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政治视角下农村青年女性的养老实践、权力提升及其悖论.pdf

2024年1 月第1 期中华女子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ina Womens UniversityJan.2024No.1家庭政治视角下农村青年女性的养老实践、权力提升及其悖论高夏丽摘要：家庭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与家庭养老实践之间存在因果定律，反之则较少谈及。以家庭政治为出发点，从“养老一夺权”的逆向倒逼视角探究农村青年女性养老实践与家庭权力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现代农村社会的代际关系呈现一种以“养”为中介的权力交换，青年女性主动承担的养老责任、积极的养老意愿以及亲代强烈的养老期待是致使老年个体权力转让及女性家庭权力提升的隐形推力，从而易使老年人陷入行为困境中。而对于养老期待较弱的老年个体，在女儿依赖及经济资本的加持下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崛起的老年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家庭养老与女性家庭权力之间实则存在双向建构的作用关系，隐藏在其中的逻辑过程是引发现有养老状况不一的重要因素。关键词：青年女性；家庭养老；家庭权力；养老实践；老年崛起D0I:10.13277/ki.jcwu.2024.01.005中图分类号：C913.68作者简介：高夏丽，女，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消费社会学、农村社会学。2 4 1 0 0 0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工程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家庭政治视角下农村青年女性的养老实践、权力提升及其悖论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 0 2 2 YQQ106)；安徽省高校科研重点项目“老年旅游参与中的角色转变及其社会意涵”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 0 2 2 AH050946)。收稿日期：2 0 2 3-0 5-1 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7-3 6 9 8(2 0 2 4)0 1-0 0 3 5-1 0性家庭”理论强调，“农民家庭现代转型可以借助一、问题提出传统生发，并且从传统家庭制度中汲取动力，在这家庭权力关系、制度化的伦理及家庭财产是家庭政治的主要内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及国家政策的开放，农村青年女性经济资本获得能力、教育水平逐步提升，加之婚恋市场对男性青年的挤压，其家庭权力在社会转型及现代性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获得同步提升。与此同时，家庭政治各要素的运行机制发生改变，家庭权力关系倒置、家庭伦理功能及财产资源分配模式与上一代有明显差异。家庭养老作为家庭重要的社会功能，贯穿至家庭政治的各要素中，受其影响，随之变动。“功能个过程中，传统被持续再生产和重塑”。2 但农村家庭的转型绝非传统到现代的“跃迁”3,而是处于一种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状态中。与“伦理沦丧”“孝道扭曲”4 1 5 1 8 9 的论断不同，现代农村家庭政治中，伦理并未完全衰落，而是以适应家庭发展主义的目标而重构。6 通过对 CGSS 2017年相关数据的分析得知，代际关系无论是出于“抚育一赠养”的反馈模式7,还是以物质和经济为中心的互惠交换模式8,家庭养老依然是现代农村社会主要的养老方式（如图1）。在父权制与家庭制度的规制下，在一3 5 一成功夺权道德约束与公众评判的监督下，青年女性照顾角色的性别效应仍旧非常明显 9,在嫁到婆家之后仍然是家庭养老的主力军。61%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图1 家庭养老观念有关农村青年女性家庭权力与家庭养老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子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与女儿养老的形成；二是从代际关系、女性夺权等来阐释养老功能的弱化；三是从资源论视角探究女性外出务工、经济地位提升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以及养老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以上研究大多以悲观论的基调，论述家庭现代化过程中青年个体的理性化及女性地位的提升导致家庭代际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引发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但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与家庭养老之间实则存在双向建构的作用关系。