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描述
徐光启年谱
李天纲增补 梁家勉原著
增补说明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中顺天乡试，为解元；万历三十二年（1604）会试，成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早岁习兵、农、工学，五经之中，尤重《毛诗》。入翰林后，讲习素以“练兵”、“治历”、“明农”为职志，天启、崇祯年间，成为朝廷重臣，反复上书，为明朝力挽狂澜。期间，徐光启著述无数，士林注目，表率了明代晚期的“经学”、“西学”、“实学”、“经世学”等思潮。徐光启的大部分著作，除《庖言》等奏疏，《几何原本》等译著有刊刻外，其他文稿均未在身前及时刊版，1633年在京逝世时，壮志未酬，著述未了。11年后，明清易代，家国遭殃，徐光启著述付之一炬，散失殆尽。
徐光启子徐骥曾为其父编订全集，并著有《徐文定公行实》，，另撰有《年谱》，收入《徐氏宗谱》。其时，沪、松、昆、太、苏诸县门人及南、北各地友朋同仁，企足延颈，敬候刊刻。然而，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破南京，上海、嘉定一带出现民变，大户人家奴仆，群起索回田契、卖身契，殴杀及火焚主家。徐光启家族未能幸免，太卿坊宅大部被焚，藏书与手稿损失殆尽。从此，编订《徐光启文集》和《徐光启年谱》就益发困难了。清末，耶稣会士南汇李杕（问渔）主要依据《明经世文编》中的《徐光启集》，将散见各处的文章合编为《徐文定公集》（1896年，上海慈母堂）。李杕据中西文献，重新编译《徐文定公行实》，，并将《徐氏宗谱》所载之《徐光启年谱》列于《徐文定公集》。不久，徐光启十一世孙耶稣会士徐允希更行补充，有《增订徐文定公集》（1909年，上海慈母堂）。1933年，纪念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之际，光启十二世孙耶稣会士徐宗泽，时任徐家汇藏书楼主任，再行收集，又有《增订徐文定公集》（1933年，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行世。1962年，徐光启诞辰400周年之际，王重民又据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馆藏资料，新收和辑校了《徐光启集》（1963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清末民初，徐光启著述的发掘、收集和刊刻，为徐光启生平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
民国年间，文史学界、科学界、教育界，以及政界、天主教会人士合力推动徐光启生平之研究，历年有不少年谱出现。据查，除李杕移录《徐氏宗谱》中的《徐光启年谱》约二千五百字置于《徐文定公集》首之外，又有：徐景贤编《徐文定公奏议四表》，载1933年12月18日《益世报》，约一千多字；徐景贤编《明贤徐文定公年谱初编》，载《学风》第四卷第5、6期，共二万字；王治心编《徐光启年谱》，载1936年《天籁》第25卷第2期，约二千字；吴季桓编《徐光启年谱》，1981年台北名人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氏著《徐光启》附录，共二千字；王重民编《徐光启大事年表》，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氏著《徐光启》附录，约五千字。梁家勉先生编著的《徐光启年谱》，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接近二十万字，是目前所有徐光启年谱中最完整的一部。
梁家勉（1908-1992），广东南海人，1929年入中山大学农科肄业，因农学而渐及徐光启生平及其科学事业之研究。1941年，任中山大学农学院图书馆馆员；1952年，为华南农学院图书馆主任；1978年，任该校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主任。1960年代之前，梁先生便以编辑一部《徐光启集》为己任。定稿之后，因与王重民先生《徐光启集》撞车，放弃出版，转而与王先生约定“二人合撰一部更完备的带校注性质的《徐光启新集》”（见王重民《徐光启集·凡例》）。“文革”忽起，《新编徐光启集》之事遂寝。“文革”过后，梁先生《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后，理应继续编辑《新编徐光启集》。因种种原因，终不克完成。梁家勉先生晚年在《徐光启年谱》之外，还主编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他的主要学术论文，可见于其门人倪根金主编之《梁家勉农史文集》（农业出版社，2002年）。
