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宋代城市的婚俗文化.doc

浅论宋代城市的婚俗文化
　　　　　　　——以市民阶层为中心

摘 要：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呈现出划时代的变化，具有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的时代特征。及至宋代，市民阶层逐渐兴起，风俗文化向着平民化、世俗化与普及化发展。市民阶层的婚俗文化也随着社会文化形态的变革呈现出自身特征。社会风俗最能反映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市民阶层的婚俗文化对研究宋代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宋代；婚俗文化；市民阶层

20世纪初，中国掀起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改变中国严重危机而进行振兴中华的斗争中，把视点放在了唤起民众上，中国民俗学随之发端。此后，蔡元培，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倡导民俗学研究，北京大学亦发起了民俗学运动，包括婚俗文化在内的民俗学研究在中国发展起来。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如钟敬文主编的《中国民俗史》[1]，齐涛主编的《中国民俗通志》[2]，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3]，彭卫、杨振红的《中国风俗通史》[4]，潘晓梅等的《婚俗简史》[5]，杜全忠、崔明霞的《中华婚姻》[6]，徐杰舜、周耀明的《汉族风俗文化史纲》[7]等从不同方面对中国民俗进行了分析研究，各代婚俗文化的研究亦作为一卷或一个篇章位列其中。对于宋代文化的研究有周宝珠，陈振的《中国历史·宋史》[8]，姚赢艇主编的《宋代文化史》[9]，朱瑞熙的《宋代社会研究》[10]，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述论》[11]，张邦炜的《婚姻与社会（宋代）》[12]、《宋代婚姻家族史论集》[13]等，这些著作和论文也都对宋代婚俗进行了介绍。《中国历史·宋史》一书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族关系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勾勒了宋代历史的轮廓。其中第十七章详细介绍了宋代的社会生活，婚俗方面介绍了婚礼的时代特点、婚礼习俗、婚姻所受的社会制约等，文字简练，史料丰富，突出了宋代婚俗的时代特征。
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市民阶层作为独立的族群最终形成。婚姻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民阶层的婚俗文化呈现出传统特色和自身特征。在宋代这一封建社会的转折期，市民阶层的婚姻习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将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从市民阶层婚俗文化发展的背景、婚俗特征、特征成因等方面做简要分析。
一、市民阶层婚俗文化发展的背景
市民阶层婚俗文化在宋代的发展，与宋代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宋代俗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市民阶层的兴起
市民阶层是指居住在城市（包括中小城镇），以工商业者为主体，收入比农民高，文化素质也相对较高的一个群体。在宋代，市民阶层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兴起，才使其婚俗文化有了发展的依托。正是基于市民阶层影响的不断扩大，其婚俗文化也才有了发展的空间。市民阶层的兴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唐宋变革的影响
唐宋之际,中国古代的社会关系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就是门阀世族的瓦解,庶族地主力量的发展。[14](P60)唐中期以后,封建土地私有制既日益发展，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崩溃，宋代初期土地的私有化占据了绝对优势。封建租佃契约关系逐渐代替世家庄园经济成为一种主要的剥削方式，南北朝以来通过荫庇制直接控制大量部曲、佃客的士族门阀也被通过租佃制对“客户”进行剥削的“官户”地主和“乡户”地主取而代之。
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使等级界限松动，促进了“士” “庶”“工”“商”的各自发展。这时期的“士庶之间尽管还存在差别，但已不像原来那样泾渭分明。官府下的诏令往往‘士庶工商’连称，将此四民视为一个地位大致相当的平民阶层，统称为‘庶人’,以与品官相对。”[15] (P139)这些变化已深刻反映出市民阶层政治地位的提高，在当时已成为社会群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门阀世族的瓦解,庶人阶层地位的提高,开启了宋代社会平民化的进程,促进了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相互交融，为市民阶层的形成创造了此前所缺乏的社会条件，正是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市民阶层才有了生长的土壤。