青年女性的夺权是代际博奔的动态过程，既不能只从家庭的横切面来静态观察,也不能只考虑单向的因果定律。现代农村社会的代际关系呈现一种以“养”为中介的权力交换，这里“养”的含义既包括子代的养老法律伦理道德一3 6 一责任与意愿，又包括亲代的养老期待。亲代与子代在“付出一接受”的交换过程中，倘若两者之间的利益链条断裂，以养老为中介的权力交换过程将会面临终止，而这个过程应将二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统统纳人其中。从逆向倒逼的视角来看，农村26%青年女性可通过老年人的养老期待及自身主动的养老意愿来获得家庭权力的提升。在家庭政治中，此种家庭策略可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维持与强化传9%统家庭养老的功能，进而维系农村主流的养老模4%式，隐藏在其中的逻辑过程是引发现有养老状况不一的重要因素。主要由政府负责基于此,本研究从“养老一夺权”的逆向过程来主要由子女负责探究家庭养老与女性权力之间的作用机制,构建如下的分析框架（如图2）,并指明其路径依赖。在现代农村家庭中，家庭养老功能能否从根本上为青年女性家庭权力的提升提供契机及其产生的论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以期为农村现有家庭政治与家庭养老多元化现象提供更多可能的解释。需要指出的是，在本研究中论述的农村青年女性家庭权力的变化，主要是指由姻缘关系所引发的婆家代际的家庭权力，不涉及女儿因养老而在娘家权力地位的提升，尽管其作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对儿媳身份的青年女性家庭权力的获得产生影响。同时，家庭权力的提升与否是横向同代女性之间的相互对比,而不是纵向代际女性家庭权力的对比。研究的基础是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在自身形塑方面,相较上一代同样身份的个体已有了明显提升。但在同辈群体之间，家庭权力的大小可依据其家庭养老实践的表现及老年个体特征来进行裁决。在家庭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家庭养老实践作为内生性因素存在于家庭结构中,对青年女性家庭权力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儿当养老积极养老意愿养老期待+家庭养老养老期待一女儿依赖经济资本加持老年自我意识图2 女性家庭养老与权力构建的分析框架女性权力夺权失败原有的居住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宗族聚集，尽管在城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镇化过程中,村庄的结构与功能发生了改变，但在在CGSS2017数据中，通过对户口变量的筛乡土社会中对家庭养老模式的维持仍然具有积极选，选出出身农村的女性对其养老意愿进行分析。的社会意义。该村落中，有一个儿子的老年夫妇大数据表明，8 2.4%的农村女性认为自已应该赠养配多与儿子共同居住，而有多个儿子的老年夫妇则根偶的父母，并给其钱财，家庭养老的意愿明显。本研据身体情况及子代家庭情况选择在几家轮住，或者究选用半结构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数据披露的独自居住。因大部分青年人外出务工，老年人大多表象进行深人解读，分析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家留守在家照顾孙辈或以夫妻分离的形式进行隔代庭养老实践与农村青年女性权力提升之间的作用照料。同时，“老人不老”的现象普遍存在，有剩余劳过程。由于CGSS数据是严格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动能力的老年人会选择通过持续性的劳作向子代获得，虽然能够代表整个中国总体的养老观念与养输送经济资源，家庭发展风险以代际合力的方式被老态度，但基于现实情境，不同地区的家庭养老情内化，该类老人成为家庭现代化发展的稳定器和蓄况呈现异质性的特征。有学者指出，在现代化浪潮水池。2 的冲击之下，北方农村的家庭转型表现得更加剧烈本研究选择6 位青年女性及5 位老年人（公公与鲜明。3 为了获得更好的研究效果，笔者选择豫东或婆婆)作为研究对象。青年女性中，有2 位为本村X村进行调研。的女儿，嫁到城市并定居在城市，另外4 位女性则X村地处平原地区，位于豫皖省域交界处，产业是嫁到本村的儿媳。5 位老人分别是6 位青年女性结构多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经济产能较低。