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清陵墓研究中的考古学方法问题.pdf

8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编号：17ZDA216）的阶段性成果。关键词：明清陵墓，陵墓考古，考古学方法摘要：帝王陵墓是中国古代墓葬中的一个特殊门类，明清帝王陵墓研究应该纳入中国考古学研究范畴。明清陵墓研究材料的来源有别于前代，进而影响到具体研究方法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从考古学立场出发，结合利用相关学科的分析方法，有助于推进明清陵墓乃至宋辽以后考古学一些具体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KEYWORDS:Ming-Qing mausoleums,Mausoleum Archaeology,Archaeological methodsABSTRACT:Mausoleum archaeology is a special branch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mausoleums.In addition,the author advocates that Ming-Qing mausoleums should be effective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inese Archaeology.Given the uniqueness of Ming-Qing burials that distinguished them from precedent tombs,the formers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In juxtaposing with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it is possible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tudies of specific issues related to not only Ming-Qing mausoleums but also earlier examples during the Song and Liao periods.关于明清陵墓研究中的考古学方法问题*刘 毅（南开大学）作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帝王陵墓虽然资料来源和具体分析方法存在特殊性，但仍然应该运用考古学的思维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一、把明清帝王陵墓纳入考古学研究范畴从20世纪30年代河南安阳候家庄等地殷商王陵考古发掘开始，古代帝王陵墓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关注点。50年代以来，“秦汉至宋明时代帝王陵墓考古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大量的考古发掘成果，“使人们对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史有了较清楚的认识”1。由于曾经长期将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作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下限，因而80年代以前涉及到明代陵墓的考古发掘工作，只有明神宗定陵2以及宁献王墓3、鲁荒王墓4、蜀悼庄世子墓5、益端王墓6等少量明代藩王陵墓，正式的关于清代帝王陵墓考古发掘工作和相应资料的公布则几乎没有。此后的8090年代，关于明清帝陵的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学和古建筑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内容集中在陵墓建设的史实考订和营造规制等方面，更多的是从历史学的视角入手，还有不少关于墓主生平历史的介绍。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末梢，此期间明代帝王陵墓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如徐苹芳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除介绍明定陵相关成果外，还涉及到当时已发掘的藩王墓的简单分期：“明初洪武时期的亲王墓制，较永乐三年（1405年）改制后的规模要小”，蜀悼庄世子墓、宁献王墓等“代表了明朝前期（永乐至弘治）亲王的陵墓82考古与文物 2023 年第 4 期制度”，“弘治以后的亲王陵墓制度，较明朝前期有所改变”7。此说开启了明代帝王陵墓制度分期研究的先河。但在总体上，从文物本体视角出发对明清帝王陵墓的关注明显不够，清代陵墓的考古学研究基本无从谈起。重视史前而轻视历史时期的后段，一度是考古学比较普遍的传统。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明代被漠视、清代直接被忽视，也曾经司空见惯。究其原因，除年代晚近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大量古建筑的存在，而在传统思维环境中，这些并不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近代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正式开始，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成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依据。考古学重视研究材料获得的方法和途径，强调资料来源的客观性和真实可靠性，通常不以非考古发掘品作为立论的依据（至少是核心依据）。同样作为古建筑遗存，考古发掘出土的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古代墓葬，显然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可见，考古学研究材料选用与否的标准是在于资料来源（获取途径）的可信度，而不是刻意排斥古代建筑（器物类可移动文物亦然）。追本溯源，考古学的首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创造的物质遗产，因此，作为真实存在的不可移动文物，古建筑和考古发掘所揭示的遗址、墓葬应该具有同等的资料价值，建筑物的存在并不妨碍陵墓作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对于明清帝王陵墓，考古学与建筑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区别在于观察视角、分析方法及切入点不同。