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再造：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运行逻辑.pdf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 0 2 4 年第1 期DOI:10.16029/ki.1008410X.2024.01.008关系再造：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运行逻辑?孙强强摘要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坚强的引领作用。基层开展的“共同缔造”或“熟人创建”等治理实践的深层逻辑在于，基层党组织是以“关系”为切入点，探索“关系激活一关系联结一关系治理”的关系再造路径，形成关系联结型治理模式。关系再造需要激活社区的价值要素、组织要素、情感要素、利益要素和制度要素，通过关系联结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提供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信任、治理动能和治理规则。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运行逻辑在于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进关系要素的激活生成，组织驱动和制度嵌入推进关系联结的高效运行，情感动员和利益整合推进关系网络的治理修复。【关键词 关系联结型治理；基层党组织；社区治理共同体；关系再造；关系治理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8-4 1 0 X(2024)01-0078-10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维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纽带和传统的社会团结机制发生了暂时性断裂，导致基层治理出现社会关系松散、团结互助减少、居民纠纷增多、公共意识不足等难题。在此情形下，如何联结社会关系，推动社会团结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2 0 1 9 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大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体现了国家对基层治理的意志和导向，为促进基层社会紧密团结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方向。社区是重塑社会关系，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载体，是推动关系联结、社会互助的重要平台，是推动和体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最佳场域1 。因此，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成为研究的重点，其目标指向是实现治理性团结，即治理体系通过体系化的联结机制将社会的各方主体联系起来，使之具备共同开展集体行动的潜力 2 (P403）。当前，党领导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基本共识，通过发挥“政党融入社会”3 、“政党引领社会 4 和“政党激活社会 5 的作用，在社区内部基本形成了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多元治理格局。研究主要围绕三个视角展开。一是“嵌人一适应”视角。基层党组织从组织覆盖和党员吸纳、外部组织化和内部组织化双重层面 6 ，通过组织嵌人、党员嵌人、合作嵌人、规则嵌人、关系嵌人等形式将党的领导融人社会治理，并通过分类嵌人的方式提升治理的适应性。二是“动员一参与”视角。基层党组织通过网格化政策动员 7 、梯度情感动员 8 、整体党委动员机制和差别化动员 9 等方式激活收稿日期：2 0 2 3-1 0-1 3作者简介：孙强强（1 9 8 9 一），男，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讲师，博士，河南郑州4 5 1 4 6 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党员干部精神状态提升研究”（批准号2 2 BKS09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78社区治理主体参与动能。三是“整合一团结”视角。基层党组织通过政治整合、组织整合、资源整合、技术整合等方式规范网格化运行 1 0 ，并对社区成员进行利益、组织和价值的整合，进行技术、资源和角色的多元赋能 1 1 ，开展“共同缔造”，推进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内部团结。既有研究实现了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五个转向：在治理主体上，实现了从一元治理到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多元共治的转变；在治理方式上，实现了从刚性管理到柔性治理的转换；在治理场域上，实现了从单一类型社区到多类型社区的转变；在治理逻辑上，实现了从政治引领到生活引领的转化；在治理机制上，实现了从外部整合到内部融合的转变，为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但这些研究过多关注政策、资源、技术、情感等要素的作用，对要素如何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基本问题解释力不强；更多关注基层党组织的外部整合策略，对社区内部的复杂关系关注不够，对这些构建策略如何与关系互动缺乏深入分析。