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邀请铁托访华一事的考证与分析.pdf

中共党史研究 2024 年第 1 期史实考证关于毛泽东邀请铁托访华一事的考证与分析徐 涛 1977 年 8 月底 9 月初,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访华,这是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同次年华国锋对南斯拉夫的回访一道,推动了中南两党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1978 年 6 月 19 日,在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中共中央发电致贺,标志着中南两党关系实现恢复。在中南两党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中共内部先后通过三个文件向党内外通气,分别是 1977 年8 月 29 日的 中共中央关于铁托访华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1977 年 11 月 12 日的 关于恢复中南两党关系问题的谈话提纲(下文简称“谈话提纲”)以及 1978 年 6 月 11 日的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下文简称“宣传提纲”)。在谈到铁托访华时,“通知”指出:“毛主席一九五六年曾对南作过较高的评价,赞扬南是打出来的,奋斗出来的,是英雄的国家。毛主席还曾表示希望见到铁托。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在会见南总理比耶迪奇时赞扬铁托是 铁,不怕苏联压迫,并多次问候铁托总统。这次邀请铁托访华,也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谈话提纲”指出:“我同南恢复党的关系,毛主席在生前就曾考虑过。铁托很想解决这个问题,并曾多次向我进行试探。”“宣传提纲”指出:“一九六八年苏修侵捷后,中南双方停止了相互指责,国家关系逐渐改善。一九七五年南总理比耶迪奇访华,毛主席在接见他时,称赞铁托是铁,不怕苏联压迫,并多次问候铁托。邀请铁托访华,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毛主席也考虑了恢复两党关系的问题。”由上可见,“通知”和“宣传提纲”都明确提到“邀请铁托访华,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这一说法在后来涉及中南关系的官方文件中一直得到沿袭。学界不少论著也予以采纳,甚至衍生出一种观点,亦即毛泽东对铁托发出邀请是在 1975 年 10 月南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访华期间。可是,证诸有关史料,“邀请铁托访华,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一说不是事实。一1975 年比耶迪奇访华是毛泽东时代中南两党、两国官员互访级别最高的一次。在业已解密的关于此次会谈的相关记录中,没有毛泽东向铁托发出邀请的明确记载。只是在谈话期间,毛泽东曾5412024 年第 1 期 中共吉林省委转发:中共中央关于铁托访华的通知(1977 年 8 月 29 日),通辽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1-7-168。按:通辽市原为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的政府所在地,后者于 1969 年 7 月划归吉林省管辖。1979 年 7 月,哲里木盟复归内蒙古自治区,故该通知当年由中共吉林省委转发。关于恢复中南两党关系问题的谈话提纲(供同兄弟党同志及其他友好人士谈话时参考)(1977 年 11 月 12 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档案馆藏,无档案号,手抄件。比如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 第 10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372 页;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989 页;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第 349 页;张树德: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决裂前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年,第 284 页;等等。说:“TITO,中文是 铁托。铁 就是 iron(铁)。不怕苏联压迫。”他还向铁托致以问候。1977 年 6 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在内部讨论如何处理铁托访华问题时,没有找到毛泽东明确邀请铁托访华的记录。当时,主持其事的乔石等人找到了内部编辑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谈话要点 这份材料,并据此列出两条依据:其一,毛泽东在同比耶迪奇谈话时对铁托作出很高评价:“TITO,中文是 铁托。铁 就是 iron(铁)。不怕苏联压迫。”其二,毛泽东在谈到今后同南斯拉夫来往问题时表示,我们欢迎他们没有任何限制地到中国来。前一条是摘录毛泽东与比耶迪奇的谈话内容;后一条“欢迎他们没有任何限制地到中国来”一语,只可理解为外交语言,不能说是毛泽东对铁托发出的访华邀请。如果毛泽东真的有过邀请铁托访华的明确指示,中联部当不难找到。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在与比耶迪奇会见时并没有向铁托发出过访华邀请。那么,毛泽东是否在此后又向铁托发出过访华邀请呢?除了前引三份文件外,目前尚未见官方记载,也未见参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的历史当事人发表过确凿回忆。