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农情境下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pdf

第 41 卷 第 3 期2024 年 6 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务农情境下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马春华摘摇 要摇 本文基于 CSS2021 年的数据讨论了务农情境下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发现,双向工作家庭冲突,即“工作对家庭干扰冶(WIF)和“家庭对工作干扰冶(FIW)不仅存在于非农群体中,也存在于务农群体中。务农群体 FIW 水平甚至超过了非农群体。在不同的情境中,工作家庭冲突水平不同,影响因素也不同。因此,在工作家庭冲突研究、工作家庭平衡研究和工作家庭增益研究中,无论是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应该将务农群体纳入研究视野;在政策制定层面,国家应关注务农群体在工作家庭平衡上的需求,他们不仅面临着工作家庭冲突的困扰,也相对更为脆弱,更需要政策支持。关键词摇 工作家庭冲突;务农群体;非农群体;WIF;FIW作者简介摇 马春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一、问题提出工作和家庭是成年人生活中最为核心的两个领域(domain),每个领域都提供了研究人类行为的独特视角。工作和家庭领域,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在农业社会中曾经合二为一,彼此的界限不那么清晰(Mohandesi&Teitelman,2017:37-67)。但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赚钱的生产活动和照顾家庭成员的再生产活动逐步分离,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界限日渐清晰和明确(李洁,2021),工作和家庭领域逐步分离(李原,2013)。家庭之外的工作场所越来越多,家庭之外控制生产的组织越来越多。当工业化加速时,作为术语的“工作冶就成为“就业冶的同义词。虽然就业和家庭情境是多样的(Coontz,1992),但是总的来说,在工业革命之后,工作和家庭活动多发生在不同场所、不同时间、不同的人群之中,有着不同的行为和情感表达规范,以及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期待(Morf,1989)工业时代的性别秩序随之产生:男性外出工作,从事生产性劳动,赚钱养家;女性在家操持家务,从事再生产性劳动,照顾家庭。男性和女性被划分到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因此,即使两个领域有着不同的规范和要求,两性通常不会面临两个领域的拉扯和冲突。到了后工业时代,工业化时代的性别秩序逐渐瓦解(Fraser,1994),女性外出工作越来越普遍,生产和再生产所需的人力资源、时间资源开始形成竞争关系,分离的工作和家庭领域开始拉扯和冲突,工作家庭冲突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工作父母,损害着他们的身心健康、工作成就和家庭关系,特别是对承担着主要家庭责任的女性来说(Amstad et al.,2011)。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家庭冲突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因此,工作家庭冲突从研究之初关注的就是工业化带来的工作和家庭领域的关系,而传统的农业社会中重叠或融合的工作家庭领域关系则不在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很多调查研究中,自雇者特别是务农者的家庭工作互动被排除在外。研究者关注更多的是组织化、科层化雇佣体系中受雇者的工作家庭冲突。但是,即使是在工业化社会,务农群体在就业人口中依然占据相当的比例,他们工作和家庭领域的关系应当纳入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视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20郾 56%的就业人口从事农林牧渔行业,男性中这一比例为 18郾 63%,女性中这一比例为 23郾 36%。也就是说,约有五分之一人口的工作和家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工业化之前的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2 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有 7 061 万人,其中男性占 63郾 4%,而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比例相对较低淤。这就导致了农业女性化、农村家庭“单亲冶化等现象,这些女性缺乏来自配偶的支持,独立育儿的同时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她们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在中国乡村的聚居模式下,这些家庭可能会获得老一辈的照顾支持,从而缓解农业生产与家庭照料间的冲突。