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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理解与阐释：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三重“真实”孟庆延内容提要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本身的科学性、客观性是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这又关系到研究资料本身的真实性。是否基于可信赖的、真实的资料，是否能够中立、客观地对研究资料进行分析，都成为评价一项研究的重要标尺。不仅如此，通过研究所提炼的理论、概念与规律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也是研究者们争论不已的问题。本文认为，“真实”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三重不同的意涵，认识、理解进而把握这三重“真实”，有助于我们走出各种方法论误区，推进对社会现象的整全性理解。关键词真实客观性社会事实社会科学研究引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真实”问题引文一：在这次会议期间，黄宗藩一遍又一遍地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组织起来和党中央的指示，参观了黄庄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心里兴奋极了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晚，是西村贫下中农永远难忘的一个夜晚，西村第一批入社的贫农凑在一块，在黄荣家开了第一个农业社成立大会。黄宗藩是贫下中农的带头人，当时人们习惯把这个社叫做黄宗藩合作社。宗藩说“咱大伙把土地性口都报报吧”。先报土地，二十一户，八十三人共有贰佰三十亩地，报到牲口时可就热闹了，除了林奎，没一户口有头整牲口，都似乎和别人伙着使一头驴。这个说我是我们那驴股里四股占一股，那个说我是十股占一股，这个说我是半拉月里使一天驴，那个说我是三十天使一天驴。*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化范式研究”（项目号：19BSH008）的阶段性成果。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硬杆子之乡斗争史编写组：“硬杆子之乡”斗争史，农业出版社，197 6 年，第36 39页。62學海 2 0 2 4.1引文二：我们这个村儿啊，（19)47 年解放，有那么三两户好一点的都搬走了，剩下的都没有啥了。这地儿在过去属于荒?地区，深山地方，交通不行。（还总打仗？)战争这地儿也没遇上大的战争，也就是小的战争。日本（鬼）子来过，国民党的中央军，没打过多少仗。（咱们这儿办过合作社？）办社啊？那有。咱们这儿是55、56 年办社，那会儿我也就十来岁。（我听说咱们这个合作社挺有名？2 3户穷人就办合作社了？）咱不是2 3户，不是。（那是多少户？）那不知道，反正不是2 3户。（西村口述史访谈记录，编号LYG090428CUPL）引文三：黄宗藩办社什么的都是我给操持的。那时候不是（19)49年刚解放吗？然后（19)50年开始成立互助组，当时我们一个互助组，老董家一个，宗藩他们一个。后来不是号召办社吗？宗藩和林奎都是老粗，不懂。最开始不是合作社，最开始就是互助组。（什么是互助组？)声调明显上扬互助组就是成立以后给你种地，就是大伙儿一块儿干，那时候国家号召成立互助组不是？（互助组的时候，土地还是自己的吗？）地是自己的，但就是串乎着一块儿干。一个人儿种不了地，就成立互助组嘛。后来是（19)52 年吧，我们就成立合作社了，入社以后才没有互助组了反正这庄好几个组。这2 3户就是我们这组和宗藩他们那组，主要就是我们这两个。（西村口述史访谈记录，编号DY090426CUPL)上述三则引文出自笔者2 0 0 9年在河北省东部归远县西村进行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时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和口述史资料。其中，引文一出自一本名为“硬杆子之乡”斗争史的资料。实际上,这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档案文献或者一手史料，而是基于西村在2 0世纪50 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经历的历史所完成的带有报告文学性质的“村史”和“社史”。这样一个位于华北地区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之所以会有自已的公开出版的“村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2 0 世纪50 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为全国的典型和示范。在19 56年，西村的农业合作社以及创办农业合作社的实践经当时唐山农民报的报道后，被毛泽东看到,并将这篇报道编人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且作为全书的第一篇文章。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为这篇文章撰写了按语，并把关于西村创办合作社的故事以“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为标题概括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引文一对西村合作社故事的叙事模式，实质上是将西村办社的微观史嵌套进国家合作化运动的宏观史叙事中,并且引文一对西村兴办农业合作社的时间和细节都有着精准而确定的表达。引文二和引文三都出自笔者对经历了合作化运动的西村村民的口述史访谈，但是它们却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画面。