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pdf

81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马中英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双重角度，批判了资本及其政治代表国家对于无产阶级生命、身体的压榨，揭露了无产阶级个人及其家庭居住和生存条件无比悲惨的状况，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路径，构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物史观。其基本原则是认识和对话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根本立场、基本原理和方法。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揭示了一个政治对人生命直接操控的显性视窗，同时也打开了一个资本权力对人生命间接操控的隐性视野。在一定向度上，阿甘本生命政治学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也在一定意义上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有了新的增长点。但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学远离了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传统，不能阐明生命政治问题的成因、本质与趋势，存在着资本创新逻辑视域的缺失，需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其做深度的认知、反思和批判。在当下中国，审视阿甘本生命政治学有利于深化对党和国家提出依法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政治认同，有利于深化对党和国家“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执政理念的政治认同。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阿甘本；生命政治学；资本创新逻辑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理论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2MLB00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与趋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9ZDA022）中图分类号 B03；D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5X（2023）04-0081-12doi：10.20089/ki.issn.1009-105x.2023.04.00720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对人的全面控制不仅限于国家层面，而且逐步渗入关于人生命存在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中，并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如同福柯所描述和指认的监控和规训，进而折射并呈现出独特的“微观政治”和“生命政治”。在这一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从福柯到阿甘本，走出了一条独辟蹊径的生命政治学批判路径，其存在和价值无疑对我们在 21 世纪开展当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特别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在一定向度上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在一定意义上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有了新的增长点。我们认为，对待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基本态度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学远离了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传统，存在着资本创新逻辑视域的缺失，需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其做深度的认知、反思和批判。Vol.25 No.04 Jul.2023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82 一、阿甘本生命政治学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研究视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体现了两个维度，一个是政治主权通过例外状态操控“赤裸生命”的生命政治学，另一个是政治主权通过生物技术操控“赤裸生命”的生命政治学。前者是对政治主权“极权性”的批判，后者是对政治主权“隐秘性”的批判。从福柯到阿甘本，生命政治学从因与“二战”集中营的某种关联退出学术舞台，到后“9 11”时代例外状态常态化而在当代再次成为显学。历经数十年而逐渐成熟的生命政治学，让现代人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生命政治问题已经成为时代凸显的重要问题，如福柯揭示监狱系统赤裸裸地监视人的生命存在那样，在数字资本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由资本造就的、巨大的、无形的监狱无处不在。人的生命不仅裸露于悬置法律的主权之下，还将更加全面、完整地裸露于生物技术之下，这是一种更彻底的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统治。由福柯开创，经由阿甘本发扬光大的生命政治学，开启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新视窗，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获得了新的增长点。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僵化的，随着时代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也会不断拓展其研究视域。“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历史唯物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以及因此而发生的历史场景的转化，必然会要求拓展新的研究视域。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物质实践，致力于解释世界、改变世界，探寻社会生活精神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以一种特殊的形态区别于一般的唯物主义。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资本是社会变革的内在推动力，也是社会生活精神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由资本主导的历史场景出现了信息化、数字化、生物化、符号化、消费化等新的转变，构成了当代社会人类生存新的历史场景。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智能算法提供了准确的需求数据，平台经济减少了流通的中间环节，变革了消费者的消费方式，同时，劳动者被数据、流量所捕获，消费者被数据和流量所操控。由资本创新逻辑所主导，资本不断变革增殖路径，侵入人类生存发展的各个领域和空间。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中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在 资本论 中也分析了大工业时代资本创新的特点，并且也预见了资本创新的未来趋势。但是，由于所处历史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234页。