该村的父母或者公婆，其个案信息及社会关系见表1。表1 个案信息编号姓名1XCL2FD3NLL4YUJ5XH6CMM7XXJ8XGH9WL10WF11WFM现代农村社会中，女儿养老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而大多研究注重一人分饰两角时女性的养老观念与行为，忽略了他者（女儿)身份对儿媳养老角色产生的作用，将两者分别纳人研究，可窥见农村社会家庭中女儿养老的辅助作用对儿媳家庭权力产生的影响。三、代际关系中农村女性家庭权力的嬉变传统乡土社会逐渐解体的过程中，代际关系发生改变。在上一代中，女性在婆家应尊敬长辈，处于依附性的家庭位置，家庭权力需要通过时间的继替年龄3032372425247056555455角色身份儿媳、外嫁女儿媳、外嫁女儿娘儿媳儿媳儿媳公公公公婆婆婆姿婆婆与身份的转变来获得。1 0 女性权力被明显压制,财产权、话语权以及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同时,赡养老人是家庭基本的社会功能，也是女性难以推卸的社会责任，养老实践呈现出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权力制衡。而相比于上一代的儿媳，现代农村青年女性家庭权力由于社会性因素以及个体因素的影响，在家庭政治中处于上升位置。婚姻市场男女比例失衡、高额彩礼的压力以及父代传统的“续后”思想进一步巩固了女性在婆家的家庭权力。现代家庭政治中，家庭权力成为青年女性自我叙事和生活政治的表达。1 2 1 2 9 对于农村青年女性一3 7 一家庭关系与 XGH是父女关系与其他访谈对象无亲属关系与XXJ是翁媳关系与XGH是翁媳关系与WL是婆媳关系与WF是婆媳关系与NLL是翁媳关系与YJ是翁媳关系与XH是婆媳关系与CMM是婆媳关系与XCL是婆媳关系家庭情况定居周口定居郑州在家打零工在外打工在外打工在外打工在家照看孙女在家照看孙女在家照看两个孙女在家照看孙子在外市照看两个孙女来说，她们既是家庭秩序的接受者，更是家庭秩序的挑战者、再造者 3,其家庭权力的获得路径除了对传统“父权制”之下性别权力的挑战之外，还存在于家庭养老的实践过程中。在此影响之下，基于价值理性的选择，家庭关系核心由重“情”转变为重“利”，个体行动者将正式关系转变为实践策略。一方面,青年女性在解放话语和权力建构的过程中地位崛起 4,家庭政治中的权力关系转变,代际关系中的权力下移，青年女性获得“当家权”。但另一方面,处于压缩性现代化的农村家庭中，传统的一面与现代的一面共存，权力的实践与家庭制度、“父系一父权制”等结构性因素相勾连。由于文化制度变迁与青年女性思想观念转变之间存在非同步性，村庄宗族制度与家庭伦理规范仍然规训着女性的权力实践，尤以农村青年女性的养老实践为代表。正如YLJ所说：“反正我以后肯定得养活老人，家里就我老公这一个儿子，我以后要是不养老，公婆的女儿也不愿意啊虽说现在农村大队干部都不管这些家长里短的事了，亲戚啥的也不愿意多管闲事，但村里人背后的那些议论都能让你无地自容，我可不想遭这骂名，被人戳着脊梁骨。”在家庭政治中的伦理制约与理性思考的博奔之间，“功利养老主义”的养老实践观逐渐形成。1 5 即子代对亲代的养老态度取决于是否能为其带来生活上的辅助与便利，从而提高其生活质量。基于功利性养老的观念，青年女性出于生命周期的理性计算才要夺权，以保证自已未来在夫家的日子能过得顺心。那既然我要在以后养活老人，老人也指望我以后养活他，一般也不在家里多说什么，包括家里盖房子的样式、装修风格，该我做主的就我做主，他们也不会提什么反对的意见，直接照办。而且他们也会主动承担我不在家时照顾孩子的责任，现在农村都是这样，儿媳妇当家说了算。老人们也不会不帮助我们，因为以后还指望着我们养老呢。(XCL)在以后不得不养老，以及未来一定会养老的行为预设下，青年女性会主动出击，获得自身在婆家的权威，进而催化其夺权行为的产生。在儿子养老的助推以及农村社会对儿媳的养老期待下，一种“既养老，应夺权”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现代家庭政治中，养老成为农村青年女性夺权的一种合理方式,并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接纳。而与此同时,青年女性的权力意识在家庭稳定的养老功能之下呈现明显的增长之势。与传统农村社会不同，现代家庭养一3 8-老功能实则演变为青年女性家庭权力提升的隐形推力，但因其原生性及存在的合理性被其他后发性因素所掩盖与遮蔽，从这一视角的考察能更加清楚地认知现代农村社会女性家庭权力提升的动力。四、养老实践：青年女性家庭权力提升的路径（一)子代：养老责任与意愿1.无声的言语：儿当养老父母权威的衰落与个体意识的觉醒改变了传统父母一子女之间顺从的家庭关系,孝顺的规范进行了重新界定，下行式家庭主义出现，代际亲密关系的表现形式发生改变，“孝而不顺”是存在于农村社会普遍的关系形式。吴飞指出，家庭政治其实是一系列的权力游戏，且最终目的是维护一种亲密关系，但权力关系同样会渗到对这种亲密关系的理解当中。1 7 4 8 对于农村青年女性来说，自其出嫁之日的第一天起，就会被娘家灌输孝顺公婆、赡养公婆的传统观念。青年女性虽经历了个体化的洗礼，但仍难以摆脱特定传统文化的统治与压制，代际关系的功利性发展未能撼动“儿当养老”的传统思想，现代家庭政治成为一种以传统家庭制度为基础、代际互惠为动力形塑的产物。