笔者认为,从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看,他在与比耶迪奇会谈后对铁托再次发出邀请的可能性极小。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身心交瘁,疾病缠身,尤其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讲话、行动都已很困难。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次数大为减少,同党内、国内人士的谈话也极少。当时处于核心层的领导人想见到毛泽东本人都很困难,更不必说执行外交决策的具体负责官员了。毛泽东应该没有精力去考虑邀请铁托访华这件事情。邀请比耶迪奇访华是中方为主动改善中南两国关系作出的决策,按照“礼尚往来”的国家间交往惯例,中方应安排同等级别领导人进行回访,但实际情况是中方并未作出相应安排。从比耶迪奇的身份看,同等级别的回访者应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但自 1974 年 6 月起,周恩来因病住院治疗,前后进行了多次大的手术,特别是 1975 年 9 月以后,病情恶化,不得不取消外事接待活动,更不用说出国访问了。除周恩来外,当时能够对等回访南斯拉夫的领导人还有邓小平。但是,比耶迪奇走后,邓小平就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被打倒,失去了回访的机会,当然也就失去了直接邀请铁托访华的机会 如果毛泽东授权邓小平发出邀请的话。对于中方未安排回访一事,南斯拉夫人一直耿耿于怀。1977 年中南双方商议邀请铁托访华时,中方都一直在向南方解释这个问题。这种解释,也可反证“邀请铁托访华,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的说法不是事实。关于这一点,已解密的南斯拉夫档案提供了相关佐证。二除了中共党内文件对铁托访华一事作出说明外,中方在外交场合多次强调“邀请铁托访华,是641中共党史研究 参见 毛泽东和比耶迪奇谈话纪要(1975 年 10 月 8 日),南斯拉夫档案馆藏,档案号 AJ,837,KPR,I-5-b/55-6,Kina;中联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 上册,2004 年印行,第 2 页。参见 中联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 上册,第 12 页。参见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7631764 页。韩钢:考证与分析:毛泽东晚年的“两件事”谈话,中共党史研究 2015 年第 3 期。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187 页。邓小平在同比耶迪奇会谈时,接受了访问南斯拉夫的邀请。参见 邓小平和比耶迪奇会谈备忘录(1975 年 10 月 14日),南斯拉夫档案馆藏,档案号 AJ,837,KPR,I-5-b/55-6,Kina。据时任驻南大使馆随员龚猎夫回忆:“外交部也曾建议时间安排在 1976 年上半年。后因张春桥从中作梗,访南一事被搁置下来。”参见龚猎夫:1977 年铁托访华的台前幕后,湘潮 2013 年第 2 期。1976 年 1 月 29 日,邓小平在外交部 关于我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的请示上批示:“拟同意。至于何人访南为宜,请主席酌定。我个人意见,以春桥、国锋、登奎三人中择一较好。”2 月 4 日,邓小平再次批示:“此事请外交部再作考虑。春桥同志曾提出,出访问题应作通盘考虑,一并向主席和中央提出报告,我看这样较好,包括是否去南在内。”参见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146 页。毛主席生前决定的”,也旨在向南斯拉夫方面表明,中国主动改善中南关系是毛泽东外交政策的延续,从而有利于把握主动。1977 年,中方开始酝酿邀请铁托访华。在双方沟通过程中,南方一再提及比耶迪奇访华后中方没有对等回访以及毛泽东没有向铁托发出访华邀请等问题,意在质疑中方对南外交政策。南斯拉夫解密档案呈现了这一点。1977 年 2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处长邢忠修受邀出席南驻华大使馆晚宴。南斯拉夫档案对此记录道:邢忠修特别指出,毛泽东主席亲自主张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他提出了倡议,该倡议曾一度传达给我们,“在中国,每个适合我们的南斯拉夫代表团都会受到欢迎,包括最高级别的代表团”。他们高度赞赏比耶迪奇主席的访问,这就是那次邀请的结果。但是,他个人很遗憾没有见证铁托总统和毛主席会面,这会是一件“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关于中方未向铁托总统直接发出邀请因而铁托无法回应一事,邢忠修表示,他们无法直接向铁托发出邀请,因为当时他们“无法回访”。他补充说,华国锋主席由于国内事务繁重,目前无法对外国政要进行回访,但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实现。概括起来,邢忠修在晚宴会上表达了三点内容:其一,比耶迪奇的访问来自毛泽东的“倡议”,“倡议”只是说到“包括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并未直接向铁托发出邀请;其二,解释了中方为何没有直接向铁托发出邀请的原因 他的解释,既包括比耶迪奇访华前,也包括了毛泽东与比耶迪奇会谈期间;其三,强调华国锋希望尽快访问南斯拉夫,因为此时华国锋的一个重要身份是国务院总理,和比耶迪奇的级别对等。对于邢忠修的说法,南驻华大使德鲁洛维奇有两点感受:一是毛泽东本人想同铁托会面,但他担心南斯拉夫人会拒绝邀请;二是中方对此次访问的实现仍抱有兴趣,这将大大有助于提升华国锋等中国领导人的国际威望。这些看法当然是德鲁洛维奇个人的理解,但这也证实毛泽东并没有向铁托发出访华邀请。1977 年 3 月 30 日,德鲁洛维奇在给南斯拉夫国内的一份报告中,转述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的两次谈话内容。第一次谈话是 3 月 20 日,余湛在对南记者代表团谈到中南关系的前景时说:“我已经告诉你们驻北京的大使,中国欢迎来自南斯拉夫的每一位高层人士,甚至最高层。”