同时,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等特征,相较工业化生产更具灵活性,而工作的灵活性被认为是同时满足工作和家庭需求的关键性资源,特别是对于工作父母来说(Hill et al.,2008;Carlson et al.,2010)。但也有研究表明,工作的灵活性是一把“双刃剑冶,是减少还是激化工作家庭冲突取决于具体的情境(Schieman&Young,2010;Kim et al.,2020)。为工作母亲提供工作家庭政策支持,包括制度层面的带薪产假、工作保障、儿童医保、休假和病假规定及现金津贴等等(Collins,2020),也包括企业层面的员工休假、工作安排和企业为员工及其家人提供的福利等(王永丽等,2015),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作父母不可及的。务农家庭“工作冶和“家庭冶的定义与以往工作家庭研究样本不同,农业生产不仅是工作,而且被看作是独特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一种生活方式(way of life)(Van鄄clay,2011:51-68),他们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相连(Gregoire,2002),工作和家庭活动相互交叠,融入日常生活之中(Trussell&Shaw,2007)。“和大多数家庭不一样,务农家庭的工作和家庭角色是交织在一起的,工作和家庭、责任和休闲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冶(Melberg,2003)。“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家庭之中冶(Sprung&281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2024 年淤国家统计局在 2014 年之后不再公布“举家外出农民工冶数据,20082014 年,“举家外出农民工冶比例仅从 20郾 36%增加到 21郾 27%。Jex,2017)。在这种独特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在上面提及的可能成为工作家庭冲突压力因素或者工作家庭平衡促进因素的影响下,这些在以往研究中常常被忽视的务农情境中,个体是否会感受到工作家庭的冲突?其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影响因素是什么?本文基于 CSS2021 年的数据,试图对务农情境中的工作家庭冲突进行探索性研究。二、文献回顾工作和家庭作为独立研究领域,在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的性别秩序逐渐消失(Fraser,1994),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无法维系,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囿于特定的领域: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工作领域也成为女性成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男性开始分担家务劳动,包括抚育儿童,家庭领域也成为男性成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导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工作家庭界面(Work鄄Family interface,WFI)产生浓厚兴趣,试图整合工作和家庭研究,讨论工作家庭领域的压力因素对另一个领域的影响(Burke&Greenglass,1987:273-320;Voydanoff,1987),以及工作家庭冲突对个体和家庭幸福感的负面影响(Greenhaus&Parasuraman,1987;Voydanoff,1987)。后工业化时代互联网等信息科技的发展使灵活的工作安排成为可能。对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使员工工作绩效深受家庭领域影响成为共识,企业愿意提供远程工作、在家工作等灵活工作安排(王永丽等,2015)。工作和家庭领域的相互“渗透冶再次出现,两个领域的融合逐步深入,曾经清晰的工作家庭边界再次开始模糊(龙昱帆,王震,2018)。这种情境中的工作家庭界面是冲突还是增益(enrichment),作为个体和组织为了实现工作家庭平衡如何进行边界管理,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因此出现了大量理论研究成果(Greenhaus&Beutell,1985;Gutek et al.,1991;Clark,2000;Ashforth et al.,2000;Calvo鄄Salguero et al.,2012),以及实证研究成果(Golden et al.,2006;王永丽等,2015;Messenger et al.,2017)。(一)理论框架:工作家庭冲突在理论层面对于工作家庭关系的探讨,最早源于角色理论(Kahn et al.,1964),它假设了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角色稀缺(role scarcity)和角色增强(role en鄄hancement)。