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中共三大研究述评.pdf

田密：近三十年来中共三大研究述评第1期肇庆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第45卷 第1期2024年1月Vo1.45,No.1Jan.2024收稿编号：2023.10.30.0002作者简介：田密（1993-），女，湖北宜昌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冯铁金考证马林的相关信函后指出中共三大的召开时间应是1923年6月10日至19日1，本文采用中共党史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即中共三大召开时间为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为期九天的大会，对国共两党的合作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了11项重要的决议。中共三大以后，打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新天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大革命运动。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对于中国革命而言、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而言，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关于中共三大，学术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中共三大召开100周年之际，对学界近30年来关于中共三大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聚焦关注度颇高的五大主题进行综合述评，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共三大提供参考。一、中共三大的研究现状对中共三大的研究是对中共会议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中共三大的会址、主题、评价、人物、与共产国际关系五个方面。近三十年来，学界从国民大革命以及中共会议史的视角，从大历史观视野整体上对中共三大的研究相对薄弱，而从各个角度对中共三大的各种细节剖析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相关学术论文多达近千篇，举办过数十次相关学术会议，出版了系列相关会议论文集。（一）关于中共三大会址的研究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包括中共三大历史陈列馆、“春园”（原中共中央办公所在地）、会址遗址及旧民居5号楼组成。关于“三大”会址的研究，近年来学者们主要围绕会址考证、会址何以在广州两个方面展开。1.中共三大会址考证关于中共三大会址的调查研究，经历了绝密档案资料查证、“三大”亲历人物回忆与实地考察、考古确认等漫长过程，最终才确证广州市东山口恤孤院后街31号（现为恤孤院路3号）是中共三大会议遗址。考证过程中，首先是绝密资料浮出水面。由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组成的5人专门调查小组，于1972年前往中央档案馆拷贝“三大”绝密档案12份。但这些档案对于会址考证工作的帮助微乎其微。其次是“三大”亲历人物的回忆以及实地考察。调查小组召开了7场讨论会，访问了19位老革命同志。其中，“三大”亲历者徐梅坤老先生回忆会址的北边能见“逵园”，南面是“春园”，东边是“简园”，会址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普通民居2。最后进行了考古的最终鉴定。2006年，广东政府作出了重建中共三大纪念馆的决议3，考古所派出一支考古队，对中共三大会址进行了挖掘，找到了三大会址房屋的地基，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徐梅坤的回忆，中共近三十年来中共三大研究述评田密（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摘 要：中共三大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近三十年来，对中共三大的研究仍是中共会议问题研究的热点，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内容包含中共三大的会址、主题、评价、人物、与共产国际关系等方面，促使中共三大研究向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方向发展。在新时代，对中共三大的研究应该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中共历次会议的大视野下，坚持大历史观，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历史启示。关键词：中共三大；国共合作；共产国际；国民大革命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8445（2024）01-0061-07肇庆学院学报第45卷三大会议地址得以确证4。2.中共三大何以选址广州中共三大何以选址广州，学术界从多个视角作了剖析和解释，归纳起来有二点理由：第一是共产国际的安排使然。1922年5月，利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汇报中指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广州”，因为“广州具有合法条件，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能够与国民党进行广泛合作”5。同年7月11日，马林也指出：“我们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6239。1927年7月18日，共产国际商议决定中共中央“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7。然而，尚连山、苏岩群在解密中共三大的档案后指出，“一开始维经斯基是反对中共中央迁往广州的”6321。第二是广州的自身优势使然。一方面，广州地区革命形势比较好。广州是孙中山先生“政治实践”的发源地，是民主革命活动的策源地，是中共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824，这为中共三大在广州的召开奠定了舆论和思想上的基础。在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的推动下，“广州工人阶级纷纷组织工会，使得广州成为全国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9。这就为中共三大在广州的召开奠定了阶级基础。另一方面，广州当时具有相对宽松的政治条件。“广东，特别是广州，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比较自由的地方，是可以正当从事革命活动的地区”6239。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825，都为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准备了重要的政治条件。（二）关于中共三大主题的研究“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共三十余人，他们代表全国420名党员”10。这次会议的核心主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如何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中共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是“目前革命之需要”1193。在中共三大上，确立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模式11100，破解了国共合作的重大难题。有关国共合作主题的问题，学界主要围绕以下3个方面展开：1.国共合作的原因国共合作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国内环境中实现的12。