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与现代商道（上）.doc

第一讲 导语

为什么要寻道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到现在已经30周年了，在这30年中，中国涌现出一大批企业家、有钱人。中国人对如何过穷日子很有办法，很有经验，但是对如何过富日子还不是很懂。很多中国人手里有了很多钱以后，就无所适从，有的一掷千金、任意挥霍，有的让金钱迷失了自己。因此，有了钱之后，到底应该怎么活着，怎么去思考问题，很多人存在着很多的困惑，所以要寻道，要找回自己。对于商人来说，要想让自己的事业做得持久，做得更大、更强，要想让自己始终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至于在前进中迷失方向，必须遵循商道。古人说：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

1.道可，道非，常道
那么，道是什么？道为何物？道在何方？几千年来中国人都在寻找这个“道”。人类最早研究“道”的光辉著作，除了《圣经》以外，还有《道德经》。《道德经》虽然只有5000字，但是道理深刻，其第一篇开篇就讲到“道”——“道可，道非，常道”，区区六个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断句成“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道”如果可以说出来，它就是非常道，真正的“道”是说不出来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在先秦文学中，“道”字不是当“说”讲，说是“曰”，因此这里的“道”不是当“说”讲。因此老子说的“道”，不应该是动词，应该是名词。秉着这个观点，有人又把这六个字断句成——“道，可道，非常道”，意思跟前一种解释差不多。还有一种断句法，叫“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说“道”在道可、道非之间，也叫常道，孔子说的中庸就是常道，人一旦知道了道可，也知道了道非，就掌握了常道。对企业家来说，光知道可以做什么还不行，还要知道不可以做什么。
一个企业家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激情飞场、充满自信，他要超越自卑，要向社会证明自己，所以他要去做很多事情，什么事都能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这个阶段就是道可。后来他慢慢走向成熟，他会考虑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如果不能他肯定不去做，就像英特尔只做芯片，格力只做空调一样，这时候叫道非。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成熟，掌握常道了。这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的解释。

2．小事从权，大事从道
古人说：一个人做事，小事从权，大事从道。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做小事的时候可以玩点小权术，但一旦要做大事，他必须从道。做企业同样如此，当你的企业还很小，还处在初级阶段的时候，你可以玩点小名堂，但是等公司做大以后，就不能再玩把戏了，玩把戏只会把自己玩完。所以，道是一个人对社会、对市场、对企业以及对人生的一种感悟。企业如果想做大，必须寻“道”。

3．悟道与道的传播
“道”不是与生俱来的，而要自己去感悟、去领悟、去悟道。道需要感悟和传播，当你从别人那里听到、悟到“道”之后，要传播给员工、朋友、合作伙伴。
人类传播知识有三个渠道，第一种表达方式叫科学的叙述，用科学来说明问题、传播知识。例如：1＋1＝2，a2 -b2 ＝（a＋b）（a－b）。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这是科学的传递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用历史的方式。人的生物基因可以遗传，但是知识基因是不能遗传的。每一个孩子刚生下来，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他必须学习知识才能武装他的头脑。但是人要想这一辈子活得比别人潇洒、比别人成功，不一定要把别人犯过的错误全部犯一遍，只要知道别人是怎么犯错误的，就可以少犯错误。如果知道别人是怎么成功的，自己可以去借鉴、模仿，而不要自己去瞎琢磨。培根说：数学使人周密，历史使人明智，交流使人敏捷。一个人要善于跟别人交流，那么他的思想就会很敏捷，而学史可以使人明智，让人明辨是非、洞察世事。
第三种方式是情感叙说。例如在演讲时，通过述说一个或悲壮或豪迈或感人或温馨的故事，让别人去感悟，就可以快速达到情感沟通的目的。
人类的知识传播大体上就这三种方式。
《乔家大院》曾被《人民日报》评为2002年至2007年中最优秀的三部历史剧之一。从《乔家大院》这部电视连续剧中，我们可以把这三种叙述方式糅在一起来悟道。
第二讲 企业家的生存之道（一）

企业家的生存之道

提起“生存”二字，我们就会想到外部环境和自身的品质，就像一粒种子要发芽，需要有外部的土壤、空气、温度，以及种子内在的品质。讲生存之道同样回避不了这两个问题。

（一）“商”的地位与产权的保护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三个最重要的基础，第一是政治，第二是经济，第三是文化。

