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视角下乡村公共空间的治理流变与发展政策——基于云浮市共同缔造的实践.pdf

乡村振兴-172-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年第 34 卷第 16 期（总第 564 期）党的十九大提出“城乡融合”的理念，促进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1。乡村振兴战略是“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的重大部署工作 2。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3。作为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城乡融合发展既是现阶段农村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城市发挥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功能的必然选择。自村庄开放以来，城乡经济要素跨域自由流动，打破乡村的边界。在城市化的冲击下，传统乡村文化逐渐式微，传统道德习俗逐步弱化，乡村治理体系也逐步离散化。在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面临挑战 4。虽然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民生活得到了相对的改善，但是乡村公共空间却被忽视了，传统乡土秩序在市场化大浪潮冲击下逐渐瓦解；昔日的“熟人社会”因此陌生化、原子化，乡村邻里之间茶余闲话也逐渐减少。在城市化大浪潮冲击下，政界和学界对如何重塑乡村公共空间都有自己的见解。从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到贺雪峰的“半熟人社会”5，从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共同体”到胡必亮的乡村“关系共同体”6，乡村公共空间，作为乡土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变迁的“镜像”。若不重塑乡村公共空间，诸多乡村在城市化大浪潮背景下则无法转型成功或逐渐萎缩。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乡村公共空间作为紧密联系农民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人民生活环境宜居的直观展现，更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承担着生态涵养、产业发展、文化塑造、秩序建构等功能。因此，需要营造良好的乡村公共空间，重塑乡土公共性，提升乡村公共空间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7。1 乡村公共空间的概念界定与治理流变1.1 乡村公共空间的概念界定乡村公共空间的概念产生源于19世纪60年代德国政治学家最早提出的“公共领域”观念，19世纪70年代，其概念逐渐从政治、社会学延伸至规划和设计学范畴。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乡村公共空间的内涵与我国乡村的本土地域特征相结合 8。我国乡村公共空间大都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自然生成的，按物理价值属性进行界定，乡村公共空间可被划分为实体公共空间、文化公共空间与虚拟公共空间三种类型。本研究主要是基于实体乡村公共空间和文化乡村公共空间两个角度提出，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内部村民话语思想自由表达或具有社会关联，并以一定空间形式固存下来的公共场所，其重 收稿日期 2023-03-21 基金项目 广东省社科规划粤东西北专项“区块链赋能粤西地区金融精准扶贫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GD20YDXZGL08）；湖南省研究生创新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政策研究”（CX20220672）；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城乡融合视角下乡村公共空间的治理流变与发展政策研究”（S202210566051）；湛江市社科项目“城乡融合视角下湛江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实现路径的研究”（ZJ23YB20）。作者简介 李 祥（1989），男，湖南邵阳人，助教，博士，研究方向：乡村治理。通讯作者 张姚芳（2001），女，贵州铜仁人，本科生。城乡融合视角下乡村公共空间的治理流变与发展政策基于云浮市共同缔造的实践李祥1，2，张姚芳1（1.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广东湛江524088；2.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长沙410128）摘要乡村公共空间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对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乡村公共空间的“传统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化时期-新时期”四个时期的治理流变，以云浮市云吟村“共同缔造”的实践历程为研究对象，针对乡村公共空间开展调查研究，分析当前乡村公共空间现状和存在问题，探讨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对策。结果表明，乡村公共空间面临着公共价值理念淡化、公共空间失落退缩、公共文化逐渐式微、公共组织功能弱化等问题，对此，提出应该弘扬乡村公共文化、培育多元文化主体、挖掘乡土文化内涵、优化公共组织结构、建立乡村公共空间多元治理格局，重建乡土公共性，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关键词 乡村公共空间；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乡村振兴-173-要特性为公共性 9。