第二次谈话是 3 月 28 日,限于德鲁洛维奇和余湛两人。双方的话题就从余湛“中国欢迎来自南斯拉夫的每一位高层人士,甚至最高层”的表述谈起。德鲁洛维奇认为,这不应当是中方对铁托发出访华邀请的明确表态:其一,余湛在 1974 年也说过同样的话,后来促成了比耶迪奇访华;其二,比耶迪奇访华后,中方“没有回访”,故而“当时没有条件讨论 最高层级 的访问”。在这次谈话中,余湛解释了因“四人帮”干扰破坏没有安排回访的原因,并表达了中方邀请铁托访华的意愿。对此,德鲁洛维奇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他的整个发言中,余湛呼吁我们重新考虑他们的邀请,毫不犹豫地争取铁托同志的访问。他提醒说,这个邀请是在 1975 年发出的,其实他的意思是,这个邀请是在毛泽东生前发出的,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7412024 年第 1 期 塞尔维亚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 DAMSPRS,PA,Kina,1977,Fascikla.82,Dosije.12,Broj.46869。塞尔维亚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 DAMSPRS,PA,Kina,1977,Fascikla.82,Dosije.12,Broj.46869。塞尔维亚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 DAMSPRS,PA,Jugoslavija,1977,Fascikla.78,Dosije.7,Broj.418039。塞尔维亚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 DAMSPRS,PA,Jugoslavija,1977,Fascikla.78,Dosije.7,Broj.418039。塞尔维亚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 DAMSPRS,PA,Jugoslavija,1977,Fascikla.78,Dosije.7,Broj.418039。德鲁洛维奇显然认为,余湛所说的“邀请是在毛泽东生前发出的,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不是事实。作为驻华大使,毛泽东与比耶迪奇会面时,德鲁洛维奇在座,会谈内容他应当知道。此后,毛泽东如果向铁托发出访华邀请,应该也必须通过他向南斯拉夫方面进行转达。所以,他在谈话中对余湛关于“最高层级”就是邀请铁托访华的说法提出疑问。就余湛来说,他的任务是向德鲁洛维奇转达中方邀请铁托访华的愿望。既然两次向南方转达“最高层级”的意思,用“邀请铁托访华,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一语来解释,顺理成章,既可以避免德鲁洛维奇继续纠缠,也可以使他相信中方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是衔接的,是延续毛泽东外交路线的。值得注意的是,德鲁洛维奇在这份报告结尾处提及:1976 年 12 月底,铁托在同他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示,如果中国方面传递出邀请铁托访华的讯息,要向铁托本人通报。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其一,证实毛泽东生前没有向铁托发出过邀请;其二,基于对中国国内局势变化的观察,铁托认为在此问题上中方的态度很可能会发生改变。看来,铁托也认为,中方邀请他访华为时不远。概言之,南斯拉夫解密档案的相关内容可以反证“邀请铁托访华,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不是事实。在邀请铁托访华以及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等问题上,中方也需要让南斯拉夫方面充分理解相关决策的真实意图。用“邀请铁托访华,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来回应南方的质疑,既可强调中方对南外交政策的延续性,也有利于减少协商铁托访华事宜过程中的枝蔓,达到中方的决策目标。三前文已断言“邀请铁托访华,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一语查无实据,而这又是“通知”和“宣传提纲”两份中央文件特意强调的,对此该如何解释?笔者认为,这是当年中共高层在邀请铁托访华和考虑恢复中南两党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策略,目的在于促使党内外干部群众从思想上“转弯子”。从文本上看,“通知”和“宣传提纲”中的“邀请铁托访华,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一语,不是毛泽东与比耶迪奇会谈的内容,而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共内部文件中才出现的解释性话语。值得注意的是,前引“谈话提纲”的用语是“我同南恢复党的关系,毛主席在生前就曾考虑过”。“考虑”恢复两党关系和“决定”邀请铁托访华是两码事。“谈话提纲”的用词很谨慎,应该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毛泽东与比耶迪奇的谈话内容。此外,有资料显示,南共联盟曾多次试探恢复两党关系,铁托甚至亲自托人向中共领导人转达口信,但限于各种原因,中方未能及时作出回应。这也说明,关于毛泽东生前就曾考虑过恢复两党关系的说法,旨在为之后中共高层的相关决策作出恰当解释。841中共党史研究 参见 毛泽东主席会见比耶迪奇主席等贵宾,人民日报 1975 年 10 月 9 日。有一份南斯拉夫档案提到,1974 年 12 月,余湛在从阿尔巴尼亚访问南斯拉夫时,毛泽东亲自授权他向铁托发出邀请。由于他没有机会在南斯拉夫发出(铁托没有收到邀请 原始档案注),因此他将邀请转达给南驻华大使。参见 中国内外政策新动向(1977 年 11 月 9 日),南斯拉夫档案馆藏,档案号 AJ,837,KPR,I-5-b/55-6,Kina。