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谭的音乐职官与音乐思想研究.pdf

$)*/.64*$-桓谭的音乐职官与音乐思想研究刘莹/文 摘要:桓谭是生于西汉时期的古经文学家、政治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两汉之际精通音乐的文人,是一位逆潮流的特殊人物。文章将桓谭的音乐身份重新梳理,研究桓谭矛盾的音乐思想,以探索两汉文人的音乐思想在音乐文化发展中的影响与贡献。关键词:桓谭;音乐职官;音乐思想;汉代文人桓谭精通音律,擅长鼓琴,博学多问,后汉书桓谭传 中这样描述桓谭:“好音律,善鼓琴。遍习五经,尤善文,喜非毁俗儒。”桓谭出生于西汉,是东汉当时名副其实的经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以及音乐家,在当世便颇有盛名。一、桓谭身平桓谭作为两汉时期著名的文人音乐家,其家庭环境必然与众不同,后汉书桓谭传:“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说明桓谭的父亲在汉成帝时任太乐令,后汉书百官志有记:“大予乐令掌伎乐,掌国之祭祀,大享用乐之事。”太乐令这个职位的主要负责的就是掌管制乐以及教授祭祀礼乐等方面,是属于太常六令丞之一,可以看出,汉代太乐令的职责大且需要任职之人能力高,因此,能胜任太乐令这一职位的人都是音乐造诣极深的,桓谭的父亲作为统领雅乐演奏、负责宫廷祭祀乐的长官,必然有极高的音乐天赋且深谙礼乐制度的。由于父亲职位的特殊性,桓谭从小便能结识许多精通乐律之人,其少时便听伯工吹竽,张子夏鼓琴,除了其父亲,太平御览中也有提及桓谭说其兄弟好音乐:“桓君山曰:余兄弟颇好音,尝至洛听音,终日而心足。由是察之,夫深其旨,则欲罢不能。”不难看出,桓谭的兄弟也是音乐痴人,在音乐上也是深有造诣,虽然没有其他具体史料,但这足以体现桓谭的父兄乃至整个家族都善音好乐。在这样的音乐环境熏陶下,桓谭耳濡目染,必然对音乐有着异于常人的造诣。纵览桓谭的身平,曾身处政治与权力的中心,参与政治活动,却依旧坚守自身,在人格和操守上与上位者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与统治者有着相悖的意见,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被同僚排挤,被政治边缘化。处于乱世,桓谭并没有“附庸”或“谄媚”,面对贬谪,桓谭没有“懊悔”或“夤缘”,也正因此,可以看出桓谭拥有极强大且刚强的精神世界。桓谭从志同道合再到身不由己,从“大放异彩”再到“深居简出”,大起大落并未让桓谭舍弃自己的人格操守,也不能扼杀桓谭的学术思想,这种精神更值得深入研究。二、桓谭的官职及俸禄考证(一一)成成帝帝至至平平帝帝时时期期新论离世中提到桓谭曾经在汉成帝时任乐府令:“昔余在孝成帝时为乐府令,凡所典领倡优伎乐,盖有千人之多也。”然而钟肇鹏、周桂佃在桓43$)*/.64*$-谭、王充评传附桓谭年表认为:“太乐令即乐府令,知成帝时为乐府令乃桓谭父亲的事,此余当是新论转引谭父自述之语。”钟、周认为桓谭在成帝时期年纪尚小,不足以任职乐府令,统领千人,且有一说桓谭“哀平间,位不过郎”,桓谭则不可能在成帝期间位郎之上。而苏诚鉴的桓谭中则认为“比起扬雄,桓谭的文学才华相形见绌”,但他的音乐技能很快就得到汉成帝的赏识。就在这一年(汉成帝绥和二年),桓谭由奉车郎中擢升为乐府令。虽然百官公卿表中并未记录作为“乐府令”的具体俸禄,但通过同为令丞的“太乐”“秩比六百石”的俸禄可以推测“乐府令”的俸禄为六百石左右且不过千石。然而,新论离世中提到了桓谭不仅一个职位:“昔余在孝成帝时为乐府令,凡所典领倡优伎乐,盖有千人之多也。”钟肇鹏、周桂佃桓谭、王充评传附桓谭年表认为:“太乐令即乐府令,知成帝时为乐府令乃桓谭父亲的事,此余当是新论转引谭父自述之语。”钟、周认为桓谭在成帝时期年纪尚小,不足以任职乐府令,统领千人,且有一说桓谭“哀平间,位不过郎”,桓谭则不可能在成帝期间位郎之上。而苏诚鉴的桓谭中则认为“比起扬雄,植谭的文学才华相形见绌,但他的音乐技能很快就得到汉成帝的赏识。就在这一年(汉成帝绥和二年),桓谭由奉车郎中擢升为乐府令。