前者认为参与一种角色可能使参与其他角色变得更加困难(工作家庭冲突);后者认为一个角色中的能量、技巧和资源可能有助于另外一个角色的功能以及促进参与其他角色(工作家庭增益)(Marks,1977)。工作家庭冲突被定义为“角色间的冲突冶:来自工作和家庭领域的角色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不兼容的。满足这些角色要求所需的有限资源通常处于不平衡状态,因此导致基于时间的冲突、基于压力的冲突以及基于行为的冲突(Greenhaus&Beutell,1985)。这个定义381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马春华:务农情境下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明确表明了一种双向的概念化:工作对家庭的干扰(Work Interfering Family,WIF),家庭对工作的干扰(Family Interfering Work,FIW)(Gutek et al.,1991)。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两个在工作家庭冲突研究中影响深远的理论:一个是弗朗(Frone)等人以 WFC 和 FWC淤为核心构建了“工作家庭界面理论冶(work鄄family in鄄terface theory),它关注的是工作和家庭领域的条件(压力源和投入)是如何溢出影响另一个领域的品质(Frone et al.,1992);另一个是克拉克(Clark)等人提出的“工作家庭边界理论冶(work/family border/boundary theory),主要关注个体如何塑造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定义了两个领域的物理、时间、社会和心理边界;个体如何跨越边界,管理两个领域的范围和边界,减少工作家庭冲突,实现工作家庭平衡(李原,2013)。这两个理论为工作家庭冲突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视角。“工作家庭界面理论冶识别了成为压力源的因素(Bj觟rk et al.,2022),关注工作家庭冲突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Calvo鄄Salguero et al.,2012;Stoiko et al.,2017)。“工作家庭边界理论冶则关注工作和家庭边界的“渗透性冶(permeability)、“弹性/灵活性冶(flexibility)(Beach,1989:49-64),个体如何使用分隔(segmentation)和融合(integration)策略来管理工作和家庭领域(李原,2013)。前者减少边界的弹性和渗透性,但是增加了个体转换角色的难度;后者增加了边界的弹性和渗透性,减少了个体转换角色的难度,但是增加了角色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个体可能同时面临多种角色的竞争性要求,甚至会引发角色混乱和角色冲突(龙昱帆,王震,2018)。实际上,个人管理家庭和工作领域的策略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体本身的特征(Edwards&Rothbard,1999)、分隔融合策略的偏好(Butts et al.,2015)、角色认同(Ashforth et al.,2000)等个体层面因素,更多还是取决于家庭状况(Perry鄄Jenkins&Gerstel,2020)、工作性质/类型(Cecchinato et al.,2015)、组织工作方式/相关政策供给(Rothbard et al.,2005)、国家家庭工作政策供给(Collins,2020)等更为宏观层面的情境因素。比如,和正式组织化雇佣体系下的工作相比,务农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和家庭之间的边界更为融合,家庭和工作领域的边界具有更大弹性,家庭和工作物理边界和时间边界更为模糊。这些究竟是工作家庭冲突的压力因素还是工作家庭平衡的促进因素,取决于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相互作用。本文将综合这两个理论框架来讨论务农情境下的工作家庭冲突。(二)工作家庭冲突:务农情境工作和家庭领域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动态过程,特定的工作性质和家庭状况都会影响两个领域的关系(Kossek et al.,2011)。最初引起研究者兴趣的工作家庭界481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2024 年淤WFC 指的是工作家庭冲突,FWC 是家庭工作冲突,这两个术语与 WIF 和 FIW 分别对应,都是讨论不同方向的工作家庭冲突。面中的“工作冶并不包括“务农冶,无论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还是以农产品销售为导向的农业生产。不同于正式组织雇佣,务农情境下的“工作冶和“家庭冶有着不同的定义(Trussell&Shaw,2007):务农通常是自雇的,没有嵌入正式组织雇佣体系中,一起工作的多是家庭成员,工作、家庭和生活角色交织在一起(Sprung&Jex,2017)。