引文二是笔者在西村进行调研时经常遇到的状况西村、长在西村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归远县的本地人，却无法精确地记下合作社这一对于西村人有着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的相关细节,对于时间、参与人等也语焉不详。而引文三则与之相反，其讲述者董印不仅明确地表明整个合作社是自己已帮助黄宗藩这个“粗人”创办的，而已一一受访者是生在出于研究规范和尊重研究传统的考虑，本文所涉及的部分县、区、村等地名和村民姓名以及“硬杆子之乡”斗争史的书名皆做了技术处理。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315页。63记录、理解与阐释：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三重“真实”且明白无误地讲出了合作社初创之时的细节。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细节与“硬杆子之乡”斗争史中的记述总体上是对应无误的。笔者之所以在文章开头引用在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实践中所收集到的资料，并不是要在本文中集中讨论2 0 世纪50 年代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农业合作化问题，而是要通过这些材料提出一个在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即当研究者通过包括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口述史实践以及查阅档案文献等在内的广义上的定性研究方法展开关于社会、文化、制度、组织研究的时候，他们实质上是对人、人的社会行动以及人的社会行动的规律、逻辑、形态和结果展开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尽管社会学从其诞生之初便有着将自已比作“社会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冲动，而整个社会科学在二战后也越发以自己更接近自然科学来标榜自身更加“科学”，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然科学模型的支配；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终究是关于“人”的学问而非关于没有主观意志的自然物的学问。因此,这就带来了一个“麻烦”，即研究者本身有着自已的对世界的理解方式、脾气秉性、思维逻辑,而被研究者同样是有着主观意志的人。如此一来,无论是参与式观察,还是口述史实践，抑或是深度访谈，都会面临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研究者究竞如何确保被研究者讲述内容的“真实性”？研究者如何确保在参与式观察过程中自已所观察到的现象的“真实性”？事实上，有可能对“真实性”构成干扰的，不只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被访谈者在讲述某件事情或者表达某种观点时出于各种难以探明动机的隐瞒或歪曲，单单就是人的记忆本身，也有一个错乱、衰退乃至遗忘的过程。由此，一个新的问题接而至：当我们将印在纸上的档案、文献、方志、史书、谱、文件作为自身研究的主要资料的时候，这些文字记载的东西就一定是“真实”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且不论历史书写本身就存在着各种“避讳”，档案也好，谱牌也罢，都是由具体的人编纂制作出来的，在广义的可以作为研究资料的文献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改写、隐嗨与附会，即使在档案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虚构”。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理解以及处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真实”问题呢？正如本文开头的三则引文，关于西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底是哪一年开始的呢？是1952 年，还是1955一1956 年？这个合作社到底是由多少户组成的？是2 1户，还是2 3户？还是说这两个数字都不准确？不确定性与研究中的“真实性”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学研究中定性与定量两种不同研究方法的重要界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定量研究的逻辑起点乃是代表性逻辑，即通过科学的抽样方式在总体中选取样本并展开调查研究,进而完成以少数推论总多萝西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王楠、刘阳、吴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9年，第4一12 页。年鉴学派代表性人物之一的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曾经通过对16 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所具有的社会身份、所身处的具体情境的分析,揭示了档案中存在着大量的虚构,并具体讨论了这些“虚构”本身的产生机制及其社会史意涵。参见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档案中的虚构：16 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饶佳荣、陈瑶等译,刘永华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5年。64學海 2 0 2 4.1体的工作。定量研究还要通过赋值的方式完成对相关研究问题的测量，并通过模仿自然科学的数理模型来对人类的社会行为做出因果解释。