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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思辨

什么是“中国模式”？
　　现在议论“中国模式”变得很热闹。有人说已经有这个模式了，有人说还没有。在说有的人中，有的说这是个好模式，有的说它是个坏模式。在说好的人中，有人说它可以推广，有人说它只适合我们的特殊条件，不宜到处鼓吹。所有这些争论的前提，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当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长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说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世界上都不只中国有，就是两者结合的“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经济”，也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毕竟现在“纯资本主义”或“纯社会主义”在这个地球上很难找到，各国都可以说是混合经济，从更多点资本主义到更多点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见到，我们谈不上有什么特别。
　　中国当然也有一些特点，无论叫它“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模式”，总之就是那么回事。这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这个比较的主要参照系，应该说就是西方。无论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对举，还是“中国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说法，说的都是中国与西方的不同。
　　问题在于“西方”内部也千差万别。前不久北大的姚洋教授总结“中国模式”的特点，一是比较注重平等，二是有个“中性政府”。这第二条容俟后述，至于第一条，如果说我们比美国“注重平等”，这虽有争议，至少有人还可以这么说。但与瑞典比呢？即便按它的定义，我们好意思说比瑞典更“注重平等”吗？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中国模式”体现了与“西方”的不同，当然不是说与西方某一个国家例如美国的不同，而是与所有西方国家，至少是主要西方国家的不同。如果在所谓的西方，即从美国到瑞典的那些国家归纳出某些它们共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恰恰没有。同时中国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从美国到瑞典—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这次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他们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争论。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现在遇到了难题，说实在的，两派都没有万全之策。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右两派吵翻了天，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
　　摈除派别偏见，左派和右派所主张的那些理论各有优缺点，但现在看到的情况不是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现在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这次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资金链断裂了。民间借债比较复杂，但根源和国家负债的根源是一样的，对此我另外讨论，这里从略。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债呢？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尽管各有缺点，但理论上都是账面平衡的，凯恩斯主义承认赤字财政，也是要可控的。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双方都要为老百姓说话。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如果是高福利、高税收，或者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你搞成低税收、高福利，当然就成了财政大窟窿了。他们的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钱。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这本来就是你们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这样运作，早就破产了。
　　我当然认为民主比专制好（或者讲：作为一种制度，民主比专制的坏处小）。对民主的问题我从不回避。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财政真要出了一些问题，很快就会反映到社会上，造成一些小危机，老百姓感受到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无论是税收增加，还是福利减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民主制度一两百年税收是明显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税，岂能维持到现在？福利也是一样，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么这几十年为什么不这样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与全球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大幅进展有关，同时更与这种全球化在性质上的扭曲有关。
　　所谓深度，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为金融的全球化，可以全球借钱和透支，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尤其美国，凭借美元地位就透支得更厉害。这不是长久之计，拖得越久窟窿越大，最后一旦烂包，就不是小危机了。