从这个角度来看,务农不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区分务农家庭和非务农家庭的关键因素之一(Vanclay,2011)。工作和家庭领域边界的渗透性和弹性,可能会让务农家庭感受到更多的工作家庭冲突(Schieman&Young,2010)。虽然现有研究对务农情境中的工作家庭界面涉及不多,但是研究者们关注的后工业时代出现的远程办公、在家工作(常规安排)等情形,其工作家庭边界性质和务农有着异曲同工之处(Kim et al.,2020)。对于大多数职业来说,工作家庭边界的灵活性包括掌控工作的时间、地点和时长(Hill et al.,2008);对于务农的个体而言,他们工作家庭边界的灵活性,主要表现为时间和时长的灵活性。他们作为自雇者能够自己控制工作的时间:拥有弹性工作时间(决定工作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抽时间处理个人或者家庭事务。前者更多是一种工作支持政策,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加剧工作家庭冲突(Kim et al.,2020);后者更多是一种家庭支持和跨界资源,可能减少工作家庭冲突(Voydanoff,2005;Carlson et al.,2010;Kim et al.,2020)。本文将探讨在中国的务农情境下这些因素是如何作用于工作家庭关系的。(三)工作家庭冲突:性别差异现有工作家庭领域研究成果确认了大量的工作家庭关系的压力因素。虽然传统上工作家庭是进行性别分工的,但只有少数研究探讨了工作家庭冲突的性别差异,且这些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有些研究支持“性别相似性假说冶(Hyde,2005):工作和家庭角色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相似(Barnett&Hyde,2001),工作家庭冲突水平相似(Grzywacz&Bass,2003)。如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把工作带回家等工作特征,较少的决策自由和工作支持、有 5 岁以下的子女等家庭特征,以及工作家庭多线任务处理等因素,在预测男性和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方面呈现相似的模式(Stoiko et al.,2017)。而更多研究认为工作家庭冲突存在性别差异。古泰克(Gutek)等研究者发现女性报告 FIW 的更多,而男性则是报告 WIF 的更多,他们用理性模型(rational model)解释了这个结果:女性在家庭领域花费了更多时间,而男性在工作领域花费了更多的时间(Gutek et al.,1991)。后续的大量研究证实了理性模型(Byron,2005;Calvo鄄Salguero et al.,2012;张春泥,史海钧,2019),但是也有研究发现了相反的情况(Eagle et al.,1998)。Gutek 等(1991)进一步提出了性别角色期待模式(gender role expectation model)解释这种结果:两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内化了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女性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男性要承担更多的工作责任,因此女性对 WIF 更加敏感,而男性对 FIW 更加敏感。这一解释模型获得多项研究结581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马春华:务农情境下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果的支持,如在工作时间相似条件下,女性会经历更多的 WIF(McElwain et al.,2005:Calvo鄄Salguero et al.,2012)。研究者认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和增加决策自主权有助于缓解性别角色期待引发的工作家庭冲突性别差异。研究表明,在性别越平等的国家/地区,工作家庭冲突的性别差异越小,两性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越少(张春泥,史海钧,2019)。以中国为研究样本亦发现,平等的性别观念能够大幅减少女性感受到的 FIW 和 WIF,以及男性感受到的 WIF(张春泥,史海钧,2019)。增加女性的决策自主权、在她们承担家庭责任方面给予更多支持等推动性别平等的措施,也被证明是减少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有效路径(Stoiko,et al.,2017)。上述关于工作家庭冲突研究中探讨的女性基本不涉及务农女性,莫拉-格雷罗(Mora鄄Guerrero)首次将性别差异和超越正式雇佣组织的社会文化影响纳入研究,他基于智利农村女性的研究发现,在务农的情境下,工作和家庭边界高度融合,这些女性不得不同时处理多重任务。虽然她们采取融合策略,试图在时间和空间上整合家庭、照顾需求和生产任务,但是过重的任务负担,多重任务的角色和需求的不一致,成为她们体验到工作家庭冲突的关键因素(Mora鄄Guerrero et al.,2023)。这些女性和普通受雇女性一样,过长工作时间、孩子年幼都是工作家庭冲突的压力因素,而家庭支持和婚姻状况也是工作家庭平衡的促进因素(Stoiko,et al.,2017)。