探讨国共合作的原因，学者王学斌13从三个角度分析国共合作是必然，“第一，从国际角度来看，促进国共合作是苏联东方战略的需要；第二，从中共角度来看，中共建党初期实力较弱，联合国民党等大党势在必行；其三，从国民党角度来看，与中共合作一方面有利于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也可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冷玉健14也认为国共两党合作是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必然。孟庆春15分析当时国情指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主次地位的变化,决定了国共关系的发展变化”。2.国共合作的难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对大革命的来临作了必要的准备和铺垫”10134-135。第一次国共合作并非一蹴而就、一拍即合的，是经过多方不懈努力和各自折衷后的结果。据记载：“中共三大大会讨论中，发生激烈争论，马林认为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该参加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张国焘和蔡和森则反对，认为这样会消解共产党的独立性”10135。李振武16通过分析，为我们立体地呈现了国共合作中彼此妥协与磨合的历程，“中共先后经历了三次十分重大的政策性转变，从中共一大拒斥，到中共二大提出的党外联合 到西湖会议勉强接受 党内合作 最后到中共三大确立所有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3.国共合作的方式合作的组织形式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焦点问题。以马林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主张“党内合作”，而以张国焘、蔡和森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主张“党外合作”。经过磋商，最终达成一个共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在评价“党内合作”和“党外合作”两种合作方式时，欧大军17指出：“党内合作 这种组织形式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能够顺利实现的关键”，但是，姜帆则从这种特殊的“党内合作”形式中看到了中共要求独立性的主张。姜帆18分析了中共在“三大”之前、之中、之后为自主决策作出的努力，论证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独立自主的思想。（三）关于历史评价的研究中共三大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基础，也是国民革命的新出路。不置可否，中共三大有着彪炳千古的历史贡献，但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对于中共三大的评价，学界历来有争议。1.中共三大的历史贡献中共三大的召开，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偶然，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学界目前对于“三大”的历史贡献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62田密：近三十年来中共三大研究述评第1期第一，从革命进程来看。蔡和森19曾提出“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实行改组，这证明第三次大会之政策是正确的”。刘家贺2078主张“中共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成为了大革命的起点”。游慧冰2192从中共三大确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着手，指出“这个方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中国大革命的高潮的形成”。第二，从党的建设来看。刘家贺2080-83指出“中共三大加强了党的建设，壮大了党的队伍”。游慧冰2194认为“三大首开党内民主集中制之先河，为我党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李君如22也表示“中共三大在党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都有独特贡献，为后来党的自身建设累积了宝贵的财富”。曾庆榴23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也曾提到，“中共三大是党史上开统战工作先河的会议”。邓绍根24则从新闻宣传视角来阐释中共三大的历史贡献，中共三大之后“党管宣传”有了机构和制度上的保障。2.中共三大的历史局限中共三大虽然极大地推动了革命的发展，推进了民主革命的进程，成就了国共两党“双赢”的局面。但是我们党当时尚处于幼年时期，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对于中国国情和革命情况了解不够深入，在中共三大上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认识仍存在历史局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出：“大会未提及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争取领导权问题。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会议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力量作出了片面的估计”10136。汪晴25评价中共三大的历史局限：“过于强调合作的一面，而忽视了斗争的必要性；侧重于政治工作，而对军事力量重视不够；对存在于中国的军阀政治缺乏更深层次的认识；国共合作中忽视帝国主义对革命阵营的分化。”（四）相关人物的研究总结近30年来学界对中共三大相关人物的研究，本文分别从国际方面、中共方面、国民党方面三个角度选取个别典型热点代表人物进行综述。1.共产国际代表人物马林对中共三大的作用尤为突出，其与中共三大的关系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卢茂飞26指出“马林对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吴敏娜27也充分肯定了马林对中共三大的历史作用，“广州是马林孕育形成国共合作思想战略的发源地”。曾庆榴28则客观全面地评价道：“马林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对 党内合作 的认同，开辟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渠道，但对马林的中国活动进行综合分析，他在中国问题上的观察和判断，还有片面性的几个错误和缺陷。”2.中国共产党代表人物在中共三大相关人物的研究中，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较多，尤以对陈独秀与张太雷的研究为重。第一，关于陈独秀的研究。陈独秀“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29。学界对于陈独秀的思想评价问题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陈独秀促成了国共合作，极大地推动了革命的发展，“陈独秀是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形成的主动探索者”30。王海琳31则客观地指出，“对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合理内容应给予肯定，对于他所谓 国民革命的公式 等,要从特定历史条件出发进行客观评价”。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开始形成的时期，“北伐革命失败的原因是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32。然而，杨奎松33却提出，“陈独秀对国民党的妥协是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应该归咎于陈独秀”。