　　所谓广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和它们的殖民地，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冷战结束后“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进来，全球透支的对象就变多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成为它们的最佳透支对象。
“中国模式”的特点不在“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
　　中国正好跟它们相反，这就是“中国模式”了：中国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国的左右两派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老实说谈不上什么“特色”。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台上玩，而中国的左右派却是在一个相反的平台上。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在为“皇上”考虑，而不是为老百姓考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的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无论左右，所扮演的角色都与西方截然相反：咱们的左派鼓动国家向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咱们的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过去说我们的做法是“打左灯，向右拐”。西方也有类似问题，只不过方向相反：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
　　用我们以前的话来讲，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很有意思。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应该要限制政府权力，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的“市长”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麻烦。他要想支使老百姓，常常要借助市场。
　　比方说“市长”喜欢官办企业，计划经济下他可以找民企的麻烦，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官办企业只能与民企竞争。计划经济下哪张报纸惹了“市长”，他就可以“找”上门去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你不喜欢它，就得办一张百姓更爱看的报纸，在市场把它竞争垮嘛。这就叫“市长不找市场找”！这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但在我们这里，这样说，“市长”不爱听。只好捡他爱听的说：计划经济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盐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烦不烦？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可让他们自生自灭，不找“市长”您的麻烦了!“限权”就这样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还不受限；“市长”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长”，多好！
　　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下要你这个“市长”干什么？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叫他“找市场”？“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国家不富得流油呢，我讲的富得流油是指国家财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钱包。我们如今看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钱。西方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我们的政府花钱如水挥金如土。我们一个镇政府的豪华大楼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厅还阔得多，那些“形象工程”奢侈得让“富国”来的游客目瞪口呆。“大裤衩，水煮蛋，别人不敢，咱们干！”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不借给他，藏着掖着咱们也不放心呀！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刺激经济也容易，要摆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阔绰。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这些我们姑且不论。我要讲的是：假如这种模式，以及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共识”背后：左右派经济学家为何都夸奖中国？
　　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批评还是有的，但在经济学界我所看到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约翰·奈斯比特1997年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亚洲大趋势》，后来有人写了书评题曰：《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这本书说全世界现在都给福利国家搞坏了，只有中国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靠自己吃苦耐劳，也创造了经济奇迹。中国的确行，似乎在世界上开创了一条冲破福利国家的道路。张五常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总而言之，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左右派都觉得中国模式的确有吸引力，左派表扬中国低自由，右派表扬中国低福利，出现了一场大合唱。
