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研究.pdf

086摘要：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两者均衡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文章构建了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对 20052020 年福建省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进行研究。研究表明：福建省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的水平整体为上升趋势，但各地市城乡发展水平不均衡；福建省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并逐渐向中级协调发展。Abstract：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are an organism,and only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both can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The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and studie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20 with the help of coupled coordination model.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Fujian Province is on an upward trend,but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cities is uneven;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Fujian Province is on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and gradually develops toward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关键词：城乡均衡发展；耦合协调；乡村振兴；福建省Keywords：balanc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Fujian Province文李汶艺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关瑞明福州大学建筑与文化研究所教 授（通讯作者）DOI：10.19875/ki.jzywh.2023.11.028引言21 世纪以来，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等的显著变化，旨在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的城乡发展转型、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相继提出，但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所导致的城市偏向型发展战略、市民偏向型分配制度、重工业偏向型产业结构，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城乡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离的“三分”矛盾1，使城乡发展面临着“城市病”和“乡村病”共存的现实困境2。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旧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3。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发展路径，以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以乡村振兴为政策导向的城乡融合快速推进，乡村也从城镇化单向主导下的转型向城乡统筹理念下的转型转变4。20 世纪 80 年代后，城乡关系问题逐步进入了国内学者的视野，以社会学为代表的学科开始了对国内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定性探讨，包括在改革中逐渐建立新型城乡关系的模式与重心等5。在此之后，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对城乡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定量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是以模型和量化的方法对城乡发展水平或融合度等进行研究。早期学者们利用基础设施、居民收入、经济发展和旅游消费水平等单一主体指标来衡量城乡关系，评价其发展质量6-8。现阶段学者们通过构建多维度、多指标的评价体系来衡量城乡关系，所运用的方法从比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发展到了熵值法、因子分析法、耦合协调模型等9-11。目前，国内的定量研究多集中在乡村振兴同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或乡村旅游、脱贫攻坚等两两之间的分析实证，没有考虑到乡村振兴与城市整体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12-14。在研究单元方面，侧重于宏观尺度。以福建省为例，对省区内中观尺度的研究比较缺乏。乡村作为国家的一种社会资本，其与城市整体经济发展从增速到提质、“四化”从不协调到同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从二元结构到居民待遇一体化转变息息相关，同时，城市也为乡村提供了市场和资金等基本要素的支持。因此，研究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福建省9个地市（福州市、厦门市、莆田市、三明市、泉州市、漳州市、南平市、龙岩市、宁德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 20052020 年福建省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水平，研究其时空演化特征，并根据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情况，以期为有效推进福建省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1 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1.1 指标体系构建依据构建指标体系的原则方法、已有文献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等文件，对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Fujian Province福建省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研究087236|2023|11城乡规划起作用。因为熵值法不仅可以避免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等主观赋权方法的偏误，而且更适用于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所以本文利用熵值法对两者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1）在计算之前，先对评价体系中的正负向指标分别进行正向化和逆向化处理。