2.城市商业的繁荣
都市繁华古已有之，但城市的扩大，商市的扩充，市民的云集，还是集中映现在宋代。北宋的政治中心和最大的商业都市东京，比汉唐都城长安“民庶十倍”，拥有百万以上人口。[16] (P83)当时，开封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车马闻拥，不可驻足”。 [16] (P83)城内商店林立，夜市“通晓不绝”，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各种货物“无所不有”。 [16] (P83)而且，海外贸易兴旺，货通世界各地。在商品经济活跃及商业繁荣的情况下，新的行业不断出现，从业家数日渐增多，出现了势力日益扩大的市民阶层。
新行业的出现，城市的繁荣，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由于市民阶层向社群转变的完成以及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作为独立的文化族群的市民群体最终形成。[16] (P83)城市商业的繁荣为市民阶层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依托。
3.宋代文化政策的相对开明与宽松
宋朝统治者以不流血的方式建立了政权后,在政治上采取了很多文明和理性的做法,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文化生活向着相对宽松自由的方向发展。随着官方教育机构对平民阶层的开放和民间私学、书院的兴起， 宋代教育显示出平民化、普及化的趋向。[16] (P82)士农工商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取士不问家世”的社会环境中,大批平民子弟进入统治阶层,参预社会管理工作。[17] (P76)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下，市民阶层的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共同的文化意识开始形成，阶层归属感逐渐增强。宋代教育和科举的更具开放性，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开拓，人们思想的相对解放，为市民阶层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促进了市民阶层共同阶层心理和文化认同的形成。
4.工商业者身份地位的提高
宋代差雇是强制性的按“匠籍”差征，但官府要支付“请受”或“食钱”，不同于唐代的无值轮差。[18] (P86)现实生活中虽然“强役工匠”的现象仍不乏见，但与唐代相比，手工业者的地位确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宋代商人的地位也有较大提高，既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由于从商人数的增加，商品经济观念的增强和商人成分的变化。[18] (P86)城市中商人的比重增加，商人拥有的资本也十分可观，富商大贾“水有方舟，陆有结骊”。 [19] (卷二)《夷坚志》记载无锡村民陈承信，“本以贩永为业，后极富”，这说明凭本事有可能致富，农民愿意从事商业活动，改变着传统的轻视商人的观念，商人的地位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商人地位的提高，还与商人买官入仕、官僚经商谋利有关，[18] (P86)这种商人成分的变化，也进一步刺激了更多个人乃至群体向市民阶层的靠拢。
商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轻商”观念的变化，官商的抗衡都反映着宋代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地位的提高。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工商业者更多的得到社会认可，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成为市民阶层兴起的强有力的助推器。
（二）宋代俗文化的发展
宋代俗文化辉煌发展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市民文化的大为兴盛。代表市民文化的市民文艺，如以歌舞伎艺、表演伎艺、说唱伎艺为主要门类的百戏伎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与市民文艺的发展相适应,属于市民阶层的娱乐场所——瓦子(或称瓦舍、瓦肆)亦应运而生。瓦舍中士庶咸集,热闹异常。宋代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引导着宋代文化向着俗文化的方向发展。[14] (P60)反之俗文化在社会大范围内的发展更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兴盛，使市民阶层的婚俗文化也随之发展，并表现出简便、通俗和实际的特征。
另一方面，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特色出现了雅而俗化的趋势，其审美追求不仅停留在精神上的理想人格的崇高和内心世界的探索上,而同时进入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提高上。[14] (P60)俗文化逐渐被士大夫阶层所接受，使市民文化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市民阶层的婚俗文化也开始影响上层，以至于整个社会。社会上层的认同，为市民阶层婚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也使其表现出了“不问阀阅”的特征。