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发生了明显转变，但儿子养老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1 8 多个访谈对象明确表示儿子应当承担养老的责任，且在个体生命历程中,这件事情是不言自明的。但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禁下，家庭养老所产生的责任与劳动力消耗大多被女性所承担。天下无不是的老人，嫁入婆家之后，可不就是以后得给老人养老。可儿子养老的背后依仗的不还是儿媳们吗。像我婆婆,要是以后失去自理能力，还是要靠我来照顾生活起居，这时候指望儿子可指望不上了，洗澡呢，上厕所呢，她不能动她儿子这时候也出不上力，还是要指望我来。(CMM)虽说现在老人在老家不需要我们照顾，但真到以后生病的话，我们钱不会少出，力也不会少出。现在一生病都是往郑州跑，老家看不了。来了郑州他儿子不可能天天跑医院吧，有老伴儿还行，要是没有，你不去照看也说不过去啊。（FD)道德资本被认为是对全家有益的言行或者地位。1 7 4 8 青年女性在主动承担家庭养老责任的养老实践过程中付出无酬劳动，累积了足够数量的道德资本，获得暂时性的游戏胜利。基于家庭政治的运行法则，老年人为保持家庭权力的动态平衡，会主动为子代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包括金钱的投人与隔代照料等，以获得道德资本来继续进行家庭权力的游戏博奔。在此动态的过程中，家庭的亲密关系得到维护，双方获得各自应得的尊严和权力。2.隐性的权力：积极的养老意愿家庭生活是情感与政治的结合，而情感产生于亲代与子代的互动仪式中。互动仪式是生活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最平常的仪式性交往，个体的行为与他人行为之间存在互相感知与建构的过程，当互动者觉察到彼此的存在，便会强化文化符号与情感符号的表达,以形成良性积极的反馈。1 9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养老意愿是家庭养老实践的表现形式，老年人可通过青年女性的孝道行为感知其养老意愿，而积极的社会行为会强化老年人的感知能力，并给老年个体带来一种情感和对未来养老期待的满足感。同时，这些行为会激发老年人产生权力的让渡。在互动仪式中，情感能量的获得与家庭政治运行之间和谐共存，代际表现出积极的团结，这是现代家庭政治中双方基于代际亲密关系新形式的默契共识所达成的结果。一看LG就不是那种以后不养老的人,LG不赖，平常只要一回来就给我买衣服，啥好吃的都想着给我带回来点，比你们闺女中用。她天天在我跟前，还能给我做饭，洗个衣服，也不嫌弃我们，家里也收拾得整整齐齐，这我是指望不上你们了谁家还不是儿媳妇说了算呢，与老一辈那种不一样了，上一辈老人是说什么就是什么，下一辈的人不敢反对，现在时代不同了，应该是家里儿媳妇说什么就是什么，让你拿钱也是应该的，还不是想着能让儿子媳妇过得好，平白无故的不要给孩子们添负担，也不图什么，就想着以后能给我们养个老就行了。(XGH)在亲代与子代的家庭博奔过程中，老年人在青年女性积极养老意愿的行为表达刺激下，审时度势地调整自身的行动策略以提升未来家庭养老的可能性，而其中的逻辑在于养老意愿通过增加青年女性在权力游戏中的道德资本实现了家庭中的公平正义。该过程以一种倒逼形式得以实现，也即是青年女性家庭权力的提升，并非仅仅导致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反之，从源头思考，女性积极的养老意愿能促进老年个体自觉与主动的权力转让，在情感与政治的交织下，女性的“当家权”在过日子中不断强化。从历时性生命历程的视角来看，该过程并未在家庭生活中以标志性的事件显现出来，但女性家庭权力却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获得潜移默化的提升。(二)亲代：养老期待与行为困境1.家庭结构分裂与责任拉扯下的老年矛盾“家庭策略强调家庭本身的主体性、能动性,通过对复杂多元社会的调整适应，为家庭运行和发展做出合理的安排。”2 0 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内部攀比、竞争加剧，青年群体进城务工现象越发频繁，进城务工的人生目标也更加明确。相比上一代“城里挣钱村里花”的思想观念，新一代农民工更多地希望能够在城市里站稳脚跟。留城的强烈欲望为老一代农民工带来身体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因子代即使能够留在城市，但生活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加之青年女性无法满足完全脱离劳动力市场任职家庭主妇的生活条件，而照顾小孩又需要人力支持。在养老期待的指导下，亲代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为城里的儿女提供经济支持和劳动支持，子代家庭内部的压力在功利性思考下由亲代与子代共同承担。