　　他们表扬归表扬，要学中国都学不了，除非他们废了民主制度。道理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们就真想这样？他们左右两边不过是拿“中国奇迹”当自己的论据来敲打对方：左派夸奖中国低自由是要证明福利国家有理，右派夸奖中国低福利是要证明自由放任有理。对于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性，他们是不去想的。
　　当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是在加入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我不认为这种模式有什么优越。北朝鲜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前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打开国门，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讲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曾论证过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比北方有“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多马也曾论证过17世纪以来东欧“二度农奴化”经济比自由农民经济有效率。奴隶制下也可以有“物质刺激”，并非“干多干少一个样”，主人完全可以重奖奴隶中的“劳动模范”。人们经常谈论的监督成本问题，如果说在福格尔与多马探讨的农业中都可以解决，制造业应当更有可能。自由经济不是凭人们拼命干活，而是凭它活跃的不断创新去胜过铁腕体制的。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于是后者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有“优势”，而且我认为的确有一种可能，即在目前全球化的运作中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里我只讲可能，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有什么“必然性”，我甚至也不认为这种可能有多大的实现概率，因为毕竟这种做法的积弊明显可见，其可持续性很成问题—但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也的确面临困境，很难说哪一边的问题先爆发，所以这种可能是不能排除的。
“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与“低人权优势”
　　当然相反的趋势也存在。中国如今这种“模式”的积弊，识者也已讲得够多了。尤其这一波危机发生后，外需萎缩了。转而靠投资拉动，投资形成产能后又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去年提升内需据说是颇有进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这主要是政府消费而非居民消费，“官内需”而非“民内需”的提升占了很大比重，也潜藏着隐忧。总之，如今“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已经势在必行。
　　同时这种转变也不是没有条件。有人认为改革以来自由与福利都是进步的。当然，我在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人权是“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这种“优势”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30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有进步的。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我对改革的进步性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不赞成的。但这并不排斥对如今我们的人权水平持批判态度。
　　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何尝不是如此？种族隔离时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时代，乃至种族隔离时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权状况都是有改进的。尤其1978后的几年间，这种改进还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们批判“流动工人”制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征发劳工制更糟糕。人们批判“宿舍劳工”制度，但也知道到种族隔离晚期黑人劳工家居化程度已经很高。就经济高增长而言，在指出黑白悬殊的严重不平等的同时，也不能说黑人从增长中丝毫没有受益。南非黑人的收入纵向比以前增加、横向比南部非洲周边各国黑人更高，甚至与白人的差距也在缩小。其实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一个早上突如其来的，它也是个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这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渐进推动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人们对整个这一时期的南非人权状况持批判态度。
　　所谓横向比较意义上的“低人权优势”，并不是要否认纵向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中国改革时代相对于改革前的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们说“流动工人”这种低人权劳动方式对南非经济增长有作用，但从“流动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发劳工制而言仍算进步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
