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语境下艾青与穆旦诗歌中的“土地”意象——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和《赞美》为例.pdf

抗战语境下艾青与穆旦诗歌中的“土地”意象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和赞美为例魏雪梅 导读 抗战语境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成为文艺战士，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艾青和穆旦放弃直白的呼号，以更深切的关怀去观照生活在运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命迊，“土地”成为他们重要的诗学资源。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和穆旦的赞美具有相同的母题和相似的诗歌风格，但是不同的诗歌理念，又使得艾青与穆旦在处理时间与空间、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时，有着不同的思维与表现方法。作者：魏雪梅，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一、抗战母题与土地意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巨大的灾难在中国的土地上惊人地展开，面对山河破碎的景象，为了早日争取民族自由、独立，文艺工作者们结成了最广泛的抗战文艺战线，试图以文艺创作为武器，唤醒中国大地上的人们。于是，战火中诞生了悲歌慷慨的战争文学，而抗战诗歌因为短小精悍、易于朗诵与传播，以及极强的感染力和鼓动性，很快便成为抗战文艺中重要的一翼，烽火之中走来一代新诗人。1937年8月30日救亡日报发表中国诗人协会抗战宣言：“在这种全国抗战的非常时期里，我们诗歌工作者，谁还要哼着不关痛痒的花、草、情人的诗歌的话，那不是白痴便是汉奸。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将我们的诗歌，武装起来：我们要用我们的诗歌，吼叫出弱小民族反抗强权的激怒；我们要用我们的诗歌，歌唱出民族战士们英勇的战绩；我们要用我们的诗歌，暴露出敌人蹂躏我民族的暴行；我们要用我们的诗歌，描写出在敌人铁蹄下的同胞们的牛马生活。我们是诗人也是战士，我们的笔杆也是枪杆。”由此，诗人变成了士兵，诗歌变成了士兵的武器。这 一 代 诗 人 的 诗 歌 与五四一代先驱的诗歌不同，不论自觉与否，他们将语言的革命和艺术的创新视为次要任务，而将救亡图存的呐喊视为最重要的使命。于是，抗战初期产生了这样的诗歌：“拿起线来抽起针，想起我前方作战人，不绣鸳鸯与蝴蝶，替他做几件棉背心。”“口水讲干舌讲困，千言万语你不听，你不当兵不嫁你，留你一世打光棍。”“二姐去当看护娘，小妹肩枪上战场，风头不比男儿弱，一队女兵上前方。”“一件件的棉被心，也表爱国一份情，愿身化作棉和絮，与我将士同寒温。”在诗歌大众化的实践和“以笔作枪”的呼声中，出008009人文中国现了两位独特的诗人：艾青与穆旦。满目疮痍的国土、山河破碎的现实、救国图存的希冀进入了他们的诗歌，成为他们抗战背景下共同的书写内容，但是他们并未简单采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直白的呼号，而以一种更细微的笔触和更深切的关怀去观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命运，“土地”的意象，也成为他们最重要的诗学资源。相同意象的选择和相同的主题，使两位诗人的诗歌呈现出相似的风格。相比于情绪高昂的战斗颂歌，他们的诗歌更多表现出忧郁和深沉的气韵。每一个有独创性的诗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使用意象，这些意象凝聚了他们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思考。于艾青而言，土地意象蕴含着他对土地的眷念与关注，以及对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的深沉的爱。为此，他写了一系列以土地为主要意象的诗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我爱这土地手推车旷野，等等。穆旦在为艾青诗集他死在第二次所写的诗评中写道：“作为一个土地的爱好者，诗人艾青所着意的，全是茁壮与我们本土上的一切呻吟、痛苦、斗争和希望。他的笔触范围很大，然而在他的任何一种生活的刻画里，我们都可以嗅到同一土地的气息。”这种“土地气息”深刻地影响了穆旦，使其创作出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与赞美这样同样充满土地气息的诗歌。学界多将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与穆旦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进行对比，认为两者之间具有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孙玉石先生认为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显然受到了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启示，但却做了更为富于历史性和朦胧性的处理”。