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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对藏区的影响
藏传佛教传入四川藏区后，经过一千多年的积淀和发展，尤其是从后弘期起，逐渐形成了明显的有别于其它藏区的地域特征，保存和延续了藏传佛教的主要法脉，丰富和发展了藏传佛教多彩的文化。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都有着复杂深刻的自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原因。为了更好地从总体上了解四川藏区这一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以下对四川藏区藏传佛教的基本特点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
   一、藏传佛教寺庙多，教职人员多
   截止 2002 年，四川藏区经政府批准开放的藏传佛教寺庙共有 785 座。按区域划分：甘孜州 515 座，阿坝州 252 座；凉山州 17 座，雅安地区 1 座。按教派分：宁玛派 305 座；格鲁派 217 座；萨迦派 99 座；噶举派 39 座；觉朗派 26 座；苯教 94 座；无教派 4 座。藏传佛教的教职人员共计 56438 人。按区域划分：甘孜州 39261 人；阿坝州 16715 人；凉山州 457 人；宝兴县 5 人；按教职分：活佛 526 人；喇嘛 8875 人；扎巴 44000 人；觉姆 3037 人。共约占全省藏族总人口的 5% 。
   需要说明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苯教不属于藏传佛教，但统计口径决定数字如此。同时，学术界也有专家认为苯教的佛教化已经大抵完成。
   分析以上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从寺庙的绝对数看，四川藏区仅次于西藏，但从僧尼绝对数及其在信教民族人口中所占比例来看，四川藏区却远远高于其它藏区（西藏僧尼数不超过 4.5 万人，约占西藏藏族人总人口的2% ）。而四川藏区里又主要集中在甘孜州。?
   二、各教派兼容共存，古老教派影响大，传承较盛，苯教特色突出
   藏传佛教现存的四大教派：宁玛、噶举、萨迦、格鲁在四川藏区同时存在，甚至连在西藏已不复存在的小教派觉朗派在四川藏区也有发展。这与西藏地区历史上的元代萨迦派掌权，明代噶举派风光，清代格鲁派红火的一派独尊的现象完全不同。而且，在西藏已呈衰微之势的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在四川藏区却保持着蓬勃的发展态势，其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格鲁派。比如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最早形成的教派，也是吸收苯教内容最多的教派，四川藏区宁玛派寺庙的数量总数比格鲁派寺庙的总数多 89 座，而且分布的地域也比格鲁派广泛。在康定、雅江、德格，萨迦派寺庙数量超过格鲁派。四川藏区格鲁派寺庙虽然规模宏大，实力强盛，影响广泛，但在地域分布上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比如在白玉和新龙，格鲁派没有一座寺庙。就某些特殊的宗教影响而言，有的教派也超过了格鲁派。比如宁玛派的竹庆寺（德格），因独步天下的大圆满心髓法而成为修习此法者的首选之地；最早采用活佛转世制度的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出生在甘孜州，该派最初的形成和发展也在四川藏区，八邦寺历代高僧辈出，影响尤其深远。 1949 年以后，中央政府认定的第一位大活佛的的转世灵童就是该派的第 17 世大宝法王；萨迦派的更庆寺管理的德格印经院更是名满天下，被誉为藏文化的宝库。四大教派在四川藏区的兼容共存不仅表现在寺庙在同一个地区和睦共存，也表现在各教派之间相互学习教义，分享成果，也表现在一座寺庙里同时供奉不同教派的大师们的塑像，也表现在举行佛事活动时，可能既有格鲁派的经典诵唱，也有宁玛派的仪轨程式，也表现在各教派之间的争斗比别的藏区少。也表现在一些著名寺庙和一些著名大德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包容性上。因此，在四川藏区有许多人都同时信仰多种教派。各教派的兼容共存，使得四川藏区的藏传佛教在整个中国的藏传佛教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在四川藏区，苯教具有相当的影响，苯教的寺庙也有相当的数量（数量居全国五个藏区之首）。藏传佛教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本来就吸收了大量苯教的护法神、仪轨等，这在宁玛派尤为显著。四川藏区的藏传佛教在吸收融合过程中保留的苯教内容明显超过其它藏区。除了宁玛派寺在庙数量上、地域分布上占优势外，大量苯教寺庙的实际存在也体现了四川藏区民众对它的客观需求。苯教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大量吸收了佛教的内容和形式（比如将佛经改为苯经，也搞伏藏掘宝，顶礼朝拜的大师也是仿照佛的模样塑造等等）。在四川藏区，还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一座苯教寺庙举行大型法事活动人手不够时，会邀请邻近的藏传佛教寺庙的僧人帮忙协助，同台操作，默契配合。反之亦然。四川藏区的苯教中心有两个：一个是以德格丁青寺为核心的康北地区，一个是以金川雍仲拉顶寺为核心的嘉绒地区，丹巴的墨尔多神山是苯教的主神山。新龙等地至今仍奉行苯教年（俗称过十三）。四川藏区的民众崇拜自然，敬佛也信神，既重来世，也重今生。无论在信仰上，还是在行为上，都有着明显的苯教特色。随意自便，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不必与他人一样，也不害怕与他人一样。有两句俗话为证：“入寺信黄教，回家信苯教”，“佛教的经好，苯教的法灵”。