在中国务农情境下的女性是否会体会到不同于男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四)工作家庭冲突:政策的影响大量研究使用大型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证明无论是在工业社会还是后工业社会,工作家庭冲突普遍存在(Gornick&Meyers,2003;Budig et al.,2012;Glasset al.,2016)。但柯林斯(Collins)的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冲突并不是当代生活不可避免的特征,而是公共政策和文化态度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塑造了女性在工作和家庭领域的欲望、期待和行为(Collins,2020)。国家通过实施不同的工作家庭政策,反映并强化了与其特定历史和文化相关的性别意识形态(Lewis,1993;2009),塑造了女性和男性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被期待的行为方式(Hobson,1990),甚至两性中不同群体的行为方式(Mandel,2012)。跨国比较研究表明,各个国家被访者报告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无论是 FIW或者 WIF(张春泥,史海钧,2019),还是工作母亲的报告(Gallie,2003)都存在显著差异,这源于各国工作家庭政策的不同(Hegewisch&Gornick,2011;Budig et al.,2012)。灵活工作时间、远程办公或者减少办公时间等工作领域的支持政策,能够减少工作领域的压力因素;育儿津贴、带薪休假、公共托育机构等家庭领域的支持政策,能够减少家庭领域的压力因素。这些都可能减少工作家庭冲突的水平(Mandel&Semyonov,2005)。但是,各国的工作家庭政策并不是惠及每一个工作群体,甚至在优待某些工作女性的同时,会对其他工作女性产生不利影响(Mandel,2012)。681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2024 年三、数据和变量(一)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冶(CSS)2021 年的数据,该数据包含了对务农群体的工作家庭冲突的测量。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2005 年发起的一项全国概率抽样入户调查,每两年一次。CSS2021是 CSS 开展的第八期调查,共回收了 10 136 份有效问卷,覆盖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92 个村居。被访者的年龄为 18 70 岁,其中男性占比为 44郾 1%。工作家庭冲突相关指标测量从 2019 年开始纳入调查。(二)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测量工作家庭冲突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和因变量。如何测量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是从工作家庭关系研究发轫时就备受关注的问题,但是早期的测量没有区分工作家庭冲突的方向(Mesmer鄄Magnus&Viswesvaran,2005)。工作领域对于家庭领域的影响(WIF/WFC)和家庭领域对于工作领域的影响(FIW/FWC)在概念上是不同的(Greenhaus&Beutell,1985;Gutek et al.,1991),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种冲突的前因和后果,研究人员开始使用双向的概念来测量工作/家庭冲突的水平(Frone et al.,1992)。Gutek 等人(1991)使用的是科普曼(Kopelman)等人于 1983 年开发的用于评估 WIF 的量表,而评估 FIW 量表则是由 Burley 1989 年开发的,其题目与前者平行。在每个量表的八个原始题目中,作者选择了其中的四个。一项关于 WIF(WFC)和 FIW(FWC)测量的元分析研究显示,Gutek 等人(1991)从这些量表中选择的题目是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并且是最能够区分工作家庭冲突两个向度的题目(Mesmer鄄Magnus&Viswesvaran,2005)。Carlson 等(2010)经过汇总和评价最终形成了 18 道题的量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12 年选择了其中的四道题来测量工作家庭冲突,让受访者回答这些情况在自己生活中的发生频率(张春泥,史海钧,2019)。CSS 采用了 ISSP 使用的四道题来测量工作家庭冲突:“我下班后回家很累,没有精力再做家务(照顾孩子)冶“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做家务(照顾孩子)冶“做家务(照顾孩子)要花很多时间,我没有办法再工作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冶“因为要做家务(照顾孩子),我很难集中精力搞好工作冶。这四种情况的发生频率从低到高选项分别为“从未发生冶“三个月中只有一到两次冶“一月几次冶“一周几次冶。