定性研究则与之不同，它的逻辑起点并不在于代表性,而在于研究对象的典型性,或者说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因此,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是两种不同的研究逻辑与研究路径,前者是一套以精准科学和技术方法为核心的封闭系统,通过对可观测到的人的行为进行赋值来展开研究和分析，这样一种研究范式也产生了一定的“非意图后果”，即在对人进行赋值和抽样的过程中，量化研究很容易忽视人所处的具体情境,因而实质上是以统一的标准将被调查者作为“均值人”来加以理解。与之相对应，定性研究的核心并不是“精准技术”性的而是开放探讨性的，这个开放性本身固然意味着不确定性，而定性研究的魅力恰恰在于这种“不确定性”。有学者指出，其“魅力不在于严格而在于审美，目的也不是证伪而是提问和解释”。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对“实证主义”“科学”之类的语词存有某种误解，似乎定量研究、数据的分析与采集以及复杂而科学的研究方法才是实证主义。黄盈盈指出：“实证主义“科学性相对于哲学思辨的、价值判断的、道德评论的、社会议论型的研究，就其对于经验材料的重视而言，同样适用于定性研究。但是，在尊重经验世界与实地研究的前提下，实证主义这一方法论所沿循的自然科学路线与其所强调的（绝对）客观性、可测量、可重复、可控性的意涵以及相应的对于社会“人的假设与想象则在根本上区分了定量与定性这种方法可以达成基本共识的是，在经验研究的层面，可以被客观测量的科学性并不是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取向，价值、理解、意义以及相应的主观性、主体性、复杂性与可变性等诸多概念在定性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只要是关于具有主观意志的人而非自然物的研究,就会始终面临“真实性”的问题。前者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是一个严密而“客观”的方法系统，以及基于数理逻辑和统计模型而展开的解释系统。即便如此，定量研究依然无法回避和彻底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被采集数据的人，如何能够保证数据本身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研究者在设计问卷、采集数据并对“人”进行“赋值”的时候，如何避免“主观性”。实际上，上述问题对于定性研究同样存在，因为无论是何种方法，它们的核心作用对象都是具体的人。不过，相比于更多依赖由控制变量所构成的封闭系统和标准化操作系统来完成对人的测量以及对人类行为进行因果解释的定量研究而言,定性研究是以“开放性”作为核心的。这里所说的开放性,并不是“随意性”,而是相对于标准化操作和封闭系统而言的。因为在定性研究的过程中，无论是所谓的访谈还是田野调查，抑或是参与式观察,都面对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定性研究实质上不只是面对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同时也是面对着具体的人所涉及的全部日常生活与生命世界。有学者明确指出，定性研究不像定量研究是以假设检验为核心目标，而讲究对于未知信息丰富性的探索,讲究理解与意义的探究。因此,应星将定性研究中的田野工作概括为“在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一一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 0 0 2 年第5期。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社会2 0 18 年第1期。叶启政：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8 年。折晓叶：“田野”经验中的日常生活逻辑：经验、理论与方法，社会2 0 18 年第1期。黄盈盈：定性研究中的“开放性”思维与实践，学习与探索2 0 19年第12 期。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社会2 0 15年第1期。65记录、理解与阐释：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三重“真实”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研究实践：田野工作具有实证性格与人文气质的双重特性，“田野工作的想象力”介于科学的探究与艺术的想象之间,将真实的观察和想象的再现紧密结合在一起。实际上，上述关于定性研究的论述存在着被误读的危险，因为“艺术的想象”很容易让不明就里和望文生义者产生“主观”甚至“随意”的判断。因此，我们必须回应笔者在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究竟如何理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真实”？我们如何在研究实践中，面对那些访谈资料与文献资料之间的不一致？我们又如何确定访谈者提供的信息是准确和真实的？除了上述技术性问题之外，我们还需要面对另一个更为根本也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即便我们百分之百地确认被访者所讲述的内容为“真”，而且被访者讲述的内容所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乃至事件的过程都精确无误，研究者对这些资料进行阐释的时候，又如何保证自已的阐释足够“客观”？或者说是否需要在进行阐释的时候，保持所谓的“客观”呢？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大家对于何为“真实”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下文中，笔者将具体围绕人文社会学研究中的“真实”所具有的三重意涵展开讨论。“事实性真实”：考证的社会学意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关于“人”的学问，研究的乃是人的行动、影响人的行动的结构性要素（社会）、人的行动所产生的新的社会事实（组织、制度、文化、秩序）等以及人的行动所蕴含的主观意义。