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国家监察机制体系的优化.pdf

民主政治与治理岭南学刊2023 年第 4 期收稿日期:2022-12-13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正式制度效能提升研究(编号:22BZZ049)。作者简介:夏支平(1972-),男,湖北黄冈人,管理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危机管理。大数据时代国家监察机制体系的优化夏支平(西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2)摘要:作为国家监察机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腐败行为预警机制具有对腐败行为“早发现、早处理”的能力和优势。大数据与腐败行为预警机制的深度契合性,为引入腐败行为预警机制提供了一种现实有效的技术手段和社会文化。在大数据时代,引入腐败行为预警机制,构建包括“预防+预警+惩治”的国家监察机制体系,可以有效弥补“预防+惩治”机制的不足,发挥更强大的国家监察效能。因此,应该塑造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社会文化氛围,将腐败行为监察从“抓大放小”转向“全面监控,注重生活细节”的新模式,通过教育培训提高纪检监察干部运用大数据技术和平台的能力,加强公务人员腐败行为数据库的建设、维护和信息共享,完善相关制度,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和文化的功能,加强腐败行为预警,不断优化国家监察机制体系。关键词:大数据;国家监察机制体系;腐败行为;预警机制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23)04-0041-09DOI:10.13977/ki.lnxk.2023.04.006一、问题的提出党要长期执政,就一定要坚决反腐、持续反腐,巩固执政基础,强化执政根基。国家要长治久安,就一定要以专责的法治形态和权威对腐败进行规范治理,彻底解决公共权力和国家机体遭受腐败侵蚀破坏的问题,最终达成善治1。为此,2018 年 3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并入新组建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预防腐败局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由此,中国正式建立并开始实施一个集中统一、高效长效的反腐败国家监察专责体制,为消除腐败存量,抑制腐败增量,力争杜绝腐败行为解决了体制问题,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机构支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只有借助机制的优化才能实现。所以,若要全面完善腐败治理体系,加强腐败治理能力,夺取反腐败斗争全面持久的胜利,不仅要解决国家监察体制问题,还需要不断推进国家监察机制体系的优化。如何优化国家监察机制体系?美国学者 Klitgaard 在控制腐败 一书中对腐败行为的生成机理构建了这样一个公式:腐败=权力垄断+自由裁量权-问责,并基于这一公式提出了三维反腐机制体系。一是消除权力垄断。权力垄断与腐败呈正比,权力垄断程度越高,腐败的机会就越大。因此必须通过限制权力来降低腐败的可能性。二是削弱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越大,腐败机会必然越多,这是正比关系。因此必须合理限制自由裁量权。三是14民主政治与治理 岭南学刊2023 年第 4 期加强问责。问责制度的完善同腐败程度呈反比关系。监管和问责有效会起到抑制腐败的作用2。然而,如何加强问责?如何提高监管和问责的效率效益?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等诸多考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执政集体始终保持警惕,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不断推进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创新,持续强化党和政府拒腐防变的能力。2005 年中共中央颁布了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了“预防+惩治”的反腐败体系,即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三者相互促进,共同发挥作用。2008 年中纪委发布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对完善“预防+惩治”的反腐败体系的工作做出具体部署,“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将预防腐败工作与各项改革结合起来,促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全面发展”3。