部分学者也关注关系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作用，提出“集成式联结”1 2 、“拟熟人关系”1 3 等概念，但更多从理论阐述和个案研究中讨论，无法实现从特殊到普遍的突破。此外，在实践中生成的创新治理行动，缺乏从整体角度探讨治理规律，限制了治理经验的扩散。基于此，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发展需要拓展两个方向。一是理论上回归共同体的内核。重视关系在治理共同体形成中的基础作用，分析关系的治理功能，讨论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关系再造构建“关系联结型治理共同体”，并阐释其运行逻辑。二是实践上回应地方性经验如何向外扩散的问题。突破个案研究局限，将地方实践中的同类创新进行整体分析，提炼通约的治理模式。那么，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关系再造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以关系为起点形成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运行逻辑是什么？本文以基层广泛推进的“熟人创建”和“共同缔造”等同类型社区治理创新为整体分析对象，以关系为切人点，提出“关系激活一关系联结一关系治理的关系再造路径，总结通约性经验做法，提炼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关系联结型治理”模式。二、关系联结型治理：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目标指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具备三个关键要素。一是坚强的领导核心，即建设主体。在基层治理中，只有基层党组织能通过权威嵌人、资源整合和组织动员来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二是联结的社会关系，即建设客体。社区内部关系是复杂的，其联结形态有“机械联结”和“有机联结”两种，前者形成单一和松散的关系网络，后者形成多元和紧密的关系网络，只有后者才能成为共同体的有效载体。三是公共的集体行动，即建设目标。社区成员的利益诉求是多元的，呈碎片化状态，导致维护利益的行动也是多样的，其结果影响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发展。如果社区能够整合多元利益，为成员提供稳定的行动网络，则容易形成追求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以此不断强化成员对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和情感依赖。从这个意义来说，关系是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逻辑起点，基层党组织通过关系再造，构建关系联结型治理共同体，为社区成员提供公共的价值理念、稳定的组织体系、充分的情感支持、整体的利益诉求和完善的制度保障。（一)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核：从关系到关系再造在实现关系联结型治理共同体目标前，需讨论一个基本问题，即共同体的本质是什么？“共同体”一词最早可追溯到拉丁文“communis”，意指“普遍”“共同”,可以理解为由某种共同的纽带联结起来的生活有机体。滕尼斯提出共同体是由血缘、亲族等为纽带“自然形成”的具有共同意识的有机体，是依靠自然情感、共同习俗联系起来的相互守望、休戚与共的统一体。按照他的理解，共同体是基于人们“本质意志”而形成的亲密和单纯的共同生活，是一种“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 1 4(P53）。鲍曼也指出，共同体是“一个温暖又舒适的场所 1 5 (P2），在共同体下，人们可以相互依靠，彼此温暖。因此，共同体的本质是成员基于共同性特征和共同性关系纽带缔结形成的一种内在紧密且持久的存在状79态，共同体反映着成员之间的关系。共同体从理论源起看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性是其本质属性 1 6 。关系是共同体的内核，是共同体形成的内部基础。“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虽由个体组成，但社会超越个体，是个体联结的总和”1 7 。人们因关系凝聚成社会，也形成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必须要有一群个体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网络，而且是彼此之间相互强化的关系，这构成共同体的重要特征 1 8 。关系对于共同体的形成至关重要，但有了关系，并不是自然就可以形成共同体，还需要通过关系再造，为个体或共同体注人价值、组织、制度、利益、情感等要素，使个体关系得以多向流动，相互联通、组合，成为复杂的关系网络，并生成基于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才能进一步演化为多种共同体形态。社区具有共同体的基本要素与形态。从外部形成看，社区是单位制解体后行政编组的一种替代方式，是政党整合和制度安排的“地域共同体”。从内部运行看，在关系叠加效应下，社区仍存在血缘、情缘等亲密社会关系，是具有共同体意识与群体情感的“关系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超越传统的共同体形态，其内部关系极其复杂，涵盖基层党组织、居委会、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等多元主体。