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际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美国霸权的互动关系.doc

精品文档就在这里-各类专业好文档，值得你下载，教育，管理，论文，制度，方案手册，应有尽有-当前库：人大2004年政治类专题 (MK) 控制面板6关闭上一篇下一篇顶部底部打印下载定制试论国际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美国霸权的互动关系【原文出处】国际政治研究【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403【原刊页号】514【分 类 号】D7【分 类 名】国际政治【复印期号】200412【作 者】陈东晓【作者简介】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研究室主任。(邮编：200040)【内容提要】本文以当今国际制度运行的内在动力、主体理念和多边主义协商与决策机制等国际制 度本质特征的三个层面作为分析国际制度与美国霸权互动关系的框架，从理论上探讨了 当今国际制度与美国霸权既协调又矛盾的互动关系。文章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帮 助美国从对外战略角度认识到“霸权的局限”和“霸权自我战略约束”的意义是管理国 际制度与美国霸权矛盾关系的关键。【摘 要 题】理论探讨【关 键 词】国际制度/美国霸权/多边主义美国是战后主要国际制度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推动了以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理念为基 础的多边主义国际制度的建立及其在全球各个领域的扩展。(注：Edward C.Luck,MixedMessages:America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1919-1999(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9).)至今，尤其在全球经贸领域，美国 仍然大力推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但是另一方面，后冷战时期美国表现 出日益严重的“单边行动”的偏好。研究表明：后冷战时期以来(除了克林顿政府第一 任期前半段)，美国在使用武力、国际维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联合国作 用的认同、对外实施制裁、全球变暖等领域中轻视、漠视现行国际制度的规范、不顾其 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反对采取单边行动的倾向日益明显。甚至在国际经贸领域和国际人权 领域，美国在维护有关多边国际制度的同时，也没有停止单边行动。(注：例如在国际 经贸领域，战后美国一直致力于推动以GATT和WTO为代表的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但同时 ，美国又经常使用国内贸易法案中的“特殊301”和“超级301”条款，强行推进国外市 场对美国产品的开放；在WTO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也往往只强调本国的经济利益， 却较少顾及它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开放能力，导致发展中 国家与美国(发达国家)的严重对立。美国的这种漠视导致了1999年11月WTO西雅图会议 的失败。参见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eds.),Multilater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Ambivalent Engagement(Boulder Colo.:Lynne Riemmer,2002)的第 一章。)“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政府对全球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处理与 国际制度的关系方面，美国几乎完全从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取向来评判多边国际制度的作 用和地位，其实用主义倾向达到新的顶点(注：关于“911”后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战 略的重大调整与重新界定，参见Philip Zelikow,“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Security,”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 2003,Issue 71,pp.17-29.)，以至国际社 会其他成员怀疑美国是否欲凭借其霸权实力行使“单边主义”的对外战略。(注：在这 一方面，美国与其欧洲盟友，特别是法、德等西欧国家的分歧尤为突出，参见Josef Joffe,“Continental Divides,”The National Interests,Spring 2003,pp.157-160 。其实，早在90年代末期，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即发出这样的询问：“究竟是当全 球许多国家期待美国的领导时美国的领导欲望下降了，还是美国已经看不到多边合作所 呈现的大量的利益?”转引自Stewart Patrick,“Multilat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U.S.Ambivalence,”2001,unpublished paper,p.3.)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在目前美国霸权体系下国际制度 的发展命运。在拓展全球的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如何使美国的霸权体系与国际制度的发 展相协调已经成为世人关心的重大问题。