二、市民阶层婚俗特征
婚姻习俗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不断演变，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市民阶层这一新兴阶层的婚姻习俗兼具传统特色和自身特征。
(一)婚礼程序较以前简便并且出现了新的仪式
市民阶层的婚姻习俗也是从前代发展而来的，继承了前代的婚俗传统。中国古代把婚礼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古称“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即男家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若女家同意议婚，则男家正式向女家求婚，正式求婚时须携活雁为礼，使人纳其采择之意。《仪礼·士昏礼》中说：“昏礼下达，纳采用雁。”问名，是男家托媒人询问女方的姓名和八字，以准备合婚。《仪礼·士昏礼》中记载：“宾执雁，请问名。”问名的文辞大多是：“某既受命，将加诸卜，敢请女为谁氏。”若女方同意，则授礼；男家即通过占卜测定吉凶。如果男女八字相合，则进行下一步。纳吉，即把占卜合婚的好消息告知女方，也是以雁为礼，后世则多以金银首饰等物为礼。纳吉相当于现在的定婚，俗称送定、过定、定聘。纳征，即男家将聘礼送往女家，又称纳币、大聘、过大礼等。古代纳征多以鸟兽为礼，上古时聘礼须用全鹿，后世简代以鹿皮。当然，古代纳征也并非全部用鸟兽为礼，象《卫风·氓》中所说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就是以布为聘礼的例子。请期，即男家择定结婚日期后，备礼去女家，请求同意结婚的日期。民间俗称“提日子”、“送日头”。亲迎，即迎娶新娘。其方式、礼节各不相同，但一般是男子亲往女家迎亲。
古代六礼至宋代以前即已发生了变化，如上文提到的以布纳征，婚姻程序开始趋向简便。宋代的婚礼沿袭了古代六礼的过程，只是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大致保留了说亲，定亲，迎亲，成亲这四个主要步骤。宋代徽宗年间，虽极力恢复六礼，礼俗亦无古代繁琐，且主要在皇族中推行，包括市民阶层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则随时随地而变，务从简便了。据刘应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乙集《婚礼》记载：“自议婚而下，首曰纳采，问名附焉；次曰纳币，请期附焉；次曰亲迎。”《宋史》卷115《礼志》亦云：“士庶人婚，并问名雉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其无雁奠者，三舍生听用羊，庶人听以雉及鸡鹜代，其辞称吾子。”这些记载说明一个事实，宋代婚礼特点比之古代简便。
婚礼至亲迎达到高潮，这一过程也是婚俗文化中最富民俗色彩的事象之一。市民阶层迎娶主要有铺房、亲迎、拜舅姑、拜门礼等，而铺房和亲迎过程中出现的拜堂撒帐却是宋代市民阶层婚礼程序中的独特现象。铺房，即在亲迎前三日，男家先给女家送去催妆花髻、销金盖头、五男二女花扇、靴芴等物。至亲迎前一天，女家派人往男家布置新房，称为铺房。挂幔帐、铺毡褥、陈设嫁妆器具、珠宝首饰动用之物等，甚至派亲信妇人与从嫁女使，看守房中，不令外人入房，以待新妇。
拜堂撒帐是新娘上轿到夫家门时的一种仪式。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中写到,翠莲下轿“本宅众亲簇拥新人到了堂前”,朝当日喜神的方向站定。且请拜香案,拜诸亲。合家大小俱见毕。先生念诗赋,新郎在前,新娘在后,先生捧着五谷随进房中。新人坐床,先生拿起五谷,念道：
撒帐东,帘幕深围烛影红。佳气郁葱长不散,画堂日日是春风。
撒帐西,锦带流苏四角垂。揭开便见嫦娥面,输却仙郎捉带枝。
撒帐南,好合情怀乐且耽。凉月好风庭户爽,双双绣带佩宜男。
撒帐北,津津一点眉间色。芙蓉帐暖度春宵,月娥苦邀蟾宫客。……
话本中记录的这段撒帐词与《翰墨全书》乙集所录完全相同,几乎一字不差。由此可推测,宋代婚礼上的撒帐词是早就编好的,便于司礼人员在婚礼上使用。[20] (P101)这是我国记录最早的撒帐词,研究婚俗的人每每都要提及它,因而具有很高的民俗研究价值。[20] (P101)
(二)婚礼不问阀阅而讲求资财
魏晋隋唐之时，世族门阀势力强大，婚姻关系上的门第观念特别强烈。市民阶层即是在宋代庶族势力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婚俗相应的形成了“不问阀阅”的风气。其中士庶混同的地方很多，封建等级观念在这一领域有所减弱。欧阳修曾持批判态度，指责刘岳《书仪》中记载五代至宋初的这一习俗说：
今之士族，当婚之夕，以两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谓之上高座。凡婚家举族内外姻亲，与其男女宾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视者，惟婿上高座而盛礼尔。或有偶不及设者，则相与怅然咨磋，以为阙礼，其转失乘繆，至于如此。今虽名儒巨公，衣冠旧族，莫不皆然。呜呼！士大夫不知礼义，而与闾阎鄙俚同其见，见而不知为非者多矣。[21] (卷二)
欧阳修的这种议论，从宋代婚俗中，又可以看到“不问阀阅”的特点和市民阶层婚俗文化向社会上层推广的普遍性。
