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致敬——重庆三大公共空间的美学呈现与历史经验.pdf

SUPPLEMENT/018回眸致敬重庆三大公共空间的美学呈现与历史经验INRETROSPECTANDPAYINGTRIBUTE-AESTHETICPRESENTATIONANDHISTORICALEXPERIENCEOFTHREEMAJORPUBLICSPACESOFCHONGQING文/陈荣华CHENRonghua大区建筑作为物质形态之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被超越甚至会消失，但大区建筑之风，即人民至上”的精神内涵却是永恒的财富。1前言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劳动人民文化宫、大田湾体育场馆是1949年后，由主政大西南的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主持修建的，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他们在领导全体军民“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的热潮中，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这三个项目正好对应了政治、文化、体育三个方面，成为以大区文化为主，兼具民国、陪都和抗战文化的基于史地维度的文化单元，它们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和保护，是十分正确、必要的，因而被重庆市政府列为本年度的“2 号工程”，足见其重要的程度（图1）。以往，大礼堂、大田湾体育场馆较为人所熟知，而文化宫较少引起学界的关注。事实上，文化宫是新中国建政初期为西南大区首府“重庆市劳动人民”提供的第一个城市公共服务产品。其主体建筑纯净抽象的建筑风格与装饰艺术相结合，生动而形象地展现了那个时期革命文化的风采，在当时的重庆独树一帜，但又不止于此。整个园区多样并存，显示了兼容并包的格局，无论从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值得更多的讨论。本文旨在探索三个项目在政治意涵与风格取向，或者说在价值诉求与美学呈现之间的关系，从而归纳出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普遍规律与历史经验。2价值诉求与美学呈现2.1大礼堂1949年1 1 月3 0 日，重庆解放。随即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两南军政委员会，管辖川、滇、黔、康（当时“西唐省”的简称）和重庆四省一市。鉴于“当时整个西南大区一级党政群机关经O19/SUPPLEMENT大田清体育场2人卫常苦于没有一个能够容纳较多人数的集会场所，而且招待外宾和过往干部的住房也经常捉襟见肘”，于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拨款2 0 0 亿元（相当于1 9 5 5 年3 月流通的新人民币2 0 0 万元左右），利用马鞍山和蒲草田的4 0 亩荒地，加上新征的5 0余亩土地，建设一座能够容纳4 0 0 0 人以上的大会堂，并附设一个招待所，以满足当时客观的需要。众所周知，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初名西南军政委员会大会堂）是著名建筑师张家德先生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巅峰之作。当时，作为新组建的国营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的一名组长，他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面对新政府形象表达的重大课题，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心集北京皇家建筑之大成，但采用全新的组合方式，建构起一座属于西南人民的“人民圣殿”。设计以天坛祈年殿的圆形三重檐赞尖宝顶作为中心礼堂的“皇冠”，将形似北京天安门的面阔九间的两重檐歇山屋顶的“步云楼”置于入口大厅的上方；而突出于前、水平舒展的南北翼楼“具有故宫午门的架势”，在这里却如巨人张开双臂，迎接前来开会、观演的人们。难能可贵的是，早在七十年前，张家德就将规划、建筑与地景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和设计，将山地建筑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也把“人民圣殿”的雄姿推高到顶峰。仔细解读大礼堂，我们不难发现，在体量组合、功能布局、空间调度、动线安排和结构技术方面，张家德更多地借鉴了西方建筑的经验，但在文化表达上则完全采用中国传统建筑语言，既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又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从而创造出巍峨壮丽、气势恢宏的人民大会堂，用民族建筑形式谱写出一曲新生政权的壮美赞歌。正是它高度契合了作为当时文化主体的广大军民的群体心态，做到了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因而受到当时三位主政领导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赞扬。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同志转达给这位未曾唔面的“聋子工程师”这样一份短信：“感谢他（张家德）所构思出来的大会堂，既庄严、宏伟，又有一种可以雄踞百年的气势，这正是我们所要的大会堂。”