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解读的较量：论电影 《我本是高山》中观众的对抗式解码.pdf

38COMEDYWORLD电 影 时 空在文化研究领域，媒介文本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一直是一个核心议题。斯图亚特 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型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互动的关键理论工具，特别是在分析受众如何对抗性地解码媒介文本时。本文旨在探讨电影我本是高山中的意义生成过程，特别是观众如何对抗性地解码并重构影片所传达的信息。我本是高山这部根据张桂梅老师事迹改编的电影，在点映期间出人意料地遭遇了一些观众的批评。张桂梅校长，一位自1983年从教以来，致力于华坪县中小学女子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制作方在影片中欲呈现其成就和人格魅力。她以创建全国首所免费女子高级中学的行动而广为人知，且因其在教育领域的贡献而被授予“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荣誉。尽管张老师的形象在公众中充满正面影响力，电影却在叙事手法、情节设置、性别议题处理等方面遭到一些质疑。观众的批评指向电影未能准确捕捉张校长的坚韧精神，对农村女性群体的描绘缺乏深度，以及未能从女性视角展现张校长的教育理念。电影我本是高山与观众之间存在对抗式解码现象，即观众基于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经验，对电影内容进行重构，从而生成与制作者编码意图不同的新意义。这种解码与重构的过程不仅揭示了受众主动性的文化动力，也反映了在媒介消费中存在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张力。一、霍尔编码/解码理论要据斯图亚特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是对信息传播过程的一种解释，它挑战了传播过程中信息接收者被动接受的观念，并强调了受众解读信息的主动性和多样性。霍尔认为，信息的传播者（如电影制作团队）会将某个信息或意念转化为符码，即编码进大众媒介内容中。而信息的接收者（即观众）则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经验对这些符码进行解读，即解码。此理论进一步阐明了受众的三种基本解码模式：偏好式解读、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其中，在偏好式解码模式下，受众接收并完全接受了叙事与解读的较量：论电影我本是高山中观众的对抗式解码文/袁丽娟（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1599）摘要：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电影我本是高山的争议揭示了电影叙事与观众解读间的复杂互动。本文聚焦于新媒体如何强化观众在解码过程中的主动性，特别是对抗式解读的形成。我本是高山试图塑造一个伟大的女性形象，但由于陷入传统叙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与期待新型女性典范的观众期望背道而驰，催生了对抗性的解读。本文探讨了新媒体如何重塑观众的文化阅读行为，从而影响电影意义的构建和接受。研究强调，电影创作与传播应更深入地考虑观众解码的动态性，并在电影文化交流中推动协商式解码，同时更加真实地映射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进一步丰富我们对现代社会文化动态的理解。关键词：我本是高山；对抗式解码；协商式解码39COMEDYWORLD电 影 时 空信息的编码者所意图传达的意义。而协商式解读是一种介于偏好式和对抗式之间的解码方式。在这种模式下，受众基本上接受了编码者的意图和所传达的意识形态框架，但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经验来调整这些信息。对抗式解读发生在受众明确识别并拒绝编码者的意图时，他们不仅不接受信息原有的编码，还可能基于自己的理解主动重构信息的含义。在我本是高山电影案例中，对抗式解码的现象十分明显。部分观众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表达了对电影内容的不满，这揭示了一个显著的编码与解码之间的差异。观众并不是简单地消费内容，而是主动地、基于个人的经验和价值观来重新解读和评价影片。他们拒绝接受电影所呈现的故事和人物形象，不仅仅停留在接收信息的层面，而是通过社交媒体对电影的故事、人物做出了重构和批判，形成了一种对抗性的文化阐释和对话。