梁家勉《徐光启年谱》，系年有序，考核精详，谱主之载迹，较之李杕、徐允希、徐宗泽、徐景贤、王重民等人的梳理，又进了一步。应世以来，学者多据为津梁，经常引用。近年来，学者或有掠用而不加注明者，盖出于此年谱。但是，梁谱成于1960年代，因治学范围偏于农学，以及科学，故谱文多以此为线索铺展。另外，受时代氛围的影响，谱文在关于“西学”和“宗教”的资料引用方面，有所顾忌和误解。《徐光启年谱》将培根、哥白尼、伽利略等欧洲学者列入谱文，加以对照和联系，将徐光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人物加以叙述，沟通中西，突破了传统年谱的体例。但是，在涉及徐光启的宗教生活时，谱文剪裁过甚，对天主教和耶稣会的相关活动排斥很多。谱文以“有些事涉无稽，特别是一些虚构风传，托人为重的宗教宣传事迹”为由，“概予甄别剔除。”（第7页）这个态度，和王重民《徐光启集》拒收宗教类文章同出一辙。二、三十年代“科学主义”教育，五十年代“无神论”大批判，影响了这一代学者。梁家勉、王重民两先生，对官方意识形态都不甚感兴趣。但是，即使是“实事求是”的纯学者，如不审视周边的思想影响，自觉回避“时代思潮”，仍然可能会掉入意识形态的窠臼。
半个世纪过去了，意识形态有所转换，对西学和宗教的禁忌渐渐放松。于是，在一个视界转移的缝隙中，我们看到了“西学”、“西教”对于徐光启生平的重要性。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徐光启研究重点有一个明显的转移：从科学史、政治史领域，转向文化史、宗教史领域。从吴德铎的《试论徐光启的宗教信仰与西学输入者的理想》（《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四期）到李天纲的 《徐光启与明代天主教》（《史林》，1988年第二期），一大批论文和著作不再回避徐光启的信仰和宗教问题，承认他的天主教徒身份，勾勒出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徐光启。正是鉴于这样的原因，现在有理由给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作出增补，把过去有意无意忽视的内容回置进去。原因无他，仅仅是恢复历史，承认事实。
《徐光启年谱》体例严谨，作者对传统年谱之体例有所思考和改进。章学诚《文史通义·州县请立志科议》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顺沿此说：“方志，一方之史地。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谱一人之史也。”梁家勉先生以年谱为“一人之史”，力图用《徐光启年谱》，勾勒出徐光启生活年代的人物、事件之关系，真实而具体地呈现出明代末年万历、天启、崇祯朝的动荡历史。
难能可贵的是，《徐光启年谱》通过徐光启，将勾连历史的触角伸向欧洲。因徐光启的“西学”，和天主教耶稣会士有关；徐光启的时代，和“文艺复兴”后欧洲科技迅速发展的情况相类似，《徐光启年谱》将不少欧洲人物，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和利玛窦等欧洲人引入“谱前”和“本谱”。清代中叶，阮元主修《畴人传》时，已经突破体例，将欧洲科学家列在正传，此是将“世界历史”之人物，引入“中国历史”之叙述的大突破。在相对保守的年谱编撰领域，《徐光启年谱》把明末中国和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勾连起来，让徐光启进入世界，实属难能可贵。然而，《徐光启年谱》也有其个人和环境造成的局限。由于梁先生是从农学史、科技史出发描述徐光启，就对徐光启在社会、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的活动记录和分析重视不够，不少重要内容没有反应在年谱中。还有，1950年代后对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大批判，对于“无神论”、“反迷信”的宣传提倡，都使得年谱有所回避，在涉及徐光启宗教生活方面的描述很不充分。