在行政化、非人格化、利益化的裹挟下，这些关系时而独立，时而交融，时而紧张，时而合作，给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如何激活关系、联结关系、治理关系成为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任务，这个过程就是关系再造，通常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关系激活。基层党组织为社区注入价值、组织、情感、利益和制度五种关系要素，使社区内原本“沉睡”的关系流动起来，无序的关系得到整合，最大限度激活关系的正向作用，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奠定足够的关系基础。二是关系联结。社区治理共同体像一张由各种关系紧密联结的网络，每一个网络节点都是关系有机联结形成的。基层党组织是理顺不同主体间关系堵点的关键，引导关系联结的方向，确保社区内分散的关系联结形成公共的关系网络。三是关系治理。关系是时刻流动的，容易导致关系网络的联结点出现关系脱离，影响关系网络的稳定。基层党组织对关系网络进行调整修复，提升关系网络的韧性，使关系网络既能自成体系又能形成强大聚合力，进而形成关系联结型治理共同体。(二)关系联结型治理：一个基于“关系”的治理概念及其解释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基层党组织通过关系再造，引领多元主体间形成有机团结、亲密友好的合作关系，不断凝聚价值共识，生成追求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然而在实践中，由于主客观原因，社区治理中各主体间出现了“关系疏离”。一是国家治理展现“关系刚性”。为了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社会稳定治理的目标，促进国家和社会高度融合，一度采取“去关系化”的管理方式，通过政策指导确定社区的规模和类型，使原本毫无“关系”的人们生活在相同的地域空间，形成松散的“空间共同体”。二是社区治理呈现“关系悬浮”。对于单位制解体后遗留的老旧小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原本居民间具有的亲密情感关系和价值关系逐渐消解，变为陌生的“熟人”关系。对于新型商品房社区，居民没有亲密的情感关系，缺乏共同的价值共识，呈现熟悉的“陌生人”关系，难以形成有效的互动关系。三是价值理念出现“关系鸿沟”。在现代化进程的家户分离中，传统的血缘纽带、地缘情感、道义伦理等公共关系对居民影响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利益、个人权利等，由此引发居民公共意识薄弱、参与精神不足、公共关系缺乏，增加了治理压力。因此，如何通过关系再造，更好地把“关系”作为一种媒介和资源进行激活、联结和治理是紧要工作。关系再造之所以能够成为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可行路径，是因为“关系”具有五个特征。一是关系具有异质性。社区治理共同体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单一共同体，而是根据内部关系类型的差异形成的多样化的治理共同体。比如，居民由利益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由情感关系形成情感共同体等，这些共同体并不是排他的，而是因关系的流动和重组具有开放性。二是关系具有治理性。关系是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良好的关系属性可以为治理主体提供充足的治理资源和丰富的治80理手段。对于不同的关系类型，需要展开对“关系”的治理，调整关系结构，推进关系联结，优化关系网络，实现对不同“关系共同体”的有效治理。三是关系具有组织性。在社区治理共同体内部，“关系”通过有机联结和制度规范，,形成不同类型和功能的组织，进而实现关系的相对稳定。四是关系具有互惠性。“关系”不是冰冷的，而是在互惠的基础上温情脉脉，如血缘关系具有情感互惠，地缘关系具有合作互惠，利益关系具有经济互惠，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也离不开内部关系的互惠，有了互惠，关系就可以联结，就会产生共同利益。五是关系具有强韧性。“关系”不是脆弱的联结，而是具有强韧性，能够承受来自内外部的压力，不仅强调社区成员因血缘、地缘所建立起的关系网络，也强调通过关系网络的巩固不断增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1 9 。关系韧性越强，关系网络中成员间形成的彼此联结就越紧密，越容易生成基于团结合作的行动意愿，维护治理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关系联结型治理”概念，基层党组织以“关系再造”推进社区治理过程中，为社区和居民注入或激活价值、组织、情感、利益和制度等关系要素，通过关系联结的方式，柔性地将多元治理主体吸纳到关系网络中，通过关系治理实现关系要素的高度融合，进而形成强韧性且富有活力的关系联结型治理共同体。一是它的治理基础是关系要素。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既有关系基础上，通过动员、下沉、吸纳、培育等方式向社区注人关系资源，社区容纳的关系要素越丰富，越容易形成共同体。二是它的治理途径是关系联结。基层党组织通过价值引导、组织协同、情感召唤、利益联动、制度契合等方式，将注人社区的关系要素及其关系主体进行整合，建立价值联结、组织联结、情感联结、利益联结和制度联结等机制，关系联结越紧密，其形成的共同体韧性越强。