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鲁迅“硬译”的时代意义就.doc

论鲁迅“硬译”的时代意义
姓名：罗湘怡 学号：11113021074
摘 要: 鲁迅的翻译观经历了一个从意译到“硬译”的过程。“硬译”对中国文化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时代意义。首先,"硬译"利于对文本的民族中心主义改写；其次,“硬译”使主体文化吸收原汁原味的异质文化；再次,“硬译”还能推进主体文化的语文改革。
关键词: 硬译；鲁迅；文化转型；
Abstract: Lu Xun's translation theory underwent a complete transform from "free translation" to "literal translation", as he believed that the latter was extremely sign ificant for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in terms of the following aspects.Firstly,literal translation was put forward to rectify the rewriting in translation .Secondly, it was intended to absorb the essence of foreign culture. And thirdly, itgave mipetus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litera l translation； Lu X un；cu ltura l transform ation；

一、引言
鲁迅先生不仅是一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是一名伟大的翻译家，然而学术界对鲁迅“硬译”的翻译主张褒贬不一。早在上世纪30年代，许多学术界名流诸如梁实秋、瞿秋白、赵景深、林语堂、陈西滢等都加入了对“硬译”的评论。1929年9月,梁实秋在《新月》杂志第6、7卷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文章,首先对鲁迅发难，批评鲁迅的翻译“生硬”、“别扭”和“极端难懂”,认为“硬译”就是“死译”。梁实秋还列举了三个例子佐证鲁迅翻译文字的艰深晦涩。梁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出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1]悉心考究，此类批评多是基于语言翻译层面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明白,与其永无休止地从纯语言的角度争论这些问题,不如“客观地考察译文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动因,分析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对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制约,以及译著对接受文化产生的影响”。[2]因此,对鲁迅“硬译”观的讨论必须探讨其文化背景及其形成过程。
二、“硬译”观的形成
鲁迅的翻译理论并非铁板一块,其翻译观经历了一个由意译到直译(“硬译”)的过程。
1909 年以前，受林纾、梁启超等翻译家的影响，以翻译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为主，其翻译策略未能脱离那时“意译为主的风尚”。鲁迅称自己早期的翻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斯巴达之魂》经过鲁迅的改译，已难见翻译的痕迹，《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的翻译则借用了传统章回小说的形式，并对原著内容进行了大幅删改。鲁迅这一时期的翻译以意译为主，从文化语境上来说，是开民智，救国图强及晚清意译之风对他的影响的缘故。
然而，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代表了鲁迅翻译观的重大转变。鲁迅一改以前任意删改原著的意译，译风突然变得非常严谨。可以肯定地说，《域外小说集》奠定了鲁迅“直译”的风格。相应地，鲁迅的翻译策略也经历了一个由“任意删易”式的改写，到“逐字译”的发展变化过程，其翻译观也由意译嬗变为“硬译”。
1929年, 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他正式提出了“硬译”的概念:
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就是所谓“没有出路”———所余的唯一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3]
不料，一场争论随之偶来，并展开了八年之久。梁实秋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特地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圈套，认为“硬译”就是“死译”。
鲁迅随之写了名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予以驳斥与争辩。他从学术角度阐述了他对“硬译”的看法，大致有几层意思：
（1）“硬译”与“死译”有区别，并不是故意的“曲译”；
（2）“硬译”（主要指翻译科学的文艺论及其他革命理论著作）自有需要的读者对象，它在他们之间生存；
（3）我的译本，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下不舒服”，因为思想对立的人觉得“气闷，憎恶，愤恨”，是当然的，至于那些对理论知之不多的“批评家”，本是应该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4）“硬译”不仅是为了“不失原来精悍的语气”，同时也可以‘逐渐添加了新句法’，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同化”而“成为己有”；
（5）“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4]
三、 “硬译”的时代意义
鲁迅先生的“硬译”说，首要强调的是对语言本身的“异化”，通过改良的语言实现他移情益智，改造中国文化的愿望；其言在乎语言，而其意却在启发民智，改造国民的文化层面，下面将具体探讨其在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重大意义。
3.1拒斥民族中心主义
在中国翻译史上，大多数翻译家倾向于意译，用归化去改造异域文化的“他者”。在长期的佛经翻译中，“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大行其道。晚清意译之风可以说是佛经翻译手法的延伸。梁启超主张的“译意不译词”颇为时人所信奉，以至于不懂外语的林纾以这种方式进行翻译时，也并未引起人们的惊异和不解。而当鲁迅采用贴近原文的“直译”方式时，却遭到了时人的群起围攻。
“意译”之风如此盛行，源于国人根深蒂固的“中华中心主义情结”。他们认为中国有优胜的地方，翻译西学，只不过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汤文武周公之道”。更可悲的是，当时先进的精英分子在著述中，也时时表露出自大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
幸运的是，当20世纪初外来文化威胁主体文化生存时，以鲁迅为首的少数
译坛学者，深深地感悟到民族中心主义的改译、误译将使异域先进的思想、文化被毫无限制地“自然化”，而这种“自然化”只会造成华夏民族对他种文化的“误读” ,进一步强化民族中心主义思维,不利于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最终将阻碍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进程。