贯察孙少华桓谭年表,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桓谭在此年升做“乐府令”,但也可以从其他史料中窥探一二,“哀平间,位不过郎”可以说明桓谭在哀帝罢黜乐府后位不过郎,而后“哀帝即位,罢乐府,桓复为郎”也能说明桓谭极有可能在成帝时期位任“乐府令”,再者,钟、周二人以年龄断定其不能胜任乐府令一职,不足为据,古人建功立业大都较早,且目前来说,桓谭的出生日期依旧为学界讨论待定中,更何况十七岁桓谭就已经为郎,又善音好乐,因父亲官职,从小就认识各位精通音乐之人,深受熏陶,所以成帝期间任乐府令不无可能,最后,桓谭的父亲任位“太乐令”,与“乐府令”是两个概念,“乐府令“是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太乐令”是“太常”的属官,且掌管的职责皆不同,断不可能是其父为乐府令,因此成帝在位为乐府令可以确认为桓谭自述之语。虽然百官公卿表中并未记录作为“乐府令”的具体俸禄,但通过同为令丞的“太乐”“秩比六百石”的俸禄可以推测“乐府令”的俸禄为六百石左右且不过千石。桓谭时任“乐府令”并不长,汉哀帝即位后,以“孔子云:郑声淫、放郑声”为说辞罢黜乐府,桓谭卸任“乐府令”,重回郎官一职,改属太乐令。从“乐府令”罢官回到郎官后,桓谭沉心学问,常与同为郎官的好学之士交游,又与刘歆、扬雄等儒家雅士探讨学问,逐渐成为卓越的政论家和知识渊博的学者。(二二)王王莽莽至至更更始始时时期期王莽开始夺权后,先是任命桓谭为“大司空掾”,“大司空”位列三公,而“掾”则指桓谭是指定大司空的继承官员,后又被擢升为“谏大夫”,其隶属郎中令,俸禄“秩比八百石”。新莽时期,桓谭的官职也一再升任,桓谭升迁为典乐大夫,新论祛弊篇中:“余前为王翁典乐大夫,得见乐家书记言”典乐大夫这一官名是王莽时期更改的,原为“大鸿胪”,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王莽改大鸿胪曰典乐。”“典乐大夫”即“掌乐大夫”,也可称“掌教大夫”,位列九卿,秩比千石,主要职责掌管接待诸侯、外邦事宜,因此极其注重“礼”制。桓谭作为博学多通的儒家,自然深谙礼制。桓谭新论曰:“阳城子张名衡,蜀郡人,王翁与吾,俱为讲乐祭酒。”王莽始建国时期,桓谭还升迁为讲乐祭酒。苏诚鉴的桓谭中对此职位有解释:“讲乐祭酒,官秩上卿,在大夫之上,公之下”汉书王莽传记:“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讲乐祭酒即为六经(诗书礼易春秋乐)祭酒的其中之一,这是西汉时期并没有的,因此十分独特,而“秩上卿”则表示“祭酒”之位可以和“宰相”、“列侯”相提并论,足以证明其为高位,因此可以推断俸禄约在两千石左右。桓谭亲历了王莽的兴起与覆亡,曾经志同道合的四人只有桓谭依旧坚守在历史舞台,桓谭继续以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的姿态前进。不久,更始帝改政权,桓谭改拜为太中大夫,汉书百官公卿53$)*/.64*$-表载:“郎中令所属有太中大夫等,秩比千石,掌议论。”此时的太中大夫仍然处于权利的中心,且俸禄为千石,可以看出,即使在政权的更替中,多数谄媚之臣为保命离开朝廷,而桓谭依旧不减地位,可见其政治才能极受人欣赏。(三三)光光武武帝帝时时期期更始帝的政权十分短暂,如昙花一现,很快刘秀就以谶“刘氏复位”称帝,开始了东汉政权。“帝尝问弘通博之士,弘乃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能及扬雄、刘向父子。于是召谭拜议郎、给事中。”东汉建立初期,光武帝刘秀极需“通博之士”,大司空宋弘便推荐桓谭,称其“几能及扬雄、刘向父子”。于是桓谭拜为“议郎、给事中”,秩比六百石,虽官职不大,但“给事中”的身份能让桓谭进入宫廷在皇帝近前侍候,桓谭自负才华能在沉寂多年后终能施展,上书时政疏却被光武帝搁置不提,反倒常被叫去宫廷宴会献艺。这样评价光武帝对桓谭任命“给事中”:“刘秀之需要他给事中,并非器重他的学识才华,不过是了解到他原是宫廷音乐世家出身,擅长流行音乐郑声,要他在御前献艺,所以才给他加上给事中的虚衔,让他有出入宫廷之便而已。”