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三次媒介转型与知识大繁荣.pdf

第 卷第 期 年 月新余学院学报 ，中国古代三次媒介转型与知识大繁荣 朱文婷，（安徽新华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安徽合肥 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摘要：围绕中国古代从简牍到纸张再到印刷媒介的三次变革展开讨论，以长时段和中时段的视角审视中国古代媒介技术在三次变革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以及对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影响。简牍媒介的普及使知识传播结构得以更新，纸媒介的盛行凸显了知识传播主体的价值，印刷媒介促使中华文明走向成熟，这些影响是中华文明保持活力和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关键词：媒介转型；知识传播；简牍媒介；纸媒介；印刷媒介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新媒介技术演进与消费社会互动研究”（）。作者简介：朱文婷（），女，副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级科学技术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媒介技术史研究。从目前考古结果来看，中华文明相较于其他世界早期文明而言，出现时间不算早，但成熟较早。如在组织体系方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建立起“地方行政制度、考绩制度、上计制度、官吏任免制度”，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古代的户籍管理制度和早期的私塾教育。不仅如此，李约瑟认为中国“从公元前 世纪到公元 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出现了包括造纸术、印刷术在内的诸多技术发明创造，并在实际运用中养活了全球占比较高的人口，出现了大批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关于中华文明在公元前世纪到公元 世纪的成熟表现和原因，已有诸多从科学技术及思想史角度进行的研究，本文将从古代媒介技术的演变角度出发，探究古代媒介技术的不断突破对中华文明知识传播体系产生的影响，以及在文明早熟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就承载文化繁荣的媒介工具而言，中华文明的主要书写工具流行较晚。随着土地逐渐成为主要生产资料，知识传播的功能进一步分化，为了弥补口语传播信息稍纵即逝的缺点，记录信息的媒介形式如结绳、陶器、甲骨、青铜、石碑等出现了。“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有了简册”，简牍成为主要书写材料应在战国时期。早在公元前 年左右古埃及人用纸莎草制作莎草纸，大约“从公元前 年开始，莎草纸已经成为无数写工、祭司和会计人员赖以维生的工具，纸张在当时已经是十分普及的用品，很适合他们使用”，莎草纸在欧洲的重要地位一直到 世纪才被纸张取代。古埃及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通过简单的制作方法即可获得能书写的莎草纸。与此不同，在中国，从最早的麻纸发明出来以后，人们就一直不停地在探索更精细的造纸方法，以生产更适于书写的纸张，并在纸张技术成熟后革新印刷技术。媒介是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独特观测点，它不仅代表技术本身，还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工具，是影响文明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本文从媒介的发展历史中寻找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与众不同的一些端倪，并探寻除了地理、思想传统等影响历史发展的深刻因素外，中国古代媒介在并不具备得天独厚的资 新余学院学报 年源条件下如何影响文明发展这一问题的答案。一、简牍媒介的普及与春秋战国时期知识传播结构的更新简牍是古代书写用的竹简和木片的概称，亦可成册，其生产制作除了杀青工艺之外，并无复杂的技术工艺。春秋战国时期简牍的大规模使用代替了早期笨重的书写材料，使得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典籍。相较于之前的媒介，简牍媒介除了承载内容更加丰富外，它的普及对当时知识传播结构的更新、社会秩序的构建甚至中华文明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简牍媒介具体的普及时间虽难以断定，但从古人文献记载的有关简牍实物的零星发现至 世纪初“已出土的实物来看，简帛主要属于战国至魏晋时期的遗物”，由此推断，简牍出现时间应早于春秋，兴盛应在战国时期。