为避免计算结果出现零值，所以在数据处理时统一加0.001。具体公式如下。其中，Xij为指标非负化处理后第 i 个地市第j个指标的值，其中i1，2，3n，j1，2，3m。1.2.2 耦合协调模型本文将乡村振兴水平（U1）和城市发展水平（U2）两大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协调发展程度定义为耦合协调度，并采用耦合模型对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量化，耦合度模型具体公式如下。在式中，C 为耦合度值，且 C 0，1。U1为乡村振兴水平，U2为城市发展水平。C 越大则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之间的耦合度越高，C 越小则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越低。耦合度反映的是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之间能否相互作用以及相互作用的程度，但体现不出两者之间是在高水平上相互促进，还是低水平上相互制约，所以本文以通过耦合协调指数来测度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之间耦合协调水平的高低。耦合协调度模型具体公式如下。T 为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综合协调指数，和 为待定系数，考虑到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两个系统有相同的重要程度，并借鉴前人经验18,19，本文 和 的值均设定为 0.5；为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值。根据相关研究20并结合文章测算结果，将耦合协调度值分别分为 4 个等级：0.4 0.5 为濒临失调、0.0.6 为勉强协调、0.6 0.7 为初级协调、0.7 0.8 为中级协调。2 福建省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综合水平分析本文将 20052020 年福建省 9 个城市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综合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度值分为3 个阶段，进行时空演变分析和对比分析。第一对于个别缺失的数据，采用均值法进行处理。1.2 研究方法1.2.1 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的方法通常有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等。专家打分法是利用相关领域专家的经验来判断各指标的重要程度，并给出具体分值，操作过程简单明了；层次分析法是通过相关领域专家判断各指标相互之间的重要程度，再利用定量的方式，最后得出指标总权重，相比于完全主观的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降低了主观性；而熵值法根据各项指标数值所包含的信息大小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是一种客观的赋值方法，指标数值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其权重也越大，如果某项指标值全部相等，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不进行构建15-17。本文将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五个目标作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在城市发展指标体系中，将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社会进步作为一级指标，分别与乡村振兴体系中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以及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相对应；在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下进一步选取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等 17 个二级指标，构成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表 1）；在城市发展的一级指标下进一步选取地区 GDP 等 18 个二级指标，构成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 2）。考虑到数据获取，本文将样本数据期间控制在 20052020 年。本文所需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52020 年福建省统计年鉴、福建省9地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告 和统计年鉴，表 1福建省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20052020 年）（表格来源：作者自绘）表 2福建省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20052020 年）（表格来源：作者自绘）088阶段为 20052012 年，城市反哺农村的城乡统筹发展阶段21；第二阶段为 2013201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 2013 年发布城乡一体化蓝皮书后的城乡一体化阶段；第三阶段为20172020年，2017年党的“十九大”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2.1 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时空演变分析根据测算结果，从横向来看，三个阶段中各地市乡村振兴综合水平的差异较明显，从纵向来看，各地市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基本为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有所不同（图 1）。分阶段来看，20052012 年福建省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均值为 0.321，福州、三明、泉州、漳州、南平 5 个城市的综合水平高于全省平均值，厦门因其行政区划和发展部署，乡村振兴的综合水平在全省内最低，莆田市是除厦门外福建省行政区划面积最小的城市，受到资源要素的约束，其乡村振兴的综合水平也不高。但总体来看，其他各地市乡村振兴的综合水平差异较小。20132016 年，福建省乡村振兴的综合水平均值为 0.416，得益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福建省各地市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与上阶段相比，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同比增长 30%。但阶段内方差为 0.0083，整体波动较大，表明省内各地市乡村振兴发展差异加大。在此阶段中，除了在上阶段中高于综合水平均值的城市外，宁德的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在此阶段中也高于平均值。