这种对抗性解读不仅展现了受众的主体能动性，还反映了在现代媒介环境中，意义的生产是一个动态的、双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本的信息编码者电影制作团队只是开始了信息传递的第一步，最终的意义将在观众的主动解读中形成。二、我本是高山叙事分析与对抗式解码 动因电影中，编剧将张桂梅校长设立女校的初衷之一是建立在对亡夫的怀念中。胡歌所扮演的亡夫角色在电影中的戏份并不高，主要就是出现张桂梅校长的回忆中，而时机主要在她遇到困难时。而现实中，从新闻上张桂梅校长的访谈中，张桂梅多次强调她设立女校的初衷之一是身为一个共产党人的信仰。这样的安排下，无疑亡夫是张桂梅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对于创作者而言，安排这一情节的作用，也许是为了让主人公能更“有血有肉”。但这样的安排无疑是缩小了人物的格局。在观众对于真实人物的了解中，张桂梅认为她身为共产党员的理想和信念是她坚持的动力。而“亡夫”这一角色的存在无疑是性别刻板印象的再现，而这种性别刻板印象往往表现为女性角色的被动性、依赖性相关的性格特征。女性角色常常被描绘为需要男性角色提供精神上或者物理上的支持，这种性别构建一方面缩小了女性角色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已经落后于女性观众对杰出女性角色的预期。电影中另一个具有争议的地方就是扭曲了真实事件。电影情节就是将原本新闻原型中的人物进行了篡改。女学生的家庭困境由父亲酗酒家暴改编成了母亲酗酒家暴。这一改，直接把受害人和加害人互换了。虽然电影后续主要还是落脚于张桂梅如何影响母亲和孩子，并最终改变她们，迎来人生新的开始。但是这一安排与观众的生活经验是构成冲突的。一是一位农村妇女在面对丈夫的抛弃等等的生活困境时，她所面临的处境有着更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她无法采取诸如酗酒这样逃避的方式来处理。二是在农村现实的背景下，酗酒父亲的概率要比酗酒母亲的概率大得多。基于此，观众无法建立与剧中人物的共情，而女性的困境也就无法被真实感知。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指出，媒介信息的生产者（编码者）会根据特定的文化框架和意图编码信息，而信息的接收者（解码者）则会基于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对信息进行解码。我本是高山中这一改动有创作者增加戏剧冲突的考量。然而，这种改编与大多数观众的社会经验和文化认知不符，因此在解码过程中产生了冲突。由于创作者仍然囿于传统的人物创作方式，而在女性意识觉醒的社会背景中的观众的文化认知形成了错位，双方对于电影中传递意义的符码规则的使用和解读方式也就产生了不同。这导致了解码对抗和信息选择性认知的现象。解码者根据自身的背景、知识和文化认知对电影信息进行自我解释，与编码者设定的话语和意义产生差异。这种差异导致电影传达的本意的误读和误解。三、新媒体环境下的观众主体性与意义构建在过去，影评人和传统媒体构成了影视作品宣传和评价的主要渠道，观众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些权威声音。然而，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模式。它不仅加速了信息传播，而且为观众提供了展示个人观点和解读的场所。信息的接收变成了一个新的起点，观众的“再编码”活动是基于个人理解创造新意义并将其传播。这成为新媒体环境中的一种常态。在此框架下，“创造性解码”得以实现，观众不仅解码了信息，还参与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创造出含有个人或集体特色的新信息。短视频、电影解说和吐槽等新兴形式都是这种创造性解码的体现。这些通过新媒体平台迅速传播的文化现象，不仅丰富了信息解读的层次，也挑战了原始信息编码者的控制权。在新媒体时代，编码和解码过程变得更加动态和参与性强。“创造性解码”继承了哈贝马斯的共同主体论，足以证明：“共同主体性可能形成当今文化新格局的理论基础。”。观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信息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四、自媒体平台的观众解码实践与碎片化信息挑战自媒体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流通方式和内容的生产模式。平台如微博、微信公众号和短视频应用成为新的信息传播前线。自媒体内容创作者在这些平台上越来越注重通过引人注目的内容来吸引观众，适应所谓的“眼球经济”。以视频平台哔40COMEDYWORLD电 影 时 空哩哔哩为例，创作者通过对电影我本是高山的分析评论，能让一个12分钟的视频收获超过百万的播放量。