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 1卷中阐述了资本在追求绝对剩余价值受阻时将机器并入生产的过程，资本在机器并入生产变革了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变革了组织生产的管理方式以及成产的组合方式，从而实现了对绝对剩余价值追求的困境，走向了对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对资本变革创新路径与方式的最初揭示。哲学 83 他们并没有更深入地阐释资本创新逻辑的若干方向，当然，这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答时代问题的理论视域，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形态的重要使命。阿甘本生命政治学所揭示的生命政治问题，也是资本权力在资本创新逻辑的主导下对人生命、身体、生存领域的侵蚀。所以说，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在由资本创新逻辑所引发的社会现实基础的变革中变革其形态、拓展其视域。另一方面，生命政治批判也一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马克思、恩格斯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便是在揭示人生命生产的过程中完成的，他们深刻地批判了资本现代性，但是，在批判资本现代性的过程中还隐含着一条生命政治批判的线索。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建构就是从关注、研究有生命的个人开始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秉持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这一总体性方法论，揭示了资本权力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对工人的劳动与生存状态的种种压榨以及精神领域的无形操控，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资本的政治代表国家。他们对于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其主基调是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但是他们对于资本条件下的生命政治批判作为一条“隐性逻辑”，始终隐含并服从于这一主基调之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并没有系统开辟生命政治批判的独立路径，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不缺少生命政治批判的维度，并且对无产阶级生命的存在发展困境以及生命解放等问题的解答都达到了唯物史观原则的高度。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克隆人早已不再是技术领域的新鲜事件，基因编辑再次突破人类的技术界限，可以直接操控人的“自然生命”。当资本丧心病狂侵入人的“赤裸生命”的时刻，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其理论使命的时刻。当代的历史场景相对于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代已发生了巨大转化，由知识资本、金融资本以及数字资本所带来的时代的新特质、新功能与新形态，需要我们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反思、新批判和新超越。可以看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揭示了一个政治对人生命直接操控的显性视窗，也同时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资本权力对人生命间接操控的隐性视野。正如马克思当年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入手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样，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剥开资本华丽的“行头”，在把握其增殖本性的基础上，审视其增殖路径的变革与增殖空间的变革，从而深度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再一次警示我们，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应该包含生命政治学批判的维度。唯物史观的道路是正确的并且应该坚守，但是唯物史观的视域可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146页。马中英、韩璞庚：生命政治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的“隐性逻辑”，青海社会科学 2019年第 4期，第 55-56页。Vol.25 No.04 Jul.2023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84 是拓展的。在当代，随着以信息化、数字化等因素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普及化，以及以元宇宙、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因素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也需要及时更新批判的视野和批判的武器。阿甘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政治学批判具有鲜明的时代质感，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也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获得了新的增长点。二、阿甘本生命政治学远离了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传统阿甘本在资本造就的新世界中，批判了资本的政治代表国家，却始终不去面对现代性问题背后的资本逻辑，从而他的生命政治学批判总是有意无意地逃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传统。这就使得阿甘本在对生命政治问题做“诊断”时，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政治权力，而没有穿透资本与国家的本质性关联。所以，“阿甘本只能看到政治权力对人生命的 压迫性 与 否定性，而看不到现代政治的 生产性 与 文明性，只能将生命自由置放在 应当 的层面，而不能对生命的 实有 形态做出分析与考察，从而只能将生命的解放寄托于 即将到来的共同体 这种并无历史根据的 弥撒亚主义 式的解释”。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继承了后现代的文化批判，但是却没有看到支配人的“权力”产生的现代性根源，我们认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大分裂是资本现代性在文化领域的破产，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继承了后现代的文化批判，却远离了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在由资本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科学技术原本是为更好地满足人生命存在与发展而服务的，但却逐步成了人的生命在精神文化领域获得自由的阻力，造成了人内在的精神分裂，失去了海德格尔语境中的文化意义上的“本我”，人在“存在意义”层面出现了内在的分裂。工具理性对人的心灵以及肉体造成了残酷的破坏，这就是理性从自然领域扩展到人感性生命领域，从而形成对人精神、生命的操控，也是叔本华、尼采与海德格尔等哲学家付诸毕生精力对人类的生命冲动、精神需要和身体需要做出思考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理性向工具理性裂变，本质上是由资本的增殖本性导致的，“出于自我增殖的最高目的，资本逻辑需要把人类个体当作材料、工具来加以消耗和利用，因而，资本在发展人对外部自然的计算、支配能力的同时，也发展出了人对其内部自然的计算、支配能力”。作为工具的理性，需要不断推动人的智力发展，不断挑战人的生命极限，为资本的增殖本性服务。人不再是康德所期待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了，而逐渐被工具理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体现的是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密切相连的内在关系。