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中胡姬形象的演变.pdf

134艺术家The artists论唐诗中胡姬形象的演变邓浩胡姬作为唐朝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文化交流传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多被唐朝文人士子记载。对于胡姬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酒家胡”、胡姬形象、胡姬与文化交流传播等方面，很少有学者对唐诗中的形象进行一个演进式的分析。本文对唐诗中的胡姬形象演变予以大致梳理，总结出其在唐朝不同时期诗中的特点，并深刻分析其形象演变背后的原因。一、唐诗中胡姬形象演变特点胡姬多出现在唐诗中，但诗中胡姬具体所指，则指向不同的对象。唐诗中的胡姬主要有三类：北方游牧民族中的妇女；专门从事舞乐，并往往为上层阶级服务的伊兰系妇女；以卖酒为主要职业的伊兰系妇女。本文对胡姬形象演变的论述，主要依据这个标准。（一）“酒家胡”、乐舞胡、游牧胡形象演变纵观唐诗中关于胡姬的诗句，最多数量的当数“酒家胡”。唐诗中的“酒家胡”呈现出“稳定不变”的特征，其在初盛唐、中晚唐阶段皆是热情好客的形象，这里以盛唐诗人李白、岑参，中晚唐诗人温庭筠的诗歌为例。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岑参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晚唐诗人温庭筠赠袁司录：“金钗醉就胡姬画，玉管闲留洛客吹。”这些都表明在唐朝整个时期，“酒家胡”皆是热情好客的形象。因此，唐诗中的“酒家胡”更多的是出现刻画数量上的差异。唐诗中的“酒家胡”鲜见于唐初，多见于盛唐时期，更盛于中唐后期和晚唐初期，逐步衰落于晚唐后期。唐诗中另一类重要的胡姬为“乐舞胡”，与“酒家胡”相比，其在唐朝不同时期中的形象呈现出变化的特点。初盛唐诗中关于“乐舞胡”的描写也多是擅乐舞的正面形象。李白在前有樽酒行中写道：“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再有贺朝的赠酒店胡姬：“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而胡姬舞女在中唐之后的诗中出现了惑君的负面形象，以元稹、白居易的胡旋女为代表。白居易的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元稹的胡旋女：“天宝欲末胡欲乱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由此可见，“乐舞胡”在中唐诗歌中有了新的变化。唐诗中关于胡姬的诗句占比最少的当数“游牧胡”，主要有杨凝的从军行与温庭筠的敕勒歌塞北。温庭筠的敕勒歌塞北：“羌儿吹玉管，胡姬踏锦花。”刻画了一个伴随管乐跳舞的胡姬形象。杨凝的从军行：“汉卒悲箫鼓，胡姬湿采旃。”刻画了一位为战争而悲伤的胡姬形象。温庭筠、杨凝此二人皆是唐朝中晚期的诗人，因此对唐诗胡姬中的“游牧胡”没法做出其形象是如何演变的结论。但从温庭筠的敕勒歌塞北中对胡姬形象的刻画，也不难看出即使是“游牧胡”，胡姬也是善乐舞的形象。（二）胡姬形象刻画手法的演变至于唐代诗人对胡姬刻画手法的演变，大多数学者都能注意到其在初盛唐的正面刻画，以及中唐安史之乱之后讽喻诗人对胡姬形象的负面刻画，本文在此也不过多赘述。其实除了正面刻画与负面刻画之外，对于胡姬形象的刻画手法还有从初盛唐时期的粗笔刻画到中晚唐时期细致刻画的演变。胡姬形象在初盛唐诗歌中的描写多是粗笔的，艺术杂谈Art tittle-tattle135没有过多的细致刻画。比如，李白醉后赠王历阳：“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只是说两位胡姬在唱歌，具体歌唱场景没有过多叙述。岑参的“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写胡姬劝酒。这里也只是对胡姬在垆头劝酒的事件记述，至于劝酒的具体细节，作者也没有刻画出来。而到了中晚唐时期，诗中对胡姬的描写更加细致了。最典型的当数对胡姬跳舞过程的刻画，刘禹锡的观柘枝舞二首：“垂带覆纤腰，安钿当妩眉。翘袖中繁鼓，倾眸溯华榱”“体轻似无骨，观者皆耸神。”将胡姬表演的细节和观者的反应都刻画出来了，非常细致。再有白居易的柘枝妓：“平铺一合锦筵开帽转金铃雪面回。”完完整整地记载了胡姬跳舞的过程。由此可见，相比初盛唐时期诗中对胡姬的描写，中晚唐时期显得更加细致了。