而新时期的乡村公共空间建设则需要契合多样化的村民需求，更大程度上发挥其功能和作用。1.2 乡村公共空间的治理流变根据国家政策发展，本研究将乡村公共空间的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 10，分别为传统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化时期、新时期，并对四个时期内的规划组织力量、构建秩序变迁以及空间影响展开研究。1.2.1 传统时期：地缘亲缘为主的小型化熟人社会 传统乡村建设时期，乡村内部较为封闭，生产水平落后，我国乡村社会主要以地缘及亲缘关系为基础，村落空间的形成主要受共同的价值观念、固有的行为规范以及具有绝对权威的组织制度等影响，其形成方法是由自下而上的村民自发秩序绝对主导。该时期的乡村公共空间类型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为满足村民生产生活需求，自然形成的公共场所 11。这些公共空间的布局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场所密不可分，主要是以自然形成的环境为主，如河边、村头、谷场、街巷转角等，主要是发挥村民之间的日常闲谈休息功能。另一种是以家族活动为单位的乡村公共空间，主要是与乡村地缘、亲缘关系以及宗教文化相关，如祠堂、寺庙等，发挥着维系家族情感的作用。1.2.2 改革开放时期：政府主导的政治性公共空间 改革开放初期，伴随“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乡村基层社会形成“乡政村治”格局12，然而由于原有乡村自治系统的改变，以及村委会大多由政府直接任命产生，大部分乡村地区的主要治理力量仍是国家主导。该时期基层自主性乡村空间秩序逐渐弱化，政治性公共空间成为主导13。全面改革开放形势下，城乡经济差距逐步增大，传统乡村公共空间功能已经无法满足村民日益丰富的现代化生活水平的需求，传统乡村公共空间面临衰落的挑战。1.2.3 城市化时期：市场经济冲击下公共空间的衰败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乡差距显著拉大，市场机制冲破城乡间、地区间的藩篱，推动了乡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层面上自由流动，这给内敛式乡村共同体带来了强大的冲击14。城市周边经济发达的村落，外来人口大量流入，使得共同体的社会边界日渐模糊。市场化要求乡村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服从市场经济而建构现代社会 15。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深入乡村共同体，原有文化传统、价值准则的规范制约作用减弱，生活性公共空间使用率降低。维系传统乡村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开始从内部坍塌，乡村公共空间也渐渐迷失了自身建构的文化意义，并伴随着乡村共同体的解体而逐渐衰败 16。1.2.4 新时期：需求多样化的新农村公共空间建设 新农村建设时期，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为适应乡村社会活动的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力量再次出现在乡村基层治理中，这就更加直接地导致对村民需求的忽视，进而与需求脱节，造成乡村公共空间的使用率低下、村民参与度低，集体认同感的缺失等问题。随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治理理念不断深入基层社会治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以实施“乡村振兴”为抓手，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明确指出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入手，强调多元主体、社会自治等在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向中充分体现 17。2 城乡融合视角下云浮市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实践探索2.1 案例选择本研究选取的案例村云吟村，为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下辖自然村，位于新城镇东北，距离县城约11 km。截至2020年底，全村共有户籍人口509人，常住人口约328人，多数村民外出务工导致该村劳动力流失的问题较为突出，是四类农村类型中典型的集聚提升型村庄。在该村共同缔造行动开展前，其面临着严重的人居环境衰败、老龄化与劳动力流失问题。云吟村治理困境的重点在于村民主体，需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云吟村“共同缔造”实践充分发动群众，“优规划、重参与、夯基础、提颜值”，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发展道路，并于2019年成功入选国家住建部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第一批精选试点村，环境善治成效显著。2.2 云浮市乡村公共空间的治理措施2.2.1 推广共同缔造理念，凝聚社区群体认同 通过村内土地资源的盘活与农房改造优化空间格局，实现资源再分配。云吟村聚焦村落空间结构的活化，但“共同缔造”理念无法深入人心、村民参与积极性差，集体行动的群众基础薄弱。面对这一情况，村委组织党员干部和乡贤入户走访，向村民宣讲“共同缔造”的有关内容，并开展座谈会与村民就“共同缔造”理念进行深入交流、为村民答疑解惑。经过不懈的宣传动员，村民理念成功由“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有效提高了村民自主参与的能动性，建设进程迅速推进。仅两个月时间，村中清拆危房100余间，腾空猪舍等近2 000 m2。同时，村中积极拓展人才资源，引入专业规划团队，在社区中发挥教育、参谋功能，建构起政府引导、专家李祥，等：城乡融合视角下乡村公共空间的治理流变与发展政策乡村振兴-174-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年第 34 卷第 16 期（总第 564 期）帮扶、村民参与共建的社区治理模式。