三是它的治理目标是形成以关系网络为载体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基层党组织将注入的关系要素联结为价值共同体、组织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制度共同体，通过基层党组织的有效统合形成融合稳固的治理关系网络，即关系联结型治理共同体。三、找回关系：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通约性实践近年来，各地在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形成诸多创新实践。比如，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在2 0 1 1 年提出创建“熟人社区”计划，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总结了丰富的“创熟”经验并向全国基层扩散，形成了以南京市红梅街道凯旋城社区“熟人社区十自组织”的微治理为代表的实践样态。“共同缔造”的实践经历了“云浮模式”“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幸福沈阳共同缔造”和“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的实践发展，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协商共治”的城乡治理体系，动员群众“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凝聚社区共识，塑造公共关系。无论是创建“熟人社区”还是开展“共同缔造”，都旨在重建家园归属感与认同感、责任精神与公共精神，为现代化社会治理基础重构社会关系，以提高社区的有效治理 2 0。这些创新实践的深层逻辑在于，基层党组织以“关系”为切人点，按照“关系激活一关系联结一关系治理”的关系再造路径，通过价值、组织、情感、利益和制度等五方面的关系联结，集聚治理要素，在多元主体间建立共同治理的团结关系，重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态。（一）注人价值要素，以价值联结提供共同的治理理念共同价值理念是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和前提。情感疏离和关系冷漠增加了人际交往的障碍,加之社区工作行政化倾向加重，居民的自治理念遭到解构，出现“群众围观”现象，增加了基层治理成本。破解此难题的关键在于基层党组织要向社区居民注人公共认同的价值要素，引导居民重塑价值理念，夯实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心理基础。在实践中，基层党组织运用“党建引领”和“协商民主”两种方法重塑居民价值理念。一是持续锻造“过硬支部”。按照“好书记”和“好班子”的要求，带头投身文明城市创建、居民纠纷调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等工作，接受居民监督。开展“党员联系户”活动，要求所有党员“亮身份、明职责、联81络户”，党支部书记带领党员定期走访居民，精准了解需求，及时解决困难。二是推进“民主楼栋”建设，推行议事协商工作法。号召楼栋内党员或有威信的居民担任“楼栋长”，针对楼栋共同利益、居民矛盾等问题，召集楼栋居民开展协商，鼓励居民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小事不出楼栋”的治理目标。基层党组织向社区注入党建责任、协商民主等价值要素，使原本价值出现分歧的居民逐渐走向价值联结。以“过硬支部”为引领，实现居民对基层党组织的信任，联结了居民和基层党组织间的价值关系；以“楼栋协商”为指引，增强居民对民主治理的期待，联结了居民间的价值关系。居民形成社区治理的价值共识，即坚持基层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引领，坚持运用民主治理的方法推进社区治理。（二)激活组织要素，以组织联结提供稳定的治理结构共同体是由不同的组织关系联结而成的，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把不同关系属性的人组织起来，形成稳定的组织关系。社区作为基础性治理单元，它是一种空间组织，居民生活在其中，但由于缺乏充足的情感联系，居民间、居民和社区间情感信赖关系薄弱。要在社区既有空间基础上，重塑或激活内部的组织关系要素，将分散的个体吸纳到组织关系中，提升居民对社区的信任。基层党组织以优化党组织架构和培育自治组织为抓手，重塑社区组织体系。一是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原则，重塑基层党组织。横向上，建立社区党组织、事业单位党组织和“两新”企业党组织联动机制，确保党组织间共享治理资源。纵向上，建立“社区党组织一网格党支部一楼栋党小组一党员中心户”基层党组织体系，确保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二是开展社会自治组织培育工作，激活居民内生组织关系。通过发挥退休干部、才艺人、热心人等群体的作用，形成矛盾调解、爱心助人、文艺社团等自治组织，并要求党员协助其制定活动计划、解决活动困难。此外，在社区建立“爱心超市”积分兑换机制，按照“富裕居民、组织居民、服务居民”的原则，以服务次数和服务时长为标准，为居民兑换日用品，激发了自治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关系”不会自然形成组织，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组织功能实现组织关系联结，组织体系越严密，组织功能发挥越好，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就越密切。培育自治组织关键在于党的组织功能激活服务功能，党员嵌人自治组织，可以规范组织运行，强化了居民间、居民和党组织间的相互信任。