婚姻“不问阀阅”，讲究门第等级的观念日益淡薄, 两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世俗观念,取而代之的是以资财多少论婚姻。宋代婚姻论财突出的表现是厚嫁成风。[20] (P101)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周胜仙的父亲是个泛海的商人,家道殷实,胜仙的嫁妆就要“三五千贯房奁”。由于厚嫁成风,致使贫困家庭女子婚嫁失时的较多。由于贫不能嫁,父母常将她们卖于富人家作姬妾婢女。一些贫下户甚至将女儿培养成易于出售的商品,当作家庭和女儿本身的出路。以至于在宋代都城周围地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尚：“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资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剧杂人、拆洗人、琴童、厨子等级,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家不可用。”[22] (卷二九)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化的思想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市民阶层婚姻关系中讲究财礼，已深刻的影响到社会上层，宋人司马光曾斥责说：
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亦有既嫁而复欺绐负约者，是乃驵侩鬻奴婢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绐,则残虐其妇以摅其忿。由是，爱其女者，务厚资装，以乐其舅姑。殊不知彼贪鄙之人，不可盈原，资装既竭，则安用汝力哉？于是，质其女以责货于女式，货有尽而责无穷，故婚姻之家，往往终为仇矣。是以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至有不举其女者，因此故也。然则议婚姻有及于才者，皆勿与为婚姻可也。[23]
吕和叔《乡仪》亦云：
近世六礼多废，货财相交，婿或以花饰衣冠，妇或以声乐迎导，猥仪鄙事，无所不为，非所以谨夫妇严宗庙也。[24]
司马光等人指出的宋代婚姻，不论城市还是乡村，“财货相交”应是事实，也同时反应出了“不问阀阅”和讲求资财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双重特点。他们的指责或批评买卖婚姻的弊病虽曰中肯，但却是一种倒退论的观点看问题，是要“谨夫妇，严宗庙”，不是改革婚姻制度，把它推向前进。[8] (P436)如果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看变化，应当认为，从婚姻讲究门第到论财之多少，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对于突破封建等级制度的某些约束，也是有积极作用的。[8] (P436)
(三)宋代妇女离婚、再嫁较为普遍，南宋出现倒退
宋代妇女离婚、再婚较为普遍，这已是学界的共识。北宋时，妇女改嫁或离婚的现象在社会舆论方面并无太多非议，名流人家改嫁者比比皆是，有些还传为美谈。[18] (P83)如宰相王安石的儿子，因患精神病，经常与其妻庞氏哄斗，王安石知道庞氏无罪，又怕处理不好会使庞氏落骂名，乃使离婚，并代她择婿而嫁。理学创始人程颐之子死，儿媳王氏改嫁章氏，程颐的甥女在丈夫死后，程颐将甥女迎归其家，再嫁他人。范仲淹的母亲谢氏也曾改嫁。可以说，士大夫们没有要求妇女守节的观念。宗室女允许改嫁，已如上述，市民阶层更是如此。宋神宗时规定，政府允许妇女在丈夫外出后长期不知消息的情况下，向官府提出改嫁；宋代法律也准许寡妇招进后夫，称为“接脚夫”。这些都反映出宋代统治者对妇女改嫁也持相对宽容的态度。
随着理学的发展，南宋时代，要求妇女守节，反对妇女再嫁的现象，就日益增多，形成一股逆流。宋代要求妇女守节，一般认为始兴于程颢和程颐兄弟。[8] (P443)二程认为娶寡妇为失节，并认为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近人吕思勉先生认为“然程子之意，自极言律己之当严，不中在责妇人之守节。况（程氏）《外书》本不如《遗书》之可信。而小程在宋儒中，议论又多有病，后人不采他家之说，而独诵小程之言，又泥其言而失其意之所重。以至后来治宋学者之无识，亦未可全咎程子也。”[8] (P443)从程氏对妇女改嫁之实际态度，再看吕思勉先生的这一精辟议论，确乎有令人值得深思之处。不管程氏思想如何，南宋后期，士大夫舆论为之一变，并形成“一女不事二夫”等封建教条，统治者在社会上极力提倡，使之广泛传播，成为束缚妇女的精神枷锁，严重干涉了妇女的婚姻。
需要指出的是：两宋妇女离婚，再嫁者虽多，但决定权并不真正属于妇女本身，她们大都或听命于长辈，或是出于被迫。[20] (P102)宋代封建社会里，一夫一妻制占主要地位，但纳妾制度依旧盛行，说明男女的不平等并无太大变化，而且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下降。
(四)新的自由婚姻观开始萌芽
整个封建社会，广大劳动群众的婚姻之礼与王室宗亲、达官贵人根本不能相比。宋代市民阶层的婚礼亦是如此，但共同之点，亦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谓封建包办婚姻占据统治地位。这样的婚姻制度摧残了无数有情人，造成了许多婚姻悲剧。但也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刺激，许多青年男女渴望冲破封建买办婚姻的束缚，奔向自由婚姻。少数青年男女相爱私奔，力图冲破这一束缚，可谓宋代新的自由婚姻的萌芽。[8](P437)这一点在宋代文学作品中有相当的反映。如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琚秀秀和她意中人碾玉匠崔宁结婚的故事，应是从当时社会生活中提取出来的人物，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种现象多发生在市民阶层，虽然总体上还较少，但代表了这一时代婚姻关系中人们向往自由婚姻的新现象以及市民阶层在反抗封建礼制方面的首创精神。
三、市民阶层婚俗特征成因