前两题分别从压力和时间冲突上测量工作对于家庭的干扰程度(WIF/WFC),后两题分别从时间和压力冲突上测量工作对于家庭的干扰程度(FIW/FWC)。量表的 琢 系数,WIF/WFC为 0郾 799,FIW/FWC 为 0郾 860。我们对 WIF/WFC 量表和 FIW/FWC 量表分别使用了781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马春华:务农情境下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因子分析,构造了工作对家庭干扰程度得分(WIF/WFC 得分)和家庭对工作干扰得分(FIW/FWC 得分)(张春泥,史海钧,2019),作为本次研究的因变量。(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测量本研究关注的核心是工作家庭冲突,因此把研究对象界定为 18 70 岁的在业已婚(同居)样本,共获得有效样本 5 730 个。其中,男性占比为 48郾 2%,女性占比为51郾 8%。加权后,男性为 55郾 8%,女性为 44郾 2%。不同工作状况的群体是本项研究关注的重点。CSS2021 数据中已婚(同居)在业者目前所从事的工作,“非农冶占比为 45郾 3%,“非农为主+务农为辅冶占比为 9郾 4%,“务农为主+非农为辅冶占比为 7郾 2%,“务农冶38郾 1%。加权后,比例依次为 55郾 0%,9郾 9%,6郾 6%,28郾 5%。为了方便分析,本文根据主业将被访者分为“务农冶和“非农冶两个群体。本研究控制的被访者个人特征主要是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主观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从表 1 可以看出,务农群体中,女性占比较大、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和非农群体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群体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巨大差异。两个群体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测评都是处于“中冶和“中下冶之间,但务农群体的自我评价反而稍高。在家庭特征上,CSS2021 的调查没有家庭分工等和家庭领域的劳动直接相关的变量,因此只能用孩子和老人的数量从侧面衡量家庭的照料需求。从表 1 可以看到,无论是老人的数量还是孩子的数量,务农群体和非农群体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但是照顾需求更大的学龄前子女和未成年子女数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老人的照顾需求还取决于其年龄和健康状况,在一些情形下,老人还可能成为工作家庭平衡的促进因素,而不是工作家庭冲突的压力因素。CSS2021 还使用了很多主观问题来展示家庭的特征,包括子女抚养、老人赡养和家庭经济情况。如表 1 所示,务农群体家庭遇到相关问题的概率更大,特别是“家庭收入过低冶“家庭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冶“子女费用过高冶等。务农家庭往往没有办法通过市场化购买服务等方式来解决工作家庭在时间、压力上的冲突。尽管客观上无法确认务农家庭有着更多的照顾需求,但是主观上更高比例的务农家庭认为“养育子女负担过重冶和“赡养老人负担冶过重。就工作领域的特征来说,CSS2021 并没有包含太多的变量。配偶的职业影响着被访者的职业状况,无论是务农群体还是非农群体,配偶的工作状况均以非农为主,这和被访者的就业构成类似,也和全国三产就业分布类似。CSS2021 以月为单位测量被访者的工作时间,无论是每月的工作时长、每月工作天数还是每日的工作时长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相关的。比较而言,每日工作时长两个群体差异不大,非农群体是8郾 94 小时,务农群体是 8郾 72 小时;每月工作天数差异比较大,非农群体是 23郾 58 天,务农群体是 17郾 98 天。881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2024 年表 1摇 自变量/控制变量的统计分布变量非农务农P 值个体特征:女性0郾 410郾 510郾 000年龄41郾 7751郾 040郾 000受教育程度0郾 000摇 初中及以下0郾 450郾 89摇 高中0郾 230郾 10摇 大专及以上0郾 320郾 01主观个人社会经济地位(5 分量表)3郾 613郾 630郾 000家庭特征淤:孩子的数量1郾 582郾 140郾 000家中是否有 0 5 岁子女0郾 260郾 250郾 577家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0郾 620郾 640郾 348家中老人的数量(父母+配偶父母)0郾 250郾 420郾 000家庭遇到的问题摇 子女费用过高,难以承受0郾 270郾 310郾 009摇 养育子女负担过重0郾 240郾 320郾 000摇 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0郾 310郾 550郾 000摇 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0郾 210郾 390郾 000摇 赡养老人负担过重0郾 120郾 180郾 000工作特征:配偶目前工作状况(%)0郾 000摇 非农就业0郾 880郾 71摇 务农0郾 120郾 29被访者的工作时间(小时/月)215郾 35161郾 960郾 000因子分析构造工作条件主观满意度分数0郾 018 0-0郾 187 90郾 000因子分析构造工作场所人际关系满意度分数0郾 007 4-0郾 077 60郾 000总体工作满意度7郾 306郾 930郾 000工作家庭政策:是否有养老保险0郾 400郾 310郾 000是否有医疗保险0郾 680郾 650郾 021是否有失业保险0郾 330郾 010郾 000是否有工伤保险0郾 390郾 030郾 000是否有生育保险0郾 290郾 020郾 000摇 摇 注:所有结果已加权。