马中英、任平：走向资本创新逻辑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兼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及其历史超越，齐鲁学刊 2021年第 2期，第 57页。郗戈：现代性的矛盾与超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6页。哲学 85 性异化为非理性的人，逐渐成为工具理性的奴隶，就如马克思所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变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工具理性逐渐膨胀，支配了整个社会，成为支配人生存与发展的权力因素。阿甘本继承了后现代的文化批判传统，远离了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传统，没有从资本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出发去做生命政治问题的考察，这就注定阿甘本不能将其生命政治批判和后现代文化批判划清界限，从而致使其生命政治学理论失去了唯物史观的根基。阿甘本建构生命政治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对“二战”期间大屠杀事件的分析，他对后“9 11”时代例外状态常态化以及纳粹主义的幽灵还在当代西方政治生活中徘徊等生命政治问题的揭示，都离不开他对法西斯主义以及“二战”大屠杀事件的批判，但是，他却没有更深刻地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是资本现代性在政治领域的破产而导致的。阿甘本看到，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希特勒上台、人类陷入“二战”的漩涡，上百万的犹太人被所谓的“民主”机器屠杀，他揭示的问题是深刻的。随着达尔文主义的流行，以及白种人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突出贡献，种族主义一度变成一种“畸形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无价值的生命”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人的生命在追求平等、自由的现代性场域中逐渐变成了不平等、不自由的存在。民主作为政治现代性的标志，是资产阶级针对封建君主斗争的产物，是人争取自身存在与发展权利的政治武器，是实现正义的政治保障。然而，也正是因为民主才使得大屠杀成为可能，原因就在于实质民主为程序民主所代替，民主发生了自我裂变。希特勒上台不是通过政变，而恰恰是通过民主准确地说是程序民主选举而实现的。当个人权力为工具理性所左右时，民主就只是一套程序而已，希特勒正是利用并操控了这套程序，把屠杀犹太人变成了“合法行为”。可见，阿甘本在与重大生命政治事件进行理论对话时，再一次远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传统。我们认为，生命政治学批判开辟了现代性批判的新路径，以一种微观政治批判的视角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弊病。但是，“我们既不能因为坚持马克思的一般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而拒斥世界历史场景发生的深刻变化，从而以低于历史水平的传统理论简单剪裁现实；更不能借口历史场景的深刻变化而根本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主要理论框架”。生命政治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的关系是一种互为补充、互为推进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需要拓展生命政治学批判视域，阿甘本当代的生命政治学批判则需要复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传统。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要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这一总体性方法的基础上扩展新历史场景下的生命政治学批判路径，从而深化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776页。任平：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学术月刊 2012年第 11期，第 32页。Vol.25 No.04 Jul.2023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86 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形态的认识。三、资本创新逻辑视域的缺失：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根本缺陷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远离了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传统，坚持后现代文化批判，就对揭示生命政治问题的根本原因显得不够彻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命政治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创新逻辑。所谓资本创新逻辑，就是资本为了摆脱危机，获取更多的利润，主动创新增殖路径和增殖空间的行动逻辑。阿甘本没有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也就是资本在增殖受挫后，为摆脱危机，通过军事行动冲破国家藩篱，解决资本扩张、实现新的增殖路径和增殖空间。阿甘本关注的生命政治问题，缺少的正是资本创新逻辑视域。大屠杀事件的根本缘由在于资本增殖受阻后的政治选择，本质上是资本创新逻辑的政治表达。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形成的现实背景，一是奥斯维辛大屠杀，二是后“9 11”时代，他没有仔细考察，大屠杀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没有认识到，希特勒是现代性危机在经济领域破产后，德国垄断资本破解危机的政治选择。阿甘本密切关注了大屠杀事件，但却没有从资本现代性的角度分析大屠杀事件的根源所在，这就使得阿甘本忽略了大屠杀事件的现代性根由，也就不能准确把握他揭示的生命政治问题的根本原因。1929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德国造成了空前的打击，德国经济退回到了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水平，大批量的企业难以承受经济亏损而破产，银行纷纷倒闭，国库黄金储备量锐减。危机时刻，资产阶级采取增加税收、降低工人工资的手段，将经济危机带来的压力转嫁给了普通劳动大众。资产阶级一方面压榨劳动大众，另一方面却积极扶持垄断组织，经济危机逐渐转化成了阶级矛盾，引发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及工人运动的高涨。随着无产阶级逐渐觉醒而转向共产主义，德国垄断资本只有选择独裁政府才能摆脱眼前的危机，德国纳粹党的头目希特勒便成了垄断资本关注的对象。希特勒鼓吹种族优越论，对外主张侵略与扩张主义，全面统治非德国血统的所谓“劣等民族”，对内则主张镇压无产阶级。希特勒的政治主张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谋而合，抑或可以说，与资本的增殖逻辑不谋而合。于是，希特勒通过宣扬“国家社会主义”取得了资本的“信任”。可见，希特勒上台的外部原因是全世界经济危机，内部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德国垄断资本摆脱增殖危机、开拓增殖路径的需要。阿甘本批判了“二战”时期政治“极权性”的一面，但是却没有关注到其背后的资本创新逻辑。形式民主代替实质民主是大屠杀事件的另一重要根源。资本增殖逻辑受阻，在政治层面的表现就是非理性战胜理性，形式民主代替实质民主，这也是大屠杀事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的德国，资本是创新、保守还是回退，需要作出辩证的思考，但从宏观上看，保守抑或回退都是资本创新逻辑的广义形式。哲学 87 件的直接原因。阿甘本没有考察大屠杀背后的资本问题，同样也不能准确把握生命政治问题的根源。