正如苏国勋在讨论涂尔干与韦伯社会学方法论旨趣的异同时所指出的那样，涂尔干论述的是社会在各种不同实在领域中的外部表现（社会事实），即关于发挥功能的社会的概念；而韦伯则不谈结构，主要探讨社会生活的本质，研究社会的精神气质，通过分析驱使人们行动的“动机”来把握社会行动的“意义”。不过，无论研究者的核心旨趣是什么，都离不开对“事实”的把握。那么，究竞何为事实？“事实”一词，往往与“客观”联系在一起，人们常常以韦伯的“价值中立”概念来概括研究者在面对“事实”和“资料”时的态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强调研究资料本身的真实性,这也被认为是研究得以客观和科学的重要基础。那么，究竟什么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层面的研究呢？我们不妨先围绕社会学与历史学有关口述历史研究的相关讨论展开分析。自2 0 世纪90 年代以来，口述史作为一种方法、范式以及问题意识开始被国内社会学研究者引人社会学研究中，并且先后围绕土地革命、集体化运动以及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这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的研究传统：其一，“2 0 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即以孙立平、郭于华、应星、方慧容等人为代表性研究者、以新中国土地改革为核心议题、以共产主义文明的运作机制与微观逻辑为核心问题意识的口述史研究传统；其二，周晓虹所主持的以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为主题，以集体记忆及其背后的产生机制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社会2 0 18 年第1期。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 8 年，第2 8 1页。孟庆延：从“微观机制”到“制度源流”：学术史视野下口述史研究传统的力量、局限与转向，学海2 0 18 年第3期。66學海 2 0 2 4.1为核心问题意识的口述史研究。在笔者看来，这两个有着不同问题意识、蕴含着不同研究逻辑的研究传统,却有着内在的共通性：他们都是将亲历了历史进程的行动者对于过往经历、人生故事的讲述作为核心材料展开分析的。社会学以口述史实践的方式介人历史研究，带来了一系列的争论。实际上，口述史作为“史料”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作为“历史真实”这一问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曾引发过讨论。研究者们质疑口述资料本身所带有的主观性与不可靠性，同时也质疑讲述者由于其本身的情感、价值、立场等因素而在口述过程中所出现的说谎、隐瞒、虚构等各种情况。实际上，口述资料中的上述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如同填写问卷时的造假一样,很多时候并不在研究者的控制之列。不过，在社会学研究者看来，口述资料本身的“不自足”并不构成研究的障碍，讲述者本身如何讲、为什么这样讲乃至“他为什么和别人说的不一致”本身都是值得研究的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大陆对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口述史传统做了区分，他认为社会学的口述史实践实际上不应称为“口述史”研究，而应称为“口述记忆”研究或“口述记忆史”研究，因为这开辟出一条以“集体记忆一社会认同”为旨归的新通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并不承担“重建历史”的功能和任务：社会学研究中作为“内容”的口述并不纠结是否符合史学的“真假”标准，而注重现场述说的情感、心态和价值判断等精神层面的真实，并以此解说社会历史的变迁。上述批评隐含着一个问题，即究竟何为“真”，何为“假”。笔者无意从哲学层面或者认识论层面展开讨论,因为即使是档案文献和书面材料，也往往存在诸多的虚构，笔者想要讨论的问题在于,对于研究者而言，什么是“客观”的资料，以及如何理解“客观”资料本身的“真实性”,这也是本文想要讨论的“真实”的第一重维度一一“事实性真实”。在研究展开的过程中，无论是口述访谈还是档案文献查阅，研究者往往都需要捕捉一系列基础信息，其中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和围绕人物、制度、政策、组织所展开的“事件”以及“事件”中个体的行动等一系列要素。抛开“事件”的多重意涵不谈，笔者这里所讲的“事实性真实”意涵非常简单，就是时间、地点、参与的行动者以及“行动者的实践”这些客观要素，这些要素对于研究而言，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就非常重视时间、地理、人事等诸多结构性要素，王永兴称之为“时间、地理、人事之法”。尽管按照学科归属来看,这似乎属于史学范畴，但它的实质意涵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有着贯通的效果。简单来说，时间、地理、人事之法，是要求研究者将自已研究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涉及的重要人物这三个重要素都如实记录下来,并结合不同的材料对不同的记录进行考证,以判断某一种说法的真实性。对于以还原历史真实乃至历史原貌为核心追求的实证史学而言，对时间、地点、人物、真实性的记录与考证无须多言，但是，对于社会学研究者来说，这样一种“事实性真实”也是必需的吗？在笔者看来，“事实性真实”之所以可以冠以“客观”二字，就在于时间、地点、人周晓虹：集体记忆：命运共同体与个人叙事的社会建构，学术月刊2 0 2 2 年第3期。金大陆：“口述史”与“口述记忆”一新中国史口述研究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取向，中共党史研究2 0 2 3年第3期。事件并不是简单的故事，而是有着复杂的多重意涵。