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机接口替代身体“限度”的哲学审视.pdf

脑机接口替代身体“限度”的哲学审视刘光明1摘要：脑机接口的出现提供了替代身体的可能性，当下鲜有对其替代“限度”的哲学考察。首先，当下脑机接口主要涉及对“自然身体”感知和能动性的替代，但脑机接口不具备身体感知的“精准度”以及输出活动的“顺畅度”，因此这种替代是有限的。其次，身体现象学将身体作为揭示主体存在境况的关键概念，此种“泛化身体观”把握了身体的认知特征，脑机接口则忽视了此种认知功能，从而导致替代的有限性。最后，脑机接口在感知、认知和能动性上的替代限度，决定了它不是对人类以及身体活动的“模仿”和“复制”，这为未来脑机接口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关键词：脑机接口，自然身体，泛化身体，身体哲学，哲学审视中图分类号：R-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772(2024)09-0011-05DOI：10.12014/j.issn.1002-0772.2024.09.03A Philosophical Review of the Limitations of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Replacing the BodyLIU Guangming11.School ofMarxism,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Hangzhou 310018,ChinaAbstract：The emergence of 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of replacing the body,yet there arecurrentlyfew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onitsreplacementlimits.Firstly,currentBCImainlyinvolvesthesubstitutionoftheperceptionandagencyofthenaturalbody,butBCIlackstheprecisionofbodilyperceptionandthesmoothnessofbodymovements,sothissubstitutionislimited.Secondly,phenomenologyofthebodyregardsthebodyasakeyconceptrevealingtheexistentialconditionofthesubject.Thisgeneralizedbodyviewgraspsthecognitivecharacteristicsofthebody,whichBCIoverlooks,resultinginthelimitationofsubstitution.Lastly,thelimitsofsubstitutioninperception,cognition,andagencydeterminethattheyarenotimitationsorreplicationofhumanandbodilyactivities,whichprovidenewinsightsforthefuturedevelopmentofBCI.Key Words：brain-computerinterface,naturalbody,generalizedbody,bodyphilosophy,philosophicalreview脑机接口技术在人类社会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其类型众多且聚焦于不同的目标1。然而，无论何种类型的脑机接口，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便利了使用者的生活，这包括患者和正常人。脑机接口带来的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对人类身体官能的“替代”得以实现的，即脑机接口的感知和输出活动代替了身体的感知和身体动作。在感知方面，通过外科手术植入神经假体装置，如人工视网膜和人工耳蜗等对外部对象的物理信息进行处理。在此之上，神经假体装置将外部对象的电信号“传导至”大脑，从而实现大脑对外部对象的感知。在输出活动方面，如在医疗领域广泛使用的侵入式脑机接口，它将微电极陈列等植入大脑皮层中，而非侵入式或脑机接口（如脑电图、脑磁图）只需通过附在头皮的穿戴设备来搜集大脑信号，它们将所识别的大脑神经信号“转换为”电信号。更进一步，脑机接口所联结的外在设备输出相关活动，这实现了官能缺失者与外部世界的“重新联结”。可以看到，脑机接口极大地改善了患者（如闭锁综合征患者、身体官能缺失者）以及正常人的生存境况。然而，医学领域和认知科学领域主要聚焦于“技术层面”的脑机交互分析，如大脑信号的识别、脑机交互的连贯性等。