按:这份文件讲述的也不是事实,因为前引德鲁洛维奇与余湛的谈话已经否认。塞尔维亚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 DAMSPRS,PA,Jugoslavija,1977,Fascikla.78,Dosije.7,Broj.418039。在德鲁洛维奇提交这份报告后的第五天,南外交部部长米洛什米尼奇指示他拜访余湛,并告知中方,如果铁托总统收到正式邀请,可于今年 8 月底 9 月初访华。4 月 20 日,经授权,余湛向南方转达华国锋的口讯:中国国务院邀请铁托总统在最适合他的时间访问中国。参见塞尔维亚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 DAMSPRS,PA,Jugoslavija,1977,Fascik-la.78,Dosije.7,Broj.418039;DAMSPRS,PA,Kina,1977,Fascikla.83,Dosije.10,Broj.422377。前引“通知”明确提道:“至于目前不立即同南正式恢复两党关系,主要是避免弯子转得太急,使我有足够时间在国际国内做好工作。”参见孔祥琇:耿飚传(下),解放军出版社,2009 年,第 225 页。进一步的问题是,“谈话提纲”的表述为何与“通知”和“宣传提纲”不一致?笔者认为,这一问题也很好理解。“谈话提纲”是中联部、外交部为党内同志与其他党派和友好人士谈话时准备的参考材料,不是党内公开文件。而“通知”和“宣传提纲”则是转发全党并要求传达到党外的文件,故而这两份文件加上“邀请铁托访华,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一语,是向党内外解释铁托访华一事的策略需要。就国内情况来说,当时中共中央决定主动邀请铁托访华,积极恢复中南两党关系,需要对国内环境予以认真考量。1955 年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后,中国和南斯拉夫建交,党际关系来往密切。1958 年,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轩然大波,两党、两国关系随之受到影响。中苏论战期间,中共中央接连发表九篇评论文章,其中第三篇就是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伴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逐步改善,这才有了 1975 年中方邀请比耶迪奇访华的举动。虽然比耶迪奇访华开启了两国高层互访,但是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未完全恢复。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打开外交新局面,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开始考虑调整对外关系。调整的依据就是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以及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外交路线和政策。据耿飚回忆,中联部认为,在同共产党中的老党恢复关系问题上,以南斯拉夫为突破口最为有利;要实现这一“突破”,我方应主动邀请铁托访华。“通知”说:“我同南建立两党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南的反霸斗争,抵制苏修在巴尔干的侵略和扩张,扩大我在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影响。”这说明决策者在考虑恢复中南两党关系问题时,把南斯拉夫纳入了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对象范围。但是,在中南两党关系恢复问题上,参与其事的李一氓曾回忆说:“国外国内总还有一些人不大赞成。当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阻力是很大的。”所谓“阻力”应指当年由意识形态批判所形成的对南斯拉夫的刻板印象和教条思维。党内一些干部思想不通,普通民众更是如此。铁托访华前,北京街头甚至出现了张贴大字报的抗议举动。因此,中共领导人作出邀请铁托访华的决定后,就需要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进行一些说服工作,即思想上的“转弯子”,这也是中央为此事既发“通知”又继发“宣传提纲”的原因。两份文件引述毛泽东在会见比耶迪奇时对铁托的赞扬和问候,并着重加上“邀请铁托访华,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一句,意在表明党中央作出邀请铁托访华、同南共联盟恢复关系的决定,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并未背离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时代氛围中,这无异于是达到“转弯子”的一条捷径。这一点,参与其事的乔石看得很明白:“毛主席的话摆在那里,不需要作更多的解释”,“考虑同南共联盟恢复关系就比较好办了”。(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 吴志军)9412024 年第 1 期中联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 上册,第 19 页。关于国际共运的一些问题 李一氓同志十月九日在军事学院的报告,济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宣传通讯 1979年第 27 期。参见塞尔维亚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 DAMSPRS,PA,Kina,1978,Fascikla.86,Dosije.1,Broj.411560;,A.(1979).Veliki zaokret,Zagreb:Globus,p.130。中联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 上册,第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