2012 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充实了“预防+惩治”国家监察机制体系的基本要素:教育、改革、制度、防控、监督等。2017 年党的十九大对落实“预防+惩治”国家监察机制体系做了更周密的部署,要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国家监察的力度,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预防+惩治”机制,国家监察工作成效显著。截至党的十九大前夕,中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中管干部 440 人,处分 153.7 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 8900 余人,县处级干部 6.3 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8 万人4。截至 2020 年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24 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61.8 万件,处分 60.4 万人,其中处分金融系统违纪违法人员 9420人;全国有 1.6 万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6.6 万人主动交代问题5。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比例由 2012 年的 75%增长至 2017 年的 93.9%,提高了 18.9 个百分点6。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印象指数”,中国的排名也从 2014 年第 100 位上升到2020 年第 78 位(见表 1),中国反腐败工作得到的公众评价整体处于较好水平,84%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政府在反腐败方面成效显著,83%认为本国反腐败机构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参评国家和地区之中名列前茅7。表 1 十八大以来中国“清廉印象指数”排名情况年份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排位100837977838078(数据来源:根据“透明国际”历年排位情况整理。)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反腐败工作成效显著,得到了国内外普遍认可。但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8,国家监察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也就是说,对一切腐败行为要做到早发现、早处理,要切实提高国家监察的效能与效益。如何做到对一切腐败行为的早发现、早处理?思路之一就是在机制创新和机制体系优化上下功夫,依托大数据技术和文化,引入腐败行为预警机制,将已有的“预防+惩治”国家监察机制体系进一步优化为“预防+预警+惩治”机制体系。二、腐败行为预警机制的内涵及意义(一)腐败行为预警机制的内涵一般认为,预警这一概念源于军事领域,是指通过一系列侦查、监测技术,提前发现、收集、分析和判断敌方行动信号,并将这种信号及判断报告给指挥机关,以便提前采取应对措施的过程、方法或机制。由于预警机制的有效性,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反腐败领域也是如此。中纪委在党的十七大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要推动建立反映廉政状况的指标体系和预警机制。中共中央印发的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 中也提出要建立反腐败信息交流机制和腐败风24民主政治与治理岭南学刊2023 年第 4 期险预警机制。所谓腐败行为预警机制,是指以信息监测技术、平台和组织为依托,国家监委和地方各级监委等专责主管机关及时收集、整理、分析、判断并报告公务人员腐败行为的相关信息,在公务人员实施腐败行为之前或腐败行为实施之初,对其采取预警、预控等措施的一整套技术、程序或方法的总和。从程序上看,腐败行为预警机制主要包括腐败行为监测、腐败行为预警和腐败行为预控三个环节。1.腐败行为监测。腐败行为监测是腐败行为预警机制的首要环节,也是后续环节的前提和基础。腐败行为监测,即以公务人员的日常行为为对象,依托并整合各种信息来源,广泛收集、整理、分析相关信息,尽早发现公务人员的腐败征兆或腐败行为,及时做出科学判断,为下一步的预警和预控提供全面、及时和准确的信息。腐败行为不是孤立的,一般都存在腐败导向行为、腐败准备行为;腐败行为往往也不是公开的,一般都会伴随着许多掩盖或伪装行为。