第二，关于张太雷的研究。张太雷曾多次在共产国际及苏联驻华代表中任助手、翻译，是党内最早主张并实践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领导人之一。杨琳34指出“张太雷为中共三大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积极化解东西方种种矛盾以及沟通协调党内意见分歧，促进中国革命发展”。张太雷作为中共三大代表以及马林的翻译兼助手，他在促成国共合作和革命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确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惠僧35曾回忆：“鲍罗廷指导中国共产党和国共两党在联合战线上的工作，张太雷几乎全部都参加了谋议。”3.中国国民党代表人物“那时全国地方未受到反革命军阀的干扰，唯有广州”36，“孙中山把广州打造成了当时中国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孙中山积极推动 党内合作，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做了准备”37。同时，李超38也提出“孙中山先生晚年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是中共在广州举行三大的一个重要背景”。李俊彦39更是高度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孙中山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结果”。然而，杨奎松40却更加客观的评价道，孙中山最开始同意与共产党合作主要是因为希望得到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援助。63肇庆学院学报第45卷（五）“三大”与共产国际的研究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国民党有必要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当前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1193，正因为共产国际的撮合才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把在成立时就宣布不与任何政党发生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推向与国民党合作之途的”“在马林全力争取下，中共三大完成了历史使命”41。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中央文件，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及对中共三大的指示，主要有两个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年5月）”1193-104。这两份指示文件对随后召开的中共三大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三大”之后的一系列文件，都是按照此指示贯彻执行的，推动了国共合作以及大革命的进程。但是，与此同时，刘琦42提出共产国际对大革命的失败同样要承担历史责任，“共产国际在指导大革命的过程中存在着根本性的失误:第一，关于国民党性质的误判；第二，在 国共合作 中的右倾”。二、中共三大的研究评价近三十年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挖掘，学者们通过多视角，借助多学科结合的方法，不断对中共三大这一课题进行分析和阐释，拓展了研究领域，拓宽了研究视野，促进了中共三大研究向多领域、多层次和多维度发展。(一）目前研究的特点第一，史料新出，为深化细化中共三大研究提供重要条件。随着考古的不断发掘以及史料的不断丰富，对于中共三大的剖析更为立体，可以根据史料对更多的细节进行推敲考证，使得研究成果更具科学性。中共三大会址的确定是经过众人的艰辛劳动，层层检验，步步确证，才定位于现今的广州市东山口恤孤院路3号，史料的考证以及考古的发现为建立中共三大旧址纪念馆提供了科学依据。另外，国内外档案史料的陆续公开，有助于更为具象丰满地了解中共三大召开的过程始终，有助于更为生动鲜活地还原相关人物，从而对中共三大的整体把握更为全面客观。例如，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关于中共三大的档案文件，清晰地呈现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三大的影响以及作用。第二，态度客观，为中共三大研究科学化提供价值导向。近年来，学界对中共三大的研究注重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尤其是在中共三大的历史评价以及中共三大相关人物方面的研究更加注重客观性、全面性。例如，对中共三大的评价，以往学界都注重其积极性评价，而近年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 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就指出了其局限性。在评价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前后的思想时，有学者指出：一方面，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陈独秀为党的“三大”顺利召开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看到他思想中的合理部分：另一方面，又应该客观地看待他因历史局限性而在思想上存在的不够成熟的地方。看待马林时从整体视角出发，有学者提出马林在中共三大上所做的工作及其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也应该得到肯定。然而，作为一个不懂中文，对中华传统文化缺乏认识的外国革命家，其对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革命形势等方面的认识与理解，仍然是比较片面和粗浅的。第三，知古鉴今，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启示。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给今天的发展提供借鉴。中共三大是中共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学界有关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已取得了扎实的成果，学术界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对国共合作进行研读，涌现出了大量优秀作品，加深了人们对国共合作的理解，促进了人们对于统一战线的进一步认识。尤其是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载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其地位被重申之后，学者们更加注重对统一战线的初步尝试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研究，使得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研究硕果累累，充满了生机活力。此外，一方面，中共三大对当时党的力量的壮大以及党的建设有卓著成效；另一方面，为党的长久发展与建设奠定了基础，如中共三大对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党管宣传等方面的贡献传承沿用至今，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蓝本。（二）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当然，就近三十年学界对中共三大的研究成果来看，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论文较多，专著较少。近年来学界对中共三大研究的论文近千篇，但是相关著作却寥寥无几，杨苗丽撰写的 中共“三大”算是其中之一。涉及中64田密：近三十年来中共三大研究述评第1期共三大的著作，绝大部分把其作为中共会议的一部分出现，单独成书的较少。这意味着学界对中共三大的研究更多的是放在中共会议整体范围内进行考察，对其进行深度解剖研究的较少。第二，研究视域较窄，研究范围不够全面。