除此之外，村中每年五月十三日都会举行拜祭仪式，邀请村民饮斋，利用村民传统文化情结进一步增强村民情感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共同缔造”理念得到推广，村民群体认同感增强，组织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阻力减少，社区公共精神被激活。2.2.2 贯彻共同缔造内核，推动村民认知自觉 充分利用地缘关系与情感话语体系，弱化差序格局的关系结构，激活公共精神、凝聚主体力量。云吟村村民长期生活在社区空间中，形成了许多共同规范和行为惯习，其“共同缔造”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与结构依凭。2018年该村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定通过云吟村村规民约，规范村民制度化参与范式。针对村内垃圾积存、杂草丛生的乱象，村委多次动员党员干部和群众投工投劳，半年时间内开展大扫除30余次，清理村中杂草垃圾等500多t，使村民切身体会美丽乡村建设的来之不易，增强广大村民环保意识。针对村中污水横流的现象，云吟村建设完善“雨污分流”工程，利用污水处理站将村中污水接入厌氧池进行处理，雨水则通过排水渠进行分流。经处理的污水排入人工湿地，尾水则利用农田干渠用于农田灌溉，以此实现污水再利用。2020年该村基于村内发展现状，对原有村规民约进行修订完善，制定了新云吟公约，更新村民对村内环境认知，同时作用于村民的环境行为，进一步提高村民环保自觉性。2.2.3 创新共同缔造模式，提高组织治理效能 关注主体利益诉求，关联村庄发展条件，将个体纳入群体网络，巩固“五共”理念意识，提振村民参与积极性，助力乡村可持续发展。该村创建“1+5”工作服务机制，即村党支部每一名成员联系5名党员、每名党员再联系5户农户，形成村内全覆盖网络，成功将村民纳入到村庄单元关系中，使村民通过地缘关系联结参与组织活动，不断增进彼此信任关系从而减少了村庄参与行为的监督成本，同时成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强化环境监督机制，形成共建共管的机制优势。与此同时，该村还成立了村贤理事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等多个社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联结，增强了村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实现村民的自发监督和自我规劝，形成人人都关心、事事有回应的环境治理局面，降低环境治理成本的同时提高组织治理效能。3 城乡融合视角下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的问题3.1 乡村公共价值理念淡化公共价值存在于公众的公共生活中，具有公共性和公众性的基本属性，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非制度性资源。根据乡村公共空间的治理流变来看，我国的乡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家对乡村权威式的干预逐步减弱，维系乡村公共价值理念的纽带逐步松弛，治理结果逐渐失效。共同缔造试点初期，大多数村民只参与家庭自建项目，对于需要集体参与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村民的反应比较冷漠，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乡村居民的价值理念呈现多元化趋势，对经济的追求超越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在面对公共选择时，乡村居民缺少公共意识和集体观念，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3.2 乡村公共空间失落退缩乡村公共空间是指乡村内部居民思想能够自由交流表达，实现公共利益诉求的公共场所，具有地域性、独特性、社会性等特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面临失落的公共性危机，具体表现为社会功能弱化和公众参与的缺失。从目前乡村公共空间的建设情况来看，乡村公共空间所承载的文化教育、公共服务、精神寄托等功能呈现出失落退缩、发展错位等现象，难以真正地满足乡村居民对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需求，进一步导致乡村居民的积极性不高，参与意识薄弱。3.3 乡村公共文化逐渐式微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历史性变革，乡村公共文化式微，呈现出公共精神缺失、公共价值理念淡化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公共文化主体建设力量的缺失。随着城乡融合的发展，云吟村老龄化与劳动力流失的问题突出，导致其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村庄内部公共空间缺乏活力，乡村出现“空心化”现象，最终导致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缺失。在城市生活的青年劳动力随着生活空间和方式的转变，其文化情感也在发生着改变，乡土情结日益淡化，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降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缺少内在动力和生机。3.4 乡村公共组织功能弱化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变迁，乡村呈现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和利益矛盾显性化等特征。乡村公共组织是指管理乡村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拥有法定的或授予的公共权力的所有组织实体。从现实情况看，云吟村基础和服务设施建设欠缺，乡村公共组织功能发挥不够理想，政治体系的公共性及吸纳社会的功能发挥不足，乡村基层组织存在虚化、弱化、边缘化的现象 18，在整合协调乡村资源方面作用发挥有限。4 城乡融合视角下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政策4.1 弘扬乡村公共文化，强化公共价值认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需乡村振兴-175-要立足当下社会发展多元化的现实要求，尤其要唤醒村民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村民的价值引领和话语激励功能，激发村民的创造力，培育公共责任意识。