1978年，正值“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之年，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同畴之中，《徐光启年谱》实为此前三十年凋敝混乱的大陆学术界所能提供给读者的上乘之作。木秀于林，鹤立于群，和王重民先生编《徐光启集》一起，代表了当时徐光启研究的高水平。然而，梁、王两先生治学，始于三、四十年代，其时中西史料互见，学者砥砺，筚路蓝缕，尚不称难，学业柢定。五、六十年代期间，中西遭隔绝，学者被呵斥，书斋受践踏，学术水准急跌。“文革”中间，“徐光启研究”更是和“徐光启墓”同遭废弃。八十年代后，最近三十年期间，学界痛定思痛，志在独立之学术，自由之思想，徐光启之人格，乃至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之大格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从事。期间，由于交流环境之改善，相关的中文古籍、西文资料不断发现和公布。中外学者合作，令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优秀成果不断出现。缘此，增补《徐光启年谱》成为可能，亦有必要。
此次增补，仍《徐光启年谱》体例之旧，惟于“谱主大事记”之部，不作增补，读者可在正谱内容中自己判断，识大识小。于“谱前之部”涉及重大，关系谱主后来生平，且确有可以添补者则加入。增补内容，主要集中在“本谱之部”，各项事迹，随人，随事，随时，以楷体排印，在相关项目下增补。梁家勉《徐光启年谱》在叙述谱文后，另将“说明和考证”以正文“附注”的方式，附于本年之后。“附注”交代出处，详细考证，存疑解疑，不但记叙，而且考证，对传统年谱体例是个突破。但是，缺点仍然是与正文分离，有割裂之感，阅读不便。为避免架床叠屋，过于凌乱，增加阅读障碍，此次只将补充内容加入正文，“附注”则仍其旧。有关的史料出处和人事考证，俱随文同出，方便一般读者。另外，为存史料之真，增补中尽量摘录原文，让读者可以连贯阅读，自行理解。
本次增补过，较多注意汉译西籍中的史料，以西文文献补充中文文献之不足；同时重视地方文献中的事迹，用方志文献补充徐光启生平之细节。近年来，徐光启研究突破科技史，进入文化史、思想史和宗教史等领域，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这里的增补，何止挂一漏万。且因行文不便，褚方家之友情提示，均为一一标注。友朋如杜鼎克、钟鸣旦、魏明德、黄一农、祝平一、李奭学、古伟瀛、李东华、陈方中、潘光哲、孙尚扬、汤开建、吴志良、章文钦、韩琦、江晓原、纪志刚、董少新等人的搜研成果，多有启发；《徐光启全集》和本年谱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他们的提示和支持，并不敢稍忘。本人八十年代始作徐光启研究，受朱维铮师课业之引导，至今获益，专此以铭。近年来因受邀请，协助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从事徐光启纪念活动，修复徐光启墓，建设徐光启纪念馆，辟建马相伯故居，筹建土山湾纪念馆，受宋浩杰、陈澄泉、吴仁宏、黄树林等先生对故乡先贤徐光启崇敬热情之感染，鼓励研究之开展，亦应致谢。最应缅怀的是，王元化先生、陈乐民先生，生前都以特别的热情，支持从事徐光启的研究和纪念活动。王先生抱病，应邀为“徐光启纪念馆”题写馆名；陈先生到上海，多次专门约见，鼓励后辈如我，一定要好好研究徐光启。两位先生之晚年，对徐光启研究号召推动之努力，允有深意，殊应铭记。
李天纲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
上海·徐汇·阳光新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光启手迹
目次
前言
敍例
谱主大事记
谱前之部
本谱之部
谱後之部
谱主撰述年表
谱主撰述题目索引
谱文附注引用文献“简称”、“全称”对照表
本谱有关文献一览
本谱人名索引（附： 谱主家属成员索引、谱主世系表）
本谱阴阳曆朔日对照表（谱主出生年月至谱主逝世年月）
前言
徐光启是一个有一定代表性的歷史人物。他生当歷史转折较大的时代，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濒於没落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开始萌芽的资本主义思想以至一切新旧势力相互搏擊越来越激化的战场上，他的活动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他既是一位科学家，对农学、天文、曆法、数学、测量、水利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又是一位沟通中外文化的先行者，对国外（特别是欧洲）的学术、物産和新器物极敏感、极重视，做过不少“开风气之先”的译述、介绍、试验研究、推广利用等工夫；同时，他还是明代的一位政治、军事活动家。所以把他一生的行跡辑成年谱，在史学研究上是有其需要的。