一当今国际制度与美国霸权究竟处于怎样一种关系状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 认识现今国际制度运行的一些本质特征，从中建立起理解国际制度与美国霸权的互动关 系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所谓国际制度的本质特征，可以从当今国际制度运行的内在 动因、其蕴涵的主体理念、国际制度协商与决策程序三个层面加以归纳。“内在动因”指明了国际制度发生、发展、改制和创新的力量源泉所在。理论界(尤其 是西方的国际政治研究理论界)目前对国际制度运行的动因存在几种不同认识，也客观 地反映了对国际制度本身的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唯物的现实主义者(注：根据美 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加拿大学者江忆恩的界定，唯物的现实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中的主导形式，承认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换言之，那些“可以客观观察和测量的 经济与军事实力从时空两个纬度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制约着所有行为体的行为。”参见 美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简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世界 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2期，第21页。)以“权力基础说”来认识国际制度的生成与 发展。他们认为社会中的权力配置是理解集体结果的关键所在，像国际机制这样的制度 安排，反映的只是社会体系中权力整合的现实。只有体系内拥有充分实力的国家(霸权) 采取必要的步骤去创造制度时，特定的制度安排才得以形成，并反映了体系内最强大国 家的利益。(注：参见Oran Young,“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Formation:Manag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3,Summer 1989,pp.251-352.)一旦国际体系内权力发生易位 转换，既定的国际制度安排必然会相应地发生大规模变迁，由新的主导国家或国家集团 所制订的国际制度所取代。在此，霸权仅仅是一个在特定国际权势分配体系中占有压倒 优势的强权的代名词。霸权体系下的国际制度主要依赖霸权国超强的(胁迫)权力迫使体 系内其他国家服从。契约制度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制度的论述被称作“利益基础说”。该学说主 张：国际机制运行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国际社会成员的“需求拉动”。由于国际关系领域 内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和交易费用过高”等因素，成员们发现如果各自自行其事，甚至 一意孤行将导致共同损失，或无法达至共同收益。在自私理性的驱动下，成员们创建国 际机制(制度)以便消除或至少减少集体行动的困境(如安全困境、贸易战以及共同灾难) 。(注：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 09-119页；Oran Yang,“Governance in Global Civil Society”,in Oran Yong,ed., Governance in World Affair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4.)契约 制度主义者也承认霸权体制下霸权国对推动国际机制产生的重要作用。但是，与现实主 义的霸权稳定说有所不同，契约制度主义者认为霸权(或霸权体系)本身不仅仅是一种“ 权力分配”关系。(注：Bruce Cronin,“The Paradox of Hegemony:America Ambigu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N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7(1),2001,pp.103-130.)霸权的核心是一种“国际社会 中认可的国家间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具有合法性”。霸权不是“统治”，而是一种国际 社会承认(同意或接受)的“领导”形式。所谓“合法性”，不是指霸权国依赖其(胁迫 性)权力迫使其他成员接受霸权所设立的制度安排，而是霸权国为了实现国际体系稳定 和维护霸权体制的长久性，自觉地实施“战略性的(自我)约束”(strategic restraint )以及一系列的“保证性的战略”(assurance strategy)，即霸权国以牺牲暂时的短期 收益从而减少次等强国或弱国对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包括有关安全、政治机制)的恐惧 ，赢得国际体系内其他成员的跟从与合作。(注：G.John Ikenberry以二战后崛起的美 国霸权体系为例，分析指出：除了霸权国的“战略约束”外，其他成员由于力量悬殊， 更看中短期的直接收益，因此愿意与霸权合作，服从霸权主导下的制度安排。两股力量 共同推动了霸权下国际制度的生成。参见G.John Ikenber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3(Winter 1998/1999).)应当承认，唯物的现实主义观点了某些国际制度所携带的、有时甚至很强的权力分配 性含义，对认识二战后一些重大国际制度的产生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就全面了解国际制 度运行的内在动因而言，它不如契约制度主义观点更具有理论说服力。(注：尽管契约 制度主义在解释国际制度在不同的公共问题领域的多样性、差异性问题上还不尽如人意 。参见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 00年，第207页。)