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孟庆延事件及其理论意涵：历史社会学的隐藏文本，社会发展研究2 0 2 2 年第2 期。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6 7 一111页。67记录、理解与阐释：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三重“真实”物以及人物的行动（做了什么）这几大要素，是可以超越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事实。例如，“张三和李四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某个城市的某个公交站台大打出手”这句表述在某种意义上就呈现了“事实性真实”，这句话所表达的所有信息都是“客观信息”，而类似于“张三是谁，有怎样的性格”“他们为什么打架”等任何有可能掺杂主观判断和解释的表述都没有夹杂其中。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种表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并没有提供任何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和理解张三和李四任何一个人行动的主观意义。因此,这样一则“史料”或者“事实”，实际上是未经解释的，也是无法被人所理解的。不过，上述例子中的信息就是“客观”的。哪怕这些信息可能被现场旁观者或者历史记录者出于各种原因而进行篡改，或者由于时间久远而产生了错记或遗忘，我们都需要尽可能通过不同材料的交叉互证来不断接近这一“事实性真实”。因为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信息，往往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事实、阐释社会行动、分析制度逻辑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接下来，笔者就将围绕“时间”这一要素，讨论“事实性真实”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时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要素。例如，本文开头的引文部分就涉及研究中的时间问题。具体来说，西村的农业合作社到底是哪一年建立的，有那么重要吗？开始建社到底是引文一中所写的1952 年，还是引文二中的1955一1956 年？我们先来确认“事实性真实”，再来讨论确认这个时间有何意义。从国家层面来看，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起源于1951年9月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发布了之前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这次会议和这份草案发布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才得以启动。因此，引文二中所提到的1955一1956 年开始办社是不可取的说法，因为西村的农业合作社作为合作化运动中被挖掘出来的典型，不可能是在互助合作会议召开后的第四年才开始筹办建立，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无从考证这个时间点到底是不是引文一所写的“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但是我们大致可以推断，1952 年这个年份总体上是准确的。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在研究中去关注“时间标记”呢？这是因为它为我们理解社会生活与制度逻辑提供了重要标尺。有了这个时间标尺，我们才能理解处于不同结构性位置的人的行动逻辑。需要注意的是，引文三中提到的董印，几乎是在所有的笔者访谈对象中最为确信地讲出这个合作社成立年份的人，他不仅记得合作社成立的时间，还记得合作社的“前身”（互助组）的成立时间，而且董印的这些时隔近50 年的口述表达，与“硬杆子之乡”斗争史中所记载的大体一致，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董印具有其他西村居民所不具备的结构性要素：他是当年合作社成立时的骨干,是村中少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曾经担任村会计）。因此，他既参与了合作社的建设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 0 0 4年，第6 2 6 3页。关于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方慧容在关于西村土改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2 0 世纪50 年代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大部分中国农民，并没有很强的现代意义上的时间观念，他们是按照日出日落的自然时间和农忙农闲的气候时令来划分日常生活世界的节奏的（参见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一一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第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3年，第2 8 2 一37 1页）；同时，由于西村在整个合作化运动中有着极为特殊的位置和意义，因此反映其合作历史的“硬杆子之乡”斗争史中所记载的关键时间节点必须精确，但是，精确并不一定意味着“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才说这个如此具体的时间点是无法从根本上确认的。68學海 2 0 2 4.1实践，又具备一定的“现代时间观念”。