因此,一方面需要通过监测公务人员的日常行为,才能发现腐败行为的蛛丝马迹;另一方面,也能够借助对公务人员日常行为的监测,抽丝剥茧,顺藤摸瓜,找到实施腐败行为的证据。腐败是公务人员以公谋私的社会行为,主要是谋取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力,如财产、权力、职位等。根据公务员的日常行为的性质、表现和监测途径,可以构建起“经济社会政治”行为监测模型(见表 2)。表 2“经济社会政治”行为监测模型行为行为信息(表现)监测途径经济行为投资行为银行账户、有价证券交易、本人或近亲属经商、房地产买卖、子女出国留学经济责任审计、个人财产申报、群众信访、网络舆情、监察委巡视检查、单位自查消费行为在职超额消费、吃拿卡要、贵重服饰、高级化妆品、名酒名烟、豪车、国外旅游、豪华娱乐经济责任审计、个人财产申报、群众信访、网络舆情、监察委巡视检查、单位自查社会行为本人或近亲属与商人交往密切;经常出入私人会所;为商人代言、背书、说情;与异性关系暧昧群众信访、网络舆情、监察委巡视检查、单位自查政治行为买官卖官、贿选、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群众信访、网络舆情、监察委巡视检查、单位自查腐败行为监测的目的是收集、整理、分析腐败行为的相关信息,做出判断,形成报告,为腐败行为的预警和预控提供信息资源。信息收集、整理、分析、判断和报告就构成了腐败监测的程序和内容。其中,判断又可分为三种情况:廉洁、可能实施腐败行为和正在实施腐败行为。2.腐败行为预警。这是腐败行为预警机制的中心环节。腐败行为预警是指各级监察委等负有警示责任的机构在接到公务人员可能或者正在实施腐败行为的报告之后,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核实,在此基础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和方法,根据公务人员可能或正在实施的腐败行为的严重程度,决策并采取警示措施,促使该公务人员幡然醒悟,提高警惕,尽快打消实施腐败行为的念头,及时终止即将或正在实施的腐败行为。从程序上看,腐败行为预警包括了接受腐败监测报告、审查核实报告、决策预警措施、采取警示措施等内容。根据相关规定,各级监察委是腐败预警主体。警示措施主要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提醒、建议、约谈、批评、教育、警告等。如国家监委提出的“深化运用四种形态”中的第一种形态 约谈函询、批评教育;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定的警告、严重警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规定的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等。3.腐败行为预控。这是腐败行为预警机制的保障环节。响鼓不用重锤。对那些思想觉悟较高、尚未深陷腐败利益旋涡的公务人员来说,即使思想偶有动摇,行为初现歪斜,但腐败预警犹如当头棒34民主政治与治理 岭南学刊2023 年第 4 期喝,往往能使之幡然醒悟,及时收手,将腐败行为消灭于未然或萌芽状态,将腐败行为的社会影响降到最低。然而,总有一些公务人员要么心存侥幸,要么已经泥足深陷,腐败行为预警的当头棒喝不足以使之幡然悔悟,只能采取预控措施,迫使其悬崖勒马,收手止步。腐败行为预控是指相关法律法规预先规定的,在公务人员实施腐败行为之初迫使其中止腐败行为的强制措施,如停职、撤职、调离等。预控措施的机理是迫使即将或正在实施腐败行为的公务人员与权力脱钩,釜底抽薪,消除其实施腐败行为的条件和机会。国家监察委提出的“深化运用四种形态”中的第二种形态 给予轻处分、组织调整和第三种形态 给予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定的撤销党内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规定的组织调整等,这些都可以归为腐败行为预控措施。(二)引入腐败行为预警机制优化反腐机制体系的意义腐败行为预警机制具有对腐败行为“早发现、早处理”的能力和优势。引入腐败行为预警机制,构建“预防+预警+惩治”国家监察机制体系,可以有效弥补“预防+惩治”机制的不足,发挥更强大的国家监察效能。1.腐败行为预警机制可以弥补腐败行为预防机制“软约束”的不足。腐败行为预防机制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和制度构建等手段,提高公务人员廉洁奉公的思想觉悟,自觉抵制腐败诱惑,主动消减腐败行为。从根本上讲,腐败行为预防机制的效能主要取决于公务人员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软约束”措施,震慑力不足。一般而言,腐败行为被发现得越早、越快、概率越高,腐败行为处理得越及时、力度越大,腐败收益就越小,腐败成本就越高,公务人员就越“不敢腐”,自然就越“不想腐”。腐败行为预警机制的优势就在于能够做到“早发现,早处理”,能够强化对腐败行为的硬约束,从而弥补腐败预防机制“软约束”的不足。2.腐败行为预警机制可以弥补腐败行为惩治机制片面性的不足。腐败行为惩治机制针对的是比较严重的腐败行为,在实践中存在着片面性,如“抓大放小”“抓老虎不打苍蝇”“抓关键部门关键领域,忽视清水衙门”等。