也正因此，多个家庭结构在一人角色缺失的情况下产生分裂，原有的核心家庭转变为“新三代”家庭结构模式，这是家庭内部代际“合谋”的结果,以此来适应我国独特的城镇化发展模式。2 1而在此过程中,家庭成员根据利已主义原则建构和选取事实,以此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2 婆婆有两个儿子，她现在照顾我们家的孩子，但是还有老家老二的孩子跟我们差不多大，也需要她照顾。婆婆也觉得照顾孩子是自己的责任，为了不偏不祖，谁也不得罪，就说两家的都给看，但是一个在城里一个在老家，又不是离得很近，她也很无奈在两家都需要的时候到底该给谁先看，孩子该怎么看，况且我也不可能让她给我带回老家看她说明年不来看了，可很明显我辞不了职。所以，她也很矛盾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经常说自己因为生了两个儿子觉得命苦，还在两家都不落好。(FD)我老公的奶奶也就是我婆婆的婆婆，虽说是被轮流供养，一个月轮着一次，但是我婆婆每个月都得回去照顾十天，不回去老家人就说她不孝顺，名声不好。回去吧，我这边家里的孩子就没人看，所以每次她提起来要回去我就很烦，没办法，我也不能辞职在家啊。家里生活压力大，房贷、车贷以及买房欠下外债还得几年才还得清，孩子各种补习班的上着，我就肯定不能回来当家庭主妇，所以还得指望我婆婆。即使她现在不想给我一3 9 一们看了，但我还是要求她在这看，她也不敢说就不给我看。(XCL)家庭政治通过调试代际的权力和利益关系，激活家庭伦理，平衡家庭利益，直接决定家庭结构离散抑或整合。在家庭结构变化以及角色抽离所产生的冲突中,生活的选择和矛盾聚焦在老年人身上,在被迫与无奈下将自身陷人行为困境中。法律并未对老年人的隔代抚育做出规定，但农村老年个体出于对传统观念的思考以及未来养老期待的理性计算，仍然将其视为自身应负的责任。现代家庭政治中实则存在着一种两代之间相互协作的关系，彼此都觉得对方对自已“有用”。2 而强烈的老年养老期待使亲代不得不做出有利于子代的举动，在“权利一义务”失衡的家庭政治中叫，老年人心甘情愿接受子代的剥削，在家庭权力关系的博奔中明显处于被动状态。在养老期待的栓楷下，青年女性成为主导家庭政治的核心人物,并在父辈责任伦理的践行中成功夺权。老年人养老期待指导下的社会行动可从另一侧面揭示青年女性家庭权力的提升路径。2.互惠交换与情感联结中的老年妥协家庭现代化过程中，代际关系在家庭成员能动性指导下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家庭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在家庭内部，老年人对子代的经济投资、家庭照料以及女性为老年人提供未来的养老服务实际上是一种非即时性的互惠交换过程，但其中仍掺杂情感的联结，个体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工具理性。一方面，青年个体大多以自我核心家庭为中心，一旦子代家庭面临风险，青年个体会选择主动寻求老年人的家庭支持。另一方面，青年人也会将老年人的付出视为一种恩情,并累加到生命历程的社会事件当中，从而在未来老年人需要子代家庭养老的时候做出相应的回报。然而在看似公平正义的交换过程中，老年个体在未来养老的需求之下成为权力的妥协者。在未来赡养的不确定性中,他们本应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尽可能储存资产为自身以后的养老生活规避风险，但现实生活中，“流动现代性向农民生活注人的不确定性极大地延伸了父代的责任边界,父代对家庭再生产负有无限的责任。3 一旦子代家庭需要支持，老年个体需要牺牲自我的劳动时间以及经济收人给予子代家庭帮助以换取未来家庭养老的可能性，而这种养老保障是否能够获得还依赖于青年女性情感满足的程度。老年人在家庭权力博奔的游戏中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难以一4 0 一在家庭生活中获得行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我支配权。正如李永萍所指出的,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随着家庭伦理陷阱的出现，老年也随之陷人生存困境当中，其中老年人不仅面临着物质生存的匮乏，还因家庭权力的丧失而处于边缘地位，老年价值依附于子代家庭难以获得实现。3 就像YLJ的婆婆，因几年前娶儿媳妇时欠了外债，到现在还没还清，婆婆不得不外出打工，留下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伴儿在家里照顾孙女。而儿媳并没有将这笔外债记在自已头上，加上自己小家庭的经济收人本就不多，更不乐意偿还这笔债务，所以婆婆必须外出打工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危机。即使她有年纪大了不想出去打工的想法，但领会到儿媳的期望之后也只能违背自己的生活意愿，以此来保证家庭和谐、儿子儿媳生活和睦。在日常生活的互惠交换与情感联结中，老年人自愿背负着家庭的责任伦理，女性权力的提升通过对老年人行动的支配来实现,而背后的行为归因在于老年人期望日后能够获得子代的赠养，因而不得不做出妥协。