其目的是明确的，即通过更好的脑机交互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但此种技术关注主要与“自然身体观”关联。然而，身体不仅是医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它作为“主体”或“人之为人”的基本构成要素，包含了诸多维度的内容，如社会学维度、本体论维度、历史维度等。换言之，身体概念是把握社会结构、揭示主体的“生存境况”的关键。就此而言，单纯关注脑机接口对“自然身体”的替代并不足够，身体哲学视角来整体性地反思或审视此种替代是必要的。当下鲜有身体哲学视角关于脑机接口替代身体的相关考察，那么脑机接口的出现对身体哲学产生了何种影响？此替代的“限度”如何？若脑机接口可以实现对身体的完全替代，是否意味着人类只要具有正常大脑功能，身体就可以“取消”或“退出”？这是否会影响“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此种极端的“大脑中心主义”是否可取？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这里先阐述身体哲学的基本脉络。1身体概念的哲学史回顾身体在哲学史上并非一个重要概念，它自近代才逐步1.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18作者简介：刘光明（1987-），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医学哲学、心灵哲学。E-mail：专论医学与哲学 2024年 5月第 45卷第9期总第 740 期Medicine and Philosophy,May 2024,Vol.45,No.9,Total No.74011成为关注的对象，正如 Quintas2所言：“直到 18 世纪才产生了身体哲学，而身体则是 20 世纪的一项更为新颖的发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使“身心关系”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哲学议题，身体概念也因此成为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如尼采3在认识论层面对身体考察，他通过强调身体的“不可藐视性”以反对笛卡尔主义的“心灵至上”。再如福柯4对身体的生物政治层面考察，他将身体作为分析权力关系运作机制的切入点。更为系统地考察则出现在后期的现象学运动中，这以梅洛庞蒂53的身体现象学为代表。前期的现象学运动中，身体概念不占据关键位置，例如，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通过“此在”概念消解传统哲学中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等，身体概念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再如，海德格尔后期的“天、地、神、人”四重世界也鲜有对身体的考察。直至梅洛庞蒂时期，他将身体概念作为把握主体与世界“勾连”的关键，施密茨也认同梅洛庞蒂的论点，即需通过身体把握“在世之在”，因此从梅洛庞蒂到施密茨完成了现象学的“身体转向”。更进一步，身体现象学以及其他哲学思想影响了后来的认知心理学。身体现象学关于身体认知功能的论述，使得后认知主义者（postcognitivist）开始关注身体的认知功能。相较而言，传统认知主义者持有过于简单的身体概念，它仅涉及身体感知和能动性的分析，这分别对应于作为外部刺激感受端的身体和大脑指令反应端的身体。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cognitivetheory）则强调身体结构、身体解剖学以及身体动作模式对主体认知的影响。人类特殊的“身体样式”使之具有特定的认知系统和精神状态。如果人类具有其他物种的身体结构，如鸟类的身体构造，那么其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也会随之变化。整体上讲，身体概念有层次上的区分，如对身体感知、认知和活动模式的讨论涉及的是“自然身体”（naturalbody）或“具化身体”（embodiedbody），这是指生物学意义的“自然人”所具有的“自然身体官能”。身体还可以被赋予更广泛内容，如存在论、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维度的内容，如现象学路径以身体概念来揭示主体的存在境况、唯物史路径以身体分析异化的劳动以及社会学基于身体概念分析社会结构等，这里涉及的是“泛化身体”（generalizedbody）或“抽象身体”（abstractbody）的概念。可以看到，身体概念的多样性及其运作机制的复杂性，因为不仅身体的感知和认知紧密关联，而且身体认知与大脑认知“相互交织”，它们的关联机制仍尚未厘清，因此脑机接口对身体替代限度的考察是一项整体主义的考察。