1．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政治与法律地位
中国的商人、企业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外国是不一样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短，进入市场经济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整个社会政治对商人是不利的。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中，汉景帝时的宰相晁错就给汉景帝献过一个国策，他说：“如果要统治这样一个大帝国，要注意两条：第一，不能让老百姓有钱，不能发展商业；第二，不能让老百姓饿死。”也就是说在有钱和没钱、贫困潦倒和稍微有点温饱之间选择一个均衡点就可以了。如果让老百姓饿死，他会造反；让他有钱，他就不听话。汉武大帝控制着大量的资源，控制着很多钱，但是老百姓却很穷，他还经常把商人圈起来，像圈猪一样关着。这种统治方法延续了很多年。
在封建社会中，社会地位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地位最高的是官员，其次是农民，第三是工人，最后一等是商人。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给商人的定义是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为富不仁。明朝时，商人不能穿绫罗绸缎，只能穿布衣。改革开放以后，商人的地位才逐步开始提升。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改革开放不仅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外国的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是不同的，政治基础也不同。改革开放30年，我们遇到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结果很多人直接照搬外国的管理方法、规章制度、管理经验，用到自己身上就不灵了。

2．市场经济的特点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它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第二是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第三是价值变得多元化、个性化。这是一个个性多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商人要有充分的认识，如果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不认识、不清楚，能获得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

3．《物权法》的颁布及意义
2007年中国通过了一部法律，叫《物权法》，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尽管来得晚了一点，但是中国人终于有了这样一部法律。这部法律真正确立了商人的地位，提到了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被平等保护，国家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的产权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是人类谋求生存、建立和拥有家园的权利，是生命权利的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障。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起，构成三项最基本的人权。
世界银行曾对收入不同的国家的财富结构作了一个分析，结果发现，凡是法律、法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它的社会的无形资产就比较大，国家公民对遵纪守法的意愿以及对本国法律的信任度就比较高。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有效性、产权保护的明确性以及政府运行的有效性，构成这个国家的财富的总量。所以，当我们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这样一个共和国的时候，就不能忽略这样一部物权法。因为一个社会保护私有产权的成本和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成反比的，一个人如果要花高昂的代价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又要养狗，又要养保镖，他所处的这个地方肯定不文明。而一个国家人民的财产没有人侵犯，连防盗门都不用装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非常高。
从2005年到现在，中国一直在提倡创建创新型国家。一个国家要成为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创新的人的知识产权，这样人民才会积极创新。如果一个搞创新的人要拿出三分之二的精力来防止别人盗版，这个企业家创新力就不够。所以，我们要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打击盗版，国外的盗版要打击，国内的侵权也要抓。

（二）市场经济的准则
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就是每一个人可以平等、自由、自愿地进行交易。过去，人们总认为商人是为了利润才去做事，例如地震捐款，尽管他做得不错，但是他的动机不好，所以人们就嗤之以鼻，这是一个思想误区，是对经济缺乏正确的理解。

【案例】
暴风雪后的小卖铺
有一年美国下了一场特大的暴风雪，积雪厚度足足有一米深。有一个大概有一百多户人家的镇子被大雪封住了。在这个镇子上有两家副食品商店。当大雪来临的时候，这两个小卖铺采取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第一个商店没有涨价，继续按原来的价格出售商品，一个小时之内，这家商店的库存全部被人们一扫而空，后来它就关门歇业，没有再进新的货。另一家商店打出的价格比原来高出5倍。大雪封镇后的第6天，开始有人到这家商店去买东西，而这家商店卖完存货后，冒着风险拉着雪橇去外面拉货，就这样慢慢地维系了15天，这一家商店维系了这一百多户居民的生活。雪灾过后，全镇的人一起讨论这两家商店店主的人品。
那么，哪一个店主更得人心呢？究竟这个镇子更需要哪样的商人呢？