将松散的人际关系联结为紧密的组织关系，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稳定的治理结构。（三）凝聚情感要素，以情感联结提供真诚的治理信任共同体不是冰冷的组织体系，而是打造充满温情的“家”，这需要重视情感要素。情感是稀缺的社会资源，能够融合社会关系，是珍贵的治理资源，能够增加治理柔性。在社区治理共同体中，人际、人和组织间的情感并不是完全自发生成的，需要外部“创建”，要将情感要素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和治理工具，不断强化情感关系联结，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信任来源和治理策略。基层党组织通过落实情感沟通机制和搭建情感交流平台，联结居民情感要素。一是推行“领导干部普遍直接联系群众”机制。社区党支部书记带领“两委”成员、网格支部书记、党员成立情感联系服务队，定期到居民家中走访慰问，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难题。在微信群中及时回复居民服务需求，提升情感交流的效率和质量。二是打造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平台。按照“办公最小化、便民最大化”的原则，为居民提供书法学习、文艺演出、节日互动、养老助餐等情感交流服务，提升居民间的情感关系。同时，推行“最多跑一次”和“一次也不跑”政务和生活服务，对于证件办理、证明开具、补助领取等工作开展一站式贴心服务，对于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开展证件代办、上门办理等服务，提升不同群体对基层党组织的满意度。基层党组织运用情感治理，构建了以情感为基础的关系网络，系紧了居民与基层党组织间的情感纽带。党员联系机制柔化了基层党组织的治理形式，使居民感受到党的温暖。党群服务中心服务功能的发挥为居民间情感升华提供了有效载体。即时互动的数字沟通平台使“熟悉的陌生人”重新联结82聚拢，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稳固的情感基础，提供了真诚的治理信任。（四）整合利益要素，以利益联结提供强劲的治理动能利益要素为共同体的形成提供物质基础。成员间若有相似利益目标且利益差距较小时，可以形成较强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共同体的发展。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整合居民间差异化的利益目标，通过疏通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开展利益矛盾的纠纷调解，实现利益关系联结，建立协调可持续的利益生产与分配机制。基层党组织通过调解居民利益矛盾和整合多元利益主体关系，增强社区居民向心力和凝聚力。一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内推行邻里议事协商机制，动员街坊邻居参与纠纷调解，通过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程序，确保居民纠纷得到及时化解。二是推进“党建联盟”和“红色物业”建设。基层党组织联结辖区内“两新”企业、事业单位、“两代表一委员”等，成立“党建联盟”,形成企业帮扶社区的常态机制，作为回应，基层党组织为其提供党员培训、政策对接等服务。指导辖区物业公司成立“红色物业”，破解社区同物业公司、居民等的利益矛盾，形成基层党组织、物业公司和自治小组合作共治的局面。成员间具有共同利益才能形成集体行动的驱动力。基层党组织从内外部整合居民碎片化的利益。从内部看，基层党组织以民主协商为方法，为居民搭建矛盾调解的平台，使居民能够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从外部看，基层党组织理顺了社区治理中的资源关系、权利关系和利益关系，形成了多元主体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治理格局。凝聚多元主体的利益，才能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劲的治理动能。（五)耦合制度要素，以制度联结提供韧性的治理规则制度为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提供秩序规范，是共同体的重要保障。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形式，正式制度指人们有意识建构起来并通过正式方式作出的安排；非正式制度指社会关系在不断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习俗等。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难点之一就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间存在较强的治理张力，推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耦合，实现制度联结是必要之举。基层党组织采用“融入”和“嵌人”两种方式实现制度的关系耦合。一是在正式制度中融入非正式制度，提升正式制度的有效性。比如，基层党组织借助“社区邻里日”活动，凝聚居民情感关系，实现公共政策宣传。在议事协商制度的落实中，运用人情关系、面子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培养居民公共精神。二是在非正式制度中嵌入正式制度，提升非正式制度的适应性。在自治组织建设中，基层党组织帮助其建立规章制度、募集活动资金等，使其由非正式走向正式。