如果说穆旦创作于1941年2月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受到艾青影响还较小的话，他于同年12月创作的赞美与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相似度就更高了。从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到赞美，穆旦对土地意象的开掘更为深入。故本文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与赞美为例进行分析。首先，相似的意象和修饰语给诗歌营造出忧郁和深沉的诗风。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中，诗人写了“风”“农夫”“雪”“乌篷船”“少妇”“母亲”“路”等土地上最常见的意象，同样的意象，使用的修饰语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使用一些温暖的修饰语来修饰这些意象，比如“美丽的少妇”“悠闲的农夫”“小小的乌篷船”，完全可以组成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活图景，但在艾青的笔下，“风，像一个悲哀的老妇”“伸出寒冷的指爪”；农夫“刻满了痛苦的皱纹的脸”；雪落下来，以“寒冷封锁着中国”；乌篷船是“破烂的”；少妇是“蓬头垢面的”，是活在“死亡的恐怖里”的，是“受尽了敌人刺刀的戏弄”的；母亲是“年老的”、失去了家园的。在穆旦的赞美里，同样出现了“风”“农夫”“草原”“老妇”等意象，也使用了充满负面情绪的修饰语，如“寒冷”“枯槁”“忧郁”“荒凉”等，所以这里展现的是“荒凉的土地”“茫茫的野草”“干燥的风”“单调的水”“忧郁的森林”，还有“说不尽的灾难”“荒010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黑暗的茅屋”，以及“无尽的呻吟和寒冷”，总之，中国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被涂抹上了悲凉的色彩，表现出忧郁深沉的风格。其次，这种悲凉沉郁的诗风正是战争状态下诗人心境的体现。艾青在我的创作生涯中自叙了他创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背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写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我是以悲哀的心情写的，因为在战争到了危险的时候，国民党内投降派又主张和谈了。”所以诗歌末尾，诗人发出了“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这样的疑问。此时诗人对未来仍是一种悲观的心境，对自己的力量和作用，也持怀疑态度。而赞美写于1941年末，彼时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尽管诗歌整体基调依然是“荒凉”“单调”“黑暗”，但毕竟已经看到有“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荒凉的大地上也生出了胜利的可能，所以诗歌发出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赞美，在悲凉和失望中多了一丝希望。第三，艾青与穆旦都以土地意象为中心，隐喻地描绘了中国战时的艰难。比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写“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这是以道路的崎岖难行隐喻中国在战中探索正确出路的艰难；“中国的苦痛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是以自然气候的恶劣隐喻中国战时环境的恶劣。而对“赶着马车的农夫”“蓬发垢面的少妇”“年老的母亲”“土地的垦殖者”等底层人物进行的群像式刻画，又象征着整个苦难的中华民族生活的艰辛，也反映了战时中国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图景。而在穆旦的赞美中，诗人没有大面积描写中国土地上的所有生活苦难的人民，而只是聚焦于一位“农夫”的命运。他粗糙的身体移动在田野中，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他的参军和离开给家庭带来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困顿，母亲的安危、孩子的饥饿、村庄里依然黑暗的茅屋，都成为农夫离开后家庭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就像彼时的中国，尽管有人奋起抗争，但是像农夫这样个体的命运却依然悲观。二、空间的广度与时间的深度艾青与穆旦在意象的选择上极为相似。他们都以“土地”为中心，大量描写土地上人民苦难的生活和土地上荒凉的景象。但二者在对土地意象的具体处理上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在他们对时间和空间、群体和个体的不同处理方式上，导致最终诗歌美学趣味的不同。