陵墓作为一种特殊的墓葬，显然在学理上更应该归属于考古学领域；明清两代帝王陵墓的资料来源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总体上也不例外。从殷商到清代，中国陵墓考古研究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明清帝王陵墓制度研究是宋金及以前历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的自然延伸，作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对象的主体并没有变化，只是资料的来源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明清帝王陵墓建筑具有多重价值，它们不仅具有建筑学的意义，更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就古代陵墓制度研究而言，其建筑材质、装饰细部、部分关涉墓主身份等级的营造规则等，都是超出了一般考古发掘材料之外的更详细信息，可以用于细节的分析研究，甚至还可以作为相关分期断代结论的参考或校正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古建筑的存在不但不妨碍其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而且是明清帝王陵墓、特别是清代皇陵制度研究相对于其他时期同类研究的优势之一。和其他历史时期相比，明清两代帝王陵墓的考古发掘工作和相应资料的公布都很少，从而直接导致了早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少，而具体到明清两代的情况也不平衡。明神宗定陵考古发掘资料的正式公布和一些省区相继展开的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发掘工作，奠定了明代帝王陵墓研究的基础；而相应研究成果的刊布使明代藩王陵墓引起了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反过来又推动了此类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这种良性互动，为明代帝王陵墓更深入的探索拓宽了基础。相比而言，清代高宗裕陵、德宗崇陵、慈禧太后定东陵这三座经过考古发掘的陵墓，都是清理盗后余存，因而学术价值和影响力远不如明神宗定陵。地宫（墓室）考古清理资料应该是清陵考古学研究的核心资料，但相对于研究对象整体（清朝全部十二座皇陵）而言，由于大量专题文献资料、特别是营造图档类资料（“样式雷”等）的存在，使得其意义明显被稀释。有限的考古发掘工作、且未能完全占据资料的核心地位，清代帝王陵墓能否进行考古学研究因而存在疑问。随着宋代以后的考古学研究越来越被重视，晚期段考古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特殊性问题也逐渐引起了关注。最近十余年来中国考古学在理论和分析方法等方面明显进步，不断开拓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也推动了宋元明清考古学研究走向深化。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同样可以用于分析非田野发掘资料，这在以往数十年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已经得到了大量的实例证明。在此基础上，完全可83关于明清陵墓研究中的考古学方法问题以利用或借鉴考古学的一般理论方法对清代帝王陵墓进行分析研究，以非考古发掘所得、但同样是确定可信的物质遗产类实证材料进行分类和分期，由具象到抽象，归纳出整个清代帝王陵墓制度的一般规律。二、地层学、类型学在明清考古学研究中的局限与突破在中国考古学中，古代墓葬的基础性研究通常是运用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来整理、解读材料。但因为时代晚近，遗迹埋藏浅薄，单靠地层叠压或打破关系来认定明清墓葬年代的机会事实上并不多。究其原因，一是有不少地层已经被破坏殆尽或者严重扰乱；二是明清帝王陵墓大多经过认真选址，叠压但不完全破坏掉前代遗迹的可能性很小，包括普通明清墓葬在内，其年代更多的是通过墓志等伴出文字资料或随葬品的可考年代来确定的。帝王陵墓等大中型墓葬的认定，主要依赖于墓葬形制、结构、材质、装饰，以及埋葬方式、随葬品组合与特征等；其中谥册、谥宝、圹志、买地券或“路引”等直接关乎墓主身份年代的文字记载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地层学在明清帝王陵墓研究中有很大局限，但在分析建筑物修缮、改造的叠压关系，以及通过墓道填土特征判断是一次葬还是多次葬等方面，却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清时期器物的地域性和装饰的多样性特征都比较突出，个性化文物大量出现，因之类型学的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不少研究对象无法进行型式分析。同时除墓葬、居住遗址等常见的遗迹类型以外，此期遗迹性质更加多样化，工作和辨识的难度都很大。对墓葬形式进行类型学分析，是古代墓葬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笔者曾经尝试过对明代各地亲王的玄宫（墓室）结构进行型式分析，归纳出一个发展变化的大致规律8。这差不多是明清时段里最适合进行型式分析的一类对象，但很明显，这只能得出一个相对正确的结论；而且随着研究资料越来越丰富、精细、准确，不符合这个发展变化规律的案例也就越多。河南禹州、郑州等地明周藩早期亲郡王墓葬的形式多变、不完全按“演变规律”发展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典型；而湖北武昌楚藩亲王玄宫结构前后基本没有变化，则是另外一端的例证。显然，与早期墓葬相比，明清帝王陵墓确实存在突出的特异性，对于这种已知墓主身份和具体埋葬年代的墓葬（有些连造墓年代都可考）的研究，再通过型式分析排列早晚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还原为普通方法论，考古类型学就是一种归纳分析法，其功用除了按分析对象的型式特点分类，根据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排列前后顺序外，也可以通过排列已知前后顺序的研究对象，反过来观察、阐释其发展演化的规律。对于明代藩王墓（玄宫部分）这种基本都能够知道具体年代的案例，这个方法依然有其方便表述之处。如同某些自然科学领域的实验环节，可能已经预估到了结论，实验只不过是以符合本学科规范的手段和过程加以证明而已。所以在拙著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学研究第四章中，仍然使用了型式分析的方法，辅以更准确的纪年，来描述这些亲王陵墓玄宫制度的发展变化，初衷仍然是取其表述相对简单便捷。清代五处十二座皇帝陵及所附属的后妃陵墓的主体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少量坍塌者的遗迹现象也大都清晰可见。