2“自然身体”的“替代限度”前面论及“自然身体”包括了身体感知、认知和能动等方面，当下脑机接口主要关注对身体感知和能动性方面的替代，例如，人造视网膜对人类自然视觉官能的替代、人造耳蜗对自然听觉官能的替代；再如，脑机端口通过联结的外围设备来输出活动，进而完成对身体动作的替代，那么上述替代的限度如何？首先，在感知官能方面。脑机接口对外部对象的感知建立在对外部对象物理信息的搜集和处理之上，它通过脑机端口将电信号“传导至”大脑，但是当下脑机接口的感知能力有限，它尚不能达到身体感知的“精确度”。身体感知通过大量神经纤维的传递得以实现，例如，自然耳蜗包含 3 万多根神经纤维，当下人工耳蜗的植入电极仅有 22根24 根，这远未达到自然耳蜗的神经纤维数量，因此人工耳蜗识别的声音频率是有限的；再如，人工视网膜通过摄像机捕捉外部景象，这也未达到自然视网膜捕捉的丰富程度，因为人类自然视网膜包含 70 万根170 万根神经，当下人工视网膜植入的电极数量远低于自然视网膜的神经数量，Chenais 等6曾在人工视网膜中嵌入了 10498 个电极。可以看到，脑机接口的“人造感知材料”并没有身体的“自然感知材料”丰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上述仅考察了脑机接口对特定官能的替代，而身体感知具有整体主义特征，如身体对周边环境的感知虽建立在外部对象的物理信息之上，但“综合感知”不是对物理信息的简单“加总”，它不能“原封不动”地将其还原为特定官能的物理信息。然而，脑机接口技术仍在高速发展，它有超越身体感知能力的可能性，如未来脑机连接端口可能会植入更多的电极数量，或者认知科学可能更为全面地把握身体感知机制，因而有可能辨别更大范围的声波和光波。正如Kgel 等7对脑机接口技术的积极评价：“脑机接口用户试图追求更多独立性和自主性，脑机接口技术有实现此目标的潜能。”其次，在输出活动方面。一般而言，只要对象具有能动性（agency）就可以实施活动。相较于行动（action），活动（activity）和行为（behavior）有着更低的要求，因为行动建立在主体的自主性（autonomy）之上，活动则无需自主能力的前提，因此非人对象（包括机器、计算机和脑机接口等）都具有输出“能动活动”的能力。然而，脑机接口的输出活动不同于身体动作，前者虽然建立在对大脑活动的识别之上，因而反映了大脑精神状态，但脑机接口技术并不像身体那样有效地识别大脑状态的“微妙变化”，如欲望程度的变化、信念内容以及意向目标的变化等，此“微妙变化”被 Buller8总结为“可靠性、敏感性和差异性”。换言之，“脑机交互活动”（即脑机接口与大脑在交互过程中所输出的活动）没有身体的上述特征。例如，脸书公司“脑机语音文本接口”（brain-computerspeech-to-textinterface）的研究项目，试图将大脑的“所思所想”直接转化为具体文本，这个过程没有身体打字动作的参与，这虽然为人类提供了新的活动模式，但此技术能否“精确”反映大脑活动和意向状态，仍有待考察。特别是在“取消”作为身体动作的打字活动之后，这将“冲击”用户原有的行为习惯，因为用户大脑后续联结了“无数次”身体动作，这为用户脑机接口替代身体“限度”的哲学审视刘光明医学与哲学 2024年 5月第 45卷第9期总第 740 期12Medicine and Philosophy,May 2024,Vol.45,No.9,Total No.740 提供了经验基础并成为他的“习惯”。问题是：取消身体动作之后，用户能否有效控制脑机交互活动？或者说，用户是否要为此活动产生的伤害承担相应责任？实际上，大脑对当下的脑机接口进行有效控制“仍需时日”。与脑机交互活动相比，人类大脑可以更为有效地控制身体动作，此种建立在人类自主性之上的身体动作可以成为“自主行动”，这不同于脑机交互的“能动活动”。如果未来脑机接口技术充分发展，从而达到身心层面的“连贯输出活动”以及对活动的有效控制，那么脑机交互活动有可能成为“自主行动”。总体而言，脑机接口对“自然身体”的感知和能动性的替代是有限的。3“泛化身体”的“替代限度”上一部分关注的对象是“自然身体”，这里讨论现象学意义上的“泛化身体”概念，梅洛庞蒂5194说：“身体是我们拥有世界的一般方式”。身体作为联结人与外部世界的“中介”，它成为“在世之在”（corporealbeingintheworld）的基础。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不是一个静态概念，它是“动态地外显”主体的存在境况。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是生成“意义”的“基本场域”，这是由个体最初的“身心交互模式”决定的。庞学铨等9认为施密茨意义上的身体是被情感所“环绕或围绕”。如果按照上一部分对身体的理解，它只是能够感知和输出活动的工具，那么身体不能认知梅洛庞蒂意义上的“意义”，也不能被施密茨意义上的“情感所围绕”。换言之，现象学阐述了身体新的认知功能，即它可以认知“意义”和“情感”。认知（cognition）和感知（perception）是不同的，从心灵哲学视角上讲，感知涉及表象的过程，认知则涉及表征的过程，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感知的“材料基础”，如希尔的心灵哲学即有此种论断10。