pfaden”，字面意思是“木头做成的小路”，它指的是黑森林中的路，也常常是迷途，一语双关地指向海德格尔的著作林中路。因为快下雨，他们的散步也就此结束。这段短暂同行的路，暗示着迷途，下雨的潮湿表现出策兰未得到真正答案的失望。作为回应，策兰收到一封“完美敷衍”的感谢信，策兰评价道：“因此，远足者还在徘徊，围绕问题和答案。对一个重要问题的回答，并不让人满意。”从这些片言只语中，不难看出，作为晚辈的策兰非常期待海德格尔的肯定和鼓励，与其说是策兰在等待海德格尔的一篇诗评，不如说他在等待一场真正的和解，等待真正的友谊。之后，策兰仍未放弃与海德格尔对话的努力，他们将会晤两次。1968年6月底，他们再次见面，共处了几天。1970年3月27日，策兰参加弗莱堡圈内诵诗会。“策兰的这次出现神貌诡异，令人震惊，海德格尔惊愕地对鲍曼说：策兰病了，病入膏肓。”4月19日，策兰投河自尽。三、海德格尔的诗学序列海德格尔为何不愿意给策兰写诗评，为何始终对道歉保持沉默？一些研究者试图做出一些回答，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主要还是因为海德格尔的政治立场，海德格尔坚持自己的“纳粹”立场，对自己所作所为不道歉。海德格尔同情策兰，但无法与策兰真正缔结友谊，就像海德格尔与他的犹太学生们的关系。沃林（Richard Wolin）在海德格尔的孩子们一书的序言中就从策兰与海德格尔的会面开始探求 Nitzan Lebovic,Near the End:Celan,between Scholem and Heidegger,The German Quarterly,2010,Vol.83,No.4,pp.465-484.吴建广：诗与思擦肩而过保尔策兰相遇马丁海德格尔，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15页。Richard Wolin,Heideggers Children:Hannah Arendt,Karl Lwith,Hans Jonas,and Herbert Marcus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2015.90海德格尔政治立场的强硬。第二种观点认为海德格尔不道歉，是出于他的哲学立场，而非政治立场。如海德格尔学生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生命的现象学指出，海德格尔的哲学缺乏道德感，以海德格尔一直强调的真理概念为例子，海德格尔强调的都是真理中的“无蔽”“骄傲”“中性”“超然”，以此掩盖和欺骗众人展开对真相的追踪，换言之，这本身就是虚无主义、诺斯替主义的一种表现。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从海德格尔的诗学立场出发，不难发现海德格尔的诗学思想与策兰的诗歌本身存在排斥的现象。综合三种观点，笔者最认同的，还是应从海德格尔的诗学立场去考量他为何没有回应策兰。特别是联系海德格尔对里尔克的诗评与策兰的托特瑙山，或许我们可以看到，在海德格尔的诗学序列中，确实没有策兰的位置。从海德格尔对里尔克的诠释展示出，海德格尔赞赏的诗歌是对“无蔽真理”的揭示，强调诗歌具有某种源初生发力量。海德格尔开始集中地进行诗歌诠释的时期，正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政治危机之后。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诗歌诠释，是因为诗歌可以帮助他走出迷误，较之于哲学的光芒，诗歌显得更灰暗一些，更加非暴力。取道于诗歌诠释，海德格尔可以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哲学理想更加隐晦迂回地说出。例如海德格尔不断强调“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诗人何为”，除了对语言本质、诗人天命的讨论之外，其意义还在于暗示在已经动荡不安的德国，更重要的还是以荷尔德林、里尔克式的诗人来重建德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净化之前被纳粹污染的德语，寻找能供德国人心灵诗意栖息之地。一言以蔽之，作为“隐秘的哲人王”的海德格尔更多是从国家命运走向、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角度去思考诗歌教化问题，并不聚焦在人类苦难与个人命运之上。较之于战败的德国文化人在寻找安息、寻找自信，身为犹太人的策兰仍背负着幸存者的负疚感在欧洲各国流浪，无处可去。格伦拜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策兰诗歌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羞耻感”（shamanistic）。巨大的羞耻感充盈着他所有的诗歌。