20172020 年，福建省内各地市乡村振兴的综合水平均值为 0.469，同比增长 13%，阶段方差为 0.0068，比上阶段下降 17.8%，表明各城市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差距有所缩小，高于水平均值的城市与上一阶段相同。2017 年，福建省先后印发福建省乡村产业振兴专项规划（20182022 年）关于加快农业七大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的意见福建省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实施方案进一步推动十大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22，福建省以政策倾斜、资源聚焦和行动聚力为主导的方式为乡村发展提供了良好驱动力，省内各地市抓住了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发展带来的诸多政策红利，资源要素开始从城市向乡村流动，乡村产业、生态等产出效率和效益大幅提升。但值得提出的是，20172020 年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前三年，乡村振兴战略给乡村带来的巨大的发展潜能还未充分显现，所以在此阶段中，乡村振兴综合水平虽然也有所提升，但是幅度较小。综合来看，20052020 年福建省各个城市乡村振兴的增速呈现“加快-放缓”的趋势，城市间的差异也为先扩大、后缩小。其中福州、三明、泉州、漳州、南平 5 个城市乡村振兴水平的均值在三个阶段中都高于平均值，厦门乡村振兴综合水平的增长率最高，为 40.63%，福州的增长率最低，为 12.64%。2.2 城市发展综合水平时空演变分析根据测算结果，三个阶段城市发展综合水平波动较大，虽然不同阶段中各地市的综合发展水平也基本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各个城市的发展速度差异较大（图 2）。分阶段来看，20052012 年福建省各地市发展水平在 0.21 0.32 的取值范围内，均值为0.277。虽然城市发展水平高于均值的城市有福州、厦门、三明、南平，但阶段内方差为0.0019，各城市在此阶段中的发展差异较小。20122016 年，省内各地市发展水平均值为 0.372，同比增长 34%，阶段内方差为 0.0037，同上一阶段相比显著上升，表明各地市的发展水平差距正在扩大。其中，福州和漳州的增长速度最快。福建省通过上一阶段对工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并转变了发展方式。在此阶段中，福建省工业化进入了持续高速发展时期，带动了城市的发展。20172020 年，省内各地市发展水平的均值为0.447，阶段内方差为 0.0085，同上一阶段相比，各城市的发展水平增长 20%，增速有所减缓，方差继续上升，说明各城市的发展水平差异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从阶段内来看，高于发展水平均值的城市数量有所减少，分别为福建省省会福州以及厦漳泉城市群（厦门、泉州、漳州），其他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处于低速增长的状态。福州以及厦漳泉城市群的经济基础较大，在第三阶段中，还能够保持较好的增长水平，其中，福州、厦门、泉州三个城市的增速都在 20%以上。综合来看，20052020 年福建省各城市发展的水平增速较明显，城市间的差异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其中，福州和厦门作为福建省发展的图 1福建省 20052020 年乡村振兴水平变化（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图 2福建省 20052020 年城市发展水平时序变化（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图 3福建省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图片来源：作者自绘）089236|2023|11城乡规划“排头兵”，其综合水平在三个阶段中都高于平均值，漳州城市发展综合水平的增长率最高，为44.82%，南平的增长率最低，为 8.8%。3 福建省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分析根据福建省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度，总体看来，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三个阶段中均为上升的趋势，但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的发展速度有所差异（图 3）。3.1 20052012 年福建省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第一阶段内来看，20052012 年，2005年省内各地市的耦合协调度在 0.436 0.529 的范围内均匀分布，且方差为 0.0014，城市间耦合协调度的差异不明显，其中耦合协调度最高的为泉州，最低的为厦门；20062010 年，除厦门和三明的耦合协调度有过降低的情况出现，其他城市的耦合协调度皆为上升趋势；20112012 年，福建省内各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异表现。其中厦门和莆田的耦合协调度处在 0.5 0.525 的区间内，属于勉强协调的范围；宁德和龙岩的耦合协调度处在0.5550.591的区间内，虽然也属于勉强协调的范围，但其向初级协调过渡的趋势更明显；福州、三明、泉州、漳州和南平的耦合协调度处在 0.602 0.666 的区间内，属于初级协调的范围，且城市间耦合协调度的方差为 0.0004，城市耦合协调度差异非常小。总体来看，20052012 年阶段内方差由2005 年的 0.0014 增加到 2012 年的 0.0028，表明各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差异由小变大，福州、泉州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上位于前列，而厦门和莆田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上低于其他城市。3.2 20122016 年福建省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第二阶段内来看，20132016 年，省内各地市耦合协调度的均值为 0.62，比上一阶段增长15.4%，阶段方差0.0026，比上一阶段上升，表明各城市的耦合协调度不仅增加而且差异扩大。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和莆田保持了较明显的增长趋势，南平和龙岩的增速放缓，分别为0.67%和 0.65%，而三明和宁德的耦合协调度发展几乎为停滞的状态。在此阶段中，除了龙岩由勉强协调阶段发展到了初级协调阶段，其他城市均维持在2012年的耦合协调水平，福州、漳州、泉州、三明和南平的耦合协调程度为初级协调，厦门、莆田、宁德的耦合协调程度为勉强协调。3.3 20172020 年福建省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20172020 年，各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67，阶段方差0.0028，与上个阶段基本持平，在此阶段中各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上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均处于初级协调或中级协调的阶段。阶段内，福州、泉州、漳州和三明 4 个城市先后步入中级协调的阶段；南平和龙岩的耦合协调度虽然在20172019年为上升趋势，但 20192020 年发展几乎停滞，且自上阶段以来一直处于初级协调的阶段；宁德和莆田从上阶段的勉强协调阶段发展到了初级协调的阶段，增速都为 2.7%；厦门虽然仍然处于初级协调的阶段，但其增速较快，为 2.9%。