二、形象演变原因（一）社会背景初盛唐时期，国力强大，社会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反映在诗中，也是表现出蓬勃、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加之唐朝人多有饮酒风尚，而饮酒风尚在文人士子中更为流行，西域而来的葡萄酒、波斯而来的三勒浆、龙膏酒更是受到了士子欢迎。胡酒、胡姬、西域而来的酒器共同构成了唐朝酒文化的西域元素。这些都吸引着唐朝文人来到胡姬酒肆，因而诗中也多出现胡姬形象，如李白的少年行其二中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的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岑参的 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等。安史之乱给唐朝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社会由盛转衰，唐诗中的胡姬形象显然受到中唐时代背景影响。“异国形象并不是自在的、客观化的产物，而是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制作，即按自我的需求对他者所作的创造性虚构，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所以胡姬形象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诗人创作倾向的影响。作为传统士大夫形象，元稹、白居易以拯救时弊为目的，创作一系列新乐府诗，其中就包括二人有关胡姬的讽喻诗胡旋女。白居易胡旋女：“禄山胡旋迷君眼”“贵妃胡旋惑君心”，元稹的胡旋女：“旋得君王不觉迷”“荧惑君心君眼眩”等诗句，将胡姬作为国家祸乱的原因，比作祸国殃民的对象。安史之乱是多方面造成的。其中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是粟特胡人，这就导致了诗人的排胡倾向。（二）社会风尚胡风影响了唐朝生活的方方面面，元稹在法曲中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再有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除此之外，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提到建筑、绘画、打毬、戏曲等方面也受到西域胡风影响。胡风到了唐玄宗时期更为极盛。“玄宗以音律球马奖励臣工，于是争奇斗艳，竞相纷泊，开、天以后长安胡化之大盛，玄宗倡导之功不可没也。”元稹在 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华原磬 中写道：“玄宗爱乐爱新乐，梨园弟子承恩横。霓裳才彻胡骑来，云门未得蒙亲定。”由此可见，唐朝社会受到了胡风的广泛影响。恰好玄宗时期发生了安史之乱，而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是粟特胡人。元、白二人以拯救时弊为目的，抵制胡风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因此在 胡旋女 中将批判的对象对准了胡姬、胡舞。（三）社会接受胡风对唐朝社会的影响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由此可见，社会对胡姬的接受与认可也是逐步加强的。在初盛唐，胡姬给士人以新颖感觉，所以诗人多在诗中对其进行外貌与活动的粗笔刻画。而到了中晚唐时期，随着社会对胡姬的接受程度提高，诗人更加关注胡姬高超乐舞技艺、内在精神状态等。虽然在安史之乱后，社会上也产生一定的排胡倾向，但动乱之后，唐朝恢复正常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并未出现整体性的排胡行为，相反，胡人的影响还在不断深入。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指出长安西域人之华化表现在四个方面：汉姓、志墓立碑之风、通婚、衣华服。这也表明西域人主动逐渐向华人靠拢，也传达出二者从相距到相融的136艺术家The artists过程，胡姬也被社会更加接受。