契约制度主义者的逻辑揭橥的是国际制度运行的一个本质动力：国际 制度是国际社会中个体理性(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与集体理性(公共利益和全局利益)矛 盾情形下的一种汇聚个体愿望、推动合作、实现集体和全球共同利益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这也是国际制度的第一个本质特征。无论是作为全球普遍性的国际政治组织，如联合 国，还是无数地区和次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合作组织，都是基于国际社会成员集体愿望， 在推动合作解决国际和地区的安全冲突、从事预防性外交、维护和平以及缔造和平方面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像联合国及其所属各种国际机制在推动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对付 如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等跨国公共问题方面的作用更是有目共睹。此外 ，一系列全球性和地区性的经济、社会、环境、人权、劳工、妇女等国际组织对推动经 济合作、促进国际社会建立平等、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都起到重要作用。对国际制度运行的内在动力的理论分析说明：美国霸权有能力、有意志成为国际制度 生成的主要推动力，也有遵循国际制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在国际制度运行过程中 ，其角色和作用会随着国际制度自身的演化、目标的改变以及与体系内其他国家成员的 利益协调或冲突而发生变化。“国际制度所蕴涵的主体理念”指明了国际制度的基本政治文化内涵，决定了国际制 度乃至国际秩序的核心内容。当今国际制度，就其主体而言都建立在所谓“内嵌的自由 主义”思想基础之上。例如：以WTO为代表的全球经贸组织的宗旨是推动国际贸易自由 化，集中体现了经济贸易自由主义。虽然第三世界在二战后曾致力于改变国际金融、贸 易、信息流动及其它领域的国际游戏规则，提出建立在“权威导向分配模式”基础上的 “国际经济新秩序”，但到了8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的尝试努力已日渐衰微，“自由主 义观念和政策已成为主流”。(注：斯蒂芬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 球自由主义(李小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页。)联合国在冷战后也一 直致力于政治领域的人权保护和民主的援助工作；在国际环保领域，众多国际多边环境 保护机制的运行理念都是以自由市场的环境主义为基础的。因此，依据政治自由主义和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设计的国际制度，是当今国际制度这个社会规范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 。(注：苏长和：中国与国际制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以及Paul Wapner,“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Global Governance:Engaging the International Liberal Tradition,”Global Governance 3(1997),pp.213-231.)自由主义观念之所以成为国际制度的主体理念，在于当前主要的国际制度都是在二战 后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代表的政治、经济、文化理念主导下进行的制度创设。这 里包含两层含义。第一，美国是在国际社会中推动自由主义理念最强大的力量，也是战 后推动建立在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国际制度的主要旗手。由于 美国独特的历史发展和政治文化，加之其战后超强的权力和世界影响力，美国存在以所 谓“国内政治安排”结构来构造世界政治的强烈的思想情结。“美国是最为彻底地将国 内政治理念贯彻到国际政治设计中的国家，战后至今的国际秩序因此深刻带有美国制造 的痕迹。”(注：俞正梁、陈玉刚、苏长和：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范式研究，雁山 出版社，2003年，第105页；此外可参见斯蒂芬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 抗全球自由主义，第20页；以及美路易斯哈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张敏 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55-275页。)因此，依据西方，尤其是美国 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结构建立的大多数国际制度基本反映了自由主义的思想 基础。此外，国际政治的自由主义思想特别重视制度对于维护国际和平、推动国际合作的重 要意义，也促进了自由主义思想成为当今国际制度的主体理念。从事世界政治实践和研 究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政治中存在进步和演化的力量。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在加强 贸易扩张和交往过程中，通过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制度安排，人类和平与福利可以得到 保障，世界政治可以朝着进步的方向演化。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的“国际合作”命题， 接受了商业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认为世界政治中的个体把关注绝对收益而不是相对收 益作为行为动机，使得国际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合作与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成为可能。