而腐败行为预警机制“早发现,早处理”的优势,能够弥补腐败行为惩治机制的不足,实现对腐败行为“零容忍”“露头就打”,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三、大数据与腐败行为预警机制的契合性数据是信息表达的一种规律性的方式或形态。所谓大数据,是指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910。就其自然属性而言,大数据主要体现为 4V 特征,即“海量的数据规模(Volume)、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Velocity)、多样的数据类型(Va-riety)、巨大的数据价值(Value)”103。就其社会属性而言,大数据是以大数据技术和平台普遍应用为基础,以开放共享、互联互通为特征的一种新文化,即大数据文化。“大数据的本质不在于 大,而在于其蕴含的大数据思维,能够直观呈现数据背后的人类行为模式。”11“大数据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大数据时代的特征就是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大数据时代的公共政策过程越来越多地体现公众的参与和互动”12。腐败的行为主体是公务人员,行为客体则是公权力和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腐败构成要素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监察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不仅涉嫌腐败的官员会千方百计地隐藏其腐败行为,而且涉嫌腐败的官员之间、“设租”的官员与“寻租”者之间容易形成利益联盟,共同阻碍甚至对抗反腐败工作,使反腐败工作陷入信息短缺、证据不足等窘境之中。应对这些挑战、摆脱这些窘境的基本思路有两个:一是依托大数据技术和平台,提高各级监察委等反腐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信息能力;二是倡导大数据文化,互联互通、开放共享,鼓励社会参与,多管齐下,形成国家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线上与线下协同反腐的合力。大数据技术和文化契合了腐败行为预警机制对信息和信息能力的需求,能够为腐败行为预警机制效能的发挥提供良好的技术手段与社会条件。1.大数据能够满足腐败行为预警机制对信息充分性的需求。腐败行为的预警预控事关公务人员的切身利益,高度敏感,证据必须充分、确凿。通过腐败行为监测获取充分信息,既是腐败行为预警机44民主政治与治理岭南学刊2023 年第 4 期制的基本任务,也是腐败预警成败的关键。在大数据时代,根据主体和途径的不同,腐败监测可以分为四类(见表 3)。官方线上的腐败行为监测,主要是指各级监察委、人大、政协、审计等党和国家机构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等线上监测方法或途径对腐败行为的监测。2003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网络举报平台。随之,监察部也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网址。监察部 2009 年开通了 12388 举报热线,最高检则开通了 12309 举报热线。官方线下的腐败行为监测,是指上述国家机构通过线下的常规方法或途径对腐败行为的监督监测,如监察委巡视检查、经济责任审计、接待群众信访等。民间线上的腐败行为监测是指庞大的网民群体借助网站、论坛、QQ、微博、微信等网络技术和平台的传播优势,自发、自主地对腐败行为的监测。民间线下的腐败行为监测是指非官方的个人或组织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传统的线下形式对腐败行为的批评、建议、检举、揭发、控告等。传统的官方线下监测的优势是专业、系统和权威,震慑力强大。但是官方机构的资源和能力毕竟有限,对腐败行为的监测存在空间、时间和社会关系等制约因素,腐败行为信息获取的成本高、难度大。同理,传统的民间线下监测,不仅同样存在空间、时间和社会关系等制约因素,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即涉嫌腐败的官员或集团对民间监测主体的打击报复,腐败信息获取、传播的成本更高,难度更大。总之,传统的腐败监测,难以满足腐败行为预警预控对信息充分性的需要,容易陷入信息不充分,证据不足的窘境,反腐败工作难免挂一漏万,抓大放小。在大数据时代,电子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不仅促生出官方和民间的线上监测等新形式、新途径,而且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和平台实现上述四种监测途径的有效整合。在大数据时代,任何一位网民,包括公务人员本人和亲友推送到网络上的一张照片、一篇博文、一条微信、一句评论,都可能暴露或揭露公务人员的贪腐行为,为腐败行为预警提供线索或证据。