“年谱”这种史学资料形式的出现，歷时虽不很久［1］，伹发展相当快，不久就述作如林，蔚为大观。其中，出现较早的，一般只为了阅读谱主著作（特别是散文和诗词）的方便，“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2］，内容简单，大都附入别集；继而逐渐加详，作为“一人之史”［3］，离开谱主的诗文集而别出；後来，反映面更广，不仅是“一人之史”，同时还部份体现了跟谱主有关的人物、事业、学术以至时代背景的概況，那就作用更大了。
後人为徐光启作的年谱，以《徐氏家谱》所载的一篇［4］为最早，内容相当简陋，甚至连谱主的出生、读书、教学、著述以至其他重要活动的记载，都付阙如。这只能算是“履歷简表”，不配称年谱。後来，另一篇题为《明贤徐文定公年谱初编》的，出现於距今四十多年前的刊物上［5］。内容差胜於前，但取材不广，编次失当，脱略、疏陋、舛误，不一而足，仍远不惬众望。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不忖譾陋，写出这部《徐光启年谱》，希望能较真实、全面、系统地反映谱主生平，包括其人、其事、其学以至其时代、其影响、其关係人物等方面史实。
针对这些方面，曾做过如下一些工夫：
（一） 访搜： 有关谱主的歷史资料，多数因日久、歷劫以及在清代遭禁而散佚［6］。其留存下来的，相当多一部份又颇零碎、分散、隐僻、罕流通，极不易知到、见到。所以，当着手伊始，就着意进行访搜，力求做到“旁搜远绍”以至“鉤沉阐幽”，荟萃齐全，期其“不漏”。所搜访的对象，主要是： （1） 谱主本人著述；（2） 与谱主有关的人物的有关著述；（3） 同时人或後人（包括谱主子孙）对谱主的记载（传记、谱牒、逸事、评论等）；（4） 直接或间接与谱主生平活动有关的历史（包括各类型史书以至官方文书和实録等有关的记载）；（5） 涉及、引及或影响及谱主学术思想的某些专门书（如某些农书、算书、天文书、曆书、水利书、军事书、宗教书等）资料。
（二） 甄选： 一般地说，年谱取材，比之传记，范围较宽，一鳞半爪的反映谱主个性的“小事”，传记所不便著録的，年谱都可包容，这是它的特点之一。这一部年谱，虽因有关资料散佚颇多而深感惋惜；但通过“耕耘”而收穫到的，汇零为整，还不算少。只是历年久远了，其中伪託的、讹传的、有所誇大的、似是而非的、涉於迷信的，不一而足。从柏应理［7］到李杕［8］等传教士所编的《行略》、《行实》等文献，固不足尽信，就是跟谱主同时的如查继佐［9］、邹漪［10］、李彦贞［11］等人以至谱主子孙先後所撰的传记、笔记［12］等，内容也不无舛误，不能包下来囫圇照“吞”。鑑於此，这就要求“定是非、明真伪”，审慎从事，做好甄选工夫，期其既“不漏”，又“不芜”。
（三） 组织： 对甄选所得资料，要求恰当地组织它，定出义例，包括布局、编次以至措词用字（参见本谱“敍例”部份），都希望能依照贯徹，达到“不紊”、“不苟”。其中尤其着意的为：（1） 发挥年谱的特点，使事件序次，按照它的发生先後，恰当编年排比；其与谱主关係较直接的，儘可能繫月、繫日，使其时序更为明确。（2） 在“俱收並蓄，待用无遗”的同时，争取做到主次能分明，前後能照应。除“谱文”外，兼照顾“附注”；除“本谱之部”外，兼照顾“谱前之部”、“谱後之部”。（3） 在掌握一定义例，保持全谱“一致性”的原则下，要求谨严地援据原始资料及其原文，保持本来面貌，做到有根据、可根据。（4） 儘可能弥补原来某些事件因年谱体裁局限而被分割、分散的缺点，编製若干以一定主题为中心的表式（年表、一览表、对照表、索引等），作为全谱的构成部份，期能“因针引綫”，便於检索和类聚比观。
（四） 说明和考证： 对资料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时、地、人、物、事等关係，择要分别予以说明或考证，期其“不昧”、“不误”。其中对纪载偶舛的，真伪难辨的，或传闻異词的，仿前人“考異”［13］成例，探究其所以致误、所以異同、所以取舍之故。未能肯定的，则疑以传疑，务求不武断、不逞臆见。如所援据的原始资料，因版本不同而字句有所出入，也分别作出校注，以便考信。所有这些说明和考证，包括校注，均以“附注”形式，依年次缀谱文後。
如上所述，这部年谱所做的几步工夫，在主观上虽要求竭尽绵薄，努力以赴；可是，程功毕竟有限，完成得都不够好。这裏，特地要指出： 谱主在当时以至後世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另有其错误的、消极的一面。他的世界观基本是唯心的，前期受阳明学派的薰陶［14］，後期又信仰天主教，对此，本来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5］；但由於个人学养所限，且囿於固有年谱的形式，内容“敍”而不“议”，缺乏分析批判。因而，这部年谱的思想性较薄弱。此外，鑑於谱文较多地引用古书原文，为求语法较一致，全谱因用古汉语写出，看来也欠通俗。这些，都是这部年谱的缺憾。当然，其它的缺点和错误，一定还很多，诚恳地期待读者们批评指正!