　　问题在于：仅仅这样说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增长率反而(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相对较低？例如，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中国高（尽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没有中国好）？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没有种族隔离下的南非高?为什么国际资本不是争相投入中东欧，而是争相投入中国？为什么巨量廉价商品不是从中东欧，而是从中国涌向世界？所以，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解释。
中国并非“专制国家实行自由经济”的典型
　　有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笃信经济越自由越能带来高增长，他们说中国尽管不那么民主，但由于地方政府进行GDP竞争，因此往往会实行比西方更彻底的经济自由政策。的确，一些民主国家由于更偏好社会平等和公共福利而不那么“自由放任”，一些政治上的专制国家倒可以在经济上更加自由，这种现象无疑存在。因此世界上一些不喜欢“新自由主义”的左派看到一些专制国家比民主国家经济增长快就大喜，委实有点莫名其妙。
　　中国有所不同。中国固然不像这些左派想象的那样偏好福利与平等，但并不属于“专制国家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典型。这并不是否认中国经济比改革前更自由化并因此推动了经济发展，而是说，那种所谓中国经济比西方更自由因此增长更快的说法违背了起码的事实。尽管中国在为公共福利和弱势者保障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的确远不及瑞典—甚至在很多方面不及“低福利”的美国，但是在为权贵、垄断寡头和特权利益集团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不仅超越了美国，甚至也远远超越了在右派看来经济很不自由的瑞典！
　　举例而言：瑞典所谓不自由主要是指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限制了财产积累，但税后的财产是有充分保障的，不可能发生像中国司空见惯的强行“征地拆迁”那样赤裸裸的产权侵犯。瑞典的工会可能限制了雇主任意解雇员工的自由，但中国禁止自治工会和取缔罢工权利不是从另一方面限制了劳资之间的自由博弈，甚至在一些地方造成“奴工”制吗？更不要说户口管制、否定迁徙自由、对进城农民搞野蛮“城管”这类南非式的“流动劳工”制度对正常劳务市场的干扰与冲击了，从这个角度讲，这样的劳务市场难道比瑞典更自由？瑞典的福利性住房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商品房自由交易的空间，但中国的“负福利”住房、土地垄断和对低水平住宅的任意“清理”，即“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的驱赶穷人政策，难道不是更加扭曲了住房市场？
　　上面所说的自由主要是对穷人而言，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认为支持自由（指经济自由）就只能“为富人说话”，和认为自由只对富人有利因此必须反对，这一右一左的两种误解都很盛行。我却认为至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穷人受不自由（包括经济不自由）之苦不亚于富人，穷人需要自由也不亚于需要福利。至少在中国这样的“负福利”国家，穷人的自由与富人（指平民富人，而非权贵）的自由并不是对立的。有些人认为的中国“比西方更自由”主要是就富人的自由而言。即便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说法也仍非事实。就像瑞典这种通常认为经济自由较少，尤其是富人的自由更少的国家，他们的自由积累受到高税收高福利的限制，但我们的穷人虽然没有高福利，我们的广义高税收难道比瑞典少？我们的平民富人受国家聚敛、官僚勒索之苦比瑞典轻吗？瑞典富人的经济行为受法律的约束，我们的富人也许更有本事钻法律的空子，但他们受种种官场陋规与“潜规则”的限制难道少吗？瑞典的资本家也许惹不起工会，但他们不会在官员面前低三下四。瑞典的老板固然不能随便解雇工人，但瑞典的官府更不能随便对老板搞抄家没产、“国进民退”！当然这种现象一方面导致中国的“资本外逃”、“投资移民”现象比所谓富人不自由的瑞典严重得多，另一方面却完全不影响中国“招商引资”，因为只要搞定了政府，权贵富人或“红顶商人”不要说比在瑞典，甚至比在美国都更“自由”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说“穷人的自由”和“富人的自由”未必冲突，“官自由”与“民自由”却一定是冲突的。官府不受制约，民众（无论贫富）必无自由！这也是无论“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的主张者都承认的吧！
“中性政府”和“政府公司主义”
　　这就涉及到所谓“中性政府”问题。姚洋先生最近一再把“中性政府”作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他认为别国的代议制政府不是代表富人实行“右派”政策，就是代表穷人搞“民粹主义”，只有中国政府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的附庸，所以既不怕得罪穷人（他举的例子是国企改革一下子让4000多万工人下岗，别的政府都不敢），也不怕得罪富人。这个说法倒是描述了许多事实。但他说这种“中性政府”只是中国才有，就未免少见多怪了。
　　其实皇上“对所有人都一样”，不像代议制政府总是要顾及他们的选民（左派的穷人选民或右派的富人选民）—这种“中性政府”理论早在100多年前就被人用来描绘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沙俄模式”特征。俄国的极右翼思想家萨宗诺夫当时说：西方的“统治机关是选举的，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
　　然而，问题在于这个穷人与富人都无法制约的“中性沙皇”自己就是个强势利益主体，他玩起自我谋利的“政府公司主义”蛮不讲理起来，也是“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无怪乎据说是代表富人的俄国自由派固然向往西方的代议制，自认为代表穷人的列宁当时也羡慕代议制的西方，并大骂“中性沙皇”：“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哪一个俄国人都知道，俄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里，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也都能参加国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比较好的生活。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所以，中国不是福利国家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比西方更“自由放任”，正如中国垄断、管制与特权的发达也不能证明中国是个福利国家一样。事实上，陈志武、李维森等先生近来一再指出的中国政府聚敛财富占到国民财富如此高的比率，就与所谓“比西方更自由”的经济完全是相反的图景。