由于网民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手机、电脑等网络端功能多样,可以拍照、录音、储存、上网、交流互动。所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和平台,不仅可以将公务人员置于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压缩了腐败的空间与机会,还极大地降低了监督监测的成本和难度,方便快捷。总之,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空间开放、匿名、互动、快速、经济等优点,满足了民间反腐参与对安全的需要,也弥补了官方资源与能力的不足,充分调动了官方和民间反腐参与的积极性。官方与民间、线上与线下,信息共享,交流互动,相互配合,相互弥补,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腐败行为预警机制对信息充分性的需要。2012 年陕西“表哥”杨达才腐败案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见表 4)。表 4 2012 年陕西“表哥”杨达才腐败案始末时间信息监测途径2012 年 8 月 26 日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视察延安交通事故现场,其照片面含微笑,佩戴名表。官方线上2012 年 8 月 2627 日杨达才不同时期佩戴不同名表的 11 张照片、估价百万人民币,被网友戏称“表哥”。民间线上2012 年 8 月 29 日杨达才在新浪微访谈中称,在 10 年间,他共买了 5 块手表,这些表是自己在不同时期购买的,是用合法收入购买的。官方线上2012 年 8 月 29 日杨达才佩戴不同款式手表照片共计 11 张;杨达才戴估价 13 万元眼镜、腰系名牌皮带的照片;被网友戏称“全身都是宝”。民间线上54表 3 大数据时代腐败监测的主要途径线上线下官方官方线上官方线下民间民间线上民间线下民主政治与治理 岭南学刊2023 年第 4 期时间信息监测途径2012 年 8 月 30 日陕西省纪委、监察厅称,已经安排人员对杨达才进行调查,如确有违纪或腐败问题,将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官方线下与线上2012 年 9 月 21 日陕西省纪委、监察厅做出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官方线下与线上在这一案例中,民间网友借助互联网提供了具体充分的线索信息,纪委监察委等官方反贪机构只需按图索骥、查证核实,极大地提高了反腐败工作的效率效益。2.大数据能够满足腐败行为预警机制对信息及时性的需求。及时是对信息在速度和时间上的精准要求。腐败行为预警机制的根本目的,是对腐败行为“早发现,早处理”,将腐败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腐败行为预警机制不仅要求信息收集、整理、传送的速度要快,而且要求信息的到达时机也能恰好满足采取预警预控措施的需要,即时机要精准。所谓精准是指供需之间的深度契合。精准只能在供需之间交流互动中求取。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多样化数据类型之间的动态互动是大数据的基本特征。所以,大数据能够满足腐败行为预警机制对信息及时性的需求。这一点在上述陕西“表哥”杨达才腐败案中也得到了体现。2012 年 8 月 29 日,杨达才在新浪微访谈中称,他共买了 5 块手表,是用合法收入购买的。但访谈上线的当天,有网友整理出杨达才佩戴不同款式手表的照片共计 11 张,快速又精准地揭穿了杨达才的谎言。在此基础上,陕西省纪委、监察厅及时跟进,调查杨达才,对网络信息进行审核查证,随即采取预控措施,撤销杨达才职务,消除其继续腐败的可能。3.大数据能够满足腐败行为预警机制对信息准确性的需要。准,即精准,能够契合需要。确,即确凿无疑,真实可靠。腐败行为预警机制针对的是公务人员的腐败行为,敏感且复杂。所以,腐败行为预警机制要求信息必须确凿无疑,真实可靠,能够满足对涉嫌腐败的公务人员采取预警预控措施的需要。大数据技术为满足这种需求提供了条件。首先,大数据技术和平台能够整合官方与民间、线上与线下等多种腐败监测途径和信息来源,获取多样化的信息,为信息之间相互印证、确保准确提供条件。在上述陕西“表哥”杨达才一案中,网友提供的杨达才佩戴不同款式名表的 11 张照片,就是来自民间线上的关于杨达才腐败的信息。这些照片本身是否真实?所承载的杨达才涉嫌腐败这一信息是否属实?显然都需要官方的专业、权威部门进行线下调查取证。所以,陕西省纪委、监察厅随即决定对杨达才进行调查。调查表明,网友提供的信息准确,杨达才确实存在严重违纪问题。陕西省纪委、监察厅随即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其次,大数据技术和文化,特别是互联网平台能够满足反腐败社会参与对安全性的需求。打蛇不死,自遗其害。普通群众检举、揭发、控告腐败行为,最担心的是腐败分子的打击报复。网络参与的匿名性能够较好地规避这种打击报复,为群众参与提供安全保障。