於此，还得附带提出： 管见认为替徐光启写年谱，一如替其他前人写年谱一样，不妨“百花齐放”，多式多样并存［16］。读者们对这部年谱，假如不以葑菲见弃的话，利用它作为参考资料之一，为谱主另编出一些更全面、更符合需要的年谱或其它形式的总结性著作，那么，区区“抛甎”意图，就算达到了。
梁家勉
一九七八年一月於华南农学院
附注：
［1］ 年谱体裁，係从传记和谱牒派生。北宋时始有定型和定名。近人谓元丰七年（公元一八四年）吕大防所撰《杜诗年谱》、《韩文年谱》两书，是最早出现的年谱（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五章）。
［2］ 吕大防《韩吏部文公集年谱·後记》语。
［3］ 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
［4］ 此谱係徐氏子孙所编，钞本。後来，李杕编《徐文定公集》，将它冠於集前，题为《徐文定公年谱》。
［5］ 近人徐景贤撰，见《学风月刊》第四卷第五至六期。
［6］ 徐氏年谱资料，主要应取材於晚明时代作品。这些作品，经过兵燹和清代统治者的禁網，散佚极多。据不完全统计，在销燬之列的，数达三千馀种，六、七万部以上。有些虽未遭禁，但因各种劫厄而损失的亦不少。单就“充栋等身”的谱主本人作品说，距谱主逝世仅二十馀年，家中便连“单词隻字”也几乎没有“遗留笥箧”（见徐尔默《题“端闈奏草”》），可想见其散佚程度的严重。
［7］ 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比利时人。公元一六五九年来华，在上海等地传教，与徐光启诸孙相稔，曾撰有《徐光启行略》。
［8］ 李杕，字问渔，江苏南汇人。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入耶稣会。曾撰有《徐文定公行实》。
［9］ 查继佐，字伊璜，一字歉修，号左尹，又号东山，浙江海宁人。公元一六一年生，一六七六年卒。曾为谱主撰传。该传收载於《徐氏家谱》，亦编入於所撰的《罪惟録》。
［10］ 邹漪，字流绮，江苏无锡人。曾为谱主撰传，收载於所撰的《启祯野乘》。此书写於明末（公元一六四二至一六四四年间），清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流传极罕。
［11］ 李彦贞，改名延昰，字我生，又字辰山，号寒村，江苏上海人。公元一六二八年生，一六九七年卒。曾笔述谱主逸事多则，散见於所撰的《南吴旧话録》。
［12］ 谱主之子徐骥撰有《先文定公行述》，孙徐尔默撰有述及谱主言行以至有关传说的笔记，均见《徐氏家谱》。
［13］ 《资治通鑑》撰成後，司马光再“参考羣书，评其同異，俾归一塗”（所撰《进资治通鑑表》语），别撰《通鑑考異》，开创了此例。後来，王懋竑撰《朱子年谱》，也仿其例成《朱子年谱考異》。但这些“考異”均别成卷帙；这裏只仿其意而不尽同其法。
［14］ 谱主曾受教於黄体仁，黄氏学宗阳明，“讲性学，多所发明”（见《上海县志》）。谱主对王守仁的学术及事功，亦景仰备至（见所撰《阳明先生手批武经序》）。这些，可见其所受薰陶的一斑。
［15］ 《中国共産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6］ 前人年谱，不以重複编出为嫌。例如杜甫年谱，已行於世的，逾十二种。其他一人而有数谱的，不胜枚举。
敍例
（一） 本谱力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实地依年次反映谱主——徐光启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发展过程；通过谱主关係，同时反映出当时时代背景的一个方面，从而达到“知人论世”、“古为今用”的目的。
（二） 著録范围，以谱主的直接活动，特别是谱主毕生的律身、为学、治事的活动为重点。同时，对影响於谱主的和被谱主影响的“人”和“事”，包括谱主的家庭成员、师、友、生徒、僚属、所私淑者、私淑者等的活动情況以至国内外有关的大事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等情況，都儘可能适当地分别著録。希望做到能不漏而又能不芜，能全面照顾而又能重点突出。但只着重第一步工夫，即资料的适当反映。至於第二步工夫，即历史的分析和评论等，期待能在这第一步基础上另行着手，这裏暂未涉及。
（三） 有关谱主方面的纪载，经过清代统治阶级的歧视、禁燬和长时期种种災刼，亡佚很多。但当前散见於古文献中的仍不少，有待进一步化零为整，鉤沉阐微工夫。这裏只就所能搜罗到的，依次繫年著録。其中，有些关係不大的小节，只要能体现谱主个性，跟其学养有关的，儘可能録入。但有些事涉无稽，特别是一些虚构风传，託人为重的宗教宣传事跡，概予甄别剔除。此外，国外对谱主有关的资料也偶有流传，这裏部分地酌予著録。