如今我们从远处警见、逐步走近、而后进入大礼堂时，在张家德设定的时空进程中，不期然地共鸣到了一种朝圣般的神圣感，“人民至上”的思想在此得到完美的呈现，让人不得不佩服张家德对建筑时空艺术的把握与创造（图2）。2.2文化宫文化宫是三大项目中最早动工的一个。1 9 5 0 年，在西南军政委员的一次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小平亲自提议修建文化宫。重庆作为西南大区的首府，又是工业城市，有着庞大的产业工人和各业劳动民众，应该有一个规模相当、设施齐全的文化宫来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他说：“重庆解放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打上了肉牙祭。这还不够，还要让人民打上精神牙祭。图1 礼堂、文化宫、大田湾体育场馆文化风貌保护设计导则总图图2 张家德手绘大礼堂投标方案立面效果图SUPPLEMENT/O203总体规划身瞰图4相关资料显示，公营重庆建筑工程公司在获得前川东师范学校旧址用地后，随即由公司设计部（后改为重庆市建设局设计处，即重庆市设计院前身）进行了精心的规划，主要建筑师为龚达鳞、庄人青等（图3）。为了贯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园区内大量质量较好的砖木结构建筑得以保留，略加修被赋予新的功能，对一些妨碍总体规划以及毁损严重的其他建筑则予以拆除。另外，新建了大门、大礼堂（即大剧院）图书馆、陈列室、红星亭、游泳池、露天舞台、大众茶社、餐厅、冷饮店、照相馆、小卖部、儿童乐图、观光动物笼舍等，并改建完善了区内道路系统、溜冰场、篮球场等原有设施。同时，增建各种花圃长廊、亭台水榭，并布置花木绿植。至此，文化宫成为重庆解放初期规模最大、设施最全、园景最美的城市公共空间，成为重庆市民美好生活的秀场。文化宫的建筑风格可谓多姿多彩，大体归纳，有以下几种。现代风格。如大门、大礼堂、红星亭等，整体大气、简洁明快而又不失庄重典雅。它们在纯净抽象的砖混结构形体上，施以米黄色斩假石，再结合装饰艺术，反复采用五星、红旗、镰刀、铁锤、齿轮、麦穗、钢笔、圆规、和平鸽、橄榄枝等组成精美的图案，以“粉塑”和浮雕的形式，用在建筑内外的墙、柱和天棚之上。其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开创美好生活的辉煌愿景与坚强信念。在大门额枋的正面是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宫名，背面则是建筑师龚达鳞手书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展现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的博大胸怀。欧洲文艺复兴式。主要体现在园林小品上，如红星亭旁边的十字花形喷泉水池，以及为遮挡挡土墙而设置的带花圃廊架的雕台等。建筑师用地道纯熟的手法呈现出欧洲古典园林建筑的形象与韵味，使劳动人民足不出渝，便能欣赏到西方艺术。普罗大众式。新建的展览室、游艺室、小会堂等，均为砖混结构小青瓦坡屋顶低层小楼，与普通民房无大区别，朴素、实用。它们与改作图书室的“中统楼”一起，为大众提供了历史文化与科技知识的精神食粮。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本区建筑群中心位置且与红星亭、喷泉池、交谊室同在一条轴线上的第一游艺室，其立面处理十分特别。在一个四坡屋面的二层小楼上，外加一个造型独特的浅色墙体，色彩及开窗形式、大小与“中统楼”相仿协调，由此可见，其北立面与同一轴线上三个小品在风格上更加和谐。这种不拘体例但彼此关照的灵活处理，反映了建筑师的整体意识与高妙手法。民族传统式。保留下来作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前川东师范学校教学楼之一就是“中国固有之形式”一一在砖混结构的屋身上，采用了传统飞檐翘角的歇山式大屋顶。而儿童乐园中的?亭更是四角赞尖屋顶的典型案例。山城特色园林景观。文化宫占地面积很大，地形地貌复杂丰富。除了众多的建筑之外，还有大量的室外活动场所。设计通过“在地性”“自然主义”的景观设计将所有元素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特别是在结合地形高差，创造特定场所与景观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如礼堂入口平台前结合地形设置了半下沉式广场，用高达两米多的梯道将两者连接起O21/SUPPLEMENTT5来，使大礼堂显得更加高大雄伟。又如依托崖壁修建的露天舞台，以及利用坡地形成的球场、泳池的看台等等，无不显示出建筑师对自然环境的顺应尊重和巧妙利用。2.3大田湾体育场馆在新中国刚成立之初，国民体质让人忧心，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加人民体质”的号召。1 9 5 0 年3 月，时任西南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贺龙同志从成都迁往重庆办公。他在视察之后说，“重庆有2 2 0 万人口，没有一个像样的集会场所怎么行？”于是重庆市政府发动机关干部和市民参加义务劳动，硬是把抗日战时期跳伞塔旁的小山推平，将弃土填入大田湾的沟之中，开辟出大约8 万m的群众集会广场。1 9 5 2 年五四青年节，在邓小平和贺龙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西南大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会在这里成功举办，小平同志专门题字“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运动会后，重庆市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此后，由贺龙同志亲自主持，在此修建了室内外体育比赛场馆和体委办公楼（图4）。