学界对于中共三大重要人物的研究砥志研思，研究的人物之多、范围之广，尤其对马林、张太雷、毛泽东、陈独秀、孙中山等人与中共三大的关系问题研究颇深，涌现了许多新观点、新视角。但是，目前为止，对中共方面代表人物的研究较为丰富与丰满，对共产国际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人物关注较少。例如，对共产国际维经斯基的研究、国民党邓演达等的研究，仍然值得进一步关注。三、中共三大的研究展望关于中共三大的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中共三大的研究，把握研究动态，有助于推进中共三大研究向纵深拓展，也有助于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启示。在新时代的视野下，时代发展要求我们不断重新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综合多种研究方法，拓展多种研究路径，从不同视角分析中共三大。虽然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共三大的研究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但是仍然存在需要反思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一是应运用更为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可以融合多学科，打破学科壁垒，多角度、宽视域的解读中共三大，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中透视中共三大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例如，分析中共三大的相关人物时，目前学界更多的是从时代背景、社会背景的大视角去剖析，而从其个人的角度分析的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引入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与方法，透视历史人物的个人性格等主观因素对于中共三大及其相关历史事件的影响。同时，注重比较研究方法、文献梳理等方法的结合，有助于拓展研究深度。例如，国外对于中共三大的态度与评价，在对待重要人物时中西方不同视角的比较等都还有挖掘探究的空间，在对比中有助于更加全面、完整、立体地还原和认识中共三大的本真以及相关细节和过程，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地研究中共三大。此外，对于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学界对其研究的现状与关注热点，但是，目前学界对中共三大研究文献的梳理不多，相关的文献综述寥寥无几，这也是本文的写作初衷，希望通过对近三十年中共三大研究的文献进行述评，为之后的相关研究贡献绵薄之力。二是应加强对相关争议话题的研究力度。问题总是在争议中经过不断探究最终得到解决，就像中共三大会址就是在不断的质疑、考证中得以最终确认的。目前关于中共三大的一些问题，例如，对“三大”应该划归在中共创建时期还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是否完全赞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等问题仍然存疑，等等，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持续性，提高关注度。存在争议的问题，一方面，显示了学术研究的多样性与发展性，只有从不同视角分析同一个问题才会看到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才会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与学术声音；另一方面，随着考古的发掘以及时代的发展，也会出现新的视角和新的观点。对于目前中共三大还存在的争议问题，未来将随着史料的不断挖掘以及考古的不断证明，逐渐形成一定时期内的学术共识。例如，关于陈独秀是否完全赞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所有”的问题将会随着相关文件、材料的出现而逐渐清晰并且有定论。三是应遵循研究服务于现实的原则。对中共三大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厘清中共三大这一历史事件的脉络，客观多面的探究中共党史；另一方面，知古鉴今、学史明智，研究中共三大是为了发现历史发展规律，尤其是政党执政规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党的建设提供历史启示。例如，中共三大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启了统一战线的先河，梳理其中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促进祖国统一，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大有禆益的。此外，中共三大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较之中共一大和中共二大达到了新的高度，这将对新时代乡村振兴以及稳固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提供历史启示，推动新农村建设。研究历史是为了探寻规律，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现实与当下。接下来，对中共三大的研究应结合新时代的实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让理论真正地指导实践，服务于实践，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中国三大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加快了大革命的进程，是中国共产党会议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中共会议史的研究包括中共三大的研究，将是学术界未来关注的重点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梳理中共会议包括中共三大的历史脉络，更加客观地呈现65肇庆学院学报第45卷其原貌；另一方面，要以史为鉴，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借鉴。未来，对中共三大的研究，将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重要文件的解密以及考古的发展而产生新的认识，这就要求学术界对中共会议史尤其是中共三大持续研究，提出新观点，运用新视角，得出新理论，以新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参考文献：1冯铁金.也谈中共三大的召开时间J.党的文献，2014(2)：104-108.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27.3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41.4钟铭，舒顺龙.解密中共三大会址之谜J.新湘评论，2011(3)：39-40.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95.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39.7尚连山，苏岩群.从解密档案看中共三大的三个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2013(9)：123-126.8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州地方史(新民主主义时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24.9丁身尊.广东民国史：上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411.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134.1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93.12苏静.