　　的确，中国地方政府竞相入市牟利的所谓“政府公司主义”现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统制下的死气沉沉，确实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权力“自由牟利”与民间的经济自由完全是相反的东西，这应该是任何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常识。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不是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但也不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如果要在历史上寻找相似性的话，它倒更类似于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不是民间工商业受到尊重，而是政府“重”视对工商活动的管制与垄断，甚至重视自己入市牟利！那个时代的“旧济贫法”不是穷人有权利要求政府救济，而是政府有权强行收容、圈禁、管教、惩罚穷人（因此又被称为“血腥立法”）。那个时代的官办经济，无论是国家（皇家）企业还是国家（皇家）特许垄断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都既不是自由经济中与民企具有平等民法地位和交易权利的市场法人，也不是福利制度下公共服务的财政承担者，而就是“公权私用”的聚敛机器。无怪乎不仅今天自由经济学的鼻祖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等古典学派对此反感，社会主义的祖宗马克思也认为这样的“国家干预”与“国有经济”比自由放任更反动！
　　但如今全球化中的确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似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竞争不过“19世纪的资本主义”，“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又竞争不过“17世纪的资本主义”。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未必可持续，但是它应当引起关注。那种以“地方政府竞争”来解释“中国奇迹”的说法倒是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好多地方不择手段地竞相“招商引资”，其提供的条件的确具有任何民主国家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条件当然包括低工资低福利，但也同样包括低自由—比如任意圈地拆迁带来的用地便利、野蛮城管驱逐穷人创造的“高贵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谓“交易成本”等。我想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无论“新自由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能够把这些谓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卖命模式”一家独大之后谁来创新呢？
　　但就是这些条件促进了“中国奇迹”。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没有工会、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至于血汗工厂比福利国家有“优势”，就更不用说了。不要说国际竞争，国内竞争就明摆着：美国的汽车业，工会强大、福利最好的底特律三大“社会主义汽车厂”都陷入谷底，而美国南方那些工会弱、福利少的日韩资“资本主义汽车厂”日子都还可以，要是他们再像我们那样用“农民工”搞“原始积累时代的汽车厂”呢？那还不兴旺死了？最近沃尔沃故事更能说明问题：高福利国家瑞典的沃尔沃几年前就不行了，卖给了低福利国家美国的公司，现在美国又不行了，再卖给“负福利”国家中国的公司，整个故事刚好坐实了张五常的那句话：天下大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过去他们为什么行？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人比我们的卖命，而是因为好汽车所仰赖的一切，从原理、技术、材料到款式都是他们的发明创造！我们如果不加入全球化，工人再卖命也只能造些没人买的“老牛车”。但是现在全球化使我们能够把他们创新的那一切都学得来，而我们能使工人如此卖命，他们却学不来。于是我们就显得比他们行了。道理就这么简单。
　　问题在于：如果我们靠这种“优势”真能把他们竞争垮了（前提是我们要继续为这“优势”付代价，而且由此积累的矛盾不会爆发），全球汽车业就靠我们这种“卖命模式”一家独大，那今后谁来创新呢？全球汽车业的未来在哪里呢？如果全球只剩下血汗工厂，没了“西方模式”下旺盛的购买力，我们的产量再大又让谁来买？我们“模式”最大的问题即产能过剩的问题到那时不会蔓延到全世界吗？
　　这种“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我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而相反的趋势，即全球化条件下也存在着“高人权”地区对“低人权”地区状况改变的作用。我曾引证当年欧美在南非的企业实行“苏利文原则”（外资企业不搞种族隔离，并引进西方式工会等）促进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与黑人权利的进步来说明。我把这两者分别称为“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但哪一种影响最终胜出，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谁“学”谁？