建成后，也成为了当时东亚地区规模最大、最为先进，也是新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综合体育场馆，在重庆乃至全国体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几座建筑的设计人也是重庆市设计院的前辈建筑师们，他们分别是尹淮（重庆市设计院元老，曾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总工程师，后任重庆市设计院院长、总建筑师）和徐尚志（重庆市设计院前身公营重庆建筑公司设计部负责人，后调西南院任总建筑师，全国勘察设计大师）。体育场是一座可以容纳约4 0 0 0 0 名观众的室外球类、田径运动的比赛设施。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技术标准，尹淮参考了苏联相关的设计规范。在满足体育工艺的空间形体上，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形式符号，如拱门、窗格、柱廊、望柱栏杆、素颜盈顶、合角博古脊吻（即取其形而不施琉璃瓦）等作为装饰。但在实际建造中，看台高处的主席台及其两侧的柱廊有所简化，色彩也变成浅色，使其更显时代气息。同是重庆市院元老、造型艺术专业出身的白丁，设计和制作了体育场馆院内的人物群雕，以及运动场门楼浮雕和看台边沿望柱栏杆的花饰和兽头，增强了艺术效果（图5）。体育馆可容纳约3 0 0 0 名观众，主要用作室内球类、摔、拳击等比赛，是一个中部带有弧形屋面的长方形体块。其立面处理主要是作竖向划分，虚实相间、比例匀称、尺度得宜，具有很强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在檐口、雨蓬、窗间墙处有琉璃饰件。正面两处入口，采用了中国传统拱形门洞，再套上三层高的冲天牌楼，在二楼处以雀替状的挑梁承托阳台，上置望柱柱杆。这种前所未有的组合，既有古风，又具新意，表现出一种大师风范。总体而言，大田湾体育场馆淡化了官方的色彩，体现了“欲以健全的体魄、平等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身份与坚强意志。图3文化宫总体规划鸟瞰图图4体委办公楼实景照片图5体育场模型SUPPLEMENT/0223普遍规律与历史经验3.1寓意与风格取向的高度一致性如果说大礼堂是新生政权的象征和“徽识”，那么它带有某种殿式建筑的官方特征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大田湾体育场馆作为提倡全民健身、甩掉“东亚病夫”帽子的价值载体，所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某些形式语言则显示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而文化宫作为劳动人民美好生活的秀场，更需要多样并存，兼收并蓄，让其各美其美，美美异和，共同奏响时代最强音。应该看到，这种高度的一致性，植根于建筑与政治息息相关的社会现实，无论中外，莫不如此。著名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在权力与建筑中说，建筑与权力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因为建筑，特别是大型纪念性建筑，无不取决于并不充分的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掌握和分配。这些建筑象征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权力做出的政治判断（包括判断的水准）。1 9 4 9 年后，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人民政府与人民大众之间，依然保持着相互依存、亲密无间的鱼水之情，这些在从革命转向建设的过程中，必然会投射到重大工程的缘起决策，乃至形象情感的表达中来。建筑师作为人民的一份子，身处其中，才情勃发，充分把握时代的脉动和民族的心声，才能做到拿捏准确，体现出这种寓意与风格取向的高度一致性。在改革开放多元并包的今天，价值诉求已远不限于意识形态，美学呈现亦远不止于风格选择，技艺表达更是永无止境，但我们仍需提倡价值诉求与美学呈现之间的逻辑关联的一致性，与时俱进向前看。3.2“多样并存”与百花齐放正如马国馨院士在笔者所著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一书的序言中所说：“1 9 5 1 一1 9 5 4 年，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时期，在建筑创作上还属于相对宽松的时期。那一时期的建筑师基本上延续了他们之前的主张和风格，这种多样并存的局面，已经成为当时设计作品的重要特色，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露其创作上的生命力而引起史学家和业界的注意”。本文所讨论的三个项目尽管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但建筑师们各自的创作都得到了当时主政领导人的理解、尊重和支持，才能得以实施建成，并成为今天重要的文化遗产。这是一条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三个项目的主创人员，相对于他们的老师辈，属于中国第二代建筑师，在代际传承中，承担着接续、传承和发展的角色。第一代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建筑师，把建筑学作为一门学科引入中国，其时正值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西文化二元并存和融合，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在民族国家宏大的叙事语境中，他们尝试着为尚在孕育中的现代中国建立一个建筑体系与理论平台。