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阐释研究，其基本出发点是从考古学的视角分析这些陵墓建筑或遗存的文物特性，在资料分类整理的基础上，通过墓葬形制（玄宫结构）的变化、陵园结构的变化，对清代帝后妃嫔陵墓进行考古学分类、分期研究，进而进行相关制度层面的分析探索。对于不同陵墓分类分期的依据，是现存的各陵墓建筑物或其明显的遗址、遗迹现象，如前所述，现存的古建筑等实物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一样，都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依据，这是和明代以前墓葬研84考古与文物 2023 年第 4 期究相比最大的区别，即分析材料来源的不同。笔者曾对清代帝后妃嫔陵墓的考古学研究方法进行尝试性实践9，证明清代大型墓葬的地面建筑（陵园）同样可以进行考古学分类、分期研究。但由于清代帝陵地宫的平面结构前后没有变化，型式分析已经失去了意义，其分期只能从装饰入手；同期皇子宗王墓葬结构同质化的倾向更加明显。事实上，明代或年代更早一些的普通墓葬不再适于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已经是突出的问题。三、考古学思维立场与多学科视角交融虽然在研究材料来源和基础分析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作为古代墓葬的一部分，明清帝王陵墓毫无疑问应该纳入到考古学研究范畴之中。相对于既有的历史学、建筑学研究成果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思维立场的一种转换，即在明清帝王陵墓研究中强调考古学的学科思维或观念。中国考古学对于墓葬的基础性研究，以往主要集中于墓室的基本形制、分类和分期、发展演变规律等几个主要方面，明清陵墓完全可以循着同样的逻辑展开研究。最近一二十年来，墓上建筑问题日渐被重视，而就帝王陵墓而言，其地面建筑（陵园）则一直是关注重点。从考古学立场出发，循着这种思维逻辑，利用考古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对明清帝王陵墓进行研究，无疑也是考古学的成果。把明清帝王陵墓纳入考古学研究范畴、强调考古学的学术立场，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甚至独占研究对象（事实上也不可能）；相反地，考古学应该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甚至分析方法。保留下来的大量地面建筑成为最直观的研究对象，是明清帝陵制度研究中的一个特点。明代帝陵尚有部分清代改建（如南京明太祖孝陵和北京昌平十三陵成祖长陵以外各陵）或毁坏（如北京西山景帝陵和诸废后及妃嫔墓），而清代关内各帝陵及后妃墓葬则全部完整地保存到民国初年，只有定期修缮或因火灾等原因重建，基本没有结构性改变，甚至德宗崇陵竣工已到民国二年（1913年）。值此之故，明清，特别是清代帝陵很早就成为古建筑学的研究对象，而且还是研究重点。古建筑或者“建筑史”的着眼点，在于从建筑学的角度分析其平面布局和相应的设计思想、营造工艺、法式特点等，归纳总结其工艺技术和艺术成就，还有些更偏向于营造设计施工历史、堪舆思想及其应用等。这些研究成果同样厘清了大量历史事实，究明了陵墓的基本面貌，揭示了它们的文物价值。各种文献记载也是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的重要依据，明清时期保存下来的不同性质的文献记载比前代要多出很多，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是否一致，都要做出合理的解释，不能含糊其辞。在借鉴文献史学相关成果的同时，明清陵墓研究过程中也应该不断思考和试验如何利用古代文献的问题，这对于宋辽以后考古学研究中文献资料的利用具有借鉴意义。综上所述，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明清陵墓制度研究中不但可以共存，而且应该互相借鉴、各取所长，相关成果可互为其他学科或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入探索的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技术路线分别揭示明清陵墓制度的内涵，发掘其文化遗产价值，应该是殊途同归。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在保障真实可信的前提下，扩充不同性质的资料，有助于开拓研究视野、拓展研究对象、交互检验结论，从而促进学科深化发展。观察视角和分析方法的不同只是学术研究出发点的不同；学术成果之良否，不仅在于具体方法是否得当，更在于学风是否严谨、能否做到闭环论证。陵墓作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基本研究方法理所当然应该是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根据不同分析探讨内容的需要，还应该注意吸收利用或借鉴历史学、建筑学、图像学、景观学、符号学等不同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借以开拓视野。由于墓85关于明清陵墓研究中的考古学方法问题主身份等级普遍高端、随葬品丰厚，明清帝王陵墓的内涵十分丰富，要全面准确地揭示其历史真谛，考察的角度也应该多样化。借鉴其他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方法论及相关知识，对明清帝王陵墓进行多维度的探索不仅可能，而且十分必要。一些考古学的常见问题，完全可以借鉴其他学科或学术领域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根据笔者以往粗浅的分析，明代各地藩王的墓室结构以藩府为单位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差异，这种差异与各藩府之间的距离、或其与都城之间的距离远近并不是成正比或反比的关系，但可能与不同藩府受中央政府控制或影响的力度有关，这显然并不符合常见的考古学的传播规律。同时，作为身份等级一致者的最后归宿，明代王墓也存在着明显的共性，如何归纳这些共性、进而确立明代王墓的认定标准，除了对墓葬形式和出土物一般性的归纳分析外，还可以借用符号学的视角，通过墓葬结构和装饰等共同的表达符号，找到当时社会对王墓内涵的理解和认知。另外，对于明代王墓陵园、玄宫的营造方式、装饰内容等，也可以借鉴图像学的方法来辅助解读，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建筑布局或装饰的意义已经不为后人所理解，需要分析其表现的最初驱动力，从具象到抽象，再到象征物，找出具有明显共性的标志物。明清帝王陵墓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工作，是通过对包括考古发掘资料及现存古建筑在内的若干实物遗存分析，归纳出一般性的发展变化规律，继而总结其制度层面的特征。并且以此为借鉴，努力把明清、乃至宋辽以后整个近古时代陵墓制度的研究不断推进到新高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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