981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马春华:务农情境下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淤为了控制问卷的长度,CSS2021 分为“随机 A 卷冶和“随机 B 卷冶,两卷的变量不同。被访者对“家庭关系冶和“家庭经济状况冶的满意度情况仅包含在随机 A 卷中,而工作家庭冲突仅包含在随机 B 卷中,因此无法将家庭关系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变量纳入分析之中。摇 摇 CSS2021 包含 9 个测量工作满意度的问题,包括“工作环境冶“工作轻松程度冶“工作的安全性冶“收入及福利待遇冶“个人能力的发挥冶“工作的自由度冶“与领导的关系冶“与同事的关系冶和“晋升机会冶。量表的 琢 系数为 0郾 784。使用因子分析构造了包含前六个指标在内的“工作条件的主观满意度冶和包含后面三个指标在内的“工作场所人际关系主观满意度冶,这两个变量包含的量表 琢 系数分别为 0郾 749 和0郾 857。从结果来看,“务农冶群体对于工作条件或者工作场所人际关系的主观满意度都是低于“非农冶群体,工作条件相对更差,这和“总体工作满意度冶是一致的,可能会成为“务农冶群体的工作家庭冲突的压力因素。工作家庭政策包括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CSS2021 调查中没有有关企业层面的工作家庭政策的直接变量,只能利用有关工作“收入及福利待遇冶间接衡量:务农群体平均值为 5郾 60,非农群体为 6郾 00,整体偏向满意,但两个群体均值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P=0郾 053)。国家层面的工作家庭政策最重要的是产假政策,但是很遗憾 CSS2021 并没有包括相关变量。根据 2012 年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只有正式组织雇佣体系中的女职工才有资格享受产假和产假津贴,包括务农群体在内的“从事非典型形式的隶属工作的妇女冶或者自雇形式的妇女都不包括在内。生育保险制度和产假制度密切相关,它涉及分娩时医疗费用和产假津贴。它的覆盖面甚至比产假更小(马春华,2020)。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合并之后,提高了生育保险缴费率,但是没有扩大覆盖面,这也是表 1 显示务农和非农群体在生育保险上差距最大的重要原因。除了医疗保险之外,全国覆盖面达到 95%的养老保险淤在两个群体也有巨大差距。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来,务农群体几乎得不到任何层面的工作家庭政策支持,这可能成为他们工作家庭重要的压力因素。四、主要研究发现(一)工作家庭冲突水平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工作干扰家庭的水平(WIF)和家庭干扰工作(FIW)水平,务农群体和非农群体都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P=0郾 000)。从冲突水平来看,务农群体的 WIF 水平低于非农群体的(-0郾 161 6 相对于0郾 173 0),而 FIW 水平高于非农群体的(0郾 048 1 相对于 0郾 038 1)。同时,WIF 和 FIW 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Pear鄄son=0郾 566,P=0郾 000)。在务农情境下,相关程度更强(Pearson=0郾 609,P=0郾 000);在非农情境下,相关程度稍弱(Pearson=0郾 554,P=0郾 000)。表 2 呈现了不同情况下的 WIF 和 FIW 水平。整体来看,务农群体的 FIW 水平091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2024 年淤2022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 WIF 水平务农群体低于非农群体。也就是说,非农就业群体工作对家庭的干扰更多,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的边界缺乏弹性,个体难以跨越边界、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另一方面,如前述分析,可能还由于非农就业的时间更长,压力更大。