综合来看，福建省各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发展迅速，由濒临失调和初级协调阶段进入了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的阶段，一些城市还向着良好协调的方向发展。虽然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但总体都保持着增长的态势。福州和泉州基本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漳州和三明的耦合协调度增长迅速，厦门虽然耦合协调度较低，但在 20172020 阶段中迅速发展，宁德和莆田的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较低的区间内。总体上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度分为了三个层次，各层次内的差异较小，层次间的差异较大。结语本文构建了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福建省各地市乡村振兴水平和城市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结合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结论如下。（1）在福建省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两大系统的综合水平方面：从时间上看，两个系统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与乡村振兴水平相比，城市发展水平的波动程度更大。从空间上看，两个系统的发展水平在各城市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其中，厦门和莆田分别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的“低洼地带”。（2）在福建省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方面：从时间上看，福建省耦合协调度整体为上升趋势，但各地市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差异较为明显。到 2020 年，福建省各地市的耦合协调度皆处于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之间，但是尚未演化到良好协调或优质协调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空间上看，福建省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沿海城市程度高、内陆城市程度低的空间格局，其中，福州市和泉州市的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省内较高水平；厦门和莆田的城乡发展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省内较低水平。参考文献：1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73(04):637-650.2陈景帅,张东玲.城乡融合中的耦合协调：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43(10):209-219.3魏后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及难点J.社会发展研究,2018,5(01):2-8.4张京祥,申明锐,赵晨.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国际城市规划,2014,29(05):1-7.5方明,叶克林.改革与新型城乡关系模式的建立J.社会学研究,1986(01):22-32.6刁宗广,张涛.中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研究J.人文地理,2010,25(02):158-160+143.7蔡雪雄.统筹城乡发展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研究以福建省为例J.林业经济问题,2008(01):73-77.8李小丽,梁进社,张同升.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省区间比较分析J.人文地理,2003(02):20-23.9刘荣增,赵亮,陈娜,等.中国城乡高质量融合的水平测度J.区域经济评论,2020,47(05):94-104.10武小龙,张露.中国城乡发展差距水平及其波动效应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17(13):96-100.11王颖,刘航,陈晓红,等.城乡系统关联耦合的演化特征及地域类型划分以东北三省为例J.地理科学,2020,40(07):1150-1159.12徐雪,王永瑜.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经济增长质量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1(10):13-26.13彭慧,陈瑜.甘肃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22(04):69-73.14廖文梅,童婷,胡春晓.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性分析：以江西为例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18(02):255-265.15庞艳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11):315-320.16王克岭,普源镭,唐丽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衔接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子基于西南五省份的分析J.世界农业,2022(02):42-54.17肖钊富,彭贤伟,等.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驱动因子以四川省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2,38(01):61-68+85.18张合林,申政永.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1(04):135-144.19马广兴.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性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41(03):103-112.20孙钰,崔寅,冯延超.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协调发展评价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9,35(06):122-135.21文琦,郑殿元,施琳娜.1949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主题演化过程与研究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19,38(09):1272-1281.22林旗华,刘荣章,钟秋珍,等.乡村振兴背景下福建省特色现代果业发展对策J.东南园艺,2022,10(02):145-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