（四） 谱主著作，亡佚极多。这裏就现存的包括散篇和整部的著作，逐一考证其撰期。其中较要的，酌附解题，括其主旨（儘可能节録原文），繫於相当的年、月、日下；如无可考，则繫於相近年次，或与其他性质相近的著作，连类同隶。此外，现已亡佚的著作，分别加以考证，依次著録其目。
（五） 谱文儘可能严格地保存原所根据资料的面貌，直接引用原文；並以引用号标明。其中语意如欠明确或欠联贯的，酌增減或稍易其文字；但仍用一定符号或附注标明。要求做到“有根据”、“可根据”。
（六） 由於谱文较多地引用古书原文，古书原文又惯藉“文言”表达。求其语法较一致起见，全谱因亦采用“文言”写出。
（七） 谱文以“本谱”为主体，开始於谱主诞生年，终止於谱主逝世年，逐年蝉联。与一般年谱同例，以年为纲，按年隶事。就中，关係谱主较密切的事，儘可能兼记月、日。
（八） “本谱”以外，纂辑“谱前”和“谱後”部分。谱前部分记诞生前事，谱後部分记逝世後事。所记均较简略，以直接关係到谱主方面、承前启後、一脈相连的事为限。
（九） 谱文提及的人物和谱文某些欠明确的关键性词句或事实，酌附注解或考证。谱文引用资料来源，亦分别注明；遇有出处或版本不一的，以其中较早出现的为依据。彼此文句如有異同，附以校勘。所有校勘语、考证语、注解语，概不混入谱文中，另以附注形式，缀在各该年下。
（十） 谱文为行文方便，称谱主为“公”，有些句中，如以谱主为主语，则该主语从省（略去“公”字），迳以述语开始。其他某些惯用词彙、语法和标点符号，必要时酌定用例，使其一致，以期谱文较谨严、较明确、较简要。
（十一） 谱文繫年，别於前人年谱，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所繫月、日，一律依阳曆计算；以求适应当前习惯，便於联系。谱後附録对照表，仍可按表查出阴曆年、月、日。
（十二） 年谱对时间观念，例所重视。每记一事，各繫以时。如时同事異，只以时繫於最先一事，其馀同时各事，依次递记，不繫时。所记事如未详其具体的时，标以“顷”或“此顷”，表大概在其时前後；或标以“是年”，表肯定在这一年内；或标以四季名称，表肯定在各该季内（凡标季的，照原所根据的资料，只能依阴曆计）。
（十三） 谱文标点符号，与一般习用的相同。就中因所用“括号”较複杂，揭其用例如下：
1. “”——（1） 表引文；
（2） 表特定的词或着重点；
2. ‘’——表引文中的引文（在引文括号内）；
3. 〔〕——表引文原无而新增的字（在引文括号内）；
4. （）——表附加说明；
5. 《》——表书名或篇名。
（十四） 谱文附注较多，其中《本谱之部》和《谱後之部》，均繫附每年谱文後，数序自为起讫。《谱前之部》因较简略，其附注只繫附整部（指谱前之部）谱文後，数序亦整部为起讫。又，附注引用文献，名目颇繁。有些较常引用的，节省其文字，改用简称（所用简称，另表列述）。
（十五） 为裨助谱文，兼便稽检起见，就谱文著録范围，将逐年散见的资料，类聚羣分，各附索引，分别编成若干专表。其中包括：（1） 谱主世系表，（2） 谱主大事记，（3） 谱主著述表，（4） 谱主家族及社会关係人物表，（5） 谱文引用书目表，（6） 谱主生年至卒年新旧曆朔日对照表等，附谱後。
谱主大事记
记例简述
1. 用简表形式，标示谱文所著録的谱主生平大事，期便检索。
2. 著録范围，以谱主直接活动事件为限。其间接有关的不著録。谱主著述，因已另表按“年”分列（见《谱主撰述年表》），亦不著録於此。
3. 记文先记“事”，後繫“年”（繫年包括公元纪元及谱主年岁两项）。每事各为条记，每条记以年次为序。
4. 记文以谱主为主词的，其主词一律从省。
5. 每一条记，各依公曆纪元，繫以年次数字。
6. 检索手续： 先按“条记”检“年次”，再按“年次”在“谱文”（或兼在谱文“附注”）详检其“事”。
记事繫年
生。1562（一岁）
就傅。1568（七岁）
读书龙华寺。1569（八岁）
始读兵书。1573（十二岁）
就外傅。1576（十五岁）
师事黄体仁，与王偕春同学。1577（十六岁）
入金山衞庠，考取高等，食饩学宫。1581（二十岁）
娶妻吴氏。1581（二十岁）
开始留意水利。1582（二十一岁）
生子骥。1582（二十一岁）
在里中教学自给。1583（二十二岁）
丧祖母。1584（二十三岁）
赴太平府应乡试。1588（二十七岁）
丧母。1592（三十一岁）
赴韶州府教书。1593（三十二岁）
在韶州偶遊天主教堂，获晤郭居静。1595（三十四岁）
赴浔州府教书。1596（三十五岁）
赴顺天府应乡试，中式第一名举人。1597（三十六岁）
会试不第，回乡授徒。1598（三十七岁）
始晤利玛窦於南京。1600（三十九岁）
为子骥完婚。1601（四十岁）
信天主教，为天主教徒。1603（四十二岁）
赴京应会试，中式第八十八名进士。1604（四十三岁）