五、老年崛起：青年女性家庭权力提升的悖论家庭作为一种关系场域的集合，使处于不同位置的个体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和权力。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代际团结的亲密关系式微以及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促进了女儿与娘家关系的增强，老年个体的社会资本网络发生变动。女儿养老的形成使老年个体在代际关系失衡的农村社会中重获新的社会资本，同时可转化为老年个体经济资本的获得来源。现代性的社会结构中，农村老年人的行为模式在社会资本的转嫁与经济资本的累积下朝着个体化的方向发展，老年人不再是消极被动等待死亡的无意识主体。2 4 在现代化思潮的影响下，老年个体期望从传统社会观念中脱嵌，追求自由、不受束缚的现代生活方式。譬如，5 0 多岁大妈独自外出旅游以及多位单身老年女性结伴在旅居养老中度过自已下半生的话题得到了网友的广泛关注。个体化社会及消费主义的兴起，为老年个体创造了更多的休闲方式与养老方式，加之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助推了老年个体走出家庭，重新寻求自我，老年自我意识增强。老年崛起对农村青年女性家庭地位与家庭权力的重塑产生影响，以养为权的家庭政治策略难以顺利实施，青年女性家庭权力的提升难以实现，从而产生一种论现象。(一)女儿依赖传统农村社会中，嫁出去的女儿被认为是脱离原生家庭的外人，既不继承父母的家庭财产，也无承担养老年父母的义务。2 5 而在现代农村社会中，家庭性质所发生的宗教性弱化、社会性弱化和生产性改变的变迁过程使其逐渐向单纯的生活单位转变，儿子养老产生危机，与此同时，女儿养老的潜力得到释放 2,在此过程中，养老责任配置的主体扩大。女儿养老观念积极性的提高丰富了老年人社会资本的获得形式，老年人对儿子的养老期待减弱，并同时转移到女儿身上，特别是女儿较多的家庭，老年个体可不依赖儿媳获得未来的养老资源。在女儿养老的支持下，老年人具备了身体抽离与角色抽离的条件，会更加放心大胆地不给儿媳提供家庭事务上的额外支持。甚至，老年人因此反向巩固自身在家庭中的地位，给儿媳脸色看、对各种家务指手画脚等现象常有发生。现代家庭成员关系的理性化使得养老脱离了“孝亲”的伦理意义，在亲代与子代利益博奔的过程中，女儿养老作为博奔筹码被引人养老过程中,并发挥工具性的作用。2 在这种家庭中，青年女性往往生活过得艰苦，被困在家庭中承担过多的家庭责任。我家婆婆明确表示未来的生活中不指望我养老。她闺女多，也有钱，能当家，以后能给她钱，也能把她接回家照顾，日子比我们过得好，又何必指望我给她养老。她也不怎么帮我做家务或者只是在我上班的时间帮我看看孩子，我一回到家，她就啥也不干了，不做饭，不看孩子，她也不心疼他儿子，晚上回来那么晚了还得给孩子洗澡，辅导作业啥的。总之，我们一回来她就当甩手掌柜了，要不是我们现在离不开人照顾，我也不想让她在这儿给我们看孩子了，我还得看她的脸色，哄着她，生怕不高兴了就搁挑子了，不给你看，回老家了，你能把她怎么样。就是依仗自己有几个闺女能给她养老，也不指望我们能多费心费力地伺候她，现在这样的婆婆可多得很。（FD)女儿养老的普及对作为儿媳角色的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产生影响，以家庭养老作为核心竞争力，青年女性在家庭政治中想要夺权的目标难以实现。在横向的对比中,女儿养老嵌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为儿媳身份的青年女性家庭权力的提升。(二)经济资本的加持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家庭权力结构变革表现为父权向子权的转移，代际关系失衡，家庭资源在策略性共识下逐渐向下传递，代际剥削现象频发。而父母的无限付出换来的只是未来儿子养老的可能性，也即是养老要看儿子讲不讲良心。2 家庭养老在代际关系理性化发展的背景下演变为一种风险事件，老年个体为应对风险，以资本积累的方式对未来养老的不确定性做出积极的回应。经济资本的加持会影响老年个体的养老观。首先，老年人对未来养老的期待从子代转移到自我的资本积累上，对生命历程的老年阶段提早做出规划,通过自身努力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积足够的经济资本。其次，老年人风险意识增强，能够在自己经济可承受的范围内购买商业保险，以确保在未来生活中不至因病拖累子代家庭或影响自我的生活质量。最后，当老年人退出家庭掌管事务的权力舞台，则不再需要承担家里红白喜事等经济开销。现代农村医疗保障以及养老保障制度逐渐完善，对于日常开销不大的老年人，几千块钱的养老金足以维持普通的日常生活。加之女儿养老所给予的经济支持，足够使其在不依赖儿媳的情况下度过余生。由此可见，在家庭养老方面，老年人的经济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老年人不需要依赖子代家庭获得经济来源，个体会拥有较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可以与子代相抗衡。