无 论是共和自由主义认定的民主制度的全球扩张达到“民主的和平区”，还是商业自由主 义所倡导的国家间自由贸易发展形成贸易国之间的“和平贸易区”，还是新自由制度主 义所希冀的通过国际制度的契约性安排，使得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处于一种制度 化的模式之中，他们都坚信国际合作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深深扎根于、并且显著地体现在当今以西方(美国)主导的国际制 度的安排之中，成为当今国际制度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只要美国仍然推行其制度性或文 化性霸权战略，国际制度的主体理念就与美国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和思想相互吻 合、相互促进。国际制度的协调和决策程序是理解国际制度本质特征的第三个维度。当今的各种国际 制度总体上是建立在“多边协商”基础上的国际协调机制，是一种“制度性的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以非歧视的普遍化原则为基础，具有“不可分割性”和“扩散的互惠性” 的特征。(注：约翰鲁杰：多边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13页。) 以国家为本位的多边主义强调国家是多边主义的主体，新近的多边主义更强调全球性社 会运动中多种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协调的意义。(注：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 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第9、13页。)多边机制通过成员间共同 协商和讨论，将议题置于集体和公共的解决框架下。在多边制度中，集体的意志和决策 限制着成员国单边行动意志和自由。多边主义成为当今国际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首先在于二战后国际社会对各国主权平 等原则的普遍接受。20世纪以前，国际体系内大国被当作是主导力量，它们拥有小国不 会有的单边行动权力：大国政治原则高于主权平等原则。而在现今的国际体系内，主权 平等原则高于大国政治原则不仅成为国际法法理上的一个基本概念，而且已经比较深入 地扎根于战后国际关系之中，成为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实践性指导原则。(注：联 合国宪章第2条第1款规定了国家平等的基本原则。由此国际组织也是建立在所有成员主 权平等的原则基础之上，参见沃尔夫刚格拉夫魏智通：国际法(吴越、毛晓飞 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由此，大量国际问题和危机的解决、国际秩序 的建立再也无法仅仅依赖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意志。其次，“制度性的多边主义”出 现，还与战后全球性公共问题的不断涌现、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理念日益扩散同步发 展。全球公共问题所引发的涉及跨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生存的安全危机、生态危机、能 源危机等都使得单个国家无法、无力、也不愿单独承担解决这些问题的负担。国际社会 多边合作、多边协调成为必然的选择。最后，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理念及其战后霸权形 态又是推动“制度性的多边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设计的国 际制度，如贸易领域的关贸总协定、金融领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治领域的联合国 以及军事领域的北约等等，基本上是多边主义的，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和广泛性。战后美 国的霸权体制既要求保持对国际制度的控制，又要求(至少在形式上)确保这些国际制度 具有广泛的参与性，从而给予美国的霸权管理以更多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合法性。(注： 按照时殷弘的阐述，战后至今，美国所建立的霸权体系是一种与西方国家以及愿意跟从 美国的国家和地区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其成员的相互关系不存在使用武力或以武力 相威胁，美国在此共同体中的霸权具有某种“自由”的特性，即在共同体内部主要依靠 协商、协调、协作以及不带恩赐外观的酬赏，而非政治经济强制，更没有军事强制色彩 。由此，美国霸权具有了颇大程度的合法性。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历史研究、 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625页。)但是，当前国际制度的 “多边主义”特性呈现比较明显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这一特征又与当前世界政治中的美 国霸权体系性质和美国霸权战略的自身发展息息相关，从以下的分析中我们还将看到， 美国霸权与国际制度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对多边主义的分歧上。总之，对当今国际制度运行的内在动力、主体理念和多边主义的运行规则进行理论分 析后发现：国际制度三个层面的特征与战后美国霸权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又相互紧张乃至对立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又随着国际制度本身的演化以及美国霸权 体系的发展而不断处于变动之中。二当今的国际制度主体基本从二战后美国的霸权体系中演化发展而来。美国霸权体系的 性质、特征和形态及其变化都对当今国际制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战后美国首先在西方世界建立起反映其自身实力和价值观念、实现其自身利益取向的 一整套国际制度，并在整个冷战期间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其它地区扩展。