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604（四十三岁）
生男长孙尔觉（附记诸男孙）。1604（四十三岁）
蓄意改革旧工具，闻樂安县有“善巧”纺纱机，託冯应京代访求。1605（四十四岁）
迎父至京邸，妻吴氏及部分眷属随来。1606（四十五岁）
翰林馆期满告散，被任为翰林院检讨。1607（四十六岁）
丧父，扶榇挈眷回上海。1607（四十六岁）
浙直水災，建议留税金及发盐课赈災民。1608（四十七岁）
自闽引种甘藷於上海，从此，甘藷开始向北方传播。1608（四十七岁）
家居从事数学之研究及著译工作。1608（四十七岁）
家居事农圃兼事农学研究（附记日常生活一斑）。1609（四十八岁）
生女次孙（附记诸女孙）。1609（四十八岁）
營父塚。广植女贞树，拟放养白蜡蟲。从此，上海始有种树养白蜡虫。1610（四十九岁）
回京复职。1610（四十九岁）
兼内书堂教习。1610（四十九岁）
礼部疏荐兼修曆。1612（五十一岁）
兼纂修官。1612（五十一岁）
兼会试春秋房考官。1613（五十二岁）
与熊三拔试製天文仪器等多种。1613（五十二岁）
以病告假试办水利及营田事於天津。1613（五十二岁）
回京复职。1616（五十五岁）
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1617（五十六岁）
燬书贾所刻《毛诗六帖》板。1617（五十六岁）
奉命往宁夏册封朱倬漼为庆王。1617（五十六岁）
以病告假，仍居天津营田事。1617（五十六岁）
朝廷以辽事急，促回京复职。1618（五十七岁）
兼殿试掌卷官。1619（五十八岁）
任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及管理练兵事务。1619（五十八岁）
赴通州、昌平州二处检阅民兵。1620（五十九岁）
因病辞职暂居天津调理。1621（六十岁）
回京襄理军务。1621（六十岁）
辞职，复寓天津，部署垦闢水田诸事毕，归上海。1621（六十岁）
媳顾氏卒。1622（六十一岁）
被任为礼部右侍郎，不赴。1624（六十三岁）
免礼部右侍郎职。1625（六十四岁）
奉召，由上海赴京，复原职。1628（六十七岁）
兼充日讲官，旋充经筵讲官。1628（六十七岁）
兼充纂修熹宗实録副总裁。1629（六十八岁）
加太子宾客銜。1629（六十八岁）
任礼部左侍郎，管部事。1629（六十八岁）
督领修曆事务。1629（六十八岁）
开设曆局。1629（六十八岁）
建议製造望远镜等天文仪器十种，我国製造天文望远镜，始此。1629（六十八岁）
指挥训练京营兵。1629（六十八岁）
兼充训练战守事及监製铳砲。1630（六十九岁）
应召在平台奏对有关战守事。1630（六十九岁）
任礼部尚书。1630（六十九岁）
登观象台观测，跌伤。1630（六十九岁）
兼充廷试读卷官及考庶吉士阅卷官。1631（七十岁）
以礼部尚书兼任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知制诰及同知经筵事。1632（七十一岁）
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仍任礼部尚书。1633（七十二岁）
病卒。1633（七十二岁）
子骥奔丧，扶柩南旋。1633/ 4
李天经以公荐，继任督修曆法职1634
上曆书第四批。1634
上曆书第五批。至是，主持编译曆算之书，全部完成。1635
葬於上海徐家滙。1641
谱前之部
公元一一二七年（宋·建炎元年·丁未）
前一年金人攻陷汴京，是年赵构（宋高宗）即帝位於南京，继迁临安。
此顷，先世南迁中州（河南），继分支至上海［1］。
自“南渡”後，江南经济渐见“繁荣”。“诸郡县土田肥美，多秔稻。有江海陂湖之饶。然征赋烦重，供内府，输京师，不遗馀力。俗好媮靡，美衣鲜食，嫁娶葬埋，时节餽遗，饮酒燕会，竭力以饰观美。富家豪民兼百室之産，役财骄溢，妇女玉帛甲第田園音乐，儗於王侯。故世以江南为富，而不知其民实贫也”［2］。
公元一二三一年（绍定四年·辛卯）
郭守敬［3］生。
公元一二四七年（淳佑七年·丁未）
黄裳［4］绘製星图付石刻［5］。
秦九韶［6］《数书九章》［7］成书。
公元一二四八年（淳佑八年·戊申）
李冶［8］《测圆海镜》［9］成书。越十一年《益古演段》［10］成书。
公元一二六一年（景定二年·辛酉）
杨辉［11］《详解九章算法》［12］成书。此後陆续成《日用算法》《乘除通变本末》《田亩比类乘除捷法》《续古摘奇算法》等书［13］。
公元一二七三年（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癸酉）
司农司［14］辑《农桑辑要》成。内容分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等门，後此撰《农政全书》，多引用之。