表 2摇 不同群体的 WIF 和 FIW 水平WIF 分数FIW 分数务农非农务农-非农务农非农务农-非农性别男-0郾 185 20郾 159 1-0郾 344 3*-0郾 051 5-0郾 013 49-0郾 038 0*女-0郾 140 20郾 192 4-0郾 332 6*0郾 138 70郾 110 00郾 028 7*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0郾 153 20郾 094 8-0郾 24 8*0郾 058 30郾 026 20郾 032 1*高中-0郾 227 80郾 181 2-0郾 409*-0郾 031 8-0郾 019 3-0郾 012 5大专及以上-0郾 240 90郾 277 0-0郾 517 9-0郾 050 50郾 094 2-0郾 144 7*主观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上-0郾 380 70郾 021 9-0郾 402 6-0郾 085 0-0郾 099 40郾 014 4中-0郾 210 40郾 003-0郾 231 4*-0郾 028 9-0郾 074 10郾 045 2下-0郾 089 10郾 321 3-4 104*0郾 129 90郾 139 5-0郾 009 6*家中是否有 0-5 岁子女是-0郾 062 10郾 197 5-0郾 259 6*0郾 106 70郾 010 70郾 096否-0郾 159 00郾 115 2-0郾 274 2*0郾 096 10郾 058 20郾 037 9*家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是-0郾 140 00郾 164 7-0郾 304 7*0郾 036 80郾 056 0-0郾 019 2否-0郾 128 40郾 088 4-0郾 216 80郾 206 20郾 032 20郾 174*是否“子女费用过高,难以承受冶是-0郾 008 90郾 422 0-0郾 430 9*0郾 220 70郾 377 2-0郾 156 5*否-0郾 222 80郾 076 9-0郾 299 7*-0郾 021 0-0郾 092 80郾 071 8*是否“养育子女负担过重冶是0郾 029 10郾 481 0-0郾 451 9*0郾 231 70郾 379 3-0郾 147 6*否-0郾 243 30郾 070 0-0郾 313 3*-0郾 030 5-0郾 076 00郾 045 5*是否“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冶是-0郾 058 90郾 390 8-0郾 449 7*0郾 162 30郾 218 8-0郾 056 5*否-0郾 283 60郾 071 6-0郾 355 2*-0郾 087 5-0郾 045 9-0郾 041 6*是否“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冶是-0郾 001 30郾 365 2-0郾 366 5*0郾 219 50郾 217 30郾 002 2否-0郾 256 40郾 125 5-0郾 381 9*-0郾 053 2-0郾 006 20郾 047*191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马春华:务农情境下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续表 2摇WIF 分数FIW 分数务农非农务农-非农务农非农务农-非农是否“赡养老人负担过重冶是0郾 120 00郾 475 9-0郾 355 9*0郾 291 10郾 315 20郾 024 1否-0郾 219 70郾 131 0-0郾 350 7*-0郾 002 0-0郾 000 3-0郾 001 7*配偶目前工作状况非农就业0郾 144 90郾 212 7-0郾 067 8*0郾 077 90郾 075 30郾 002 6*务农-0郾 138 60郾 067 2-0郾 250 8*0郾 030 2-0郾 067 30郾 097 5*工作家庭政策是否有养老保险是-0郾 211 80郾 151 7-0郾 036 35*-0郾 057 0-0郾 002 5-0郾 054 5*否-0郾 143 50郾 183 4-0郾 326 9*0郾 083 20郾 062 30郾 020 9*是否有医疗保险是-0郾 173 80郾 147 5-0郾 321 3*0郾 048 60郾 008 20郾 040 4*否-0郾 160 70郾 213 4-0郾 374 1*0郾 029 30郾 103 6-0郾 074 3*是否有工伤保险是0郾 107 70郾 256 4-0郾 148 7-0郾 032 20郾 025 2-0郾 057 4*否-0郾 170 70郾 117 5-0郾 028 82*0郾 049 40郾 049 10郾 000 3*是否有生育保险是-0郾 484 40郾 296 2-0郾 780 6*-0郾 127 00郾 072 6-0郾 199 6否-0郾 155 80郾 125 2-0郾 281*0郾 049 40郾 032 30郾 017*摇 摇 注:所有数据均加权;*P 0郾 05,*P 0郾 01,*P 0郾 001。表 3 同。摇 摇 分不同情境来看,性别是工作家庭冲突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如表 2 所示,男性和女性群体内部,务农和非农群体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无论是 WIF 还是 FIW都是有显著差异的。对于男性来说,务农群体遭遇的工作家庭冲突均低于非农群体;而对于女性来说,务农群体遭遇的家庭工作冲突却高于男性。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