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空间集群与地区增长.doc

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空间集群与地区增长
南京大学商学院　　朱英明
《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1期
[摘要]　　外商投资企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空间集群现象。本文依据长江三角洲地区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的具体数据，通过因子分析识别具有空间联系的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部门集群，在此基础上构建增长模型，分析部门集群对区域增长的影响。
　　一、文献概览
　　检索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可以看到，众多学者对外商投资区位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研究外商投资企业的空间集群及其对区域增长的影响。有关外商投资研究大量涉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Helpman(1984)从国际贸易角度强调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关税、运输成本、投资壁垒的相关性。Glickman and Woodward(1988)在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定位的模式和决定因素的研究中发现，美国的外国制造商主要服务于区域市场。Coughlin等(1991)发现，外国直接生产企业(在州水平上)的数量与更大的土地面积、较低的工资、更高的个人收入、更高的失业、较低的税率、运输基础设施、较高的制造业密度等因素有关。Florida and Kenney(1992)的调查研究发现，接近消费者是在美国的日本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定位决策中主要的因素。Wheeler and Mody(1992)将集聚经济定义为基础设施质量、工业化水平和利用外资水平等的函数，并发现集聚经济和市场规模决定了美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区位选择。

　　有关外商投资研究也涉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Woodward(1992)认为外国公司通常偏爱地方专业化服务可得到的区位。Guimaraer(2000)通过对葡萄牙外国直接投资的定位研究发现，由于仿效其他的外国公司的决策以降低不确定性，外国投资者可能被吸引到外国公司集中的区域。Luger and Shetty(1985)有关外同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外国制造业企业偏爱具有相对高的制造业密度和低工资的区域。Smith and Florida(1994)发现，空间群集是日本制造业企业在美国定位的重要特征，在美国的日汽车装配企业和与汽车相关的产业包括汽车零部件、钢铁生产、精加工和处理橡胶和轮胎制造业群集在一起。

　　国内学者对外商在小同的投资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也进行了实证研究。鲁明泓(1994，1997，1999)对中国不同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行比较和评价，研究中国投资环境与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关系以及制度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王志乐(1996)研究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郭克莎(2000)详细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沈坤荣和耿强(2001)依据内生增长模型，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贺灿飞和魏后凯(2001)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

　　众多学者对产业空间集群进行了研究，最著名的是Porter、Krugman和Romer等学者。Porter (1998)从静态竞争优势的原理出发，认为集群促进区域竞争，并因此保持或增加其经济增长的速度。Krugman(1993)和Krugman and Venables(1996)认为，由于源于地方化和城市化效应的规模递增收益，所以较大的城市和集群比较小的城市和集群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Romer(1986，1990)认为，由于内生技术进步，竞争和合作的公司间有快速的规模递增收益。结果，在大城市中定位有继续增加的竞争优势。因此，产业的空间集群的目标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但是，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研究很少涉及空间集群。

　　二、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方法只识别部门间空间联系所形成的部门集群，其目标是识别长江三角洲地区15个地级以上城市间部门集群、群集的模式及其与区域增长的关系。

　　研究区域包括上海、南京、镇江、扬州、泰州、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和舟山等15个地级以上城市。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为投资额大于200万美元的外商投资企业。本研究的数据均来自《中国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名录》、《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煤炭、石油、天然气采选及开采业，烟草加工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6个行业部门没有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除了这6个部门外，本研究中包括按照国际标准行业划分的所有其他的行业部门，共计37个部门。该区域内3800多个外商投资企业行业部门水平上城市区域的投资份额而不是绝对投资规模或部门在全国的投资份额被应用。通过对15个城市37个行业部门的部门投资份额组成的矩阵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得到不同的部门集群。利用因子分析识别的部门集群用作两种回归增长模型中的自变量，因变量是城市1996～2000年间总的GDP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用职工工资代替)增长的速度，从而利用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部门集群解释城市GDP和人均收入增长的程度。　　

　　在部门群集的分析中，部门和每一个因子间联系的强度由因子载荷的大小表示，载荷越大，部门和因子间的联系越强烈。因子得分的大小揭示城市和因子间联系的强度，得分越高，城市与因子间联系越强烈。对于每一个因子而言，1个最高和1个最低得分的城市被列出；当因子是二极性时(即因子分析中因子载荷具有不同的符号)，高得分的城市与具有高的正的载荷的部门强烈地联系；而最低得分的城市与具有高的负的载荷的部门强烈地联系。