公元一二七六年（至元十三年·丙子）
郭守敬任提举诸路河渠事已十四年；至是年，改任曆事，掌测验推步工作，越三年，任同知太史院事；又越一年，新曆告成；又越六年，任太史令，上表奏进所撰《推步》《立成》《曆议拟藳》《转神选择》《上中下三曆注式》等书。此外，又撰有《时候笺注》《修改源流》《仪象法式》《二至晷景考》《五星细行考》《古今交食考》《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八宿去极》《新测无名诸星》《月离考》等书。此顷，并创製简仪、仰仪、圭表、影符、灯漏、闚几、正方案等观测仪器，以“臻於精妙”见称［15］。後此，公颇推重其学。
公元一二九二年（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上海始立县，割华亭县东北五乡隶之［16］。
公元一二九五年（元贞元年·乙未）
此顷，上海人黄道婆［17］自海南岛崖州趁海船回乡，在乌泥泾教人运用製棉工具，推动种棉业及棉织业之发展［18］。
公元一二九九年（大德三年·己亥）
朱世杰［19］《算学启蒙》［20］成书。越四年，《四元玉鑑》［21］成书。
公元一三一三年（皇庆二年·癸丑）
王祯［22］将所撰《农器图谱》《农桑通诀》《穀谱》彙为一集，总名为《农书》。後此，撰《农政全书》，多节引其文。
公元一三一六年（延祐三年·丙辰）
郭守敬卒。
公元一三三年（至顺元年·庚午）
鲁铁柱［23］撰《农桑衣食撮要》，按月分繫农事。後此，撰《农政全书》，每引用之。
公元一三六七年（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丁未）
冬，吴太史院使刘基［24］根据元之授时曆上戊申大统曆［25］。
公元一三六八年（明·洪武元年·戊申）
“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又置回回司天监”。越二年，“改〔司天〕监为钦天〔监〕，设四科： 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统曆，曰回回曆”［25］。
公元一三八二年（洪武十五年·壬戌）
诏翰林吴伯宗［26］等译回回曆书。
公元一三八四年（洪武十七年·甲子）
根据元授时曆，定是年为大统曆“曆元”［27］。
是年及後此三年内，汤和［28］、周德兴［29］等奉命防倭，在沿海分设衞所： 登州、莱州、浙东西一带凡筑五十九城，福州、兴化州、漳州、泉州四郡凡筑十六城。
此顷，俞贞木［30］撰《种树书》。内容分豆麦、桑、竹、木、花、果、菜等部。後此，撰《农政全书》，多引用之。
公元一三八五年（洪武十八年·乙丑）
建观象台於南京雞鸣山，内设浑天仪、简仪、圭表、观星盘等仪象多种［31］，为世界上设立较早且设备较多之天文台。
公元一四三年（永乐元年·癸未）
立建州衞，以女真族酋长阿哈出为指挥使。
公元一四零五年（永乐三年·乙酉）
郑和［32］率领艦队及出使人员第一次出使西洋。从此次以後，至公元一四三三年（宣德九年），凡二十八年，出使七次，历经三十馀国，建立中国通南洋、印度、伊朗、阿拉伯及东部非洲之航道。
公元一四零六年（永乐四年·丙戌）
朱橚［33］撰《救荒本草》，著録所曾搜集试种之野生植物凡四百馀种，“绘之为图，仍疏其花实根榦皮叶之可食者，彙次为书”［34］。後此，撰《农政全书》时，曾将其所著録之植物，亲自尝试，并将尝试结果，酌附批注，连同该书全文附书後。
公元一四二零年（永乐十八年·庚子）
设东厂，司刺探缉捕事，由宦官掌管。明代阉宦干政，从此开端。
公元一四二一年（永乐十九年·辛丑）
首都由南京迁至北京。在迁都前，疏濬贯通南北之旧运河（会通河），开通南北漕路。
此顷，在北京齐化门城上设观象台。後此，仿南京观象台仪象，陆续製造，充实其设备。
公元一四七二年（成化八年·壬辰）
王守仁［35］生。
公元一四七三年（成化九年·癸巳）
西洋人哥白尼［36］生。
公元一四八六年（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西洋人地亚士［37］由大西洋航行至印度洋，在非洲南端，发现好望角［38］，始闢通印度之新航道。
公元一四九零年（弘治三年·庚戌）
黄省曾［39］生。
公元一四九二年（弘治五年·壬子）
西洋人哥伦布［40］欲西向寻航道至亚洲，得西班牙王之助，率海舟横渡大西洋，达中美洲巴哈马羣岛［41］。归国後，屡航海，次第发现西印度诸岛及南美洲海岸。从此，东西两半球之人与物，包括其原産动植物，逐步加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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