简牍媒介在这一时期普及的原因可作如下推测：从宏观层面看，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群体的分化，人的固定身份状态被打破，社会流动加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管理需要使用文书工具；而从微观层面来看，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打开了典籍传播的大门，周王朝的典籍随掌管者辗转各国得以传播，知识流动加速并且突破王公贵族阶层的范围限制，辗转各国的典籍传播需要更便利的媒介工具。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当时处于重构社会秩序的关键时期，以士为代表的新的知识创造者和传播者出现，并以新的知识传播形式更新了社会的知识传播结构，知识从社会的王公贵族流向了士阶层，简牍媒介正好符合此时知识传播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简牍媒介的应用场景逐渐增多。据王东先生考证，“职掌藏书、作书和读书之责的史官出现于周代”，此时史官职能从沟通神灵向记言记事转变。随着王朝控制范围的扩大，对行政体系的控制也需要通过文书以便上传下达。年，湖南里耶北护城壕出土了秦国迁陵县南阳里户版实物。诗经小雅出车 中记载“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表达了士卒出征时面对简牍文字的复杂心情。简牍不同于传播王朝权威的青铜媒介，它在先秦社会的结构变动中逐渐凸显出不可替代的媒介地位。简牍媒介的盛行与士阶层的崛起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内部政争剧烈，激烈的社会争斗不仅需要武士，也需要有谋略的文士。在战国时期各国君主有使用纵横术士以富国强兵的，也有借助诸子百家所言为之选择的新道统正名的，因此，在这一时期游士逐渐得势。前者如苏秦等趋向以学问（上书形式）谋得王公重用，后者如儒墨道等诸子百家讲学成书。郭隗答燕昭王时甚至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国家的安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得士，因而国君不得不放下身段礼遇士人。早已出现于商代的简牍更适于大批量生产和使用，此时简牍已成为知识传播、阶层流动甚至是争鸣正统的重要媒介。简牍媒介助力士阶层参与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原本属于底层贵族的士发生分化，成为知识阶层，而知识阶层的分化和兴起是这一时期媒介得以转向的关键要素。士阶层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新的文化秩序构建主体，他们的知识传播方式突破了之前统治阶层的限制，士阶层的私人讲学和著书立说使得知识得以在不同群体间传播，成为新兴的知识传播形式。而简牍的盛行为士阶层整理典籍、著书立说提供了媒介基础。章学诚曾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在战国时期民间士阶层崛起之前，文化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为官者恪守经典，万民只求依典而行，因此欲求遵循周礼的孔子述六经而不作。在孔子（公元前 年公元前 年）的时代，文字已经进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简牍成为士阶层从固定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的重要工具。战国时期简牍的盛行使得民间士阶层有机会成长为书写群体。不同学派并起，相互辩论，都要基于文本，甚至有跨越时空基于文本的争辩。在统治阶层依然通过青铜媒介传播权威的同时，简牍的承载能力更适合于士阶层的知识传播和交流。年冬出土于湖第 期朱文婷：中国古代三次媒介转型与知识大繁荣 北省荆门市郭店 号楚墓的郭店楚简和 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的近百种战国古籍，虽然只是战国学说的冰山一角，但从郭店墓主收集儒、道、墨三家的竹书可知，“纵观先秦诸子著作，在他们的行文当中多有对其他诸子的批判、评论之句”，先秦诸子并非各自著书而不读其他诸子著作，当时简牍已在士阶层中流行，并成为争鸣的工具载体。同时，在东周时期社会发生剧烈变化，诸子聚众讲学以期为崩坏的社会体制争鸣出一个新秩序，因此儒家、道家、墨家以简牍为跨时空争辩的载体，以期获得正统地位。在私人讲学和著书立说之外，跨时空争辩也是建立在简牍媒介之上的新兴知识传播形式，它们一同构建了这一历史时期媒介局势的变革。简牍媒介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盛行不仅使得社会秩序和知识传播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促使媒介的符号环境由口头向文字转变，文字更有利于沉淀思想，也便于成为依据和标准而被记录下来。