在艾青的诗歌中，诗人的视线主要是在空间中展开的。仿佛有一个镜头在大地上不断移动，随着视线的移动，陆续出现了“悲哀的老妇”“赶着马车的农夫”“河流”“乌篷船”“蓬头垢面的少妇”“被烽火所啮啃着的地域”，以及失去了肥沃土地的垦殖者。随着空间的横向延伸，诗人忧伤、同情的情绪也弥漫在广阔的空间中。艾青通过描写土地上的事物概括出中国的普遍状况，“这种以一系列典型人物为点，由点到面归纳出中国011人文中国土地上的整体状貌的写法可以说是当时抗战书写中的流行写法。”中国土地广袤、幅员辽阔，对“土地”的书写注定要去面对这种广阔性和复杂性。和艾青不同，穆旦认为这种写法可能会导致对总体的过分关注，因此对这种写法充满警惕。为此，他将时间引入了对“土地”的书写中。在赞美中，土地上的事物不仅在横向的空间中展开，也在时间的纵向上有所呈现。诗歌第一节不仅是对现实印象的呈现，也是对民族历史的感悟。开头在空间中展开，就像电影长镜头，依次扫过山峦、河流、草原、村庄，以稠密的意象展现出亚洲大地的辽阔。接着，诗人又写了“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这些事物原本是自然界最平常的，但是“干燥”“单调”等形容词的使用，营造了一种悲凉的氛围，而“年代”一词则决定了“风”和“水”的状态：这风，是吹拂了数千年的风；这水，是单调地流淌了无数年的水，就像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数千年来历经苦难的民族。时间的引入，使人立即感受到了这片土地历史的悠远。“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这又是一部在时间长河中展开的历史。在第二节和第三节，诗人集中笔力描写了一个中国大地上的农夫。和艾青的处理方式不一样，穆旦没有描写农夫刻满皱纹的面庞、褴褛的衣衫，而是从时间的纵向上展开。这个农夫“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他连接起了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他在家庭之中具有绝对的支撑作用。“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朝代”一词将读者的思绪引入古老的中华民族历史，他翻起的泥土是与他祖先曾经翻起过的是一样的，他的受难的形象与他的祖先是一样的。在他劳作的这片土地上，他的祖祖辈辈也跟他使用同样的工具劳作、生活，最后死亡，将尸骨融进这片土地里。在无尽的岁月中，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样的生活方式一代一代地传递，世世代代农民的生活图景都被还原出来。由此，诗人以线性的时间串联起了时代更迭中的个人，人民和历史被同时置入诗歌之中，使诗歌获得了厚重感与历史感，而这种滞重之感与战时中国大地的状态是相似的。三、融入集体与聚焦个人在对待集体和个体的问题上，艾青与穆旦也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法。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处理方式是先描绘不同的个体，从个体中提炼出群体的形象，再以个体融入集体之中，达到个体与群体情感的一致性。他先描绘了中国大地上生活的赶着马车的农夫、蓬发垢面的少妇、年老的母亲等个体，再以他们的艰辛来概括整个中华民族的艰辛。艾青从小在农民家长大的经历，使他在情感上与土地、农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始终关注土地上的人民的生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于是，他自觉融入这个群体之中，把自己当成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所以，艾青在对土地上的群体进行描绘时也插入了抒情主体“我”的自白，宣告“我也是农人012的后裔”“而我/也并不比你们快乐啊”，体现出主动将自我融进底层群体中的姿态。他在诗歌中使用“我”“我们”“你们”等代词，“我”指诗人自己，而“我们”则说明“我”本身就是“我们”中的一员，艾青与农民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系，使他在使用“你们”毫无疏离感，反而凸显了他与整个民族的紧密情感联系。“我”因为能对“你们”的苦难感同身受，而使“我们”具有了一致的立场与情感。“我的生命，也像你们的生命，一样的憔悴呀。”正体现出艾青与整个民族命运的休戚相关。艾青迫切地想要在底层人民之“我们”中寻求“我”的位置，获得代他们发言的合法性。同时，正是这样由个体融入群体的姿态，使艾青能在诗歌末尾以一种个人的声音向“中国”这个最庞大的群体进行呼告：“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艾青渴望将自我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属于个人的诗句奉献给祖国这个大的集体，为它带去温暖。这种奉献在我爱这土地中升级成为祖国而自我牺牲的念头：“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和艾青与农民之间天然的联系不同，穆旦作为中国新诗派的一名诗人，其创作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梳理穆旦的诗歌可以发现，在1938年西南联大师生从长沙到昆明的长途迁徙中，像穆旦这样从象牙塔出来的知识分子接触到了中国人民真实的生活状态。