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当西村成为典型和榜样之后,董印也一定是外来参观考察、取经座谈乃至媒体采访的主要对象之一，他一次又一次在自已的生活经历中重复着同一件事，这在客观上强化了他对于时间和事件的记忆。时间标记对于理解制度逻辑,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笔者在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的研究中曾经专门围绕土地革命与阶级划分展开过研究。在这些研究的推进过程中，笔者非常重视的一点，便是文件的发出时间与传达时间。不同于今天依赖先进技术的信息传递机制，在2 0 世纪2 0 年代至30 年代，革命政党是在缺少电话、电报等通信手段的现实条件下，实现命令传达,进而按照中央的统一意志贯彻革命的路线与策略的。在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中，文件发出的时间以及文件送达不同根据地的时间成为理解组织行为的关键。由于信息的传递需要由通讯员的人力来完成，而从当时中央所在地上海到赣南闽西地区又有重重的军事封锁，因此一份文件传达到红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往往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例如，于192 8年6 月召开的中共六大所形成的决议，直到192 9年1月4日召开的柏路会议，才被传达到红四军前委。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如果我们要考察192 9年1月之前红四军所执行的土地政策,就不能简单地去看这一时期的土地政策与中共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我们也无法将其解释为地方不执行上级政策，因为这时候中共六大的政策尚未传达到苏区前线。社会学固然希冀讨论人类行为的主观意义，尝试分析组织制度的运行逻辑，但是这些都离不开对时间这一“事实性真实”的相对准确的把握。我们无论是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去理解科层官僚制中的文书治理,还是以“过程一事件”分析策略对制度与政策的社会过程、权力运作的微观机制展开分析，都离不开对关键时间节点的“校准”、考证与把握。因为无论是对制度节点的识别,还是对政策落地的分析,抑或是对人的行为的理解，都需要建立在我们对“时间”这一客观约束性条件准确把握的基础上。除了“时间”以外,空间（地理、区域、地点)和具体的行动者（人物)也是我们需要在研究中展开考证的“事实性真实”。其一，地理空间和区位因素是除时间之外的刚性约束条件，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自然条件，也会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民情状况。个体也好，制度也罢,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地理与区位等因素的影响。杨念群在对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的研究中,就打破了行政地理的概念，他深入到历史地理与文化地理的范畴内展开对史料的解析,发掘出岭南、湖湘以及浙东三种地域内所产生的不同社会思潮，并勾勒出不同地域社会思潮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产生的历史效果。其二，社会学是关于人的研究，同时更是关于具体的人的研究。应星在有关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就曾明确指出，“组织”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是由具体的行动者组成的。因此，当我们对文献档案展开分析的时候，应充分结合包括组织资料在内的其他史料，确认诸如文件之类的文献档案的具体起草者。在革命历史文件中编人档案的文件,往往落款都是诸如“省委”之类的机构名称，但是如果只是知道机构名称，而不知道具体起草人的话，我们还是无法理解史料背后的意涵。简言之，不同的行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 93一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3年，第2 59页。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1年。应星：“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开放时代2 0 2 1年第4期。69记录、理解与阐释：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三重“真实”者有着不同的性格,也有着不同的精神气质,更有着不同的对政策和制度的理解。因此,如果我们只是抽象地对材料和现象进行表面的解读，实际上就忽视了真正的制度设计者、政策制定者等担纲者的意义世界在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我们不能仅仅将被访谈者或者研究对象作为抽象的代号或编码进行理解，不仅要避免陷入“见谁访谁、访谁信谁”的误区，还要去了解“他是谁、他有什么样的身份、他处在结构中的何种位置”等客观性事实,这是我们做出解释与分析的重要前提。综上所述，人文社会科学，无论历史学还是社会学，也无论是以历史现象还是以当下问题作为自已的研究对象，都首先需要面对和处理研究中的“事实性真实”问题。诚然，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是简单的记录和“谈点情况”，也不是对研究对象所有信息的全景式记录，更不是要求我们对所有的客观性事实展开考证。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对理解构成制度节点、组织变革、事件发展的关键要素的事实客观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因为它们的相对准确性，往往决定了我们对社会现象、组织形态以及制度逻辑的理解和阐释。