观众在此过程中接收到的是与电影相关的信息片段，是通过创作者的主观解读来形成对电影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往往基于信息的碎片化，而非电影的完整体验。此种信息的碎片化和表层化特征，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趋势。后现代主义者詹姆逊提出，这种文化倾向不再追求深邃的意义或终极真理，而是满足于平面化的体验。在自媒体时代，这一趋势得到强化，观众日益习惯于信息的快速消费，而非深入探究。在自媒体内容创作中，性别议题的流量属性尤为突出。在我本是高山电影中无论是亡夫还是酗酒父亲变母亲，自媒体将这一情节的片段制作成短视频，并解读为父权制话语在女性传记电影的体现。这种解读一经社交媒体平台传播，便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营销号的同质化文案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观众对这一解读的印象，对电影的解读甚至后续延伸出对导演性别的质疑“男性导演”能否恰当地呈现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社交媒体用户不仅仅是内容的消费者，更成为内容的重构者，他们在平台上的互动和评论创造了新的文化符号和讯息，甚至改变信息的原有含义，创造出新的文化解读和批评。然而这样的文化现象也带来了信息真实性的挑战和对严肃话题的过度简化风险。在追求信息快速消费的过程中，内容的深度和质量往往被忽视。因此，观众对于一部电影的批评并不一定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加工形成的，而可能是一种快餐式的信息消费的结果。五、协商式解码与文化对话的重构在电影叙事与观众解读的互动中，观众的主体性和解读的不可控性构成了对电影文本的多方位解码。观众的理解并不仅仅是被动接受，而是一个积极的构建过程。这一现象在斯图尔特 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霍尔提出信息的编码和解码并不总是一致的，观众在解码过程中可能采取主导、协商或对抗性的阅读立场。新媒体平台的兴起进一步增强了观众的主动性，在传统媒体中打破了权威与大众之间的壁垒。因此，当电影我本是高山与观众建立联系时，需要避免单一的权威传播方式，而是寻求真诚情感认同和经验分享的路径。面对网友的评论，我本是高山的创作团队不仅未能缓解冲突，反而加剧了冲突，明显忽视了霍尔所提到的协商解码的重要性。协商解码意味着观众的解读是基于电影文本与个人经验之间的协商，而非单方面的输入。在塑造角色形象方面，尽管电影试图展示“独立”和“坚韧”的女性形象，但仍受限于传统女性角色的模板，使得电影未能引起渴望一个新的女性形象的观众们的共鸣。数字时代电影的创作和传播更具开放性，因为每个观众都是潜在的解码者。信息的编码需要避免僵化的方法，采取更具包容性和互动性的策略，提升文本与公众解码的竞争力。电影文本本身是多重解读的领域，需要充分考虑观众基于其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经验所持有的观点和解读，既满足主流文化期望，同时也提供各种观点和解读的空间，实现真正的协商解码。正如詹姆斯 凯里所提出的，作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收者的参与和解读。一部电影不仅仅是传递固定信息的媒介，而是一个动态的文化产品，需要观众的积极参与来完成对其意义的构建。结语电影我本是高山引发的讨论揭示了观众在现代媒体生态中对电影叙事进行主动解读和再创造的复杂动态。新媒体的兴起强化了观众主体性，将他们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化为影响电影意义生成的积极参与者。这种参与不仅重塑了观众接收电影文本的方式，而且引发了文化范式的转变和电影文化语境的拓展。我本是高山的叙事结构和受众互动模式促使一些观众采取了对抗性的解码策略，影响着作品的文化传播和接受。观众参与解码的多样性和积极性在意义建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利用新媒体平台，培养更多基于协商的解码机会为缓解误解与对立提供了可能并增强作品的文化共鸣和社会效应。电影作品的未来叙事策略应更加关注并尊重观众的多元解读，以便在不断变化的媒体领域中与观众建立更深刻的共鸣。这种开放性不仅有助于文化多元化的体现，还能使电影作为文化实践更真实地映射出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而丰富我们对现代社会文化动态的理解。参考文献1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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