王佐良认为“三千里步行”让穆旦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使得“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诗风也硬朗起来”。但是从他在路途中创作的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来看，此时他的诗歌还是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调，“在我们的血里流泻着不尽的欢畅”。相比城市生活，这一路上他更多感受到的是原野风情带来的兴奋。我看园等诗作虽有淡淡“哀愁”，却也充满轻灵天真的性情。此时，路途的风景以及边地人民的生活对于穆旦而言仍是一种外部的东西，是他所观察到、想象加工过的外部世界。这时诗歌中呈现更多的还是一个独立与外部现实的“自我”。1940年，穆旦在其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一文中，提出了“新的抒情”的主张，认为诗歌应该关注社会现实，表现战斗的中国，显示出诗人想要跳出小知识分子玄理思辨的努力。在这种诗学观念的指导下，穆旦的诗歌慢慢发生了转变。在此后创作的诗作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小镇一日中，都显示出诗人主动介入社会历史的姿态，体现了诗人对“新的抒情”的追求。而作于1941年12月的赞美更是被研究者视为“新的抒情”的代表作。在这首诗中，诗人极力向苦难的“人民”靠拢，表现出拥抱人民的姿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穆旦努力向“人民”或是“中国”这个集体概念靠拢，但他原本哲学思辨思想中对个体的关注与探索始终存在。独立个体的生存意义、个体生命的限度，永远是他关注的焦点。所013人文中国以，即使他的赞美意在表现“新的抒情”，要给人以鼓舞，要写“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他也没有用一个含混的“民族”概念来掩盖“民族”之下的“个体”即一个农夫在“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背景下遭遇的命运。赞美没有像艾青的诗歌一样描写大地上的群体，而只聚焦于“农夫”这一个体的命运。他是一个不断重复先祖命运，在土地上辛勤耕作，最后将尸骨融进土地的普通农夫。他和世世代代农民的形象一样，“同样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即使时代在前进，当“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临到他的，也只有忧患。当新兴的人群在时代的大路上“演说、叫嚣、欢快”时，他也只能“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而且“不能流泪”，即使“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作为“个体”的“他”的命运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他依然是苦难的承受者。农夫参军后，留下了忍饥挨饿的老人孩子，可村庄依然是“黑暗”的、有着“不可知的恐惧”，“一样的是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穆旦将个人的命运、个体存在的意义放在沉重的民族的命运中进行讨论，讨论农夫这样一个个体在整个民族中的存在价值。诗人对作为个体的农夫的命运充满同情，他对“个体”为“群体”所做的牺牲表示关切，而非一味歌颂。对于外在社会现实对个人的遮蔽和淹没，他是警惕的，对个体被淹没在外部宏大历史中的命运，他表达了自己的无力感。四、诗人视角的异同抗战语境对诗人的创作内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艾青与穆旦两位诗人积极表现战时生活，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土地意象的使用。“土地”意象凝聚着诗人对中国大地上的劳动者们的关注，展现了战时中国农村的现实苦难，同时也赋予了诗歌忧郁深沉的诗绪。艾青自觉地将个人情感与祖国人民联系起来，以主动融入人民的姿态，从广袤大地上的个体出发，回归到中华民族这个集体中，发出了为祖国奉献自我的呼告。而穆旦在主动介入人民之中，展现拥抱人民的姿态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集体淹没个体的警惕，并深思集体中的个体命运。参考文献1许霆.中国现代诗学史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2穆旦.穆旦诗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3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艾青.艾青散文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5张思雨.穆旦诗歌的现实面向D.云南师范大学，2022（5）.6王佐.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