冷战后，美国更 是凭借其在国际权力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希图进一步稳固其主导的霸权 体系，实现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的霸权战略包括美国领导的在欧洲和亚洲的 安全联盟、开放的多边经济关系、全球和区域的多层次多边国际制度、以及对民主和开 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共同承诺。(注：G.John Ikenberry,“American Power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1,pp.191 -212.) 美国的霸权体系，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制度性的霸权”特征，即它不同于历 史上的“权力霸权”那样，以压服为手段、以武力为先驱、以主宰世界为目的，而是通 过制定、维持和实施国际制度来巩固霸权体系。美国的这种制度霸权体系具有以下一些 特征。首先，以实力维持制度。二战后的国际制度，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国际制度，主要依赖 美国实力的支撑下发展起来。美国霸权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其标志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的建立，被认为是美国按照自身的实力、利益和价值塑造经济霸权的结果。由此，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经济机制成为美国赖以控制和管理 世界经济的主要工具；在安全领域内，美国主导促成了联合国的建立，并确立了联合国 安理会的权威和大国决定的原则，从而确保美国在安全领域的至上地位；在军事领域， 美国通过与其盟国在欧洲和亚洲建立广泛的军事同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军事基地，驻 扎军队，建立了保障自己利益和权力的军事安全网络。其次，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物品以维护霸权制度的运作。战后直至冷战结束前的 两极霸权体制下，美国通过自身的实力和一整套国际制度的创设，向西方盟国以及愿意 跟随的国家提供必要的安全和经济保障。其中，美国承担了维护各种安全、政治和经济 秩序成本的主要部分，并在与其盟国的经贸关系中对自我利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忽略 ”。冷战后，美国力图强化单极霸权体系，通过强化建立在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国际 制度的功能，增加国际制度的开放性以及新兴民主国家的参与度，最终配合实现其霸权 国的利益和维护全球秩序。其三，霸权国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实施了所谓“自我战略约束”，以维护霸权制度的长 久性和合法性。美国霸权与历史上的权力霸权的一个不同，是其在战后首先与欧洲等西 方国家达成制度性的“相互确保战略”，主要通过一整套国际制度，保证美国不会对其 伙伴国(或承认美国霸权的国家)滥用其权力(包括压榨伙伴国或在危急时弃伙伴国于不 顾)，从而换取西方盟国对其霸权战略的支持。美国学者认为，“战略性自我约束”是 美国霸权的创举，是美国得以维持战后美国霸权体制的法宝，也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巩固 其单极霸权体制的关键。(注：G.John Ikenber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3(Winter 1998/1999),pp.54-56.)尽管美国霸权具有相对明显的制度霸权特征，但同时，美国霸权又与国际制度的多边 主义性质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它首先表现为国际制度运行的内在动力与霸权国之间的 互动具有的矛盾关系。尽管当今主要的国际制度本身构成了美国霸权体系的组成部分， 集中体现了美国的实力地位、价值观念和利益所在，并成为美国管理和控制国际秩序的 重要工具，但应当看到，国际制度一旦创设，又会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身份、使命 、程序与政策，不会完全成为国际体系内最强国的附属物。尤其是，某一国际制度的开 放性和各国的参与程度越高，其所代表的利益的广泛性也就越强，相应地，该国际制度 的程序、政策都会随着开放性的扩展逐步发生调整，甚至不以那些创始国的意志为转移 。(注：参见江忆恩：简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第21-23页。)其次，霸权总是强调对国际体系的“垂直管理”模式，这与国际制度多边主义的旨趣 相矛盾。(注：俞正梁、陈玉刚、苏长和：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范式研究，第108页 。)许多情况下，多边主义的国际制度往往会成为小国和次强国利用多边制度资源，与 霸权国家周旋的重要手段，从而违背霸权国的利益，这种情况尤其多见于“一国一票” 式决策机制的国际制度中。当霸权国发现无法利用其权力左右国际制度的立法和决策、 或出现有违其利益的政策时，往往会无视多边机制的决策结果。无论在冷战期间还是在 后冷战时期，美国在诸如国际海洋公约的立法、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全面禁止核 试验条约的签署等问题上，都与多边国际制度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最终拒绝签署国际 条约。(注：美约翰范乌德纳伦：什么是“多边”?，政策评论2003年2-3 月号，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03年第6期；Stewart Patrick,“Multilat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U.S.Ambivalence”,2001,unpublished paper,p.2.)