此外，将积分兑换制度贯穿于居民志愿服务，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规范有序的制度可以保证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权威。对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者来说，基层党组织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党的治理政策有效传达并转化为具体真实的利民行动，提升居民对制度的认同，对基层党组织的信赖。对社区居民来说，他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制度渠道，充分表达利益诉求，提出意见建议，为居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提供规范准则，促进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良性发展。四、迈向关系联结型治理共同体：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关系再造逻辑社区治理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关系联结的治理共同体。社区治理面临关系疏离、关系缺失、关系紧张、关系冲突等“关系困境”，极大地制约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韧性建设。破解“关系困境”的有效方法是重视关系的治理价值，通过关系再造，联结社区内外的价值、组织、情感、利益和制度等关系要素，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充满韧性的关系网络和关系资源。关系联结型治理共同体强调关系的内核作用和治理价值，重视关系的生成、联结和修复，其治理目标是在社区治理共同体内部形塑形态83复杂且组织有序的关系治理网络，关系网络集群越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态就越丰富，内部韧性就越强且越充满活力。（一)关系要素的激活生成：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多元治理主体在丰富且稳定的关系环境中达成行动共识，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挥好政治引领、组织引领、作风引领、服务引领、机制引领五种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注人或激活关系要素，确保社区内部形成的稳定关系是相互支持的而不是彼此对抗的，是拥护的而不是反对的，是合作的而不是分离的，为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奠定关系基础。基层党组织对关系要素的激活生成起着引领作用。一是政治引领提升价值要素的公共性。价值要素是隐性的，但可以为共同体的形成提供思想共识。统一且科学的价值观会规范居民的思想和行动，使其能在法律框架和公序良俗的范围内实现共同目标，促进共同体的良性发展。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是通过思想文化理论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引导居民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居民的法治思维，提升价值要素的公共性。二是组织引领提升组织要素的全面性。组织要素承担着把居民聚集起来，使其行动起来的任务，为共同体的形成提供稳定的行动结构。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引领是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组织体系，优化组织运行体系，充实组织人员配备，提供组织运行资源，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确保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吸引和号召各类社会组织围绕在基层党组织周围，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三是作风引领提升情感要素的持久性。基层党组织的作风引领是党员干部以身作则，运用情感治理的方式，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开展“敲门行动”与慰问活动，不断拉近与居民的距离，提升居民对党员的信任，激活了居民对基层党组织的情感依赖。四是服务引领提升利益要素的整合性。碎片化的利益矛盾带来共同体的分裂，整合性的公共利益带来共同体的发展。利益的整合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引领。服务引领体现在探索议事协商机制，积极化解居民纠纷矛盾上，为居民营造和睦的治理环境；体现在推进政策对接机制上，为辖区企业、弱势群体等提供政策讲解服务、业务帮办服务、公益服务等，以高质量的服务整合差异化的利益诉求，形成利益共同体。五是机制引领提升制度要素的系统性。系统且高度融合的制度要素可以使共同体脱离组织无序的困境，规范共同体成员的行动质量，走向制度韧性的共同体。基层党组织的机制引领，就是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中优化党组织运行机制、推进党员联系群众机制、建立志愿服务机制，不断丰富和完善正式制度，借助社区居民公约，激活和规范各种非正式制度，实现制度关系的有效耦合，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规范化运行提供保障。