另外,大数据技术还能够通过互联网跨越空间限制、省略中间环节,实现“点对点”的沟通交流。所以,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建立了网络举报平台,借助大数据技术和网络平台,与举报人直接沟通,减少中间环节泄露举报人信息的可能性,避免“举报未成、报复先到”的后果,最大限度地保护举报人的安全。一旦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就能激发公众反腐参与的信心和热情,让公众敢于监督监测,敢于揭发举报,特别是实名举报,切实提高腐败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再次,通过大数据技术和网络平台,监察委与举报人直接沟通,也能够提升腐败信息的准确性。监察委等反腐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优势是反腐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知晓腐败监测、腐败信息收集、甄别、整理、保存的科学方法,明了腐败预控、惩治所需信息、证据的类型、时机等。而举报人或其他公众接近腐败分子或腐败行为,具有空间距离近、关系紧密等优势,有利于近距离、低成本地监督监64(续表)民主政治与治理岭南学刊2023 年第 4 期测腐败行为,获取第一手的资料、线索和证据等信息。因此,借助大数据技术和网络平台,专业反腐机构与举报人直接沟通,密切互动,可以实现能力优势互补,信息及相关资源共享,从而提升信息的准确度,满足腐败行为预警机制对信息准确性的需要。4.大数据能够满足腐败行为预警机制对有效性的需求。所谓有效性,即行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腐败行为预警机制的目的,是做到对腐败行为“早发现,早处理”。其中,“发现”是“处理”的前提条件,“处理”是“发现”的目的。首先,大数据技术和文化能够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传统腐败监测机制往往效能不足。如传统的体制内监督,主要是纪委、监察厅对其他部门,或者领导对下属的监督,由于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权力、利益等关系的依赖性,体制内监测容易流于形式,效能不佳。传统的社会监督,如信件举报,其局限性也很明显。一方面,非实名举报由于调查取证困难,往往得不到监察委等主管部门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保密工作不完善,举报人的信息容易被泄露,安全得不到保障,风险太大,实名举报积极性不高。而在大数据时代,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和平台普及,网民数量庞大,参与成本低,反应速度快,安全系数高,网民可以方便快捷地将腐败行为信息或线索公之于众,极大地提高了腐败被发现的概率。另一方面,腐败被发现概率的提高,又会增强公众特别是网民反腐参与的信心和成就感,进一步激励其积极参与,大数据反腐文化由此形成并不断被强化。其次,大数据技术和文化能够提高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传统反腐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纪委监察委等主管部门“唱独角戏”,只有这些部门掌握相关信息,处理的形式和进度只有相关人员清楚,查处过程中一旦遇到干扰和阻碍,就会进展困难,甚至不了了之。腐败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处理,甚至出现“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等不良现象,助长了腐败之风。大数据时代,一方面,基于大数据技术和平台,数量庞大的网民可以无缝监测腐败行为,及时快速地搜集到较充分的腐败行为的线索和证据,方便快捷地上网曝光。一旦被网络曝光,网民们会不断转载、转发,形成舆论放大效应,短时间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网上的热议会给党委、政府等相关部门,特别是纪委监察委等主管部门施加强大的社会压力,迫使主管部门加大腐败查办的力度、速度和透明度,从而提高腐败行为被调查的概率和查处的速度。另一方面,腐败行为被调查的概率、速度和透明度的提高,又能极大地提振社会反腐倡廉的信心,激发公众网络参与、实名举报等社会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推动大数据文化的成长与壮大。5.大数据文化可以为腐败行为预警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大数据技术和平台能够整合政府与社会、线上与线下的多种信息渠道,特别是移动通信网络和电脑网络,以其匿名性、互动性和便捷性,不仅为普通公民的社会参与提供了安全、快捷的通道,更由此形成了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社会理念和舆论氛围,即大数据文化。