　　事实上无论政治关系如何，只要经济上加入了全球化，上面两种影响就少不了。尤其像我前边讲的：今天西方那种“左起来国家要为百姓多掏钱，右起来国家要向百姓少收钱”的体制形成民众高消费高透支（欧洲表现为高福利高赤字）的激励，而中国那种“左起来国家就向百姓多收钱，右起来国家就少为百姓掏钱”的体制造成民众低消费高生产，正“需要”有人来透支他们。于是“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就形成了所谓Chimerica（中美互补，其实也可以看成中西互补）现象，而且还似乎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互相依赖”。西方通过透支维持高消费并缓解其债务困境，中国通过“被透支”获得高增长并克服其过剩危机。但这次危机使这样的全球化互动方式显出其不可持续性，于是在两边都出现了变革的要求。
　　由于目前阶段的危机在西方更突出，而且西方言论自由，社会情绪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们首先乱了分寸。美国要加强监管，欧洲要降低福利，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日子难以为继，民众也深感烦躁。于是有人说，美国也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了。
　　但说实话，美国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与其说是济贫不如说首先是“救富”，这连福利国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谈“社会主义”？至于奥巴马医改倒确实有福利国家的趋向，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但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会主义”，说是学欧洲还庶几近似，说是学“负福利”的中国，岂不南辕北辙？
　　我曾指出宪政民主，尤其是普选民主天然有公共福利倾向。反对民主的李嘉诚先生说“民主将导致福利社会”，就事实而言不能说他错。当然民主未必一定导致瑞典式的高福利，但民主制下不论高低，肯定会导致正福利，像我下面还要讲到的“负福利”，在民主国家肯定是没有的。社会保障在西方也几乎与市场机制一样历史悠久，绝不是有了苏联式国家才开始的。所谓罗斯福“学苏联”、奥巴马是“毛巴马”之类说法与1930年代有人说罗斯福学希特勒一样，都是反对福利国家的右派人士攻击之词，福利国家的拥护者从来竭力否认。这只能说是极权国家的“国家管制恶例”给反福利人士提供了借口，使人们对民主国家的干预也心生疑虑，因而阻碍了福利国家建设。怎能反过来以这些“泼脏水”之词来证明社会保障就是学的极权国家？
　　恰恰相反，倒是今天中国正在出现的低保、全民医保和廉租房这类并非按特权身份分配、而就是面向贫弱者的福利制度，以及与过去的强制收容相反的、被描述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济制度，才是我们改革前从未有过、如今向西方学来的东西。
　　这不是说西方就不可能“学中国”。相反，自由与福利尽管都很重要，但目前这场与西方民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相关的危机的确使人眼热中国：那里的马儿可以不跑，而民众还必须供之以山珍海味，就像方绍伟最近概括的：“好政府日子难过”，“坏政府日子好过”，不学中国这日子好像没法过？
　　当然，这决不是向中国学“社会主义”。但“世界大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老实说，张五常这话不是一点谱都没有。上海的李巨廉教授最近戏言：1949年“社会主义救中国”；1978年“资本主义救中国”，1989年“中国救社会主义”，2008年“中国救资本主义”。这最后一句其实就是：中国的“专政”可以免除“民主给资本主义带来的麻烦”。如果美国真的学中国，废弃民主，铁腕治民，右手取消福利，左手取消自由，美国人的“消费狂”症将立马消失。而美国的汽车企业不是因为“他们工人有力量”而陷入困境吗？跟咱学！取消工会自治和罢工权利，工人只会自杀但绝不闹事：谁闹事谁就是“破坏招商引资”，“专政”伺候！这一下，企业还不立刻恢复了血汗工厂的“竞争力”！
　　但美国人能愿意吗？！就算他们愿意，美国恢复血汗工厂，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会因美国如此向我们学习而感到很“光荣”吗？
假如西方“学习中国”：关于“昂纳克寓言”
　　说实话，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众倒确实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动机，因为我们的血汗工厂就是在别人学不来的条件下有了竞争力的。别人不学我们，我们尽管吃苦还能赚个“竞争力”和高增长，别人要学了我们，我们连这也赚不到，这苦可真是白吃了！
　　我们并不愿意别人也这么干。但问题是全球化竞争中“劣币驱逐良币”的压力客观存在。民主国家民众并不是当代才想“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只有中国这个特大型的冤大头可供他们透支后他们才被惯成了这样。“福利国家病”并非今天才有，但只有中国这个特大型国家发挥“低人权优势”后，娇生惯养的福利国家才真正遇到了过不去的坎。近来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危机压力下出台减福利、限移民的改革引起政治动荡的现象，是否可以看到某种“中国化”的端倪呢？
　　去年我曾跟德国朋友讲了个“昂纳克寓言”：东德前统治者假如没有遇到民主化，而是因羡慕“红磨坊”而放弃了乌托邦，在政治上保持柏林墙的情况下开放经济，用“专政”手段“招商引资”，把全东德变成个大号血汗工厂，那边的资本全给吸引过来，这边的廉价商品再覆盖过去，那时就不是东德的失业问题，而是西德的失业危机了！如果危机大爆发出了乱子，甚至东德统一了西德都不是绝无可能！即便不至如此，西德为了与东德竞争也必须学习“低人权”，实际上也就是被东德所“演变”。当然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17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0世纪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专政资本主义”打败了“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你们东德人愿意看到这样的“胜利”吗？
　　显然，民主统一后东德由于变成了和西德大体一样的高工资高福利高人权国家，资本宁可不远万里投奔中国，也不愿去东德“剥削”那里的民众，致使如今一些东德人因制造业不振失业率高而颇有怨言—但我描述的那种“胜利”他们更不愿看到。尤其是如今怨言更多的东德左派，就更不能接受血汗工厂的“胜利”。而西德人不能接受就更不用说。所以那种“胜利”其实是双输之局—既是东西双输，也是左右（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双输。