鲍曼反思了大屠杀背后的资本现代性本身固有的问题，在 现代性与大屠杀 中，他考察了官僚体制的效率与秩序原则，并指认：“大屠杀是一个综合性的进程”，是设计者、执行者与受害者之间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大屠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阴暗面，“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官僚制度追求效率，将道德中立化，目标一旦制定就立即要去实现。设计者遵从“种族主义”，对他们来讲，完成“清除犹太人”这一任务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肉体上集中消灭，“选择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作为完成清除任务的正确方式是官僚体制的例行程序的产物：这些程序包括手段目标计算、平衡预算、普遍规则的运用”。工具理性和官僚制度使大屠杀成了可能。“被统治者的理性往往是统治者的武器。”犹太人对生存策略的“计算”成了大屠杀成为可能的另一个原因。这也是阿甘本在 奥斯维辛的残余：见证与档案 一书中揭露的问题，阿甘本认为，犹太人中的精英分子与通过计算生存策略充当党卫军的犹太人的合作，促成了大屠杀事件的发生，这与鲍曼对“为集体毁灭服务的个人理性”的揭示不谋而合。但是，阿甘本只是批判了充当党卫军的犹太人的行为，却没有穿透形式民主代替实质民主的深层原因。现代性的工具理性是大屠杀的根源，资本逻辑是工具理性的源泉，资本创新逻辑是资本增殖受阻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很明显，阿甘本对大屠杀问题以及生命政治问题的分析缺乏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视角。主权是作为资本政治代表国家权力的展现。阿甘本对例外状态操控“赤裸生命”的生命政治学批判和对生物技术操控“赤裸生命”的生命政治学批判，都指向了政治权力。阿甘本指认，政治主权是“赤裸生命”的掌控者，“例外状态”是主权赖以生存的秘密地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批判将矛头指向了国家、法律，对政治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却绕过了“国家是资本的政治代表”这一隐性的重要问题，从而走向了单纯的政治批判。事实上，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批判只停留在康德式的主观批判，还未达到黑格尔的现实批判维度，更遑论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之维。显然，阿甘本没有看到国家、法律背后的资本因素，没有深度把握“国家不过是资本的政治代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致使他最终远离了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抛弃了立足资本现代性批判性展开生命政治批判的唯物史观视角。不能具体、历史地分析资本现代性造成的生命政治问题，也注定阿甘本找不到生命解放的出路。我们认为，包括阿甘本在内的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往往揭示的是一个由资本创新逻辑造就的现象世界，他们没有深度穿透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之间呈现的“拜物教”式的颠倒关系，甚至借口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新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 18页。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 23页。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 188页。Vol.25 No.04 Jul.2023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88 特征超出了当年马克思面对的现实，而企图否定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走向后马克思主义。四、生物-生命资本主义是资本创新逻辑的当代演化趋势之一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揭示了阿甘本生命政治问题的根本原因，但这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任务，更不是唯物史观的最终使命。按照马克思“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研究方法，我们立足唯物史观，穿透阿甘本生命政治问题的表象，深入现象背后揭示其根本原因是资本创新逻辑视域的缺失，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第二个阶段的任务，就是再遵照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事方法，揭示对资本创新逻辑的规律性认识。生命政治问题由资本创新逻辑所致，但是，生物-生命资本主义将是资本创新逻辑在人生命健康领域的当代演化趋势，这也是需要我们深刻把握的。福柯、阿甘本等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做出了一个现象性的描述，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揭穿，在资本创新逻辑的主导下，生物-生命资本将不惜绑架人的自然条件和身体生命条件甚至以毁灭人类为代价而顽固在场。所谓生物-生命资本主义，是指资本通过生物技术进入人的身体、生命，通过基因改造、身体完善、健康维护等通道，实现资本增殖的资本主义子形态。资本已经利用生物技术大规模侵入、渗透人生命存在与发展的每个环节和整个发展过程。只要创新能给资本带来更大的利润，资本就会不顾一切地追求；只要创新能够使资本摆脱危机，资本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实现。正如资本披着“环保”的外衣成为“绿色产业”的推动者一样，只要有合适的利润，资本就会披着“健康”的外衣瞬间成为生物经济、卫生产业的推动者。而“维护人生命健康”的外衣掩盖的，恰恰就是资本“精细操控生命基因工程的专家”的客观事实。当资本介入人生命存在与发展的整个过程，并且试图实现增殖本性的时候，生物-生命资本主义便有了存在的血液。不是危言耸听，基因组学和生殖技术联姻的遗传诊断和基因克隆以及精神药物可以设计人的情绪情感、欲望、智慧等在医疗领域早已不再是技术难题。但是，人类的生命、情感、欲望等如果可以是被无限塑造的东西，人类存在的意义何在？人的生命不是任何技术、资本的傀儡，人的精神、尊严、身份、命运都依赖于人性本身的不可侵犯性。“人的生命力已经在分子层面上向着技术创新、经济开发和高度竞争的生物经济学形式开放。”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当然会为人类的健康服务，但是，如果医药技术科学可以为资本盈利服务的话，那么生物医药技术可以推动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及可以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功能将会大大降低。正如 我不是药神 电影里所揭示的一样，医药的成本将会为资本市场所操控，人民的生命健康与医疗需求也尼古拉斯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21 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尹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104年，第 13页。哲学 89 将受资本制约。资本的本性永远是血腥的，冷漠的，没有道德底线，在人工智能已然来临的时代，它在基因编辑（基因药物、基因婴儿）、基因食品、人脑结构计划等领域，会以不惜绑架人类的未来为代价，作为资本在场的前置条件。阿甘本没有看到资本在种种含情脉脉表象遮掩下可对人生命整个过程进行无形操控的事实。可以说，西方生命政治学批判对现代性的诊断都是从微观权力切入。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需要揭示生命政治问题的“物质动因”，还要揭穿资本创新逻辑在当代全球布展的新历史场景，并揭示出其在人生命、身体领域将呈现的生物-生命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福柯、阿甘本等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生命政治学批判进一步揭示出，不是人类战胜资本就是人类被资本绑架生命而与资本共同毁灭这一唯物史观的理论判断。