　　三、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部门集群类型

　　提取因子分析中部门方差大于1％的14个公因子，这14个因子说明所有部门中总方差的100％，由此得到14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的部门集群(表1)。

　　第一个因子即家具制造、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与建筑集群，说明数据中方差的17．7％，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等也包括在该集群中。该集群部门较多，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未发现强烈的功能联系，部门间空间联系强烈。像表2显示的那样，该集群具最高因子得分的城市是湖州，最低因子得分的城市是绍兴。

　　第二个因子即医药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集群，说明数据中方差的13．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饮料制造业、食品加工业也与该集群具有空间联系。该集群是“二极性的”，有与纺织业相联系的负的载荷，表明纺织业没有充分地与其他部门群集，在整个城市相对均匀地分布。得分最高的泰州与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部门强烈地联系。得分最低的绍兴与纺织业部门强烈地联系。

　　第三个因子即企业与专业服务集群，说明数据中方差的11．7％，聚集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普通机械制造部门。该集群突出的特点是社会服务、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塑料制品等部门具有负的高的载荷，这些部门由于在城市中相对均匀地分布，没有与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普通机械制造部门充分群集。该集群得分最高的是绍兴，最低的是舟山。舟山对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在社会服务、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等部门有吸引力，反映舟山特殊的区位特征对企业与专业服务的强烈需求。

　　第四个因子即橡胶制品和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集群，说明数据中方差的10．6％。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食品加工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部门也与该集群相联系。该因子也是二极性的，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具有负的载荷。得分最低的城市是镇江，得分最高的城市是嘉兴。

　　第五个因子即金融保险与石油加工及炼焦集群，说明数据中方差的9．7％。金属制品、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食品加工等也包括在该集群中。金融保险与石油加工及炼焦在该因子上有高的载荷，表明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在这两个部门投资有强烈的部门间联系。二者被吸引的城市以宁波最突出，而吸引力最差的城市是绍兴。

　　第六个因子即农产品与化学纤维制造集群。在南通的定位有最高因子得分，南通发展农业的传统以及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说明其定位模式。

　　第七个因子即其他行业和房地产集群，它也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文教体育用品制造部门。它也是二极性的，因子得分表明这些活动在国家经济中心上海最为集中，得分最低的城市是扬州。

　　第八个因子即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与普通机械制造集群，金属制品、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食品制造部门也与该集群具有空间联系。该集群也是二极性的，得分最高的城市是扬州，得分最低的城市是南京。

　　第九个因子即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集群，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房地产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也包括在该集群中。该集群是二极性的，纺织业具有负的载荷。该集群得分最高的是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南京，得分最低的城市是绍兴。

　　第十个因子即其他制造业集群，包括专用设备制造、文教体育用品制造部门。在苏州的定位有最高的因子得分，在南京的定位有最低的得分。

　　第十一个因子即纺织集群，它是二极性的。得分最高的城市是绍兴，得分最低的城市是镇江。

　　第十二个因子即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集群，该集群包括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金属制品、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等部门。最高因子得分的城市是无锡，最低因子得分的城市是扬州。

　　第十三个因子即食品制造集群，文教体育用品制造和饮料制造部门也包括在该集群中。最高因子得分的城市是杭州，最低因子得分的城市是苏州。

　　第十四个因子即文教体育用品制造集群，该集群只包括两个部门且是二极性的。最高因子得分的城市是苏州，最低因子得分的城市是常州。

　　四、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部门集群与区域增长

　　由此可见，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部门集群即部门间的空间联系是可识别的，并提供有关城市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区位分布的重要特征。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部门间空间联系是区域增长的“预测器”，应用部门集群而不是单一部门的区域计量经济模型可以更好地说明区域增长的特征。这里利用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部门集群解释城市地区GDP和人均收入增长，研究一定时期城市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及其定位影响城市GDP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程度。下面是分析的两个模型：