　　这与当年福格尔论证全美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有点类似：按他的逻辑，如果南方真独立了，那是不可能有效率的。但南北方经济一体化之下，北方却未必能靠“经济效率优势”改造南方。按他的“反事实推论”继续延伸的话，我们说北方反而会被南方所改造也说不定—如果北方资本大量南下，而南方奴工制下廉价商品涌入北方，从而在北方引起大失业与混乱，那首先垮掉的可能倒是北方。当然，如果北方真的垮掉，南方的“效率”也要完蛋，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优势，没了创新也就没了经济进步，包括南方奴工制可能引进北方技术创新导致的“效率”也就完蛋了。所以这样的“竞争”可能是双输之局。显然，福格尔认为是公正，而非效率，成为改造南方的动力。他实际上是以此证明南北战争的必要：只有北方通过战争强行改造了南方，解除了经济一体化下“低人权优势”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危险，北方的创新优势普及到全美，南北方的效率（当然还有公正）就都上去了。
　　当然如果南方能自己完成改造，那就是南北双方之幸，也不会有“南北战争”了。美国的历史没那么幸运。但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应能避免当年“经济全美化”的旧辙，因为走出旧体制、改变“低人权”的动力就在于我们自己！
假如中国学习西方：关于如何“反美”
　　总之，在如今全球化互动中，他们向我们学“社会主义”是根本没影的事，他们向我们学“低人权”在逻辑上倒有可能，但那对他们对我们都不是好事。那么，假如我们学他们呢？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我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进步，这实际上就是上面讲的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
　　问题是如今的“金融危机”出自美国，大家骂他还来不及呢，你反而要学他？！
　　但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中美的“病”既然是两个极端，则他们的“病因”就是我们的“良药”，这又有何可怪？就像肥胖病人摄入热量太多，我们干瘦病人学习他们多摄入一点热量，不恰恰是对症下药吗？
　　如果让欧洲、日本学美国，那绝对是拆烂污。他们已比较肥胖，当然不能愈发增肥！而我们摄入再多热量，离肥胖病还远呢。别说什么“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得有20个地球”，谁都清楚，中国无论搞什么“主义”都不可能消费到那种程度。但是，改变一下我们只当苦力不消费的现状，不应该吗？咱们操心拉动“内需”已十几年而苦无良策，美国的“内需”却旺盛得压都压不住。我们学学他那两下子，如何？
　　有人说：美国人靠先透支后赖账剥削全世界来维持其高消费，太缺德，我们不能学。这话很对。
　　我们已经分析过：美国能够这么“缺德”一是靠美元霸权，别说我们，即便欧日，没有这玩意也是想“学坏”都学不来的。即便就算我们建立了“人民币霸权”，但是我们又上哪里去找另一个“中国”让我们透支呢？世界上“低人权国家”倒还有不少，可都太小，供不起如此透支，否则美国也不会赖上咱们了！
　　我们即便再学美国，也不可能去透支别人。但是美国要透支我们也就不行了。他们的“恶习”不就被制住了吗？
　　如果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能积极参与“人权全球化”，无论是“左派人权观”主张的社会保障，还是“右派人权观”主张的经济自由，还是左右派共同主张的人权观强调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发展。左手争福利但决不压自由，右手争自由但决不压福利—这一套在西方导致了“自由福利双过分”的“反向尺蠖效应”，在我们这里，不恰恰能够消除导致我们“自由福利双不足”的尺蠖效应吗？有保障的人敢花钱，有自由的人会花钱，我们的“内需”还会是个问题？而可恶的美国人还能借我们对“外需”的依赖来“剥削”我们吗？今天很多人说“反美”，这才是反到点子上了。这也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吧！
　　然而，有些人提倡的“反美”却是另外的两种“反”法：
　　或者坚持市场全球化但抵制所谓“西方人权标准”，继续坚持我们的“低人权优势”，继续凭借这个条件低消费高出口让别人透支，也就是继续玩现今的这种“Chimerica”游戏，甚至玩得更过火（否则补不了危机中暴露的美国窟窿）。那美国人恐怕会偷着乐呢！或者由于“反美”干脆连经济全球化也不跟他玩了，像以往的北朝鲜那样关闭国门。那美国人当然不乐意，问题是我们自己乐意吗？
　　就我们自己而言，出路在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开党禁、搞选举这些狭义的民主。宪政制度固然包含一系列规则，但其实质都是要使统治者权受限而责可问。我们可以在一件件具体问题上未必激进、但却持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具体的民生问题。通过在这些问题上“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逐步推进权责走向对应，也就是逐步走向民主化，消除“左手压自由，右手压福利”的尺蠖效应，产生“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的“反向尺蠖效应”。当然，这未必能够保证继续维持以往那种GDP的“奇迹”式增长，但那种增长本来就难以持续，我们完全可以在追求正常增长的同时通过“自由、福利双增加”实现消费率的提高，使国内的增长成果分享更为合理，国际的全球化进程更为健康。
既学他们的自由主义，也学他们的“社会主义”
　　自从美国实行反危机的国家干预政策以来，我们一些人突然感到很牛气：“现在美国也搞社会主义了！”但是我前面就讲过，要讲照顾穷人，要讲“他们工人有力量”，要讲福利国家和分配正义，甚至要讲对于“公有”财富（例如公共预算）公共性的保护，他们哪点不如我们？在左派看来美国也许不如欧洲（尤其是北欧），但是比起我们，何止“现在”？过去他们就一直比“负福利”的我国更“社会主义”！
　　就住房、医疗而论，改革前中国与美国这两个领域的“福利”覆盖率差不多，但是，覆盖的方向却相反：他们从最弱势者覆盖起，而我们从最强势者覆盖起，这两种“社会主义”能一样吗？
　　因此在学习自由主义的同时，我们就不能学学他们的“社会主义”？
　　最近建设部领导提出要推进廉租房建设，这就是向他们学习“社会主义”嘛。美国的住房福利与欧洲相比覆盖率是低的，只有10%。而我们过去哪有这种制度？改革前的“福利房”由“单位”按特权等级配给，农民没有份，城市的“二轻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