换言之，身体感知的是外部对象的物理属性，但“意义”和“情绪”不是物理属性，它们涉及概念层面的认知，如视觉器官不能认知颜色背后的“政治意义和宗教意义”，它只能感知颜色的物理属性；同样，耳朵不能识别声音背后的“含义内容”，它感知的是特定声音的频率。当“个体 A 感受到 B 的愤怒”，那么对“愤怒”的确认是一种认知过程，此认知虽然可能建立在“面部变红”的视觉感知之上，但“愤怒”的认知不同于“面部变红”的视觉感知。因此，身体现象学的贡献是揭示了身体的认知功能，这突破了对身体的狭义理解，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拒斥了极端“大脑中心主义”中的潜在假设即只有大脑才具有认知功能。简言之，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概念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不持有狭义的“自然身体观”，现象学路径揭示了身体的认知能力；第二，“身体”是一个整体概念，即“身体主体”被现象学家整体地用于揭示主体“在世之在”的境况，因此以身心二元论的方式“割裂地”对待身体和心灵不可行；第三，“泛化身体”是一个抽象概念，身体现象学对身体概念进行了理论化处理，如梅洛庞蒂意义上的“身体图式”（bodyschema），因此它关注的不是生物学意义的身体运作，而是本体论意义上基于身体的“意义生成过程”。在把握现象学的身体概念之后，现在的问题是：脑机接口会对此概念产生何种影响？实际上，上述替代已经拒斥了梅洛庞蒂式的“神秘主义或至高主义”身体观，身体在身体现象学之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即使脑机接口是在技术层面替代身体，这已经为“身体的退场”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它与身体现象学的核心思路是冲突的。然而，下述两种极端论断都是成问题的：一种是极端的神秘主义身体观，它最终将导致身体的“不可知”，因而可能拒斥对身体科学的把握。另一种是极端的“大脑中心主义”。脑机接口技术对身体的替代，它虽然展现了明显的“大脑中心主义”倾向，但这并不是对身体的拒斥，即它没有否定身体在人类生活领域的关键作用。相较而言，极端的“大脑中心主义”则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身体的重要作用，其潜在前提是：大脑在身心关系中居于核心位置，身体是联结大脑与外部世界的静态工具，这将导向“完全替代身体”的极端论断。脑机接口对现象学意义“泛化身体”的替代也是有所局限的：首先，当下脑机接口虽然可以成为认知工具，但它不具有身体层面的认知功能。一方面，在身体现象学的路径中，身体在揭示主体“在世存在”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身体会影响人类的精神状态和意向状态。当下学者们对脑机接口的认知功能持有不同看法，Walter11认为脑机接口不是人类认知的延伸；Kyselo12并不认同上述论点，她认为“假设的脑机接口”具有认知的功能角色特征；Heersmink13则讨论了作为延伸认知“工具”的脑机接口。然而，这些论点并未涉及现象学层面身体关于梅洛庞蒂式“意义”和施密茨式“情感”认知的讨论。特别是，认知科学尚未把握身体认知的机制，也未把握身体认知与大脑认知的关联机制，如正常人基于大脑身体的交互而形成相关的习惯，此习惯会影响其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即此种身心交互将“塑造”特定的欲望、信念和意向等，此时身体和大脑的作用是什么？上述问题未得到有效地说明，这决定了当下脑机接口对身体认知的替代限度。其次，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是人与外部世界交互的“基本场域”，如梅洛庞蒂的“意义发生场所”和施密茨意义上“被情感包裹的身体”，脑机接口是否可以成为此种“基本场域”？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是主体存在的基础，它显示了“人之为人”的特征。由于身体概念是分层次的，脑机接口和身体现象学分别关注了身体的“自然”和“泛化”方面，如以人类的生理欲望为例，它最初与“自然身体”意义上的身体官能联系，此为生物体（如动物）的本能，人类的类似行为表明他的生物体属性，此时他尚未完全从“自然身体”中“抽离出来”。当纯粹的生理欲望“过渡到”爱情、家庭等更为广泛的领域时，这表明人类从纯粹的“自然身体”进入了“泛化身体”的范畴，例脑机接口替代身体“限度”的哲学审视刘光明医学与哲学 2024年 5月第 45卷第9期总第 740 期Medicine and Philosophy,May 2024,Vol.45,No.9,Total No.74013如，社会学意义上从纯粹生理欲望向家庭乃至整个社会扩展的分析，以此来“形塑”（shaping）社会的基本结构。就此而言，当脑机接口聚焦于“自然身体”的替代时，已经决定了它对现象学意义上“泛化身体”的替代限度，此限度是由对身体认知功能的忽视以及对“交互场域”的身体忽视而共同导致。