光武帝“好其繁声”,而桓谭是西汉时期曾任“乐府令”,又善弄琴,自然获得光武帝的偏爱。然而桓谭议郎给事中这个位置也没有任职多久,因为宋弘发现桓谭并没能起到劝谏的作用,而光武帝的目的只是为了听桓谭的“靡靡之音”,因此桓谭被罢给事中,只留下议郎一职,也不能在光武帝面前侍弄。桓谭十七岁起,历经仕途,做郎官,历经三十五年,归来仍是以郎官终身,这在整个两汉时期都是极为稀有的。从掌管千人的乐府令,到秩比千石的典乐大夫,再到为太子讲书的讲乐祭酒,后又为光武帝弹琴舞“郑声”,桓谭一生的官职大都与其过人的音乐天赋难以分割。三、桓谭矛盾的音乐思想研究(一一)乐乐以以养养性性的的音音乐乐美美学学思思想想桓谭在王莽新政期间曾任典乐大夫,在新论祛蔽中就有记录桓谭阅览书籍时的经历:“余前为王翁典乐大夫,得乐家书记言”这本乐家书中有记载:在汉文帝时期,一名为魏文侯时期的乐人名为窦公,十三岁便失明却年过一百八十岁,文帝感到十分惊奇,桓谭认为窦公之所以能长寿,是因为其抛去精修外观、专一内修的原因,而专一内修则是其因盲视所以精练琴技,因此音乐不仅使其身心愉快,还能延年益寿,这便是桓谭的“恒乐逸命”的音乐养生思想。在桓谭的音乐养生的思想中,音乐可以影响情感的说法在当时是十分独特的,新论琴道中有记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之事,具体的论述了琴声与心境的关系。孟尝君想考验自己的门客雍门周的琴技,问他能否用琴音让自己感到悲伤,雍门周表明自己的琴声能使人涕泪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令人难过的事情,但孟尝君你身处富贵怎会有悲凉之感,但雍门周又说起孟尝君此时的处境艰难,好似亡国之君,令其“喟然叹息,涕泪承睫而未下”,雍门周趁机“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徴,叩角羽,初终,而成曲。孟尝君遂歔欷而就之。”这段充满寓言性质的故事虽不能证实其真实性,但能看出桓谭希望借这个故事所表达的音乐思想,即音乐与心境的关系。桓谭在认为琴曲能够影响人的心境,音乐可以调节人的情绪,非常直接地表明这种“乐以养性”的音乐养生思想,而在如今,现代科学上的音乐疗法也能证明其音乐养生思想在两汉时期是极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的。(二二)崇崇雅雅轻轻俗俗的的音音乐乐美美学学思思想想新论琴道中提到“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八音广博,琴德最优”等以“琴乐”为主的“崇德”思想,这种思想主要受到了儒家传统音乐思想德影响。然而,桓谭的审美思想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虽然受到时代思想的制约,桓谭的审美趣味还是偏向了音乐形式多变化,扬雄和宋弘都曾对此做出评价,认为桓谭“不好雅颂,反悦郑声”,宋弘甚至当着汉光武帝的面前批判桓谭“数进郑声以乱雅颂,非忠正者也”,可以看出,当时大多数文人对于雅乐的重视,并且推崇雅乐的教化作用。虽然受到扬雄、宋弘等文人大家的对其“好俗乐”的音乐思想反对,桓谭却选择坚持自己的审美取向。新论离事记载,面对扬雄的批评时,桓63$)*/.64*$-谭说:“扬子云大才,而不晓音。”是指扬雄在音乐实践中,对乐曲的数量认识不够,更说不上对音律、节奏、速度等音乐学术知识上的深入了解和正确的把握,因此可以看出桓谭是不畏惧文人的批评而坚持自己所爱。桓谭偏爱“俗乐”的原因与其所任职位有极大的关系,桓谭作为宫廷音乐世家的出身,十七岁由奉车郎中擢升为乐府令,掌管宫廷乐舞,这些音乐大都为新声俗曲、民间音乐。据汉书礼乐志载:“(至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汉成帝时期,豢养家伎、女乐已经形成风气,且出现了多人争夺宫廷女乐的局面,由此可见,俗乐昌盛的局面已经形成,且有靡靡之势。除此之外新论离事中也有记载乐府在汉成帝时的情况:“凡所典领倡优伎乐,盖有千人之多。”