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关系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13王学斌.审时度势，长久之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教训与经验J.团结，2012(4)：51-57.14冷玉健.解读中共三大确定的国共合作方式C/陈俊凤.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文集.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197-205.15孟庆春.对首次国共合作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3(5)：127-129.16李振武.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过程中的障碍及化解J.团结，2021(4)：67-80.17欧大军.国共第一次合作组织形式研究C/陈俊凤.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文集.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217-224.18姜帆.中共三大前后的自主决策努力兼辩“一切工作归国民党”J.红广角，2014(10)：33-36.19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99-807.20刘家贺.论中共三大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C/陈俊凤.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文集.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78-83.21游慧冰.略论三大的历史意义及其启示C/陈俊凤.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文集.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92-96.22李君如.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61-68.23吴春燕，王忠耀.中共三大：党史上首开统战工作先河的会议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曾庆榴N.光明日报，2021-1-20(6).24邓绍根.“党管宣传”有保障：新闻宣传视野下的中共三大J.青年记者，2021(17)：97-101.25汪晴.论中共三大对第一次国共合作认识的历史局限性J.党史文苑，2013(12)：20-22.26卢茂飞.简析马林对中共三大的贡献及影响J.传承，2013(4)：30-31.27吴敏娜.广州与中共统战政策的形成从马林两次广州之行浅析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1)：33-37.28曾庆榴.致力国共合作：马林与中共三大史事探析J.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2(5)：61-73.29林文光.陈独秀文选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156.30邓荣元.中共三大前后的陈独秀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3)：59-62.31王海琳.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政治思想中的合理内容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308-313.32冯春明.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式问题探讨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3)：79-84.33杨奎松.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0-86.34杨琳.张太雷对中共三大的贡献J.黑龙江史志，2014(9)：50-51.35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22.36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212.37苗体君.孙中山与中共三大的召开J.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9(4)：15-18.38李超.孙中山与中共三大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4)：48-53.39李俊彦.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J.西北大学学报(哲66田密：近三十年来中共三大研究述评第1期A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A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TIAN Mi(School of Marxism,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China)Abstract:Abstract: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which led to the firs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MT and the CPC and changed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is a very important congress inthe history of the CPC.In the past thirty years,the study of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CPC has remained a hotspot in the study of CPC conference issues,producing a series of new results.Covering the site,theme,evalua-tion,characters,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etc.,has l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CPC into multi-faceted,multi-level and multi-dimensional.In the new era,the study ofthe Third Great Congress of the CPC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First GMT-CPC Co-opera-tion,and the broader perspective of the CPC meetings,and adhere to the big historical perspective,so as to pro-vide historical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Keywords:Keywords: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CPC;GMT-CPC Co-operation;Communist International;national rev-olution（责任编辑：卢妙清）学社会科学版)，1990(1)：93-100.40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J.近代史研究，2001(3)：1-72.41苏岩群.共产党国际与中共三大J.世纪桥，2013(7)：32-34.42刘琦.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应负的历史责任J广东社会科学，2001(4)：52-5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