“策兰始终需要与羞耻进行不懈的斗争，面对多层次的羞耻感：无法保护父母，作为幸存者的羞耻感；用谋杀者的语言写作而获得成功的羞耻感；使用现代诗歌喃喃自语，陷于病态自恋的羞耻感；逐渐无法与他人交流，身处抑郁边缘的羞耻感；面对战后一部分德国人仍有意掩盖历史真相，对犹太幸存者的冷漠而产生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造成他始终强调自己无地可栖（Ortlosigkeit，边缘地带）。”“Ortlosigkeit”来自希腊语“,atopa”。苏格拉底常被同时代人称为“atopos”(异数、奇怪、不合时宜、没有位置的)。同样，作为比苏格拉底更奇怪的策兰，无论在现实的国土上，还是在写作语言的选择上都缺乏自由，充满深切的无奈感。由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何他在子午线中强调诗歌是流亡中的“换气”，始终持守自己活在“语言的异乡”中。从这个角度重读托特瑙山，才可以真正把握这首诗的言下之意。表面上看，托特瑙山写的是一次拜访，作为客人的策兰走进海德格尔的“家”，之后，他们又在他的“家”周围一起漫步。实质上，这首诗歌要表达的是作为“无家可归者”的策兰渴望在海德格尔的“家”中找到一个位置，渴望得到海德格尔的庇护和精神扶持。对于策兰而言，海德格尔是对时代问题思考得最深刻的哲学家，是对人类陷入“无家可归”的命运最敏感的先知，是同样遭受过纳粹给整个世界带来致命打击的亲历者。海德格尔也因为纳粹问题被审查，被众人攻击，有段时间陷入精神危机中，他应该也是最能够懂策兰的人。但遗憾的是，就像诗歌中那场突如其来的“雨”打断他们的漫游，他们的交谈陷入迷途，海德格尔与策兰之间的距离，岂是一个“希望”能够连接在一起的？同样，托特瑙山本身形式上的断裂感预示 参看哲学家与作家迈克尔埃斯金（Michael Eskin）与诗人杜尔斯格伦拜因（Durs Grnbein）的对谈录。MichaelEskin,Schwerer werden.Leichter sein,Gesprche um Celan mit Mit Durs Grnbein,Gerhard Falkner,Aris Fioretos und UlrikeDraesner,Gttingen:Wallstein Verlag,2020.海德格尔为何未给策兰写诗评？陈 芸海德格尔论里尔克与策兰912024年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着这种联合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海德格尔礼貌、敷衍的回复，也说明海德格尔能够同情、欣赏策兰，但无法真正与策兰产生更深刻的共鸣。策兰的诗歌过于破碎、晦涩，对真理始终质疑的态度决定了策兰并不在海德格尔诗学序列之中。在海德格尔试图运用诗歌进行教化的蓝图中，荷尔德林、里尔克、格奥尔格、特拉克尔都有一席之地，但策兰对于德语有意识地扭曲和破坏，这种做法本身与海德格尔的努力本质上是背道而驰的。正如他们各自秉持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园”与“语言的异乡”，二者之间依旧是泾渭分明。从策兰的诗歌中，很难找出海德格尔可以进一步引申的概念，策兰诗歌中的关键词是“奥斯维辛”“灰烬”“幸存”“记忆”“见证”“创伤”“沉默”“血”这些词汇正是刚刚恢复元气的海德格尔有意无意规避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处境。之后，布朗肖与列维纳斯对策兰的阐释，肯定他对于“非真理”的揭示，所谓作品通向不可思者，通向“存在之迷误”，又反过来说明策兰对于诗歌与真理关系的认定与海德格尔存在根本性分歧。综上所述，海德格尔解读荷尔德林、里尔克的方式虽然不被德语文学界认可，但又不得不说，他的解释非常重要，对于荷尔德林研究而言，掀起一次复兴热，对于里尔克的理解则增加新的维度。针对海德格尔没给策兰写诗评的发问，正是从他“有所不为”的角度去看待他“有所为”的部分，借鉴的是阿尔都塞所谓的“我们不仅要看作者说了什么，还要看他没说什么”。如此做的意义有二：第一，更加清晰地呈现海德格尔的诗学观，即好诗必须具有源初之力量，表现“世界”与“大地”的争执。第二，凸显里尔克与策兰的差异性。虽然策兰一直以里尔克为师，推崇里尔克的诗歌，但就其诗歌主题和诗歌境界而言，两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与里尔克热衷表现人类生存的脆弱性，依旧相信“天使”“俄耳甫斯”式的力量，努力营造诗歌中的新神话大相径庭的是，策兰更决然地刻画人性中显现和隐藏的黑暗恐怖，诗歌中回荡着“词语中寂静的死寂”，不遗余力地解构了救赎论与形而上学传统中“意义”。策兰的诗歌值得哲学家去诠释和评论，之后也确实有不少哲学家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但海德格尔却不是合适的人选。【责任编辑林奕锋】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