这是一场对资本和人类而言都是生死博弈的战斗，需要我们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揭穿现象与本质之间“拜物教”式的颠倒关系，对资本创新逻辑演化的未来趋势做出深度穿透。只有深刻把握这一逻辑，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扬弃生物-生命资本的异化，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对生物-生命资本健康发展的引导。五、审视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现实意义在反思与批判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国家治理会导致人与社会关系的断裂，并最终体现为资本的政治代表国家与人关系的断裂。对阿甘本生命政治学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与审视，其现实意义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观审视当下社会现实，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政策、制度策略的认同。我们认为，人民群众对生命存在与发展的需求是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表达，国家对人民群众生命存在与发展权利的保障，是最真切、最现实的政治关怀。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从“温饱”到“小康”、从分配正义到生产正义、从物质富裕到精神富裕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都体现了国家治理对人民群众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社会权益、文化权益、生态权益、空间权益等多元化、多层次的利益需求的满足。国家治理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权益关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动力。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审视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现实意义在于，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党和国家提出依法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政治认同，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党和国家“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执政理念的政治认同。一方面，审视阿甘本生命政治学，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党和国家提出依法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政治认同。对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反思和批判，让我们看到了生物-生命资本主义的演化趋势以及其对人生命存在发展权益的侵蚀，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了资本的消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依法规Vol.25 No.04 Jul.2023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90 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这是党和国家对资本逻辑的一次重要反思，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资本问题的原创性表达。资本逻辑体现的是资本实现其增殖本性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趋势，只要资本存在，这一内在规律和客观趋势就始终存在。党和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虽然艰难无比，道路坎坷，但是始终不亦步亦趋照搬西方资本现代性道路，而是创制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但这条道路的创制也始终伴随着对资本问题的认识。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从 1848 年鸦片战争后，各种救亡图存的运动的失败都归结于没有摆脱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道路的阴影，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这一认识更加坚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现代性道路的扬弃，也表达了对资本逻辑、资本问题的初步认识，即，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存在弊端，不适合中国社会实际，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建设年代，党和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积极规避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始终围绕着对资本问题的全面认识，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思维中，一度排斥了资本的积极作用。在改革开放时期，党和国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了规定，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置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首位，将实现共同富裕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之一。党和国家认为，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可以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进一步认识到，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服务。“我们要认识到，资本扩张的无序和盲目不会是资本运动绝对、唯一的特征，而是与顺利实现商品流通，满足消费需要的有序和 理性 相互交织，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前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的经济制度不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下，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扬弃资本的消极影响，资本的健康有序发展可以通过政府积极作为得以实现。阿甘本生命政治学为我们开辟了全面认识资本逻辑的新视域，生命政治问题不仅是福柯、阿甘本语境下的政治制约、操控人生命存在发展的一面，更有由资本创新逻辑逐渐演变成生物-生命资本主义的一面，对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进行唯物史观视角的批判，有利于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场域中深化对党和国家提出依法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审视阿甘本生命政治学，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党和国家“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执政理念的政治认同。阿甘本生命政治学指控主权对赤裸生命的“致命操控”，不同于福柯“治理术”的生命政治学言说，阿甘本将人生命的存亡提升到极端肖潇：正确认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年第 4期，第 73页。