我们知道，商人作为社会的一个分工，他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要，当这种需要没有利润，危及到商人生存的时候，商人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虽然商店没有跟镇子里的人们签订合同，但是存在着一个隐约的合同，那就是商店要保证全镇人们的吃喝，如果他因为下了雪不执行合同、不供货，那就是违约，是违背职业道德之约。
对于商人，我们不要指望他们是出于功德来做事，我们只要求他遵循职业道德就足够了。当然，商人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守住职业道德是最起码的要求，当功德和职业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职业道德是最重要的，因为别人寄希望商人的就是它。
在上面的案例中，暴风雪中，全镇的人都寄希望商铺能保证他们的吃喝，如果商店连这点都做不到，卖完了就关门，那么店主就不是一个好的商人。商店可以涨价，人们可以理解，大家可以自由选择买或不买，但是商店不能关门大吉。当然涨价也不能涨得太离谱，要是利润高得离谱，别人就自己去进货了，这个商店只是以比原来多5倍的价格卖出去，因为他有销售渠道，这个价格他可以赚到钱，别人就不一定能赚到钱。
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商人职业道德的要求。当然商人不能卖伪劣、过期、有毒的食品，这是最低的底线。

企业家作为新阶层的文化意义

1．新阶层的出现
企业家或商人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新的阶层，具有一种文化意义。中国的有钱人都是1978年以后冒出来的，1978年以前的中国社会没有富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那时候有4亿多贫困人口，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还有2100万贫困人口，中国的脱贫在世界上是一个奇迹。在这个奇迹中，包括一批有钱人、企业家的出现，因为多了这样一个阶层，所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世界所瞩目。1978年，中国大陆的居民存款是260亿，手头现金是130亿，人均金融资产是39元。而现在，居民存款是20万亿，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增长也非常快。除了20万亿的存款之外，还有股票、房子、汽车、债券等等。
改革开放30多年，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在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动力和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

2．企业文化问题的亟待解决
中国的企业家和国外的企业家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中国的企业家不仅要解决经济问题，还要解决企业文化问题，而外国企业文化层面的东西由宗教来解决。著名的经济学家赵晓写了一篇文章，叫“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文章说中国属于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所以很多本来是由宗教解决的问题，现在都要由企业家来解决。为什么现在企业家这么关注企业文化，因为他不仅仅是为了钱，还因为他有了更多的追求。没钱的时候为了钱去奋斗，有了钱以后想法就多了，就开始有了新的追求。当你的副总都有100万存款的时候，和当年你开始几万块钱起家创业是不同的，你所面临的是成长的痛苦，很多东西需要去思考，去解决。企业家不仅要解决经济问题，还要解决文化问题，还要解决理念问题。

企业家成长的三个阶段

一个企业家的成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超越自卑：敬业、创新
第一个阶段是超越自卑，看着人家赚钱，自己就豁出去赌一把。等到超越了这种自卑，挣到一点钱，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发现这些钱不属于自己了，于是就把这些钱用在很多方面。举个例子，一个人一天挣100块钱估计就够吃了，如果要养房子，一个月挣1万块钱也就够用了，当他一个月挣2万、3万块钱的时候，他总得拿一点孝敬父母。当他一个月挣5万块钱的时候，他觉得他需要帮助一些过去曾帮助他的亲朋好友、老师或者是有困难的人；当他一个月赚10万、20万的时候，他会把钱存到银行去，这时候存到银行的钱就不是他用的了。人这辈子当中，用掉的钱才是自己的钱，不用的给了银行，就变成银行的钱了，银行拿去贷款、拿去挣钱。当他有100万、200万存款的时候，他的心里又躁动了，他会想这个钱不能放在银行，不能让银行挣钱，于是他就把200百万取出来办公司，开餐馆，把钱散出去，买桌子、椅子，租门面，交给税务局、工商局，招工，没几天，200万就没了，然后着急地要把这200万挣回来。

2．超越自我：勤奋、执着
因此，当人掌握了一定的钱之后，就会发现自己不是在为自己做事，他就已经开始超越自我。但是自我会死掉的，人是必死的，为了回避对死亡的思考，于是人就去忙碌。一个哲学家说：为什么大家这么忙，因为你是必死的生命，因为你不敢天天去思考死亡，所以转移注意力，天天忙，忙的时候就会忘记思考死亡，于是会活得很愉快。如果天天思考死亡，没准就会进精神病院。

3．超越生命：自我实现
所以，等企业家做大之后，他会想到要超越生命，他会想到自己死后怎么办，他不在公司了，公司怎么办，他还能为公司留下什么？物质的东西很快消失或耗尽，不要说两千多年前用的劳动工具、坐的车现在都看不到了，就是100年前、10年前有些东西也都找不着了。中华民族是最会与时俱进的，30年前的中山装，现在已经找不到几件了。所以，物质的东西很快会消失的，唯独精神的东西、文化的东西可以传承和延续下去。因此对于企业家来说，他的一种特殊的品质，应该是敬业与创新、勤奋和执著。
第三讲 企业家的生存之道（二）