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关系要素的激活和生成，是推进关系再造的基础，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关系媒介。形成稳定的治理共同体，就必须有一种能够对散乱无序或冲突制衡的关系进行有机整合的力量，而只有中国共产党具备这种整合力量。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形成了党建引领的发展模式，在多元治理格局中，具有高度认同的政治权威。这种政治权威可以使基层党组织在激活关系要素的过程中获得足够的组织支持、资源聚集和群众信任，引领公共价值、优化组织体系、整合利益矛盾、强化情感联结和规范制度运行。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依托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模范先进的党员群体，在复杂的治理关系中，具有力挽狂澜的政治能力。这种政治能力可以有效动员各类组织、群体激活彼此的关系要素，通过价值引导、组织形塑、利益调解、情感互动和制度耦合，实现各种关系要素的有效生成。（二）关系联结的运行规范：组织驱动与制度嵌入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维系和发展依赖关系要素的有机联结。基层党组织发挥引领作用，成功地激活和生成了五种关系要素，但这些关系要素间缺乏关系互动的动力和纽带，需要外部力量进行整84合。为避免激活的关系再次“消散”，基层党组织需要通过组织驱动和制度嵌人两种机制安排，保证关系要素有效联结和高效运行，形成稳定发展的关系网络。组织驱动是基层党组织发挥组织功能，在社区建立组织行动体系，为关系要素走向联结提供稳定的运行结构。一是为价值关系联结提供传播渠道。基层党组织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向党员传达公共价值，广大党员通过党员联系群众活动向居民面对面传播相关知识，实现了公共价值的广泛传播，凝聚了居民的价值关系。二是为组织要素联结提供实体支撑。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吸纳、组织优化、组织规范等过程，在社区形成了纵横复杂的组织关系网络，形成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形式丰富的社会组织，确保零散无序的组织要素得以整合，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奠定基础。三是为情感要素联结提供精准服务。基层党组织以党群服务中心为平台，凝聚多元治理主体的资源，促进党组织同居民的情感交流。基层党组织通过开展文艺演出，丰富居民生活；开展邻里活动，融洽居民关系；开设社区食堂，减轻居民负担等方式，把“讲感情”运用到服务全过程，提升了居民对基层党组织的情感依赖。四是为利益要素联结提供整合平台。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建立“红色众筹”“邻里协商”等平台，整合多元利益主体间碎片化的利益需求，弥合利益分歧，使不同利益主体凝结为利益共同体，进而将资源下沉到社区，更好地实现居民的公共利益。五是为制度要素联结提供运行机制。基层党组织在正式组织内建立了党员联系机制、情感交流机制、议事协商机制，在社会非正式组织中建立了邻里互动机制、物质激励机制等，以机制互动推动制度要素的有效联结。制度嵌人是基层党组织在尊重社区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正式制度，并将制度融入和嵌人关系要素，使零散化的关系要素呈现规范化状态。一是规范价值要素联结。基层党组织在老旧小区改造、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中高度关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议事协商的高质量推进、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情况等，并结合实际细化实施规则，确保公共价值理念规范运行。二是规范组织要素联结。基层党组织严格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开展领导干部普遍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实行干部包片、党员联户制度等，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制定党员帮扶自治组织机制、积分兑换机制等方式，规范自治组织的运行。三是规范情感要素联结。基层党组织在运用情感治理的过程中，为避免“说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情感联系机制中加人追责制度，建立党员干部人户走访的频率、解决问题的事项等台账，确保党员干部能带着感情开展群众工作。四是规范利益要素联结。基层党组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区建立矛盾调解制度，化解居民纠纷。建立“党建联盟”，引导多元主体形成合力，实现利益共同、资源共享。五是规范制度要素联结。基层党组织为提升制度运行的有效性，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进行有机融合，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韧性的规范准则。组织驱动和制度嵌人确保了关系要素的有机联结和规范运行，是关系再造的关键，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关系保障。组织驱动是基层党组织组织优势的体现，可以为关系要素的激活提供实体支撑。基层党组织通过横向的组织整合和纵向的组织体系，推进了价值传递、组织优化、利益整合、情感沟通和制度融合，提升了关系要素的运行效率。制度嵌人是基层党组织制度优势的体现。