大数据文化为政府与社会协同反腐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机会。网络反腐借助互联网人多力量大的特点,携方便快捷、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成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有力补充,信息化的网络已经成为监察举报主渠道13。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提速,对日渐兴起的网络反腐,一经爆料,立即调查,及时公开。雷政富、杨达才、刘铁男等腐败官员被网络举报“拉下马”,极大地鼓舞了社会反腐倡廉的信心,激发了公众网络反腐的热情,凝聚了反腐倡廉的民心民意,为包括腐败行为预警在内的国家监察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四、大数据时代优化国家监察机制体系的路径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与腐败行为预警的深度契合性为引入腐败行为预警机制提供了一种现实有效的技术手段和社会文化。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和文化为社会公众和各级监察委对腐败行为的全面监控提供了可能,将公务人员的腐败行为置于阳光之下,提高信息透明度,实现对腐败行为“早发现”的目的。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和文化还能实现源于多种监控途径的腐败行为信息的相互印证,提高腐败行为监控的精准性,实现对腐败行为“早处理”的目的。所以,在大数据时代,应该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和文化的功能,加强腐败行为预警,不断优化国家监察机制体系。74民主政治与治理 岭南学刊2023 年第 4 期(一)塑造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社会文化氛围利用大数据技术和文化推进腐败行为预警的本质,是实现党和政府与社会公众在国家监察工作上的有机结合,打赢一场反腐败的“人民战争”。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社会文化氛围,则是打赢这场“人民战争”的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要形成这种包括党和政府与社会公众共有共享的对腐败行为“零容忍”心理基础,党和政府必须始终取信于民,振奋公众参与的信心和勇气,鼓励社会公众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和平台积极参与反腐败工作。为此,各级监察委应该切实履行自身职责,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反腐要求,及时回应公众反腐需求,“打老虎”“拍苍蝇”,干出反腐工作的实绩。一是提高打击腐败行为的决心与能力,对腐败线索紧抓不放,对腐败分子穷追猛打,形成强大的反腐败震慑力。同时,各级监察委应该及时向社会公开反腐败工作的成绩,保持好社会公众对反腐败工作的信心。二是扎紧篱笆,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各级纪委监察机关必须坚持刀刃向内,纯洁自身干部队伍,严肃查处以案谋私、滥用职权等问题,坚决防治“灯下黑”。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干部是反腐工作的中流砥柱,如果他们纵容腐败,甚至参与腐败,腐败行为“零容忍”社会文化氛围的塑造必将成为“空中楼阁”。三是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这是塑造腐败行为“零容忍”社会文化氛围的根本所在。为此,各级纪检监察机构要保护好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不仅要严防泄露举报人信息,更要保护好举报人的各项合法权益,对各种形式的打击报复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对那些如实检举,为反腐败工作作出贡献的举报人给予奖励,从而弘扬正气,增强公众参与腐败监控、及时检举揭发腐败行为的勇气。(二)腐败行为监察从“抓大放小”转向“全面监控,注重生活细节”的新模式腐败行为的主体不仅有公务人员本人,还包括与其关系密切的亲友、亲信。从行为性质上看,腐败不仅体现在工作行为中,也体现在生活行为中,如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所以,从必要性来看,对公务人员行为的监控应当是全面的,既要监控公务人员本人的工作行为和生活细节,也要将与其关系密切的亲友和亲信的工作与生活细节囊括进来。长期以来,由于资源、能力,特别是技术手段的限制,也为了提高反腐效率,各级监察委往往只能“抓大放小”,国家监察往往紧盯重点工程、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这种“抓大放小”的腐败监察模式固然可以提高效率,但难免挂一漏万,不仅难以实现对腐败行为的“零容忍”,甚至助长“重点工程、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之外的某些公务人员的侥幸心理。