如何评判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1．有人格魅力
我们判定一个人的时候，通常用三个指标来评判：一是性格；二是学问；三是人格。秉性是天生的，学问是后天学的，人格是表演给自己看的。人格是一种表演，你是做一个与人为善、与人无争、有敬畏心、宽容心、感恩心、平常心、欢乐心，还是做一个处处与人争斗、与人为敌、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的人，你就会怎样做事。一个有人格的人做事，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做给自己看，做给自己的信念看。不管别人怎么说，说他傻、笨、不合时宜，他都不在乎，依然故我。这样的人就是有人格的人。企业家的人格魅力，就是他给企业、给社会的形象是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

2．丈量天下通有无
乔致庸生活的那个年代，晋商只能用脚去丈量(当然也包括马车或船)天下。这样一种长途跋涉的商旅人生与文人墨客游山玩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商人给所经之处的经济发展和生活便利，甚至是文化的传播，应该说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乔致庸用一件皮袍子换了一张《大清皇舆一览图》，这上面标了此前一百多年前晋商老前辈王协一生所走的商旅之路，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北至大漠，南到南海，东至极远，西达荒蛮之地。其中，茶路从武夷山一直向北，过长江，走汉水，经太行，过晋中，出雁门关，到达库伦和恰克图；丝路从苏浙贩丝到山西，在潞州织绸之后，再销往全国；药路从云贵一直向东北，再折回两广；盐路从山西通扬州，再折向京津两地。还有许多红圈，表明当时在大清帝国版图上开设的生意，蔚为壮观。
因为战乱的原因，当年中国的茶路已经断了四年，乔致庸看到这里面的巨大商机，决定要亲自下江南打开茶路，这就是一种要做“无中生有”生意的大手笔。这种立志要通过“货通天下”来为民谋利的想法，虽然离不开自身利益的驱动，但他的这种做法证明：发展商业，互通有无，最能消解猜忌，驱散敌意，最有利于社会和谐。
所以，“晋商”其实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代一代人传承下来的一种精神。因为见过世面才能有大胸怀，有胸怀才会有要见更大世面的冲动和勇气。经过长期的浸润和滋养，商业在晋商看来就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利”字，而是一种带原生命意义的顽强精神。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面，是个大男人就想做大事，是一个大男人的女人，就会把自己的男人放出去，成就大事业当做天经地义的事。做生意最大的商机是互通有无。在已经“有”的条件下，从中挣一点价差，那是小商人的思路。真正的大商人，总是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通过“无中生有”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

3.具有文化意义
企业家作为一个新的阶层，体现的不仅仅是经济关系，或者是对社会进步发展的贡献，而且包含着文化意义。例如“时代光华”这个名字就起得非常好，有很深刻的含义：“华”是表示物的东西，物华天宝，华贵、华丽、奢华、豪华讲得都是物，“光”字超越了物的范畴，是可以感觉到的、看到的，但是闻不到，抓不住，它更抽象。当我们用“光”这个词的时候，常常会想到思想之光，让人豁然开朗。“光”字会让人想到理想之光、智慧之光、理性之光、心灵之光、灵魂之光，更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时代光华”研究时代的“光”与“华”，精神与物质，这样的大讲堂不来听，肯定很遗憾。对企业家来说，他的文化意义更重要，不要问人家赚了多少钱，现在身价多少，应该问他：你身上有多少光，你能照亮多少人，能照亮多少颗心，这才是新阶层的文化意义。

企业家要面对的三只手

一个企业家要生存，需要面对三只手：市场、政府和上帝。

市场之手：商人是一种社会分工
企业家要面对市场之手，因为商人是一种社会分工，市场是交易的，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别人，这是最重要的。商人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东西卖给别人，就要接受这个分工。人来到这个世界要做两件事，第一是接受分工，第二是寻求合作。先接受分工，再寻求合作，在寻求合作的过程中得到好处。