4具身认知层面的“替代限度”前面论及身体现象学等哲学思想曾深刻地影响了认知主义的“身体转向”，它为后具身认知理论提供了哲学资源，Wilson14说：“现代具身理论强调所有的认知过程，包括高级的概念建构过程，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形式或身体这类基础。”认知心理学家通过引入具身化案例，以此论证身体现象学等哲学思想对身体认知功能等描述是符合现实的，如 Niedenthal15认为在实验室中通过操纵参与者面部表情和姿势，以此诱导这些参与者时，情绪的具身将会对他们的情绪信息处理产生因果影响。现在的问题是：即使脑机接口可以成为认知的工具，它与身体认知的区别是什么？从具体的认知机制来讲，它对身体认知的替代限度是什么？Niedenthal 等16说：“所有这些发现都表明了身体与社会信息和情感信息的处理密切关联。”可以看到，具身认知理论的一个基本论点：身体可以认知社会信息和情感信息，脑机接口是否具有此能力？需留意的是，“社会信息和情感信息”不是关于外在对象的物理信息，它包含了身体对外部对象的综合感知且有主观要素的“摄入”，如对周边环境或“整体氛围”的感受。在Searle17的“强人工智能”分析中曾论述了“符号”和“信息”的区别，这可以为上述分析提供相关启示。“计算机处理的不是信息，而是在复制形式的符号。”正是由于计算机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模仿，使人们误以为计算机是强人工智能体。然而，这仅是一种形式性的模仿，它并不真正地具有人类的认知能力，因此也没有把握认知过程的实质内容。强人工智能论断强调计算机和人类都具有“信息处理”（informationprocessing）的能力，当人类在信息处理能力表现出认知能力时，这说明计算机也能持有此能力。然而，真实情况是，计算机并不能处理人类意义上的信息，原因是信息的内容以及处理机制是不同的，人类“信息”的实质内容是由其认知能力（如理解能力）赋予的，如人类对各种符号进行表征和描述等。Searle17说：“重点不是计算机缺乏关于一阶符号进行解释的相关二阶信息，而是它对一阶符号没有任何解释，计算机持有的仅是更多的符号。”上述论断表明了两者处理机制的区别以及符号和信息的不同，这里的“一阶符号”是指感知特定对象的表象过程所持有的符号，如某人看到了一棵树，他基于视觉感知确认了“这棵树”对应的是数字“1”，而不是数字“2”。人类可以基于概念的理解能力对此符号“1”提供相关的解释说明，即这是 Searle 意义上关于“一阶符号”的解释；计算机等人造物虽然可以持有一阶符号，但不能对其进行解释，即它不能赋予其实质的内容，它只能对符号“1”进行“形式上的计算或推演”。更进一步，人类对符号“1”不仅可以表象，还可以进行“加工”或表征从而形成最终的“二阶信息”。在 Searle18关于人类的心灵哲学中，“一阶符号”属于直接感知一个对象的“直接显现的表象过程”（processofpresentation），“二阶信息”则属于“再次显现的表征过程”（processofrepre-sentation）。简言之，从对“一阶符号”的描述到“二阶信息”的处理，都是人类认知能力的表现。由于计算机缺少上述能力，因此 Searle 断定“计算机不持有信息”，即计算机可以持有关于“一棵树”或“1”的一阶符号，却不能对其进行高阶地描述和概念处理。上述结论也可以用于脑机接口的情境，因为脑机接口也属于一种“特殊”的人工智能体，其特殊之处在于：联结和交互的对象不是人类主体，而是用户大脑。脑机接口处理的同样是外部对象的物理信息，如人工耳蜗的声波辨别。简言之，脑机接口不持有信息而是符号，它是将大脑神经脉冲转化为电脉冲或者通过关于外部对象物理符号的电信号来刺激大脑，脑机接口也不能够对这些符号进行任何“高阶说明”。当回到Niedenthal15上述关于身体对“社会信息和情感信息”的认知时，最终的结论是明晰的：“社会信息和情感信息”不是物理信息，也不单纯是 Searle 意义上的符号和一阶符号。特别是，身体对社会和情感的认知已经有主观要素的“摄入”，这决定此种认知不能还原为“纯粹的符号”，故脑机接口不仅不同于身体的认知，而且当下它对身体认知的替代也是有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肖峰19的论断：“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脑机接口作为认知技术在目前能够真正实现的功能还极为有限，且主要还是集中在感知层面。”5结语与展望上面从“自然身体”和“泛化身体”两个方面阐述了脑机接口对身体的替代限度，其启示有：第一，脑机接口不是对身体的“模仿”（simulation）和“复制”（duplica-tion），这两个概念是 Searle 在批评“强人工智能”时所引入的，他认为由于人们错误地将计算机对人类活动的“模仿”过程视作对其“复制”的过程，最终得出“强人工智能是存在的”这一错误论断17。简单地讲，“模仿”是计算机基于程序对形式规则的识别，从而输出与人类相似的外显活动；“复制”则要求对象可以“真正地”把握特定对象的实质内容，从而“完全地还原”人类认知和活动。