2 8 别小看了现在农村的老年人，正是因为他有钱，硬气惯了也当家惯了。不管你孝不孝顺，反正现在人家身体硬朗，不指望你给他提供啥照顾。再说上一辈的老年人多少在外面打过工，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现在通信软件这么发达，他们通过抖音、快手啥的也知道很多关于养老的事情，想得很开。他们也知道现在儿媳妇都厉害得很，人家可以不买你的账，你想要买啥，还得跟人家伸手要钱的时候，还提什么家庭地位了，可不就是人家说了算了，所以这些有钱的老头老太太很硬气，那是因为有资本。(FD)老年人经济资本的积累使其转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对于有充足的经济资本且不依赖儿子养老的老年人，无需在家庭生活中委曲求全。家庭政治的政治性原则与正义性原则难以维系，代际的博奔过程以青年女性横向对比中的权力缺失而告终。（三）老年自我意识的增强“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及现代社会的萌生和发育，作为传统社会价值规范基础的价值权威失去一4 1 一了对人们生活的规范力量，而现代化的过程要求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存在与发展要以人作为价值主体。2 9 7 8 汤姆里根提出“生命主体性”的概念，指出人不仅仅是有意识的个体，而且还包括信念、欲望、记忆、情感生活及自主地去追求自己目标等一系列特征，从而强调了一个人生存的内在价值性。3 0 4 因此，老年主体通过积极地自我寻求与能动的价值实现来建构自我的主体性，个体生活表现出“为我性”“自律性”“自为性”的特征。3 1 1 0 8 全球化背景下，去传统化的农村社会环境中，老年人不仅主动从思想上减轻自身养儿防老的负担，还从身体上将自我从隔代照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老年崛起成了影响家庭代际关系和女性家庭权力不可忽略的因素。家庭养老困境的产生源于亲代养老期待较强与子代养老意愿和能力不足之间产生的张力。其中，主要表现在经济上供养水平不足、生活上照料欠缺以及精神上慰籍需求匮乏等。3 2 老年人不得不做出策略性的调整以适应社会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养老期待在代际关系失衡、代际剥削的家庭政治中逐渐弱化，而选择自我生活方式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目标逐渐增强。一方面，家庭代际关系中亲代对子代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经济投人与隔代抚育帮扶的合理性被打破，为下一代奔波一生不再是唯一的人生追求。老年个体更加期望在有限的家庭生活中活出自我的风采，个体消费观念的转变足以印证这一发展趋势。例如,CMM的婆婆爱好拍抖音,为了能够呈现更好的视频效果，经常购买自己喜欢的旗袍、扇子来满足拍摄需求，她愿意将更多的资产花费到自已身上，取悦自己，而不是完全投人孙辈子代身上。另一方面，老年个体逐渐接受养老从家庭内部的私人事务转变为一项社会性的公共事务。在家庭之外，农村发展的社区养老和互助养老等模式能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养老服务并逐渐被老年个体接纳与认可。脱嵌于传统农村的道德舆论与习俗人情，住养老院也不再是难以启齿的、丢面子的事情。WL说道：“住养老院也没什么不好的，一不用看儿媳妇的脸色，二不会拖累他们。我还能在这儿跟熟悉的老朋友过过老年生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家现在都想得开，而且也都理解，儿媳妇愿意养咱就知足，不愿意养咱也不苛求，顺其自然，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开心。”老年人自我意识增强是伴随家庭结构以及代际关系转变产生的必然结果，新的价一.4 2 一值规范指导下的社会行动对家庭权力分配产生重要影响，老年个体的权力在摆脱了家庭责任伦理后呈现逆向增长之势。因此，青年女性家庭权力的提升是双向建构的过程,应将亲代与子代的主体性统统纳人其中，才能揭示其背后权力增长的逻辑过程及其产生的论。老年在个体化思潮的影响之下，建构了属于自已的价值规范，主体性参与日常生活实践成为主导个体生活的重要方面。家庭养老功能产生的附加效应对老年个体的约束力与控制力减弱，青年女性“养老一夺权”的过程在老年崛起社会背景下难以顺利进行。女儿依赖、经济资本的加持以及老年自我意识的增强，使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再表现出事事顺从与倾其所有，在家庭代际关系中仍持有一定的权力。养老意愿与养老期待成为青年女性夺权的重要依据，而这个动态循环的过程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以便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符合其自身发展及社会发展的养老方式，更好地实现积极养老的目标。