简牍媒介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表现在“士志于道”思想的出现和教育成为独立的社会事业。相较于此前王官之学注重诗、书、礼、乐的知识体系，春秋时期，中国知识阶层以“道”的承担者自居，从孔子开始迸发出“士志于道”的理想和对社会的深厚关怀，诸子百家亦托古论道，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知识阶层思想。随着私人著作和私人讲学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私学教育发达。史官出走，官学典籍散落民间，于是有了孔子留心典章，有了形成 易 书 诗 礼 乐 春秋 六种教本的可能性，进一步丰富了“士志于道”在社会中的影响。相比较于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的简牍作为书写媒介使知识传播不局限于王公贵族。这一时期，教育也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事业。综上所述，简牍媒介促使知识传播结构发生变化，使得士阶层在社会结构中获得重要位置，进而改变社会秩序，带来了中华文明的早熟。相较于轴心时代的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在百家争鸣中较早呈现出“士志于道”的思想文化基因。虽然在先秦时代，简牍并不直接促使士阶层的崛起，也不必然引起教育的分化，但这一时期的知识传播必然以简牍的盛行为前提。除此之外，秦汉时期的令文、户籍等简牍文书实物更为多见，通过简牍媒介的行政管理更趋精细化。简牍媒介的普及使得这一时期知识得以流动，社会思想呈现理性，行政管理趋向精细，完成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二、纸媒介的盛行与知识传播主体价值的凸显如前所述，古代中国并不具备得天独厚的媒介资源，简牍等媒介的发展虽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但简牍笨重，文化承载力还是不足。后汉书 卷三十六 贾逵传 记载道“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材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可见东汉末期的儒家经典已经有纸写本了。随着蔡伦改进造纸工艺，到魏晋时期，制浆技术更加高效，原料提纯较为彻底，并引入了施胶技术，纸张使用逐渐增多。当大量洁白平滑的纸张生产出来后，东晋桓玄即帝位后下令宫中文书停用简牍，改用黄纸 。美国学者麦克哈特认为蔡伦改进造纸术后，“中 国 的 文 明 发 展 进 程 赶 上 并 超 过 了 西方”，纸张的盛行推动了中华文明进一步走向成熟。在纸张发明之前，有限的传播工具使得教育只能局限在训练有素的狭小圈子和特殊阶级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大一统局面被打破，学术和教育资源转向地方大族，知识传播主体逐步向地方转移。陈寅恪先生如是说：“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士族代替宗法贵族承担君主专制下的各级行政职能，士族内不同家族培育具有真才实学的家门子弟是使之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于官学的时兴时废，地方大族的知识传播成为主流，而其中家庭教育的知识传播尤为突出。地方大族的家庭教育得以完成，除了时局动荡、大族 新余学院学报 年势力等因素影响之外，纸张的普及功不可没。同时，由于当时实行郡县制，加之地理空间广阔，中央集权需要稳定的集中控制，同样需要利用法律和文书等抑制地方武力和士族大集团的影响。因此，轻便的纸张最终在技术成熟和官方认可之后成为中央与地方、文字使用者内部交流的主要工具。纸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兴盛，还满足了中下层知识传播主体的需求，并进一步繁荣了当时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士阶层逐渐发展形成一支有势力的社会力量，通过纸媒介进行知识传播是士族社会学习和交往的重要手段。由于纸张的便捷，图书、书信往来成为士族情感交流和关系维护的重要工具，如后汉延笃答张奂书：“惟别三年，梦想言念，何日有违，伯英来，惠书盈四纸，读之三复，喜不可言”。东汉以后，纸张的普及使用让抄书得以流行。梁书 卷四十九（列传四十三）称袁峻“家贫无书，每从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抄书成为知识获取的重要手段。同时，由于纸本的轻便性使之流通更为便捷，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借读和游学流行，周书 卷四十五（列传三十七）载：“樊深字文深，河东猗氏人也。早丧母，事继母甚谨。弱冠好学，负书从师于三河，讲习五经，昼夜不倦”。纸本为知识传播带来了便捷性，并且丰富了知识传播的内容。随着纸张的普及，原本处于边缘位置的私人著述、小说等通俗作品开始盛行。随着汉代经学、子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有读书需求，简帛已不便于人，而此时经传书籍已交易于汉代书市 槐市中。