1．商人利己亦利人
《乔家大院》的编导在剧情安排上，有着意拔高乔致庸的人物形象的主观愿望，这种善意可以理解，而且值得称赞，但在观念上却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儿。例如在南下贩茶之前，他们就让乔致庸义正言辞地反复说道：“开通江南茶路是为了天下的茶农，茶路不通，多少茶农失业，流离失所，强者沦为强盗，弱者死于沟壑。”再加上陈建斌个人颇为夸张的演绎方式，使得乔致庸在观众面前成了一位救国救民的救世主，似乎商人只有做到这个份上，才算得上是一个好商人，无形之中就让商人承担了超出他们社会分工本身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其实，商人逐利，本来就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属性，经商而又不逐利的人是慈善家，而不是企业家。好商人与坏商人的区别，往往就在于前者所逐之利，予人亦有利，或者叫利己利人，是正和博弈；后者所逐之利，往往是害人之利，或者叫损人利己，是零和博弈。正所谓“无利不起早”，我们既然不能把商人说成是不逐利的圣人，也就不能把商人们正常的逐利行为说成是不高大、不完美。

2．商人为利天经地义
很多人觉得为利好像是一件丑事，很多商人一听别人说自己惟利是图马上就软了，因为他心里觉得不能讲利，君子言益不言利。所以说，中国商人的心态是脆弱的。其实商人为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言利企业能发展吗？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有两个最重要的变化，第一个是长富于民，即让老百姓有钱，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二就是商人能够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讲利了，再不像乔致庸那时的心态了。当然商人讲的利，与利己是不同的。
第四讲 企业家的生存之道（三）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他拥有100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有的人如果拥有这么多的资产，可能就要出问题，就要崩溃，就要胡作非为、狂妄、找不着北了。可是比尔•盖茨心里想的是，上帝赋予了他这样一个聪明的头脑，所以他这辈子要服从上帝，活着的时候要尽其所能地获取，通过商业合法的方式获取很多很多的钱，在死之前要尽其所有付出，回馈社会，上帝只是派他来管理这些资产，这些资产不是他的。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不是因为他个人需要，而是因为社会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来做这么一件事情，正好被他抽签抽中了。所以他临死之前尽其所有要付出，现在每天必须捐出去50万美金才完成任务。中国的企业家也应该有比尔•盖茨的胸襟。
古人说：钱散人聚，把钱散出去，总是很痛苦，因为挣钱不容易，挣钱是靠能力加上运气，花钱是要有智慧的。

3．利己利人要解决两个问题
谈到商人的利己和利人的时候，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损人利己与损人不利己、损人害己的关系。这个世界上能够做到损人利己的人，是极少数的，多数人一不小心就损人不利己，再滑一步就变成损人害己了，真正能达到损人利己的人微乎其微。在市场中，一个企业家想损人利己不大容易，做人的底线是损人利己，损人是方法错了，利己的动机是对的，目的也是对的，损人利己的人是可以谈判的，损人不利己、损人害己的人是不能谈判的。所以，做人起码要做到损人利己。但是很多人往往都守不住这个底线，但凡损人利己的人，最终都是损人不利己、损人害己。所以真正的好商人、企业家，一定要走到利人利己的道路上来。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界定奸商和为富不仁这个问题。什么才算奸商，奸商是道德问题，而为富不仁只能说这个人很自私，但是他不一定是损害别人的利益，不对别人进行威胁，只能说这个人的思想境界不高，这跟奸商是有所区别的。