六、结论与讨论家庭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家庭权力的让渡、资源的转移表现出家庭政治“去正义”的特征，养老危机凸显。回老年人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失衡表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度。对于有较强养老期待的农村老年人，在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中以子代的成长和发展为核心。在家庭发展主义的目标下，老年人不再按照传统的行为规范行事，“学会做老人”成了老年人主动投身家庭建设、重塑自我的过程。6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指出，农村青年女性积极的家庭养老实践意愿在养老期待的观望中能进一步刺激老年家庭权力的让渡，“儿媳妇当家”的现象由此形成。而与之相悸，处于不同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的老年个体，家庭养老功能对其产生的吸引力具有差异性。拥有较多经济资本及社会资本的老年人表现出较弱的养老期待，家庭内部权力的分配形式与主流家庭大相径庭，青年女性的夺权行为在无法掌握道德资本的前提下，难以与老年人进行博奔，相比之下，在同辈群体中家庭权力相对较小。老年个体的崛起瓦解了传统的责任伦理，弱化了家庭养老的功能，“养老一夺权”的过程难以顺利进行。而作为主要的责任主体，青年女性面对越来越个性化的老年人会产生较强的无力感。现代性进村引起的家庭关系的变化，能够为养老模式多样化做出合理的解释。不同地区的村庄结构、不同类型的家庭关系所适用的养老方式不尽相同，应结合地方养老现实发挥多方养老的作用，依照不同家庭的生活情况和老年意愿帮助老年人实现自身的养老目标。随着老年个体的解放，他们不愿意再将自已束缚在传统伦理与道德的框架中，而是希望迎合社会发展的模式选择适合自已且有能力支付的养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养老功能通过养老期待这一中介因素调节了青年女性家庭权力的建构过程。其家庭权力的提升在未来将会如何发展与家庭养老功能密切相关，而这个相互强化与弱化的过程隐藏在过日子的生活事件中,也即是整个家庭的生命历程中。随着政府介人农村养老程度的加深以及老年个体思想观念的转变，未来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是否仍会像学【参考文献】1张建雷,曹锦清.无正义的家庭政治:理解当前农村养老危机的一个框架：基于关中农村的调查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6,(1).2黄丽芬“老人不老:家庭转型背景下农村低龄老人的角色认知和功能适应.重庆社会科学,2 0 1 9,(9).3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 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8,(2)。4申端锋.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 J.中国老区建设,2 0 0 7,(7).5阁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M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 0 0 6.6李永萍.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一种阐释路径 J.中国农村观察,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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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界普遍认同的方向发展，这一问题对于农村代际关系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同时，家庭养老成为女性夺权的工具，其对孝道文化产生的影响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但是，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一方面，依照不同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文化特色及宗族观念等，家庭养老所占比重及其与其他养老方式的结合具有差异性，尤其是女儿养老在不同区域的普及程度大不相同，因此，基于X村所得结论的适用性难以推广至较大范围的农村。另一方面，本研究以家庭养老功能为核心，探究这一功能下农村青年女性家庭权力变化的可能。这一研究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