从东汉时期文书仍以“缣帛图书”为主，到魏晋时期左思 三都赋 掀起的洛阳纸贵，媒介书写已向纸本转向。汉代以前的儒家正统思想中，乐府、私人著述之类的作品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不为社会上层和高级知识分子所重视。隋书经籍志 著录了东汉以来的大量文献，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集部书的大量出现在东汉建安以后，恰好与纸张普及的时间吻合。汉末文人文体观念明确，并有集结的意识，“景猷有蔡氏文四十余卷，小者六七纸，大者数十纸”。作为一种抒发个人情怀、记载私人著述的类别，集部书籍数量的激增，也与东汉以来诗赋文体的兴起密切相关。纸张用于书写后，作者群体得到扩大。到汉灵帝时出现了能与太学相对抗的鸿都门学，“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年新疆罗布淖尔发掘两片东汉纸书信，此时的私人写作通过纸张快速流传，而书信、乐府类作品又深得普通民众喜爱，进而加快了纸张的发展。书籍数量的增多，使得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书籍史上最早的类书。赵含坤在 中图类书 里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书有 部。虽然学界对类书的界定以及数量存有争议，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书较前代大为增加已成定论。随着纸张的普及，纸书的数量使得士人们无法“通其学”，而需要借助类书。纸张的普及让魏晋文化在教化的传统之外，还分化出文化的自觉，个人价值、个人理性被重视。与“士志与道”的宏大叙事相比较而言，这种文化自觉体现在士人开始借助轻便的纸媒介呈现自我情感。个人价值在魏晋的知识传播过程中通过纸张得以展现。纸张的普及让表达个人情感的书写得以大范围地传播，“到魏晋时期，追逐文章之风已盛，出现了古今文章之体以何为美的讨论”，个人情感书写以自我为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情写意。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依托已有的知识垄断也在新媒介盛行后寻找与新的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纸张流行带来了知识传播形式的多样化，媒介技术进一步改变社会文化传播形式。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和东汉光武中兴之后，士族地位突出，至南朝梁武帝时期废除九品中正制度，“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强调授官应该根据策试成绩而不是门第，是否有才能应成为能否入仕的考查标准。“文字的传播拓宽了能力第 期朱文婷：中国古代三次媒介转型与知识大繁荣 筛选的范围，使筛选成为可能。”随着纸张的普及，知识传播的形式如上文所述越来越多样，知识传播的范围也突破了原本狭小的圈子。基于纸媒介的新筛选机制是古代中国文明相比于同时期其他文明更显成熟的重要表征之一。综上所述，纸媒介的盛行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随着知识交流的增多、媒介便捷性的提高以及士人思想在复杂历史条件影响下的变化，汉以后知识传播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展至民间，知识传播主体价值在个人情感书写层面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承接简牍媒介之后的纸媒介依然保留着中华文明道统和教化的传统，但纸媒介兴盛下的知识普及为社会筛选增添了新的标准，也为文明发展的主体探索出了新的价值判断。纸张的轻便，提高了社会管理的效率，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知识进一步从中央向地方流动，文明的空间范围扩大；思想进一步开化，人们开始关注知识传播主体的个体价值。相较于同时期受制于有限造纸技术的其他文明而言，中华文明从内在思想到外在呈现都更为繁盛。三、印刷媒介的流行与中华文明走向成熟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多有争议，但至宋代雕版印刷术在世俗社会得到普及已成共识。雕版印刷术在宋代逐渐取代手抄书的生产方式，这是生产力的提升，为书籍的印刷制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各地方言不同，口头传播受到地域和空间的限制，所以便利的纸本易于被传播。不同于同时期其他文明，在中国当时的社会体系中，知识阶层是管理社会的主要群体，知识传播的社会土壤更肥沃，这使新的雕版印刷技术很快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技术，并进一步向士以外的其他阶层扩展，印刷媒介的运用对中华文明走向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雕版印刷术出现后，随着文化中心南移，古代中华文明发展至鼎盛时期。