前文论及包括脑机接口在内的人工智能体持有的是“符号”，而非“信息”，因此脑机接口的符号处理不是对人类信息处理过程的“复制”；再如，脑机交互活动不具有身心交互层面上身体动作的敏感度等，因此脑机交互活动同样不是对身体官能的“模仿”。实际上，脑机接口并不以“完全复制或还原”身体官能和活动方式为基本目标，脑机接口替代身体“限度”的哲学审视刘光明医学与哲学 2024年 5月第 45卷第9期总第 740 期14Medicine and Philosophy,May 2024,Vol.45,No.9,Total No.740 它是为了实现人类与外部世界的“顺畅联结”，上述目标的区别决定了脑机接口不追求对身体以及身心交互的“复制”和“模仿”。特别是，未来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出现“远远超出”身体自然官能以及“更为顺畅地”输出身心交互活动的相关技术，正如 Warwick20所说：“脑机接口技术不是要完全恢复原有的自然官能，而是要产生一种新的官能，在这种官能之上将会产生一种新的感觉，和之前的视觉相似的视觉模式。”因此从新的官能和新的感觉来讲，脑机接口对身体的替代不属于 Searle 意义上的“模仿”和“复制”。第二，在身体政治哲学和身体伦理学方面，脑机接口对身体的替代产生了不同方面影响：如在积极方面，脑机接口不同程度地恢复了官能缺失者的各项官能，从而减少了官能缺陷带来的身体不平等；在消极方面，脑机接口技术也可能成为“增加不平等或非正义”的原因，它可能使正常人具有更强力的官能，进而成为特定群体的“垄断工具”，这加剧了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就此而言，脑机接口是一把“双刃剑”。更进一步，结合“自然身体”和“泛身体”的区分可知，脑机接口对“自然身体”官能的替代将会对“泛化身体”产生影响，即将自然官能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现象“扩散至”社会生活的更多领域中，如对官能缺失者歧视之上的就业和教育不平等，因此身体政治哲学和身体伦理学要作出相应的改变。然而，“自然身体”和“泛化身体”方面的不平等不会影响主体间平等的道德地位。即使脑机接口完全替代了身体，从而只剩下大脑这一“独立物”。此时大脑可以借助脑机联结端口完成各项身体活动，此“大脑独立物”具有完整且独立的道德地位，“他”有自身的想法、精神状态和意向状态等，他人不能干涉其自由活动。从康德伦理学的视角上讲，“大脑独立物”具有“自我立法”的实践理性能力，脑机接口对身体的替代并没有改变其“人之为人”的道德地位。当下各种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理论却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官能缺失者的分析，这也导致对脑机接口替代身体所引发的政治哲学伦理学问题的忽视，如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具有正常大脑官能的主体是在“无知之幕”下作出关于正义原则的选择；在高蒂耶的道德契约论中，唯有正常者才可以参与市场交往，官能缺失者被排除在外；在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中，只有正常人才能够基于“有理由拒绝”来确立道德契约，官能缺失者只能以“代理”的方式来保证自身权利。就此而言，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所宣称的“普遍适用的理论”并不普遍，未来关于身体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建构考虑上述替代境况，以此为未来的脑机接口实践提供更为充足的理论基础。第三，对于未来脑机接口的使用，需持有“审慎的乐观主义态度”（prudentoptimisticattitude）。“乐观”是针对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速度以及它为人类带来的“福利”而言的，“审慎”则是指不要“盲目”追求替代身体这一目标或者“盲目”改变身体原有的自然官能，因为脑机接口本质上是人类的辅助工具，其目标是“服务于人类”，而非“替代身体”，因此，极端的“大脑中心主义”以及“刻意”强调脑机接口对身体的替代并不可取，这忽视了身体的不可替代性，进而“消解”了人类的主体特征，如“取消泛化身体”意义上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内容。就此而言，技术层面对身体的替代需要“泛化身体观”作出何种调整，即它对身体现象学、马克思身体哲学产生何种影响，这构成了未来的研究主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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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Vol.45,No.9,Total No.7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