“911”后，美国的霸权管理体制中 的“垂直管理”与国际制度的多边主义性质最激烈和直接的冲突则体现在美国不顾国际 社会多数成员的反对，在没有也无法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发动了旨在颠覆 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注：Michael J.Glennon,“Why the Security Council Failed” ,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3,pp.16-18.)因此，美国霸权体制中的多边主义是有 限的多边主义，两者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又由于后冷战时期美国权势 力量的“复兴”，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执行日益回归权力霸权的政策而变得愈加激 烈。再次，霸权国家的多重国际角色(责任)加剧了霸权与国际制度之间的矛盾。虽然当今 国际制度总体上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霸权利益，但是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制定过程中 也存在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强国角色的“国家”利益(主要是指国内各种利益团体 的利益和观念整合后形成的一种大致统一的国家利益)与作为霸权国角色(必须承担全球 秩序的稳定的“体系领导者”)的利益之间无法处于和谐状态；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利 益的构成自威尔逊总统14点方针后，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联系在了一起，并赋 予它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内涵。“美国总是宣称它推行的是一种最终让全世界受益的利益 ，它追求的是一种人类大同的目标，它所代表的也是人类文明的终极价值等等，但 美国实际上所追求的却是以国家为界限所划分的现实利益，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自 圆其说的巨大鸿沟。”在此背景下，美国霸权与国际制度之间的紧张对立进一步加剧。 (注：参见王希：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问题，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 第28页。)最后，美国独特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政治文化传统也导致了它对多边主 义的国际制度采取模棱两可、左右矛盾的立场。所谓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例外主义 ”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美国人对立国的一套自由主义原则的独特性、不可变动性以 及优越性的强烈的忠诚和信仰；二是美国人与生俱来的特殊使命感。自建国以来，美国 的立国之父们就视美国为与众不同的政治社会、投身于捍卫启蒙运动所奉行的一些基本 主张，如法治、私有财产、代议制政府、言论与宗教自由、贸易和商业自由等等。这些 信条已然成为美国人安身立命和立国之本，内化为“美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不仅如 此，美国人认为，将这些信条在全球范围推广既是正义的也是美国人的立国使命美 国是山巅之城，将像灯塔一样成为别国的榜样。美国人身上所焕发的独特的“例外主义”在对外战略中表现为一种“双重人格”，即 同时具有“与他人合作”和“我行我素”的特制。一方面，使命感要求美国加强与外部 世界的接触，加深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度和广度美国在全球性的参与过程中，力图将 国际社会按照美国的国内面目加以改造。换言之，美国在参与世界事务的进程中领导建 立起形形色色的多边主义的国际机制/制度，其目的是通过国际制度运行过程中所体现 和奉行的“秩序”，包括各种法律、规则、规范、习惯来协调国际关系，减少国际关系 中的无政府性和冲突性。另一方面，美国的“例外主义”又使得美国在全球性参与过程 中，总是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不使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过多地受到别国或 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影响乃至干扰，不让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行动自由受到任何多边 国际制度的削弱或制约。显然，“例外主义”与使命感形成了美国国际主义战略选择的 矛盾和两难。这种矛盾是结构性的，并且随着美国力量的壮大、参与和干预国际事务能 力的扩大而不断加剧。美国在建国初期直至19世纪末，比较严格地奉行了“孤立主义” 的对外战略。这种战略固然缘于美国当时在全球力量格局中的相对弱势地位，同时又出于其根深蒂固的“例外主义”政治传统：美国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在美国有能力影响世界其他地区之前，它不愿参与以欧洲为代表的“旧政治”漩涡之中，不与欧洲国家结 盟，而宁愿独善其身。到了20世纪初，美国的实力地位的显著提高使其利益触角向美洲 之外的地区延伸，在对外战略上开始强调向外输出美国式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模式， 从而呈现出了其“例外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美国)外交政策变成了界定、而不 仅仅单纯是捍卫国家身份的工具。”在此过程中，美国的对外战略也自然从一个强调“ 上帝选民的地界”转变成一个“发动圣战的国家”。两次大战以后，尤其是1945年以后 ，美国的对外战略基本摆脱了“孤立主义”特征，转为提倡“以多边主义机制”来画定 世界蓝图其实质仍是“例外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在国际关系中建立起美国在国内 政治制度中所推崇的机制、规范，以此更方便地推进美国的政治文化理念。