因而唐诗中对胡姬的刻画更加细致，如刘禹锡的观柘枝舞二首、白居易的柘枝妓、中唐诗人李端的胡腾儿、刘言史的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等，同时出现了对胡姬内在心理活动的刻画，以李贺的龙夜吟、李端的胡腾儿为代表。在龙夜吟中：“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直接表明胡姬思念家乡。李端的胡腾儿：“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这里通过作者的口吻道出胡姬远离家乡，有家难回。刘言史 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中“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写胡姬思乡路远，抒写胡姬的思乡愁情和凄惨命运，虽然更多的是诗人对自我的失落心理的折射，但也传达出诗人们对胡姬的同情。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表现出唐朝诗人对胡姬接受出现了内在情感的接受，社会接受程度不断提高。三、演变之价值意义对于胡姬的研究，大多学者都能从胡姬与酒、社会风尚、民族融合、乐舞文化等方面出发。因此，本文对胡姬形象演变之价值意义，也从这些方面出发。（一）如何进入文学创作的认识本文以“酒家胡”为例论证胡姬是如何进入诗人视野的。毫无疑问，胡姬的异域特色、高超乐舞、热情好客性格满足了唐朝士子“猎奇”的需要；葡萄酒、三勒浆、龙高酒，唐人的饮酒风尚促进了士子来到西域酒店；而胡姬与唐朝士子的互动（劝酒）环节，则是促进了胡姬进入诗人的创作视野。通过检索全唐诗中有关胡姬的诗句不难发现，许多诗句或显或隐都出现了胡姬劝酒。李白的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岑参的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此外，除了胡姬劝酒、胡姬吹乐跳舞之外，还有一类留宿诗人的行为，如施肩吾戏郑申府：“胡姬若拟邀他宿，挂却金鞭系紫骝。”诗中所刻画的胡姬形象呈现出享乐的倾向，区别于传统的胡姬形象，在此不过多论述。（二）民族融合的促进者初盛唐时期，胡姬出现地点较为集中，多出现于长安西市、酒肆、宫廷中。除此之外，长安金市也是胡姬一个较为集中的地点，表现在诗歌中，有李白的少年行其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宫廷也是胡姬出现的另一个集中地点。新唐书西域传下中记载“康国，开元初，锁子铠、水精杯、码碯瓶、鸵鸟卵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米国，开元时，献碧、舞筵、师子、胡旋女。”这些进贡的胡姬都流入了宫廷中。元稹的胡旋女和白居易的胡旋女和也有对进贡胡旋女的记载。中唐安史之乱后，社会上出现了一定的“排胡现象”，胡人（这里也包括胡姬）通过改变姓氏来逃避社会批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表明，唐代流寓长安之西域人，多娶妻生子，数代而后，华化愈甚，盖即可称之为中国人矣。这也可视为胡姬发挥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三）乐舞文化传播者太宗时期，李世民征服西域高昌，带回高昌乐，九部乐遂变为十部乐，其中必然包括胡姬这一乐舞携带者。再有盛唐玄宗时期，西域诸国进贡的胡旋女子，主要流向宫廷，但也扮演了乐舞文化的传播者这一角色。中唐安史之乱后，关于胡女跳舞的诗句大量出现，分析这些诗歌，可以得知这时的胡姬舞女有了更为广泛的分布，那就是达官贵人的私家筵席中。有刘禹锡的观柘枝舞二首、白居易的柘枝妓、李端的胡腾儿、刘言史的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等，这些胡姬出现的地点皆为贵人家宴，其分布的范围逐渐扩大，相应地也进一步促进了乐舞文化的传播。胡姬作为唐代多民族群体中的一员，为唐代繁荣的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她们是有着区别于中原女性的独特的外貌、独特的性格、独特的技艺的异域形象。本文对胡姬在唐诗的形象演变特点、胡姬形象变化的背后原因，以及形象演变之价值意义的探讨，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对胡姬形象笼统的认识，形成对其正确的认识。（邓浩/喀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