制度的创制与实施是基层党组织保证政治权威和政治能力的有效抓手，基层党组织在调查研究、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正式制度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同时注重非正式制度的灵活性、普遍性，使关系要素的联结遵循制度约束，提升关系要素的运行质量。组织驱动和制度嵌入是相辅相成的，严密的组织形态为制度嵌人和作用发挥提供载体，完善的制度设计为组织驱动的有效性提供保证。基层党组织必须建强组织体系，优化制度实施，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组织力量和规范准则。（三）关系网络的治理修复：情感动员和利益整合情感动员是基层党组织运用情感治理的方式，动员多元治理主体持续投人治理资源，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修复关系网络运行中关系要素脱离、关系联结无效等问题。一是修复价值分歧。基85层党组织在开展党的理论宣传、思想教育和民主实践过程中，将情感要素引人学习实践，如开展邻里“小板凳”议事、邻里互助节、政策大家谈等活动，寓教于乐，对错误的观念进行引导，确保居民养成正向且公共的价值观念。二是修复组织离散。基层党组织通过关爱党员生活、开展政治生日、“七一”慰问等活动，凝聚党员向心力，织密基层党组织体系，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依托积分兑换机制激励居民和自治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微信群建立虚拟组织空间，确保社会组织运行高效。三是修复情感疏离。基层党组织加强对弱势群体、信访群体的关心关爱，通过送餐代管、意见征求和心理疏导等方式提升其对社区治理的支持，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四是修复利益矛盾。基层党组织在化解居民纠纷时，充分尊重居民意见，在议事协商中运用拉感情、讲道理等情感动员方式，充分协商，合理化解矛盾纠纷。五是修复制度悬浮。正式制度在落实中可能因不适应社区环境而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基层党组织可以运用非正式制度中的情感要素，增强正式制度的柔性，以使正式制度更好地服务于社区治理。利益整合是基层党组织通过协调矛盾、凝聚优势、项目下沉等方式聚集公共利益的过程，其本质是引导多元治理主体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共识的目标取向。一是培养协商价值理念。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关系网络，为避免利益分化导致关系破碎，基层党组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群服务中心等平台为社区治理主体传播协商思想，宣传民主理念，并通过议事协商实践活动，培养多元主体养成协商习惯。二是强化组织共建。健全且合作的组织体系可以为利益整合搭建平台。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为抓手，以组织关系为媒介，在横向上成立“党建联盟”,开展组织共建，在纵向上开展组织下沉，将基层党组织的力量嵌人其他组织，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促成利益协调整合，确保社区规范有序、健康发展。三是最大化促进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事关社区居民的福，但一些重大的民生项目，单凭社区自身力量难以实现，这就需要基层党组织向上争取项目资源，比如城市更新项目、完整社区建设项目、邻里中心建设项目等，这些项目资源可以提升基层党组织为民服务质量，促进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四是完善制度规则。制度是利益有效整合的保证。基层党组织完善议事协商制度、情感联系制度、“三会一课”制度等正式制度，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积分兑换机制等非正式制度，以此实现利益诉求的合理表达和正确维护。情感动员和利益整合确保了关系网络的及时修复和良性治理，是关系再造的动力，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关系支撑。情感动员是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是团结社会的治理方式。基层党组织将情感要素运用到价值宣传、组织融合、情感联系、利益均衡和制度运行的过程中，发挥情感治理的优势，实现从政治刚性治理到生活柔性治理的转变，拉近人民群众对党的情感依赖。利益整合是党平衡利益矛盾的方式，是凝聚社会力量的策略。基层党组织为居民创建利益表达渠道、搭建利益协商平台、建立利益整合机制，不断整合多元主体的利益分歧，优化居民获取合法利益的方式，确保关系网络能够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更加紧密。情感动员和利益整合是基层党组织团结社区关系的重要策略，两者相互促进，良好的情感关系可以缓和利益冲突，利益的整合又可以强化彼此情感关系。实践中，基层党组织要善于运用情感治理，并将其融人矛盾化解、利益整合过程中，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稳定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参考文献：1陈秀红.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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