   三、政治作用相对较小，宗教文化贡献巨大
   四川藏区的藏传佛教没有任何一个教派取得绝对的宗教和政治的统治地位与四川藏区历史上的社会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四川藏区有土司统治的地区，有改土归流的地区，有尚处在部落氏族公社阶段的地区，还有各种政治势力都不能有效影响的地区。因此四川藏区是政教联盟，而不是政教合一，宗教势力不具备控制地方势力的绝对权力。首先土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次流官中的多数是原来的头人、守备等，只有少数的汉人；再其次，有些活佛、喇嘛本身就是奴隶主出身。所以地方政权离不开宗教的支持，各教派离不开地方政权的保护。尽管藏传佛教是全民族共同的信仰，但活佛、喇嘛的权威再高，也不能违背土司的意志。再加上地方政权对他们实行的怀柔政策，双方利益一致，休戚相关。所以宗教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相对较小。但是，各教派与历代中央政府都有密切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历朝历代都有高僧去京城朝贡，以求得恩赏和加封。同时，各教派又都视拉萨为法源之地和大本营。与此相对应的是，四川藏区藏传佛教的僧人在宗教文化上的贡献却很大。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活佛和教派创始人，不但在本地区影响巨大而且在整个藏区都有重要地位：例如有四位达赖活佛出生在甘孜州、四位帕巴拉活佛出生在甘孜州、现在蒙古国的库伦寺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中的第三世出生在理塘、甘肃拉卜楞寺的第四世和第五世嘉木祥活佛出生在四川藏区、噶举派著名的黑帽系噶玛巴活佛迄今共传承 17 世，就有 6 世噶玛巴活佛出生在四川藏区。噶举派四大支派中有两大支派的创始人都出生在四川藏区。
    由于藏区特殊的社会原因，藏族绝大多数的学者都出自寺庙。在历史上，四川藏区曾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留下大量传世著作，学术领域涉及宗教、语言、文学、历史、工巧、医学、翻译、天文历算、典籍编纂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木雅的“前五学者”和“后五学者”。据国务院古籍领导小组的统计，藏文古籍量占全国 56 个民族的第二位，人均占有量居第一。四川藏区的藏文古籍仅次于西藏，而且还有极珍贵的孤本、善本收藏在民间。 50 年代民主改革时，德格全县有喇嘛 4314 人，有文化者占其总数的 80% ，占全县总人口的 13.2% ，成为当地的文化骨干。德格印经院是藏区三大印经院之首，以八邦寺佛学院为代表的诸多佛学院培养造就了大量宗教人才，这些人才对丰富和推动藏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素有经商传统，拥有武装力量 ?
   四川藏区的许多寺庙长期以来就以善于经商和经济势力雄厚而闻名，这类寺庙主要是一些有特殊地理环境优势或特殊的宗教背景的寺庙，比如大金寺、理塘寺、甘孜寺、寿宁寺等。尤以大金寺、理塘寺的生意做得大，经商路线长，聚财手段多。民主改革后，寺院经商停止了。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提倡“以寺养寺”的政策鼓励下，一些有条件的寺庙又恢复了各种经商活动：法物流通、汽车运输、水电提灌、旅馆餐厅、日用百货、食品加工、藏医院、加油站等等。 ?
   四川藏区有些寺庙还拥有武装力量，僧人也掌握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具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是与西藏三大寺的僧兵很少卷入地方矛盾不同，四川藏区的僧兵为了保护地方利益而介入地方冲突甚至对抗官兵，这种现象在其它地区很少见。比如清末赵尔丰实行改土归流，遭到巴塘、乡城、得荣等地寺庙的武装抵抗。以武装力量参与地方冲突最有名的是大金寺。
   这种经商聚财，拥有武装的传统，使得一部分寺庙在民主改革中参与到武装叛乱活动之中。比如 1956 年 3 月，理塘寺部分僧人伙同叛匪以理塘寺为据点发动武装叛乱，叛乱持续了半个月，我军包围了理塘寺，并派飞机进行扫射，投弹，叛首才率众逃窜。民主改革完成后，藏传佛教的寺庙已不再拥有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