政府之手：市场创新与制度寻租

1．企业家挣钱的办法
在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企业家挣钱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在市场上创新，第二个是通过制度寻租。在现有的制度当中，有缝隙去寻租。在中国这种转型时期，中国企业家应该选择什么方式，如何把持自己，需要企业家认真思考。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控制着大量的资源，现在资源逐渐转向市场配制，企业家如何不在改革中犯错误，这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2．创新之租谁当享
乔致庸是个“敢做敢为”的商人，他投资的第一个官员，居然就是日后在清廷名声大振的张之洞！张之洞不仅是清流派中坚，也是洋务运动的后殿，更是晚清推行新政的要角，可谓一身而三任。可是乔致庸第一次见到他时，张之洞还仅仅是一个因没有钱贿赂吏部，赋闲在京等着补缺的三品闲官。乔致庸对张之洞的投资，是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借给张之洞十万两银子。张之洞接过折子之后，立马就给乔致庸出了一招：让票号替南方战区的各地官府向朝廷汇兑银两——这可是一笔大买卖！让乔致庸高兴得当场就要给张之洞下跪。在出了这么个好点子之后，张之洞还给南方几省的督抚写了推荐乔致庸去办票号的信，这也算是一种政治资源。
在张之洞的点拨下，乔致庸即刻发现：与官府和朝廷做生意，才是天大的生意。因此，他南下广州，给两广总督哈芬哈大人说明通过票号向朝廷上缴银子好处：票号汇兑不仅比银车押送节约运输成本，而且风险小，周转速度快。当然，哈大人与李总管知道用票号开展这笔业务，真可谓日进斗金。
而乔致庸的“汇通天下”，有点俘获政府、靠权力垄断吃饭的味道。在专制社会中，行政权力君临一切，无人能敌，因而能与权力结盟，做依附于权力的买卖，确有可能在市场中所向披靡，做大做强。在中国，权力专制源远流长，中国商人于这样的生意早有传统，自然驾轻就熟。只是，在依附权力的生意能大行其道的地方，不依附权力的生意定会奄奄一息，甚至无立锥之地。善于俘获权力的商人，很难也是善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商人。因为，俘获权力和创造客户价值虽都能赚钱，但对商人的素质要求和企业的文化要求相去甚远。当权力成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时，不善俘获权力的企业家只有被淘汰的命。

3．政府充当什么角色
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步由政府控制全部的社会资源转向由市场来控制资源的过程，当今社会和3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30年后的中国，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问题。宏观政府如何管理这个国家，政府如何成为一个服务者，而不是自己做经济，这个转变如果完不成，中国未来的发展还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如果政府既当裁判员又进场踢球，现场肯定一片混乱。真正的市场经济，政府只提供公共产品、教育、国防等等这些企业和个人不可能去做的事情，政府只要维护市场秩序，让球员去踢球，让企业家在市场中竞争，这才是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转型和过渡期，现在的企业家在如何处理市场创新和制度寻租问题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制度寻租，获得利润的时候，它是不愿意去做市场创新的，它不会去做技术开发，不会做管理的调整。

4．正确区分“政府”与“政府官员”
上海“陈良宇事件”出来以后，中国社科院一个研究员写了一篇文章，提出“陈良宇事件”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启发，他说凡是在地方政府很强势的地区或省份，有三大风险，第一个风险是政府手中的权力很大的时候，他要做好事会做得很好，但是如果要做坏事，没有人能挡得住，因为他太强势了；第二个风险是当政府很强势的时候，整个社会资源控制在政府手里，政府不可能保证每一个公务员都是廉洁的，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今天盖章和明天盖章，对于他们来讲是无所谓，但是对于企业家来讲就是利润，权力和利润就很容易挂钩。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好不好，就在于这个地方的交易成本有多高，隐含的成本有多高。所以，要正确地处理这个关系，需要企业家拥有高超的艺术。作为企业家要正确区分政府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不要把政府当做政府官员，也不要把政府官员当做政府，要把两者区分开来。

5．保护自己与保护别人
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记住一个原则，保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别人，不要去害人，你把别人拉下去了，你自己就下去了。

“上帝”之手：幸福的有产者

1．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
企业家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有产者？一方面靠市场，一方面是与政府处理好关系，第三还要靠运气。中国企业家的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上帝厚爱。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绝不能狂妄，天让其亡必先令其狂。很多人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太把自己当回事，不知道除了市场和政府之外，还有一只手叫上帝之手，即运气。
那么，企业家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有产者呢？有产者不一定幸福。中国的GDP增长指数每年在10.3%左右，但是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却没有递增，甚至是负增长，金钱与财富和人的幸福之间的相关度不是正比的。用经济学家的说法，人的幸福只有20%是可以用钱解决的，而80%不是靠钱来解决的。幸福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财产只是一个手段，要成为一个幸福的有产者，就需要对人生有一种彻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2.人生本是一出戏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生本是一出戏，所谓功成名就，往往就在于人们成功地选择了一个能够充分展现自身价值的角色。乔家大院，以及由这座大院演绎出的《乔家大院》，之所以能够打动人，从本质上说，在于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以普普通通的短暂生命，在交通与通讯极其不发达的年代，而且是在自然资源贫乏的省份，选择了充分展示生命价值的方式，奇迹般地创造了一幕幕引领中国近代商业发展和金融起源的历史活剧。这一主题，拨动了人们思考当下现实的心弦。观众与读者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与困惑，对事业与爱情的追求与迷茫，都或多或少地从《乔家大院》中得到了某些启迪和激励。