另外,由于党政部门职能的专业性,加上政务信息的透明度问题,在监察委与其他部门之间、公务人员与社会公众之间,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无论是监察委还是社会公众很难全面监控公务人员的工作行为,想从中发现涉嫌腐败的线索或证据也不容易。相反,公务人员本人及其亲属、亲信的生活行为,如银行存款、房地产买卖、子女教育、吃喝穿戴等生活细节信息往往更容易暴露在纪委监察委和社会公众的监控之下。在大数据时代,电脑、手机、互联网、论坛、微信、微博等电子产品和媒体的广泛使用,极大地便利了对公务人员及其亲属、亲信生活细节的监察,使之更具有操作性。总之,在大数据时代,借助大数据技术和平台,对公务人员腐败行为的监察可以走出“抓大放小”的传统模式,转向“全面监控,注重生活细节”的新模式。(三)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纪检监察干部运用大数据技术和平台的能力大数据技术和平台发展速度快、更新频率高。因此,必须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特别是基层和一线纪检监察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一是把好纪检监察干部的“入口关”,纪检监察岗位招聘向计算机、数据库、网络通信等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包括研究生)倾斜。二是以公务人员腐败行为信息库建设和维护为重点,加强纪检监察干部的在职培训工作。保密或信息安全意识和责任、公务人员腐败行为数据库的建设和维护应该是在职培训的两个重点。(四)加强公务人员腐败行为数据库的建设、维护和信息共享在大数据时代,网站、论坛、微信、微博等电子平台和传统的来信来访,都是监测腐败行为的重84民主政治与治理岭南学刊2023 年第 4 期要途径。但是,由于制度和能力的制约,这些监控途径所获取的腐败行为的信息往往是零碎和片面的。这些信息或许可以作为纪委监察委调查取证的线索,但要促使监察委对相关公务人员采取腐败预警或预控措施,则需要确凿无疑的证据。从零碎片面的腐败线索到确凿无疑的证据,纪委监察委不仅要认真细致地调查取证,收集更多的信息,还需要对已收集的信息按照特定的逻辑进行分析、整理和储存,即建立公务人员腐败行为数据库。随着调查的推进和事态的发展,更多信息被收集、整理和储存。这就要求监察委等专责主管机关对相关的信息数据进行更新和进一步的分析整理,即数据库的维护。为了提高腐败行为预警的效率效益,各级监察委的数据库还需要与其他部门(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信访机关、交通部门等)、其他行业(如银行等)的数据库联网,以便交流互动,共享信息,从而降低腐败监测成本,提高腐败监测的效率效益。(五)完善相关制度,为推进腐败行为预警创造条件在大数据时代,利用大数据技术和文化推进腐败行为预警,优化国家监察机制,实现对腐败行为“早发现,早处理”,需要配套的制度条件。一是公共信息透明的制度化。为了便于监察腐败行为,公务人员、配偶、子女的婚姻、收入、财产、就业、教育、涉外等基本信息必须申报,接受普查和公示公开。同理,公务用车、公务招待、公款消费、政府采购等信息也应该公示公开。二是社会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在大数据时代,公众广泛参与特别是网络参与腐败行为监控,容易引发“网络暴力”、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等社会问题,因此应该通过制度创新,规范公众的反腐参与行为。参考文献:1 邱霈恩.积极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体系建设 J.中国行政管理,2018,(7).2 公婷.腐败研究的发展现状和新视角 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1).3 中共中央印发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 N.人民日报,2017-10-28(1).4 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EB/OL.http:/ 赵乐际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 EB/OL.https:/ 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五年间由 75%增至 93.9%N.河南商报,2018-01-08(A02).7 范凌志.“深度”对华政治偏见难消除,西方制度腐败却被无视!“透明国际”排名掩盖中国之治 EB/OL.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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