因此，鲁迅在中国文化转型时提倡硬译，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随着翻译实践的增多及与西方文化的全面接触，晚清那种歪曲原著、肆意增删的“意译”风尚和“乱译”流弊，严重阻碍了西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加重了国人文化自恋心。鲁迅认为要实现梁启超在《新民议》中提出的“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必使异域文术新宗入华土。因此，鲁迅提倡硬译，反对对文化“他者”的本土化改造，消对消除国人文化自恋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3.2吸纳异域原质文化
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中，当时的多数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无法割弃“中华中心主义情结”，坚信中国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因此，晚清盛行的“意译”法，容易使生活在意义世界中的国人接受被中国文化包装过的西方文化，从而产生思想上的认同感。而主张建立新型文化的文人，迫切希望介绍和了解西方文化的真谛，他们呼唤异化的翻译，不少译者开始采用直译，如马君武的《心狱》。
实际上，鲁迅所主张的“硬译”观承前启后，“是中国引进外国文化的里程碑”。我们对鲁迅的“硬译”观不能简单地做一般的方法论理解，它包含有深刻的文化意义。他主张硬译，是对外国文化原质性的寻求：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常常和易解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地顺眼起见只能改换它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的地方, 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5]
从这里可看出，鲁迅也是非常重视“顺”的，力求译文“易解”，但“易解”与“保存”相比，却是次要的，翻译最重要的是“保存原作的丰姿”。显然，鲁迅是站在文化交流角度来审视翻译的问题，其主张硬译，是希望通过翻译，忠实地介绍和引进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新思想。鲁迅后来的翻译都是围绕硬译进行的。对鲁迅来说，硬译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以强调“信”为目的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的认定和文化重构的政治问题。鲁迅认为，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机存亡的时候，中国文化的重构意味着主体文化的断裂，要实现主体文化的重构，必须引进和吸收异域文化。因此翻译必须“求真”，而翻译要“求真”，就必须“容忍多少的不顺”。正是基于这种选择，鲁迅在翻译时，他所选择的必然是以西方文化为本位的直译方式。只有直译，才能尽量减少西方文化在转换过程中的缺损和扭曲，减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染缸化”。
3.3推进主体文化的语文改革
“五四”文学革命使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走向,而如果把鲁迅的“硬译”与语言改革联系起来, 遽然间我们会有一种新的发现。鲁迅对主体文化的自我否定不仅体现在文化层面上,也体现在其承载符号 (即语言 )上。就中国语文而言,鲁迅早在1919年1月6日致许寿裳的信中指出: “汉文终当废去, 盖人存则文必废, 文存则人当亡。”[ 6]这里所说的“汉文”是当时诘屈聱牙的文言文。就语言的社会功能而言,文言因其狭小僵化的词汇和语法延续到现代,已经失去了继续生存的意义中国传统语言的模糊性使中国的人文思想不精确, 而鲁迅正是发现了文言文的症结, 在 1931年 12月 28日与瞿秋白讨论翻译问题时,提出了“硬译”是医治这一病症的办法:
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认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7]
由此可见, 鲁迅主张在翻译中容忍“不顺”,为的是让这样的译本,即“硬译”的译本“输入新的表现法”和改进中文的文法和句法。因此“硬译”并非一种消极的办法, 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张。正是因为中文文法本身具有缺陷，所以，通过翻译而有所“新造”，是很自然的。正如鲁迅所说的，“……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词汇和细腻精密的正确的表现。”[ 8]
四、结语
就现代化与中国文化转型的问题, 杨春时先生指出：
近代的中国社会不能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从主体文化找到现代化的依据,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引进,中国不可能进入现代社会,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吸取力量,而文化转型是传统文化衰落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长期痛苦的。[ 9]
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无法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从主体文化发现现代化的依据，如果不引进西方文化，中国不可能进入现代社会，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力量。鲁迅正是洞察了这一点，才提出饱受当时时人抨击的“硬译”观，我们必须通过分析和研究鲁迅所处的文化语境去解读他的“硬译”观，才能从中发现鲁迅的翻译对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 1]梁实秋.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A ].黎照. 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 [C]. 北京: 华龄出版社, 1997.
[ 2]廖七一. 重写神话: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 [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 ( 2): 106- 109.
[3]鲁迅. 鲁迅全集 (第 10 卷 ) [ 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299.
[4]周雅菊.论鲁迅的“硬译”[ J ].南宁:广西轻工业, 2010(12).
[5]鲁迅. 鲁迅全集 (第 6卷 ) [ C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52- 353.
[6]鲁迅. 鲁迅散文 (第 4集 ) [ C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308.
[7]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 A ]. 黎照. 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 C].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
[8]鲁迅. 鲁迅散文 (第 4集 ) [ C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86- 87.
[9]杨春时. 中国文化转型 [ M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