留住所爱，留住所想，留住一梦相伴日月长。很多人曾经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下海这么多年，创办企业这么多年，留住所爱了吗？留住所想了吗？很多人把自己玩丢了，现代人太不自立，太不管自己了，每天都在忙碌，不知道忙什么，每天都在被手机支配着，自己的意志在哪里，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究竟想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迷失了，被别人支配着，自我没有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新东方的俞敏洪的一个朋友对他说：你现在很危险，因为你天天都在忙碌，没有思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是活着，一个是想着，只活着没想，就很危险。
人生应该如何去渡过，并不是每个人，每个成功的企业家，每个有钱人都能够想明白的，并非每个人都对它有独特的认识，很多人从来没想过如何生存，企业家如何把企业的生存做好，如何生存出质量，活得有尊严，这是一个问题，也就是生存之道。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一百多年前，胡庆余堂有一个对联，叫做“修河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胡雪岩所有的产业都是为了逐利，唯独这家药店不创利，他的理念就是为了修河，他做的事情虽然没人见，但是存心自有天知。在武夷山和乔致庸做生意的是一个姓邹的商人，在他的邹氏祠堂里，也有这样一副对联：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

总结
总之，企业家要想永久地做下去，要做到以下几点：

1．关心时事，但不要介入政治
社会是有分工的，经商就经商，做学问就做学问，玩政治就玩政治，当然又经商又做学问的也可以，但是不能玩政治又经商，那就麻烦了，那就是吴敬琏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作为商人要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因为政治场的游戏规则和商场的游戏规则是不同的。

2．依靠政府但不依赖官员
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家要依靠政府，事业才能顺利展开，但是不要依赖官员，企业的利润增长点一定不要依赖某个人。

3．敬天爱人但求无愧我心
对于文化，要敬天爱人，但求无愧我心，要敬天。我们这个社会最缺的是五颗心，即敬畏心、感恩心、宽容心、平常心、欢喜心。一个有文化的企业家，应该敬天爱人，他做的事要无愧我心。古人说：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说你好，但是你只要没有亏欠别人就行了。

4．追求成功但不迷失自我
对自己，要追求成功，但不要迷失自我。成功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是不要迷失自我。关于成功，可以用一句歌词来形容：“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我已经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第五讲 对话生存之道

主持人：薛灿宏
嘉宾：
郭梓林先生：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科瑞集团副董事长、学者型企业家
慕云五先生：管理学家杂志社资深执行主编

商人的起源和历史地位

薛灿宏：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两位嘉宾。刚才在第一个阶段的主题是企业家的生存之道，在讲到企业家的生存之道时，我们能感受到中国最早的商人他们的生存环境往往非常困难，甚至非常恶劣。中国商人的起源是因为商朝被周朝推翻以后，商朝那些遗老遗少的财产、土地全部被剥夺了，这些人没办法生存下去，只能进行一些物资的交易，从中间赚一点差价，以此生存下来。人们习惯上把这些倒腾物资的人称为商人，“商人”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现在。
郭梓林：这很有意思，外国人没有经历商、周时代，我们也把他们称为商人。我们中国人从前认为人想问题是“心想”，心想事成，后来才知道是用脑来想。但是现在还是把“心想”当做一个惯用的通用的词。其实我们说心想的时候，就是脑想，这是沿用过来的，就像商人这个称呼从那时沿用到现在一样。
薛灿宏：过去的商人社会地位比较低，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个等级。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将近30年，商人、企业家的地位已经得到大幅度的上升。现在几乎是全民经商，很多人都想发财，都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尽管这么多人都下海了，但是成功的毕竟是少数。成功的商人为什么总能抓住机会呢？机会其实都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有人的能抓住，有的人却抓不住？慕云五先生是不是有一点见解？