“乐府令”职必须由音乐才能出众者担任,可见,民间俗乐已相当兴盛,桓谭对民间音乐技能的掌握和运用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这对于他的音乐思想的变化起着重要铺垫作用。(三三)矛矛盾盾的的儒儒家家音音乐乐美美学学思思想想儒学著作中庸里提到:人类的情感是浑然天成,在未明确之前可称为“中”,已明确的且符合社会准则的可称之为“和”,这是一种后天约定成俗且共同遵守的准则,这种“和”一是情与理的“中和”,即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思想,做到“无功又无过”;二是内与外的“中和”,指的是不偏不倚,中正调和的态度。儒家向来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认为音乐能够表达人内心的情感,以此来用音乐对人们进行引导和规范,这实际上是对人类情感表达的束缚,因此这也造成了“雅乐”节奏单一、旋律平缓的特点,但相对的是,两汉时期所兴盛起来的俗乐,则是音乐内容丰富且蕴藏着浓厚情感,在这矛盾的音乐体系发展下,桓谭对待儒家音乐情感表达的思想也产生了内在矛盾:一方面,桓谭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为太乐令,其精通雅乐礼制,桓谭必受其影响,因此通礼制,精雅乐的桓谭在新论琴道中提出“琴之言禁,君子守以自禁也”,“禁”字表达的是情与理、音乐的表与里都符合儒家“中和”的审美思想。另一方面,桓谭虽精通雅乐,却不似其他文人一般抗拒俗乐,且根据其在史料中的记载,桓谭“性嗜倡乐”,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完全的“禁情”之人,与之矛盾的是他也会“纵情”,例如新论离事中提到桓谭自己“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从正面肯定了情感是音乐表现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两汉时期人们真实的心理与情感的写照。从周代以来,“郑声”总被文人认为是“淫乐”,而桓谭的思想冲破了儒家传统的音乐思想,由“禁情”到“纵情”,迈出了汉代文人对雅俗乐关系认知的重大一步。四、结语桓谭历任五朝,时局动荡,历经古文今文之争,又生存于谶纬盛行之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反对将音乐神学化,在文人大家都推行制礼做乐且反对“靡靡之音”时,桓谭依旧“好郑声”并正视俗乐的音乐价值。通过对桓谭的音乐身份以及音乐思想的研究,可以较为清晰地认识汉代文人的身份以及汉代知识分子在音乐文化发展中的贡献,并且在目前较多文章对于文人与音乐家两种身份概念认知不清晰的情况下重新探讨文人对中古代音乐文化发展的贡献。【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桓谭音乐思想研究;编号:(KYCX23 _1650)】(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参考文献:1范晔撰.唐 李贤等注.后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5.2桓谭撰.清严可均辑校.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3钟肇鹏,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4桓谭撰.清严可均辑校.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5桓谭撰.清严可均辑校.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6班固撰.唐 颜师古注.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2.7曹莉芳.桓谭新论 音乐美学思想内在矛盾及原因D.南京艺术学院,201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