“帝国大道和驿站系统连接并组织起了这个巨大网络”，造纸术与雕版印刷术促使古代中国媒介的发展远超同时期其他文明。知识传播依托印刷媒介真正走向民间。如果把媒介作为观察文明的独立观测点，其重要指标之一必然是媒介传播的范围，而印刷媒介盛行之时正好是中华文明超越其他文明达至顶峰之时，因此，知识传播全面走向民间也是中华文明发展至此阶段超越其他文明的重要表现之一。此时官僚统治更加依赖文字，民间坊刻也逐渐繁荣。“至唐僖宗中和三年，印刷品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像 字书小学 这类士子受学的入门书籍。”宋初国子监雕版数量“国初印版止及四千”，到宋真宗亲临国子监视察藏书时“仅至十万”。随着宋代坊刻图书市场的扩大，士阶层参与坊刻，民间坊刻争相编印科举辅助用书和家塾私课之本，并在生产总量、选题普及性、出书种类、编辑加工、版式创新、汉字简化、知识普及等方面作出了不容低估的贡献，宋代举业书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坊间图书的编订，知识传播的商业化市场初步形成。商业化意味着与大众的接触机会增多。宋代建阳“刻本所选书籍内容包括四书五经、史书、地理志、医书、辞书、启蒙课本、新闻趣事集、诗汇文选、历史小说以及戏剧等，几乎任何种类的书籍都有刻印与出售”。随着印刷纸本传播范围的扩大，从南宋末年陈元靓的 事林广记 到元代刘应李的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日用类书更趋向满足普通市民读者的需求。明代后期，通俗日用类书大量出版，坊间图书占比更大。从北宋中期以后，在雕版印刷所产生的媒介效应基础之上，各地兴起的书院成为社会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的重要机构，“五步一塾，十步一庠”，也常有“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的景象。在宋初至明代新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新儒学倡导者掀起了向社会下层普及文化的运动。“宋儒要通过解释儒家经典，来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政治观点，建立新儒学。”新儒学的主要著作基本都以雕版印刷的生产方式出版并传播。早在宋代，雕版印刷术所变革的媒介环境让更多受教育群体在“日传万纸”的各地可以以平民的价格购买到几乎 新余学院学报 年“涉及人类知识的每一领域”的印刷书籍。与此同时，与新儒学的发展和印刷书籍的繁盛相应的是人才筛选通道的拥堵让部分知识阶层沦落为中下阶层，隋唐五代到宋初，“都城人口数量膨胀，中下阶层增长速度更快”。两宋取士“万多人”，即使在人口基数激增的明代，取士人数也没有相应增加，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士人在科举考试失利之后，有些人选择再战科场，有些人则采用其他方式谋生，如成为士商。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不仅让知识传播的主体从士人向士商转变，在其传播逻辑向世俗化、大众化转变的过程中也完成了知识传播新符号环境的构建 印刷媒介社会的形成。“一个全新的符号环境建立了起来。这个新环境使世界充满了新信息和抽象经验。”宋代雕版印刷术所构建的印刷媒介社会刺激了更多重要文本的出版印刷。印刷媒介的盛行使得小学教育阶段学习内容增多。“宋以前，小学教育的内容以识字为主，宋代增加了诗赋文史、伦理政治等内容，并配有与之相适应的教材。”在宋以前的蒙学教材中，秦代 苍颂篇 爰历篇 和 博学篇 主要内容是识字、识物；汉代蒙童识完字后读经书；魏晋南北朝蒙学在汉代基础上有所创新，出现以 千字文 为代表的综合性识字教材；至唐代“蒙学教材突破了前一阶段单一的格局，初步显露出识字教育、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各有侧重，三位一体的特点”，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蒙学教育开始重诗赋和经史。唐代虽已有很多幼时通五经的儿童以及出身寒微的成功之士，但总体而言唐代蒙学教育史料多见于私学和家学中，普及性不及宋代。宋代雕版印刷带来的新的媒介生态让教材摆脱手抄的限制，这一知识传播的新符号环境让儿童入学的门槛降低，印刷物比口头传授更有利于受众对复杂内容的消化和吸收。宋仁宗至和元年（年）制订的 京兆府小学规 有载：“每日抽签问所听经义三道，念书一二百字，学书十行，吟五七言古律诗一首，三日试赋一首（或四韵），看赋一道，看史传三五纸（内记故事三条）。”随着雕版印刷教材的普及，除了识记的内容之外，这一时期开始大规模向低年龄段受众传授文本的思想内容。印刷媒介的流行，使宋代社会初步产生近代意义上的公共传播。随着雕版印刷成本的降低，“日官乞每年颁历日亦雕板印行。旧每岁募书写人，所费三百千，今模印则三十千”，雕版印刷应用至世俗社会。从圣贤之言到日用类书、通俗文学的发展，世俗文化知识的传播对雕版印刷的依赖表现明显。