宋代市民阶层在婚姻礼俗方面形成如上特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婚俗流变在宋代的反映，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原因
汉魏以后，战乱、饥荒等原因，每遇良吉，急于婚嫁，六礼俱废。市民阶层又生活在社会下层，婚姻习俗更务从简便了。隋代以来，士族势力渐衰，唐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士族残余被彻底扫荡，人们的门第观念淡薄。宋代实行相对开明和理性的政策，科举和教育更具开放性，市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提高。同时市民阶层跻身上层社会，使市民文化开始影响上层，市民阶层的婚俗文化也得以普遍推广。
(二)经济原因
市民阶层的现实婚姻以资财论婚嫁，因此，经济原因是导致婚姻形态变化的直接原因。宋代都市繁荣，海陆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依附于这一社会背景的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庞大的族群。由于商品经济思想的渗透，人们开始摆脱儒家重义轻利传统思想的束缚，追求实际，论重实用，讲求功利。婚姻不问阀阅，讲求资财，厚嫁成风等都是经济发展的表现。
(三)思想文化原因
宋代俗文化辉煌发展，作为俗文化发展主体的市民阶层，其婚俗文化也走向俗化，并引领着社会婚俗文化的发展。宋廷又实行相对开明的文化政策，人们思想言论相对自由。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有可能突破封建等级制度，而婚姻“不问阀阅”。在社会舆论方面，也才有了对妇女再嫁的相对宽容。而与此同时，宋代统治者又在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婚姻方面也不例外，新的婚姻条例代替了旧制。如宋初法律规定，诸卑弱不得自娶妻，这无疑为封建家长包办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出现男女私奔的现象便不足为奇了。
南宋理学昌明，世人提倡“一女不事二夫”，“夫有出妻之理，妻无弃夫之条”,“贞操”观开始束缚妇女。理学家们对娶妇、嫁女、择婿等种种说教，又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社会出现倒退。在婚礼热烈隆重的气氛中，明的暗的，对妇女有着种种封建约束。

宋代市民阶层的婚姻呈现出新的特点，而婚姻“不问阀阅”，不是婚姻不受社会约束，更不是婚姻自由，封建等级制度仍对婚姻有种种限制。[8] (P441)南宋后期，“贞操”观开始束缚妇女，贞节观念逐渐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社会风俗，广大妇女的个性被扭曲的千奇百怪，人格得不到保障，[25] (P214)在婚姻中处于从属地位，这对后世婚姻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新事物总是在旧事物的母体中孕育成长的，市民阶层的婚姻习俗毕竟突破了门阀限制，走向了简便，走向了现实，自由婚姻观的萌芽也引导着自由婚姻向前发展。向近现代走来，中国的婚姻习俗也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走下来的，体现了市民阶层婚俗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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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ulture of Marriage in Song Dynasty
----taking the townspeople class as an example

Abstract: Song Dynasty, whose politic, economy, ideology, cultural and all social aspects has the epoch-making changes and has the era features from Han Tang to Ming and Qing Dynasties,is an important transition period in ancient china. With the gradual rises of townspeople class in Song Dynasty, the social culture develops toward popular, secular and universal, and the marriage culture features itself as the changes of social cultural patterns. Social custom is the best way to reflect the universibility of the social culture development in one era,therefor,the marriage culture of townspeople class take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earching the culture i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 marriage culture; townspeopl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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