谁能够成为企业家

慕云五：可能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感觉，现在新创业的人会觉得生不逢时，如果是十年前自己肯定发了，因为那时到处都是机会。我相信再过十年以后，仍然有一批这样的人还会说这样的话，又说自己生不逢时。其实机会是无处不在的，一个商人最核心的基本特质应该是赚钱的欲望，我不敢说这个欲望是天生具有的，但是一个成功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天生做生意的料，因为有的人尽管也很出色，但是由于没有这个欲望，就不想去挣那么多的钱，所以不想费那么大的事，因此也找不到机会。成功的商人当然是发现了机会，把握了机会，但能不能做成，还有很多的因素，今天梓林先生讲了很多东西，尤其是他最后总结的那四条，我觉得这些都讲到了一个商人即便发现了机会，也不见得能成功，这四条都考虑到了，肯定是很成功的。
薛灿宏：同样的机会，为什么有的人视若无睹，而成功的商人却能无中生有，能够创造机会？例如刘永好，现在是成功的企业家，但在他那个年代，大家都在种田，有的人也在养畜牧、养家禽，但是刘永好养鹌鹑，卖鹌鹑蛋，最后成为希望集团的老板，成为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再如李嘉诚，在他那个年代，大家也在经商，但为什么他做塑胶花就做出了一个亚洲首富？为什么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机会，有的商人能成功，有的没有做成？除了一个赚钱的欲望，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在里面发挥作用，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郭梓林：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全民经商？邓小平提出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改变了中国的走向。在这之前，整个国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提出，使得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人们指出了一条出路，即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共同富裕。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设计师的工作做完了，剩下的是工程师的具体工作，即让什么人先富起来，怎么富裕。就像上一部公共汽车，如果领导说让少部分人先上去，就会有人打架，但是如果领导说让妇女、儿童、老人先上，就会变得有次序。如果是全民经商，应该是工程师出了问题，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经商的。一个社会，企业家资源是很稀缺的，只有很少的人可以当企业家。人类进化的三百万年证明了一个道理：在社会群体中，只有少部分人喜欢创新，多数人会墨守常规，希望明天的太阳和今天的一样，只有少部分人喜欢冒险，也正是这一部分人看到了机会，而有的人熟视无睹，是因为他看不到他后面会带来的商业利润。另外，即使有的人看到了商机，但是这个钱不是该他挣的，他没有资金，没有人员，没有社会关系，这些条件制约着他，即使他看到了也没用。
薛灿宏：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家是天生注定的。没有这个命，就不要梦想当企业家，是不是这样？
郭梓林：但是有没有这个命，人们并不知道，总得先去实践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命。假如有人一开始说你没这个命，你肯定不服气，肯定要去尝试，通过尝试，最后承认自己确实没有那命。人年轻的时候是“道可”，就是什么事都能做，又能当学者，还能当总理，当政治家。上帝给每个人都提供了这样一个大的发展空间，让人们去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生物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生下来的时候，神经元是非常丰富的，到了成年的时候，留下来的神经元只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由于长期不用就消失了。留下的到底是哪三分之一，上帝也不知道，因为家庭条件、就业、遇到的人都不一样。这三分之一，有适合做管理学家杂志的执行总编的，有适合做企业家的。到了一定程度就是“道非”，这时候就掌握了“常道”，自己这辈子的“常道”就掌握了，自己最好做什么又便宜，又挣钱，收益还最大，成本还最小，人大概在四十岁时就应该定位了。
慕云五：刚才梓林先生补充的这个很重要，否则真会让大家失去信心，不努力了。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想，我天生不是当企业家的料。实际上按照郭总的解释，尽管有的事情是天定的，可是谜底可能要到人临终时才能知道。
薛灿宏：但是有一点，我们已经总结出规律了，成功的商人往往小时候受的苦很多，往往非常勤奋。这一点可以总结出来，因为江浙的商人，尤其是温州的商人，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发家史、成长史，可以用几个词来概括：第一是可怜，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在温州台州地区，七山二水一分地，晋商居住的土地也很贫瘠，很难养活自己。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有政策了，温州人就一个个离乡背井出来做生意，弹棉花、卖水果糖、做小裁缝、修小皮鞋，就做这样的生意，很多大老板就是做这些出身的；第二个是可恨，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假冒伪劣产品多产于江浙一带，他们能用马粪纸做成和真皮一模一样的皮带。有的人为了假冒伪劣不择手段，不过那是原始资本积累的时代，从流氓成长为大亨，成长为绅士，需要有个过程；第三个是可怕，浙江人、温州人、台州人有钱，他们炒房，把楼价抬得很高，让老百姓很害怕。当然，现在浙江有的企业家，已经非常受人尊敬了，不再像过去那么可怜、可恨、可怕了，现在也爱学习了，很多老板都到国外去进修，读MBA、EMBA。
郭梓林：也有好多到时代光华来学的。
薛灿宏：也有，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