在创作实践方面，中国最早执业的建筑师中，很多人选择了“调和中西”的道路。其中沿用中国传统形式，并与西方建筑技术相结合的风格，被称为“中国固有之形式”，而采用中国建筑装饰要素与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相结合的则被称作是“现代式中国建筑”。如果要归类的话，毕业于中央大学的张家德所设计的人民大礼堂属于前者，而毕业于重庆大学的尹淮、徐尚志设计的大田湾体育场馆则属于后者。设计文化宫的龚达鳞和庄人青则与上述两类稍有不同。龚曾师从著名画家颜文学习西画，后毕业于梁思成的嫡传弟子刘鸿典大师自任校长的“私立宗美建筑专科学校”。庄人青则更为传奇：初随徐泳青学习诗画，又随德国专家学习石印制板，再随工程师彭任年学习建筑绘图。其间加入上海建筑协会学习业务，并于万国函授学校修完建筑学全部课程，先后就职于多家中外设计机构从事建筑设计，并分获上海住房和南京戏剧音学院设计竞赛第一名，其同事中有史上著名的邬达克、奚福泉等人。1 9 5 0 年庄人青举家迁至重庆，在就职于重庆第一建筑公司后，又调入市设计院。1 9 5 8 年庄人青主持设计了重庆招待所（今渝州宾馆）。这两人都较长时间生活在上海，受到西方文化和现代建筑的熏陶，所以在文化宫的设计中，面对劳动人民开创未来美好生活的诉求，很自然地选择了现代风格，而且将他们的美术特长以装饰艺术的形式发挥得淋漓尽致，表现出新中国建政初期的文化风采。反观今日中国建筑师的创作环境与创作自由倒不如解放之初，衍生出许许多多的问题，以至“丑陋建筑”不时冒出，反映了权力与资本的傲慢与偏执，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3.3大区风貌的真谛如果说存在一种所谓“大区风貌”的话，那么这种“风貌”主要不在于“貌”，而在于“风”，即通过建筑外在形式所体现出的“民族之精神时代之文化”的风尚、风气、风采和风韵，也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O23/SUPPLEMENT对望。建筑师庄人青用了两组十字交叉、成对排布的加腋梁柱，承托两层圆盘形的屋面。乍一看去，颇有传统重檐赞尖圆形亭子的神韵，与大礼堂取得对话呼应，在视觉上将两者联系起来，同时，还与经学田湾的步道相通。而文化宫中门则有“劳动大道”直接大田湾体育场。此外，文化宫大门的设计也颇具匠心。大门紧贴城市干道红线，空间局促，进门便是坡度很大的弯道，左侧更是向下的陡坎。龚达鳞将大门设计成弧形，内侧地面围合成一个入口小广场，综合地解决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矛盾与挑6本”“人民至上”的思想境界和美学特征。大区时期的重大工程，尽管具有不同的样貌，但都体现了人民政权对国家主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关怀。比如，人民大礼堂作为新的“徽识”与象征，高大伟岸气势恢宏，但在入口处用七精美的垂花门又拉回到了家门的尺度，对进场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观演群众，表现出尊重与欢迎。这三个项目反映了从神权建筑、君权建筑到民权建筑、公民建筑的转变，从这个视角上看，具有划时代里程碑的伟大意义。此外，这三个项目设计与建设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因地因事制宜、勤俭节约、勇于创新、对待传统有所扬弃、古今中外兼为我用、面向未来与时俱进的原则也是我们应该汲取的宝贵经验，古人云：“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风”与“貌”正是“道”与“器”的关系。显然，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主要是“风”而不是“貌”。大区建筑作为物质形态之“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被超越甚至会消失，但大区建筑之“风”，即“人民至上”的精神内涵却是永恒的财富。战，也是城市设计的佳例（图6）。以上我们主要是从交通和视觉的角度来解读三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当初这三个城市公共服务空间的提出和选址，决策者们有着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考量。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大区一级的办公区（即今重庆市委、市政府）加上人民大礼堂形成的政治中心，文化宫加上大田湾体育场馆形成的文体中心，以及“人民解放纪念碑”周围形成的商业中心，奠定了当年重庆主城的功能大格局，至今还起着作用，并生动地诠释了城市设计是社会学空间化的本质。4结语笔者曾在理念引导设计一一文化宫片区文化风貌保护提升设计的评析与建议中指出，建成遗产的保护是一种研究型的设计课题。这种研究不光针对物质形态的层面，还要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层面。只有做到对研究对象全面准确的认知与把握，才能真正做好保护工作。陈荣华CHENRonghua3.4城市设计的示范今天，当我们把三个项目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当年的决策者和设计者已经有了这种明晰的意识和具体的表达。文化宫的红星亭是这片区域的制高点，与人民大礼堂遥相图6 红星亭与大礼堂呼应对话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重庆市设计院原总建筑师，重庆市首届工程设计大师，重庆市建筑学首届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建设部劳动模范，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