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加强乡村居民个体利益与乡村公共利益的关联，强化村民对乡村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增强村民的公共责任意识，坚定乡村居民践行公共精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想与目标追求落实在日常活动行为中。4.2 培育多元治理主体，激发公共空间活力乡村公共空间在乡村治理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共性是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属性。在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公共空间的建设需要厘清各治理主体的关系。政府作为组织者，要回应乡村公共价值理念塑造要求和乡村居民的集体诉求话语表达和空间意愿，建立乡村社会公共联结纽带；市场主体在追求经济效益同时承担社会责任；村民作为乡村公共空间的主体，围绕公共问题的解决，积极表达意见，监督决策，关注并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建设。在乡村公共空间建设中要坚持公益服务的价值导向，在乡村空间布局中要尊重地域特色，创新传统元素，拓展乡村公共空间社会功能，塑造乡村公共价值理念，凝聚乡村振兴发展的动力。4.3 挖掘乡土文化内涵，拓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乡村公共空间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类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快速推进，其公共性不断减弱。同时，承载的乡土文化特性也逐渐出现缺失。因此，需要充分挖掘乡土文化的内涵，创造多样化的乡土文化发展新形势，重新激活公共空间的乡土文化传承功能，重建乡土公共性，促进乡村善治。为此，在乡村基层治理进程中，乡土文化再造亟需政府发挥着社会参与的引领作用，搭建多元化协商平台，畅通政民互动渠道，时刻了解村民的现实表达，增强村民对乡村公共空间的认同感。此外，还可以搭建学习交流平台，积极引导村民有序参与相关的知识培训，让其掌握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容、形式、流程以及规则等，提升村民参与能力和水平，夯实基层群众有效参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通过拓宽“协商通道”与“学习通道”，召唤乡村公共精神回归，强化乡土文化主体建设力量，最终推进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4.4 优化公共组织结构，建立多元共治格局乡村治理是通过公共权威治理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的过程。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需要寻求乡村治理与多元共治的契合点，完善制度安排，优化组织功能，通过制度创新探索乡村治理有效路径。乡村协同共治的前提是多元治理主体角色定位更加科学、权责更加明确、职能更加优化，需要充分发挥乡镇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进村“两委”治理能力建设、不断壮大乡村社会组织、全面提升村民的自治水平，通过多元协作，提高治理效率、治理质量，优化公共组织结构，在建立由党委牵头领导、政府具体负责、社会积极协同、公众热情参与的多元主体有序发挥作用的治理格局下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参考文献1 刘 箴.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变迁与重塑以H省L市“屋场会”为例J.湖湘论坛，2021，34（3）：106-119.2 沈费伟，刘祖云.发达国家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与经验借鉴J.黑龙江粮食，2017（12）：48-51.3 王 丽.善治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J.行政论坛，2022，29（3）：99-104.4 索晓霞.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土文化价值再认识J.贵州社会科学，2018（1）：4-10.5 刘传俊，刘祖云.基于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村公共服务主体博弈与有效供给J.湖北社会科学，2018（3）：57-65.6 顾大治，虞茜茜，刘清源.自发与构建乡村公共空间演变特征及机制研究J.小城镇建设，2019，37（7）：53-59.7 何兰萍.从公共空间看农村社会控制的弱化J.理论与现代化，2008（2）：100-104.8 董磊明.村庄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拓展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5）：51-57.9 谷玉良.空间拥挤理论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城市问题，2015（7）：90-96.10 李晓飞.西方空间政治学前沿理论的整体性及其中国应用J.行政论坛，2021，28（5）：138-146.11 许中波，孙 哲.社区治理的空间政治学兼论“党建引领治理”的空间路径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1（4）：16-26，123-124.12 段晓黎.乡村振兴下的村落公共空间环境重塑J.艺术品鉴，2019（21）：284-285.13 宗海勇.空间社会学视阈下城乡空间关系演进研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6）：109-1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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