“社会性真实”：默会的共识与层累的社会如果说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事实性真实”的记录和考证尚属于“白描”的话，那么这种记录和考证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终点。研究者还需要在“事实性真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所获取的各种类型的资料进行整理、解读与分析。实际上，这一对资料的整理、分析的二次加工过程，也是研究者在“事实性真实”的基础上挖掘、发现和理解“社会性真实”的过程。涂尔千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用一整章的篇幅阐释了什么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在他看来，“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定的因自身的明显特征而有别于其他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的现象群”，它包括规约现代人行为的法律系统，也包括塑造人心灵世界和价值系统的宗教信仰，还包括商业社会中的交易规则、契约货币、信用手段，更包括个体在社会中表达自已思想的符号系统和在职业生活与企业机构中遵循的各种惯例。很显然，涂尔干谈到的“社会事实”概念，并不是某种类似于自然物的可见物，这一概念强调的并非研究对象的“可见性”与“客观性”，而是强调在个体之间形成关系、群体、组织、秩序、制度之后所衍生出来的“增量”一一社会。简言之,社会确实是由个体组成的,但是社会并不等于所有个体的加总。因为当个体聚合成人群、组织与国家的时候，会衍生出超越于个体的全新元素。因此,涂尔干指出：于是就有了如下一类具有非常特殊性质的事实。这类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因此，不能把它们与有机体现象混为一谈，因为有机体现象由表象和动作构成；也不能把它们与仅仅存在于个体意识之中并依靠个人意识而存在的心理现象混为一谈。这样，它们就构成为一个新种，只能用“社会的”一词来修饰它,即可名之为社会事实。这样称呼它最合适，因为十分清楚，它既然没有个人作为基础，那就只能以社会为基础：要么以整体的政治社会为基孟庆延：担纲者的“类型学”：中国革命研究的新视野，学海2 0 2 2 年第2 期。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2 0 0 3年，第2 4一2 5页。70學海 2 0 2 4.1础，要么以社会内部的个别团体，诸如教派、政治派别、文学流派或同业公会等为基础。实际上，涂尔干的社会事实与韦伯所强调的人类行为的“主观意义”“世界图像”联合在一起，几乎囊括了社会学的全部研究旨趣和研究范畴。需要注意的是，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并非单纯的可见的“物”或不可见的“意识”，而是现代人所身处的一系列结构性约束元素，涂尔干所强调的社会学的重要目的，即是要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手段，来揭示这些属于“社会”范畴的“新种”的内在结构。因此，与其说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所分析的是自杀现象本身，还不如说他所揭示的乃是西方社会迈人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后，产生不同自杀类型的不同社会系统，或者说是诸种社会结构性要素的不同组合形态。笔者所谓的“社会性真实”，至少包括两重含义：其一，它是一个社会中的集体潜意识或日社会默认值。之所以用“潜意识”和“默认值”，是因为它往往是一个社会的大部分成员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习俗、惯例或者某种“默会”的共识，它是影响并塑造人类社会行为、集体行动以及组织规则的深层要素，又是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习以为常而不加审视和反思的。其二，“社会性真实”的另一重含义，乃是一个区域社会本身在更为宏大的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构成这一区域本身的包括自然条件、地理要素、民间信仰等在内的各种要素。如果我们将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可见的人的行动逻辑、精神气质、文化特征作为“可见物”来理解的话，那么“社会性真实”则是在强调看不见的部分。就如同我们看到一棵参天大树，在地上的树干、树枝和树叶就是可见的部分，而埋在地下盘根错节的树根则是看不见的部分。在很多情况下，深埋在地下的“看不见”的部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探究和理解的“社会性真实”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面之上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具体的研究案例来对“社会性真实”及其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展开讨论。（一）默会的共识一般而言，人们对于涂尔干社会学传统最大的误解在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是关于可见的“社会实在”的研究传统，他用定量研究的方式处理现代欧洲社会中的自杀问题，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传统，并以“社会唯实论”加以概括；与之相应的是，另一位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传统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因为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将其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旨趣指向了对人的社会行动内在蕴含的主观意志展开意义探究。