但是正如前 文所论述的那样，多边主义的国际机制在运行中呈现的相对独立性特征及其对美国对外 行为的约束力反过来激发了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例外主义”：即美国对任何国际制 度制约乃至削弱美国自身主权和国家行动自由的可能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怀疑。事实 上，二战后，美国与国际多边制度的互动和矛盾关系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的“例外主义” 政治传统与国际制度自身发展特征的关系。冷战后美国与国际制度互动中的矛盾关系日 益突出，这又与美国的相对实力日益凸显，“例外主义”中的“我行我素”能力不断强 化有着深刻的联系。(注：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eds.),Multilateralism and U.S.Foreign Policy:Ambivalent Engagement；此外，参见美 路易斯哈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第255-275页。)三鉴于美国的霸权体系与国际制度的多边主义特性存在相当程度的结构性矛盾，我们应 当现实地认识到：所谓美国霸权与国际制度协调的重点是管理双方产生的矛盾，在美国 霸权的垂直管理与多边主义的国际制度之间找到平衡，而不可能期待一劳永逸地消除它 们之间的矛盾，除非美国霸权体系彻底崩溃，或者美国真正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帝国 ”(王朝)体制。但是，上述两种前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没有可能出现。由此，我们探讨 的重点是：如何在美国的霸权体系继续存在，甚至其霸权的权力再度“复兴”的前提下 ，拓展美国霸权利益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利益以及全球公共利益的汇聚范围，如何帮助 美国认识到霸权“自我战略约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何提高国际制度在维护国际秩 序(美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上的功效，即提高国际制度的“制度回报率”。当前，如何使美国重新意识到霸权国家“自我战略约束”的重要性显得尤为关键。尽 管从理论和实践上，霸权体系与国际制度存在结构上的矛盾，但这并不等同于两者之间 就不能达成均衡，从而营造有利于多边主义国际制度成长的空间。要达到该目标，美国 必须更全面地把握“霸权”的含义，尽量弱化其霸权的“权力”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美国在战后比较成功地将维护自己的霸权体系与建立国际制度结 合起来。其中既有一些历史环境因素，如美国出于同苏联争夺霸权的战略考虑，但更为 重要的是，美国在认知上对霸权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认识，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建立起一种霸权体系，光依赖权力是不够的。在霸权体制下，霸权国外交政 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它自己想干什么，而是如何促使其他国家跟随一起行动，并确 保集体行动的结果符合霸权国的利益和意愿。(注：Bruce W.Jentleson,“Tough LoveMultilateralism”,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3-2004,p.10.)因此，霸权 不仅仅是一种“权力分配”关系，不是通过强权“统治”，而是一种国际社会承认(同 意或接受)的“领导”形式，包括角色、公认的行为惯例和程序规范。霸权制度本身包 括以下一些基本的行为惯例和基本原则：主权平等(霸权角色不是正式的)；霸权不能恣 意妄为，要接受多边主义的约束；霸权的责任限制其完全的行动自由；霸权与其他重要 的要权力(成员)要和平相处，形成协商伙伴关系。例如，北约其他国家都预期美国在采 取相关行动时与其他成员协商。在霸权治下的国际社会中，霸权角色除了具有超强的权 势和影响力外，还必须为管理国际经济和安全秩序提供公共商品，维持国际秩序稳定。 惟有如此，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才会接受霸权制度，承认其领导的合法性。总之，霸权的 “权威”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对其“领导角色”合法性之承认(同意)，否则霸权 的“权威”是脆弱的，霸权制度也是不稳定的。(注：Bruce Cronin,“The Paradox ofHegemony:America Ambigu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N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7(1),2001,pp.103-130.)第二，对美国霸权的周期以及霸权的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认识。战 后美国在护持其霸权体系的经验表明，霸权国愿意通过一套制度性的安排确定其与其他 国家的关系，必须认识到“霸权国超强的权势地位是短暂的”，“霸权力量的衰落是不 可避免的”这样一个基本规律，必须认识到国际制度是霸权国利用当前暂时的权力优势 形成总体上有利于自身安排的制度性保障，国际制度的生命长于霸权地位持续时间，国 际制度可以减少霸权国护持国际秩序的“成本”，可以延长霸权体系本身。(注：G.John Ikenber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3(Winter 1998/1999 ),pp.56-57.)基于上述认识，战后美国首先同西方盟国建立起一套维护霸权体系的国际 政治、经济和安全制度。美国为了延长其霸权体系的生命，而有意识地约束自己对权力 的滥用，包括在行使自己的权力之前，通过多边协商机制与盟国达成一致，使盟国“确 信”美国的行为不是“武断和压榨性的”。此外，美国也愿意牺牲短期的一些收益，换 取国际制度和其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