　　其中：Gli、Eli：2000年城市的GDP和人均收入水平；G0i、E0i：1996年城市的GDP和人均收入水平；α、δ：常数；Fi：因子在城市上的得分矢量；β、λ：估计系数的矢量；εi、μi：第i个城市的误差项。

　　表3表明增长方程的回归结果。GDP增长模型和人均收入增长模型的R2值分别是0．90和0．59。说明长江三角洲各城市GDP的增长的变异中有90％是由部门集群引起的，而各城市的人均收入增长的变异中只有59％是由部门集群引起的。只有集群5即金融保险与石油加工及炼焦集群在GDP和人均收入增长模型中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在该集群中大中型外商投资部门正在快速地增长，它们担当长江三角洲各城市经济的“推进”部门，加速GDP和人均收入增长。对于极具发展活力的长江三角洲区域而言，这些推进部门在刺激和传播发展效应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影响到区域产出和收入结构方面的变化。推进部门具有快速的需求增长水平，超过生产率提高和创新活动的平均水平，具有相对重要的产出乘数效果。推进部门中的主导公司在区域经济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与区域经济有重要联系的任何部门快速的需求扩张，对经济结构和产出水平的重要影响将会发生。

　　这里识别的金融保险与石油加工及炼焦集群类似Thomas(1972)提出的引起结构变化的产业体系中“推进”体系。在我国加入WTO，逐步开放金融保险市场的情况下，该集群对未来长江三角洲区域的经济和收入增长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伴随着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规模的提高，该集群中的主导部门的产出扩张，规模经济导致主导部门更低的平均成本。假如主导部门参与竞争定价，这反过来导致价格的下降。这种价格下降会降低主导部门产品的购买者的费用，且能够进一步刺激主导部门的产出，即使需求具有价格弹性。这样，主导部门产出的扩张影响到受规模经济影响的后向联系部门，结果进一步的一连串的价格——成本影响会发生。这些变化同时在许多部门发生，导致改变产业间结构关系的要素和产品的替代。其他的作用力，例如外部经济、技术变化、进口替代以及地区间贸易模式等，也会导致地区产业间结构方面的变化，引起区域GDP和收入的快速提高。

　　在GDP增长模型中，集群3和集群14即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集群、文教体育用品制造集群等也是显著的，但是这两个集群在人均收入模型中是不显著的，表明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部门集群拉动城市的经济增长，但是未相应地导致人均收入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这两个集群中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间具有更密切的空间联系，而与当地产业部门间的功能联系较弱，没有引起当地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对低的工资的快速增长并未引起人均收入的显著增长。在GDP增长模型中，集群8即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与普通机械制造集群的回归系数是负的，主要是由于该时期基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与普通机械等部门投资的减少。

　　在人均收入模型中，另外惟一的具有正的系数且在统计上显著的集群是集群7即其他行业和房地产业集群。主要由房地产活动组成的集群与人均收入增长间强烈的正的关系表明，这些部门产生相对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以该集群因子得分最高的上海为代表的城市活跃的房地产市场，将会进一步加快城市收入的增长。

　　五、结论与建议

　　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份额因子分析识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部门空间集群，这些集群具有密切的空间联系，却没有发现密切的功能联系(投入—产出联系)。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部门集群解释区域GDP和人均收入增长模型表明，某些部门集群是GDP和人均收入增长重要的“预测器”，特别是那些类似Thomas提出的“推进”体系的部门集群，可以成为城市经济结构变化的“预测器”。

　　在以前区域经济学文献中，对于地区间专业化的差异更多地基于劳动过程类型的部门内的专业化，很少基于部门的专业化(Massey，1984)，这里所展现的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部门集群的结果证实，部门集群的专业化能够更好地解释地区间经济和收入的差异，从而丰富了经济学区域专业化的研究。

　　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部门间的空间联系有助于界定城市吸引外商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从而在此基础上确立其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竞争优势。对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而言，尽管该地区整体上是全国投资环境最优越的区位之一，但是就各城市间以及部门集群间仍有极大的差异(从部门集群在各城市的得分反映出来)，不利于提高该地区吸引外商投资企业的整体能力和水平。在我国已经加入WTO的背景下，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提高外商投资企业部门集群的水平，强化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地企业间功能联系，提升该地区企业的竞争优势，加快该地区的经济实力和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最为紧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