这种简化的对涂尔干和韦伯的处理方式，很容易让后来的社会学研究者和学习者形成下述误解，即涂尔干更偏向于“科学”“客观”一端，而韦伯则更主张“人文”“主观”一脉。笔者认为，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很容易让我们忽视经典社会学思想传统内在的共通性，即普遍弥散于人类社会中的默会的共识，才是我们需要理解的“社会性真实”。赵丙祥围绕中国尚书金等经典文献所做的社会学与神话学分析，呈现了中国传统士人在围绕周公故事进行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所蕴含的“主观意义”，即“解决周公作为偕主”的政治和道德困境”，而周公“隐退”则是这种解决困境的重要手段，因此被后人重点突出强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2 0 0 3年，第2 5页。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闫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0 1年。71记录、理解与阐释：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三重“真实”调。上述研究固然是围绕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逻辑所展开的分析，但这一研究触及了“社会性真实”的问题：一方面，有关周公的故事与传说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事实性真实”或许已经无从考证，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中，究竞怎样讲述周公的故事，又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故事讲述方式？这恰恰是研究者需要去理解的关键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周公做没做过一些事已经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后来者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突出和强调周公故事的某一个面向（例如文中所提到的郑玄对周公的“隐退”所做的强调）。传说与神话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而在于它在某一时期内的呈现方式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独特的社会意识。另一方面，文中所提到的有关“周公隐退”的故事，同时涉及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即根植于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隐”与“出世”的问题。钱穆在略论中国社会学一文中指出，今论中国社会，应可分为四部分，一城市，二乡镇，三山林，四江湖。在钱穆的上述四种类型的划分中,城市与乡镇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文本的字面含义上，这里的江湖所指的乃是包括“游侠”“盗匪”等在内的可以称之为“秘密社会”的存在，而在引申含义上则是指中国传统社会运行逻辑中潜在的道义与规矩。“山林”则是与“江湖”相对应的存在，它所呈现的乃是一种“隐居”“隐士”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否在物理空间和具体历史中真实存在过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山林”这个具象化的概念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普遍存在的有关“出世”的社会意识,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性真实”，而理解有关“隐”的“社会性真实”，则是我们理解传统社会中的士人群体精神气质的重要切人角度。关于“社会性真实”的探究，并不是停留在经典文本解读的思想史层面，同时也可以在经验研究中具体展开。在关于土改的社会学口述史研究传统中,研究者们在不同时期的口述史实践中，同样发现了类似的问题。（19)52 年成立的互助组，就那阵那就互助组那就是他们这些人儿那就一块儿了，那23户，那就跟小公社似的了，后来一点儿一点儿就大了。那赶到（19)58 年（19)59年才开始正式成立这个人民公社，那时候才有这个生产队啥的。那时候就都归到社里了。（合作化之后生活就好了？）那是，也算不上多好，都是挣工分嘛，但比旧社会好多了！旧社会苦。（西村口述史访谈记录，编号MCXF090505CUPL）如果从故事的角度看，上述材料几乎不具有“分析”价值，这则材料的访谈者所提供的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时间节点总体上符合“事实性真实”，但是没有任何故事的具体细节。因此，我们从这段材料中只能得出一个“旧社会比新社会更苦”的印象，合作化运动只是嵌套在“进步”的历史结构中的一个节点而已。对于访谈者来说,更希望听到的是被访者通过具体的、有起因、发展、高潮、结局的全过程的故事，来表达自已在旧社会的“苦”，表达在新社会得到“翻身”后的“甜”。但是无论是在方慧容等人关于西村土改的研究中，还是在笔者关于西村合作化运动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都并不是充满着“事实性真实”的各种细节，哪怕这些细节有待考证甚至无从考证。我们在口述史实践中更多听到的，是大量破碎而模糊的信息，例如，在口赵丙祥：语言、替身与楷模：尚书金滕）的神话学研究，社会2 0 2 1年第1期。2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0 5年，第2 0 0 页。参见梁永佳社会意识中的“隐”一一皇权与绅权的一个补注，社会学研究2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