宋代小说的市井化表现突出，出现了四百二十卷的小说集 夷坚志，正如冯梦龙所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从宋代商业出版的两大主体 公使库出版和坊间出版来看，公使库出版子集书籍数量明显 ，子集书籍数量的增多体现了作者主体地位的提升，且当时作品开始多元化，甚至出现畅销品。至元代出版了大量通俗小说和戏曲课本，明代中后期出版业的繁荣也迎来了通俗文学的黄金时期。雕版印刷的承载量和可复制性使得适合于平民接受的俗语文本得以流行，成为新的知识传播形式。除了图书进入公共传播领域，平民有更多机会接触雕版印刷图书外，大量不同于前朝朝报的私营小报在宋代盛行。虽有都进奏院的事先检阅制，但在党政纷争、战乱等社会因素影响下，私营小报持续发展，至徽宗时发展成专门行业。媒介逐渐将信息传播与交流变成一种民众接触公共社会的标准方式，它重构了宋及以后的社会环境，印刷文本逐渐流入寻常百姓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共传播的领域，增加了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借此，知识世俗化的通路被打开，民智开启，不仅政府官员注意政治动态，一般知识分子如南渡后的太学生也热心国事，普通民众通过私营小报了解战争及国事动态。因此，宋代时有榜文“无应 者，遂 撤榜”的事发生，榜文虽有法令约束力，但民意已被重视。这种趋向大众的媒介环境为宋及以后新儒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知识传播的大众化提供了新的媒介依赖路径，并成为中国近代文明转型的内在历史动第 期朱文婷：中国古代三次媒介转型与知识大繁荣 力之一。综上所述，印刷媒介让社会知识呈叠加式增进，并形成了新的媒介生态：印刷媒介流行于民间群体中，并服务于民众的日常生活；民间出版机构增多，使印刷事务走向专业化、行业化和大众化；书院兴盛，使用印刷出版物的人群范围扩大。印刷媒介的技术突破让以印刷符号为主体的媒介社会形成，它是新儒学发展的最佳载体，知识传播进一步超越阶层向民间渗透，民众得以参与公共事务，公共理性萌芽。近世局势变革离不开印刷媒介，但在近代之前的中国社会里，媒介的知识传播依然长期保持着道统与教化的特征，印刷媒介使媒介使用路径和习惯发生转变，并最终影响其他文明通过印刷技术改变社会。四、结语综上所述，古代中国从简牍媒介到纸媒介再到印刷媒介，完成了三次媒介技术变革，也恰好对应了古代中国的三次知识大繁荣。简牍媒介影响了社会中的知识传播主体和整个知识传播结构，让知识第一次在较大范围中流动起来，并诞生了早期的社会理性，它盛行之时是中华文明早熟的关键时期；纸媒介让知识传播从中央向地方蔓延，个人自觉出现，并为社会形成新的文化规范和社会标准提供条件；印刷媒介提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效率，知识进一步向民间渗透，民智开化，公共传播领域扩大。因此，古代中国借助媒介转型逐步完善了文明的社会理性、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成为文明最终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之一。参考文献：卜宪群 秦汉官僚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约瑟 文明的滴定 北京：商务印书馆，：程鹏万 简牍帛书格式研究 长春：吉林大学，高德特 法老的宝藏：莎草纸与西方文明的兴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桂华，沈颂金，邬文玲 二十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 历史研究，（）：王东 史官文化的演进 历史研究，（）：诗经 刘毓庆，李蹊，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刘向 战国策：下 缪文远，缪伟，罗永莲，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章学诚 文史通义 上海：上海书店，：吴劲雄 郭店楚简与诸子研究新视野 长沙：湖南大学，论语 张燕婴，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墨子 李小龙，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范晔 后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潘吉星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哈特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 名人排行榜 海口：海南出版社，：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欧阳询 艺文类聚：卷三十一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姚思廉 梁书 北京：中华书局，令狐德 周书 北京：中华书局，：严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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