哲学 91 状态，虽然，奥斯维辛大屠杀已经成为过去，即使是后“9 11”时代的现代“神圣人”形象确实存在，但正是因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先进性，让人的生命存亡受到主权威胁的可能性降到极低，所以，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批判有某种“应然”的成分。但是通过反思批判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给予我们一个重大的启示是，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和政治国家密切相关。“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党和国家长期执政秉持的执政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这一执政理念可以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生命政治理念。“生命政治理念是一个执政党、一个国家对待人民生命健康、生命安全以及与人民的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政治态度与思想理念，包括采取治理的思想、导向、价值及受其支配下的行动、制度、政策等因素。它紧密关联着两极：一极是人民的生命健康、生命安全及其相关事务和利益，一极是执政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对待上述事务的思想、观念、态度、行动、政策和策略。”这是学界第一次对生命政治理念做出具体阐释，也是学界第一次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与生命政治相关联，理论的创新往往得益于实践的推动。党和国家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目标，将人生命存在与发展的利益表达和政治诉求放在首位，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理论的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理论强调的是执政党、国家对待人民生命健康、生命安全以及生命存在与发展相关事务的政治思想与态度，涵盖国家治理所采取的思想、导向、价值以及在其支配下的行动、制度、政策等方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是党和国家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是生命政治理论的中国表达。唯物史观明确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中心地位，维护好、发展好和实现好人民的利益是执政党和国家的伟大使命，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理念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维护、发展、实现人民的利益结构的字典式的顺序和严格的逻辑。将人的生命安全权益，放置在政治权益、经济权益、社会权益、文化权益、生态权益、空间权益等诸多权益的首位，如若没有生命权益，其他全部权益将全部不复存在。这既是对西方自由人权学说的超越，也是对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超越。六、结语深度剖析和反思阿甘本生命政治学，既是开辟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路径的理论需要，也是正确分析和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需要。本文对阿甘本生命政治学进行批判，秉持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的传统。正如马克思一生所坚守的批判事业的基本理念一样，批判的目的在于建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不仅是理论的呼唤，而且是现实的需要。当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理论的建构是一项伟大的理论工程，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不仅需要全面反思梳理中任平：论中国战“疫”的哲学理念与世界意义，阅江学刊 2020年第 3期，第 6页。Vol.25 No.04 Jul.2023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92 外生命政治思想，更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生命政治思想原则，不仅要反思借鉴当代西方生命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思维，更要立足中国社会现实，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生命政治伟大实践的丰富经验而进行创新地构建，这是反思批判阿甘本生命政治学更为重要的理论使命。（作者：马中英，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责任编辑：付继娟）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ritique of Agambens BiopoliticsMA Zhongying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criticized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roletariats life and body by capital and its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the state，from both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economy.They exposed the extremely miserabl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proletariat and their families，and pointed out the path to their liberation，thus constructing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our understanding and dialogue with Agambens biopolitics are based on the basic stance，principles，and methods of Marxism.Agambens biopolitics reveals an explicit window of political control over human life，while at the same time opening up a hidden view of the indirect control of human life by capital power.To a certain extent，Agambens biopolitics opens up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provides a new growth point for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However，it departs from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historical critique，and cannot explain the causes，essence，and trends of biopolitics，and there also exists a lack of perspectives on capital innovation logic.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reflection，and critique of it while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Examining Agambens biopolitics in present-day China can help deepen our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s call for law-based regulation and guidanc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